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玫瑰梁龙：当保安的齐齐哈尔少年成为摇滚教母 | 故事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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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都关注了近几年非常火爆的综艺《乐队的夏天》，它让摇滚乐这种音乐形式在普通观众中也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龙卷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 Livehouse 演出和音乐节鹊起的时代。

在今年的《乐队的夏天第三季》中，摇滚乐队二手玫瑰，获得了本届第一名，这也让很多观众更加了解了他们。

说起二手玫瑰，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了，而提起主唱梁龙，大多数歌迷的心中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一位妆容「精致」的中年男子，带着多彩斑斓的舞台造型，戏谑地唱着人生。

从 2003 年发布第一张专辑开始，二手玫瑰这种把二人转元素和摇滚乐结合的形式，就让摇滚乐迷们耳目一新。听过他们的歌之后，大家都会不由自主的哼上几句。这些年，二手玫瑰也在摇滚圈获得了一定地位，收获了很多歌迷的喜欢。

当然，这些在梁龙的口中啊，都已经是「后来」的故事了。

无论今天二手玫瑰被多少人喜欢，讲起梁龙的故事，都要回到东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那片黑土地上。那个时候，梁龙只是一个做梦的少年。

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梁龙跟很多同时代的东北人一样，好像生来就是为了离开东北。而作为一个有摇滚梦的少年，他面临的现实困境更加复杂，毕竟在九十年代的东北，当一个孩子拿起吉他或者鼓棒，都会被大人指责不学好。学习这个技能，也完全不能达到养活自己的目的。

初中的时候，梁龙喜欢崔健。也正如崔健那首《一无所有》里唱的一样，梁龙也一无所有。

一个做摇滚梦的东北少年

故事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

我小时候生活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个郊区，叫「炮台屯」。「炮台」还「屯」，应该很容易就能想象到，我当时的生活环境，跟「时尚」之类的东西可以说是完全不沾边。

关于东北下岗潮，这都不止是一代人的记忆了，它是好几代人的记忆。我上初中到高中的时候，也就是 1993 年、1994 年、1995 年那三年，我和同学家里都开始陆续有亲人下岗。那时的大人们本感觉一辈子都会依照一个节奏保险地过下去，但是突然就都从「铁饭碗」里出来了。

雪上加霜的是，我父亲在下岗潮之前还得了绝症，我们当时听说北京有第一台核磁共振的仪器，拍一个位置的片子是 1500 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就算是倾家荡产也拍不全。于是医生们给父亲挑了五个可能出现肿瘤的位置，第五个位置就给拍到了，父亲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但是家里的钱也因此基本散光了。  

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我们家变成了一个早期的自由户，开始做小买卖。最早卖自己做的干豆腐、水豆腐，后来升级了，卖猪头肉。

我同学之中比我家还穷的不多，三十个同学里可能只有一两个比我还要清贫。

因为那个时候，大人们都已经自身难保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孩子该向何处去，我们要怎么独立？要去哪独立呢？整个家庭都很茫然。

再加上我喜欢摇滚乐，这就更茫然了。

■ 图 / 少年时期的梁龙

小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摇滚乐，就像现在不知道外星人在哪儿一样。当时像毛阿敏老师，还有我的童年偶像李玲玉，已经算是那个年代的最流行的歌手了。

我第一次听到摇滚乐应该是在初中，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无关乎什么摇滚精神与所谓的深邃主题，只是看到电视台在播放说，现在流行一种文化叫「摇滚」，还有一个乐队叫「黑豹」，镜头里边儿的几个哥们儿穿得很飒，一身黑夹克，条儿也很顺，留着大长头发，拿着电吉他、电贝斯。当时我甚至分不清吉他和贝斯的区别，就觉得他们这帮玩摇滚的人好像更潮、更有特点，这很吸引我，我就开始琢磨他们到底在唱什么。慢慢地，我就觉得这事儿挺牛的。

比起摇滚乐本身，我得先感谢当时遇到摇滚乐的还年轻的自己，如果岁数再大点儿，可能就不会有摇滚梦了。就因为岁数小，下不下岗的、家里经济条件难不难的，根本不往心里去，一门心思想去北京，一门心思想搞乐队。

高中毕业后，我的家庭条件是支撑不了我去北京的。但很幸运，我考完试第二天，老师就给我找了一个本地化妆品公司员工的职位，试用期过后工资是每个月 200 元。

■ 图 / 学生时代的梁龙

这里梁龙提到的迷笛音乐学校，成立于 1993 年，它的创始人叫张帆，是中国最早教授现代音乐的学校之一，教授包括摇滚、爵士、FUNK 等多种现代音乐形式，被称为中国摇滚音乐的「黄埔军校」。

