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湘西杀夫夺房案:她说,下老鼠药比离婚更划算 | 女法医柳二两04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内容挺离奇,专门讲妻子杀老公。
它的作者是一位女记者,在新闻行业从业14年,专门聚焦女性婚姻生育领域。
书的开栏语写道,在日本的搜索网站上,如果把“丈夫”作为关键词输入搜索引擎,自动显示的第一个关联词是“去死”;如果输入“妻子”,最先显示的关联词是“礼物”。
为了研究妻子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这位女记者用10年时间采访了12个希望丈夫去死的妻子,最终得出结论——
“杀死丈夫”大多不是一时情绪上头,而是妻子们经过理性计算的结果。在她们的生活经验里,杀死丈夫比离婚更划算。
2021年,女法医柳二两在湘西遇到一个特别认同这种说法的女人。
去年12月,南方某县城公安局,我又一次见到了那个奇怪的女人。
两位侦查员同事夹着她向我走过来。她像是我母亲那样的年纪,留着齐耳短发,穿着深红色的棉睡衣和毛线拖鞋,微微弯着腰,像身子骨不太舒服,但又走得有些急。
她刚被调查出涉及不止一起谋杀案,脸上却没有一点惶恐或悲伤。
我是一个法医,和尸体打交道多于人,我以为自己和这个女人不会再有交集,却在机缘巧合下,有机会坐在距离她几米内的位置,听她说出自己一生的故事。
她讲述的语气就像她空洞的表情那样,少有起伏,无论人生中遭遇了什么样的屈辱,她也只是一问一答,从没哭过。她只是淡淡说着,那三个男人对她做了什么,而她又还给对方什么。
如今,这些男人当中,第一个幸存着,第二个已经死了,第三个半死不活了。
她的故事,是从最后一个男人开始讲起的。
我们接触这个女人的契机,是当天派出所转来的一起警情,说有人被老鼠药毒死了。
听报警人话里的意思,似乎不是误食,而是下毒。
我当法医的地方是个小县城,除了一些服毒自杀的妇女老人,还从来没有见过正经毒杀的案子,这是头一个。我立刻收拾东西跟上车。
车往山里开了足足一小时,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山影下,一间小木屋亮着灯。
穿过木门,走进低矮砖房,屋里有一种怪异的味道,似乎是前调酸臭,中调霉臭,后调是煤炉子让人头晕的味道。
我吸了吸鼻子,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个现场跟我之前见过的相比,好像还缺一种味道,可我说不出是什么。
堂屋里围坐着四五个五六十岁的大伯阿姨,盖着烤火被,似乎正在聊天。他们非但没有伤心难过,看到我们来了,反而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
同事向他们询问情况,我在旁边等着,左顾右盼,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好像有人在打呼噜?我环顾一周,没有人在睡觉啊?
从进门起,我就盯着角落里的那张木床,木床上铺着被子和衣服,拱起成一个长条状,里面似乎有个人。“死者”是在那里吗?
我忍不住打断他们,问:“死者呢?”
自称是死者姐姐的那位阿姨指了指床上,我凑近一看,呼噜声正是从床上那个人嘴里传出来的——
对了,就是缺少那种味道,死人的味道!这是个活人!
“这这,这个人是活着的啊!”
我被吓了一大跳,“死者”姐姐却轻描淡写地接话说:“是还没死,马上就要死了。”
这可是亲弟弟啊,她说得好像看电视一样。我满脑子问号,看了看师父,看了看同事。
痕检员找找急了:“人还没死,怎么就叫死了,他儿女、老妈子(妻子)呢?你们是他什么人,是个什么打算?”遇到命案,我们最先找的是子女、配偶,这种最亲近的关系,他们比较能负责。
阿姨说,她弟弟胡生是个老光棍,最近的就是他们三兄妹,他们大哥已经死了,就剩她这个亲姐姐。
阿姨紧跟着抛出了一个更劲爆的消息,她说,他们这个哥哥也是老鼠药中毒,半年前死的,所以弟弟应该也活不了多久。
本来他们打算等人死了直接埋了,她那个读了大学的儿子说事情蹊跷得报警,她就报了,“你们来了,我们就不用管了。”
说话间,她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就好像在讲今天杀了只鸡一样。
我们一头雾水,问她哥哥是怎么回事?
