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降级”的年轻人，活得更舒服了吗？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23年，社交观察类真人秀《五十公里桃花坞》拍到了第三季，以“社恐”人设出圈的脱口秀演员鸟鸟成为这一季最大的看点。节目里有一个镜头：鸟鸟和同样孤僻的王传君站在墙边，一个两手插兜低头不语，一个两手交握目视前方，那一刻，只有尴尬在空气里流动。这张图是一个不看综艺的朋友发给我的，可见流传甚广。她说：“这不就是你吗？”我说：“你不也一样？”

真人秀《五十公里桃花坞3》剧照，鸟鸟（左）和王传君

今天，每个人都能在“社恐”身上找到点共鸣，不然“社交降级”也不会成为热词。“社交降级”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它有时候表现为退缩，指人们在生活中对一些社交关系开始回避和削减，有时表现为主动选择，说的是大家开始倾向于简单可控的浅层关系。

但“社交降级”是个模棱两可的表达，首先它没有主语，到底谁想降级？其次，它没有对象感，我们想降级的究竟是社交中的哪个部分？最后，它也没有参照系，难道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曾经存在一种标准的社交吗？我们唯一可以达成的共识是，它在传达一种普遍的感觉：“社交”很累。

需要弄明白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说的“社交”到底是什么意思？按照词典上的界定，凡是人和人之间发生的联系都可以叫作社交，即社会交往。但加上“降级”这个后缀就很难说了。每个人感受到的压力点不同，“社交降级”里的“社交”也就有了不同的意味：打工人最容易被切不断的微信消息困扰，因此他们希望减少线上曝光度，于是有了“已读不回”或者“朋友圈三天可见”甚至“数字斋戒”。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带有传统色彩的人情往来格外难以应付，所以他们要“断亲”或者“整顿职场”。而对中年人来说，太多关系已经疏远，却还要花精力维持，不如“友谊降级”或者“远离饭局”。

《县委大院》剧照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师胡鹏辉近两年一直关注年轻人的社交趋势，专门撰文讨论过“边界感”和“搭子社交”。我请他帮我们划出一个范围：流行话语中的“社交”概念应该怎么理解？

胡鹏辉告诉我，我们当前谈论的社会交往，比词典上的定义更窄，倾向于带有社会文化属性的人际交往。“比如你跟家人聊天，去超市跟售货员说话，跟同事讨论事务性工作，不会想到‘我这是在社交’。我们今天谈论的社交，也就是英语里的social intercourse，尤其强调它的社会属性，它属于情感社会学定义的现代社会三大领域中的‘交往’领域。”

情感社会学认为，我们在社交中的情感，是反映我们整个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情感社会学》作者乔纳森·特纳说：“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是对宏观社会结构及其文化生成的承担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因此情感在所有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重要力量。”

《装腔启示录》剧照

情感社会学里的“交往”指什么？胡鹏辉借用他的导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成伯清的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现代人的社会生活被划分为三大领域：工作、消费和交往。我们在不同领域遵循不同的情感机制。在工作领域主导的是“整饰体制”，要求个体管理和调节自己的情感，适应外在的组织和职业要求，在工作中主导的情感是“友好亲切”。在消费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是“体验体制”，要求个体追求新奇体验带来的快乐，以此彰显个性和自身价值，这个领域主导的情绪是“快乐愉悦”。而在交往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表演体制”，要求人们借助夸张表达，或强化特定情境的氛围，营造出一种“微景观”，而主导这个领域的情感是“爱”。

理论听起来很简单，我们的生活由三大板块构成，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是在不同的社会活动中表达出相应的情感。但现实往往更复杂，在网络技术的加持下，我们的社交“表演”可以随时开始，没有终点，不分场合与时间。“工作、消费、交往”三个领域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存在着复杂的张力。没有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齐齐整整地劈开，更不可能严格按生活时刻表来管理情绪，否则可能像《人生切割术》里接受人格分裂手术的公司职员们一样疯掉。

《人生切割术》剧照

胡鹏辉对现代人社交生活的关注，也是从《五十公里桃花坞》开始的。引起他注意的是第一季里演员郭麒麟和行为艺术家陈陈陈之间发生的一件小事：陈陈陈请郭麒麟帮忙做装置，以高情商、爱帮忙著称的郭麒麟却拒绝了。他回头私下跟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吐槽：“这就像平时跟你没什么交集的朋友，有事就过来找你帮忙。”李雪琴表示理解并替他总结了一句社交原则：“我不麻烦你，你也别来麻烦我。”

在胡鹏辉看来，郭麒麟和陈陈陈的摩擦，“就是个边界感的问题”。郭麒麟不是对陈陈陈这个人有意见，而是对方打破了他给“求助”这件事划定的边界，说白了，就是“交情没到这份儿上”。当时郭麒麟受到不少非议，这或许因为观众默认节目录制是郭麒麟的工作，在这件事情上，他似乎没有体现出工作中友好亲切的面貌，而是按照自己在日常交往中的标准处理。但话说回来，这档节目本来就是“社交观察”，展现自己在交往领域的真实自我就是郭麒麟的工作。社交场景里常常没有对错，只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它才令人精疲力竭。

