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 我看日本教育

国庆期间，参加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组织的赴日教育考察，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参观了东京的2所小学，3所中学，3所大学，与著名教育家佐藤学座谈交流，和一些旅日朋友见面等等。自觉获得了对日本教育初步的认知。我当然知道，真正了解外国教育是很难的，既需要对对方教育的历史和学识储备，又需要超越本国固有文化的视野，同时，还需要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大局中看待教育。 

对我而言，内心最感震动的，是日本没有重点学校，所有学校一视同仁。严肃规整的百年老校，进校脱鞋，不许面向学生拍照，甚至不许拍摄教室外的宣传图文，应有的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包括漂亮的游泳池。超出我们预期的还有泥地操场，没有看到一家小学的操场是塑胶的，什么原因？没有原因，过去就是这样的。全部中小学实行就近入学，家长不得接送。教师、校长实行公务员制，6年调换一次。这是日本公立学校的常态，没有什么“窗口学校”、“特色学校”、“五朵金花”、“八大金刚”之类。哪怕是有130年历史、有昭和天皇题词的王子小学。

日本小学的教室

小学教师基本是全科教师，教授3门或更多课程。以前只知道在中国农村，由于教师严重匮乏而有一种“兼课教师”，以及“一人校”，一个老师承担所有教学工作。其实，全科教师是世界各国小学教育的基本制度，对于低年级学生十分重要，因为他们更习惯家庭式的环境。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全科教师可以融会贯通不同学科，对提高教学很重要。我自己总结，在中国它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各科的学业难度不至于特别高，作业和考试也无需争夺学生的时间。中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分科教学，是不是苏式教育的产物，待考。但它割裂了各科之间的天然联系，割裂了手和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儿童的头脑是不分科的！

日本的小学不怎么强调学科、课业，没有什么严格的作业和考试，当然，也没有“三好学生”和“差生”，没有什么评比、排名之类。如同多数发达国家，义务教育阶段是低竞争的，竞争性的学习是从高中开始。许多中国妈妈不了解这一点，经常抱怨日本小学“误人子弟”。

那么，日本小学真正关注的是什么呢？是俱乐部活动，简称“部活”，我们叫“社团活动。”但这在走马观花的浏览中是看不到的。留日家长谭琦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日本公立小学的365天》，非常深入详实地介绍了这一制度，回答了为什么在日本小学学业成就是不重要的。人人会唱的《上学以后》是一年级学生的学习目标：上学以后，能交上一百个朋友吗？中学阶段，大多数学生都比学习更热衷于“部活”，主要分为运动和文化两大类。“儿子所在的大泉中学的运动部有排球、篮球、羽毛球、棒球、垒球、足球、田径、乒乓球、剑道、游泳、竞走，文化部有美术、吹奏乐、手工、花道、志愿者、电脑、科学、合唱、茶道、读书、园艺、木工、交际舞、障碍学生跑步会。”日本没有少体校，专业运动员都产生于中学的俱乐部中。因此，如果参加“部活”，就得一周集训三四天，外加自己每天练习，以参加全国大学生比赛为目标。

我们的参观中的另一个明确感受，是日本学校的教学设备比较常规和陈旧，老师主要在黑板上手写授课，“没有看到哪一间教室有一体机。部分教室也只有投影仪，有些教室甚至还只有黑板。一些教室里也用的是电风扇，没有安装空调。”大多没有从事音乐、美术、表演等的多功能教室。与中国的城市学校相比，差别明显。

日本的中小学分为三类：公立、私立、国立。公立私立之外，为什么还有国立呢？国立学校系国立大学的附属学校，由于国立大学通常设有教育科系，因此国立小学、中学的重要功能，是作为教育改革的试点学校。此外，还有一类“特别支援学校”，是为残疾与智障儿童开设的学校。

2022年，日本的各类学校统计：小学校总計1916所，其中私立占1.27%；初中总計10012所，其中私立占7.79%；高中总計4824所，其中私立占27.36%；大学总計 807所，其中私立 620所，占76.82%。可见，在强调保障性和公平性的小学和初中，私立学校的比例极小；而在注重竞争性和多样性的大学，私立学校的比例相当高。

