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跟踪调查：中国“精英二代”如何参与全球竞争并获得人生成功？

作者：PUP China
转载：普林斯顿读书汇

正文

社会分层和阶层固化，长久都是人们所关心的话题。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被视为社会中打破阶层藩篱的重要机制。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重视考试的传统，直至今天，进入大学仍被视为鱼跃龙门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但看似公平的教育选拔机制是否就能保证社会流动的畅通无阻？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金榜题名并不等同于往后人生的顺遂，在毕业前景和职业选择上，成绩只是众多变量之一。 

近年来，已有许多的研究指出了“小镇做题家”的困境，相似的高考分数之下掩盖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些差距从何而来？又通过哪些机制将人们区分开来？相较于“小镇做题家”可能面对的诸多窘迫，是谁在从高中到大学以及之后的职场中如鱼得水？他们为何得以相对轻松地迎接人生历程中出现的挑战？ 

为了回应这些问题，国立政治大学（中国台湾）的社会学系副教授姜以琳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新一代的“精英”上——他们来自资产位于全国前10%的家庭，毕业于北京的顶尖高中。虽然高中时的成绩并不相同，但这群“精英”学生及其家庭会采取相应的策略来通过国内或国外的选拔机制，进入国内外的名校，通过教育来保持自己的精英地位。此外，学生、家长和学校一同协作，促成这群年轻人走向世界，在世界范围内确认自己的精英地位。在“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一书中，姜以琳发现中国的精英青年们通过成为“学神”，在全球精英地位的竞争中取得了系统性的成功。

01

一项长达七年的追踪

Study Gods 一书基于一项为期15个月的民族志，以及从2012年延续至2019年的追踪研究。

2012年到2014年间，作者在北京的四所顶尖中学进行了详尽的田野调查，记录了在升学压力下，“精英”学生们在高二和高三的日常互动与生活。在高考以及海外高校申请的背景下，这些学生都在紧张地备战考试，尽量提升自己的分数，以在升学中占有更大的优势。而基于学生不同的分数以及其对学习的态度，在这些学生中出现了“学神-学霸-学渣-学弱”的地位体系。虽然分数不尽相同，但作者发现位于这四个层级的学生，有其特定的升学策略，会以不同的方式寻求老师和家长的帮助。而学校和家庭的参与也持续形塑并固化着这一体系。

在这群学生毕业之后，作者对其中28名学生展开了长达八年的追踪研究。他们大多在高中毕业后进入了国内外的名校。虽然在高校和职场中经历了诸多的变化，但这些精英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们仍通过各种方式确认自己的精英身份。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从学术角度而言，“精英”并没有一个普世的标准。在中国的语境下，作者采取了社会经济维度的定义。这项研究中的学生都来自于北京的“精英家庭”，这些家庭的收入中值大约是全国城市人口收入前10%的三口之家家庭的两倍。家长有能力承担他们的子女在美国私立大学学习四年的全部费用，大多数家庭在北京拥有两套或者两套以上的房产，有些在其他省份也有资产。

在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经济实力与教育程度紧密相连。要在中国获得社会经济层面的精英地位，抑或成为政治精英，则需拥有高水平的教育程度。因此，虽然本书用富裕程度来定义精英家庭，这些家庭同时有许多其他的共性。除了高收入，此项研究中的父母年龄相仿，他们自己通过取得极高的教育成就实现向上流动。他们多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并成为了当时中国教育水平最高的1%至2%的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北大或清华的校友，有一部分人有研究生学位，少数有出国交换和留学的经历。在这28名学生中，有27位学生都至少有一方家长从事高级管理或专业工作。

作者所追踪研究的青年的父母辈通过教育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这些父母也期望自己的子女进入顶尖大学，来巩固其家庭的精英地位。而这些出身于精英家庭的青年，又与其父母的成长背景不同，这些青年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与世界紧密相连的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人。作为中国精英的代表和全球精英地位的竞争者，他们的舞台不限于国内，而是走向了全球。

02

“学神”：精英学生地位体系

高等教育是获得以及确认精英身份的重要一环。对于来自北京富裕家庭的中国学生来说，通过高考进入北大清华等国内名校，或是申请海外的高校，是其人生路径中必经的一环。当精英身份不再通过血统继承，教育筛选体系看似对所有人采取一样的评估标准，这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如何在这套体系中，持续保持优势地位、从而实现‘’精英的再生产”？

与成功源于“努力”或“奋斗”的主流叙事恰恰相反，在精英高中，“精英”身份来源于“不必那么努力也能成功”。关键在于，精英学生和家长们深谙教育体系的规则，当大部分人群还在应试教育的赛道上“卷生卷死”，精英们更擅长提前规划最为安全、有利的升学路径，避免陷入“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境地。

