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说遥遥领先。
最近，山西乡村振兴局成了显眼包，它花859万元采购了一套防止返贫监测系统。 理论上来说，能掏出859万元做这么一套系统，在“未雨绸缪”的操作中已经遥遥领先。 这套系统，甚至可以推动更多领域得到新的启发，打开更大的格局。比如已经有网友建议： 都是砸几百万，这套系统带来的实用价值与启蒙作用，比搞个“牛郎织女”雕塑强多了。
这套系统也不是由山西首创，在山西之前，多个省份已经采购了这一套系统。在一些省份，这套系统的中标价格已经超过千万。 斯基接触过这类数字化系统，其实一个项目中标价格七八百万元是比较常见的。 有些网友甚至认为，系统是不是用来监测农民兄弟有没有下地干活的？ 除非这位农民兄弟心善，宁可自个儿受苦，也不愿意有关部门看着他受苦。 这么心善的农民兄弟，即便有也是小概率事件。在数字化改革中，咱们犯不着为这种低频事件花大代价搞一个系统。 如果有农民兄弟生大病陷入困境，从操作上来看，从原有的政务申报系统就应该能申请到补助。 有关部门也能通过“申请”这个操作以及额度，来判断这个人是否需要进一步帮扶。 陕西平利县有一位姓汪的农民兄弟，在外面打工时出了意外导致腰椎粉碎性骨折。 这位兄弟就主动联系了自己的帮扶责任人，经过核实，他成了重点监测户。 所以，斯基怀疑咱这套系统的监测对象不是农民兄弟，而是另外一帮人。比起农民兄弟知道自己穷，还知情不报，另外一种可能发生的频率则要高得多—— 这两天，湖南涟源4个公租房小区排查出入住的公职人员878户，加上4户入住单位公房的公职人员，一共882户。 其中一个润中小区摇号住了1826户，就有公职人员669户，占小区居民总数约37%。 涟源还应用了一种遥遥领先的技术，可以避开摇号的规则，直接让147户不参与摇号就能住进去。别看有些公职人员是拿了条子住进去的，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委屈。
像润中小区是2017年左右建成的，有2300多套房源，要求小区入住率达到90%。 当时申请的人数较少，基本上摇号就能中。这让有关部门愁坏了，想入住小区的农民兄弟太少了，他们只能拍脑门决定： 像斯基这样的公号狗，是很难领悟到当地的良苦用心的。
当初，他们一定是经过了无数次走访、商讨、研究，作出了这个极为艰难的选择。 在降低租金、扩大宣传等解决方案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降低门槛，向公职人员开放。 就是这个决定，让一部分公职人员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住进了农民兄弟不愿意住的地方。 如果不能通过摇号住进去，那就让领导背负压力，批条子也要住进去。 咱也不懂，为啥有关部门这么努力，咱们还要花大代价去防止返贫。 明水县，原来是黑龙江的国家级贫困县。那里的农民兄弟住惯了自己的房子，夏天漏雨，冬天漏风。 为了让这些农民兄弟住上好房子，当地也花费了很多心思，还打开了新格局： 他们让群众主动参与到棚改征收拆迁的工作中，破解各类难题，主打一个：
其实明水县的初衷是非常好的，这一点斯基从每一个字眼里都能抠出来。
像当地有一个棚改项目叫和谐家园小区，这个小区的A座和C座是2009年建的。到了2017年，居民就发现楼板下沉了。 这之后，机构来鉴定了三次，每次都被认定为“D级危楼”。鉴定报告明确： 2019年10月，当地要求300多户居民和商业服务全部搬离。只是331户居民已经搬离4年多，危楼一直没有被拆除。这里曾是平房，他在平房里住了一辈子，好不容易住上了楼房，结果还是危楼。
为了让他们重新住上楼房，明水县曾向财政部门申请超过1亿元的债券资金用于重建新楼。
2021年7月，这笔钱已经拨付了，但新楼还是遥遥无期。 有关部门也着急，要换作他们没危房住，至少还有公租房，群众就只能到处搬家，有人这几年都搬5次家了。 按现在的说法，危房不拆除还是因为一些群众不配合，一会儿纠结公摊，一会儿纠结房贷。 有关部门都这么积极把款拨了，群众还是不满意，所以说群众的智慧是有限的。十几年前，洛阳五头镇民政所有个叫“张景华”的所长，为了帮群众拿到低保款，都直接把群众的存折收集过来拿在自己手上。 一年多的时间里，用收集来的267本存折先后冒领了群众50多万元的“养命钱”。张所长一定是担心群众大手大脚，把低保花完了之后又回去过穷日子。所以说，问题不是花800多万元搞了一个防返贫监测系统，问题应该是这个系统能不能监测到对的人。 像张所长这样的要是能监测到10多个，这系统干的事也就值回成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