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今天在路上走了一天，没时间写新文章了，昨天聊到了苏轼，就发一篇关于苏轼的旧文吧，晚安。
对中国文学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黄庭坚和苏轼是一对好基友。黄不仅是“苏门四学士”之首，而且留下了很多与苏轼写诗互怼开玩笑的文坛公案。与苏轼是可谓是标准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同时代文人当中若说有谁最了解、最认同苏轼，除了苏轼他弟苏辙，那就属这位黄庭坚了。但黄庭坚对苏轼有没有意见呢？有的。他有个外甥叫洪刍，应该是苏轼的狂热粉丝，写什么东西都模仿偶像的笔法。黄知道后写信勉励外甥，夸了一通之后却特地嘱咐了一句：苏轼的文章好是好，但他的吃亏就吃亏在“好骂”之上，你看乌台诗案把他整的那个惨样，外甥啊，咱可千万别学他哈。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苏轼？写“大江东去浪淘尽”“明月几时有，白酒问青天”那个？没看出来他的诗怎么喜欢骂人啊？其实，如果先了解一下宋史背景，然后再拿起《苏东坡文集》来读，你会感叹这苏轼老小子头真铁，什么不要命的话都敢说，还都说的那么文雅却又那么损。当时的背景是，王安石改革搞国家信贷，要求各地把“青苗钱”借给青黄不接的农民，等到丰收时再连本带利收上来。在王相公的设想中，这本来是官民两便的事情。但苏轼看到的却是，地方上的官员为了完成上面摊派下来的“青苗钱”任务，把放贷的地点设在了赌场、妓院旁边。农民子弟借了青苗钱之后，受不住诱惑，闷头进去赌和嫖，弄了个“过眼青钱转手空”。成了宋朝版的“套路贷”受害者。然后诗的后半部分，苏轼一通猛“夸”：还是王相公的政策好啊！“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让农民子弟都逗留在城里的勾栏瓦肆里败家，为我大宋的普通话普及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这诗也很过分，苏轼吃货一个，跑到农庄去吃竹笋，你吃竹笋就吃竹笋呗，觉得口淡，非来那么一句“迩来三月食无盐”：原来农民们不是因为像孔子一样因为听了韶乐而忘了味道，而是几个月都吃不起盐了啊！盐铁在中国古代是官办的。王安石改革要为国家聚财，盐政上自然加码。于是盐价就高企了。所以苏轼说来说去，还是在骂王安石——吃个竹笋忘不了这茬，损不损？就问你损不损？这诗写的就更是不要脑袋了。当时，在杭州任上的苏轼八月十五到钱塘江边儿去看大潮，看到当地渔民，赶在大潮的时候还在捕鱼。然后他说：东海若是知道我们圣上的意思，一定会让盐碱地也变成桑田吧。写这诗的时候，王安石已经下野了，宋神宗自己走到前台来推动新政。于是苏轼来了个“宜将剩勇追穷寇”，干脆连着皇上一起讽……“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的这些作品都成了他“诽谤朝政”的“罪证”。评良心说，后世明清的文字狱可能多是捕风捉影。但苏轼这个罪名真的没冤枉他，他话里话外就是那个意思。而苏轼自己的说法则是“如蝇在食，不吐不快”——看见他看不惯的事情，他跟吃了个苍蝇一样难受，非要骂出来才行。而且不仅要骂，还是借写诗曲里拐弯的骂——进个城、看个潮、吃个笋，他绕来绕去最后都能绕到怼朝廷上、怼新党、甚至怼皇上那里去……由此看来，黄庭坚说他：“其短处在好骂”，也没算冤枉他。但问题是，黄庭坚只是做了横向对比，觉得苏轼在同时代诗人中“好骂”，如果纵向对比，跟之前的诗人比比，苏轼又如何呢？
