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作家大胆写性与情欲

这两年，有一位女性作家的作品被大量引进和翻译，热销的同时也引发了热议——那就是202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她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性作家。

《正发生》，改编自安妮·埃尔诺作品

在法国，埃尔诺被认为是继波伏瓦和杜拉斯之后，法国女性主义的一个标杆性的文化偶像。在中文世界里，人们则常把她与张爱玲、萧红、李碧华相提并论。

她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却又远不止于女性主义。今天的分享来自于旅欧媒体人王磬，她以欧洲经历的为背景，为我们梳理了埃尔诺的作品里，那跨越国别、种族、时代的悠远意义。

作者 | 王磬，记者、播客《不合时宜》主播

来源 | 看理想App节目《欧洲折叠》

01.

在欧洲，性别平等实现了吗？

法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听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稀奇。许多我们熟悉的法国作家，如加缪、萨特、莫迪亚诺等都曾荣获诺奖。其中，萨特更是因为1964年拒绝诺贝尔奖的行为而被后人津津乐道。但埃尔诺的获奖，仍然具有非凡的意义：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性作家。

如果回看法国与诺奖的历史，不难发现，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尓文学奖的作家，正是来自法国。那是在1901年，该奖颁给了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此后，法国又有14位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全部都是男性。埃尔诺的获奖是在2022年。也就是说，在第一位法国男性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120年之后，终于有一位法国女性，也获奖了。

听上去这是个好消息，但同时也意味着，过去一百多年里，尽管法国经历了几波声势浩大的女性主义浪潮，但法国故事的文学讲述，那些最受国际认可的部分，几乎都是被男性垄断的，而女性是隐身的、不被看见的。比如，最终是萨特获得了诺贝尔奖，却不是与他并肩作战的、同一时代也同样优秀的波伏娃。

固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有许多偶然性，不能单凭奖项来评价一个人的文学成就。也有许多并未获得诺奖的作家，职业成就是非凡的，例如今年过世的米兰·昆德拉就终生没有获奖。但法国的诺奖名单呈现出如此大的性别不平衡，仍是让人意外的。

《让娜·迪尔曼》

所以，女性主义在欧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欧洲离性别平等还有多远？

先分享一点个人在欧洲旅居的感性观察。一方面，欧洲的性别平等确实处在世界领先位置。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发布的性别差距报告，全球排名前三的性别平等国家全来自欧洲，分别是挪威、芬兰、瑞典。欧洲许多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都是女性，例如大家熟知的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芬兰总理桑娜-马林，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许多大企业都引入了高管女性比例的配额制。欧洲议会去年批准了一项法案，到2026年之前，欧盟境内凡员工多于250人的上市公司，女性必须担任33%的高级职位。对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来说，小到免费发放的卫生巾、月经假，大到生育补贴、家务分工等，都有较好的制度支持。男女平等的观念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承认，欧洲仍然不是性别平等的乌托邦。如果说满分是100分，欧洲也许已经做到了90分，但还差10分。那10分在哪里？首先，欧洲内部仍有较大的差异性，这体现在方方面面，性别状况也不例外。虽然几个北欧国家占据了性别平等的榜首，但在许多东欧和南欧国家，女性的弱势地位仍然是很明显的。例如，就在几年前，保守的波兰执政党就通过一项法令，限制女性在波兰的合法堕胎权。

其次，即使在已经接近女性乌托邦的北欧，仍然存在厌女的现象。

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1985年出生的芬兰总理桑娜-马林，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2019年，她当选总理时只有34岁，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领袖之一。她带领芬兰挺过新冠疫情、又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带领芬兰加入北约，政绩非常亮眼。但前段时间，曾有过一则关于马林的花边新闻登上了头条。

她被人拍到半夜参加热舞派对，甚至被指控磕了药，最终不得不通过做药检来自证清白。尽管芬兰常被视为灯塔社会，尽管马林已经如此杰出，她仍然需要面临所有女性都面临的困境：那就是与社会中潜在的厌女情绪做斗争。

欧洲的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面对这些状况的？一方面，固然是为女性自身追求更多平等。但女性主义并不仅止于此，所以另一方面，她们也加入了对自身的反思。

女性主义理论作为思想工具，帮助人们看见和反思权力关系。除了去帮助处于弱势位置的女性群体，也引导人们去看见所有处于弱势位置的群体。例如，除了性别之外，女性主义还经常关注遭遇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弱势群体。

埃尔诺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的集大成之作《悠悠岁月》提供了一部细致入微又波澜壮阔的文本，既记录了一个女人从少年到老年的成长史，又记录了法国在战后六十年的社会史。

02.

