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才是中国城市的天花板?仅靠高强度干预和内卷远远不够
自疫情爆发以来,上海曾在两年时间里都是国内各地防疫的标杆,被仰望为“中国城市的天花板”,然而这一神话,在它封城之后已告破灭。有人尖刻地挖苦:“上海确实是天花板,但只是地下室的天花板。”一些在上海打工的外地人都说,这次对上海很失望,“没有深圳做得好,晚封了15天”,他们打算解封了就走,去深圳。
疫情是对一个城市综合治理能力的极限压力测试,从这一意义上说,“哪个城市更好”的衡量标准应是“通过各种手段,将疫情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上海此前之所以广受赞誉,就是因为其“精准防控”像“微创手术”一样,在不影响社会运行的情况下将疫情控制住,而深圳的做法又有所不同,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则体现在它的“速度”和“温度”上。
深圳的“速度”并不仅仅依靠一支医学精英队伍,还尤其体现在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上:3月疫情爆发后,深圳不仅封城早,且第一时间就让行政事业单位和国企员工下沉到一线,直接就地转化为志愿者,在所有道路口三班倒24小时值守,封控区不出户、管控区不下楼、防范区不出区,每8小时统计一遍防范区出入人员,确保封控到位、民生物资第一时间保障,责任明确到人,每个环节交班签到,谁出问题谁负责。
不仅如此,从1月起,深圳人去市内任何地方都要出示48小时核酸证明,最频繁的时候一天一测,即便在后续解封后,仍不断零星冒出,还是要凭借48-72小时核酸阴性才能出入各种场所,每个小区每天都会摆几档做核酸,市民早已不知测了几百次,每天都要扫码亮码七八次。
到4月8日,深圳已建起多达1622个核酸采样点,而人口比它多一半的上海,在本轮疫情爆发之初的3月9日,仅有201个核酸采样点。每个有卡点的小区门口、核酸检测点、疫苗接种点,都飘扬着一面党旗。在国内各大城市中,深圳可能是第一个将这种不间断核酸检测常态化的城市。
像这样的操作,现在各地都已经不陌生了,上海也在效仿,但在3月28日上海封城之前,上海人对此可说闻所未闻。相比起上海,深圳的社会动员能力强得多,“新深圳人”带有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更积极响应做志愿者的号召,市民配合度也很高。很多人如今已不记得了,两年多前疫情初起时,深圳也是最早采用“硬隔离”措施的城市,当时“深圳新闻网”还刊发了一篇《隔病毒,不离爱——一封来自硬隔离楼栋全体业主的感谢信》。事实上,很多深圳人觉得这轮上海疫情中,政府不够强势、基层表现拉胯,市民也不够配合。
深圳很早就明确:急诊病例任何医疗机构不得拒诊、建立孕产妇医疗服务保障体系,每个街道都有专门的疫情服务热线。当然,很多城市都曾这么规定,但很少能做到深圳这么高效。曾有产妇给深圳卫健委公众号留言:“12小时了还没有等到核酸结果,能不能优先安排?”不到1分钟就得到四字:“电话发我。”1个半小时后,她接收到了后台上传的核酸报告,顺利办理入院。
这一事例被广为称道,简洁高效的处理流程,需要卫健委、医院、核酸检测机构的无缝对接和“以人为本”的关怀,不仅有“速度”,也有“温度”。事后深圳卫健委接受媒体采访时,平淡的话语中体现出这座城市的务实精神:“深圳市政府是服务型政府,简单来说就是服务民众。当时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只想着尽快帮助市民解决问题就好。”
234名深圳地铁物业人员轮流换岗支援防疫
有人总结过,深圳封城有三点与其它城市有别:保留物流网络、建设宠物托管中心、要求房东免租。虽然严格封控,但保障市民生活的货运、外卖、快递等都正常运行,这部分流动人员凭核酸阴性出行,维持市场的基本运作,也使政府不用安排统一发菜;宠物托管中心使被隔离的主人安心;物业、地产给商户、租户免予部分租金,这当然减轻了封城期间很多人的经济负担。不难看出,这三点所体现出的都是“温度”。
深圳采取的这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符合其“市情”的扬长避短:深圳医疗资源很紧张,三项关键指标都在全国24个万亿GDP城市中排名倒数,缺乏足够的医护人员和床位去诊疗、应对病例,但与此同时,它财政却很有钱,且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相当强,这就使得它可以在严密封控的同时执行不间断的全员核酸。在解封之后,深圳也是全国各城市中最强力推进打疫苗的——不打疫苗赋黄码、不打疫苗不给测核酸。
备注:北京、上海、广州为2021年数字,深圳为2020年数字,括弧中数字为它们在24个万亿城市中的排名
