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充满大话的年代，他们做出了真正的技术革新——汤卡罗教授访谈录

1950年代至197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开展过多场以提升技术水平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包括“技术革新”运动、“技术革命”运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等。但是，并没有多少真正成功的案例，得到推广的“革命性”“革新性”技术，如土高炉炼钢、土超声波等，更是往往经不起实践的考验。

然而，由金祥林等人在西南制药厂一厂做出的“痢特灵技术革新一条龙”是少有的特例，不但属真正成功的技术研发项目，还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开展研发工作的？有哪些能力、何种品质促成他们完成相关工作？这项技术是如何传播开来的？对汤卡罗教授的访谈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她既是金祥林教授的科研伙伴，也是与他携手一生的伴侣。这段历史不容湮没。谨以这个访谈来纪念金祥林逝世一周年。

受访人汤卡罗，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1939年8月生于上海，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63年本科毕业后考上研究生，作为骨干成员参与了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研究，1966年研究生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位于重庆的西南制药厂一厂工作。1978年底调回北京大学，历任化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2002年8月退休。

熊卫民（下面简称熊）：今年重阳节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化学学院给您发的这个“光荣在院50年纪念”奖牌挺大，挺精致的。

汤卡罗（下面简称汤）：我1957年上北大化学系，迄今已经66年了。只是研究生毕业后我在位于重庆的西南制药一厂工作了十年，1978年底才又重新回到北大工作，所以这次他们给我的是50年的纪念牌。它还有个蛮讲究的盒子。本来我想将其收在盒子里，有个同学说：“你放奖状的柜子里又多了一块牌子。”他启发了我。我就把它也搁在这个玻璃柜中了。

熊：柜子里有好多奖章、证书！这个自然科学奖金质奖章是关于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吗？

汤：不是。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奖章没轮到我们拿。这是我们跟唐有祺先生一起做小分子晶体结构研究得的奖，1987年的，比较早了。还有一些奖是国家教委或教育部颁发的。

熊：中间这个最大的奖牌呢？

汤：（笑）从荣誉上讲它是最小。它是金（祥林）老师退休之后，北大给离退休人员授的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但是之后没第二届了。说实在话，金老师这一辈子确实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但他从来不争名不争利，一直是默默无闻。后来学校让我们报奖，我们也懒得去报。他过世之后，我经常回想他的往事，觉得他真是一个难得的好人。毕业之后，他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在重庆做出来的，叫做“痢特灵技术革新一条龙”。

1

毕业两年后才分配工作

熊：我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运动很感兴趣，发现当时得到宣传、推广的许多所谓“成果”都站不住。金老师还真在工厂做出过技术革新重要成果？请您详细谈谈相关情况。让我们按时间顺序从头谈起吧。你们是哪一年从北大毕业，怎么被分配到重庆去的？

汤：我和金老师都生在上海。他1940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同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大化学系唐有祺教授的研究生，攻读晶体结构化学。我1939年出生，1957年考入北大化学系，1963年本科毕业，然后考上邢其毅教授的研究生，攻读有机化学。所以我俩在研究生阶段是同学。1966年我们研究生毕业时，由于文化革命爆发，到1968年才分配工作——被一道分配到位于重庆的西南制药一厂任技术员。所以我们工龄从1968年算起。后来我们很生气，说：“我们1966年就毕业了，之后的这两年不算学龄也不算工龄，算什么呢？”一直到温家宝当总理以后，情况才发生改变。温家宝也是研究生，比我们晚两届。他上台以后，我们这批1968年才分配的研究生得了好处：工龄改从毕业的时候算起。

熊：你们研究生毕业时进行答辩了吗？

汤：不少同学都没有写毕业论文，也没有答辩。我们研究生说是上三年，结果才上两年，我们就被派到门头沟去搞“四清”，因为 “阶级斗争是必修课”。从1965年9月起一直搞到1966年5月，本来这期“四清”要结束了，结果上面让我们再稍微延长一点时间。大家说没带夏天的衣服，就让一个人回来给大家拿衣服。此人给我们带来一个消息：学校有人闹事，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带头写了大字报——那就是攻击陆平、彭珮云和北京市领导的“5﹒25”大字报了。然后，《人民日报》刊登并高度肯定了该大字报，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其播放了出来，文化革命被引爆。6月4日我们就回来搞革命了，所以研究生其实没有念完。

但我还是完成了毕业论文。这是沾了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的光。派我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时，我们邢先生留了一个心眼。他说：“你作为一个研究生去参加这么一个集体项目，要是没有独立的研究生论文，将来就不好说了。”所以，必须给我一个单独的课题。那时候我们北大化学系有机教研室负责合成胰岛素A链的氨端九肽，大家集体用的是DCC法（碳二亚胺法），邢先生让我用迭氮法单独一个人再做一遍。先合成四肽、五肽，再用迭氮法合成九肽，做出来以后跟他们做的相比较，看是不是完全一样。结果是各项指标完全相同，这等于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咱们做出来的九肽是可靠的。而且，我做的九肽的得率比他们做的还要高一些。上次纪念人工合成胰岛素50周年的时候（2015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派人来采访，还专门制作了一个关于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短片，我拿出来的东西就是我的研究生论文的手稿。我们集体写的论文（包括我做的部分）发表在《化学通报》和《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上，我独自写的这篇毕业论文没有单独发表。学院对此还比较重视，时任化学学院党委书记马玉国跟我说：“是不是放院里保存？”我说：“好啊。在我家里保存，将来不知道到哪去了，院里保存就是永远保存了。”我就将它上交了。以下是我自己留下的照片，包括研究生论文草稿、文献综述和谈人工合成胰岛素（讲座稿）。

