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丸爷爷”顾方舟:拿亲儿子试药,消灭小儿麻痹,他儿子后来怎么样了
顾方舟曾说:“当医生固然能够救很多人,但是从事公共卫生能够让千万人受益。”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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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啊,为了亿万孩子的生命,爸爸只能对不起你了!”呢喃间,只见男子将一管不明液体全部灌进了刚1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纯真的笑容,他心如刀割,却不后悔自己的做法。
这管液体,是中国首批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的减毒活疫苗,他自己试用了没有不良反应后,为了确保其安全性,负责研制疫苗的顾方舟把主意打到了自己1岁的儿子身上。
趁着妻子不在家,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他说:“自己研制的东西都不相信的话,咋能让别人相信呢?”
顾方舟为何会有这样的举动呢?还得从头说起。
病毒肆虐,临危受命研制药
1925年,顾方舟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
幼时,父亲在海关工作,母亲是一名教师,一家三口生活幸福。然而,生活中的意外总是无处不在。
顾方舟4岁那年,父亲因病毒感染去世。从此,家道中落,母子俩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歧视。
为了赚更多的钱,母亲辞去教师职务,去杭州学习了刚刚兴起的现代助产技术,做了一名助产师,这样能更方便照料顾方舟的生活。
跟在母亲身边的顾方舟从小耳濡目染,不仅对生命产生了敬畏,更是对医学产生了好奇。
深受母亲的影响,而父亲又是因病去世,格外勤奋好学的他,立志要做一名医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4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系。学医6年,于1950年毕业;1951年8月,顾方舟与相识五年的同学李以莞结婚。
为了学习更深的医学知识,1951年08月至1955年09月,顾方舟就读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学。
留学期间,他常常为了攻克一个实验难题,在实验室研究到凌晨才休息。
1955年,他成功地拿下了苏联医学科学院的病毒学专业副博士学位。
毕业后,顾方舟没有选择高薪的医生职业,而是选择了最基层的公共卫生事业,因为他希望能够拯救更多的人。
同年,小儿麻痹症开始在中国第一次大流行,当时,中国医学界对这个病毒毫无研究。
疾病的传播很快,光江苏南通就出现了1680例,得病的孩子大多处在0-7岁;得病后,这些原本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会出现瘫痪的迹象,肢体残疾,严重的直接导致死亡。
这时,顾方舟接到上级命令,前往南通,着手研究针对性疫苗。
当时有两种疫苗:一种死疫苗,需要打三针,并且价格昂贵,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够负担得起的;另一种就是活疫苗,但是没有经过人体试验,风险极大。
综合考虑下,顾方舟觉得适合我们国情的就是活疫苗,随后他奉命去苏联学习。然而,当时苏联专家给的都是周边资料,唯独缺少核心资料。
既然别人不肯给予关键性的帮助,顾方舟也不再多做停留。
1957年,他拿着从苏联带回来的一管活疫苗,带着团队、带着妻子走进了云南,因为那里有一个猿猴基地,更方便做实验。
他们选择了一个荒山作为实验室建立的地点,条件十分艰苦,但顾方舟和团队人员并没有因此懈怠;他们短短九个月就盖好了19栋楼房,就连实验室都是自己建的。
两年间,他们走访了全国12个城市,从中选取病患的粪便,冒着感染的风险,终于从中分离出3种不同的病毒。
在走访期间,患病孩子的父母,都会握着他们的手祈求:“医生,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吧……”
顾方舟安慰他们:“疫苗正在研制中,等有结果了,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你们使用。”
顾方舟团队的人艰苦奋斗,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终于在研发的第三年,第一支疫苗产生了,他们先在猴子的身上做实验。
这天,学生小丘来报:“老师,3号动物实验体又没熬过三天,我们还要解剖吗?”
顾方舟一听,心头顿时涌上一阵凉意,但马上坚定地说:“当然要继续,我们要了解失败的原因,做好记录,不断完善,再进行4号……”
“顾老师,您为什么非要研发活苗?”还没等顾方舟说完,小丘就着急打断他:“都失败了这么多次了,如果实验体4号再失败,怎么办?如果早按照外国专家的做法,就用死苗,我们早就成功了!”