小学生课间帮助整理体育馆

比较重要的问题是课外补习班。

在学校系统之外形成的另一个教育系统，在日本称为“私塾”。它与体制内的学校泾渭分明，各行其是。普通学校是绝对不谈分数、考试、升学率的，只说学生的发展；只有私塾才能谈分数、排名。2022年日本的小学中学高中共计3.3997万所，私塾则达4万所以上，所以多数学生都上过私塾，成为他们的“第二课堂”。至于私塾的发展是否健康、过度，它对日本学校和学生分层的影响，那就不是一个外国人可以轻易回答的了。就我们接触到的旅日华人，似乎是接受这一安排的（也许是由于国内的参照系）。私塾提供的服务很多，收费不一，学生可以各取所需，有很大的选择性，通常每年收费在50万日元左右，相当于2.5万人民币。当然，“一对一”的私塾收费会高一些。这与大学的收费水平相当，日本国立大学一年的学费大概5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5万元。

通过学生家长了解私塾，是一个简易的办法。总体而言，旅日家长对日本私塾的评价较好，出乎我们意料。事实上，日本私塾已经广为社会、家长接受，成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家长普遍担心抱怨的唯利是图、漫天要价之类，他们认为基本不存在，那是由于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位华人教授说“日本的教补机构基本上做到以质定价、收费公道，而且在教材开发、因材施教、开发学生潜能方面做得比公立学校好。有一批立志于改革文部省国家教育体系的人，投入献身这个领域。可以说私塾等教育机构为日本教育改革注入了活力。”其实，在中国前十年的教育发展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市场带来的教育活力。然而，由于过度资本化、监管乏力，终于市场大乱，导致玉石俱焚，全行业一举倒在了政府禁令之下。

由此，可以讨论中国和日本谁更“卷”的问题。据一位在日本工作的中国朋友所说：“我根据孩子在日本读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经历判断，日本也卷，但比起中国来，卷的面积更小，也就是说卷的人更少，约5%-10%左右。不参与卷的人，社会为他们提供了相应的职业，收入也不少。”这一评价已超越了单纯的就事论事，引入了社会经济的因素。简单地说，日本的教育公平做得更好，体现在硬件标准化和师资标准化。所有学校按照统一标准配备硬件，不存在城乡差异。公立中小学没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培训机构在怎样影响教育分层和教育公平，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主题。

日本学生相对不那么内卷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文化上的。日本的私塾和高校采取的是“偏差值”（标准化值）评价，根据考试分数的绝对值加以处理，可以看到你在人群中的实际地位。它导向的是一种与自己比较的“自己轴”的评价，反之则是“他人轴”的评价，在意他人的眼光和评价。时间长了，这种“自己轴”的评价会形成一种“各安其位”的心理，例如你的偏差值才6.5，绝对不要去想东大。在少子化的大背景下，高等职业岗位待遇又不输东大，因此何去何从，就有的选择了。

日本教育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性别平等，还有校园霸凌。据文部省2022年的调查，总计68万1948例，比2021年度增加逾6万件，创历史新高。其中小学最多，达55万1944例。这的确令人震惊，但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数据竟然是官方公布的。中国的数据在哪里呢？

这次参访的重头戏，是与佐藤学教授的交流。佐藤学在中国教育界可谓如雷贯耳，家喻户晓，他曾任日本教育学会会长，他的著作《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静悄悄的革命——课堂改变，学校就会改变》等等如畅销书，后者已经印刷了200万册以上。他所倡导的那些理念，如实现“活动的、合作的、反思的学习”、教师作为一种“合作性同事”等深入人心。他真正的传奇性在于作为一名东大教授，他身体力行，走遍日本的上千所中小学，开展和指导“学习共同体”的研究。在中国同样如此，每年要来几次。他激动地赞誉山东“杜郎口中学” ，认为“杜郎口中学是中国大陆第一所堪称世界级的学校，它绝不仅是中国的，一定是世界的！”但我相信，在场的中国教师中没有几人知道或去过杜郎口。然而，他的做派为人却出人意料地低调平和，有求必应，全无一点大教授的架子，他的人格魅力、平易近人是无与伦比的，是我在国内也很少见的。他的签名，也极具创意。

然而，谈起教改，佐藤学的态度尖锐起来。他认为全世界教室没有变革的地方，仅日本、中、朝、越南等少数几个国家，即还是课桌对黑板，“秧田式”以讲授为主的模式。他认为日本中小学教师的学历水平不高、待遇不高，感觉颇为失望。