在 90 年代，迷笛音乐学校把「摇滚乐」这种音乐形式带到了很多年轻人的世界里，它也成为了那些做着摇滚梦的青年们最向往的地方。能到那里学习，摇滚梦就完成了一半。因此，那里无疑也让当时做着摇滚梦的梁龙心驰神往。

但是学习音乐和去北京都需要花钱，梁龙家里是不可能有钱支持他的，对于攒够学费的渴望，让那个时候的梁龙有了很多大胆的想法。

山野菜的盐水袋子和摇滚梦

每个月干活之后，老板就拿手一捻，给我两张 100 元，我的一个月就这些。我感觉就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想先去北京找工作的机会，也顺便看看仰慕已久的迷笛学校。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爱好，到现在我自己也不理解，我喜欢看夹在两页报纸中间的广告，上边会写一些信息，比如山东省缺 1000 个面袋子，吉林省需要木材等等，我还看到了「流动壁画」的销售信息，就是那时候家里挂的玻璃画框里的山水画，里面的水还会流动。还有个叫「金属名片」的东西，都说它会席卷整个名片市场，告诉大家什么叫档次，什么叫地位。我觉得这就是商机啊，如果我能当齐齐哈尔第一个做金属名片的人，我很快就能赚到学费。

这些所谓的发财项目都在北京，于是我就跟老板请了个假跑到北京去了，那是我为了摇滚乐第一次来北京。

到了北京后，我先去了迷笛学校，当时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我觉得天下摇滚是一家，因此我开场白就特别可笑，我说，「崔健在哪儿？」有一个哥们儿就回头瞅我，说，「你问崔健去。」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当时好傻，但是当时，我是一个在老家做了一两年摇滚梦的少年，这样一个回答让我觉得这个圈怎这么这么不团结啊。

然后我直接问，「在这里上学需要多少钱？」那个人说，「现在是两年制。一年交的话，每年就得八千到一万，」

我一听，心想，完了，已经不是三个月短期班了，学费我交不起了，于是我灰头土脸地走出了门。

我记得我走到双安商场下面的过街天桥上，遇到了一位留着半长发的男人，他身上的一种气质让我觉得他就是迷笛的负责人。经过后来的证实，他就是张帆。

我当时直接跟他说我想学摇滚乐。那哥们儿特别热忱，单刀直入地跟我说，「我可以给你申请，学费先不用付那么多，但是你得定期把钱交上。」我很感动，放到东北来讲，他就算是讲究人了，我挺感谢他的。

然后我就打算去做那些所谓的商业项目，去学技术，回齐齐哈尔大干一场。当时先看中了流动壁画，我找到了培训制作的人，他告诉我一周就能完全学会，我就产生了怀疑，这怎么听着这么容易啊？我又问了问制作金属名片的负责人，得知我的启动资金不够，只得作罢。

后来我在北京的二叔跟我说，现在北京特别流行一种菜叫「绿色食品」。这个词那年刚刚出现，那时候有公司将北京的山野菜包装成绿色食品售卖，大家现在听到的「蕨菜」，在山野菜的系列里都算流行文化了。二叔说我可以尝试把绿色食品引进齐齐哈尔。

我一听，又心痒了，先让他邮回来几包山葱、柳树芽，一袋的成本价一块多，这最少能卖七八块，而且是用盐水泡着寄来的，还很新鲜，大家吃着都觉得鲜嫩。我想，这可妥了，比上班强多了，我感觉自己都已经闪闪发光了。

当时家里还有五六千块钱，我说服了我父亲，将家里的全部积蓄都花光了，还借了几百元，都用在了进货上。那时候我觉着，发财的日子到了。

临近冬天的时候，我到火车站的货车部门去取寄来的山野菜，当我看到货的时候，腿都软了，差点跪到地上。

盐水袋子破了，把外面的纸壳箱全泡化了，几百箱的山野菜就像蔫了的茄子一样塌下去了。我看到的是一堆垃圾。

家里所有的财富都让我毁了，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完全没有盼头了。

但是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全部拉回家去，一包一包地拆开。那个冬天，我们全家吃了一冬天山野菜，吃得我们脸都绿了。

这件事让我觉得没办法跟家里交代，但我只能每天继续在家闲着，家里人也没说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家庭的宽容，我真的不太可能去做摇滚乐。