阿姨说,他们的大哥胡明,差不多半年前“病了”,省医院查出是老鼠药中毒,治了一段时间,回来后一个多月又“复发”死了,当时他们都以为是误食,就没有报警。
我插嘴问,哥哥出院了怎么又死了?
阿姨说:“可能是看他没死,我的那个嫂子又下药了。”
阿姨接着说,弟弟这次中毒也是嫂子干的。
这可是杀人的罪名,我立刻追问:“你怎么知道是嫂子?”
阿姨愣了一下,反问道:“不然还有谁?”
在乡下办案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村民或亲属能提出一些怀疑,却说不出自己的怀疑是从何而来的,就得靠公安机关缜密认定。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一个女人毒死自己的丈夫,逃脱了法律的惩罚,还想再毒死丈夫的弟弟,这也真够惊悚的。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又有什么深仇大恨?
我想打听打听这个“嫂子”,可是阿姨只能含糊地回答说,别人家的事她不是很清楚。要不是儿子觉得不对劲,她本来也不会掺和这些事。
她说话时,其他几个亲属都坐在火堆旁没有动,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中有些甚至还以为两兄弟得的是传染病,怕传上自己,才愿意过来商量的。
入夜的天气越来越凉,找找问,那现在躺床上这个人,你们打算怎么办?
阿姨仍然用平淡的表情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条件都差,没钱治,他快死了,上次哥哥就是这样的,你们等一下,等他死了,你们就验尸。”
她甚至挺客气地让我们坐下等。
我看了一眼床上的胡生。他的面部干瘦,颧弓突出,感觉是那种一辈子都很辛苦的庄稼汉。
唯一异常的,就是他的皮肤特别黑,可能就是老鼠药中毒的表现。阿姨告诉我们,他中毒不到一个月,刚出现嗜睡症状。老鼠药不是什么烈性毒药,及时洗胃应该还有救。
胡生微张着嘴,还在打呼噜。但此时此刻,他唯一的亲人正在邀请我们坐下,等待他的死亡。
人快死了,最紧张的不是家属,而是我们带队的领导教导员。
我们毕竟不是秃鹫,不可能真看着人死。教导员苦口婆心地劝导家属要尽快送医院救治,人还有救。
教导员甚至恐吓地说,你们这属于见死不救,你们有救助义务,一条人命没了,是很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他们说没钱管不了,教导员又说这种情况可以向政府申请救助,我们该帮的也会帮。师父也在旁边打帮腔。
或许是师父的白发增加了教导员说话的可信度,家属们将信将疑地跟村支书打了个电话,确认真的有救济后,才终于答应送往医院。
胡生暂时没事了,我不用尸检,跟着痕检员找找去搜查现场,找传说中那个嫂子用来下毒的老鼠药药瓶子。
亲戚告诉我们,嫂子已经被派出所带到别处问话了,人也刚走没多久,房门开着。
对比单身的胡生,哥哥胡明和嫂子的家明显像样很多,是一栋二层的楼房,屋里也很干净整洁。
但我总觉得整个屋子特别空,仔细一琢磨,发现是因为屋子里没有任何装修,里外都是没有粉刷的水泥墙面,天花板空荡荡地挂着一个灯泡,像一个毛坯房。
农村家里惯有的烤火炉,这个屋里也没有,人刚走,屋里已经和外面一样冷了。
想着搜索下了毒的剩菜,我们打开冰箱看了一眼,冰箱里只有些剁辣椒和便于下饭的咸菜,一般会囤的冻货什么的也没有。
老鼠药经常放在冰箱附近,我蹲下身看冰箱底下,结果看到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点点,不知道是什么。我让找找来看,找找说是老鼠屎。
我左右张望,一只猫一样大的黑影突然嗖地从我眼前窜过去。我吓了一跳,抓着找找问那是老鼠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老鼠?
