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6月5日，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舰在中国定海海域攻击清军的帆船。图源：维基百科 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源起，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全球气候变化。 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火山爆发，导致了1816年的无夏之年。这一气候变化，也导致了中国清朝的大饥荒和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的经济乏力。 于是，当时的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虽然远隔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却由于全球经济生产力的衰退，走向了对抗的结局。
《白色天空下》新书译后记
叶盛 | 撰文
能够成为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关于环境主题的两部重磅著作的译者，我深感荣幸。我一直觉得，只有一本书的译者才是这本书最认真的读者，甚至比它的原作者读得还要仔细，几乎是字词必较。也正因为有这样认真的阅读，才让我深刻地领略了兼具文学性与科学性的科普文学，可以是何等的魅力四射。科尔伯特的原著是如此优秀的作品，我深恐自己的知识与能力远远不足以给出“信、达”的译文，更遑论“雅”。真心祈望各位读者能够给予批评指正。当然，人无完人，书亦然。稍显遗憾的是，在《大灭绝时代》和《白色天空下》这两本书中，中国视角的叙事几乎都是缺失的。在这两本书涉及到的诸多故事中，有很多值得补充的信息，而我最想借这个机会将“白色天空”这个主题相关的几块中国拼图分享给各位读者。1816年，也就是那个著名的“无夏之年”，玛丽·雪莱因为被困在日内瓦湖畔才最终写出了《弗兰肯斯坦》。同一年，在欧亚大陆的远东一侧，我国正是清朝的嘉庆丙子年间，入夏之后两江一带水患不绝，洪涝成灾，尚未成熟收割的“田禾尽坏”。与此同时，纬度更低的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则遭遇了多种极端天气的交替影响，又以异常的低温最为可怕，严重打击了当地的农作物种植。因此，在1816年，淮河以南的半个中国都出现粮食欠收，甚至绝收的问题，以致“观音面”“观音土”的记载见于多个县志。这次饥荒的时间跨度不仅限于1816年，而是一直延续到了1818年，史称“嘉庆大饥荒”。很显然，每一位已经读过本书的读者都会知道，1816年发生在中国南方的这场灾难，同样是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于1815年4月发生的7级大爆发所导致的。彼时，坦博拉火山强大的喷发力量将1亿吨直径不足一微米的灰尘和硫化物液滴抛进了平流层，并在这层几乎没有垂直对流的大气中稳定地飘浮了数年之久。火山喷发所形成的这层气溶胶反射了更多的太阳光，导致注入地球大气系统的太阳能量变少了，既显著地降低了平均气温，也导致复杂的大气系统原有稳态运行被打破，产生了多种极端天气。正是由于这种方式对于地球降温的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所以才有了以人工方式向平流层中直接注入气溶胶的计划。正如科尔伯特在本书中所介绍的，这样一个旨在维持环境、保护环境的计划，受到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批评和抵制。
在《大灭绝时代》中，科尔伯特给最后一章起的题目是“长羽毛的东西”，出自美国著名诗人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一首诗《希望》。诗的第一句就是：“希望是一种长羽毛的东西。”狄金森是我最喜爱的英语诗人之一，她几乎是在默默无闻中开创了西方的现代诗派。善用比喻的狄金森在这首诗中把希望比作苍茫大海上的一只小鸟，即使是风暴来临，小鸟也并不会消逝。然而，如此文艺的一个标题也只是告诉我们：希望犹在。面对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种种环境和物种灾难，我们仍旧有希望找到解决办法。但是，当这些办法真的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该去采取行动吗？我们又敢去采取行动吗？《白色天空下》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大灭绝时代》的续章。它把我们面对的问题，与我们能够采取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可能带来的新问题都摆在了我们面前。但是，科尔伯特这一次并没有下结论，甚至连“长羽毛的东西”都没有给我们。科学家们给不出答案，政治家们给不出答案，科尔伯特自然也不可能给出答案。