乐队的最初尝试

那一次，梁龙的摇滚梦跟着几百箱山野菜的盐水袋子一起破了，那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不敢做梦了，只想有机会逃离那个让他无言面对的家庭。但是，机会哪有那么容易找呢？

用梁龙自己的话说，他确实很幸运，那年冬天过去后，他又得到了一个机会。

转年的春天，学校的一个女生跑到我们家门口说，「梁龙，学校老师又给你找了一个工作，去哈尔滨。」我记得清清楚楚，我都没出门，也没问去干啥，在屋里喊了一声，「去！」

因为我知道，哈尔滨有一个摇滚艺校，虽然没办法跟迷笛比，但也是当时黑龙江省我唯一听说的敢叫「摇滚艺校」的电声学校。虽然去不了北京，但也是一个缓冲，算是曲线救国。

第二天我就坐上了去哈尔滨的绿皮火车，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坐在我旁边，我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问他，「领导，我去哈尔滨干啥？」他说，「你都不知道干啥就上车？」我没有告诉他我憋了一冬天，太难受了，就想冲出家里那个门。他告诉我，是去做宾馆的保安或者门童。然后他瞅瞅我的长相又说，门童你费点劲，你长得显老，还是当保安吧。

我干了不到半个月，就自己坐着公交车找摇滚艺校去了。到了我查到的地址后我发现学校没了，心里咯噔一下。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下意识低了一下头，发现有一张挺正规的纸躺在我脚下，我拿起来一看，上边写着学校搬迁的通知和新址信息。

于是我赶紧跑到了那里。当我到了学校新址，亲眼看到摇滚艺校的时候，甚至出现了一种朝圣感。

艺校三个月算一期，一期大概几百元，对于当时已经上班的我来说压力不是很大，毕竟我一个月也能挣几百元了。

考虑了一下，我打算学鼓，因为鼓不用自己买，俩鼓棒我还是买得起的。我算了个账，我估计又得工作大半年才能买把吉他，但我开始感觉生活有希望了。

■ 图 / 在宾馆当保安的梁龙

就像梁龙自己说的，其实学鼓并不是他最想要的，但它却为梁龙打开了一道门缝。摇滚艺校可以让梁龙接触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们都有摇滚梦。

玩乐队嘛，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是玩不成的，于是慢慢地，梁龙在哈尔滨开始了做乐队的尝试。

艺校的校长就是教鼓的老师，他叫徐雪松。有一次我们聊天，他突然问我，「你来哈尔滨打算干嘛？」我说，「想搞摇滚乐队，来这儿的不都想搞乐队吗？」他说，「那你当保安干嘛？」我说，「生活所迫，我们领导还问我能不能在单位里搞个乐队，逢年过节自娱自乐一下。」他说，「这是好事儿啊，你去找领导批一下款，我帮你选乐器。」

我当时小，跟一个楞头青似的就找领导去了，我告诉领导，组乐队需要两万元，我老师给我选乐器。

没想到，领导真的给我批款了。

后来我也履行了诺言，我一个不懂音符也不会弹琴的人，硬生生组了一个「宾馆摇滚乐队」。键盘手是宾馆大堂的女服务员，贝斯手是宾馆的会计，鼓手是人事科的员工。

我就会弹那么几下木吉他，每次演出排练我就告诉弹键盘的女孩，「你就摁这三个键，摁它个一小节就行。」然后如法炮制地告诉贝斯手，「你就按住这一个弦，你就嘣、嘣、嘣地拨弦就完了」。

特别有趣的是，尽管技术很差，我们还在宾馆演了《夜色》、《我恨我痴心》等好多歌曲。

■ 图 / 梁龙组织的宾馆乐队

摇滚艺校学校的学习确实跟我想象的差不多，我在那里找到了我最早的合作伙伴——鼓手温恒。

我们到第二期其实就学不下去了，几十个学生就剩下三个：我，温恒，还有一个比我们还年轻的小孩。老师也很伤感，说最后这节课上完就不办下期了。

我跟温恒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时候说，「咱俩组乐队吧。」他瞅我一眼，「俩鼓手啊？」，我说，「什么俩鼓手，我有歌，我当主唱。」

