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最爱历史
作者：我是艾公子
获取更多好看文章，请关注最爱历史。
文章已获授权
至德二载（757），长安城重新回到唐朝的怀抱，李家王朝终于止住了坠亡的颓势。这座屡遭兵燹的城市正在慢慢舔舐伤口，新的权力结构也随之浮现。四年之后，宦官李辅国被拜为兵部尚书，在城里举行了一场风光的授官仪式。李辅国去尚书省赴任的时候，武士们身披甲胄夹道护卫，朝廷的仪仗队浩浩荡荡，唐肃宗亲赐美酒佳肴，文武百官一同道贺。这位大宦官，正式拥有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外朝官员的头衔。李辅国本是一个侍奉东宫的小人物，安史之乱给了他发达的机会。至德元载（756），叛军攻入长安，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由于唐玄宗多年的提防和压制，唐肃宗身边没什么可用之人，可依靠的只有随行宦官和为数不多的朝廷官僚。说是即位，实际就是搭起了一个战时的草台班子。肃宗任命李辅国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收复长安后，李辅国权倾朝野，朝臣所奏之事都要经过他的手才能上达天听。这样的架势，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人，李林甫。他虽有宰相的实权，却没有宰相的官衔。如此飞扬跋扈的大人物，走出内宫，和朝堂的三省六部长官站在一起，终究是个十足的异类。当上兵部尚书之后，李辅国多了几分底气，至少在面上，他能与外朝大臣平起平坐了。肃宗死后，李辅国即为司空兼中书令，取得了名义上的相位。从皇家的仆从到朝廷的重臣，这是李辅国的权力之路。在唐朝，这样的故事似乎一直在复制。一个熟读圣贤书的士人，多半会将宦官视为异类。阉人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毒瘤，会干扰正常政治的运行，最终导致亡国。这是人们对宦官政治的通行看法。然而，这个看法无法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唐朝在一场足以亡国的反叛之后，在宦官专权的形势之下，依然能够重建帝国，延续国祚一百余年？
游戏
权力是什么？
开元年间，正值少年的李辅国割掉裤裆里的那玩意儿，走进了守卫森严的皇宫。从那以后，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品尝权力。每一个来到长安城的人，都不得不感叹其严谨、精巧的设计。隋唐的帝王确立了都城的骨架，这里的街道、坊市、宫殿无不遵循着一种森严的等级制。人们生活在其中，犹如棋盘上的棋子，为了争夺权力而相互博弈。每当有人出局，或是有人上位，长安城的社会空间就会发生某种变化。要想玩得转这个游戏，首先得学会观察。皇帝居住的宫殿，是整个长安城的中心，也是李辅国工作的地方。唐代有“三大内”：正北的太极宫，东北的大明宫，东部的兴庆宫。在太极宫里，有一个名叫内侍省的小机构，负责管理宦官。李辅国大概在这里接受了“职业培训”，认识了一群“同事”。他们被局限在内廷之中，每天就是伺候皇帝、皇子和后妃。只有地位稍高的宦官，才有出入宫廷的机会，比如替皇帝慰问大臣，为宫中采买物品等。开元初年，玄宗移居兴庆宫，修建了一条“夹城复道”，可经过通化门直达大明宫，城墙高筑，行走其中，外人莫知。宦官们可以活动的地方，更大了。
外朝的大人物一般都住在皇宫附近，主要位于长安城的东部。宰相李林甫住在平康坊。本来，宰相一般要在午后六刻下班，李林甫上奏，如今天下无事，干脆上午巳时回家。此后，许多政务直接在李林甫家中处理，平康坊俨然成为了一个政治中心。边将安禄山深受唐玄宗喜爱，常常到京城来见皇帝。他本来在道政坊有个宅子，唐玄宗嫌其简陋，于是在亲仁坊的一处宽敞地方为安禄山另起新宅。豪华之极，堪称京城第一。崇仁坊则是京城最热闹的坊里，它的西北角与皇城景风门相连，里面是尚书省的礼部贡院和吏部选院。进京参加科考的学子，和等待授官的士人，大都选择在崇仁坊休息。天下英杰，汇聚于此，一旦他们中有人被命运垂青，或许就能在长安城拥有一处宅邸了。得宠的官僚、崛起的武将、未来无限光明的科举文人，都在长安城最富贵的地段拥有了一席之地。