原计划是“四清”回来就进行答辩，结果文化革命一爆发，答辩就没法进行了。所以，我最终还是没能进行答辩。不记得金老师是否完成了论文，肯定的是大家都没能进行论文答辩。

熊：学校宣布你们研究生毕业了吗？

汤：宣布了。我们俩都是有研究生毕业证书的。记得我们的毕业证书发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文化革命当中发的，前头有林彪的题字，后来这个证书宣布作废，1982年又重新发了一个证书。但是照片是1982年的，老了16岁！

熊：宣布你们毕业了，让你们在学校“搞革命”，给你们发工资吗？

汤：1966年没有发，我们还是拿研究生助学金，每月42块。大概过了半年，1967年初，开始给我们开工资：大学毕业生每月46元，我们研究生毕业每月56元。我有账可以查得到。我还要养活我弟弟。当时他在复旦上大学，我每个月寄16块钱给他。我原来42块钱，他拿16，我拿26，一份研究生助学金供两个人上学。42块的助学金我拿了三年多。

熊：被分到重庆的工厂去，您和金老师分配得并不算好哦。

汤：当时北大化学系有机教研室有四个研究生，去向是北京一个、天津一个、武汉一个、重庆一个。掌权负责工作分配的是“新北大公社”的人，我们不属于这派，当然不会让我们留北京。天津那一位是照顾爱人关系。留给我的选择是要么去武汉，要么去重庆。我和金老师这个时候已经结婚了（1967年5月1日结婚），我们想分到一起，那我就只能选最远的重庆了。金老师是搞结构的，文化革命前唐有祺先生设计的方案是让金老师留校，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文化革命爆发后，这个方案作废，1968年重新做分配方案时一度把金老师给忘了，后来给他补了一个方案，把他分到成都的抗菌素研究所。金老师说：两人同在四川还分两地？！研究所的条件可能会比工厂的条件要好一点，但他们不要两人。金老师说，“两个人还是在一起好，我做牺牲，跟汤卡罗去工厂。”就这样，我们俩最后被分到位于重庆的西南制药一厂。

2

在破棚子里工作和生活

熊：你们是什么时候到重庆的呢？

汤：1968年8月16日。我为什么对这个日子印象深刻呢？因为重庆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叫“815”（另一派叫“反到底”）。他们庆祝组织成立一周年，把重庆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8月16日我们到重庆时，根本就找不到旅馆。没办法了，我们只好跑到重庆大学去。刚好我一个中学同学在重庆大学工作，我们就到他家挤了一晚。

重庆不是山城吗？一层一层地绕上来的。我们厂就在重庆大学下面，再下面是嘉陵江了。西南制药厂一厂，说起来名气挺大，但当时就是山坡下的一排又一排破棚子，连个正经的房子都没有。西南制药厂总共有九个厂，其中一厂、二厂是合成药物厂，我们被分在一厂。

第二天我们就到厂里去报到。那时候厂里还没有党委，负责接待我们的是总支书记唐公允，他说：“我们没要你们来啊！”我们说：“我们也没想来，是国家派来的。我们从北京来这里，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脚都坐肿了。昨天还没地方睡，在同学家里挤了一晚上。跑到这里你又说不要我们。那你把我们退回北京，让我们另外分配吧。”他也不敢做这个主，就给上级主管机构重庆医药公司打电话说：“这里来了两个研究生，我们不要。”公司的人说：“你必须得收！因为北京那边都不收人，只好把人放到三线来，你必须得收。”唐公允只好说“要得要得”，答应了下来。

不退了，那我们住哪里呢？唐公允说：“我们厂里没地方住。”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检验科楼上有一个小房间，你们去看看吧！”结果我们发现检验科通风柜出来一根管子正好对着这个房间。为什么它没人住？那些烧硫酸的烟对着房间排放，放在那里的衣服都会烂掉，根本就没法住人。一直到晚上了，唐公允才说：“你们到招待所去住吧！”然后我们就在招待所住了下来，直到3年之后我们的孩子都快一岁了，才另外安排了住房。

熊：那住招待所的费用由谁出？

汤：是我们厂里的招待所，不是外面的，它很破，我查了当年的帐，每月从工资扣2元钱（大约相当于一般工人宿舍10平米的房费，没有厨房，没有厕所）。那里的条件有多差呢？房间没有完全隔断，墙只有半截，说话隔壁房间完全能听见，老鼠在墙上跑得很起劲。那时候供应差，买什么都要票。玉米芯打的粉做的面条，一碰就断，我们还舍不得吃，把它挂在房间里的铁丝上。有耗子爬到铁丝上来偷吃，面条就碎了，掉了不少到地上。金老师说这不行，他就在铁丝上通电，耗子被电得“吱吱”乱叫，然后也就不敢来偷了。

