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有气候怀疑论者，是因为我们的科学素养更高吗？

探究“气候净网”的社会肇因

实际上，有关这个题材，在5年前，笔者已经给《知识分子》写过一篇专栏文章《为何中国舆论难见气候变化怀疑论？》。当时基于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的采访。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James Painter（本身也是一位资深环境记者）发现，在英美媒体上，气候变化否定论或气候怀疑主义的说法格外泛滥。但与此同时，尽管作为碳排放世界第一的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但气候质疑论在中国媒体上却非常罕见。

在当时的文章中，笔者指出，中国在总体上是国际气候变化运动的获益者，中国没有形成反对气候变化的高碳利益集团，中国媒体总体上缺乏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最后一点很重要，要质疑一件事情，首先要对它有足够的关注，因为质疑是需要调用认知资源和搜集足够资料的。

从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而论，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大量气候怀疑论的拥趸，是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社会调整中利益受损的群体，这样的调整也是与整个经济的变迁相联系。以美国的情况来看，大量的气候怀疑论者是共和党选民等保守势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川粉”（美国前总体特朗普（川普）的拥戴者），他们因为制造业迁往国外，或者煤矿钢厂关闭而从事更加低薪的服务业。但在中国，到目前为止因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的经济调整，一直是以增量方式进行的，可以说全国没有一个煤矿，是单纯因为要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而被关闭。

相比于缺乏气候怀疑论，充斥中国媒体的，更多是气候凯歌：中国又实现了多少低碳发展方面的进展，又开工建设了哪些新能源设施，以及中国在国际气候运动中，发挥的影响力又有何等提升。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了中国媒体的这一特点，在此没有必要赘述。

但要多说一点的是，既然媒体不关注气候议题，那为何会花费大量笔墨来描述这些喜人进展呢？基于笔者20多年的媒体经历和十几年的气候传播研究经历，我们可以断言，气候凯歌像其它捷报一样，关心的不是气候而是气候变化应对事业背后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成就。

实际上，笔者团队正在进行的一项分析覆盖多份媒体将近20年有关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议题的报道的研究就初步发现，同时使用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低碳发展等主题词检索到的气候议题报道，其压倒性的主题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本身反而在大多数报道中隐去身影。

如果媒体的使命被界定为宣传报道大政方针，弘扬国家建设成就，那么试想一下，是报道新能源汽车的突飞猛进，还是去报道气候怀疑论，哪怕是怀疑西方通过气候变化遏制中国发展这种在民间很有市场的说法，哪一个更容易符合这个要求呢？答案恐怕是自明的。

“流量杀手”背后的媒体作为

单纯用媒体缺乏关心气候议题来解释媒体或公共舆论少见气候怀疑论，肯定不充分。媒体对气候议题的报道，也受制于读者。最近几份科普或环境类新锐媒体的编辑，都反映气候变化议题成为了“流量杀手”：相比其它科普文章，气候变化的报道和文章往往访问量大降。在流量成为媒体KPI主要指标的当下，坚持报道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编辑们真的值得钦佩。

这么主流、国际上如此热点的气候变化议题为何能成为“流量杀手”呢？我们还没有开展系统调研，不能给予准确的回答。但基于笔者20多年的新闻经验，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把气候变化报道与其它科普文章相比，这个参照物可能有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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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即便严肃的科普网站，恐怕也会把生命健康这类人们最关心的科普议题作为主打，相对于这类议题，距离自身更加遥远的气候变化当然会流量减少。另一方面，如果媒体报道气候议题的着眼点更多是应对气候变化取得的国家社会经济成就，并且这种报道风格成为了定式并进而形成了读者心里的刻板印象，那气候议题的流量，就应该与党媒上其它“成就”报道的流量相比。我猜想与党媒上其它“成就”报道相比，气候变化议题不一定会成为“流量杀手”。

然而，不可否认，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确实存在不足。一项最近发表的论文就指出，在中国各地发生异常天气时，使用百度新闻搜索，绝大多数地方媒体不会提及气候变化[1]。实际上，毋庸置疑，大量研究及国际权威评估报告都表明，正是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全球气候灾害事件的频率才显著提升。

当媒体放弃了在公众息息相关的异常天气报道中分析气候变化，其结果当然是拉远了气候议题与公众关注之间的距离。如果说，媒体报道气候怀疑论需要对这个议题足够关注，那公众阅读这样的议题就更是如此了。对于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事件，我们会花费足够的精力去怀疑它们吗？

公众的气候知识与怀疑论有什么关系？

虽然从“流量杀手”上来推测，中国公众对气候议题的关注不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高度认可气候变化的发生并赞同国家采取积极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历次针对全国公众气候态度的调查都显示了这一点。但仔细分析各次调查结果，我们还是能看出一些说明气候议题认知不足的端倪。

