《父亲》的拍摄是时间的堆叠，它等同于生命流逝的长度

公众号新闻

2023-10-18 13:10

本文转自公众号：广图纪录片中心

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

GUANGZHOU DOCUMENTARY CENTER

编辑 | 廖海韵

摄影 | 张雷

审校 | 曾洁、李玉

编者按

EDITOR'S NOTE

9月3日上午，由广州图书馆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主办的纪录片《父亲》展映交流会在广州图书馆负1层一号报告厅举行。本次活动展映了纪录片《父亲》，并邀请《父亲》的导演邓伟和影评人谭柳来到现场，与观众交流纪录片《父亲》的拍摄初衷，共同探讨家庭影像的创作与推广，以及影像与时代的镜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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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GUEST

邓伟纪录片《父亲》导演。

谭柳影评人、编剧、导演，广州念兹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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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交流环节的文字版（节选）

全文约4000字，阅读需要8分钟

所有故事都是悬念的故事

关键词：《父亲》创作、炸弹理论

主持人：谭柳老师，您看完《父亲》有什么感受？

谭柳：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这部作品非常亲切，因为邓导拍的是我们湖南的小镇故事。第二，我觉得这部影片以现实为基础却又非常有诗意。它是真挚的、细腻的，带有非常多的情感，但是又把它收敛得非常好，不动声色地感动观众。第三，我认为它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它非常有预见性地在2018年就看到并揭示了社会转型的时代之痛，展现了现阶段地产行业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是窥一斑而知全豹，捕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第四，在艺术性上，它的影像语言及人物塑造得都很好，邓导爷爷和父亲就是非常有个性且丰满的人，在影片中非常有魅力。

活动现场照

主持人：这部影片据说是邓导制作完成的第一部长篇纪录片，您是因为什么契机而决定拍摄这部影片的呢？

邓伟：这部片子是我研究生毕业创作的延伸。我在中央美院本身学的是电影创作方向，所以在研三会有一年的空档期来独立完成一部作品。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家里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它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而且我对人物很熟悉，但一直没有定下心要拍。后来，偶然的一次回家，我看到父亲站在工地前处理那些琐碎的事情，天上下着淅淅沥沥的毛雨，这个画面让我感觉这个故事应该被记录下来。而且因为我从初中之后就离开家乡，一直在外求学，在家的时间特别少，就觉得自己对亲人有所亏欠。因此，那一年我把相机对准了家人，我也非常庆幸当时做了这个决定，让我在爷爷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闯入了他的世界，也让我对家族以及它与这个大时代的关联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父亲》截图

主持人：纪录片的创作其实是一个思想在不断生长的过程，那您在创作之初对这部片子的构想，和您最终的呈现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邓伟：其实有几次转折吧。刚开始是纯粹陪伴家人，觉得那种拍摄状态特别舒服，没有任何功利性，你就陪伴着他，听他絮絮叨叨地跟你唠家常。而且拍摄纪录片跟拍剧情片不太一样，它靠的是时间的堆叠，你拍摄的过程跟生命流逝的时间是等长的，这就是一个生命等同的陪伴。刚拍摄的时候，我没有目的性，就觉得留下这些素材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是有价值的，并没有想将来这个片子能带来怎样的影响。

邓伟

后来在拍摄过程中我形成了一些线索，发现这部影片不应该只讲自己的家庭，因为这些对于别人是无关痛痒的，所以我转变进入了第二阶段，增加了更多与时代变迁相关的内容。但后来，我发现时代转型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命题，不过我父亲跟爷爷这种具有典型性特征的人物非常抓人，所以在最后的剪辑和拍摄中，我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人物身上，将人物的情感更细腻地呈现出来，这便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版本。

主持人：可能大家都发现，这部影片既保留了纪录片的真实性、纪实性，但同时还有一种剧情片的戏剧张力。想问一下谭柳老师，您对于将剧情片的创作手法运用到纪录片中有怎样的理解？

谭柳：其实现在纪录片的创作已经非常多样化，这种戏剧化的方式也被广泛的运用在纪录片的创作之中。戏剧化最重要的就是悬念。在这个片子中，爷爷跟爸爸说，你不要老是期待你能够再发财，如果大家都发财的话，就没有普通人了。这些预言式的东西，已经在给我们设置悬念，我们就会一直期待爷爷说的是不是对的。你会去找答案，视线会一直盯着画面看。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希区柯克有一个关于悬念的理论叫作“炸弹理论”。如果你是平铺直叙地说三个人正在打牌，突然一下炸弹爆炸了，这就不好看。但是你先告诉别人，桌子下面埋了一个炸弹，而三个人在桌上打牌，这个时候你就会一直悬着心，看炸弹会不会爆炸。只有观众拥有上帝视角，观众才知道答案。所有故事都是悬念的故事，而这也是故事的魅力所在。

小家庭的故事，映衬大时代的变化

关键词：家庭关系、观察者与参与者、时代之变

主持人：邓导，当您用镜头去聚焦父亲和爷爷的关系时，是不是也会观照自己与他们的关系？

邓伟：会有，这个其实是源于了解。虽然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身边很亲近的人，但我之前并没有真正地观察他们。这部片子用了很多特写镜头，聚焦在人物的脸上、手上，当你盯着他看，仔仔细细地听他说这一辈子的过往，你会发现太多曾经忽视的东西。比如我爷爷，他是一个盲人算命先生，十里八乡认为他算命很灵、很准，但在我这里他就是一个絮絮叨叨的、看不见的爷爷。但当我用镜头对准他，发现手肘高度的家具的拐角处都包了浆，那就是他靠手来判断位置、长年累月所摸出来的生活的痕迹，你会想到他这个人一辈子八十多年都生活在黑暗中，会特别动容。我也是在后期剪辑时才看到这些，自己看着都会流泪。如果没有这次拍摄，这些都是我平时完全不会留意的。