我们隔壁房间住的是一些刚从技校分配来的青工。重庆秋天广柑挺多，也很便宜，我们买了一些广柑放在窗台上。结果就有青工从只有半截的隔离墙翻过来，把我们的广柑都偷去了。就在这么差的情况下，金老师搞了痢特灵技术革新。

3

尝试用新方法生产痢特灵

汤：我们进厂后就被分到了车间当技术员（实际上是当工人，接受“再教育”）。金老师被分到了痢特灵车间，我被分到了度米芬车间。度米芬是消毒药，还在生产，痢特灵则停产了。为什么痢特灵停产了呢？因为它需要用氯气和一氧化碳作原料来合成光气作为中间体。装在钢瓶中的纯净的一氧化碳靠进口，正好厂里没有一氧化碳了。在摆龙门阵时，工人们告诉金老师，光气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战争毒气，毒性很大，车间工人是进一批就病倒一批。他们还说：“你不是北大来的研究生吗？你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把生产路线改一改，不用光气行不行？”

金老师是学结构化学的，有机合成并不是他的专业方向，但他觉得自己反正也学过化学，还是整天琢磨这个问题。痢特灵的学名叫呋喃唑酮，化学式为C₈H₇N₃O₅，是一种硝基呋喃类抗生素，可用于治疗细菌和原虫引起的痢疾、肠炎、胃溃疡等胃肠道疾患。它的一种合成原料5-硝基呋喃甲醛可以在市场上买得到，另一种合成原料氨基唑酮需要制药厂来自行合成，而以往的合成路线都要用到光气做原料的。

有一天半夜，金老师把我推醒了说：“我想出一个反应，不用光气，来合成氨基唑酮，你说能不能做？”我说：“天不还没亮？明天再说！”他说：“我睡不着，我就在想这个事。”我说：“理论上看是可以的，但是有没有人做过，明天我去给你查查资料吧。”

西南制药一厂虽然不大，但是资料很全。《化学文摘》（CA）、《美国化学会志》（JACS）等期刊从创刊号起都是齐全的。这跟厂里的总工程师郑寿有关。他是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是位蛮有名的老专家。刚解放时，经军管会批准，他到香港去把一些重要期刊原来缺的那些期全部给买回来了。文化革命爆发后，厂里斗“香港来客”，质问他到香港干嘛去了？说他去搞特务活动，把他给打倒了。我们进厂时，他被安排打扫厕所，每天就拿水管子跟搋子游走于各个厕所之间，根本就不让他干业务。看到这种情形，一些老技术员也不动脑筋了，天天混日子。

作为新来的青年技术员，金老师完全靠自己想出了一条避开光气的新合成路线（关键一步是酯交换反应）。第二天，我就去厂里图书室查文献。后来我发现，文献上有一个类似的反应，但不是用于做氨基唑酮的。我对金老师说：可以试试看。他说：“那我们就试吧。”

反应需要用到电动搅拌器，可车间里没有。怎么办？我们就在乒乓球台上做了一个：把自行车的飞轮卸下来，连上一个马达，用绳子改变旋转的方向，用砖头来控制马达的速度……现在想来，这种电动搅拌器真是一个发明创造。在非常简陋的情况下，我们的创造力被逼了出来。车间里三口瓶还是有的，就这样，我俩加一个工人（名字叫李明星），把实验给做了起来。一共四步反应，中间我们没有做化验，连续做了36个小时，到最后一步时，黄色的痢特灵产生了！我们高兴极了，就在那里跳了起来！

这个实验我们做了好多次，一步一步往下做，每次都能得到痢特灵。而实验条件，也在一次次实验中得到了优化。

熊：实验时并没有到外面去买试剂，用的是厂里的原料？

汤：厂里有研究室，也有试剂。等到我们弄好实验条件，基本确定痢特灵的生产新路线，“九大”召开了。厂里的工人上街搞庆祝游行，还给金老师戴上一朵大红花，到沙坪坝街上去转了一圈。现在想来，感觉特别好笑。

熊：实验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汤：大概1969年初吧。我们在兵乒球台做实验，做了三四个月，然后上街庆祝“九大”召开。

4

中试和投产

熊：从实验室成果到产业化生产，还需要进行中试吧？

汤：是的。中试改到车间里做。正好“九大”开了，厂里要写喜报，就叫金老师写。他在家写喜报，车间那边就爆炸了：中试的一个步骤要用反应锅。反应锅很大，被很多卡钳卡住。结果在反应过程中，反应锅的盖子带着那些卡钳飞上了天，一下就蹿了出去！万幸的是没怎么伤人，只有一个工人受到了一点烫伤。

