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变老”的北京，该怎么办？

▲ 2021年6月9日，北京市西城区建功南里养老服务驿站里，一位老人在接受护理。（人民视觉 / 图）

在未来的12年里，北京市的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并在2035年进入重度老龄化。到2035年，预计北京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超过30%，其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将突破100万。

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副会长陆杰华的介绍，北京市对老龄化的应对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但他也认为，在重度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社会还需要更多应对方案——养老政策需要照顾城乡和性别等不平衡，老年人的延迟退休和社会参与需要更多法律法规填补空白，目前已有的老年服务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使其更贴合具体的需求。

南方周末：2021年，北京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的社会，老年人是最近5年增长最多、增幅最大的一年，从全国来看，是什么样的水平？

陆杰华：北京的老龄化和全国一样，都进入了增速比较快的时期。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8.9%，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14.2%，北京的老龄化和全国的平均水平是接近的。

如果从动态上看，未来几年北京的老龄化会进入快速增长期，这与全国也是一致的。因为196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会使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按照目前的估计，这样的速度会持续到2035年。

南方周末：数据中提到，2019年-2021年老年人口性别比持续下降，北京市高龄老年人（80岁及以上）性别比连续下降幅度更大，由82.4降至77.4，女性远多于男性。这个数据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需要做出怎样的政策应对？

陆杰华：按照目前的数据来说，老年人中女多男少，与进入老年期前的性别比不同，这是因为从平均预期寿命来看，女性要高于男性，而且随着年龄的逐步上升，这个趋势会愈加明显，到100岁时大概70%的人口都是女性。

从社会角度来看，儒家文化更加强调家庭的传统照料功能，女性在私领域的角色更重要，她需要照料孙辈，也由于预期寿命高于男性，还要照料自己的伴侣。当伴侣早于她去世，她的心理和生活照料可能都会面临危机。

目前我们的老龄公共政策还没有考虑到性别差异，应该在老龄化的过程中考虑到女性，尤其是经济和健康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尽管女性比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但是平均健康预期寿命（一个人在完全健康的情况下可预期的平均寿命，不包括由于疾病或受伤而导致的健康状况不佳的时间）里，女性低、男性高，这是包括收入、分配、养老金等差异造成的性别不平等，也就意味着女性尽管预期寿命长，但是身体更弱。

这就意味着在政策制定时要考虑到对男女的不同影响。老年群体里的女性更为弱势，所以公共政策也应当有性别视角，更多向老年女性倾斜。

南方周末：《报告》里提出，按15—64岁劳动年龄户籍人口抚养65岁及以上户籍人口计算，老年抚养系数为30.0%，比上年增长1.7个百分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数据经验显示，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呈倒U型关系，当老年抚养比升高至17.5%以上时，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将由正面转为负面。对北京来说，这样的影响已经产生了吗？

陆杰华：对我们来说，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也在由正转负的过程中，主要的负面变化包括医保和社保的开支变大。

像北京这种超大城市，面临的问题是劳动力老化。如果看人口结构，45岁到59或64岁的比重是比较大的。北京需要大量有活力的年轻人口，劳动力老化则会影响劳动生产率。

但实际状况要乐观更多。北京的常住人口超过两千万，而外来人口接近800万，如果计算常住人口的抚养比，肯定是小于户籍人口的抚养比。外来常住人口在京缴纳社保和医保，也提供照料，不能忽视外来常住人口在老龄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在看老年抚养比的时候不能只看户籍人口计算的数据。

南方周末：在过去这些年，北京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状况如何？

陆杰华：北京对老龄化的准备已经有十几年了，在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服务保障这两个体系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008年北京市民政局提出“9064”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90%的老年人家庭养老，6%的社区养老，4%的机构养老。2009年，北京就开始推行老年优待政策，包括高龄津贴、老年餐桌等，这些都成为了日常安排。在2014年就通过了《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是第一个关注到养老服务的省级地区；在养老服务里，“床边、身边和周边”以及“市、区、街、居”构成的“三边四级”养老服务体系，都是北京的重要经验。到2016年，北京开始推广医养结合，融合医疗和生活养老。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北京在养老服务资源的配置上是富有成效的，到目前为止北京有417个养老机构和678家社区服务养老驿站，还有三百多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在《报告》中也有提及，北京市目前有医养结合的机构总数为200家，医养结合的床位数为6.15万张。

南方周末：这些养老机构的使用率和入住率怎么样？

陆杰华：目前养老机构只有50%左右的入住率，剩下的床位是空置的，机构养老的比例也没有达到4%，只有不到2%。其中的原因很多样，比如养老机构的条件差或者收费高，以及子女要尽孝、不能让老人住养老院的传统观念，但最重要的是空间配置。

目前北京的养老院一半以上都是在五环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六环以外。但事实上除了失能、失智的老人已经不在意自己住在哪里，大多数老人都希望和子女住得近一些。另一方面，包括东城区、西城区在内的城六区，养老院的条件相对更好，而六环外的养老院很多则是由农村敬老院升级的，条件不算太好，老人往往不愿意去。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城六区的入住率高，而五环、六环外的养老院空置率高。