顾方舟定了定神,说: “我坚信,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死苗一针要10美元,还要连打3针。
现在我们国家正逢困难时期,多少人连饭都吃不上,让所有的孩子都注射,根本不现实;
这个病摧毁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整个家庭;只要我们尽早研究出活苗,攻克运输难题,就能拯救无数家庭!”
后来,顾方舟小组又大胆地利用猴肾分离出了病毒,又进一步明确了病毒种类,让研究有了进展。
单单是猴子的脑子和骨髓各段的病理切片就有三千多片,终于在1959年底,确认注射过疫苗的猴子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全都抱在一起欢呼。
终于可以进入人体实验了,可此时大家却犯了难,第一个“小白鼠”,找谁来试验呢?谁愿意来实验呢?
以身试毒,以子试药终成功
就在实验室里大家都愁眉苦脸时,顾方舟摇晃着手中的实验器皿,说道:“我是党员,我来。”随即服下了未知安全性的活疫苗,小组成员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结果还是非常幸运的,当顾方舟最后一项检查结果显示都正常,大家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但是,人体试药不是看一次试药成不成功判定的,顾方舟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成年人和儿童的身体结构和对药物的接受能力都不相同,成年人可以接受的疫苗到了孩子身上可能就不行了,毕竟这个疫苗的主要适用人群还是孩子,所以还要在儿童身上做实验。
可谁又愿意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尝试一个风险未知的疫苗呢?
团队成员再次犯了难,虽然每个人都有想要贡献力量的一份心,可是谁家的孩子都是宝贝疙瘩,谁也不敢拿幼小的孩子来实验。
此时顾方舟又坚定地站出来说:“ 既然有风险,就该自己承担!不让自己的孩子吃,却让别人的孩子吃,没道理啊!”他决定拿自己的儿子东东当试验对象。
这天,顾方舟带着忐忑的心回到家,将一瓶淡红色液体哄儿子喝下,看着儿子明亮无邪的眼睛,他泪如泉涌,说不害怕是假的,他在心里祈祷无数遍:千万别出意外,千万别……
妻子回来看到顾方舟的反应,心中立即了然,虽然她心中有万般担忧,但是孩子的状况最要紧,她选择和丈夫一起照看儿子。
在那几个不眠之夜,顾方舟的内心充满了不安与期待。
正是因为一切未知,所以在他最初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同事们被吓坏了:“他的儿子才一岁,万一孩子有什么事,怎么给家里交代啊?”
望着襁褓中儿子天真无邪的小脸,顾方舟泪如雨下:“孩子,爸爸对不起你!”
服用完试剂之后,顾方舟几乎没有合眼,整日守在儿子身边。儿子突然一个喷嚏,顾方舟都会心惊胆战;儿子突然一声哭啼,顾方舟就会心乱如麻。
在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之后,儿子顺利过了测试期,顾方舟和妻子喜极而泣。
有了顾方舟打头阵,团队中的成员也纷纷拿自己和孩子试药,结果都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疫苗终于研制成功了,中国的孩子终于有救了!