《悠悠岁月》：一代法国人的集体自传

先介绍一下埃尔诺。她于1940年代出生在诺曼底的一个小镇，父母都来自社会底层，在镇上经营一家咖啡馆。母亲希望她能得到最好的教育，督促她读书。长大后，埃尔诺成为一名文学教师，并嫁给了一个中产阶级男人。她生育了两个孩子然后离了婚。她的母亲在晚年得了阿兹海默症，在失忆与病痛中逝去。上述这些个人经历，都被埃尔诺写到了作品里。她大部分的作品都具有自传性，充满了坦诚的自我审视。

安妮·埃尔诺，图源《超8岁月》

读过《回归故里》的朋友，对埃尔诺的人生故事应该也不会陌生。在《回归故里》当中，埃里蓬就多次提及了埃尔诺的作品。他俩的背景也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来自于法国的底层家庭，都通过个人努力进入了巴黎的文化精英圈子，都成为了坚定的左翼知识分子，都在作品中描述了自己变成中产之后的不安与耻感，似乎那是对原始出身的某种背叛。

不过，看上去埃尔诺的书似乎都是个人和关于父母的回忆，但她的作品并非普通自传，而是集体的自传。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写，“她以无畏的勇气、临床诊断一样的敏锐感，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疏离及其集体制约。”《卫报》认为，她是“法国伟大真相的讲述者”，“集体记忆的守护者”，“过去五十年来法国社会最伟大的编年史学家”。

集体自传应该怎么写呢？埃尔诺的处理方式，是使用无人称代词的自传性写法，《悠悠岁月》正是这种写法的集大成之作。

我得承认，第一次阅读《悠悠岁月》时没太读懂。如果这是你阅读的第一本埃尔诺的小说，很有可能会被劝退，这跟她的写法有关。

因为采用了无人称代词的写法，所谓无人称，就是这本书中的主语不是“我”，而是潜在的“我们”。她通篇不写对话，也几乎不描写心理活动。你在书里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人，她写的是日常生活，写事但不写人。在埃尔诺的文字里，你面对的是面目模糊的群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文学的，对于读者来说也很难立刻共情。

我带着疑惑，去读了她的更早期作品《一个女人的故事》。那是一部写得很质朴的“讲人话”的小说，写埃尔诺妈妈的一生。它像是《悠悠岁月》的前传。看完之后我才明白了一些，她在《悠悠岁月》里想表达却没有展开的文字背后有着怎样的情感。

再回到《悠悠岁月》，整本书被十四张照片划分成十五个部分。每歌部分都以对照片的文字描述开始，每张照片背面都有明确的拍摄时间。时间跨度从1941年至2006年。书里讲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这个女人就是埃尔诺自己，她经历了成长、结婚、生育、搬迁、离婚等人生境遇。它也讲述了法国这六十多年来的历史，包括二战时期的诺曼底登陆、六八运动、女性主义运动、阿尔及利亚战争等等。

《悠悠岁月》像是一部建立在个人自传基础上的社会调查。埃尔诺说，自己写的是“文学、社会学和历史之间的东西”。她认为自己的义务是表现那些从未有发言权的底层社会人群的生活情境。她自己在追忆的同时也敦促其他人回忆，从而使这本书成为整整一代法国人特别是法国女性的集体记忆。

但埃尔诺的表述又是极其克制的，不是那种史书式大开大合的写法，而是把线索都埋藏在行文中。例如，本书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1968年，事无巨细地描写了她作为一个出身底层的法国少女经历的青春期、耻感、性萌动、对生活的触感、对前程的憧憬和迷茫。你能隐隐感到这是在指向什么，但她没有明说。直到那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埃尔诺写道：一九六八是世界的第一个年头。

熟悉西方战后史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发生在1968年的六八运动，可以说是法国在二战之后经历的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主要由左翼人士发起，以反抗精英官僚。它的影响力也溢出法国，流向了全世界。

读到这里，读者才恍然大悟，埃尔诺写的是她所经历的六八运动。是那个所有人为之疯狂却又落寞而归的1968年。必须要套上这个时间的滤镜，此前的那些描述，才具有时间的意义和历史的厚重感。

《女人的事》

今天，我们在读《悠悠岁月》时，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里面描述的景象离我们熟悉的生活相去甚远。但我跟一些上了年纪的法国朋友聊起这本书时，他们真的很感谢埃尔诺，感谢她细致地记录下了那些特定时代的风物、潮湿的时代情绪，让他们感到“被看见”。

埃尔诺细致地参考了每个时代的口号、表达方式、消费主义和饮食习惯，包括那个时代的特殊流行语、某首流行歌曲的歌词、衣服的颜色和材质。难怪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她赞不绝口，表示“五十年来，埃尔诺一直在写我们国家集体和亲密记忆的小说”、“她是本世纪女性和被遗忘的人民的代言人”。

03.

