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深圳通关手记：不要低估老人的“数字鸿沟”
昨天，笔者从香港经由深圳湾通关，结合当前疫情的总体情况，谈几点想法：
首先，港人热切期盼与内地通关的需求远远大于实际供给。目前从离开香港到内地，可以选择搭乘飞机，也可以从口岸先到深圳，但飞机班次紧张，一般都要提前两个多月，且价格比平常贵很多，所以很多人选择从口岸先到深圳。但因为每天从深圳过境的需求量庞大，故目前采取的是摇号制，每天有2,000个名额，相较于以前的抢名额，摇号看上去要相对公平。笔者24日当天上午提交摇号申请，当天晚上就摇中，据周围朋友讲述，平均摇号周期为一个星期至两个星期。虽然深圳不断在从增加通关名额、改变规则严防黄牛、提供特殊群体人文关怀等方面努力，但目前仍是供不应求，港人与内地通关的呼吁一直高烧不退，很多港漂困于隔离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未能返回内地。
其次，通关过程中除了提供香港核酸报告，还要做两次核酸。通关前，除了在香港做一次提供彩色报告的核酸之外，还需要提前预约在深圳口岸的核酸时间，并截图保存，否则到了口岸的第一关会耽误时间。在检查过香港的核酸报告和健康驿站预约确认单和绿码之后，便到了第一次核酸的步骤。且要想出境，必须等核酸结果出来，平均时长一个小时。以上，都在预料之中，只是没想到，在入境深圳的过程中，还需要再做一次核酸。笔者询问做核酸的工作人员，为何在做了前一次核酸之后还要再做一次，给出的回答是“不知道”。从香港到深圳的人，大多拖着大小行李箱，流程上的精简不仅可以给这些通关的人们提供便利，也能最大限度节省公共资源和支出，在有了香港核酸报告的前提下，不知道再做两次核酸检测的意义何在。
第三，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在仰赖科技支持的常态化疫情下更加突出。在通关过程中，笔者前后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其中一位是香港人，基本不会讲普通话，在完成香港方面的核验之后，进入到深圳这一边，因健康申报码、入境旅客轨迹卡都需要填写相关信息，他有好几次退出排队人群，去求助相关工作人员。到了最后一关，因排队人数多，且进入到了狭窄的过道，行李箱不便拖出，故向笔者求助，在帮她完成了相关的信息填报后，他反复用粤语说着“谢谢”。另一位老人是深圳人，因进入到深圳这一边，手机网络不能用，漫游又没有开通，故在扫码填报信息时出现问题，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笔者开通了手机热点解决了问题。不过后来才看到，在扫码的指示牌上，其实深圳方面提供了免费WIFI，只是老人根本没有看到。这次切身经历，再结合之前发生的诸如上海九旬老人买面被拒等事件，在科技极速发展的今天，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人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这样的鸿沟不是一份《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的红头文件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全社会在意识和行动层面加强对老人群体的关照，别让他们成为新时代科技变革之下的“弃民”。
最后，基层防疫人员工作很不容易也很机械，须警惕防疫对人的异化。通关过程中，每个关卡的防疫人员大多疲态尽显，工具式的做着防疫流水线上自己那一环节的工作。在疫情进入第三年的今天，不得不说，基层防疫人员的身体和精神都到了一个临界点，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动态清零也越来越困难。但在一声令下之后，基层防疫人员又不得不进行严丝合缝的防疫，期间发生民众与“大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自马克思提出异化理论至今，人们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被潜移默化的异化而不自知，但疫情对人的异化却是具体可感的，身处这一链条的人们，每天工具式的防疫、工具式的执法，人们好像根本忘记了，人，具体的人，才是目的，也全然忘记了，社会持续发展靠的不是一时激情，而是理性与常识。要知道，疫情对我们的影响，远不只是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心理意义上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经历上海封控之后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觉得这次静默带来的转折性意义，现在还远远看不出来。一般人只谈到经济冲击，经济冲击是其中一部分，但更大的是另外一些冲击。人是靠某种期望、对某些前景的信心活着的，群体中彼此之间有一种信任感，这种信任存在于公民与政府、个人与个人之间。现在这些纽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甚至引发了某种危机感。这种冲击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到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心理意义上，都是一个大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点将会看得更明显。”稳预期、稳信心，这里的预期与信心，不只是经济层面的，更是公民与政府、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任感，是文化心理意义上的。从这个层面来看，后疫情时代我们面临的挑战，丝毫不会逊色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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