温恒有一个朋友，叫马金兵，弹贝斯的，还有一个吉他手，叫马春雨。再加上我当年的一个音乐小伙伴，叫孙宝齐，我也把他从齐齐哈尔介绍来当保安了，他是一个吉他手。

就这样，我们几个认识了，组建了一个乐队。最开始我们在红旗大街租了一房子排练，练了两天就让人给骂出来了，说我们排练声太大了。东转西转，最后转到了一个朋友父亲的老房子里。那是一个平房，后面是齿轮场，它比我们还吵，所以没人管我们。

我给乐队取了个名字，叫「黑镜头」。当保安的时候我不看书，光看书名，有本叫《黑镜头》的书，我会拿来翻着玩儿，那里面全是照片，不用读文字。我记得当时有一张照片让我特别难受——摄影师拍了一个秃鹫等着吃孩子尸体的瞬间。后来我听说，那个摄影师自杀了。这个故事很刺激我。再加上，那个年代东北被称为「重金属之城」，因为东北人就喜欢听重金属。我觉得「黑」字好像特别金属、特别摇滚，所以就拍板了，将乐队名字定为「黑镜头」。

于是，我们终于熬到了有乐队的生活。

■ 图 / 黑镜头乐队

我印象中，跟乐队成员聊天没有太多收获。但是我们单位有一个科长，他叫吕庆，一脸老道相，不像一般人。他会周易，大家没事找他算个东西，解个闷，玩一玩。我们都知道他学识渊博，什么都懂。

一天晚上，他值班找我聊闲聊天，聊着聊着就敞开心扉了，他说，「我知道你喜欢摇滚乐，我也懂点，我知道轮指是什么。」轮指是弹拨乐器的专业指法，他跟音乐圈毫无关系，能知道这个，让我瞬间觉得这人很牛。

他又说，「我觉得，不管是摇滚乐、流行乐，还是民谣，谁能做到谣唱的『谣』字，能把对世界的认知做成『谣』，才能做成音乐的高级。『谣』来自积累，能流行几百年，是由生活转变而成的。」

我根本没听懂，心想，这人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传达了一种不一样的信号。

再后来，我就被宾馆开除了。

这件事儿我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很荒唐，甚至愚昧得一塌糊涂。我和跟我一起做保安的同事，也是我的吉他手孙保齐打了一架，当时我觉得，我将他从齐齐哈尔介绍来哈尔滨，想跟他一块儿追逐音乐梦，结果他天天搞对象，也不练琴，我受不了，有一天矛盾爆发，我俩就动手了。领导知道后，将我俩双双开除。

我仅仅在哈尔滨待了一年半，觉得自己没脸回到齐齐哈尔，于是就去北京了。那时候我觉得去北京已经不是搞不搞音乐的问题了，而是为了让自己好好活着。

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以前也跟我玩过，是打鼓的。我到了北京后，他把我接到他家，和他的朋友一起玩了玩音乐。他们有弹吉他的，有弹贝斯的，我一听，他们的技术在齐齐哈尔肯定算是数一数二了，果然还是北京高手如林。

我觉得跟他们相处很有意思，就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那个年代流行在餐厅驻唱，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驻唱工作，在北京混到了那年快过年的时候。过年之前，我回到了齐齐哈尔和家人团聚。

回去之后，一些关系很好的齐齐哈尔同学来我家聚餐，他们一看，我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穷到炉子、桌子、床、厨房，都在一个视野里。

那天酒快喝完的时候，一位关系很好的兄弟说，「你家都穷成这样了，你还去北京干啥？你还摇什么滚？乐什么玩意？」当时我硬着头皮说了一句特别装犊子的话，「是兄弟就相信我，不是兄弟现在就给我滚。」

那之后，我写了一首歌，叫《招安》，歌词中写道，「你无需陪我坚持，如果今天的天气还是那么软；你无需陪我坚持，如果明天的朋友还是那么硬。」

过了年后，我硬着头皮又去北京了，我没有收入，但我能把钱掰开花，蹭朋友之间的软饭。我妈给我拿了 500 元去北京，我还能剩 300 元。

苦，没问题，吃糠咽菜，没问题，但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我写不出东西来，我没有作品，没有我认为立得住的作品来表达。

于是，我崩溃了。

我那时时常幻想一个场景，崔健来敲我的门，「走吧梁龙，带你去摇滚！」但我拿什么摇滚？

一天傍晚，夕阳西下，我站在窗户边儿，我听着广播里放了一首高旗的《不要告别》，伴着残残的夕阳，我点了一只香烟，对自己说，「梁龙，你该走了，你没有这个能力。」

乡村、二人转和摇滚

就这样，梁龙再一次回到了东北，虽然很落寞，但是回到东北之后，梁龙成了同伴中的「大明星」，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去过北京的人，大家都排着队跟他聊在北京这个花花世界中的所见所闻，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梁龙觉得老有面儿了。

