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等：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国际秩序

在全球范围内，有无数问题正亟待解答。如何对人工智能网络平台进行监管，而不会引发担心其安全性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网络平台是否会侵蚀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由此产生的变化会给世界带来自苏联解体以来从未有过的两极分化吗？小国会反对吗？试图调解这些后果的努力会成功吗？或者有成功的希望吗？

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不断增强，如何定位与人工智能合作时人类的角色将变得愈加重要和复杂。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在日益重要的问题上越发尊重人工智能的意见。在一个进攻对手成功部署人工智能的世界里，防御方的领导人能否决定不部署自己的人工智能并为此担责吗？即使他们也不确定这种部署将带来怎样的演变。而如果人工智能拥有推荐一种行动方案的优越能力，那么决策者是否有理由接受它，即使该行动方案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人类怎能知道这种牺牲是否对胜利必不可少呢？如果确实必不可少，那么决策者真的愿意否决它吗？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别无选择，而只能选择扶植人工智能。但我们也有责任以一种与人类未来相容的方式来对它加以塑造。

不完美是人类经验中的常态之一，尤其是在领导力方面。通常，决策者会因偏狭的担忧而杯弓蛇影。有时，他们的行动基于错误的假设；有时，他们的行动纯粹是出于感情用事；还有一些时候，意识形态扭曲了他们的视野。无论用何种策略来构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伙伴关系，它们都必须适应人类。如果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显示出超人的能力，则其使用必须能够被不完美的人类环境所兼容并包。

在安全领域，人工智能赋能系统响应速度非常快，使得对手可能会在系统运行之前尝试攻击。结果是可能造就一种内在不稳定的局势，堪比核武器所造成的局势。然而，核武器被置于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概念的框架中，这些概念是由各国政府、科学家、战略家和伦理学家通过不断的提炼、辩论和谈判，在过去几十年里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和网络武器没有类似的框架。事实上，政府可能并不愿意承认它们的存在。各国——可能还有科技公司——需要就如何与武器化的人工智能共存达成一致。

人工智能通过政府防务职能的扩散，将改变国际平衡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维持这种平衡所依赖的计算。核武器代价高昂，而且由于其规模和结构而难以被隐藏。与之相反，人工智能却可以在随处可见的计算机上运行。由于训练机器学习模型需要专业知识和计算资源，因此创造一个人工智能需要大公司或国家级的资源；而由于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在相对较小的计算机上进行的，因此其必将被广泛使用，包括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任何拥有笔记本电脑、连接到互联网并致力于窥探人工智能黑暗面的人，最终都能获得人工智能赋能的武器吗？政府是否会允许与其关系若即若离或毫无关系的行为者使用人工智能来骚扰他们的对手？恐怖分子会策划人工智能袭击吗？他们是否能够将这些活动嫁祸给国家或其他行为者？

过去，外交在一个有组织、可预测的舞台上进行；如今，其信息获取和行动范围将获得极大的扩展。以往因地理和语言差异而形成的清晰界线将逐渐消失。人工智能翻译将促进对话，而且不用像以往的译者那样不仅要有语言造诣，还要精通文化。人工智能赋能的网络平台将促进跨境交流，而黑客攻击和虚假信息将继续扭曲人们的认知和评估。随着形势愈加复杂，制定具有可预测结果的可执行协议将变得更加困难。

将人工智能功能与网络武器相结合的可能性加深了这一困境。人类通过明确区分常规武器（被认为与传统战略相调和）和核武器（被认为是例外）而回避了核悖论。核武器的破坏力量一旦释放就是无差别的，不分对象；而常规武器可以辨别打击目标。但是，既能辨别目标又能进行大规模破坏的网络武器消除了这一区分。如果再有人工智能推波助澜，这些武器将如虎添翼，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潜在的破坏性也更大。同时，当这些武器在网络中伺机游弋时，是无法确定归属的。它们无法被察觉，因为它们不像核武器那么笨重；它们还可以通过 U 盘携带，而这有利于扩散。在某些形式下，这些武器一旦被运用就难以控制，如果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动态和新兴特性就更加如此。

