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扎堆禅修

清晨六时，禅堂准时传来打板声，这是早课打坐的信号。打坐前要先围着佛像跑香，活动筋骨，在听到一声木鱼声后止步，找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盘腿坐下，一坐就是一小时。

诺那塔院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

不知从何时起，寺院对于年轻人有了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寺院招聘的信息在网上广为流传，现实中，寺院办的禅修活动也十分红火。人们为什么选择寺院？怀着好奇，我来到庐山上的诺那塔院，想看看生活在那里的年轻人。

来诺那塔院的人形形色色，它未必能如外人想象般，统一地提供一种“远离内卷”的生活样本。不过，寺院的存在确实揭示了年轻人在主流之外还有更多种生活方式的可能。

上下庐山有两种方式，一是坐索道，单程只要十分钟，但价格高，往返一次最少也要115元；还有一种是走盘山公路，开车一小时左右，盘山路九曲连环，据说有396道弯，不晕车的人也有可能坐吐。

因此除了游客，住在山上的人不会轻易下山。庐山上的牯岭镇有医院、学校、快递驿站与4个核酸检测点，当地人过的，真正是一种“山上的生活”。

诺那塔院又在山上的山上。

从牯岭镇乘车到小天池，到寺院还需走几百步石阶，两边的小型白塔簇拥着石径蜿蜒而上，四周有青松掩映，景致幽深秀丽。只是如果提着沉重的行李，这段路就会显得格外漫长。

诺那塔院在物理上远离尘嚣，但它算是“网红”。自从一位旅游博主分享了自己在这座寺院的禅修经历后，这几年报名公益禅修的人越来越多。禅修班从之前的一年几次到现在一个月开放三次，一些学员情愿打地铺也要来。

今年8月的禅修班，男生的报名录取比是三比二，女生报名人数更多，录取比达到了十比一，这已经是寺院加了床铺之后的情况。

来寺院食宿，需报名登记，佛教将这称作“挂单”。帮我挂单的是正宜师兄，登记之后，她领我去寮房，给了我一身干净的禅修服，还有一整床枕套、床单与被套。

在寺院中，除了出家法师之外，无论男女，无论年纪，对谁都称呼一句师兄。正宜是诺那塔院的义工，1997年出生，比我还小一岁，她与胖胖、长泽是我在这里最早认识的人。

我来到诺那塔院时，上一期的禅修班刚好结束，胖胖与长泽是为数不多还未下山的学员。就像完成课业的学生刚告别功课，现在正是他们最放松自在的时候。我上山时，恰好看到他们一行三人穿着禅修服，沿着去小天池的北山公路慢慢走。他们一路聊天，拎着从牯岭镇上买来的瓶装饮料。

正宜有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她已经皈依成为佛教弟子；胖胖像极了出家人，头圆得格外标准；长泽打着耳钉，右手小臂留着纹身。三人相识不久，却十分投缘，他们已经约好第二天下山，先去九江市区玩。

他们谈天打闹，看起来十分快乐。

山上的生活与山下是不一样的，可能是没有Wi-Fi，也可能是山林空气里特有的质感，让时间的每一寸褶皱好像都被撑开。寺院的下午漫长，没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我们坐着闲聊一阵后，去了松月斋。庐山向来凉爽，松月斋是诺那塔院唯一安装了空调的地方。寺院里的土狗小黑一直跟着我们。

胖胖给我看了禅修班的日常安排，一期禅修班是五天四夜，上午从六时开始，活动分别为早课、早斋、出坡（劳作）与诵经；下午从三时开始，主要内容是学习佛学讲座内容；接着就是晚餐，在寺院里叫药石，吃完饭后要去殿前敲钟；晚上是坐禅或普茶夜话，也就是“围在一起喝茶聊天”。

“像读大学一样，天天上课。”长泽说，“这种集体生活还挺舒服的。”

对于学员来说，早课中的打坐是最辛苦的功课，打坐要求双腿盘起，眼观鼻鼻观心，保持一个小时纹丝不动。“最后几分钟真的难熬。”净平说，“不过这里挺安逸，没那么多事儿。”

净平是山上的另一位义工，她在松月斋工作，负责给游客做素面、打冰淇淋和煮咖啡。

在诺那塔院，像净平这样的义工大约有20人。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以前禅修班的学员，课程结束后没有下山，或者下山后又返山。只是返山学员不再保留学员身份，而是变为义工，承担寺院里的一部分事务。

净平干活利落，师父、师兄偶尔委托她做事，她会清脆地回一句“好嘞”。一天，她眼尖地发现我没有在早上六时去禅堂打坐，对我说：“去没去，他们都知道，如果想做义工，那就会不合格。”