而在这些人的侧旁，宦官也挤了进来。李辅国摸爬滚打了许多年，始终是个小喽啰，不过，他攀上了一个大宦官——高力士。唐玄宗在藩时，高力士便是其依仗的亲信。诛杀太平公主时，高力士出力甚多。开元末，唐玄宗逐渐懈怠，四方呈来的表奏，都要先给高力士看，然后再交予皇帝。令人羡慕的是，高力士在翊善、来庭及兴宁诸坊都有宅邸，这些宅子都在长安城的东北部，靠近大明宫。天宝九载（750），高力士将自己的一处宅邸改建为保寿寺，穷尽奢华，寺内钟铸成之际，高力士为此设斋庆典，举朝都来捧场。他的妻子吕氏去世时，葬礼甚是隆重，从高力士的家到吕氏的墓地，挤满了拜祭的人群。这些场面，可以用一个成语完美概括：趋炎附势。只是，谁能想到这样的权势竟会落到一个宦官头上。
在李辅国给高力士当牛做马的时候，必然能够感受到一个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宦官走出了宫廷。工作外出时，他们或在军队当监军，或出使藩邦。闲暇之余，他们融入了长安城的上流生活。要么来到寺院给佛祖捐钱，要么去到市场赏玩鸟兽，要么在城里修建宅邸，要么在城郊购置良田。高力士得势之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龙门石窟的一个小龛内，存有一碑，碑上的文字告诉我们：开元十八年，以高力士为首的一百余位宦官，捐造了四十八个西方无量等身佛像。宦官群体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才能供养佛教这只吞金的巨兽。当然，这世上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论在什么地方，权力永远属于少数人。大多数的宦官依然看不到未来，他们只是游戏的旁观者。
李辅国长的丑，懂一点文字和计算，应该是一个上进的人。按部就班干了十几二十年，才抱到了高力士的大腿。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终于得到了一个小官，掌管马厩的账册。天宝年间，李辅国因为养马养的好，受到上司的赏识，被引荐去了东宫，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安史之乱后，李辅国劝李亨赶紧与玄宗分开，这样才有自立门户的机会。李亨听从了李辅国的意见，北上灵武，尔后迅速称帝，借天下大义纠集兵马杀回了长安。
至德二载（757），唐肃宗回到长安，李辅国成了朝廷最重要的人物，不仅拥有朝政的决策权，还手握长安禁军。同年，唐玄宗也回来了，还有李辅国的老上司——高力士。高力士为每一个有野心的宦官树立了榜样：他们可以利用亲近未来皇帝的身份，参与权力的游戏。而且，李辅国也继承了宦官信奉佛教的时尚，史载他“不茹荤血，常为僧行，视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为善”。按照其地位，他多半也是一个供养佛教的金主。不过，对于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李辅国并没有一丝怜悯。他收走了唐玄宗养着的三百匹马，仅留下十匹，防止宫廷政变再次发生。继而利用唐肃宗的猜忌之心，上奏称“南内有异谋”，将唐玄宗从居住多年的兴庆宫里赶出来，迁到了有着层层监视的太极宫。最后，他将高力士流放到偏远的巫州。权力重新洗牌之后，长安城的风景变了不少。李林甫的宅子变成了道观。崇仁坊损毁严重。李辅国住进了永宁坊，这里曾经住着两位节度使，一个是张守珪，一个是安禄山。而安禄山在亲仁坊的豪华大宅，迎来了军方的强势人物——郭子仪。高墙仍在，人自改换。另一位大宦官鱼朝恩住进了光行坊。他效仿高力士，捐出自己在城郊的一处田庄，修建章敬寺，为太后祈福。由于木材不够，鱼朝恩拆除了皇帝的华清宫，曲江的亭馆，各官署的门庭，以及哥舒翰的旧宅，以充材料。此时的长安城到处都能听到一个激动人心的声响：那是幼小的权力巨兽啃噬上一任巨兽的尸体所发出的动静。值得注意的是，李辅国居住的永宁坊位于长安城东南，鱼朝恩居住的光行坊则在城西最南面，离皇宫都比较远。历数唐朝宦官的住宅，几乎都在皇宫附近，方便他们出入宫廷。然而，李辅国是兵部尚书，鱼朝恩是判国子监事。他们都是国之重臣，不需要像那些卑贱的宦官一样每日游走在内廷之中，只是为了侍奉主子。长安之大，除了皇宫，何处住不得呢？李辅国当上兵部尚书之后，仍不满足，向唐肃宗要求出任宰相，以便名正言顺地参决国政。唐肃宗委婉地说：以你的功劳，做什么官不可以。但是朝廷众人必然不认可，这怎么办呢？于是，李辅国暗示宰相裴冕让众人联名上书推荐自己，皇帝暗地里派人阻挠。唐肃宗死后，李辅国拥立了代宗，他对新皇帝说：“大家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此后，他终于得到了心心念念的宰相之位，荣宠无比。
