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社恐的成年人，总在经历“社交大溃败”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东京读研究生的Kaki正在对我描述她在一次聚餐中的惨败。那是一场新年期间的同学聚会，她最熟悉的是邀请她去的那个男生，剩下的人里面一半是和她同导师的研究生，“但也就是平时上课说两句话而已”。其他人开始做饭，她独自坐在一边无所事事，“感觉自己一下被凸显出来”。绝望之中，她瞥见桌上的一次性纸杯，赶紧抢过来给大家发放。糟糕的是，那个邀请她来的男生立刻热心地过来抢杯子，说“不用管，我来就行”。她像抱住救命稻草一样抱着那摞杯子不肯松手，坚持完成了最低限度的社交参与。
说完这个故事，我感觉话筒那头的停顿有点长。她似乎在等我的回应，而我还想听她多说两句感想。我在心里暗暗数，三秒，五秒，脑子飞转：不能推说信号不好，因为我刚刚在随声附和，也不到抛出下个问题的时候。可如果再不说话，她大概会以为我刚才没有认真听或者信号失灵，再过两秒，我必须说点什么了。那一刻，她抱着纸杯的局促感似乎传染到了我身上。
作为一个内向的记者，我常常寄希望于采访对象能在我沉默的时候“没话找话”，由此获得更多的反应空间。但在明知对方也是个“社恐”的前提下，这个策略显得有些粗鲁。在“社交卡顿”的警报响起来之前，我下意识地打出了那张牌：“我也是个社恐，我懂你。”
插图｜豆角上台艺术工作室
“社恐”源自精神病学中的“社交恐惧症”（social phobia），也被称为“社交焦虑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而我们口中的“社恐”，已经完成了从心理疾病到网络热词，再到身份标签的转变，成为现代人社交里一张通行的护身符。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被公认为是第一个描述社交焦虑症的人。他提到一个“热爱黑暗如生命”的人，而且“认为每个人都在观察他”，他把此人的表现归为“害羞”（shyness）。直到1960年，英国精神病学家艾萨克·马克思（Isaac Marks）才把这种现象定义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恐惧症”（phobia）：社交恐惧是对社交场合的特定恐惧，或者对他人的观察及审视的过度恐惧。
另一个与“社交恐惧”挂钩的词语是“尴尬”，它比病理意义上的社交恐惧症程度更轻，也因此更加无处不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成瘾症、性格以及情感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泰·田代（Ty Tashiro）专门写了一本书来分析社交中的尴尬感。从自己童年的经历出发，他是这样定义社交障碍的：“当我们确实偏离了社交期望，或者怀疑自己可能会偏离时，就会体验到那种清晰无误的尴尬感。”在他看来，尴尬虽然常常源于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衣品掉线或者拉链不拉伤不着任何人——但是这些细微的偏离拉响了原始警报：尴尬言行可能暗示此人不是‘自己人’。”
仔细分析我对Kaki说出的那句“我也是个社恐”，也藏着复杂的同类宣言意味。潜台词至少分为三层：首先，我虽然是个记者，但我也不善言辞，请你不要将我的表现和我的专业素养挂钩；其次，我不说话，只是因为我不擅长做出即时反应，不代表我对你的发言感到无聊或者反感；再次，我和你是同类，你不必觉得我在评判你的表现。说完那句话后，我感觉双方都轻轻出了一口气，刚才令人不适的停顿变成一个容易谅解的小失误，我们已经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
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
对于一个社恐来说，社交场合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和自己有关。几秒钟的沉默，一句简单的反问，或者原因不明的哄堂大笑，都会引起社恐的自我拷问。这种折磨并不会终止在社交结束的那一刻，一个称职的“社恐”必然有过半夜三更“反刍”的经历。像一个广为流传的表情包上那样，掀开被子瞪大双眼望着天花板问：“不是，他到底什么意思？”
在网络世界出现之前，我们几乎只能从“社恐”的作家那里窥探社交恐惧者的内心世界。很多知名作家都是“社恐”，我们得感谢他们生动地描述出在社交生活中格格不入的痛苦，不然“社恐”的内心世界将成为人类失落的秘密。
卡夫卡在日记里吐槽：“所有那些与文学无关的事，我都仇视，交谈使我感到无聊（即使这交谈与文学有关），访问也使我感到无聊，我的亲戚的痛苦和欢乐使我感到无聊，直透心灵深处。交谈夺取了我思考的一切，重要性、严肃和真实。”如果卡夫卡对社交的排斥看起来有些傲慢，那么纪德的自白更接近“社恐”的普遍心理：“在交际场上，令我厌倦和恼火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
《徒步七分》剧照