在我们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再一次回到那个吊诡的1816年，一切的始作俑者是坦博拉火山的7级爆发。我们或许对这个数字不会有什么概念，不过正如本书中的介绍，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8级的火山爆发，由此可见7级的威力已经可以称之为恐怖了，而它所造成的影响必然是全球性的。在这种级别的地理事件面前，人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远东还是欧洲，抑或是新世界，无人能够独善其身。在近现代史上，欧亚大陆最东端与最西端之间的第一次官方交流发生在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为了谋求中国的广阔市场而派遣了以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正使，乔治·司当东（George Staunton）为副使的代表团出访中国。众所周知，这次著名的外交活动以失败而告终。对于失败的原因，西方叙事强调了清朝皇帝的傲慢，强调叩跪礼是不可接受的，却绝口不提他们向乾隆递交的国书中包含了割地和免税的条款。当时尚在鼎盛时期的大清帝国又怎会接纳此等条件？很多人认为，马戛尔尼使团的外交失败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但实际上，彼时的英国政府恐怕并没有与中国直接对抗的想法。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刚刚起步，英国的国力还未达到此后那般强盛。英国与法国的第二次百年战争也正在进行之中，而拿破仑的崛起也让法国这个对手变得极其难缠。此外，在中国周边，特别是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势力范围相接壤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清朝军队在几场局部战争中显示了远超英国陆军的强大战力。这些都是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所以，在1816年，英国政府再次派出了以威廉·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为正使，乔治·司当东为副使的代表团访问中国，谋求进一步通商开放。这位副使虽然也叫乔治·司当东，但其实是马戛尔尼使团那位司当东副使的独子。小司当东当年曾经随父亲一起参与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行程，并见过此次即将觐见的嘉庆皇帝。相比马戛尔尼使团来说，阿美士德使团的故事鲜为人知。或许是嘉庆不如乾隆那样自带流量，又或许只是因为这次故事几乎就是上一次故事的翻版，毫无新意。同样是因为觐见皇帝时的叩跪礼仪问题，阿美士德使团无功而返。在就此事沟通的过程中，嘉庆让官员们去跟小司当东对质，因为后者当年亲眼看到过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行跪拜礼，而当时还是太子的嘉庆也在场，为何此次就不能行同样的礼仪呢？然而，小司当东的应对非常“外交辞令”。他宣称自己当时还小，又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况且此次活动一切都要听正使的安排。最终，正使阿美士德远远不如他的前任，不但没见到大清皇帝，甚至连北京的城门都没进，就被赶回了海上。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历史当中的戏剧性。但是，一出好的戏剧背后一定要有强大而不可悖逆的推动力。英国政府在1816年再次遣使赴清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赢得了第二次百年战争的英国非常缺钱。当拿破仑在1815年输掉了滑铁卢战役之后，英法之间的第二次百年战争以英国胜利画上了句号。此时的英国在西方世界已经没有了对手，达到了鼎盛。但是延续百年的战争状态也让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负债，王室甚至濒临破产。在经济上，由于工业革命的成功，生产力过剩，但是同样受到战争的影响，欧洲其他国家的购买力不足，无法消化英国生产的产品。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坦博拉火山的爆发摧毁了1816年的农业经济，让欧洲各国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这些因素直接导致英国在1816年爆发了经济危机，因而迫切需要寻找外部的突破口。英国派出阿美士德使团的第二个动力则来自东印度公司。众所周知，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印度次大陆的直接代表，但很少有人知道，东印度公司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超大型公司直接左右国家政治的最早代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农业种植以粮食为主，自然在1816年同样遭遇重创。