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学报 | 婚姻地位交换减少，加剧阶层固化，扩大不平等

文：谢宇 刘雯

在社会学中，个人的社会地位存在两个维度，一是家庭先赋地位，即自出生从父母祖辈继承得来的社会地位，由家庭出身的背景决定，比如父母的教育水平、种族等；二是自我达成，即个人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社会地位，更多由个体努力程度决定，比如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等。

自古以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公卿”般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受到推崇。“寒门”指区别于权贵家庭的平民阶层或贫寒家庭，父母和祖辈的社会地位低下，“白屋”指茅草屋，即住在茅草屋的家庭，意味着贫寒人家的孩子可以成为地位高贵的人或公卿等高官，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此外，中国也有“富不过三代”的俗语，家庭出身优越的子弟，也常会出现阶层下降。

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为生活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教育程度、经济潜力等因素一直是婚姻形成中最受人们关注的因素。个人自我达成的教育地位由于与职业地位、经济潜力等密切相关，在婚姻市场中尤为受到关注。此外，来自家庭背景的先赋地位也是人们在择偶过程中的重要考量，这是因为家庭背景对于子代教育、收入、职业获得等的影响，原生家庭对子女婚后家庭的收入、财富积累也有重要作用。基于西方和中国社会的大量研究发现，配偶父母可以通过赠与、继承、购置房产等方式向成年婚后子女传递收入、财富等，配偶家庭背景也可能对个人的仕途提供帮助，提高婚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在婚姻市场上，夫妻双方的匹配不仅基于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也基于家庭背景的先赋地位。自古以来，我国的婚姻便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家族的结合，因此人们在择偶过程中非常重视配偶的家庭背景。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常以“门当户对”为择偶标准，当代社会中，即使人们寻找伴侣时已经很少明确地对家庭背景提出要求，如线上平台的征友广告中，但家庭背景仍是择偶时一个隐含的重要条件。

因此，人们在选择伴侣时常常希望从个人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和其家庭背景的先赋地位两个维度进行考虑，人们追求“门当户对”的一个结果是追求同质性匹配婚姻，即教育水平、家庭背景接近的男女双方常常结为夫妻。

尽管人人都渴望找到家庭背景好且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较高的伴侣，但由于婚姻市场结构的限制，很难实现。适婚男女中，有不少人是家庭背景较好，个人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一般，或者是家庭背景一般，个人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较好，比如人们常说的“凤凰男”和“孔雀女”。这种情况下，家庭背景较好而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一般的人，可以选择家庭背景一般而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较好的异性作为伴侣，这种社会地位的交换，可以实现优势家庭背景与伴侣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互补，达到另外一种“门当户对”。

自古代以来，这样交换很是常见。一个例子是宋朝“榜下捉婿”的传统，在科举考试放榜之日，达官贵人们齐聚榜下，在新科进士中为女儿争抢伴侣，这些新科进士们常常没有优越的家庭出身，与世家大族联姻可以弥补自身家庭背景的劣势，有助于获得未来的光明前途。而这些年轻男子一旦金榜题名则意味着有远大的前途，达官贵人们可以通过政治联姻保持家族较高的社会地位。如宋朝宰相王旦选择进士韩亿为女婿，尽管韩亿出身贫寒，但进士身份预示了未来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可能性，同时韩亿在仕途发展、地位上升中也可能获得岳父的帮助。这样一来，就可能形成家庭背景与个人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交换的婚姻模式。

我国居民婚姻中存在家庭背景与个人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间的交换。并且，这种婚姻交换具有性别的对称性，既存在女性家庭背景与男性个人地位的交换，也存在男性家庭背景与女性地位的交换。这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性别平等观念传播、女性教育程度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提高，中国女性也成为了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这也使得女性有更丰富的个人地位资源在婚姻市场中进行交换。可以认为，婚姻中家庭背景与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的交换，具有性别的对称性。经验证据如下：

表2呈现了妻子家庭背景与丈夫教育水平的地位交换的数据结果。从妻子角度，交换指数为3.02，这表明，对于家境优渥的女性而言，相比于嫁给家境优渥的男性，家境普通的丈夫的教育水平会高3．02个百分点。从丈夫角度，交换指数为-3.62，这意味着对家境普通的男性来说，相比于家境普通的妻子，家庭优渥的妻子的教育地位低3．62个百分点。且两方面的交换指数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表明，无论从妻子角度还是丈夫角度，我国居民婚姻中存在女性家庭背景与男性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间的交换。