唐代宗和唐肃宗不同，和李辅国并没有多少私人的交情。这位皇帝很快对他起了戒心，表面上尊其为“尚父”，暗地里卸了他的兵权。没了爪牙，李辅国的宰相之位也被罢免。他想要进入中书省给皇上写谢表，守门人却说：您现在不是宰相，不能进。李辅国绝望地说：“老奴死罪，事朗君（皇帝）不了，请于地下事先帝。”唐代宗不想公开杀他，派刺客取了李辅国的首级，丢进了厕所。事后，皇帝用一个木制的首级来葬李辅国，追赠太傅，谥号为丑。到头来，李辅国也只是比高力士多走了一步。
制度
权力是什么？
同样的问题，如果问唐宪宗时期的宦官梁守谦，或许会有不同的回答。元和五年（810），金吾大将军卢从史与藩镇王承宗相互勾结，图谋不轨，宰相裴垍知道后，劝宪宗要早做提防。唐宪宗听到之后非常惊讶，思考了许久，同意了裴垍的计划。裴垍劝宪宗不要声张，秘密进行。宪宗回答：“此唯李绛、梁守谦知之。”论权势，梁守谦一定比不上李辅国。但是，梁守谦比李辅国更像一个大臣。元和年间，每当皇帝要商议大事的时候，梁守谦多半会与宰执大臣站在一起，共同议政。他并没有外朝大员的身份，却依然能进入决策层，只因他是枢密使，一个只由宦官担任、皇帝钦定参预政务的官职。梁守谦不用费尽心力去争取什么兵部尚书、中书令之类的职位，只要他是枢密使，皇帝议事的时候自然会让他参与。这叫做制度。高力士、李辅国们的崛起，更多是宦官个体伺机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们一旦倒台，权势就散了。做个简单的类比，一个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当上了宰相，这代表不了什么。如果每年都有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源源不断进入政坛，就非常可怕了。这群人虽然免不了内斗，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面对武人、宦官、外戚乃至于皇帝之时，他们往往能拧成一股绳。这样，读书人的权力才能长久。唐朝是一个南部大开发的时代，来自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源源不断汇入长安，这其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商品：人。当时，闽广等边陲地区的人口贸易十分兴盛，被掠卖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属于被阉割的童子。这群童子在踏上北上的旅途之时，命运的分岔就已经产生。他们之中，大部分是被卖或者被抢掠而来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地方官员进献的阉儿。地方官员进献阉儿本意是讨皇帝欢心，必然挑选聪明伶俐的孩子，进行培训后，再送入宫中。比如高力士，就是岭南讨击使李千里所进献的阉儿。他入宫之后，自然能够得到好的差事。那些没有背景的，只能干最苦最累的仆役。关中一带也是阉儿的重要来源地。德宗、宪宗时期，皇帝有意启用宦官参与国政，为了提高宦官的文化程度，特意从长安中小官吏、禁军或平民子弟中选择聪明伶俐者入充宦官，即所谓“良胄入仕”。许多上层宦官也会把自己的养子送入宫中。机会总是流向那些不缺机会的人。有背景的阉儿入宫之后，往往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当时，内侍省置宫教博士二人，课程包括经、史、子、集、老庄、诗歌、书法、律令、棋艺、筹算等，与国子监教授学生的课程几无差别。博士由饱览群书的宦官担任，比如高力士、吐突承璀等人。因此，宦官精英基本上都学富五车、才干出众。考之历史，这些人无一不是从低级职事干起，在宫内当差数年，到了弱冠之年，如果显示出才干，或者背景深厚，就能获得官阶。他们就像科举高中的状元榜眼，分配到一个要职，干个几年，很快便升官，一旦得到皇帝的赏识，年纪轻轻就能手握大权。当然，大部分阉童没有文化，也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升迁的机会自然也少，一生只能在内廷蹉跎。宦官出人头地之后，就不可能干那些养马、扫地、看门之类的粗活了。在皇帝的有意扶持下，他们的“职业选择”非常多。
