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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叫《晚清改革五十年》，讲的是1861-1911年清帝国的改革历程。作者是腾讯短史记主编谌旭彬，他曾写过《秦制两千年》和《活在洪武年代》，他的书都通俗易懂，观点鞭辟入里，令人印象深刻。
我和谌旭彬私下也是好友，经常一起吃饭，有什么历史问题都向他请教。他历史功底扎实，文字简短有力。我认为，他是国内仅次于张宏杰的通俗历史读物作者。他的这本《晚清改革五十年》在当下的市场也没有竞品，可以说是业界第一。
《晚清改革五十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开眼看世界是不够的，关键得正眼看世界。” 正眼就是用客观理性平等的态度去审视欧美国家，而不是怀着天朝上国的优越感，用中国的逻辑看待外界。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人仍习惯用阴谋论解读国际关系，无法做到“正眼看世界”。
提到开眼看世界，读者们肯定会想到魏源和《海国图志》，教科书里说魏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为中国做出了很大贡献。但魏源虽然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却没能“正眼看世界”，他的《海国图志》充斥着大量阴谋论和不实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晚清官员和知识分子，他对洋务运动的失败，也要负一定责任。
一是魏源的学说仍然秉持天朝上国的思想，认为中华文明最为优越。魏源虽然不再坚持天圆地方的传统认知，接受了“大地如球”的观点，但他拒绝按欧洲划分大洲的方法，而继续沿用佛教的“东胜神洲、西贺牛州、南赡部洲、北俱芦洲”的说法，并程中国所在的南赡部洲是四洲之冠，是最尊贵的东方人主。再比如魏源虽然认为西方虽然武器比中国先进，但是文化礼教远不如中国，并认为西方的基督教是抄袭中国的佛教和儒学，本质是仍是中华文化的变种。这些观点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其实魏源书中遍布夷狄这一带有侮辱性的词语已经体现了他的认知，他仍然将洋人视为未开化的人。二是魏源的学说包含大量阴谋论，极大误导了晚清官员和知识分子。魏源与老百姓一样，同样相信阴谋论，比如他将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描述为“邪术惑人”，说教民入教前要吞吃一枚药丸，日后若泄露邪术，就会排泄出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又说传教士会拿小刀挖走教徒的眼睛用来炼银。这些阴谋论后来流传民间，加剧了民众对传教士的敌意。魏源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认为洋人的所长只有机械，而文化制度远不如中国，他不认为中国人有和洋人密切交流、学习的必要。这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洋务运动。在谌旭彬看来，《海国图志》是被过喻的，他认为中国第一个正眼看世界的人是徐继畲，他的《瀛寰志略》远胜于《海国图志》，我同意他的观点。
徐的《瀛寰志略》（1848年）和《海国图志》是同时期的作品，我看过原版，个人认为写的非常好，远比《海国图志》要客观、准确，而且其中没有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做到了平等对待西方文明。徐在书中没有使用夷狄这一侮辱性词汇，而是使用泰西、西洋等中性词汇，用词上就非常理性客观。而且徐经常和外国人直接交流，他所述的西方地理和历史远比魏源要准确。对于基督教，他没有采用基督教源于中国的“精神胜利法”，而是客观的承认基督教是独立产生，而且一些教义劝人向善，他认为儒学是好东西，基督教也是好东西，两者有一定共通之处，这样的态度无疑是理性的。
徐对西方地理、历史也更为了解，对各大洲的气候，地貌，土壤肥力都有叙述，对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历史叙述也大体准确。其中叙述最为精彩的就是美国，他认为美国开人类历史之先河，称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实在是古今未有的制度“。他还称赞华盛顿有三代之风，”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是十分伟大的人物。在论及美国的部分，徐还详细叙述了美国选举制度的运行流程和议员、总统的任期制度，虽然细节上有瑕疵，但大体的叙述没错。虽然徐的叙述远比魏源要客观，但因为其中对泰西各国多有赞美之词，遭到了当时朝野普遍的反对，甚至被骂为汉奸。
当时御史史策就攻击徐的话多有”不得体之处“，如说英吉利是强大之国，对华盛顿一夷酋多有赞美，还和孔子相比，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
当时，大部分清朝官员，包括曾国藩、左宗棠，都对此书持批判态度，认为是灭中国人的威风。
因为弹劾的人太多，道光皇帝先是将徐降职以示惩戒，咸丰上任后，又追查徐的历史问题，将其罢职，徐回到老家山西后被迫当起了私塾老师，过的一贫如洗，几乎没什么家产。与《瀛寰志略》遇冷相比，《海国图志》却受到广泛欢迎，被认为是”奇书“，受到很多重臣的喜爱，很多知识分子都哀叹朝廷没能充分吸取《海国图志》的观点，耽误了自强的进程。
《海国图志》之所以受欢迎就在于它从根本上仍坚持天朝上国的理念，满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相比之下《瀛寰志略》则很”不聪明“。对一个长期封闭而骄傲的大国，除非多次遭遇血的教训，否则它绝不会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徐的作品是生不逢时。
与其说徐的作品被皇帝打压，不如说是晚清知识分子主动抛弃了它，即使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晚清知识分子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不愿意承认落后于人的现实。
这种心态直接阻碍了清朝洋务运动的成果。之后改革的进程可以说是困难重重。1862年，清帝国成立同文馆，打算聘请中外教师，为国家培养翻译和数理人才，但是整个社会对洋人的学问都抱持敌视和轻蔑的态度，以至于同文馆没录取到任何体面人。1866年，清廷派出考察团打算考察西洋各国，学习先进器械和管理技术，但是因为朝野上下对西方的鄙视，考察团官员不敢触及实质，只敢去洋人的剧院看戏，最终一无所获。即使如此仍被骂作“甘为鬼奴”。1869年，英国游说清廷修建铁路，但遭到了地方督抚、普通士绅和民众的一致抵制，认为这会破坏风水，并造成大量失业，直到1880年，清廷才开始重新考虑修建铁路。这直接导致甲午战争前清廷的铁路里程远低于日本，虽然兵多但无法调集，是战争失败的重要源于。
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朝野和民间均相信魏源传播的阴谋论，认为洋教士用小孩炼药，重臣曾国藩因为说实话被认为是偏袒洋人，毁誉参半，遭到全国士子的唾弃。1883-1885年中法战争，虽然清廷损失惨重，条约也有利于法国，但慈禧仍然认为清廷大胜，充分彰显洋务运动的成果，遂罢黜恭亲王，停止改革。慈禧的心态其实代表了大清上下的心态，骨子里还是厌恶洋人，只要稍有成果就不愿继续改革。改革的停滞直接导致清朝和日本的差距拉大。
1894年，清廷惨败，但因为消息流通不便，加上朝廷虚假宣传，直到1896年民间还有很多人认为是“大清战胜了日本”，1898年的戊戌变法，并没能赢得多少人的认同。
直到1900年，慈禧搞出了庚子国变，大清全国才完全惊醒，全国的知识分子才普遍对大清失去信心，直到这时，顽固的慈禧才决定实施新政。但没多久，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就覆灭了。纵观晚清历史，整整五十多年的失败和屈辱，晚清上下才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走出来，直到最后完全维持不下去，朝野上下才达成改革的共识，如果1850年，大清就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充分认识到“落后”的现实，采纳徐继畲的思想，何至于落到灭亡的下场。对于这样的教训，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必须充分吸取。这是《晚清改革五十年》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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