但实际上，在这虚假的风光之下，只有梁龙自己知道北京目前还容不下他，没有满意的作品这件事让他非常茫然，虽然知道回东北也没什么发展，但是不回去，他也已经不知道该去哪了。

就在这个时候，之前一起玩乐队的朋友介绍给他一个农村小伙子，叫苏永生。苏永生是在农村给喜事儿伴奏的，这个人非常有意思，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苏永生曾经跟朋友说啊，如果朋友们对玩乐队还不死心，但是没地方排练的话，苏永生在农村的家随时向他们敞开。

当时梁龙一拍脑门，反正没地方去，不如就去农村调整一下，而那时候的梁龙还不知道，这次农村生活，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打通他音乐创作的任督二脉。

我打算去农村耗一段时间，于是我和当年黑镜头乐队的其他成员就去了苏永生家，我都没见过人家，硬着头皮就去了。

我们从哈尔滨出发，坐四十分钟小巴，再往前走就进村了，那个村叫新华村。

再穷我也是城市长大的孩子，一进村我就傻眼了，我看到一帮野孩子在村头玩台球，台球案子几乎倾斜到 45 度角了，黑 8 球自己都能落袋。

再往里走，我碰到了苏永生的家人，大伙儿可热情了，他爹把小鱼炖好了，小烧儿摆上了，我们的陌生感一下就没了。

但是，陌生感是没有了，摇滚感在哪儿呢？

一开始的半个月，我们在村里生活每天就是吹牛、喝酒、聊天。半个月后，一个二人转班子来屯子了，我也没什么兴趣，但是实在无事可做，就去看热闹去了。

刚开始我也听不进去，他们唱的什么王二姐思夫呀、猪八戒拱地呀，我完全不感兴趣。

但是，突然我注意到一位观众，是一位大爷，他的牙都掉光了，但是笑的很灿烂。我盯了他 30 分钟，他一直没合拢过嘴。

就那一幕，比我之前那些经历的一切力量都大。我想，「他怎么这么开心？我又为什么这么不开心？」

我开始试图理解那张笑脸，或许他爱那个东西，他才能从中得到开心。或许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乐趣的事物是我不曾想过的，或许农村人的真诚我从未好好体会。我一直以为我的世界是最「当代」的，但也许我只看到了世界的一个侧面而已。

我踏实下来了，我想要把脸贴在地上了。

在我好好体会农村之后，我产生了一种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形容的情绪，突然我感觉抓住了一根线，那根线是一种我想要表达的东西——用一个最质朴、最简单的方式，唱出我当下的生活，那就是我想要的表达。

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苏永生的小妹妹路过我们窗口，我腾地坐起来说，「1 到 7 ，哆来，咪，发，索，拉，西，你别问为什么，就给我选三个数。」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问。她说，「6、4、3。」我想，这是三个数，做个三拍子的歌，6 级 4 级 3 级。

然后，后来脍炙人口的《采花》这首歌就诞生了。

《采花》这首歌撕开了一个口子，从那之后，我几乎两天一首的，没有半个月，就写出了七八首歌。苏永生也开心了，他觉得没白让我们在他家蹭吃蹭喝。

那段岁月里，我又想起了吕庆曾跟我说的那段跟「谣」有关的话，我突然能理解了。我经历过的所有难堪尴尬，和对社会的一点点理解可能是摇滚的，但在一个平静的农村里，我体验着生活，这是一个可以创造出「谣」的环境。

如果崔健再敲门，我终于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有我的摇滚。」

如果没有那次农村之旅，我可能依然会选择做摇滚乐，但摇滚对我来说可能是另一种东西。

后来，我将写出来的歌都录了出来，录了 10 本小样，在那之后我们坐在炕头，聊起了给乐队取新名字的事儿。

我记得乐队里有个人说，「要起个名词。」我说，「我语文不好，啥叫名词？」他说，「你看『黑豹』、『唐朝』都是名词。」我说，「那咱也不能起太似是而非的名字吧，比如白猫？」

我们当时又穷又好面子，但我们一直没有臭美的资本，也是正因为这个，我脑袋里闪现出一朵妖艳的玫瑰。其实我也不清楚我当时究竟为什么会想到玫瑰，但「二手」这个词，我知道其中的含义。