最有权势、地位最高者莫过于枢密使。枢密使本来只是传话的宦官，他的工作就是把大臣的奏章呈给皇帝，再把皇帝的命令传给大臣。高力士干的就是这活，只不过由于唐玄宗怠政放权，高力士便能利用职务之便参预政务。到了宪宗一朝，枢密使执掌机要成了制度。次一点的比如监军使、观军容使、宣徽使。前二者可以随军出征，监视藩帅。后者则是整个宦官系统的大总管，可以支配内廷财政。再次一点还有弓箭库使、军器使、十王宅使、飞龙使、五坊使、园苑使、营田使、梨园使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唐代宦官担任的使职多达50余种，大到军国重事之裁决，小到狗马鹰隼之管理，几乎无事不统，无事不辖。宦官毕竟是皇帝的家奴，直接担任外朝官职有点不合规矩。中唐以后，皇帝便给宦官头上冠以诸使的名号，他们便摇身变为皇帝的特派员，堂而皇之地走到政治舞台之上。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枢密使的权力明显与宰相重叠，可视作另一个宰相。外朝有翰林院，那么内廷就有一个翰林院使；外朝有礼部，内廷就有一个礼宾使；外朝有军器监，内廷就有一个军器使；外朝有将作监，内廷就有一个内作使……外朝官僚有品、阶、勋、爵之区分，宦官也有。外朝官僚可以休假、丁忧离职、致仕，宦官也可以。外朝官僚享有追赠父母、封妻荫子、赠官、追谥的特权，宦官也有。东汉、唐、明是宦官猖獗的三个时代。东汉与明两代的宦官，要面对一个喋喋不休的反对派。在汉是“党人”，在明是东林党人。而唐代仅有一两次昙花一现的翦除宦官行动，官僚集团普遍缺乏反抗的动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宦官已经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了。除了身体的缺陷和内心的自卑以外，一个宦官精英和一个外朝官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内相
既然唐朝已经拥有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为什么还要再制造一个官僚化的宦官集团呢？帝制中国时代，臣子的权力来源于皇帝，而信任又是权力的基础。在唐朝，一个人的官职，往往并不能代表他的权势。比如尚书省的长官，按照唐初的制度设计权力应该很大，但他多半就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小角色。实际上，一些更能得到皇帝信任的人物，才能掌握决策权。离皇帝最近的人，就是宦官了，特别是枢密使，天天都要见面。第二近的就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负责草拟诏书，工作场所就在宫禁之内，皇帝有什么问题，便会把他们喊过来询问。相比之下，外朝的官员与皇帝非常疏远，见面大都是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就比如上文提到的故事，唐宪宗得知朝中有人与藩镇勾结，打算找两个人商议此事，一个是梁守谦，枢密使；另一个是李绛，翰林学士。安史之乱后，像唐德宗、唐宪宗这样有为的君主已经充分觉察到一点：外朝的官僚已经不足以支撑起李家王朝。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猝然爆发，唐德宗“召近卫，无一人至者”，只有几个宦官和亲王相随。这样的朝廷，怎么能够应对藩镇以及外族的威胁呢？