向佐藤学教授赠书

“中国革命给亚洲带来希望，尤其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以腾飞，将来将是领导亚洲的力量。现在中国日本关系不太好，我个人非常希望中日关系良好发展，并愿意为此尽我最大的力量。”他对学校教育的现状表示遗憾：“现实的学校并非如此。很多学生放弃学习，很多教师也很累，放弃了努力。很多家长市民对学校抱有不信任感。这到底怎么解决？这需要哲学、教育学相结合的体系。”为此，他提出了三大哲学：“首先是公共性哲学。学校必须是开放的，教师也必须是开放的，让学校成为大家的学校。其次是民主主义哲学。我这里的民主指的不是投票，而是一个都不能少地都成为主人公的学校，孩子们是学校的主人，教师也是学校主人，家长也是学校的主人。不管有多少的声音都能发出，并被人听到。第三，卓越性追求的哲学。教学要追求最高水平的质量，让孩子能够通过跳跃达到这个高水平。”

他说中日教育同样落后了30年，但原因是不一样的。中国当时是由于经济落后，而日本30年前是经济最强的时候，但完全没有危机感！“如果中国现在不进行改革，将发生和日本现在一样的情况，一旦发现应该改革了，却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就来不及了。但中国班级的人数太多，中国是45人，日本是40人，而世界平均每个班级的人数是20-25人。”他说“小学有单独的学科教师，世界上只有中国是这样。我觉得小学教师还是应该是全科教师。中国学校规模大，是世界上最大的。欧美学校规模都是130人以下的，这是因为校长可以了解每一个人，学校规模的极限数字就是130。日本是150人，中国是几千人甚至更多。”

佐藤学还批评“中国的个人主义是世界第一！”当然无法澄清，无法展开，但我大致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转换为“利己主义”，就更为准确了。

我提了一个问题：“课堂的革命”无疑很重要，但是我们在中国的感受，学校的革命、教育的革命也许同样重要，否则课堂的作用难以体现。也就是说，既要自下而上，也要自上而下，不知日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种大而无当的问题其实是不好回答的，佐藤学还是很真诚地说：“我全世界跑下来，我播下种子的地方，一路都在发芽，让我们大家都来播种吧！”

日本教育还有许多可以讨论、可以争议的地方。譬如关于“日本几乎每年一个诺贝尔奖”的事，日本学者的回答，那是几十年前的教育成果了。那个时代整体已经成为过去，留学欧美的潮流也成为过去。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理工男“宅”在家里，除了东大哪都不去。截至2020年底，日本的留学出国率只有2.5%左右，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这一代人价值观最突出的反映之一。

日本的正规学校教育与培训机构各行其是，“协调发展”，在中国学者中很有争议。放弃分数和成绩，与我们主张的“全面发展”理论相悖。事实上，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种教育制度。但是，如果它能够在一个社会中正常地生长起来，并取得社会的认可，那么，它是不是事实上已经取得了某种合理性？也就是说，它不完全是由教育理论裁断的。

日本小学的泥地操场

联想到媒体热衷于报道的日本教育畸形、学生躺平或者自杀等等，就可以看到日本教育与中国很不相同的面貌，处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家长的内卷，大多是被考试制度和学校制度逼出来的，不得不卷，而日本并不是。日本学生的学业负担、学习竞争究竟是否激烈，这其实是我们认识日本学校、日本教育最重要的方面，但它是看不见的，学者和媒体的观点也各异。在高度信息化和少子化时代，当今日本学校、青年学生的种种表现，诸如躺平之类，或许是教育竞争已经相对减弱的外在表现。有一说法，东大教授的工资与一个熟练技工的工资是差不多的。可见，在教育资源匮乏与相对丰裕的阶段，社会公平与教育公平的内涵可能是不同的，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超越资源的因素，总有一部分人保持激烈竞争、舍我其谁的姿态，只可能是来自文化的原因了。如同中国，确有一部分家长是“自卷”，想方设法地卷，已经内化成一种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而且具有可怕的传染性、杀伤力。近闻著名的内卷高手“海淀妈妈”已进入日本，她们会对日本形成怎样的影响，值得拭目以待。

如同佐藤学的忧虑，日本教育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对于教育创新、对未来教育的迟钝。这个议题似乎明显被漠视和搁置了。与北欧国家相比，这一反差格外明显。这是曾经出现过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和小林宗作的巴学园的国度，是什么原因使它失去了鲜活的理想，失去了挑战未来的活力和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教育的确是有病的。

（鸣谢：文中部分内容得到李镇西的帮助）

202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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