我看过的为数不多的几场演出上，所有乐队都是别人的影子，他们都像国外的某些乐队。我知道这可能是一种音乐形式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作为想一直创作下去的音乐人，我很难去接受永远抄袭别人。我觉得，这很「二手」，我想用「二手」这个词去调侃这个现象。

当时我还拿钢笔在床头的纸上写了「二手玫瑰」这四个字，我觉得特别有海报的感觉，我说，「就这么定了。」

摇滚教母的诞生

从此之后，二手玫瑰就算是在那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新华村，正式成立了。

乐队成立的时候，正赶上哈尔滨第二届冰城摇滚音乐节开幕，他们就把录好的歌送了过去，想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上台演出的机会，没想到他们收到了回信，虽然是一次零报酬的演出，但是这也意味着，二手玫瑰有了第一次登台的机会。

在梁龙成名之后我听过一句歌迷调侃的话：中国的摇滚教父很多，但是摇滚教母只有一个，那就是梁龙 。

教母这个称呼跟梁龙最初几年的舞台形象非常相关，反串、浓妆、花花绿绿的裙子、甚至高跟鞋，以及台上的戏谑和调侃，这些都是他当年在舞台上的标志。

而其实在那次演出之前，这样独特的舞台风格是梁龙完全没有想过的，但也是那次演出，机缘巧合之下，梁龙第一次给自己画了个夸张的反串妆。

其实 2000 年前后的时候，没有什么音乐节是给钱，给钱都是零几年之后的事了。

那次音乐节彩排，午饭的时候，音乐节的工作人员可能没记住还有我们这么个乐队，人家乐队午饭有音乐节统一发放的包子，我们没有，这让我感觉有点被羞辱，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个附近的小饭馆喝了几杯。

那年代，演出开始得早，下午五点多就开始了。当时我们喝得迷迷糊糊地就回去演出了，候场的时候越想越闹心，再加上酒精在发挥作用，我跟乐队其他成员说，「什么哈尔滨金属炮，今天把那帮乐队都给我干掉！」

正好我旁边有个女孩儿在化妆，我鬼使神差地过去，借着酒劲，向她借了化妆品，我也不会化，完全瞎化一通，化完感觉精神头来了。我连镜子都没照，完全不知道自己啥样就上台了。

一上台，我说，「我们叫二手玫瑰，第一首歌叫《采花》」。

台下几百人都懵了——这是哪个农村跑出来的？

后来我一张嘴唱歌，「有一位姑娘......」，台下所有人都开始聚精会神地看我们演出。唱完《采花》，我们又唱了快歌，当时因为喝了酒，我还躺在台上打滚。贝斯手一看我躺地上，他也躺下，但是他躺下，舞台前面就没人了，其实台下观众根本看不见我们。

但是我听见，台下已经不能用掌声如雷来形容了，完全就开始吼。我不能说他们是在夸我们，但他们一定不是在骂我们。

■ 图 / 2000 年，北京，梁龙

下台后，我像是做了一场梦。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旁边一位大哥跟我一起上厕所，他一直瞅着我，问，「你是那二手玫瑰？」我说，「大哥，咱们撒完尿再聊行吗？」他没有理会，说，「我觉得你们很牛逼，我周末有一个行为艺术的表演，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来参加演出。」

我接单了！行为艺术都来了！

于是我跟那位大哥就认识了，他后来变成了一位非常厉害纪录片导演。通过他，我在北京第一批接触的其实不是音乐人，是一群搞当代艺术的人。但我当时又不懂当代艺术，觉得那是神经病玩的。

但是，和他们接触让我无形中受到了一些熏陶，让我在审美、想象力上多了一些思考。我的乐队是不是也需要形式感？形式感能不能成为我表达的一部分呢？

在哈尔滨演出了几次之后，二手玫瑰慢慢找到了自己，把本土二人转的音乐元素和属于舶来品的摇滚乐结合在一起，诉说命运对他的捉弄，然后再和浮夸戏谑的表演发生碰撞，这样的风格为观众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奇观」。

在后来一次大庆的演出过后，梁龙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在他看来，二手玫瑰已经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表达，听到这句话之后，脚踩着东北黑土地的梁龙，心又飞到北京去了。