还在写喜报的金老师赶紧跑了过去。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温度计。这个反应一定要控制温度，超过多少度肯定要爆炸，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结果他发现温度计没有反映真实情况。那个带套管的温度计应一直插到液体里头，但它却被放在反应锅的口上，根本就没有插进去，所以没能反映实际情况。

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呢？这跟当班的人有关。他是厂里的一个工程师，当班时很不用心。大概他心里有气，对金老师有些妒忌吧。这样的技术成果，他当然希望是由他们这些资深技术人员做出，而不是由刚分到厂里的年轻研究生做出。结果金老师一离开，就发生了爆炸事件。真是讽刺得很！后来当然制定了很多条例，距离爆炸温度很远的时候就要控制温度。

熊：反应路线变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正式投产时要重新设计流水线？

汤：是的，反应锅等全部都得重新搞。正式投产要到1969年底或1970年初了，用的是全新的生产路线。从中试到投产，有很多的研究工作。金老师全身心投入，非常辛苦。他是主管技术员，本来是白班，但他经常是三班倒，哪个人缺班了他都去顶，结果是几乎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

金老师这么做了才一两个月，就得了肺炎，高烧到40度。他不得不休息一个礼拜，结果厂里还扣他工资。当时的规定是，工龄满多少年之后，病休才不扣工资。我们刚去，要扣。我当时挺生气的，就到人事处去讲道理。管人事的那个人姓雷，个子特别矮，外号“雷矮子”。我跟他讲：“金祥林为什么会生病你不是不知道吧？全厂都知道！他一天16个钟点干，你们给过他加班费没有？给过他奖金没有？一分钱都没给！最后他累病了，你反过来扣他工资，天理不容啊！”雷矮子说不过我，把抽屉拉出来，里面有个信封，装了十几块钱。金祥林的工资就是他扣的。金祥林请一个礼拜病假，雷矮子扣了他一个礼拜的工资。我说：“钱原来在你手里啊！不是国家扣去了？”他一声不吭，把信封递给了我。

熊：您挺厉害啊，把扣掉的钱又给要回来了。

汤：金老师这个人从不跟人争。他说：“你别去说，按规章办事，该扣工资就得扣。”我说不讲理啊，这理在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觉得不合理的我就要说。

熊：看来你们俩是互补型的。金老师与世无争，您泼辣能干。要不是您，他不知要吃多少亏（笑）。新路线生产的痢特灵质量如何？

汤：质量挺好，不但达到了痢特灵原定的质量标准，而且还将其提高了。正式投产后，他又研究中间体的处理、废气的回收等，又涉及好多步反应，又花了好多年，他都一步一步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叫“痢特灵技术革新一条龙”。痢特灵最早是从香港进口的，6毛钱一片，金老师技术革新以后，变成了2分钱一片。他这个技术革新还在全国推广，各个厂都来学习，后来全国都在用金祥林的路线。而且，中国出口的痢特灵，国际上只认“西南制药厂”出品的。1971年，我和金祥林还写了一篇介绍痢特灵生产新工艺的文章，在上海医工院出版的《医药工业》期刊上发表。当时不允许个人署名，作者只好署成“西南制药一厂”；当时要突出工人、贬低知识分子，还不得不把研究团队说成是“以老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实际上是我们两口子加一个青年工人）^[1]。

我在车间工作一年多以后就调到研究室了，而金老师一直在车间。他为什么身体那么糟糕，去世得那么快？在重庆工作的那十年，劳动时间那么长，没有任何防护，劳保条件那么差，他的身体基本就垮掉了。要知道金老师原来身体是不错的，从小爱打球。在复旦上大学时，他是上海高校棒球队的队员，有“国家二级运动员”的称号。到北大又参加北大棒球校队，经常参加各种比赛。我至今还保存着他二级运动员的证书。

5

产生了巨大效益

6

技术转移

熊：您刚才谈到了全国各地的药厂都来重庆学痢特灵生产新路线的事，请详细介绍一下。

汤：我有时候跟金老师开玩笑说：“假如是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申请专利，然后我们俩就发财了。”当时真是毫无保留地给予，哪个厂来学都教人家。

熊：西南制药一厂也同意你们转让技术？

汤：那时候根本没有转让一说，而是我发明了就大家共享。别的厂学得都还比较顺利，江苏省盐城制药厂三次来人都没有学会。金老师就说：“我去盐城教你们。”那时候有些人真是无私，现在想都想象不到。他一个人去的盐城，回来跟我讲经过，有些事情特别逗。他说，盐城那个厂非常简陋，工人们技术也差，很多事情都不会做。比如大型离心机里面要衬个布口袋，那个离心机口袋他们就不会做。金老师会踩缝纫机，不但教他们造痢特灵的技术，连离心机口袋都帮他们做。当时又不能给他发钱，人家实在过意不去，就给了他两条烟。可金老师又不会抽烟。一有人来看他，他就发烟给人家，自己也点一支，拿在手上烧掉。最后人家过意不去，又送了他一条腌猪腿。