这个表面干净的房子,不知道已经被老鼠蛀了多少洞。
我们翻来找去,依然没有发现老鼠药,下楼正打算回去,就看见两位侦查员夹着一个女人走过来。
那应该就是“嫂子”了。她看起来跟我妈妈差不多年纪,面无表情。胡生家里昏暗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我想起了一个词形容她的表情——“空洞”。
就像我背后的那个“家”一样。
教导员说,孙春蕾,也就是嫂子刚刚承认下毒了,按规定讯问女性嫌疑人需要女工作人员在场,让我去当个工具人。
本来我已经困得不行了,可是想想前不久刚挨了批评,教导员说我干法医的事情还好,任劳任怨,安排干别的“就像提的一桶蛤蟆,叽里呱啦”。好吧,我也只能再加个班。
我跟着孙春蕾回了公安局,在审讯室面对面坐下。
比起孙春蕾和胡明的那个家,审讯室里竟然还相对暖和一些。
灯光照在孙春蕾脸上,我注意到她耳后别着一个夹子,短发从夹子下翘出来一点。
侦查员没花什么功夫,她就很爽快地承认:我给我老巴士(老公)和老巴士的弟弟下毒了。
“我老巴士经常打我,我想不到别的办法,毒老鼠没用完的就给他了。”
孙春蕾说,她只想他残疾,没想他死。
虽然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孙春蕾觉得投毒只会让胡明残疾,但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说,这些不太有文化的嫌疑人就算撒谎,也只会直接否认“我没干”,不会在意图上撒谎说“我没想杀人”,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动机会影响量刑轻重。所以,嫂子的话很可能是真的。
可是两人是夫妻,残疾了也还是她照顾他呀?我不解地问,你老公打你,你干嘛不离婚?
这个女人像看孩子一样,对我露出了一个笑容:“妹妹,我离婚了怎么办?住哪里?”
我突然意识到,孙春蕾肯定不知道什么叫婚姻法,更看不到自己的价值。
在她的叙述里,她辛辛苦苦种了一辈子地,包下所有的家务,但没外出打工挣钱,就不能称为为这个家做过贡献。而房子全是胡明出钱买的,所以就是胡明的,离婚了当然可以把她赶去睡大街。
我们刚刚见过的那个毛坯房,就是她唯一的落脚之处,也是她的牢笼。
这是一起家暴“反杀”案吗?我心里涌起了一些同情,不自觉地听得更认真了。
但紧接着我就发现,这背后的黑白远没有我想的那么分明。
孙春蕾那天说了6个小时,足足13页的口供内容,没出现一次“嫌弃”这个词。
她的讲述里却能让我感受到,她生命里亲近的每个人,都嫌弃她。
她更是最嫌弃自己的那个人。
孙春蕾和胡明是二婚。她的上一任丈夫,是个村里看来很有出息的男人。
就是太有出息了,结婚后不久,男人就在县城托亲戚找了个有编制的工作,越来越看不上农村的妻子。
再加上那时候已经开始计划生育,孙春蕾却生了一个女儿。男人毫不避讳地告诉孙春蕾,他已经再找了一个城里姑娘,要给他生儿子。
“说我配不上他”,孙春蕾自嘲地笑着看我,“你看,我一个农村的哪里比得上他。”
我观察她的表情,发现她是真的认为自己“配不上”对方了,就该离开。
后来,孙春蕾带着三岁的女儿回了娘家,娘家虽然没有拒绝,可是时不时的,父母和哥哥都会催她趁年轻再找一个。
孙春蕾认为,这不是催婚,是在“逐客”。哥哥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娘家就是哥哥的家,她是客人,被赶走也是理所应当的。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问道:“你没找过孩子爸爸吗?”按照我的理解,离婚了当然应该给抚养费,何况前夫不是有钱了吗。
但孙春蕾只是摇摇头,或许她觉得不好意思,被人嫌弃了还往上贴;或许她根本没有抚养费的概念。
第二任丈夫胡明的条件很糟糕。家里穷,二十八九还娶不起媳妇,喜欢酗酒,还有个弟弟跟他一样穷。但孙春蕾觉得自己也就这样了,“只要谁能接受我们母女,我就可以跟他一辈子”。
开始几年还算和睦,胡明甚至把赚的钱都给孙春蕾拿着家用。但几年下来,两人一直没有孩子,“反正一直都生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于是胡明开始也嫌弃她了,动手打她。
我再三追问这个“打”有多严重,有没有伤痕?有没有报警?