她说的“他们”，指的是寺院中的法师与常住义工。常住义工里，年纪轻的一个叫正闲，一个叫正欢，她们的故事我稍后再说。

挂单的人确实需要遵守寺院的规矩，基本的规矩有不抽烟不饮酒不打牌、男女不串寮，还有不露出脚丫，意味着不能在寮房外穿拖鞋、凉鞋。还有一些仪式类的佛家规定，比如早午斋前念诵供养偈，用斋时止语，且要端起碗饭，胳膊不得靠在桌子上。

净平是一个合格的义工，遵守着寺院中的各项规矩，包括从不向师父询问松月斋的Wi-Fi密码，坚持用流量看视频，度过松月斋那些没有客人的上下午。

但她不爱打坐，长泽打趣她，你打坐时一定在妄想。她说，只要坐在那里，妄想就冒出来了。

长泽问净平在想什么。她说，在想她的小狗。

在山上，人人穿一样的衣服，做一样的事情，但在山下，人人都有另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多少关系着他们为何而来。

胖胖从珠海来，他从事IT行业，原本想和女朋友一起去西藏，但女友没有时间，只能自己一个人来了庐山；正宜是沈阳人，来寺院前，她刚与前男友分手，失恋苦闷，少女一朝转念就去拜了佛。

长泽是成都人，他年纪最小，性格也最直。他有些武断地说：“来这里的人要么是大学生，要么刚刚辞职，有些迷茫。”在了解到他目前没有工作后，我才知道，他口中的迷茫，指的是自己。

无业的长泽在这里并不是特殊的。

只要是长期在山上做义工的人，多数很难同时保留一份山下的稳定工作。

如果注意到净平的法名不像其他师兄那样以“正”字开头，大致就能推测出，她皈依的寺庙并非在诺那塔院。来诺那塔院前，净平在庐山山下的寺庙当义工，有时能拿几百元的义工补助。

净平曾经是一名北漂，在北京的一家资产经营公司工作。她住在公司自有的出租屋里，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领导跟前随叫随到。“北京压力太大了。”她说，她在北京没有亲近的朋友，一个人晚上回到黑黢黢的房间，心中孤单万分。

净平决定辞职离开北京，去成都找她最好的朋友。她在成都待了一年，那一年里，她养狗、学瑜伽，考了一张瑜伽教练证。

正宜也想考瑜伽教练证，她听说瑜伽教练在深圳可以月入三万，非常赚钱。不过她担心，如果做了瑜伽教练，以后只能接触到女孩，找男朋友太难。

净平倒是没有这份担心，我问她为什么后来没去当瑜伽教练，她只是说，一开始入这行，只能干销售。

或许受到主流的社会规训太久，我仍然把“有一份工作”看作一名成年人有待完成的正经事，因此净平身上有一些让我无法理解的地方，比如她辞职后四处游荡，看起来并不着急工作。我很想知道，她为什么不焦虑，但是对于本身没有这份担忧的人来说，问这样的问题是得不到答案的。

我能够知道的是，虽然净平没有收入，但几乎也没有支出。

她觉得这里清净、和平、没有压力，总之，她对在诺那塔院当义工的生活非常满意，就像她的微信签名那样，现在的净平充满了“爱、自由与喜悦”。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通过网络第一次知道了诺那塔院这个名字。诺那塔院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无论是文案、排版还是视频，都做得相当专业。

当时我便想，寺院背后定有高人。

那个“高人”就是正欢。

由于之前被几位学员与义工拒绝，因此当我提出希望与正欢一对一聊一聊时，我的内心有些忐忑，想不到她欣然同意。我去找她时，发现她坐在观音殿前的水池边上，手边什么也没有，只是安静地坐着。

正欢出生在1993年，在大学里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之前在深圳一家视频制作公司从事文案策划，现在在寺院中负责文宣工作。正欢沉静的性格与坦率的态度让我觉得轻松；陌生人们习惯在一种热络、快活但轻佻的氛围下才能发生对话，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推心置腹。

正欢与净平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她们都曾在一线城市工作，在工作中感受过神经紧绷的折磨。视频制作周期快，任务紧急，正欢经常早上五六时赶到拍摄现场，半夜才收工。为了工作，她熬过通宵。

正欢说自己害怕催促、害怕压力。在职场上，她总是有各种担心，担心做得不够好，担心被领导批评，担心自己没有能力。这些担忧郁结在心，变成了长久的痛苦，她去过心理咨询，但是用处不大。

与净平不同的是，正欢是先来过寺院，再决定辞职。

2019年，正欢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诺那塔院禅修，从此之后，只要有空，她就会回到山上。随着回山次数越来越多，慢慢地，辞掉工作变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正欢说，工作可以再找，她想要先修心。