皇帝不信任外廷，只能发展自己的内廷。梁守谦的得势，正是德宗、宪宗张扬皇权、重振帝国的产物。梁守谦在德宗一朝以良胄身份进宫，弱冠之年即受重用。宪宗即位后，梁守谦任翰林院使，他与文人相处非常融洽，宪宗朝有三位宰相裴垍、李绛、李吉甫，都是梁守谦在任期间进入学士院的。或许，宪宗正是看重梁守谦这一点才提拔他为枢密使。如果要建立一套新的统治班底，最好还是和谐一些好。元和十一年（816）冬，淮西之役进入最焦灼的时刻，唐宪宗派出梁守谦到前线督战。在此之前，梁守谦根本没有离开过京城，也没当过监军使。皇帝身边的枢密使都来了，足以证明唐宪宗孤注一掷的决心。梁守谦带着五百份空着姓名的委任状和无数金帛，这是一个信号：想要荣华富贵，就打赢眼前这该死的仗吧！正是梁守谦在北线督战期间，战事有了重大突破。元和十二年（817）四月初，唐军在郾城大败淮西军。郾城距离蔡州城不过五十里，这场战役引起吴元济的恐慌，也为后来李愬奇袭蔡州埋下了伏笔。战后，无论是偏向文人的韩愈《平淮西碑》，还是偏向武人的段文昌《平淮西碑》，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梁守谦监护诸军的功劳。史书里常说，元和以后，唐朝宦官操纵了皇帝的废立。这个说法只说出了一部分的事实。学者李树桐在其《唐代帝位继承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唐代前期帝位的继承更不稳定，武力夺权属于常态。反而唐后期较为稳定，皇位大多都由最有资格的人选继承。文宗之后，才出现了不正常的帝位继承现象。其实，每个皇帝死亡，都会引起政局动荡。这时，就需要一个重臣站出来主持朝局。这个角色是士大夫，大家认为理所当然。可是这个角色换成宦官，撰史者就要口诛笔伐了。宪宗因服用丹药而导致病危，朝廷内外都认为太子李恒是合法继承人，包括梁守谦。另一个宦官吐突承璀想要发起挑战，另立太子，然而没成功，事后还遭到了清洗，唐朝政权平稳过渡到唐穆宗手中。梁守谦的墓志记录了此事：“时皇帝（宪宗）升遐，宗社未定，公首册储贰，肃清宫闱，又加宠命。”说明梁守谦是唐穆宗的坚实后盾。敬宗的暴毙和文宗的即位才是真正坏规矩的大事。细究历史，我们会发现，谋杀敬宗的人都是侍奉敬宗起居和陪他玩耍的亲信。他们想要专断皇权，宦官上层自然不可能同意这种行为。梁守谦和裴度再度合作，不费吹灰之力剿灭了乱党。
如果抛开梁守谦的宦官身份，以他历事德、顺、宪、穆、敬、文六朝的经历，绝对担得起国之重臣的名号。文宗一即位，年仅四十九岁的梁守谦就致仕了，以最体面的方式走下政坛。他的离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新皇帝想要效仿他的祖父唐宪宗重续帝国，但他有相应的手腕吗？继任的宦官领袖还能做好一个“内相”的职责吗？
跋扈
太和九年（835年），甘露之变发生的时候，元和年间崛起的宦官只剩下仇士良一人了。他的老朋友们要么病死，要么被唐文宗打成了“元和逆党”、逐一翦灭。而他利用皇帝“以宦制宦”的策略，晋升为左神策军中尉，掌握了中央禁军。宦官的官僚化，动了外朝官员的蛋糕，双方的对立日益尖锐。梁守谦与裴度开创的内外大臣合作之局面，一去不复返。甘露之变中，仇士良对企图诛灭他的官僚集团展开了血腥报复，前后屠戮二王、一妃、四宰相、朝臣及金吾卫兵等株连者一千余人。宦官群体内部甚至发出这样一种声音：“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此时的仇士良，首先把自己看成是宦官的领袖、神策军的首领，然后才是国家之重臣。和宦官的崛起很像，神策军的发迹同样源于皇帝对现有系统的失望。起初，神策军只是一支西北边防军。安史之乱爆发，一千余神策军回援京畿腹地。代宗派宦官鱼朝恩将其接收，同时编入当时在陕的各路边防军，组成了新的禁军。在建中四年的动乱中，唐德宗出奔奉天，文臣武将逃亡、投敌者甚多，宦官却无一人叛变。于是，德宗决定把神策军交由宦官执掌，长官为左右神策中尉。神策军是一支担负着禁卫、征战、以及驻守京畿等诸多任务的军队。它是皇帝绝对的嫡系，是李唐王朝在藩镇林立的形势下赖以生存的支柱。这支军队招最魁梧的人，戴最好的盔甲，持最好的兵器。神策中尉虽然不能像枢密使一样参预朝政，但却能利用这支军队武力夺权。这正是仇士良的底气所在。