孙春蕾犹豫地说,没有那么凶,“就是说话不答,打一下子;要钱,打一下子。”
那是一种很日常的打。孙春蕾自己种田补贴家用,手上没有现钱,每周赶集都要问胡明要,胡明心情好数落几句,心情不好一个子儿也没有,说不准还要捶两拳。
还有的时候在村里迎面遇见,胡明嫌弃她闲逛,或者在外面受了气,也要搡她一下。
村里人都能看见,但反正打得不凶,没人说什么,都是这样过来的。孙春蕾也没有生命威胁,只有难受。她无法描述那种难受。
其实她心里也知道,胡明可能是担心自己没有后,到时候给她“白养伢儿”。她想来想去,带着女儿去了一趟县里,把姓改了,意思是这个女儿就当你亲生的,不会让你白养。
胡明有没有放心,没人知道。他确实从没打过女儿,也让女儿上学。虽然算不上慈父,但农村大部分父亲也就是这样。
孙春蕾说:“我的孩子也是他养大的,就这件事,我还是真的感谢他的。”
终于,女儿长大了。女儿没有像爽文里一样逆袭翻盘带她离开,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在外地结婚生子。
我问孙春蕾:“你去你女儿家里玩过没?”
孙春蕾说,女儿结婚那天她去送亲了。
我有点惊讶,这不太符合习俗,不知道是不是她硬要的。
我想象她坐上车,送到了女儿未来的家,看着女儿敬酒,和女婿站在一起,脸上闪耀着她年轻时的光彩。
这会不会是她人生中,少有的不被人嫌弃的时候呢?
孙春蕾的爆发,恰恰是在女儿出嫁、新房盖起,一切都向好的那一年。
审讯室外天光蒙蒙亮了,我们问到了最关键的那个时刻。
“你是怎么下了狠心的?”
孙春蕾想了一会,说:“他听别人的话,骂我,我腰疼不给我钱看病。”
去年六七月份,孙春蕾和胡明吵了一架。她两个月前上山采竹笋伤到了腰,为了省钱一直贴着些地摊膏药,实在疼痛难忍,和胡明提了好几次想要钱去医院看看。
胡明把她骂了一顿,说她扯乱弹骗钱,让她就在家里养着,要是动不得他就扶她。
他说着真的上来扶妻子,可手一拽,反而把孙春蕾搞得更痛了。
孙春蕾觉得他是故意的。腰往后一直也没好,她觉得自己从此就要残疾了。
后来孙春蕾才知道,胡明那天回家就是窝着火的。下午他碰见邻居杀鸭子,胡明问邻居是什么好日子,邻居随口说,家里没有包谷喂鸭子了,“不像你们家包谷多,还可以卖了请人下包谷”。
胡明追问之下,得知妻子花钱请了人工来下包谷,当着邻居面就发了火。在他看来,这种活就应当妻子干,不然不是白养了?
邻居看胡明肯定要找老婆麻烦,只是叮嘱了一句别在嫂子面前说是他说漏了嘴,却没有为孙春蕾辩解一句。
他们都不知道,孙春蕾之所以请人帮忙,就是因为她腰疼没有治好,干不了。
孙春蕾说,她听到那些话的时候很生气:“我只想他把我当个人看”。
我有点惊讶,她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什么是“当个人看”?