《父亲》截图

其实我父亲也一样，他是一个爱吹牛的人，在别人面前要展示成功人士的人设。在拍摄过程中，他讲述了很多小时候发生的事情，我才慢慢理解他对成功、对别人的眼光或者说对于金钱的渴望是与他背后的成长经历相关联的，这些都让我对他有了更多的理解。

主持人：在创作的过程中，您既是一个观察者，同时也是故事的参与者和建构者。您如何定位自己在这部影片中的角色呢？

邓伟：我其实一直在亲人和摄像机背后的导演这两个身份间游离，相互切换。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更多时候是亲人，爷爷的讲述更像是对一个孙子的日常唠叨，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我举着摄像机。

虽然我们最终看到的影片是相对克制的，但其实在拍摄过程中也有一些我参与的镜头。比如爷爷撞门的时候，当时我把镜头推到了特写，完全盯着他的手，没想到他的头会撞到上面的门。当我注意到他撞门时，就会本能地抬头想看看撞到了什么，这时候就导致焦点虚了。

其实最后那些有我成分的片段，都会被我剪辑掉，因为我不想给大家带来太多我的主观情绪。包括这个片子为什么2018年拍，但是过了两年才和观众见面，也是因为爷爷离开之后，我没法审视这些素材，每次看我都会流泪。所以缓了一年半，因为平复了心情，接受了爷爷离开的事实，我才能更客观的进行剪辑，最后呈现出这样一部克制的电影。

主持人：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该如何在捕捉微观生活的同时，反映大时代的变化呢？

邓伟：我的创作其实一直聚焦于现实主义题材，我的片子其实与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一部好的片子，一定要具备时代性，要直击你现处的时代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有良心的导演，就应该把你所看到的视角以及你的认知呈现出来，哪怕说它不能最终抵达观众，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

不过一定不要被时代性限定住，因为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中国发展这几十年，那些转折、变迁都会在人们身上留下痕迹。当你把一个人物讲得足够深入和生动时，那些时代的东西都会被自然而然地映射出来。

观众提问

观众：我想用之前拍的片段为我的亲人做一个片子，但有一些画面没有拍摄到，觉得挺遗憾的。您觉得我该如何处理这些内容呢？

邓伟：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什么形式都可以，没有记录下一些画面也不见得是坏事。对于影像来说，部分的留白会显得更真实，因为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嘛。作为爷爷的亲人来说，如果我没有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陪伴他，那才是最遗憾的。但对于影片来说，任何遗憾都能被接受。

市场的归于市场，艺术的归于艺术

关键词：私纪录片、推广发行、定位

谭柳

主持人：这几年家庭类的纪录片越来越受关注，包括陆庆屹导演的《四个春天》、黄惠侦导演的《日常对话》等。在这里想问一下谭柳老师，您怎么看待家庭影像类的纪录片，你觉得这样的一种记录和创作对于创作者本人或者一个家庭而言意味着什么？

谭柳：家庭影像其实在学术上还有另外一个说法，私纪录片，它是相对于私文学而衍生出来的。在西方，家庭影像非常的日常，例如电影里面展现主人公如何成长，他的父母可能就会拿出一个录像带放给他看。但把家庭影像做成独立的作品，非常考验创作者的创作能力，因为你需要在海量且熟悉的素材里面寻找意义，寻找表达的线索，架构作品。

日本有一位私纪录片做得非常出彩的创作者，河濑直美。她甚至做过实验电影风格的私纪录片，很前卫，很先锋，所以家庭影像的可操作空间其实蛮大的。但我认为家庭影像是具有两面性的，它会涉及到一些隐私问题，因此很多作品不一定能被观众看到。

河濑直美

主持人：谭柳老师，您作为纪录片的创作者、出品方，您觉得像家庭影像这一类型的纪录片，它未来该如何进行推广发行呢？

谭柳：这其实是很难解的一个问题。像《四个春天》的市场反响就还是非常不错的，当年它以很低的制作成本拿到了过千万的票房，当然这是很多平台、推手同时助推才得到的市场结果。而更多的作品是没办法被看到的。

首先，纪录片在国内的市场还相对比较小，不像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纪录片已经获得了非常高的认同度。而一些偏文艺又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品，受众可能会更少一点，这样的作品在推广上确实相对较难。我觉得参加影展、获奖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广途径，让更高维度的一些平台认可这个作品，那么信息就会从上至下传递，人们就会关注它。另外，纪录片的普及需要业内和爱好者们一起推动，当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需求不一样了之后，我相信大环境就会变，那我们推广纪录片的难度就会变小。

还有一点，我认为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有它清晰的定位。纪录片是一个艺术商品，如果我们是冲着获奖和影展去创作的，我们就把它做成艺术化程度很高的作品；如果是想达到一定的市场结果，那就要做受众分析，看看大众在关注什么，大众愿意看什么。让市场的归于市场，艺术的归于艺术。

活动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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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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