此时，一种生命力更强，更易于种植的替代型农作物出现了，它就是罂粟。印度自1816年开始，罂粟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自然也就越来越需要一个可以倾销其产品鸦片的巨大市场。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与清朝之间的商贸是以白银结算，中国市场是其重要的白银通道。可是清政府早就注意到了因为外贸逆差造成的白银外流问题，加之受到了1816年的影响，经济乏力，亟须阻止白银的持续外流，因此有意收缩甚至关闭广州这个唯一的外贸口岸。于是，东印度公司为了保住自己重要的白银通道，迫切要求英国政府再次与清政府建立联系，沟通商贸问题。就这样，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虽然远隔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却因为全球经济生产力的衰退，而走向了对抗的结局。自《史记》以来，司马公创立了中华历史的记录范式，也体现了我们的文化中“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自本纪而世家，自世家而列传，我们通常还是习惯于关注历史上的人，特别是那些能够改朝换代或力挽狂澜的伟人。然而，人固然伟大，但纵使筑就了水泥的宏伟森林，建造了翱翔天际的钢铁巨鸟，我们在地球面前依然是不值一提的渺小存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全球规模的气候变化就是一种自然伟力，在我们可以想见的未来都没有什么可行的技术能够与之直接对抗。这种变化源自我们人类强大的生产力，但这种变化也正在反过来吞噬我们的生产力。1816年，笼罩着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这片阴霾，只不过是一声警钟而已。除了白色天空，本书还讨论了其他很多带来了希望，但同时又令人困扰的问题，比如基因编辑。一方面，种种生物相关的问题可能都需要基因编辑来提供一种终极的解决方案。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技术还远未成熟，特别是应用在人类身上时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就让相关的质疑声音从未停息。实际上，相对基因编辑技术而言，更值得我们普通人忧虑的，其实是全球性的新发传染病。新冠疫情导致的死伤令人无不动容，但它最可怕的地方恐怕还是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在当今社会，富人可以有丰富的金融手段来规避经济下行的风险，保证自己的财产价值不变，甚至逆水行舟，不退反进。但是当整个蛋糕变小的时候，如果胖子还要吃下跟原来一样大的一块，剩下的人吃到的蛋糕岂不是更少？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欧美银行业危机，其根源是新冠所造成的全球生产力下降。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新冠疫情看作是一次坦博拉火山爆发，当前的我们只不过处于爆发结束后的1816年而已，而这一轮生产力下降带来的振荡才刚刚开始。像坦博拉或新冠这样的冲击虽然巨大，但是作为一次性的脉冲，它的振荡终将在巨大体系中消弭于无形。相比之下，缓慢而持续的积累才会导致不可逆转的可怕影响。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的持续排放已经造成了显著的全球变暖，它对生产力的破坏已经显现。比如在全球的热带地区，普遍出现了农业减产，经济下滑。这就导致当地的穷人更穷，不得不铤而走险，偷渡到高纬度国家求生。我们近年来经常会看到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问题，主要都是集中在中美洲、地中海、以及中东地区。它们在时间上和纬度上的一致性绝不是偶然，甚至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被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们预言过了。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全球变暖或许是件好事，因为按地质变化规律来看，我们当前基本处于一个间冰期的末期。《三体》讲述了三体文明只能在三星系统不确定的温和时期发展的悲惨故事，但人类文明其实也好不到哪去。现代人类的祖先不只一次走出非洲，并散布在地球的各个大陆与岛屿上，但为什么所有辉煌的古代文明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在同一历史时期崛起？这恰恰是因为当前这个间冰期的出现给了文明以温度，让原始部落能够在相对温和的气候中完成农业的建立，从而为更高级的文明发展做好物质准备和生产力准备。