这个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我没有追问。
审讯室的灯光下,孙春蕾还是面无表情的样子,继续描述,那天晚上,她如何把老鼠药混进了他们一块的晚饭里。
老鼠药是早就买好的,本来打算放在楼上毒老鼠,可是担心养在三楼的鸡误食了,就一直放着没有用,现在却拿来毒人。
她想法很简单,自己腰痛好不了了,胡明也得一报还一报,也残疾。
这话让人听着,觉得很正常,是一种报复心态,但她接下来说的话让人震惊。她居然说,等胡明生了病,就不会欺负她了,她可以照顾他,甚至出去打工,让丈夫也问她要钱。
她觉得自己只能呆在丈夫买的房子里,而这里又像一个斗鸡笼子,两个人关在一块,只能一强一弱。
第一天,胡明只吃了一小半被下药的白菜。次日中午,孙春蕾又把菜热了继续给他吃。
那顿饭之后第二天,胡明就说自己乏力,不想出门。
孙春蕾知道药起效了,让他在屋里躺着。
胡明躺了一会,忽然说,既然今天不去干活,就去取钱给你看病吧。
孙春蕾坐在他的摩托后座,去镇上银行取了钱,又去医院开了药。她不知道他是后悔了,还是因为自己生病才突然能理解妻子的痛了。
膏药没有什么用,后来她的腰还是痛。
胡明的症状一天比一天严重。就像孙春蕾挨打时没有人帮忙,胡明生病时,就连住在隔壁的弟弟胡生都没过问。如果孙春蕾想丈夫死,这时就应该置之不管,成就一场“完美犯罪”。
但她先是把丈夫送到了县医院,接着又把女儿叫了回来,两人一起把胡明送到了省里。
省里医院开出了药,也非常明白地告诉他们,是鼠药中毒。说话的时候,胡明和女儿都听到了。
“你女儿知不知道你投毒的事?”同事问。
孙春蕾看着我们,眼里带着小心翼翼。
同事解释说我们只是问清楚事实,不是要追究你女儿的责任。嫂子这才开口说,在医院里,女儿私下问过她是怎么回事,她回答女儿说“不要乱说,不要问”。
她不好说自己当时的神情有没有被女儿看穿,但女儿后来没有再问。
回来后,女儿告诉了乡邻胡明是老鼠药中毒,乡邻们追问是不是误食了,女儿一概默认。
而胡明似乎完全没有怀疑过孙春蕾。在省医院住院和刚出院那会,他都对孙春蕾不错,没再乱发脾气,也没有打人,好得像是永远能这样下去。
但出院不到一个月,他的情况再次恶化,很快病逝。死前并未说过怀疑妻子的话。
别说同事了,就连我都怀疑,是不是胡明迟来的良心并没有打动妻子,孙春蕾再次下毒。
可孙春蕾坚称她没有,“医院里开了好多药,他没有坚持吃,可能是药物没排干净,复发了”。
甚至就连那段没有挨打的平静时光,也是她告诉我们的。除了她以外,并没有人在意那一个月里他们相处得如何。
胡明最终还是死了。女儿保持了沉默,乡里其他亲戚都默认胡明是误食了老鼠药,没有人报警。孙春蕾和女儿两个人主持了葬礼,胡明的尸体带着真相被黄土掩埋。
我想起我刚刚搜索过的孙春蕾的家。那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一点胡明的痕迹。
我记得,二楼有三个房间,其中两间连地板都没有。唯一一间嫂子住的,除了衣柜、床、床头柜,什么都没有。
我们乡下习惯定制木头衣柜,这个家里却是买的成品柜,床上盖着成品的大花绒毯子。
床头柜上放着半杯水,还有一个打开的膏药盒子,大概就是孙春蕾治腰疼的。
村民们说,胡明夫妇俩嫁了女儿后没多久就盖了这个小楼,住了也有年头了。可走近一看,就像一个空壳子。
我极力回忆,也只想起来,冰箱上有一个白色的蕾丝罩子,房门口有两双整整齐齐的手工毛线拖鞋。这种手工毛线拖鞋,很多妈妈都会给自己家里钩。看大小颜色,两双都是女士的。
孙春蕾“赶走”了丈夫,没有人再欺负她了。可是从那个房子里,我看不出自由了的她是否开心。
直到半年后,孙春蕾对胡明的弟弟胡生再次下毒。
次年2月,我再次来到孙春蕾和胡明的家。
孙春蕾承认毒杀丈夫,可死无对证,我们只能开棺验尸,检验胡明的尸体里有没有毒物残留。