南方周末：社区的养老驿站和日间照料中心的现状如何？

陆杰华：从整体的布局上看，养老驿站和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要覆盖96%的老年人口，就是居家养老的90%和社区养老的6%，目前基本的空间布局是完成了的，养老驿站可以提供一些文体活动、上门服务和健康管理等，某些社区可以提供助浴，但差别较大。

目前来看，多数日间照料中心还没有提供床位，这是一个可以改进的问题。对城六区来说，新建养老院可能比较困难。但目前的日间照料中心和养老驿站或许可以放几张床，能让老人在家附近实现日托和长托。

南通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我最近去了那里的一个社区长者驿家，一共15个床位，基本可以住满，入住的老人基本来自周边，这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来说很重要——一方面他们的子女可以去工作，另一方面社区可以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这是北京可以参考的经验。

南方周末：目前社区养老驿站的运营由谁来进行？

陆杰华：北京的日间照料中心和养老驿站是市政府主导搭建的，但运营交给第三方，由政府补贴。从北京的经验来看，对于在社区提供养老服务业的主体来说，政府的扶持和优惠很重要，运营经费、服务补贴确保这些主体生存下去。至于让他们从初步的平衡到微利，再到可持续，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南方周末：根据“十四五”规划，北京会在2035年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这13年间在政策上需要什么样的调整？

陆杰华：从中度老龄化到重度老龄化，某些负面的效应或许会更明显，政策体系需要对重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比如居家照料，因为有90%的人居家养老，那么政府可能要为照料老人的家庭成员提供补贴；再比如长期护理保险，目前在石景山区覆盖了42.2万人，但北京有两千万人口，必须在千万级的人口中运行，才能保障这个险种长期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上海在2018年就开始向全市进行长期护理险试点，这是北京发展的方向。当老龄化速度加快，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有偿付需求，而且每个人几乎都会面临老年失能的风险，所以需要提前推广。

南方周末：城乡养老政策的需求上会有什么差别吗？

陆杰华：在城乡老龄化这个问题上，北京与其他城市也一样，农村老龄化程度高、空巢率高、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差；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历史欠账多，公共财政投入也不足，农村比城市分散，提供服务也更困难，同时照料的专业化队伍也缺失。所以下一步还得加大对于农村养老服务的投入和资源配置。

在超大城市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里，政府也在关注农村养老的问题，想要补齐短板。但相对于老年人的需求来说，目前的建设还是较为缓慢。目前高质量的养老主体基本都在城镇，覆盖不到农村，所以下一步要注重公平，加大对农村养老的财政投入。

但与城市不同的是，农村是熟人社会、乡土中国，需要更多样化的解决方案，比如互助养老，由低龄老人照料高龄老人，或者家庭养老；很多老人有土地，也可以发挥土地养老的功能；在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村集体也会提供相应的支持。像在北京的顺义区和昌平区，集体经济相对较好的村子会提供老年餐桌，免费或者象征性收费，建老年活动场所，提供棋牌活动，也提供志愿者服务。

南方周末：在劳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延迟退休已经不可避免，社会该怎么面对延迟退休？

陆杰华：这涉及老年人的再就业或社会参与，从影响上来看，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对健康是有积极作用的。健康老龄化中有一个维度叫社会参与（参与经济发展活动，家务劳动，社会文化活动以及人际交往活动等），保持社会参与，能维持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认知水平。

在应对老龄化时，也要考虑老龄人再就业的权利，社保、劳动关系和劳动标准、劳动时间都需要有新的设计。对于不同的行业和职业来说，情况也不一样。像制造业、煤炭业，一味强调老年人参与或许会有负面作用。如果从全行业来说，也需要更合理的工作时长，比如你不可能要求老年人一周工作40小时，可能就需要弹性工作制。满负荷工作并不适合健康老龄化的要求。

南方周末：整体来讲，老龄化可能是不可逆的，应该怎样应对它带来的问题？

陆杰华：其实老龄化并不是问题，它的原因是预期寿命延长，人类进入长寿时代，而生育率下降也是因为社会医疗条件改善和经济进步。但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是因为长期以来社会制度安排是按照年轻社会而非老龄社会进行的。

第一，社会需要改变的是思维方式，需要做好规划，从前瞻和积极的视角做好应对老龄化的制度安排；第二，需要构建生命全周期的政策体系，因为老年状况是从出生开始就在累积的，比如改善环境污染问题——这都是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里的一部分；第三，将生育和老龄化综合起来看，如今婚育年龄的推迟，也不利于未来应对老龄化的问题；第四是要构建敬老尊老的社会环境。

以往应对老龄化，其实就是在解决老年人的问题；但现在我们的思路在转变，向全生命周期改变，比如医治老年病，再到体检，再转向事前预防，这是社会治理理念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