但是这一次，二手玫瑰的其他成员，似乎对此充满了担忧。

乐队的其他成员问我，去北京咋混？我们第一步干啥？跟谁合作？在农村我们能吃上饭，去北京吃什么？我一听就明白了，他们是不想去北京了。

2000 年，春天到夏天交际的时候，我自己就先来北京了，我想先闯一闯。

后来我听说，苏永生当老师了，在农村不用种地的工作人人都想干，我不能让人家抛弃工作。贝斯手去烧锅炉了，鼓手去路边摊卖烤羊肉串了。我其实混得最惨，我没有工作，在北京吃糠咽菜。不过我也学乖了，偶尔去酒吧给人唱歌啥的。

突然有一天，我驻唱过的酒吧里，一个叫「南城二哥」的乐队的主场要回老家办点事，需要找人替班，我就去了。这一去，就认识了我在北京的第一任吉他手王钰棋。

王钰棋问我，「你有自己的歌吗？」我说，「我有，咱们有时间的话一起排练吧。」

就这样，我花了我在酒吧挣的几百块钱把我的几首排出来了，又凑了点钱录了 4 首歌的小样，准备送音乐节和各种演出找找机会。但还没等到送的时候，机会就来了。

那一年在老豪运酒吧要举办一个叫「中国视觉摇滚大冲击」的活动，主办方听说有一个在哈尔滨化妆演出的乐队，他们东找西找，终于联系到了我们。我们当时都乐懵了，钱什么都不带谈的，直接去演出了。

一到现场，我们看到只有几排人，加起来不到一百人，感觉有点失望，我们以为是多大排面的演出呢。主办方跟我们说，「你们没来过酒吧演出啊，今天来的人是近半年最多的一次，平常也就十几个人。」

其他的乐队穿得老夸张了，都像是日本视觉系乐队，妆容华丽，看起来贼专业。但是我不怕，我跟乐队其他人说，「跟谁演，就把谁干掉。」

演出前我想了个招，画了个媒婆妆，头发盘了起来，拿网一套，梳得倍儿平整，还涂了大红脸蛋，点了个超大的痣。化完妆，我一照镜子，差点就吐了，这也太难看了！

我穿了个半肩袖的衬衫，踩个拖鞋，披了个雨衣，上台以后还设计了一个人朝我喷水，就跟神经病一样。

演出结束，我卸完妆往门口走的时候，两位大哥正在门口抽烟，看起来像是资深评论家，我听见他们说，「刚才这个乐队，带着一种文化戏谑，在进行艺术探索。」除此之外他们还说了好多。我就在旁边偷偷听，我想，我都已经这么深奥了吗？我真想拍拍那大哥说，「就是我！就是我！」

崔健真的来敲门了

老豪运酒吧的这场演出对于二手玫瑰来说非常重要，用梁龙自己的话说，那次演出「炸」了。

虽然那场演出的观众不足一百人，但是百分之八十都是摇滚圈圈内的同行，二手玫瑰这次演出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给二手玫瑰带来了第二场在北京演出的机会。

这次演出是梁龙印象中最深刻的，因为这一次，梁龙的童年偶像，崔健，真的来敲门了。

当时是 Channel 在 CD CAFE 办了一个活动叫「标音地带」，有个乐队临时缺场，主办方又想到我们了。那个年代没有 Livehouse，CD CAFE 在摇滚酒吧里就是天花板一般的存在，不是谁都能去的。

我们听说后开心地要疯了，乐队开始开会，严肃地开会。我们要把一切准备都做充分。我人生中第一次给自己导的戏，就是在那里。

我们查了一下，CD CAFE 往南三站远有一个大堂无人管理的大厦，我们就在那儿化妆。第一个乐队上台后，演出现场有人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打车到演出地点。

那天我们打上车，一行人化着妆，穿着蓝色的旗袍、红色的高跟鞋，戴着黄色的羽毛，盘着头、戴着发簪，在第一个乐队刚演出完所有人出来透气的时候，我的车正好到门口。

在东三环的辅路上，车停下，我一条大腿跨出车门，看到我的形象之后，没人抽烟了，也没人喝酒，全看着我。

其实我知道他们会这么看我，这都安排好的，我就扭扭嗒嗒，大步流星地走过去了，所有人都懵了，而我，开始进入我设计好的故事了。

我进去之后往那儿一坐，不说话，鼓手「啪」开了一瓶冰镇的青岛啤酒放在了我面前，我一伸手，又给我点了一支烟，这些全是设计的，流程不许出错。

我都还没上台，观众都已经对我产生好奇了。等调音调好了，我把烟一掐，拿着啤酒上台了，说，「听说今天来了很多摇滚圈的大腕，老崔也来了，那我就想问这帮大哥一句话，大哥你玩摇滚，玩儿它有啥用？」