熊：火腿？

汤：不是火腿。火腿就高级了，只是普通的咸猪腿。回来时他要到上海去坐船，当时我妈在上海，他就把腌猪腿给我妈，自己空手回来了。盐城制药厂后来也生产起痢特灵来了。那里的人几乎都知道金老师，说是四川重庆来了一个技术员啥都会干。他们对金老师非常地感谢。金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特别的无私，争着干活，却没想要什么报酬，从中获取什么利益。我现在是天天想念他。

熊：盐城方面不给他钱，那他往返的差旅费用由哪里出？

汤：这个我倒忘了。肯定不会是他自己出的，有可能是我们厂出的。

熊：至少应该由盐城制药厂那边出吧？您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历史价值——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是如何进行技术转移的，可以从这个具体案例看出一斑来。

汤：厂里也无私，无私到根本没想这个新工艺是我们厂研发的，别的厂来学就无偿地教给他们。后来，很多厂在出口痢特灵时还打西南制药厂的牌子，别的厂生产的国外不认。

熊：也就是说，西南制药厂不但被模仿，还被冒名？

汤：文化革命的时候是比较乱的。

7

两派斗争

熊：说起乱，重庆当年的武斗是很出名的。

汤：1968年8月我们到重庆的时候，重庆的武斗快结束了，但还没有完全结束。总支书记唐公允告诫我们：“下午4点以后不要出门！”因为4点以后江对面不时有炮打过来。我们厂在嘉陵江南边，坡上面的重庆大学是“815”的大本营，而江北大部是兵工厂，大部分属于“反到底”的。不时会有四管高射炮轰过来。为什么重庆大学没有被炸掉？原来兵工厂有个规矩，做炮筒的车间跟做火药引线的车间是分开的。结果车间的工人在运动中也分属两派，“反到底”的要开炮，“815”的不给他们引线，于是，开过来的炮是空炮，在墙上轰出一个个的洞但炸不开。要不然，重庆大学会被炸得稀巴烂。

那个时候，重庆的电车门被卸掉了，玻璃窗也被砸掉了，只剩一个空壳子。两派武斗把公交车都给打成这个模样了！乘客上车要从窗户中爬进去。

熊：既然没门了，那不正好可以从门洞里直接上去吗？

汤：公交车挤得不得了，在门那里我根本就挤不进去，只能考虑爬窗。窗户我也爬不上去，金祥林就在后面给我推进去。那时的公交车就是这么上的。

熊：那你们厂里有没有两派斗争呢？

汤：有啊，厂里也分两派，相互之间斗得很厉害。先是工人斗厂长、书记、工程师等，然后工人分成两派斗。两派的头头我到现在还记得。

熊：您前面提到的唐公允不是总支书记吗，他没被斗？

汤：他也挨过斗，但那时候算是“解放”了。

熊：他为什么一度不肯接收你们呢？

汤：他的理由是没地方住。但是后来又陆续分来了60多个大学生，也都住了下来。他们大多没有结婚，就住集体宿舍。集体宿舍原本是两人一间或四人一间，后来就变成了六人一间或八人一间。

熊：你们技术研发工作好像并没有受两派斗争的影响。

汤：关键是我们哪一派都没参加。

熊：有的时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没有人批判你们，阻止你们搞技术研发呢？

汤：没有。一般群众都是支持我们的，我们俩那么努力干活，人家真心觉得不容易。只有一次，厂里的军代表走到图书室，见我在读英文期刊，就说：“现在还用洋拐棍啊！”他把读英文书刊说成是用洋拐棍，还说要把那些书刊处理掉。我说：“你有这个勇气吗？你知道这有多宝贵？”我有同学分在了重庆东方红试剂厂。他听说我们厂要处理英文书刊就跑来要买。军代表见有人来买也就不处理了。我们不断向领导反映情况：“做技术革新，不管怎么说，外国的资料还是要借鉴的。”这大概也起了一点作用。

8

调离重庆

熊：金老师一直在做痢特灵方面的研究？

汤：有一段时间上面还让他去搞过麻醉乙醚。当时，麻醉乙醚出了质量问题。这可是大事，要没有合格的麻醉乙醚就没法动手术了。金老师去搞了半年左右，解决了麻醉乙醚生产中的质量问题。他后来跟我说：“我吸入了太多乙醚，将来要是做手术，麻醉乙醚对我没用了。”

熊：他身体受损，这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汤：痢特灵工作已令他的身体受到很多伤害。他后来身体差到什么地步？你知道，重庆是“火炉”，每年夏天都特别热，有一两个月气温接近40度。金老师每年夏天都中暑，一中暑就趴在地板上，一点汗也不出，发40度的高烧。厂里有个制冰室，我就拿来冰袋，放到他身上很多地方，还用酒精擦身，用这些方式来降温。他的牙齿也不行，老松动，前后掉了十几颗牙。后来给他装了假牙，他也不爱用，所以他吃饭比较困难。他后来得的帕金森病，据专家分析，其原因和长期接触大量的有毒的化学药品有关。