卡夫卡和纪德都没有把自己定义为“社恐”，只是在描述一种日常的心境。从“害羞”到“社恐”，人类身上正常存在的社交压力，经历了一个病理化的过程。苏西·斯科特（Susie Scott）指出，害羞被定义为一种疾病，“是在文化规范、社会道德、医学研究和商业等多方力量合力建构下形成的”。它是一种“文化流行病”，是因为鼓励自信和自我表达的“外向文化”成为主流价值观，才使得与之格格不入的害羞成为一种病症。
给自己贴上“社恐”标签，让它泛滥到失去强烈的负面意义，就像对这种主流文化的曲折反抗。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是2022年以“社恐式脱口秀”出圈的鸟鸟，她用丧气的语调、紧紧握住麦克风的双手、不大直视观众的眼睛，构建起一个“全身写满拒绝”的“社恐”形象。但与此同时，鸟鸟是站在镜头前表演的脱口秀演员，面对的是上亿未知的观众，却没有表现出丝毫情绪波动。她打破了“社恐”附带的固有印象——他们不一定是手足无措的“局外人”，也可能拥有更为细致入微的观察，更严谨的思维方式，更精练有力的表达。
我很喜欢鸟鸟讲社恐的段子。我要是被老虎咬了，也会因为怕招来生人而不敢大声喊救命。类似场景真的出现过——我曾被独自困在一间没有窗子的厕所里，起初我拿起沐浴露敲了一会儿铁皮封的下水管道，却卡在了大声呼救这一环——因为那是一间位于莫斯科的外交公寓，我纠结不定，到底是该用汉语、俄语还是英语喊救命？我喊得够不够标准？人家要是真来了，我怎么赤身裸体地跟他们打招呼？最后我放弃呼救，用一把椅子、一把玻璃擦子生生撬开了那扇苏联祖传的实心木门。
《脱口秀大会4》剧照
鸟鸟夺得当年脱口秀大会的亚军，证明“社恐”已经脱离了它的本义，成为一个可以引起广泛共鸣的标签。2021年，《中国青年报》曾面向全国大学生开展关于“社交恐惧”的问卷调查，回收了近5000份有效问卷。其中八成受访者表示自己有轻微“社恐”，但只有7%的大学生自己感觉“社恐”较严重，真正被医学确诊为“社交恐惧症”的只有0.64%。相应的，听到别人说自己“社恐”时，大学生们的理解也已经趋于中性化，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大部分人是说着好玩，少数人确实有‘社交恐惧’”。
互联网时代的标签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通过隐喻、戏仿、夸张、反讽等修辞方式，一方面消解权威话语的权力，另一方面也促进社会族群的归属感。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爱说自己是“社恐”，是因为这个标签能让我们更快辨认出同类，更方便融入陌生的群体。无论你是全方面拒绝社交的“真社恐”，还是线上社牛线下畏缩的“假社恐”，或是只在特定场合下感到焦虑的“片段性社恐”，做一个明目张胆的“社恐”已经成为克服社交焦虑的法宝。
“社恐”成为网络热词是2021年左右的事情。现在，它已经被MBTI人格测试中的一种心理倾向取代——“i人”（introvert，内向的）。“i人”的定义与“社恐”有微妙的区别：它不再基于一种疾病的名字，不与“恐惧”“焦虑”这样的负面词汇发生联系，而只是一种人格倾向。外向与内向不再和他人的审视挂钩，而是发自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i人”不是不擅长与外界互动，只是更容易从独处中获得能量而已。
《五十公里桃花坞3》剧照
尽管网络时代提供了独自生活的无限可能，“社恐”可能是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焦虑。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里面，把社交需求排在第二层，略次于吃饭喝水等生理需求。但1995年，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和马克·列尔里（Mark Leary）发表了一篇名为《归属的基本需要》（The Fundamental Need to Belong）的论文，他们发现，人类对于维持一些使自己感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心理渴求，和吃饭、喝水这类生理需求一样基本而迫切，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不惜以牺牲生理需求为代价来满足归属需求。
Kaki感叹，她从小享受独来独往的日子，现在住在全世界“最适合一个人生活”的东京，却仍然本能地渴求社交，去参加一场明知不会轻松的聚会就是例证。除此之外，她还尝试过网络交友，或者加入“社交复健”群组来寻找提高社交能力的攻略，但她依然是个“社恐”。我想，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摆脱“社恐”了，那就从当一个快乐的“社恐”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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