什么样的书写，才是女性的书写？

关注女性主义的人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书写，才是女性的书写？

对于埃尔诺来说，女性书写首先是关于身体的。她以一种简洁、真实的风格，揭露了令人不安的秘密和经常被隐藏的身体经历，如堕胎、老年痴呆、癌症、性等等。

她大胆地描写性，特别是女性的情欲。比如细致入微地讲述自己自慰的经历，当时，自慰那还是一个不太被主流文学认可的话题。她有时候甚至因此被贴上“色情作家”的标签。性与她自己作为“阶级叛逃者”的身份叠加在一起，她对此既身负耻感，又享受其中。

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她描写了自己与母亲两代女性围绕着性观念的区隔。在母亲还是年轻姑娘时，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不能谈论“性”的，女孩是没有自由可言的。

“性”这个字眼成了评价一个人的好坏的道德标准，甚至连好奇本身也被视为下流和堕落的开始。因此，母亲从未跟她谈起过任何有关性的内容。她记得，第一次来月经时她告诉了母亲，但母亲只是红着脸递给了她一个月经带，连如何使用也不跟她多说一句。

《正发生》

在青春期时，母亲对于她日益性成熟的身体很反感，认为她日渐蓬勃的乳房和臀部是不安定的因素。母亲害怕她讨男人喜欢，进而遭遇不幸，甚至是意外怀孕。埃尔诺写道，“在我的脑海里，这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女人，却又混同于某些非洲母亲的形象，她们会紧紧地拽住自己女儿的胳膊给她们做割礼。”

埃尔诺还有一处表述让我印象极其深刻。写作这本书时，母亲已经去世了。她说自己写作的十个月里，几乎每晚都会梦见母亲。“有一次，我梦见自己躺在一条小河的中央。从我的腹部，从我再次如少女般光滑的阴部里，涌出丝状的植物，软软的，漂浮着。那不仅是我的阴部，也是我母亲。”

让埃尔诺放不下的话题还有堕胎。她的第一部小说《清理》发表于1974年，讲的正是关于堕胎的故事。2000年，她又发表了一部自传式小说《正发生》，也是以自己年轻时的堕胎经历为原型，这本书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聪明的学生安妮突然怀孕，经过极其荒谬的堕胎过程、甚至是冒着入狱和失去生命的风险，她最终流产。在流产结束后，她回到学校参加期末考试。这部电影在2021年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金狮奖。

对堕胎话题长达三十年的兴趣，正是出于埃尔诺对身体的记忆和对耻感的记忆。她认为人们对羞耻的记忆总是格外详细，记忆是耻感的特殊礼物，耻感也成为了她的创作地图。

她在作品中事无巨细地再现了堕胎发生的过程，包括如何在厨房的炉子上煮器械，如何在大学厕所中把胎儿令人痛苦地驱逐到体外，还有随之而来的卫生问题。在后来的采访中埃尔诺表示，她只会写下自己记得清清楚楚没有疑问的细节，而不会添加。

埃尔诺说：“我当时拿纸擦了吗？我不知道。厕所是大家共用的，我清理了吗？我根本不知道。我对此有一个空白。”记者问她：“你不想填补这个空白吗？”她回答：“不，我不会填补空白。”

但埃尔诺记得，她把胎儿的遗骸放进了一个饼干包装盒。她说，那是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有成千上万的人经历过秘密堕胎，我想准确地再现当时的真相。”在一九六零年代的法国，当她经历堕胎的时候，医生甚至都没法说出“堕胎”这个词。

她自己当时也无法想象，堕胎有天能成为一种女性的合法权利。在《悠悠岁月》里，她详细记录了女性主义浪潮的经过，其中一条是避孕药获得了批准。埃尔诺写道，“我们终于自由了”。

或许此时我们才更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在写作《悠悠岁月》时埃尔诺选择使用“无人称代词的自传性写法”，为什么主人公不是“我”而是“我们”？她书写的从来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痛苦，是一代女性的集体记忆。

《女人的事》

在她之前，女性的回忆录往往被视为是私人的、居家的、小规模的。埃尔诺的做法彻底改变了这一观念，她让她们集体发声，以合唱的形式。埃尔诺的实践表明，将自己的故事置于她这一代人的故事中，个人和集体的写作同时存在的可能。

埃尔诺坚定地写道：“这是一种客观的自传，其中没有‘我’。只有‘一个’和‘我们’，仿佛现在终于是由她来讲述故事的时候了。”

正如她在《一个女人的故事》里提到的：“一个女人的故事，也是所有女人的故事。”

04.