读苏轼的诗，你会感觉他诗中的“唐风”很足，而这种“唐风”的最大要义之一，就诗人要借诗表达自己锋芒毕露的意见和风骨。其实翻翻《唐诗选》，你会发现唐朝人写诗很多都是苏轼那个“好骂”的调调。个个都是不怼人不会说话的“祖安老哥”。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同样是写诗骂人，高适没事儿，杜甫没事儿，李白没事儿，到了苏轼这里就出事了呢？难道真的是华夏精神至宋已经中衰，皇帝与唐代相比都更小心眼了吗？在让苏轼倒霉的“乌台诗案”爆发之前，其实出了一件当时还挺受关注的事情：苏轼在京中的好友，驸马王诜（就是高俅的前老板）自掏腰包，帮他结集出版了一本诗集。这套诗集运用上了当时刚刚在北宋开始广泛应用的雕版印刷技术。雕版印刷的刻字精美，苏轼又是当世文豪，诗写的朗朗上口。于是这套诗集一下子成了当时“爆款”，很多读书人争相传阅。而这么一搞，苏轼那些讽喻诗的味道可就变了——唐朝的诗人们在自己的书斋里写写诗，对时局发发牢骚，那真的就只是自己发牢骚而已。顶多诗集做成几个手抄本，传给几个友人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一下。而苏轼所生活的宋代则不同，在雕版印刷的助推下，苏轼这种文化顶流的影响力成几何倍数的被放大。你苏子瞻今年到任杭州，写个什么诗骂骂王相公，明年这诗也许就在京城刊印出版了，后年可能就形成舆论压力影响朝局。这可还了得？那对不起了，朝廷为了管控风险，必须把你这个不可控因素摁死。于是，苏学士，委屈一下吧，请带枷来汴京受审。就像复旦的朱刚教授在《苏轼十讲》一书里说的那样，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原因无他，就是被技术变革的时代撞了一下腰。其实苏轼这还算命好，神宗对他还算法外开恩。因为他那些诗的影响力，后来看其实被低估了。苏轼的弟弟苏辙，后来出使辽国。发短信，啊不，写短诗说：哥，你在辽国火了啊！“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我在辽国这边一说自己姓苏，胡人们就问我：“你可是大苏学士的弟弟？”还拿了你的诗集给我看，究竟是谁把这些诗集传到北京（幽都）来的呢？当然是印刷术，苏轼以前，辽国最火的“网红诗人”还是唐代的白居易，但苏轼那本要命的诗集一出，他马上在那边也成了顶流。但这种大火，对苏轼本人其实是有风险的。苏轼诗歌里那么多诽谤宋朝朝政之语，传到辽国去再传回来，你让宋朝君臣百姓们怎么想？所以，苏辙在后两句中不无忧虑的说“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哥啊，咱低调哈，低调。用今天的话说，用唐朝的习惯写宋朝诗的苏轼，高度疑似史上第一个“给境外势力递刀”或“为辽帝国主义输送攻击我大宋炮弹”的汉奸。幸亏宋神宗没想起这茬事儿来，要不然就算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怕是也救不了苏轼的命。其实双方都没啥错，苏轼只是在按过去的诗人那样写，朝廷也只是按过去的规矩那么判。只不过他们共同遭遇了印刷术这场时代变革。权威与诗人，顿时就不能在一起愉快的玩耍了。从这个意义上讲，16世纪马丁·路德的遭遇与11世纪苏轼的遭遇是异曲同工的，就像苏轼没想过自己仿唐人随手写几首牢骚诗能助推下“过幽都”一样。在路德看来，他当年贴出的“95条论纲”，也不过就是一个青年神学教授对“赎罪券的效能”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这样的论纲中世纪其实还算蛮常见的，马丁·路德起初压根没有什么要跟罗马教廷公开对线的革命觉悟。
但苏轼遭遇了雕版印刷术，马丁·路德遭遇了古登堡印刷术，两个人的文字因此都获得了大大超乎前人和自己意料的声量。这个声量最终让他们不得不与其时代对言论的宽容上限进行一场“对对碰”。在这种碰撞中，幸运的路德撞碎了其时代的上限，三十年战争一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一签，欧洲原有的对言论的宽容上限被突破了。社会容忍度对言论做出让步。而在几百年前的东方，这个逻辑反了过来。人们似乎认为，该让步不是社会容忍度而是言论本身。苏轼本人在经历了乌台诗案一通好整之后，写诗收敛了很多。而黄庭坚在总结苏轼的悲剧之后更是提出：“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写个诗，你就不要老想着给朝廷提意见，对世道发牢骚了。既然技术的扩音器被调大了，那你低调点说话不就可以了吗？写点风花雪月它不香吗？但这么一来，诗的意义其实就没了。苏轼以后的文人再也难写出那种“唐风”十足的诗歌。