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气候传播中心在2012年和2017年分别进行了两次大样本的全国公众气候认知调查，结果发现，答题者中有90%以上了解气候变化，认可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赞成政府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但两次调查分别只有60%和66%的公众认为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活动引起的。而我们知道，目前我们所说的气候变化，并非气候的随机变动，而专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造成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

笔者与苏州大学同事潘野蘅博士在2022年也进行了两次全国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众的气候态度继续爆棚，对于气候变化标准表述中所蕴含的知识的掌握程度似乎也不错。例如，我们在测试气候态度时使用的一道反向问题“气候变化是地球自然的发展进程，人类活动的影响可以说很小”，只有8.8%的受众认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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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测试公众“中国已经实行多年的节能减排，说明中国早就开始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了”，大多数公众同样认可这种错误的表述。公众似乎既不知道中国政府所说的节能减排，减的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质的排放，而非二氧化碳。也不在乎2030年碳达峰的准确含义。如果从开始实行节能减排政策起就开始减排二氧化碳了，现在也没有必要努力奋斗来实现碳（排放）达峰了。

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原因可能仍然要从公众关注力上找。在关注力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容易记住反复出现的官方标准表述，而不会通过对比碳达峰与节能减排的差异来强化相关知识。同样，在对气候变化关注力有限的情况下，除非有其它的激发因素，否则人们既不会特别去相信各种阴谋论、怀疑论，也不会动用认知资源去检讨批驳它们。在我们问卷中，对“西方遏制发展中国家”和“气候变化让西北变良田”这种说法，相信者不高（分别为8%和17%），更多的则是不置可否。有30%多的人对这些说法的态度是中性的。

更高的科学素质能克服气候怀疑论吗？

谈到气候知识，就要说说公众的科学素质了。多年来，我们一直把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作为科普工作的主要目标，并进而认为，公民拥有更高的科学素质，就可以有更加积极的科学态度，更加践行健康行为，更加积极保护环境。经过多年努力，中国2022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12.93%，比2020年的10.56%提高了2.37个百分点，尽管绝对值仍然有待提高，但历次的调研都显示，公民科学素质增幅巨大。

在气候议题上，我们的研究表明，公众科学素质的水平确实可以负向预测人们对气候怀疑论的态度以及对特定气候阴谋论的信赖程度，但是系数并不太高。

这些发现，其实与近年来国际上对科学素质并不能确保人们采纳科学与环境保护行为的最新研究结果很一直。例如，在气候变化高度争议的美国，研究发现，被调查者的科学素质的程度不但不能预测对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的认可，反而会导致极化态度，也就是说，科学素质较高的人群中，极为认同和激烈反对人为原因造成气候变化的人所占的比例，就比他们在科学素质较低的人群中的所占比例更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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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结果更有意思。国际学者们在考察公众对阴谋论的信奉状况时，开发了一个变量叫做阴谋论思维，用于衡量人们是否更容易相信阴谋论。这个变量会用“‘官员不会告诉我们他们的真实动机’，‘政府会进行全民监控’，以及‘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内幕不得而知’等问题来测试人们是否更倾向于相信各种阴谋论。通常阴谋论思维更高的人，更愿意相信各种阴谋论。

我们的测试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在我们的样本中，阴谋论思维越高的人，气候态度越积极。是的，你没有听错，阴谋论思维越高的人，越认同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这种标准表述，越不认同气候怀疑论[4]。

问卷调研不能告诉我们答题者背后的动机，但我们猜测，在中国语境中，阴谋论思维这个变量更多体现了人们不去琢磨政府动机、更愿意做听话民众的倾向。而我们另一项研究则表明，爱国主义（nationalism）和对政府政策的熟悉程度是正向预测人们气候态度的主要原因[5]，这很有可能说明，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的动机，是人们支持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这两项研究放在一起就更有意思了，它们可能说明中国受众对气候怀疑论的抵制，更主要地不是因为他们的科学素质，而是因为他们认同政府的立场与政策。

社会、媒体与个人因素的共同作用

转了一个圈子后，让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公共空间少见气候怀疑论的核心问题。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缺乏滋润气候怀疑论的社会、经济、媒体与认知资源等土壤，而这些因素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它们首先共同造成了气候变化与己无关的认知格局，其次可能通过公众对政府的认同与顺从营造了公众对气候主流信息的拥戴，同时也营造了不适合气候怀疑论扩散的传播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素质的确起到一点作用，但很显然没有成为让人们拒斥气候怀疑论的主导因素。对应着我们标题中的设问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回答：中国不怎么信奉气候怀疑论，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有更高的科学素质。

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