这种形势挑战了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前提。此外，它还让发展人工智能军备控制的相关概念成了当务之急。在人工智能时代，威慑将不再依照历史上的准则，它也做不到这一点。在核时代之初，依据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领军教授、学者（有政府工作经验）在讨论中形成的真知灼见，人们搭建了一个核军备控制的概念框架，继而又促成了一个制度（以及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实施该制度的机构）的建立。尽管学术界的思想很重要，但它与五角大楼对常规战争的考量是分开实施的——它是一种新的补充，而非对原有的修改。但人工智能的潜在军事用途比核武器更广泛，而且至少目前其进攻和防御还谈不上泾渭分明。

在一个如此复杂、内在又如此叵测的世界里，人工智能成了另一种误解和错误的可能来源，拥有高科技能力的大国迟早将不得不就此进行一场持续对话。这种对话应聚焦于一个根本问题：避免灾难，并以此求得生存。

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比如量子计算）似乎正在让超越人类感知范围的现实变得更加触手可及。然而，最终我们可能会发现，即使是这些技术也有其局限性。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尚未领会它们的哲学蕴含。我们正在被它们不由自主地推动向前，而非有意识的。上一次人类意识发生重大变化是在启蒙运动时期，这一转变的发生是因为新技术产生了新的哲学见解，而这些见解又通过技术（以印刷机的形式）传播开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新技术已经发展起来，但相应的指导性的哲学理念却暂付阙如。

人工智能是一项具有深远潜在利益的宏大事业。人类正在努力开发人工智能，但我们是用它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它允诺带来更强力的药物、更高效公平的医疗保健、更可持续的环境实践，以及其他种种进步图景。然而与此同时，它也可以使信息失真，或者至少使信息的消费和真相识别的过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并由此令一部分人的独立推理和判断能力日渐萎落。

其他国家已经将人工智能列为国家项目，而美国却尚未去系统地探索其范围，研究其影响，或开始与其相调和的进程。美国必须将所有这些确立为国家的优先事项。这一过程将需要在不同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人们展开精诚合作，来自政府高层、企业和学术界的德高望重的精英小组的领导，对这一过程的开展将大有助益，甚至必不可少。

这样一个小组或委员会至少应具有两项职能：其一，在国家层面，它应该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知识和战略竞争力；其二，在国家和全球层面，它都应该致力于研究人工智能产生的文化影响，并提高对此的认识。

此外，该小组应准备好同现有的国家级和次一级小组进行接洽。

我们的写作可以被纳入一项宏大工作中，其致力于涵盖所有人类文明，亦即事实上的整个人类物种。这项工作的发起者未必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的动机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思考或重塑人类处境。技术、战略和哲学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一致，以免互生龃龉。我们应该守护传统社会的哪些方面？我们又应该冒着失去传统社会哪些方面的风险，去缔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如何融入传统的社会规范和国际均势概念中？当我们对自己所处状况既无经验也无直觉时，我们还应该寻求什么问题的答案？

最后，一个“元”问题浮现出来：在对世界有着不同解释和理解的人工智能的“辅助”下，人类能否满足对哲学的需求？人类并不完全了解机器，但我们最终将与它们和平共处，并以此改变世界？

伊曼努尔·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序言中以这样一个观点开篇：

人类理性具有此种特殊运命，即在其所有知识之一门类中，为种种问题所困，此等问题以其为理性自身之本质所加之于其自身者，故不能置之不顾，但又因其超越理性所有之一切能力，故又不能解答之也。

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人类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中一些问题涉及心灵、理性乃至现实的本质。人类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也遇到了康德提出的许多限制：一个其无法回答的问题领域，一个其无法完全了解的事实领域。

人工智能的出现，带来了人类仅凭理性无法实现的学习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其可能会让我们在那些已被证明超出我们回答能力的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成功将产生新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我们已经试图在本书中阐明。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正值风云际会，两者将彼此融汇于国家、大洲，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追求之中。理解这一转变，并为之发展一种指导性道德准则，需要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科学家和战略家、政治家和哲学家、神职人员和首席执行官们，群策群力、各抒己见并做出共同的承诺。不仅各国内部应有此承诺，国与国之间也同样如此。我们与人工智能究竟能建立何种伙伴关系，由此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现实呢？现在，是时候对此加以界定了。

作者：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哈佛大学博士、教授美国前国务卿）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执行董事长）、丹尼尔·胡滕洛赫尔（Daniel Huttenlocher，麻省理工苏世民计算机学院首任院长）

来源：界面新闻，摘自作者新书《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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