本来，宦官群体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团伙，也会内斗。神策左军和神策右军时不时也会来点小摩擦。如果出现一个共同的敌人，他们立马就能抱成团，一致对外。大和九年（835）十二月，神策军在长安城横行霸道，京兆尹张仲方不敢过问。官僚集团立马将其撤换，推出了一个强硬派薛元赏。有一天，薛元赏拜访宰相李石，却听见李石正与一人争辩。薛元赏在暗中观察，才知道是神策军的将领在闹事。薛元赏冲进屋子，看也不看那名军将，却对李石说：“相公辅佐天子，纪纲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军将，使无礼如此，何以镇服四夷！”说完，他出门上马，命令手下擒住军将，按朝廷律令将其发落到马下桥，脱其衣，使其下跪。仇士良得知此事后，立马派人来告诉薛元赏，想见他一面。薛元赏自然知道仇士良想为军将求情，于是说：“属有公事，行当继至。”杖杀那名军将之后，薛元赏身穿白衣前去面见仇士良。仇士良大怒道：“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薛元赏回答：“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言下之意，神策中尉和宰相都是大臣，要是宰相的手下对你无礼，你会如何。无论在哪方阵营，敢犯上的人一定要坚决地打压。仇士良自知人已死，无可奈何，便邀薛元赏一同饮酒，两人欢饮而散。相比元和时期，宦官的权势进一步强化。仇士良知道，他不可能消灭外朝官僚，在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下，维护体制的威严才是要务。毕竟，仇士良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了。因此，他并没有怪罪薛元赏。唐文宗郁郁而终，仇士良又拥立了唐武宗。武宗虽为仇士良所立，但也痛恨其独断霸道，他放权给宰相李德裕，逐步恢复外朝官僚的权力。虽然权宦跋扈，但也没到为所欲为的地步，唐武宗很快削去了仇士良的实权。仇士良被迫引退，离开之前，他给宦官们留下了一个固宠之法：“为诸君计，莫若繁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宦官作为一个集团，已经脱离了皇权的控制，甚至皇帝都成了驾驭的对象。大中八年（854），唐宣宗召翰林学士韦澳前来论诗，屏退左右之后，皇帝悄悄问了一个问题：这些天外面怎么评价宦官的权势？皇帝听完，闭上眼睛，连连摆头：没有啊，没有啊，朕还畏惧他们呢，你有什么对策吗？韦澳说：如果让外廷议论此事，恐怕又会上演甘露之变。陛下不如从宦官里面挑几个有才识的人谋划一番。皇帝无奈地说：这是下策啊。朕已经试过了，我一步一步提拔他们，他们都感恩戴德。可是一旦这些宦官升至三品，能穿紫衣了，就和那些权宦抱成一团了。可见，宦官集团已经变成一个为自身谋发展的庞然大物。
延续
比如仇士良，他有五个儿子，全都官运亨通。长子仇从广，宣徽使；次子仇亢宗，曹州刺史；三子仇从源，阁门使；四子仇从渭，邠宁监军使；幼子仇从潩，“早通诗礼，承恩入仕”。除了次子之外，其余四个儿子都是宦官。足见仇氏家族之地位显赫。会昌四年（844），仇士良有一子醉酒，在唐武宗面前闹事，直接被打杀，其亲眷通通被抓，流放于外。后来，又有宦官告发仇士良家藏武器，仇家被抄没。我们依然能见到许多仇家人的身影。大中二年（848），忠武军监军使仇文义丧妻，其妻王氏的墓志铭上写着“王氏，仇氏，家声赫奕”。仇文义共有4子，长子仇师约，左神策军云阳镇监军、宫教博士；次子仇师礼，右神策军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三子仇师本，掖庭令；四子仇师雅，荆南节度押衙。可见，仇家在宣宗一朝就重新振作起来了。从古至今，经营家族都是维系权力的最好方式之一。问题是宦官无法传宗接代。因此，他们只能“虚构”出一个家庭，保证自己的权力和财产可以延续下去。组建家庭，得娶妻。学者杜文玉进行过统计，唐代宦官婚姻者，五品以上的的高层宦官占49.3%，六品以下的中下级宦官占50.7%。这种比例可以说明，宦官娶妻是普遍现象，不会因为官职高低改变。而没有官职的宦官，大都无力娶妻。妻子死后，宦官还要续弦；自己死了，还要与妻子合葬在一起；很多地位高的宦官也会纳妾。这些做法都是模仿当时的上流社会。只有一些高层宦官能够娶到大家闺秀，比如仇士良的妻子胡氏，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胡承恩之女。还有一些普通官吏为了攀附权势，也会将女儿嫁给宦官。比如高力士的妻子吕氏就是一个刀笔吏的女儿，后来这个刀笔吏官至少卿。