在对北京四所超级高中展开的田野调查中，姜以琳发现，在这群学生中存在一个基于成绩和“轻松程度”（ease）的身份体系。这个体系产生于学生的学习日常以及与同辈以及老师的互动中。不同分数的学生会发展出不同的策略，来帮助自己进入适配的大学。而家长和老师也深谙这套体系的存在，并会付出各种资源来帮助学生巩固或提升自己的地位。

这套体系基于成绩的好坏以及对于学习的从容程度（ease），根据这两个指标，姜以琳发现这些超级高中当中存在着学神、学霸、学渣、学弱四个群体。学神，顾名思义是像“神”一样的学生，他们学起来毫不费力，轻轻松松就能在学校中表现出色。而其他学生，包括“学霸”，则在不停地学习。“学渣”表面上对成绩满不在乎，但背地里还是会暗暗努力，以此来避免掉入地位体系中的最底层“学弱”，即那些拼命学习，却仍难取得好成绩的学生。

在这个地位体系中，“学神”有着最高的地位，被认为优于其他人。虽然“学神”并不一定是校园里最受欢迎的人，但他们与同辈群体交往时，会占据注意力的中心。当与成年人互动时，他们享受着老师的额外关注以及父母的纵容。姜以琳认为，成为“学神”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再造“精英”的过程。“学神”需要毫不费力就能有最高的学术表现，因此，向下流动的威胁迫在眉睫，“学神”随时可能因考试表现不佳而失去荣耀。而为了创造以及维持“学神”的地位，父母和老师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 Study Gods 中，姜以琳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北京富裕家庭的家长在帮助子女顺利通过高校的选拔中所做出的努力。

首先，这群家长大多自己通过高考完成了阶层跃迁，掌握了优渥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他们大多深谙高校选拔的“规则”，会为子女提前规划最安全、最有效的升学路径，比如参加奥赛、通过自主招生加分等。精英家长们并不会深度参与和干预孩子的日常学习，在本研究的受访者中，很少有家长在高三之前与老师进行深度互动，他们相信有必要培养孩子的自主性。但一旦学生在这些考试中失利，在面临“跌下神坛”的风险时，家长则会迅速地做出反应、优化升学策略，会在子女身上投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重新进行家庭的资源部署，比如控制子女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为子女安排单独安静的住宿，联系学校老师帮助子女获得其他的加分机会等。

其次，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好成绩仍是通向好学校的不二法门，但这些家庭和学生提升分数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卷面上。家长会深度参与学生的择校以及专业的选择，以此来获得升学的最优方案。而对于“非学神”家长而言，他们也会及时转换赛道，采取相应的策略来帮助子女进入好的大学。多数家长们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孩子的考试成绩上，尽管这些努力并不总能成功。还有的家长会选择在择校上投注更多的精力，以在有限的分数基础上填报好的志愿。但总体而言，家长的努力仍很难弥合子女与“学神”之间的差距。对于“学神”和“非学神”学生而言，他们与父母有着不同的互动方式，前者有更大的自主权，父母也对他们更为“纵容”；而“非学神”则对家长更为顺从。这些不同的互动方式也影响了他们成年之后与其他权威群体的交往。

学校老师也对“学神、学霸、学渣、学弱”这四类学生有着不同的教学态度以及策略。学神能获得老师最多的关注度和包容，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公开挑战老师的权威，在“学神”面临升学的困难时（比如自主招生失利、需要在美国高校申请截止日期前修改文书），他们也更能及时获得老师的帮助。对于成绩差的学生来说，老师对他们的关注则较少，而且这些学生更可能经历公共羞辱（public shaming），比如在回答问题时，这些学生更容易被老师批评，或是被同学打断和质疑。在这些日常的互动中，学生们逐渐内化了这套身份体系，并习惯于不同身份的对应行为模式。

对于这个研究中的受访者来说，他们认为这套“学神、学霸、学渣、学弱”的区分基于个人能力。但作者指出，这套体系产生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人才选拔的结果之一是培养精英，相较于美国社会偏好“全才”（运动好、才艺佳、领导力强），中国更看重成绩。中国有优绩主义的传统，古代科举制下注重考试。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短暂地改变了原先的阶层关系，但恢复高考后，成绩再一次成为人才选拔的核心。即便本研究中很多学生选择申请美国的大学，面对更多元、也更不确定的规则，他们还是选择在不确定的选拔标准中找寻确定性，即取得尽可能高的SAT分数。

