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中国研究院：全球创新离不开“中国场景”丨外资研发中心调研系列八

在日立制作所研究开发集团日本本土以外的海外研究机构高管团队中，陈杨秋是目前唯一的女性，也是少数非日籍高管之一。

这位留着一头短发、笑容亲切的女士，说起话来十分温和，同时思维缜密。她早在1998年便加入日立（中国）有限公司，2000年起参与日立在中国研发基地的筹备和建立，现任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日立中国研究院院长，负责引领日立在中国区域的研发战略制定、顾客协创、技术开发、开放创新等工作。

日立创立于1910年，从日本茨城县的一家矿山机械修理厂起家，通过自主技术和产品研发，接连研制出电机、风扇、冰箱、电梯、机器人、集成电路等产品，而今主要聚焦数字系统&服务、绿色能源&移动、产业互联三大事业体系，截至2023年3月底在全球有697家公司、32万名员工，2022财年全球营收约5650亿元人民币。

日立最早在1960年代进入中国，是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少数外资企业之一，1994年中国总部日立（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截至目前已经在中国设立了110家公司，有4.3万名员工，2022财年中国市场占其全球营收的12%。

日立在中国开展的研发活动，也已经超过20年。2000年，日立中国研究院的前身日立（中国）有限公司研究开发中心始建于北京，是日立在中国的总部级研发机构，并于2005年、2016年分别在上海、广州设立分支机构。此外，日立集团在中国的主要企业也设有相应的研发团队，从事产品设计和开发实验等工作。

随着中国在一些技术领域的领先、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外资研发中心同样希望在中国这一有着丰富应用场景、规模优势的市场里，发掘创新机会并参与其中。陈杨秋带领团队积极投入本地创新的同时，也在力促总部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了解中国发展的机会，致力于获取总部更多的理解与支持，扩大与日立全球的技术协同合作。

加入日立之前，陈杨秋曾任职于前中国机械工业部，有机会接触众多外资企业。她曾作为组织者参与机械工业部与日立合作举办的经营管理研修项目，由日立的高管们为中国的机械工业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培训，让她对这家跨国公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陈杨秋选择加入日立，从此开始了在产业界的职业生涯。其实她最早的工作是研究技术经济和技术创新，加入日立，则是从理论研究转向具体实践，投入技术创新活动本身。

一转眼，25年过去了。

回头看，陈杨秋觉得，当时日立中国研发中心是应运而生。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外资落地中国发展十多年，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布局本地研发的阶段。

当时，不少外资已经在中国启动研发工作。1998年，微软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来改称亚洲研究院），富士通成立独资的研发公司，松下、索尼、东芝等日资企业差不多都在同一时期成立了研发中心。

不过，日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进行大笔投入，而是从可行性研究开始，从日本总部派出研发负责人，开始了在中国研发的探索。

当时大家已经很清晰地看到中国的人才优势、市场优势，陈杨秋对南方周末研究员说，“我们知道应该要在中国做研发，而且也知道为什么做研发，但是，具体做什么，怎么做，这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

陈杨秋见证和参与了日立迄今在中国研发活动的全过程。在她看来，研发在中国做什么，到今天依然也是看两个要素：中国需要什么，日立能做什么。

日立在中国研发的起点是通信技术研发，2001年和清华大学建立了联合实验室，研究移动通讯基站相关的技术。早期探索还包括移动通讯终端设备设计、智慧楼宇技术开发等等，这一阶段主要考虑的是招聘并用好中国的人才，确定适宜研发项目并降低研发成本。

中国研发在早期曾有过一个暂用名叫做新业务开拓部，这也显示了日立研发的一个定位是开拓新业务。在陈杨秋看来，在中国做研发的过程，其实也是日立在中国的新业务探索的过程。比如，当时日立手机业务部门想在中国做手机，中国研发团队就首先实施了实地调查、走访了很多手机厂家，提出中国本地合作伙伴的候选名单，也做了外观设计的客户喜好分析，提出了产品设计的方向。

同时，早期的中国部分研发工作也是面向日立全球业务的，比如中国本地研发的图像分析技术被应用于日立全球产品中，车载软件开发、材料分析测试、工艺改进分析技术等都直接或间接对日立全球业务作出过贡献。

1942年，日立成立中央研究所时，提出不仅要研究眼下的技术，还要研究十年、二十年以后的技术。

今天的日立制作所研究开发集团，形成了健全的研发体系，覆盖基础研究和重点领域的应用开发研究。

经过20年的发展，日立中国研究院也同样不断扩展研究领域，逐渐明确了不仅要贡献于当前事业的发展，也要引领日立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定位。为此陈杨秋每年要牵头做分析、看技术的发展趋势，通过技术洞察和对中国未来社会需求变化的研判，选择符合公司业务方向的领域和切入点，做超前研发；同时与日立在中国的业务部门紧密合作，针对中国市场需求来解决未来一两年内可能面临的问题，将研发和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研发管理过程中如何平衡是个关键课题，也就是如何合理分配资源”，技术和应用之间有一个“死谷”。此前很多大公司的总部研究院花了很大力量投入基础研究，日立也同样如此。在陈杨秋看来，企业的研究成果如果不能应用到产品、不对实际业务作出贡献，慢慢就被束之高阁了，所以企业研究的导向很重要，对创新的理解也很重要。

2015年，日立全球研发体系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组织调整，从原来按研究领域划分的组织体系调整为按创新功能划分，成立了顾客协创、技术创新、基础研究三个中心。这也意味着，研发中心的工作，从过去单纯的技术开发，变成更广义的面向创新的研发，去关注更大范围的创新，不仅包括源头的技术创新，还包括对客户的理解，对价值创造的追求，对创新全流程的管理和推进。