同样地，我们也分析了家境优越的丈夫和家境普通的妻子的异质婚姻，以讨论是否存在丈夫家庭背景与妻子地位的婚姻交换（表3）。从丈夫角度看，交换指数等于3.80，这说明，对于家境优越的丈夫来说，相比于娶家境优越的女性，娶到的家境普通的女性的教育地位高3.80个百分点；从妻子角度看，交换指数等于-4.55，且两方面的结果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从丈夫角度和妻子角度看，均存在男性家庭背景与女性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交换的证据。

五、婚姻中社会地位的交换，正在弱化

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快速上升，个人教育获得、就业选择等更加依赖家庭的资源。最近的研究也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代际流动逐渐下降，父母与子女间教育地位、职业地位的相关性都不断上升。由于代际流动的下降，父辈地位与个人地位相关性提高，婚姻市场上年轻人的家庭背景与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不一致的现象有所下降，即家庭背景较好的人，其个人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也较好，家庭背景较差的人，其个人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也较差。异质婚（不门当户对）中家庭背景普通的伴侣，在后天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上，很难超越家境优渥的伴侣，这可能导致婚姻中社会地位的交换减少，大家更愿意寻找家庭背景相当的伴侣。关于中国婚姻匹配趋势的经验研究也发现，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以父亲职业为测量的家庭背景同质性婚姻持续上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婚姻中的个人教育、职业等自致性因素的同质婚趋势也不断上升。在新近的世代中，婚姻形成过程中的同质性匹配机制更为重要，这可能反映了家庭背景与个人地位的替代性下降。基于以上分析，随着出生世代的发展，不同阶层间异质婚的比例可能会有所下降，后天个人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也逐渐不再能弥补来自家庭背景的劣势，因此婚姻中的地位交换可能会下降。经验证据如下：

基于CFPS数据，本研究将人们的出生队列划分为1970年以前、1970—1979年之间、1980年以后三个类别，分析了家庭先赋与个人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的交换指数随世代变化的趋势。数据结果表明，家庭背景与个人地位的婚姻交换主要发生在1970年前出生的队列中。

图1为妻子家庭背景与丈夫地位交换随出生队列的变化趋势。左图为从妻子角度的交换指数，在1970年前的出生队列中为5.63，在1970—1979年和1980年及以后的队列中，分别为2.20和2.48。右图为从丈夫角度的交换指数，1970年前出生队列中为-5.52，且在5％置性水平显著，而在1970—1979年和1980年及以后的队列中，交换指数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同样地，丈夫家庭背景与妻子地位的婚姻交换主要发生在1970年前的出生队列（图2）。无论从丈夫角度（左图）还是妻子角度（右图），在1970年前的出生队列中，交换指数均在5％置性水平显著。在1970年以后的出生队列中，交换指数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说明，随着世代变迁，我国代际流动率下降，家庭背景与个人地位交换这一现象在逐渐弱化。

图2　丈夫家庭背景与妻子地位交换的变化趋势

六、总结与启示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婚姻中存在家庭背景与个人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间的交换，并且随着世代变迁，家庭背景与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交换的婚姻模式逐渐弱化，在更近的出生队列中不再显著。

尽管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发展，浪漫爱情在择偶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本研究的发现表明，人们仍然基于经济理性和功利性目的，在择偶过程中进行资源交换。选择伴侣时人们往往同时考量多个因素，如外貌、房产、户口类型等。除了家庭背景和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间的交换外，婚姻市场上也可能存在其他因素间的资源交换，对于经济资源的考量可能造成男女双方婚姻匹配的困难。

社会流动性会影响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布，从而促使婚姻中交换机制的产生。反之，婚姻模式也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夫妻社会地位的同质性程度是衡量社会结构开放性的重要指标。婚姻中的地位交换会影响社会分层结构，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结构格局。从一个维度来看，社会地位交换意味着不同家庭出身、不同自我达成的社会地位阶层的男性和女性结为夫妻，这意味着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互动交流，有助于打破社会阶层壁垒、提高社会的流动性。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流动性的下降，婚姻交换现象有所弱化，从婚姻匹配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开放性也有所下降，我们应该警惕婚姻对于社会阶层结构固化的作用。

无论你在婚姻里想做什么交换，交换多少，都不可忽视对感情的培养和考虑。感情才是维系婚姻的基石之锦，外在条件只是这情感之锦上的花，这花或多或少，可以追求，但不可忘了，感情才是婚姻幸福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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