韩剧《我的解放日志》剧照，陌生人社会是都市人的现实

工作之外还要付出情绪劳动，消费活动也消耗情绪，交往活动中还掺杂着消费和工作，这直接妨碍了我们“做自己”。胡鹏辉总结说：“在个体身上，三大领域的分离能使得我们追求自我成为可能。而社交成为负担，正是发生在三大领域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问题是，谁能把工作、消费和交往分得那么清楚呢？”

胡鹏辉是“90后”，和“00后”的学生们相处时，他发现自己也会遇到关于“边界”的困惑。以校园生活里常见的“师门”概念为例，他上学的时候，感觉同一个师门的同学，彼此之间是亲密无间或者至少是彼此扶持的。但在他现在带的学生里面，许多人的边界感都很足，“我给他们布置一个合作的课题，他们愿意各自单独跟我交流，当我提议他们可以跟同组同学交流一下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之间并不怎么往来。后来我发现，他们对于同师门同学的认识，好像只限于客观上的‘都在一个老师名下’，彼此之间没有形成主观的同盟”。

胡鹏辉觉得，社交带给我们的困扰，核心往往就是这条线应该画在哪里的问题。“所谓的‘无效社交’，或者说社交中让大家感到焦虑或者想要降级的那部分事物，就是这些处于三大领域交界处的‘交往’。但边界是主观的心理距离，不是客观的空间距离，每个人心里的边界都不一样。正是这种界定的模糊性，才引发了大家对社交生活的焦虑。”胡鹏辉说。

英剧《黑镜》第三季第一集虚构了一个“社交评分”主导的社会，在那里，一个人的成功不由职业成就、财富或者人品评判，而是由一个悬浮在每个人头顶的社交网站评分决定。女主角雷茜为了参加塑料姐妹花的婚礼，进入高级社交圈子，疯狂刷分。经过一连串狼狈的意外，她的社交分数仍然不够。她彻底崩溃了，闯进婚礼现场破口大骂，社交分数归零，她沦为“社交阶下囚”。镜头拉远，铁笼后面，她还有很多狱友。

英剧《黑镜》第三季第一集，讲了一个以社交成功为最高目标的世界

“社交”已经成为我们每日绩效的一部分。在线下和线上两面夹攻之下，现代人普遍处于社交倦怠的状态中。我们和雷茜的处境差不多，有太多浮于表面的关系，承受着无处不在的社交评判，处于从不间断的社交联结中，做一个“完美社交人”的标准越来越高。

雷茜的世界，社交成功是社会成功的唯一标准，不切实际的社交要求导致了一大批在社交竞赛中退出的弃赛者。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丹丹论述过类似的现象，它源自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社会退缩”：“高竞争社会必然使得许多人无法完成社会任务从而放弃……在某些情形下，一些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可能导致社会中的个体较为普遍地（有很大可能性）采取退缩行为。”郑丹丹的论文写于2019年，当时她观察到周围人甚至自己身上都会有间断性放弃部分社会任务的情况出现，“主要是目标和手段不匹配的问题”。社交也是社会任务，那么我们能不能把“社恐”或者“社交降级”理解为压力下的“社会退缩”？

《0.5的男人》剧照

郑丹丹觉得，病理意义上的“社恐”可以算是社会退缩的一种，“它意味着完全放弃社会规定的人际交往目标，哪怕是最简单的和陌生人见面要讲礼貌打招呼，和朋友要常联系表达关怀都办不到”。但今天，“社恐”已经被当作一个泛化的标签使用，“我们今天说的‘社恐’类似一种带有积极色彩的‘退缩’。因为难以达成一些固有的社交规则要求，可能通过寻找另一个赛道，或者消解目标的意义来自我解释。主要目的是消解那些大家不愿意遵守的传统人际规则，缓冲社会变化带来的冲击”。

谈到现代社会带来的冲击，经常被提到的一个词还有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提出的“功绩社会”。韩炳哲把功绩社会比作“兴奋剂社会”（Dopinggesellschaft），整个社会充满了过量的向上能量，导致了一种没有产生效能的效能，“人类整体都演变为一架效能机器，顺畅无阻地运转，力图最大化地发挥自身的功效”。相应的负面后果是，“无节制地追求效能提升，导致心灵的梗阻”。

《今天不可以报销》剧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主要研究社交媒体和网络文化，年轻人的社交生活也在他的关注范围内。他觉得，“社交降级”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被功绩社会压得喘不过气，不得不压缩社交成本，提高社交效率，本来需要在长时间经营的亲密关系中获得的情感价值，必须想办法用低成本的方式获得。“‘社交降级’听起来是个空间感的描述，从上到下，其实我觉得这是个时间性的问题，是我们在不断压缩花在社交上的时间和精力，搭子、游戏陪玩某种意义上都是这种选择。”董晨宇说。