也有许多宦官会选择与平民、军人、基层文吏进行通婚。大部分宦官都是相互联姻。他们普遍有养子养女，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一代一代相承，形成家族，甚至还有家族的坟地。一般而言，年幼的孩子被宦官收养，在宦官家中长大，男孩大部分成了宦官，女孩大部分嫁给宦官。这就导致宦官的圈子特别封闭，也适合他们内部聚合，形成一个坚固的同盟。在这种虚构的家庭体制下，宦官的权势得以延续并扩大。如上面提到的仇文义，他的妻子王氏就来自一个宦官世家。王氏的兄长王元宥，官至枢密使，后又任左神策中尉。王元宥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宦官马公度，他曾任凤翔的监军使。如此盘根错节的关系，难怪仇氏能世代盘踞宫闱。宦官虽然有权有势，但在社会上却是边缘人。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他们依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圈子。唐朝宦官的社群有多大？以元和十五年为例，当时共有宦官4618人，其中1696人为上层，剩下的人没有宅子住，只能住在宫里。而这一千多上层宦官，扣除本为父子关系的人数，应该也有一千人。这一千人各自组成家庭，足以构成一个不小的社群。心高气傲的文人若非趋炎附势，绝对不会想要与宦官交朋友；而有房有权的宦官也不可能屈尊和平民来往。宦官的社交主要面向一个群体：军人，主要是禁军。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首先，唐代的宦官大都住在一起，主要集中在长安城东北部的翊善、来庭、永兴等坊。而这些地方同样也是军人的聚集地。其次，他们都被文人排斥，有同病相怜之感。再次，宦官执掌神策军，还到处监军，经常要和军人打交道。
▲唐长安城宦官与军人分布图。图源：陈弱水《唐代长安的宦官社群》
西安碑林有一个墓志，记录一个军人的故事。贾温是武威人，住在永兴坊，因为有一个亲戚嫁给了宦官马存亮，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当时，马存亮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于是安排贾温在神策军总管两市贸易。贾温这个人记忆力强，善于经商，任职不久，就给军队带来了15万贯钱的收益，他也因此升职。从贾温的故事，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宦官社群的一角。然而，在这个社群里，家庭生活是不存在的。男人尚且能够追逐权力，女人便只能投身佛教寻求今生的解脱了。到了唐末，宦官不断发展与军人的交谊，将自己的权力伸向了藩镇。一般而言，藩镇武人桀骜难制，文士官僚不懂军事。皇帝为了控制地方，只能派遣神策军的将领。于是，宦官便利用社会网络，以“养子”之名大量招揽军人。在这个利益共同体里，宦官是军人的保护伞，为其保驾护航；军人则是宦官的爪牙，为其攫取兵权。当时，宦官内部有两大巨头，内斗不休。一个是杨复光、杨复恭，来自宦官世家，杨复恭任枢密使。一个是田令孜，新起的暴发户，任神策中尉。他们都大量收神策军将为义子，甚至还展开了“军备竞赛”。一个群体的权力发展到顶点，必然产生分裂。伴随着宦官集团的分解，唐朝也无可避免地堕入了黑暗之中。高骈出身禁军世家，通晓文墨，又善谋略，是一个将才，自小就得到了上层宦官的关注。不过，他喜欢与士人交游，大概是宦官社交圈之外的人。懿宗咸通初年，党项族叛乱，高骈率领一万禁军戍守长武城（今陕西长武）。他多次发动奇袭，战无不胜，斩敌甚多，很快就名扬天下。唐懿宗赏识高骈，命他镇守秦州。在任期间，高骈诱降吐蕃将领尚延心，收复河、渭二州。高骈又立大功，本应升官，却等来了一纸调令。当时，安南反叛，朝廷命高骈前去镇压。巧合的是，就在高骈离任之时，秦州经略使正式建节，升格为天雄军节度使，下辖秦、成、河、渭四州。朝廷任命左金吾将军王晏实为天雄军节度使。收复河、渭二州是高骈的功劳，第一任秦州节度使非他莫属。然而朝廷却派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接管秦州，很难让人不怀疑其中有猫腻？