但是，这个让人类文明得以诞生的间冰期很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本该面对一次新的小冰期，给人类文明降降温。但是，人类“恰巧”制造了全球变暖，导致这个正在开始的小冰期被平衡掉了，让人类文明免遭重大打击。倘若真是如此，那的确是一种幸运。但到底幸运在哪里呢？有人认为，幸运之处在于，我们“及时”地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制造了一次全球变暖。但我认为，真正的幸运是，我们恰好赶上了一次地球自身的降温，而非升温。如果地球本该继续这个间冰期，甚至让温度继续升高，那么再叠加上我们造成的温室效应，岂不是要万劫不复了？所以，单纯地谈论全球变暖或平流层气溶胶，就如同单纯地谈论王侯将相一样，放大了单一因素的作用。人类文明是如此脆弱，而地球又是如此多变，其在大时间尺度上的变化很难被人类所改变。在自然的伟力面前，渺小的人类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调节天气的科技手段，既有如平流层气溶胶这样的降温手段，也有如温室气体排放这样的升温手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在丰富的数据和严谨的理论支持之下的气候模型，能够指导我们该如何施加这些调节手段，对冲平缓的变化趋势，消除激烈的冲击变量。最后，让我们回到1816年那个无夏之年的夏天。其实除了科尔伯特在本书中提到的雪莱夫妇和拜伦勋爵之外，与他们同住在日内瓦湖边的还有另外两人，分别是拜伦的情人克莱尔·克莱尔蒙特（Claire Clairmont）以及拜伦的私人医生约翰·波里道利（John Polidori）。由于远在东南亚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带来了凄风冷雨的坏天气，五个人都被困在了拜伦租下的别墅中。于是他们约定各自写一个鬼故事来打发时间。大概是出于诗人的不羁，拜伦勋爵和珀西·雪莱都没有完成约定。反到是玛丽·雪莱写出了为科幻文学开山立派的《弗兰肯斯坦》，而波里道利医生则写出了《吸血鬼》——此后所有的吸血鬼故事都是源出于此。作为鬼故事来讲，两篇故事都算合格：波里道利的《吸血鬼》讲述了一个来自过去的鬼魂，千年不死；而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则讲述一个来自未来的鬼魂，是由身为人类的弗兰肯斯坦医生一手创造的。一个夏天，在同一所大宅中诞生了两个经久不衰的文学原型，这多多少少要归功于坦博拉火山的爆发给了他们思考的时间。虽然珀西·雪莱没有写出什么流传后世的鬼故事，但是他在此次旅程中也看到了1816年的欧洲，看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并且有了深刻的思考，影响了他对欧洲正在发生的革命的态度。但无论如何，他不可能知道，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一座火山应该对这些饥民的悲惨生活负何种责任。今天，当全球变暖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些打着环保旗帜的声音在说：我们应该放弃科学技术，放弃任何进一步的主动行动，似乎这样就能让地球稳定地旋转下去，让岁月静好。对于他们而言，任何科学事实很可能都是没有说服力的。试想，如果我们很多人都被放进一口硕大无比，不可能逃出去的巨锅之中，泡在水里烹煮。只不过此时的水温还仅仅是热水澡的温度而已，你要如何选择呢？想尽一切办法让这口锅里的水温降下来？还是闭上眼睛，假装自己是在泡温泉，并臆想着会有一个全能的神突然从锅底下把木柴抽走，拯救我们？其实，《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呈现了一个在科幻文学中不断被重复的命题：人类的造物终将毁灭人类自己。玛丽·雪莱落笔时所想到的，或许只是电与大机器这些当时新出现的科技，但她肯定想象不到，这件能够真正毁灭人类的人类造物，竟会应验在她那个时代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身上。又或许，玛丽的隐喻并不准确，人类终将能够避免这场灾难。而那个唯一希望，如同长有羽毛的东西一样会飞，就悬在当时玛丽头顶的那片白色天空中。
作者简介：
叶盛，清华大学生物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人工智能生物学分会副会长、科普工委秘书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曾获“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文津奖推荐图书奖”，译有《大灭绝时代》《为什么相信达尔文》等科普图书。
“人类改造自然”是《白色天空下》的主题。过去，人类为了自身的生活便利改造自然，现在和未来将为了弥补过去造成的破坏而改造自然。通过采访世界各地最前沿的科学项目，科学记者、作家伊丽莎白·科尔伯特描述的是一个人工痕迹越来越多的世界：人类已不可能将自然恢复成原本的样子，甚至无法仅靠减排等手段减缓大灭绝到来的速度，只有大胆而谨慎地干预自然，才有可能逆转全球变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