然后，我们的歌《伎俩》的音乐响起来，台下的观众再一次看傻了。

演完出，我们卸了妆，穿梭在人群中想听听大家对我们的评价。

突然，我看见崔健向我走来，问，「你是刚才演出的那位吗？」实话实说，我当时有点紧张，我点了点头，他说，「你们的技术很烂，但是你们的意识非常好，很新，这是对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是很大的鼓励。

■ 图 / 2003年《二手玫瑰》专辑封面

每个时代都需要浪花

那次的演出，终于让二手玫瑰在圈内一炮而红。虽然梁龙一直不觉得自己是技术流的乐手，但是他们鲜明的风格和创造力足以让他们在摇滚圈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存在。

从 80 年代末崔健一声嘶吼创出了第一嗓子中国摇滚开始，再到 90 年代初大家熟知的黑豹、唐朝、魔岩三杰等乐队陆续出现，二手玫瑰算是在 2000 年给中国的摇滚文化打了一针兴奋剂。

而 2000 年前后，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在那个生机勃勃的年代，很多人都感受着经济发展的红利，通过自己的头脑和努力在收入上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

但是，这件事在很多行业都有可能发生，唯独在摇滚乐上几乎不可能。

我们的生长跟很多乐队不太一样，很多乐队都在地下磨个几年也不一定有机会。我们确实是踩了点狗屎运，在圈内有了一席之地了，但这一席之地其实很小，也就将将过上可以不去给人家唱歌伴奏的生活。严格来说，那个时候我们没什么更多发展了，可以打道回乡了。

我不承认那个年代没有好的乐队，我们没有像现在这样的 Livehouse，没有这么多的粉丝、这么文化多元的市场。摇滚乐，它就没什么人听。

拿今年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的布衣乐队举例子，布衣乐队二十几年前就跟我们在一块演，一直被大家认可是一个非常好的乐队，但又能怎么样呢？带不来什么飞跃性的进展。

我们那时候就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演什么呢？去哪演呢？因为一年就那么几场音乐节，我们多数时间还是在酒吧驻唱，那时我们一场在酒吧的演出收入可以达到 600 元一个人，这个价格已经是地下乐队的天花板了。但是我们依然去不了工体演出。

我会问自己，明天要做什么呢？要不再攒攒钱把专辑录出来吧。于是，我们就 2003 年发布了第一张专辑。还在不久之后办了一个演唱会。那一次，光环的确来了，台下底下坐了 2400 人，几乎囊括了当时一半的摇滚圈的大哥大姐，甚至还有一些主流明星和媒体人。

可是，摇滚的路不会因为某个乐队做好了，就就变好。当舞台灯光落幕之后，我们的生活其实没有改变。

同伴问我，「老梁，到底折腾成什么样，我们才能赚到钱？」

我无法回答，这就是矛盾所在。

很多时候我问自己，还在这个行业坚持什么呢？可能是我真爱这个东西，觉得这东西能让我活着，或者是能让我有那么一点存在感吧。

那个时候就算有《乐队的夏天》也没用，这种文化还没走到它该商业化的位置，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在普通观众中出名，出名可能也就是这段时间的事。

■ 图 /《乐队的夏天》二手玫瑰海报

用《乐队的夏天》主办人马东的话来说，所有的音乐形式都火过了，现在就该是摇滚乐出圈的时候，这是一个基本的市场规律，他不做这个节目，也有人会做。

没有想到这档节目确实把摇滚乐推向市场了。虽然很多人会跟我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归根结底，很多乐队都是既得利益者。在这个音乐节鹊起的时代，大家不缺活干，甚至现在有些乐队并不觉得上《乐队的夏天》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把我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称之为——摇滚的乌托邦时代，那一帮苦哈哈的孩子们，拿着车票，坐上绿皮火车，唱着共同的梦想，去一个地方追寻摇滚乐。

我们无法用 70 后的视角去评判现在年轻人是否那么摇滚，他们已经不像我们这么苦大仇深了，也不是那么愤怒，但他们也在表达。

然而这些年我也看不到特别能撞击我的东西。以前每几年会有一个浪花，一个符号性的事件、作品或人，但是这些年似乎没有什么这样的东西出现，《乐夏的夏天》算一个。

竟然是一个商务行为，激起了不一样的浪花。

无论你在哪个时代，我们都得有思考。

 故事FM 

故事FM 是一档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