于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国的文学主流，越来越远离直指时事的严肃文体，向着通俗、闲情和风花雪月去避难。但也犹嫌不足，“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在步步近逼的不宽容之下，咏叹风花最终也成了杀头的重罪。孔尚任编个戏剧《桃花扇》也能丢官挨整。于是中国的文化最终在“不敢高声语”中陷入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默当中。龚自珍空叹什么“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写《宽容》一书的亨德里克·房龙曾说，不宽容是人类的天性，而宽容则是一种需要后天习得的技能，且文明越发展，这项技能就越重要。
这个定义很精准，信息技术革命与迭代，总是不断的在给言论赋能、拓张其影响力。而这种成几何倍数增长的言论影响力，与成线性增长、甚至可能难以增长的人类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度是难以匹配的。
所以每到了技术迭代之时，社会对言论的宽容度，就会遭受一次考验。前不久，又一位公众号作者师玥宣布封笔、从此不再写了。临封笔前写了一篇文章，自述自己“不是因为不愿意再坚持理想”，而是因为部分读者过于不宽容。这些读者“自己不敢写，甚至不敢转”，又对写手“苛求无数”：不能接广告，不能写不好理解的文字，稍有不合其意，就留言辱骂。师玥还贴出了一部分读者的辱骂内容，骂的确实非常之难听，不堪入耳。我作为一个公号作者，看了这些之后，确实感觉于我心有戚戚焉。我们这些还在秉笔直书、我写我心的作者们，究竟在跟谁作战呢？我毕业后曾在一家传统媒体做过评论员，我记得那时候报社隔三差五，总能接到一些读者电话，骂我的文章写的不合其意——虽然当时在前辈老师们教导、修改下，那些文字其实已经很温吞水了。我记得当时我的一位老师就提醒过我这个问题：你写有观点的文章、揭露性的报道，总会有读者看了不舒服。而这种人出现的概率，是随着你文章的阅读量而攀升的。所以搞文字创作就像用手去扯钢琴线，你用力越猛，就越会被那琴线割伤。而投入自媒体这个行当以来，我越发感到这个道理的真实。随着号的做大，我所遇到的辱骂、苛求，也成百上千倍的增加。抛开404不算，即便那些来自受众的不宽容，也已经让我经常感到逼近我的心理承受极限了。所以，我们正在遭遇的，是另一场“苏东坡悖论”、“马丁路德危机”。在信息技术的极度发达的当下，人类到底是选择固守自己旧有的不宽容，对一切自己不喜欢的言论施以暴力？还是再次释放宽容的底线，让那些声音得以存留？这个选择，现在又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受众们选择了后者，那么写作者们也会做出与黄庭坚当年相似的选择：所有带刺儿的声音迟早会都大音希声，最后只剩下“今天的天气哈哈哈哈哈”“你好我好大家好”之类的无效信息。只要信息技术继续演进，而受众们固守着自己旧有的不宽容，那些古典气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少，只因为他们过于“棱角分明”。这是苏轼晚年写的，此时他已经被贬到了惠州。已到广东了，不能在远了吧。所以他做了这首《纵笔》：我满头的白发好像在风中被秋霜染过一般，躺在小楼的藤床上一脸的病容。大家都知道我睡得正香甜，不忍心打扰，连附近的道人，在五更敲钟的时候，手上特意轻慢了许多。可以看出，此时的他，早已没了当年“如蝇在食，不吐不快”的脾气，他已经不想讽刺了，也无意骂谁，只想美美的睡上一觉。可是远远听到“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苏轼，还是高估了印刷时代千山万水的隔音效果。这首诗传到京城之后，他的昔日旧友、今日政敌、宰相章惇听了不开心：苏子瞻尚尔快活耶？再贬！去琼州（海南）做别驾吧！当技术已经打破了空间的隔音板，人们却仍要固守心中不宽容的时候，可有文案真能让我们纵笔的写作？可有地方真能供我们安心的春睡？所以，为了那纵笔，为了那春睡，请让我们为自己、也为时代选择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