不久之后,脊髓灰质炎的难题技术被攻克,小批量的疫苗生产线也很快建成,小批量的疫苗从这里运到了全国各地,给那些被小儿麻痹症笼罩的家庭带去了希望。
小范围疫苗的成功数据总汇而来,统计出来的结果,让所有的研究人员热泪盈眶。
“糖丸爷爷”历经40年,让中国成为“无脊灰”国家
但是随着疫苗的普及,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疫苗保存条件的苛刻,如果保存条件出现问题,那么就代表疫苗失去作用,无法起到预防脊髓灰质炎的作用,很难覆盖到偏远地区的儿童。
这该怎么办,一直苦恼的顾方舟在偶然间看见儿子向妻子撒娇要糖果。
他灵机一动,想到了孩子们平时总喜欢吃糖果,那么把疫苗做成甜甜的糖丸,正好解决眼前疫苗不好保存的难题。
从此以后,“糖丸爷爷”的名字响遍全国。
1960年到1961年,11座城市,400多万个7岁以下的儿童服下了疫苗,很快中国的小儿麻痹症确诊病例飞速地下降;
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小儿麻痹症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
此后,顾方舟继续从事着脊髓灰质炎的研究,不断完善疫苗;1981年起,顾方舟从“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入手研究;
1982年,顾方舟成功研制“脊灰”单克隆抗体试剂盒,在“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功,并建立起三个血清型、一整套 “脊灰”单抗;
1990年,顾方舟提出了“全面消灭脊髓灰质炎病毒”计划,在长达三年的努力下,疫苗更新换了好几代,从原先0.3%的发病率降低到0.04%,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自1994年之后,我国境内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脊灰病毒,并连续6年零感染;
2000年,中国更是宣布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世卫组织宣布,中国成为“无脊灰”国家!
为了这一天,顾方舟整整奋斗了40多年;当时已74岁高龄的顾方舟老人激动地说:“我这一辈子,值了!”
他的疫苗糖丸成为中国疾病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数以亿计的儿童提供了免疫保护。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无私奉献的精神,他的研究成果也是中国医学科学的重要突破,对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仅如此,他的事迹也被广泛传扬,成为中国儿童教育的重要内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2019年1月2日,中国的“糖丸爷爷”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
在弥留之际,顾方舟留下让人为之动容的遗言:“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
同年9月17日,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12月18日,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
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业内的学者这么评价他:“他是协和医学院的顾方舟,是医科院的顾方舟,是国家的顾方舟,是人类的顾方舟。他的功劳和成就,可谓功在当代,泽被子孙。”
网友们也纷纷在网上表示哀悼:“谢谢您,糖丸爷爷,那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糖丸,是我们小时候最甜的回忆。”
顾方舟的长子顾烈东在采访时表示:
长大后,通过和父母聊天,才知道当初被父亲带着“试药”一事。“但是我对父亲当时的决定,非常理解,因为消灭脊髓灰质炎是父亲毕生的心愿。
尽管作为他的子女,我们没有继承他的衣钵,但我对当初能参与到实验中感到十分自豪。”
顾烈东,就是那个被父亲试药,中国第一个喝下疫苗的孩子。到2023年10月29日,他已经63岁了。
他透露,当时“试药”时,父亲是瞒着母亲的,“但父亲做这个决定时,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们团队当时已经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而且父亲自己也以身相试。
我觉得,这一方面是他对自己科研成果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老一辈科学家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
在长子顾烈东眼里,父亲和身为同行的母亲为科研投入了大量时间;对于母亲来说,他是一个好丈夫;对于孩子们来说,他是良师益友。
因为父亲不仅从严治学,也从严治家;住在东交民巷的时候,父亲经常会给孩子们开会,“要我们反思学习上、品行上的不足”。
另外,父亲生前很喜欢拍照,空闲时会给母亲和他兄妹三人拍很多照片。
“很多都是抓拍的,有的时候站在楼梯上,我手里抓着什么在吃着,父亲就给拍下来了,现在回头看,都很好玩。”
顾方舟逝世后,家人收到了很多顾方舟曾经的同事、学生的慰问。
顾烈东说:“因为同是学医的人,母亲对父亲过世早已有心理准备,状态还算可以,现在更多地在打理父亲的后事。”
父亲临终前,曾对子女有过一些嘱咐,他说,希望我们踏踏实实做事。
哪怕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也要扎实严谨。
那些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实在令人动容,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同顾方舟一样,虽然一生只做一件事,却做到了极致。
犹如两弹元勋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却最终由于长期辐射引发癌症去世;
还有一生致力于水稻研究的袁隆平,不仅凭借一己之力让中国告别了饥饿,更是创造了用9%的耕地,养活了近20%人口的世界农业史奇迹;
现有耄耋之年的钟南山院士,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际,担起了全国人民的希望,最终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健康。
顾方舟曾说:“当医生固然能够救很多人,但是从事公共卫生能够让千万人受益。”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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