那天是个好天气,像春天一样暖洋洋的,一路上桃花点缀着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仿佛要发生什么浪漫故事一样。
虽然是要去开棺,但我还是举起手机拍了一段桃花,剪成视频发给朋友看。
但村民们似乎都无心观赏这美景,早早地蹲在坟地边等着看热闹。一半在议论“法医竟然是个女的”,另一半在议论这起下毒案:
“那个女的会不会判死刑啊?”“还是心狠,给两个人都下毒了。”“没儿女,把别人的儿女养大被毒死了。”“打媳妇儿的最终还是搞不赢。”
很奇怪,他们的议论不像跟这对夫妻朝夕相处二十年的乡邻,而像抖音视频下的随手评论。
村民帮忙挖开了坟堆,打开了棺材盖。我屏住了呼吸,生怕看见教科书里那种恐怖场面,但出乎意料的,尸体的皮肉还是全的,味道也不是非常浓,甚至能被风带走大半。
村民抓着裹尸布,把尸体抬了出来,放在法医用的天幕底下。我换好装备,就地开始干活。
我没有看尸体的脸,我是来检验毒物的,只需要开腹、取出肝和部分胃就好了。
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尸体的腹部。人已经死了七八个月,尸体是灰白色的,很干瘪,更像干尸,皮肤都干成了皮革质地,只有腰背有些许湿润滑腻。
触摸腹部,没有活人那种弹性,就像按在鼓面上。
小刀切开尸体的腹部,声音细碎,咔嚓咔嚓的。
腹部里面是干的,器官都呈现一种干缩的形态,有点像腊肉,摸起来硬硬的、滑滑的。
我把肝组织、胃组织等取出,放进像打包饭盒一样的塑料物证盒。
盒子都是透明的,也不用怕吓到围观群众,毕竟他们现在这副伸长脖子的样子,好像只怕看不见。
一般解剖是会把器官分析完缝回去的,但毒物检验时间长,棺材不能一直放着。我把缺了元件的尸体重新缝上,跟师父示意搞完了,师父点头,告诉派出所民警好了,可以埋了。
不记得是小说还是谁跟我说的灵异故事里讲过,土葬的时候影子不能埋在土里,一说要埋,我赶紧就溜了。
村干部和我们一起离开,路上先是向我表达了一个小妹子搞法医、有胆子开棺之类的赞扬,我都听腻了,更感兴趣的是这起案子。
村干部说了半天,终于故作神秘地问我:“你知道刚围观的笑得最开心的是谁吗?”
“谁?”
“就是当时快死的那个弟弟。”
几个月前“诈尸”吓我一跳的胡生,竟然已经来围观开棺了,看别人解剖自己亲哥哥,还能笑得出来,我真是无法理解。
同事告诉我,这个弟弟胡生竟然坚持说,嫂子没给他下毒,生病的时候还给他送了粥。
胡生说,他哥哥活着的时候,他老在哥哥家吃饭,时间长了,嫂子经常骂他懒惰,不干活,只晓得蹭饭,俩人有些矛盾,他后来就没去吃了。
但哥哥去世之后,只剩俩人相互照应,两家住得很近,嫂子时不时还会炒个菜给他吃,对他很好。至于他为什么生病,生的什么病,医生没说,他也不知道。
同事当时很匪夷所思地质问他,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还是坚持说不知道。
对于嫂子毒杀哥哥这件事,他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他说他只听侄女说过哥哥是中毒,跟别的谁也没聊过,不知道具体情况。
他甚至让我们去检验他后厨的一袋米,说是嫂子送的。里面当然没有老鼠药。
同事说,胡明样子看起来很老实,不知道为什么口供和孙春蕾的冲突这么大,似乎有意袒护嫂子。
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不会他喜欢嫂子吧?
事实上,这正是嫂子招供的,给弟弟胡生下毒的理由。
孙春蕾觉得,小叔子胡生和丈夫是一样的人,“也欺负我,威胁我”。
去年六月,她因为买膏药的事情跟丈夫吵架后,又去找邻居理论,怪对方不该背后嚼舌根。没想到被胡生撞见了。
胡生不但不帮嫂子,还反过来骂她:“你个败家的,和我哥哥又没伢儿,还乱用钱,再啰嗦我两棒弹死你!”