女性主义，不止关于女性

埃尔诺的一生，完整地经历了法国从第二波女权主义到第三波女权主义的过渡。除了在作品中讲述女性经验之外，她也积极参与政治，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争取堕胎权运动，到最近的性别平权运动，她从未缺席。她以笔为刀，为受困于结构性不平等的女性们发声，向父权制开战。

但她对女性主义的思考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女儿，她非常重视性别和阶级。女性相对于男性，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性别。工人阶级相对于中产阶级，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但是，她如何书写自己的白人身份呢？

作为白人女性，只关注自己的女性身份就够了吗？埃尔诺认为，不是这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性浪潮有一个倾向，那就是关注性别，却不考虑女性之间的差异。

埃尔诺认为，这是不诚实的。女性主义理论作为思想工具，是帮助人们看见和反思权力关系。不只是去帮助处于弱势位置的女性群体，也是引导人们去看见所有处于弱势位置的群体。

《让娜·迪尔曼》

例如，在书写不同种族的群体时，是否“标记”（mark）人们的种族是一个经典的讨论。当故事里出现黑人女性的时候，是否要在出场时就提及，这是一位黑人女性？还是只提及这是一位女性？

大多数情况下，欧美地区的作者，会选择不标记白人、但标记其他群体。因为前者被认为是“主流人群”，后者是“边缘人群”。但这也招致了批评：如此一来，不是更加把少数族裔给他者化、奇观化了吗？

对此，埃尔诺是这样看待的：“我是要写‘一个黑人女性’、还是写‘一个女性’？我面临着一个选择，尤其是在今天，它将影响这本日志的阅读方式。如果我写‘一个女性’，我就抹去了这个女人外貌的一个方面，而我不可能没有立即注意到这个方面。这最终会暗中‘美化’这位女士，因为白人读者会习惯性地想象一位白人女士。

这是在拒绝她存在的一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她的皮肤。拒绝她在文本中的可见性，这与我的初衷恰恰相反，也与我作为作家的承诺恰恰相反。我并不是要写一份支持种族多样性的宣言，而只是要让那些和我一样在这个空间里出没的人，获得他们应得的存在感和可见度。因此，当我想这样做时，我会写：一位黑人妇女、一位亚裔男子、一些阿拉伯青少年。”

今天的西方文艺界，固然有“政治正确”的反思。但也有人会质疑，这些对于少数族裔女性的呈现方式的讨论，是否是一种为了政治正确而进行的表演呢？无论是否有表演的成分，埃尔诺作为一名在主流文学界获得了成功的白人作家，用自己获得的影响力，身体力行地去将对种族议题的反思推向大众，这本身已有其珍贵之处。

埃尔诺的种族意识并非与生俱来，也是多年积累的结果。2008年出版的《悠悠岁月》，是她首次在作品中反思自己童年时代的白人世界及其殖民背景。此时距她首次发表小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她写道，对于自己来说，1961年10月是美好秋日的记忆，是初入大学时的兴奋。而现实中，那也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日益激烈之时。

埃尔诺在书里讽刺了自己当时的无知，以及像自己一样的法国白人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苦难漠不关心。她认为，是这些白人与法国政府合谋压制阿尔及利亚血腥战争的事实，包括警察在巴黎屠杀和平的示威者。埃尔诺背负并表达了她那一代人无法抹去的负罪感：“仿佛我们永远无法弥补我们的沉默、我们的遗忘。”

让我们把目光再拉回到当下。埃尔诺创作活跃的年代，与当下其实已经有一些距离。她曾抗争过的那些压迫，随着时间流逝、社会观念的进步，许多层面已经得到了改善。

对于性的污名化、没法在药房买到的避孕药、医生不愿说出口的“堕胎”，如今看来，这都是过去才会发生的事。但仍然有很多部分，很多压迫，很多不平等和不公正，仍存在在社会的角落，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中。

《安娜的旅程》

放眼世界，尽管许多地区的文化语境、政治制度、女性主义的发展阶段都跟法国有所不同，但埃尔诺给我们的启示仍然是多重的。

作为一位杰出的记录者，埃尔诺曾说，她所有的写作都源于“保存某些东西的紧迫感”，保存记忆，以免它们被遗忘和消失。我们会死去，而记忆在昏暗月色中滋长，尚未出生的人终将有一天能读到我们的记忆，那些他们尚未出生就已死去的人的记忆——只要我们将记忆写下来。

《悠悠岁月》最后一句话写道：“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这就是记录的意义。即使感到有些似乎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仍然可以记录，记录就是在对抗遗忘。

作为一位心怀悲悯的女性主义者，埃尔诺经历了过去半世纪法国的几次女性革命。十年前，她悲观地感到，社会思潮正在向传统回流，女权主义者成为一个被污名化的词，她曾担心自己不能活着看到新一波的女性进步浪潮了。然后Me Too出现了。埃尔诺在采访中说，“人们说起Me Too好像是凭空出现一样，但并不是这样的，整整一代年轻女性对男性特权的看法已经改变。”

这就是抗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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