1978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梁栋材先生被作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典型，从湛江调回北京。我们受到鼓舞，就给北大化学系唐有祺先生、邢其毅先生写信，希望调回北大。唐先生、邢先生也乐意让我们回来，还征得了北大有关领导的同意。结果工厂却不愿意放我们走。我们只好给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很简单，就是“国务院 方毅副总理收”。方副总理很快就对此信作了批复，让四川省委尽快对此作处理。我们很幸运，在四川省科学大会^[2]上被四川省的领导当成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典型。于是，我们夫妇俩终于在1978年年底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大学。当时有人觉得很奇怪，问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说：我们的关系就是两毛钱的邮票（挂号信）。

熊：昨天谈得非常好，但时间不够了，还有好多问题没来得及向您询问。请详细介绍一下四川省科学大会及它对你们的影响。

汤：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不久，各省市都分别召开该省市的科学大会。据我了解，四川省科学大会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一是对已有的成果进行表彰。西南制药一厂的“痢特灵技术革新一条龙”在这次会议上获得四川省发明二等奖。还有许多其他项目得奖，具体名单我不清楚。二是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调整专业不对口的知识分子的岗位，让他们发挥更好的作用。北大出于科研需要，要把我们俩调回北大，制药厂不放。我们给方毅副总理写信反映情况后，方副总理批示四川省委尽快对此作处理。

有一天，厂里突然召开了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点名让金老师参加。原来省里派了两个人到我们厂里来做调查。他们在座谈会后把金老师留了下来，问：“你们是不是给方毅副总理写过信？”金老师说：“是啊。”他们又问：“你们是学什么的？”金老师回答后，他们又让金老师把我们学过的书拿去看看。金老师就赶回家拿书。那时候我们住在厂里，宿舍就在旁边。他告诉我：“省里派人来调查，问我们是否给方毅写过信、我们学过什么东西。”当时我们还觉得很奇怪：怎么他们会知道我们给方副总理写了信？我们生怕得罪厂里那些领导，谁也没说，省里怎么知道了？

调查发现情况完全属实后，四川省科学大会上把我们的信作为典型材料发给参会代表。四川省委副书记冀朝铸写了八个字的批示：“人才难得，应予调整。”他还指示重庆市委和化工局的领导要限时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些消息都被我们厂给封锁了，我们那时候完全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们的同学金烈告诉我的。他是北大化学系比我低一届的研究生，我们一起分到重庆，后来他被调到化工局当干部，时任技术科副科长，他参加了四川省科学大会。他后来还当过重庆副市长、重庆市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委员。

四川省科学大会结束后，我们厂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没跟北京联系，就给我们下调令了，要把我们调到北京大学去。我们马上给北大写信。唐有祺先生急了：“北京还不知道你们那边要放人，户口还都没给你们落实呢！你们暂时在家先不要来。”我们说：“已经准备离开了。”他说：“假如现在就要离开，那你们先到上海你们父母家去待一段时间，我们把户口解决了再联系你们。”唐有祺先生去世后，我在缅怀他的文章中专门写了唐先生和北大党委书记周林一起到北京市委帮我们办户口的事。在他们的帮助下，北京市委给金老师、我以及我们的女儿特批了三个进京户口。

临走时又出了个岔子。我记得离开重庆要盖八个章，各个部门都要去盖章。盖完最后一个章，火车票都已买好，金老师到火车站去托运行李了，重庆市人事局管科研系统的丁处长突然来电话找我们。到人事局后，我把情况概要汇报了一下。丁处长说：“省委副书记说应予调整，没说应回北大吧。你们对四川省也有用，四川省不能放。”他让金老师去四川大学化学系，叫我去四川医学院，说这样就是调整了，属省内调整，也符合省委的精神。我坚决不同意。丁处长这人约莫五十岁，待人相当好，他见我态度坚决，又说：“省领导说的是应予调整，并没有说要在省内调整。我再打电话到省委去问问吧。”结果电话打过去，发现冀副书记正在接待外宾，没空接电话。后来，丁处长还请我到他们食堂吃了一顿午饭。吃完饭继续等回话。一直等到天快黑了，我说：“我回去要走山路的，天黑了我一个人不敢走。”丁处长这个人挺好，他说：“你们快走！你们不是已经买好火车票了吗？你们快快走，我装作不知道。上面来找我时，我就说人都已经走掉了，我没能留住他们。到了上海以后，你们写封信来，说那两个单位还是不对口，你们不愿意去。我也没办法来抓你们，对吧？”他还说：“这样一来我也有个交代。我这是给国家输送人才。我不会犯错误，因为我跟你们无亲无故、素不相识，也没拿过你们什么好处，还请你吃了顿饭。”他这个人还挺逗的。这实际是他承担责任，把我们放走了。我临走时，他还嘱咐我：“到北京好好干，为国家作出贡献。”我到现在还挺感激他的。我们的火车票是12月2日的。到上海后，我们按丁处长的话给他写了封信，他没回我们，没说他遇到什么麻烦。我们就这样幸运地离开了重庆。