董晨宇评价自己是个很“佛”的人，但也间接感觉到了功绩社会施加的社交压力。他发现在“大厂”实习过的学生，会在师生交流中使用效率工具。有的学生请他改论文，会扔来一个“飞书”文档，上面标明了需要老师在哪个精确的时间点、文章的哪个地方给出指导意见。“照我的习惯，一般一礼拜之内回复，也可能太忙了，再推三四天，但我能感觉到学生明显的失望，因为我把他‘飞书’的整个时间表推后了。有一种我进了‘大厂’，学生是我老板的感觉。”董晨宇把这种现象称为“生活列表化”，“我们生活里充斥着效率工具。时间被量化，社交也被量化了。但我也理解他们，这种‘社交降级’是无奈中的权宜之计”。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现代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高度分工和原子化。和过去由血缘和地缘关系联结的熟人社会不同，我们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

有部韩国电影叫《独自生活的人们》，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女主角贞雅的工作是话务员，她每天和无数人通话，只是按照话术答复，并不产生真正的交流。她在公司永远戴着耳机走路，不和同事说话。她住在一栋隔音不好的公寓楼里，却连邻居死在家中也不知道。她和父亲不和，拒绝与他见面，已经在大城市独自生活两年。很多人可能会羡慕贞雅的生活，她从不和陌生的客户共情，情绪不受工作干扰，也不用参加同事聚会、处理邻里关系，甚至做到了“断亲”。她在陌生人的世界里过得规律而平静，还当上了优秀员工，一个人的生活让她看起来很自在。

《独自生活的人们》剧照

陌生人意味着什么？社会学家齐美尔在他的文章《陌生人》中是这么定义的：“（陌生人）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的接近和距离的统一，在这里达到一种可以最简要概括的状况，在关系之内的距离，意味着接近的人是远方来的，但是陌生则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简单来说，陌生人是群体的一部分，却不被血缘或地缘固定，他们是物理空间上很近、心理空间上很远的一群人。

贞雅的生活很容易让人共情，因为它很普遍。但一个不太好解答的问题是，城市化焦虑和原子化社会是存在已久的现实，为什么最近几年我们才变得爱谈“社交降级”？董晨宇提出一个视角：这与近年出现的大城市年轻人“返乡潮”有关。经济下行，大城市竞争加剧，许多年轻人在一、二线城市生活几年后回到老家，发现自己“融不进去了”。

我的采访对象阿织就很符合董晨宇的观察，她在网上找朋友的原因正是“回老家”。阿织在新疆长大，后来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回到新疆工作。在故乡，她发现自己失去了同龄人圈子：高中时的朋友很少留在家乡，一部分出国深造，另一部分在大城市工作。在家里，她和父母又“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搬出去自己住。可以说，她在自己的故乡成了陌生人。

《乔家的儿女》剧照

阿织是我在豆瓣的“社交复健”小组找到的五个采访对象之一。“小组”是一种很“垂直细分”的陌生人小团体，天南海北的人们可以因为任何奇怪的小事结成临时的同盟。事实上，我们今天主动选择的很多社交关系都是在陌生人之间搭建的，网络让我们有了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可能性，接触到任何一个和自己有丝毫共性的陌生人。阿织不大和身边的同事打交道，更喜欢在小组的帖子下积极评论，寄希望于找到有共鸣的朋友。她觉得在这个全体社恐的圈子里，或许更容易找到懂她的人。我们喜欢这种关系，因为能轻松挑选到和自己相似的人，还能控制关系的深浅。

但看似“由我做主”的社交，很多时候变成了浅尝辄止的理由，也让我们陷入更深的孤独。阿织有点遗憾地告诉我，她没能在小组里找到合适的朋友，因为她要求同城线下见面，而组里和她同城的朋友太少了，愿意线下见面的更少，她感慨：“如果我在北京或者上海就好了。”她的解决办法是多上街走走，“哪怕只是感觉真实的人从我身边经过就好”。

《金秘书为何那样》剧照

这种时候，看起来带有强迫性的血缘、地缘或业缘关系又有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它能让我们和他人长期共处于同一物理空间内，从而滋生出真实的联结。电影里，贞雅的转变来自一个从天而降的新实习生。领导分配她带着实习生熟悉工作，两个人整天被迫坐在同一个格子间里，贞雅才在抗拒中慢慢柔软起来。她开始和实习生一起吃饭、聊天，和父亲解开心结，试着把耳朵贴在新邻居的门上听屋里的喧闹声。最后，实习生要走了，贞雅向她坦白：“我讨厌自己一个人，其实我一直在伪装。”

主动和被动之间，“社交降级”看似成了越来越普遍的选择。“社交”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吗？董晨宇觉得情况恰恰相反。“今年很火的几个景点，比如淄博烧烤和天津老大爷跳水，都已经不是传统的‘好看的地方’，而是‘大家一起热闹的地方’，说明大家的社交欲望是非常强烈的。”他觉得，“我们不是不想社交，而是想要更舒适的社交方式。”

（参考书目：成伯清：《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乔纳兹·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郑丹丹：《论社会退缩》；[德]韩炳哲：《倦怠社会》；严飞：《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

点击下方图片

开通数字刊会员月卡解锁本期👇

本周新刊

「理想社交，有吗？」

点击图片，一键下单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