原来，王晏实的爷爷王智兴乃武宁军节度使，以贪婪闻名，而他搜刮的一部分钱财都孝敬给了宦官。王家朝里有人，自然官运亨通。王晏实能够得到天雄军节度使，背后自然有宦官的运作。高骈辛辛苦苦积攒战功，终究是为他人做了嫁衣。当他风尘仆仆来到帝国最南端的时候，恶意依然围绕着他。高骈来到安南之后，集结兵力，准备作战。监军李维周却让高骈先行进军，自己则按兵不动。高骈大破敌军之后，李维周又截留高骈的捷报长达百日，朝廷不知情况，下诏来问，李维周借机弹劾高骈不进取，并且推荐右武卫将军王晏权前去代替高骈。巧合的是，王晏权是王晏实的叔叔。相同的剧情再一次上演：高骈大破蛮军，收复交趾指日可待，而宦官弹劾高骈，将其调离，王家又可以将战功收入自己的囊中，从而晋升高位。不过这一次，阴谋没有得逞。高骈的军中也有一个监军韦仲宰，级别比李维周低，如果高骈失败，那么韦仲宰的战功也没了。因此，韦仲宰派遣使者，由高骈的小校护卫，绕过李维周的层层封锁，才把捷报送到了朝廷。而前线的将士们，愤怒于宦官的伎俩，不肯为之所用，甚至放跑了蛮族。直到高骈来到前线，唐军才攻克了交趾城。两次被暗算，高骈的心情自然好不起来，可是，谁让他朝中无人呢？王家敢摘高骈的桃子，因为他的靠山是宦官世家杨氏。懿宗一朝，杨玄翼为枢密使，杨玄翼死后，其子杨复恭又为枢密。权上有权，官上还有官。屡立战功的地方将领，其实也就是一颗棋子罢了。乾符二年（875），唐僖宗派高骈镇守蜀中。当时，蜀地屡屡遭到南诏、吐蕃侵扰，内部的骄兵也为乱一方。高骈到任之后，立刻击退了南诏军。高骈想要让当地的军队复业，便停发粮饷，结果有将领哗变。于是，高骈佯装招抚，使其放松警惕，然后在一天夜里派兵潜入那些不听话的将领的家里，大行杀戮，老弱病孕乃至婴儿全都不放过，死者达数千人。高骈的血腥屠杀换来了蜀地的安宁。没过两年，高骈又被调走了。继任者是陈敬瑄，他通过一场赌球，赢得了西川节度使的位置。陈敬瑄到蜀地的时候，无人知晓他是谁，却依然坐稳了节度使的位置，这份功劳自然要归高骈。陈敬瑄的背后是当朝另一个大宦官——田令孜。不过，田令孜要比杨氏宦官厚道一些。高骈在剿灭王仙芝、黄巢起义军之时，田令孜力挺高骈，黄巢投降之时，为了让高骈立功，竟然不许黄巢投降。在一次又一次被操纵之后，高骈——这颗棋盘上的棋子，终于明白了游戏的玩法。广明元年（880年），黄巢领兵北上。高骈以十万余众坐守扬州，静观时变，保存实力。唐朝的存亡，已是与他无关了。李家江山摇摇欲坠，宦官内部的斗争却还在继续，唐朝最后一丝生机也被消耗殆尽。很明显，唐之灭亡，宦官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些身体残缺之人，一旦接触到权力，便展现了诸多心灵扭曲的面目：嗜权如命，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杀人如麻，欺软怕硬……当然，这些词我们同样可以用来形容官僚、文人、武人，甚至于皇帝。我们还可以发现，元和年间宦官集团崛起的时候，唐帝国是欣欣向荣的。是人变坏了？还是世道变坏了？参考文献：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清】徐松撰，李建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本）》，三秦出版社，2006年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中华书局，2019年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杜文玉：《唐代宦官的文化素质与思维观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6期
杜文玉：《唐代长安的宦官住宅与坟茔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
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
李丹婕：《从仆到臣——玄肃时代宦官群体角色的转型》，《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
王永平：《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