我有时候想，我在北大少待十年，但我在重庆待的这十年比待在北大更有价值。那十年留在北大的人也没能做出多少有价值的事情：先是被弄到江西鲤鱼洲去，后来又招工农兵学员闹教育革命，都没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我们在重庆待了十年，虽然很辛苦，但做了不少事，还是蛮有意义的。发“在院50年纪念”奖那天，我写了点感想，发在了微信朋友圈。有位叫傅洁民的原学徒点评道：“重庆十年值得纪念，您和金老师为西南制药一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培养了不少人才……”我很感动，觉得在重庆的那十年确实蛮值得回忆的，还真做了一点事。能被人家记得，就不算白活。

熊：你们在重庆也培养了不少人才？请谈谈这方面的事。

汤：继我和金老师之后，厂里又分来了60多位大学生和四五十个知青。这批大学生是1964年、1965年入学的，进校就参加“四清”和文化革命等运动，其实没上过几天正经的大学。知青就更不用说了，有些只上过初中一年级。而缺乏基础知识，不管是搞生产还是做研究，都会严重受限。

我那个时候是研究室止血药组组长，手下有十来个人。厂里有时候没有生产任务。我想，不让搞生产，那我们就念书吧。我就给手下的学徒知青傅洁民讲课。他的那些知青朋友知道后也跟着来听。那时候每个实验室都有一大摞中专生用的化学书。我说这就是现成的教材。你们拿去自己念，我一个礼拜给你们上一次课，上课时围绕某个问题大家轮流讲，讲完后我再总结。我还给他们留作业，做完后我批改。效果蛮好的。

熊：让学生读书、做报告，您这是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啊。

汤：是的。他们算是我的学生，我还教他们英语，教他们怎么做药理实验等。后来，那些大学生也想请我讲课。我教他们有机化学，每个礼拜六下午讲4个小时，邢其毅先生那本《有机化学》从头讲到底，讲了一整年。刚开始人不多，后来全厂的大学生都来上课。晚上我经常在家给他们批改作业，一厚摞一厚摞地批改，没收一分钱。还有考试。那时候还在文化革命当中，张铁生反对考试还被树为英雄。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想学张铁生，那就别来上我的课。要上我的课就必须参加考试。”为什么要考试呢？不考试就学不会，有了考试，学生才会知道哪些地方没掌握，才会好好去念，好好去记。我还教他们怎么查化学文献。我把讲稿写好，马上就有人刻蜡纸。现在这个讲义还在。我后来到北大开化学文献课，老底子就是在重庆积累下来的。

我自己也要充电，我把精力投到了外语学习上。我以前就学过俄语、英语。读研究生时，邢先生让我学德语，因为我们做胰岛素合成需要读德语文献。到工厂后我开始自学日语，因为很多制药文献是日文的。我从五十音图开始学起，完全自学。后来我还准备自学法语，书都买了，结果还没来得及学就调走了。组里没事时我就去厂图书室。图书室管理员有时让我帮着看图书室、锁门，厂里要买什么图书，订什么期刊，也都让我来挑选。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我教过的那些大学生有很多考上了研究生。知青学徒傅洁民于1985年越过大学阶段直接考上包头医学院药理学的研究生。得知他考上研究生时，我正在美国当访问学者，高兴得一夜没有睡着。1988年傅洁民毕业后，被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请回来，从药理室主任做起，一直做到院长。后来又被上海复星集团挖过去做副总经理。至今我们还保持着联系。

熊：被分到条件那么差的工厂后，你们自强不息，不但自己很努力，还带动厂里的人也跟着努力，真是了不起！

汤：后来我的这些学生也大部分都出来了。前些年，我们建了一个叫 “山城之友”的微信群。好多人在那里回忆当初。一聚会他们就要跟我视频通话。他们说：“我们一坐下就想起汤老师来了，您一定要参与进来。”我说：“好！大家一起聊聊。”我对重庆还是挺有感情的。

9

荣誉分配

熊：您前面提到了“痢特灵技术革新一条龙”获得四川省技术发明二等奖的事。金老师是获奖人吗？

汤：不是。我们在重庆时没听说得奖的事，到北大后才听说得了这么一个奖。没通知我们写材料，是厂里一个姓赵的同事给我们写信告知了此事。大致情况是：奖励证书上没写任何人的名字。发明人一栏写的是西南制药一厂。厂里大概拿到2000块钱奖金。那时候2000块钱很不得了了！全厂发，连传达室看门的都有，大概每人发了几块钱。厂里不通知我们，一分钱奖金都没发给我们，更别提获奖证书了。那位同事还在信中替我们打抱不平：“太不像话了！人一走，茶就凉。在厂里时把你们当宝贝不肯放，报奖时提都不提你们！”

他还叫我们去申诉，要求补发奖金等。金老师不干。他说：“你看人家会写信告诉我。这说明我做的工作人家是认可的。我只要对国家有利，做了贡献就够了。”