如果说修心有什么具体能达成的成果，正欢最想要的是豁达和自在。现在的她还没能完全进入自在的状态，偶尔还是会有烦恼、有情绪，但比在山下的时候好了很多。

佛法有慈悲精神，是她的药方。正欢喜欢“观世音”这一说法，菩萨听到世间音声，便前往解救苦难，师父教导她不能只看见自己，也要看见众生。她慢慢感觉到自己在工作里发生了变化，从只关心自己的痛苦，到逐渐为他人着想，甚至开始能理解老板的压力，从而平衡自己的心态。

她说以前工作是为理想、为名利，总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视频中，后来，想到只要有受众从视频中获益，就不再执着于署名。

禅修班会定期举办生活会，帮助学员答疑解惑。正欢观察之后发现，现在年轻人的烦恼通常离不开工作、家庭与感情，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不像正欢，我无缘参加生活会。不过，一天师父在禅堂教我打坐，他说，打坐时什么也不想，只需数自己的呼吸，这是一种关于专注的训练，如果人的注意力只放在一件事上，就能变得纯粹、清明与快乐。

联想到人在内耗严重时往往思绪纷飞，惠觉师父的话对我来说的确有指点迷津之感。毕竟，谁不想要纯粹？谁不想要快乐呢？然而，我们疲惫的精神世界已经很久没有被认真地关怀过了。

过去几年，正欢在山上见过很多学员。她记得，曾经诺那塔院来过一位医生，在念供养偈的时候哭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沉下心来好好吃一顿饭。

“寺院不是避世的地方，我希望大家在山下卷不动的时候，把这里当作一个加油站。”这是正闲之前在接受媒体“一条”采访时说的话。正欢说，正闲在统筹、管理上很有能力，如今寺院里的大小事务都离不开她。

正闲本科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硕士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还拥有一份令人艳羡的高校教职工作。只是学历、社会地位等世俗逻辑在她身上并不奏效，我问她为什么可以抛下山下的一切来这里做义工，她只是说：“这是我认为正确的路。”

寺院需要常驻义工，需要一个知道垃圾钳放在哪里的人，正闲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她把诺那塔院当作了自己的事业。比起别的东西，这是她真正想要的。

正闲与正欢身上的笃定，是让我非常羡慕的气质。她们对眼下所做的事情没有怀疑，而我的大部分烦恼，都来自“不确定”。

在诺那塔院，我遇到了一个同样“怀疑”的人。

“我一直在追求一个终极的真理。”小雨对我说。两年前，新冠疫情暴发，激发了她对一个问题的探索欲：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辞职之前，小雨在上海一家国企做着一份体面的工作。用她的话来说，她的工作性价比高、不卷、还是甲方爸爸。这份工作她一干就是十年，只是她隐约觉得，她每天与PPT、与数据打交道，似乎缺乏为他人服务的价值。

小雨以前从来没有辞过职，还是裸辞，说不害怕是假的。她几次想去向领导提起，但是又犯怂走回来。不过，离职的种子已经在心里种下，直到疫情袭来，原本的生活秩序突然遭到颠覆。那段时间她想了很多，终于确定那不是她想要的工作。

相信在很多人眼里，小雨断送了过去稳定的日子，选择了一种“高危”的生活方式：裸辞，无业，每个月还要还房贷。不过她却从中感受到了快乐：“有一种很大的快乐是突破自己的恐惧，突破了恐惧你就会有更多的自由。”

多年工作的储蓄，让她有一年时间不用担心房贷，“足足一年”还是“一年而已”，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小雨说，有一个月的时间，她试着不去思考明天与未来，全力地活在当下，她发现未来的路会自然打开，从而对生命产生了信任感，也拥有了安全感。

来到寺院之后，小雨又发生了一些改变。过去她不喜欢与人闲聊，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也不喜欢做家务，觉得又脏又累。在寺院生活，每天都和不同的人一块相处，与师兄们深入聊天后，她看见每个人都有可爱之处，早晨出坡和大家一起扫落叶，她发现劳作原来也可以贴近内心，令人欣喜。

寺院不仅是为失意者遮风挡雨的容身之所，它远离红尘，安静，沉默，亘古不变，人们可以在其间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

闲暇的时光很多，小雨看书、打坐，有时走上诺那塔院的高处，绕着供奉诺那祖师舍利子的白塔转圈。更高处还有一间无住亭，那里能看到庐山云海，以及每天的日出日落。

她还在寻找真理的路上。

（文中配图来源于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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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何焰

新媒体编辑｜莫奈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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