还有她问丈夫要钱时,胡生说“我哥一天快累死,你还想要他的钱”;她为自己晒的谷子和邻居吵架,胡生帮别人骂她“癫子别丢我哥的脸”。
一句一句,孙春蕾印象深刻。她觉得胡生从未把她当自家人,只把她当一个花他们胡家钱的下人罢了。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丈夫死后,族里人却开始撮合他们俩搭个伙。
没人在乎叔嫂之间有过的矛盾,在他们眼里,似乎凡是女人就得有个男人。
还有一个原因是,嫂子毕竟是个外姓人,胡明又没有孩子,她一个人占着胡明留下的大房子,小叔子却住破平房,有些不像话。
我不知道这种撮合有多猛烈,在胡生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哥哥死了,只剩他和嫂子,天天过去坐坐又怎么了,互相照顾呗,亲戚哪有隔夜仇。
他不知道,坐在桌子对面的孙春蕾竟然是恨他的,因为之前他随口骂的几句话,因为不想再有人成为她的“丈夫”。
如果说给胡明下毒还有些犹豫,给胡生下毒,孙春蕾就坚决了很多。丈夫死后不到半年,胡生的试探还仅止于来蹭个饭,孙春蕾就觉得不能再等了。
那天,孙春蕾做了一大锅辣子炒肉。她知道小菜胡生自己家有,不一定要她的,荤菜他却一定会要。
等胡生钓鱼回家,她在家门口招呼胡生盛点回家吃,果然,胡生没有拒绝。
不久,孙春蕾和村民一起看见胡生拿着感冒药回家,村民问胡生,胡生说自己感冒了,没力气。孙春蕾知道,这是药开始发挥作用了。
侦查员问:“你想毒死胡生吗?”
孙春蕾仍然坚持:“我只想他残疾。”残疾了,她就不用第三次结婚,不用第三次成为某个人的妻子。
但她又知道,既然现在公安找到她了,她肯定要杀人偿命,她轻轻地问了一句:“我是不是要死了?”
侦查员回答她说要等法院判决。
孙春蕾说:“你们都知道了,我也没什么好反抗的。但这事跟我丫头没关系,你们不能找我丫头。”
几天后,我在办公室见到了孙春蕾的女儿。她是来做笔录的。后来我看见她的笔录,她在笔录里描述养父胡明“为人老实、耿直,和邻居关系也处理得好,和别人没发生过矛盾纠纷”。
她还说,她和养父的关系“非常好”。
对于父母之间的矛盾,她表示全不知情,只见过他们吵架,从没见过打架。“我妈妈从来不跟我说这些,她一直不让我管大人的事。”
可是孙春蕾描述的那一句句兄弟俩骂她的话,那一次次随意的欺辱,那么详细,我听着都刺耳,她亲女儿怎么会不知道?
我想起了一个词,叫做“熟视无睹。”
就像胡生的姐姐面对死亡,就像村民们面对打老婆,熟视无睹。
我只是有点难过,孙春蕾曾经那么努力地保护她。
听说,侦查员后来提审孙春蕾时,惯例问她在看守所还适应吗,孙春蕾回答说挺好的,“我胃疼还可以看病”。
她对“好”的想象,仅止于疼了可以看病。
我想起了冰箱里那孤零零的两叠剁辣椒和咸菜。
在孙春蕾的人生中,她总在给丈夫和女儿做饭;而在她伤害了许多人,终于换来的几个月独处的时间里,不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时间里,她却只给自己准备了一叠剁辣椒、一叠咸菜。
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喜欢那个味道。
柳二两最开始觉得,这个案子里的人都很奇怪:生病了直接找法医,家暴了不离婚要下毒。可是后来她才渐渐明白,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一切,对于“那里”的人来说,都是行不通的。
孙春蕾不知道,她应该得到前夫的抚养费,应该继承一部分父母的房子和田地,被家暴应该得到赔偿,婚内购买的房子应该包含她的家务价值。
可是她知道她也想被“当个人看”。
我想这个故事需要被看到。
有这么一群人,她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生活在痛苦中,觉得自己本该忍受。
但她们越是沉默,越需要我们替她们发出声音。
编辑:卡西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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