熊：那封信还找得到吗？

汤：我们搬了好多次家，搬来搬去，找不着了。

熊：但那是口碑，是证据啊，丢了很可惜。四川省开科学大会时，你们厂派了一些人去，但没派您和金老师？

汤：厂里没派人去。厂里干部没资格参加这个会。全省那么多单位，不是哪个机构都有资格去参加。

熊：但是你们厂得了奖哦。

汤：得了奖，当时不知道，是后来传达下来的。

熊：是不是“痢特灵技术革新一条龙”得的并非是四川省科学大会奖？要是得了该奖，会迅速传播开来，你们在重庆时就会听说，不至于还要等那么久才知道。全国科学大会奖没分等级，省科学大会奖也不大可能分等级。1979年国家才有技术发明奖，然后才有省部级的技术发明奖。

汤：你是研究中国现代科技史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些拿不准了。总而言之吧，金老师搞了那么多年的痢特灵技术革新，把身体都搞垮了，得到的奖励就是每年给发一张“先进工作者”奖状，成本也就八分钱而已。对了，1969年还给他戴过一次大红花，到沙坪坝街上去转了一圈。

10

不求名、不求利

汤：金老师这个人一直都是踏踏实实做事，不为名不为利，调到北大后也是这样。譬如，他在X射线衍射仪组工作，刚开始是十个人，三四个人一班，三班倒；到后来，人越来越少，有的人调到别的组去了，还有两个人去世了；最后只剩他一个人管这台仪器。组里有对外服务，人家拿样品来测试，北大要收测试费。测一个晶体结构1000块，一部分上交学校，一部分交系里和教研室，剩下的组里提成，十个人时分成十份，后来就金老师一个人做了，还是在组里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宽以待人，从不跟人计较。

我们俩回到北大，一直在物理化学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是金属有机化合物和原子簇化合物的合成和结构的研究。我们俩在同一个课题组，我负责合成和晶体培养，他搞结构。一起带学生毕业论文、带研究生。出了结果主要由我执笔写论文。所以成果出得很快。有一次，国家重点实验室成果评估会，我们俩分头报告了两项研究成果。有一位专家提问：“你们的成果很好，有什么经验吗？”金老师回答：“这是由于我们俩姓得好，我姓金，她姓汤，固若金汤嘛，所以配合得好！”平时不善言笑的他，语出惊人，引起哄堂大笑。

他也支持我的社会工作。系里推选我当校工会兼职副主席，我不愿意干。他说事情总要有人干的，要做出一点牺牲的，“你去做，家里的事我多做一点”。他也支持我去当研究生班的班主任，并任命自己为“副班主任”，和我一起参加学生活动，学生们也都很喜欢他。他还支持我的业余爱好，支持我参加北京市钢琴爱好者联谊会，陪我参加活动，还提出要我买一架进口新钢琴置换星海牌旧钢琴......

出国、提职称，他都让我先。1980年，北大宣布，50岁以下的教师50%轮流出国进修。教研室第一次公布名单是金祥林，到第二次正式公布名单变成我了。我觉得好奇怪，就去问支部书记怎么回事。“你们家里没商量过？”我说：“商量什么？”“金祥林说了，‘我不去，让汤卡罗去。研究生当中她的英语学得最好，其他研究生女生都走了，就她一个人没走，她会难过的。我无所谓，去不去都没关系。’”是他主动让我先走。当然，我到了美国也给他找了一个博士后研究职位，去美国进修了一年多。后来提副教授、教授，我都在他前头。我提教授时，北大有1000个左右教授，女的只有一百来个。化学系女教员占1/3，而女教授只占1/10，由此可见女老师当正教授有多难。他说：“你有这么多成果，只要我不跟你争，你肯定上去了。”他每次都让我，所以我当副教授、教授都比他早一年。

为什么我一直说金祥林的好？他做过很多具体的好事让人难忘。前些日子有人问我：“为什么金老师走后您好像没有特别悲伤，精神还挺好？”我说：“假设我很悲伤，消沉下去了，金老师肯定会不高兴的。我还得好好干，好好活，活一天就高兴一天。要是我一天到晚哭兮兮的，他肯定会不高兴。”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位终身伴侣，真是我的福气。

金祥林教授（1940年6月25日-2022年12月31日），生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同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唐有祺教授的研究生，攻读晶体结构化学。1966年研究生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重庆西南制药一厂，任技术员。尽管专业不对口，他还是潜心搞技术革新，对痢特灵的生产工艺进行全面改革，去除了有毒的生产原料，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产品价格。此项成果获得了四川省发明二等奖。

1978年底，他调回北京大学，在化学系物理化学研究所从事晶体结构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历任北京大学化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北京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晶体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化学会理事、《结构化学杂志》编委等。1985－1986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Albany分校作访问学者。2003年8月退休。

金祥林教授用X射线单晶衍射方法测定了几百个各类化合物的晶体结构。参加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200余篇论文。主要参加完成的科研成果：“铜、银簇合物的合成与晶体结构的研究”获1988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高难结构分析测试技术”获1994年中国测试协会一等奖；“四圆单晶X射线衍射在簇合物和富勒烯金属配合物的结构研究中的应用”获2000年中国测试协会一等奖；“银、铜等金属簇合物及富勒烯金属配合物的合成与结构研究”获2003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等。

金祥林教授退休以后，虽然身患帕金森病，还克服困难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并获得了2019年首届北京大学离退休教职工学术贡献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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