日立在日本的中央研究所内设立了开放协创基地“协创森林”，并在全球各分支机构设立了协创空间，共计十二处，其中有两处在中国。

这些改革仍在不断调整中，日立始终在探索，一直在前行。陈杨秋坦言，挑战很大，但是改变是必须的。首先以产品为主的企业，面临从硬件到软件再到服务的转型，这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在数字化、绿色低碳的大趋势下，企业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没有统一答案，必须靠企业自己去求解、适应变化。

其次，企业研究成果众多，如何应用到具体商业中，让技术落地、研究成果产生更大效应，是亟待解决的课题；从实验室研发进化至顾客协创，让研究人员走到前台，对企业员工、既有的工作方式，是挑战，研发团队和业务团队如何更好地融合，快速创新，也是挑战。目前日立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中约有70%投入到顾客协创项目中，在制造、城市楼宇、能源等各个领域和顾客以及合作伙伴在积极开展协同创新。

同时近年来，日立寻求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开放创新和协同创新，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客户协创方法论“NEXPERIENCE”，把自身积累的技术基础、经验技巧与客户及合作伙伴的知识相结合，加速开放创新，实现共同成长。

日立把创新过程总结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展望未来、明确课题、提出概念；第二阶段是提出创意并具象化；第三阶段是原型制作，通过积累的应用案例、日立的技术、结合合作伙伴的技术等实现技术的融合；第四阶段则是实现落地应用。每个阶段日立都与相关方积极合作推进。

日立的企业理念是“通过优秀的自主技术及产品开发贡献于社会”，从1918年开始做研发，曾创下不少日本第一、世界第一。

1982年通过电波全息摄影在全球第一个成功进行磁场微观观测，1993年世界首次成功展示在室温下工作的单电子存储器，2004年开发出全球体积最小的传感器网络终端，2007年开发出世界上最小的非接触式RFID芯片的原型……称日立是一家以创新引领的公司，并不为过。

每家百年老店，都有各自成功的原因。陈杨秋认为支撑日立发展的是创业精神“和、诚、开拓者精神”，对研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开拓者精神。面对困难，面对看起来不能完成的难题，敢于挑战，积极应对变化，不断自我调整，这是日立保持持续成长的动力。

对日立中国研发而言，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从过去的全面落后变成部分领先。材料科学、宇宙空间、深海领域等关键技术实现突破，互联网时代的模式创新卓有成效，到了数字经济时代，原始创新开始涌现，同时大规模应用创新会进一步加速创新的迭代速度，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基地。

即便是2023年大热的生成式AI大模型，陈杨秋认为它未来最大的机会仍然在于找到应用场景和大规模的实际应用，作为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体的中国发展前景广阔。这意味着，只有在中国深入深度参与创新，才可能抓住这样的创新机会。

陈杨秋坦言，随着中国创新环境的变迁，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何发现中国能够引领世界的新的创新机会，能否参与其中？这是日立面临的新挑战。

“我们也希望在中国本地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原创的创新，所以我们也更加注重开放创新，开展研发生态合作”。在她看来，制造业、城市楼宇的数字化、绿色转型，健康养老等领域，都是中国的确定的发展机会。日立中国研究院正在积极与顾客以及各类合作伙伴合作，加强中国本地的创新。

2022年7月，百威啤酒全国26家工厂正式上线AI for MRO（Maintenance、Repair、Operations）解决方案，通过需求预测算法和库存优化算法等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直观呈现库存指标、精准定位问题库存的基础上，对业务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实现智能采购与智能调拨，从而降低企业整体供应链成本，提高运营效率。这是日立中国研究院与百威啤酒协创的结果，这一实践无论技术、规模或体量，无论在百威或日立，都是标杆型的存在。

作为在中国开放创新的重要举措，日立中国研究院非常重视大学合作。日立首次在海外开启和高校的全面战略合作，始于2006年的清华大学，此后又分别在上海和广州，与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从共建联合实验室，开展技术和人才的战略合作，再到着眼未来的创新合作，日立与高校的合作不断拓展和进化。

2019年4月，日立和清华大学启动面向未来超智能社会的“未来创新合作计划”，针对新能源发展、智慧交通出行和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在自动驾驶的安全性提升、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能源管理、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干预等领域取得了众多合作研发成果。2022年，双方又开启第二期合作计划。2023年6月，双方联合发布《中老年健康科技产品可持续使用白皮书》《中老年科技产品可持续使用设计指南》，为中国中老年健康科技产品的开发提供参考。

在陈杨秋看来，与大学合作，对日立来说是必要、重要，而且是有成效的。“站在企业的角度，大学帮我们打开了一扇更大的技术创新的门；站在社会贡献的角度，企业跟大学是共创，成果共享，我们也在通过这种方式为中国的技术创新作贡献。”

2022年4月，日立启动了为期3年的2024中期经营计划，目标为通过数据和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做人们幸福生活的后盾。该计划聚焦两大方向：守护“地球生态红线”，创造“幸福生活”。日立研发体系的布局也随之积极调整，整合资源聚焦可持续发展和数字技术以及基础技术的研究。

而今，在日立研发的全球体系里，中国研发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存在。随着中国创新地位的变化，日立中国研究院不仅仅吸纳全球的能量，也正在中国“与前行者同行”。中国的研发备受关注，也备受期待。陈杨秋说感觉很幸运，同时也感受到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