但是，重视标准考试的成绩，并不意味着各类无形资本不再有用武之地。新一代的家长以成绩为中心，会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资本，来帮助子女在高考或是国外大学申请中取得成功。而有了好成绩加持的学生，不论是在与同辈群体还是与老师和家长的互动中，都更具信心和优势，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更容易取得自己想要的成果。而成绩较弱的学生则相反。学生、老师和家长在日常交往和互动中，不断确认并强化这套体系，用以区分学生的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无论是“学神”还是“学渣”，都来自精英家庭。相比“学神”，“学渣”在日常学习、择校和选专业中的自主性更小、更易服从权威的安排，但是，相比于来自非精英家庭的孩子，他们的人生道路仍然称得上顺遂，即便高考失利，一般也能找到好工作，或者在本科学习后进入好的的研究生院。

这套分类体系及其塑造的行为方式和处事策略，不仅适用于高中校园，更是渗入了家庭生活以及学生之后的留学生活之中。即便是他们在大学或是职场中经历了身份的转变，他们仍懂得如何运用不同的策略来帮助自己保持住精英地位，从而避免陷入单一赛道的激烈竞争。以成为“学神”为目标，中国的年轻精英们在学校和职场中不断确认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在自如地变换对地位体系的阐释，以维系自己的精英位置。在本研究中，很多高中时期的“学神”都进入了北大、清华、耶鲁等国内外名校，在这些学校中，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再轻而易举地维持极高成绩时，他们会改变策略，比如参加社团、出国交换等，来保持自己“毫不费力”的形象。这种“毫不费力”的姿态，既是精英们对自身身份的确认，也源于优渥的家庭条件、父母积累的文化资本，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细分赛道”，并且及时扭转不利局势。

03

跨国背景下的精英再生产

通常而言，精英被视为在本国有影响力的一小部分人。然而，随着全球的资源和人员跨境流动越来越频繁，在全球化时代，精英已经不仅局限于原籍国的范围内，而是可以穿梭于各大洲之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积累社会和经济资源。在Study Gods 的研究对象们所去到的西方顶尖高校中，学生们虽然国籍不同，但精英家庭的子女在同一个校园里可以彼此建立联系。

考虑到这些相互交织的途径，当代的精英不仅仅只在本国范围内活动，相反，他们已经走向全球。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和多元的职业以及目标，基本不受国家边界的阻碍。而对于中国的年轻精英来说也同样如此。Study Gods一书展示了当代中国富裕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普遍拥有的国际视野，他们进入新一代全球精英行列的过程，也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揭示了社会地位的再生产。

在 Study Gods 中，通过追踪这些毕业于超级中学的北京富裕学生们进入高校和职场后的经历，姜以琳发现，到高中毕业时，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已经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技能，这些技能组成了一个可识别的行为库，有利于他们在全球社会中复制精英地位。这些学生开始欣赏并驾驭地位等级体系，期望根据地位差异，得到同辈和上级的区别对待，并在遇到可能损害其地位的障碍时，寻求父母等人的外部帮助。

这些年轻精英在高中时期的经历，持续塑造着他们后续的人生轨迹。他们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高校里、乃至之后的职场中，仍延续着这些技能。他们对于学校的地位体系有深入的了解，能够制定相应的策略，让他们得以留在顶端，或至少避免掉到底部。这些学生在高中时期用于与同辈和老师日常互动的技能，后来也被应用到与同事和权威人士的工作关系中。

家庭成员在这些学生的人生关键时刻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学校，父母帮助他们的孩子克服坎坷，他们通常会为自己处于青春期的子女提供子女们自己无法预见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后备计划。例如在本书的研究中，当父母在子女高考前发现其成绩不足以报考国内顶尖大学时，会为学生做决定将其送出国读书。而在学生毕业后，他们的精英父母会继续为其提供安全网式的保护，以防孩子的职业抱负落空。比如这项研究中有学生在海外高校毕业后，发现在当地求职较为困难，父母会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北京为其“保留”一个职位。

这项研究中的中国青年精英是一群面向全球的学生，他们通过在国外读本科或研究生、参加交换项目或在国外工作而与其他国家的精英广泛打交道。诚然，不是所有人在毕业后都能获得同样丰厚的职位。然而，即使是那些“不太成功”的人，他们的生活相比中国其他地方的普通学生而言也是令人羡慕的。尽管学生在高中的所作所为，并不一定决定他们未来的结果，但如姜以琳在 Study Gods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不同的成绩的学生，特别是“学神”们，拥有着高中时就习得了的、可以维系其身份地位的相关技能，这些技能帮助他们在其后的学习和工作变得卓越，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基于家庭的 “精英”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