深圳能做到这些,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它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劳动力和技术人才储备充足,在面对不确定风险时能高效运转,与此同时,作为一座新兴的移民城市,它又不像那些本地居民为主的城市那样有宗族、单位等形形色色的社区,甚至邻里关系也更陌生,社会自组织能力更多体现在各种自发的NGO上。
在深圳,即便是在疫情之前,物业、街道、派出所也会时不时地发个通告,要进行入户检查,检查内容有消防的、用电安全的、核对实际居住和登记是否一致的,不一而足,但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多年,从来没遇到过。深圳抓暂住证、抓实有人口清底摸排,是能力最强、组织最到位、执行最彻底的,其他很多城市根本不知道小区住了多少人。相比起来,深圳对直达每家每户的摸底、掌控、动员能力,要强大得多,几乎可说“不留死角”。
更关键的是,深圳市民对这些做法的遵从度很高,所谓“来的都是深圳人”,对城市的认同感也很强。一般来说,市民的遵从度高大致有两种原因:一是居民对公共政策的利弊有着清晰的认知,明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一致的;二是实施者对居民较为强势,使之除了遵从之外别无选择。深圳的“温度”体现的或许是前者,而“速度”则更多体现了后者,封城实质上就折射出这座城市的总动员能力。
现在很多人都在推崇“深圳模式”,盛赞深圳做到了国内最好,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可否认,深圳已经尽其所能,至少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到了更人性化、更高效、经济损失更低,然而,这只是一个战术性的胜利。如果深入来看,也可以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深圳模式”,那只是“武汉模式”的升级版:封城更果断、动员更有效、病例筛查更及时,当然也更贴心有温度。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把旧模式做到了极致,却并没有开创新模式。
就此而言,这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底色:它是“做题家”的天堂,可以不计出身,给每一个来到这里奋斗的年轻人才提供机遇,而他们也以自己的努力予以回报,高度认同“深圳市民”这一新身份,毕竟这原本就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这无疑给这座城市带来无穷的活力,但与此同时,它极其善于在既定框架下高效地完成任务,但却缺乏那种另辟蹊径的真正创新。
在我看来,深圳模式只是在现有模式下内卷演进,但犹如丸之走盘,即便发挥到极点,仍未能突破。反过来说,除了深圳自身的一些特点(如年轻人多、财政强、技术力量强、核酸检测点多),这也正表明深圳作为地级市,自主权比直辖市低,要探索新模式也没有这样的自主权,只能在边界内尽可能地做好。深圳曾是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闯关,但现在,它是优等生,是做题家——闯出新路对它来说可能超纲了。
应该说,深圳模式是更适合各地“抄作业”的,然而,一个本来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被推崇至此,正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许多人对新范式是缺乏想象力的,在心理上没准备好。现在的处境,就好像十数亿困兽,一方面苦不堪言,另一面又找不到出路,对新范式满怀恐惧,甚至无从想象。如果是这样,这表明这个社会对变动的态度是相当僵化不开放的。
现在,深圳模式已成为各地的标配:无锡宣布统一标准建设2634个核酸检测小屋,杭州要建1万个,上海也在跟进,都旨在构建“15分钟核酸采样服务圈”,按步行15分钟找到采样点、排队不超过30分钟增建采样点。武汉也在学这一模式,更进一步,还用灰码让人定期做核酸。由此而来的,意味着各地在核酸检测、48小时出入场所的做法常态化。
在上海封城之前,国内有很多城市已经在靠48小时核酸维持正常运行,但这在上海绝大多数工作和生活场景中并没有应用——当时上海仅有201个核酸采样点,而现在比照杭州的规模,恐怕需要2万个,相当于暴增100倍!这种做法的大规模实施,意味着人们对社会治理水平和权利的诉求都比较低,又或缺乏表达异议的意愿与能力,无法形成成规模的意见。结果是我们现在有目共睹的困境:为了尽快“动态清零”,各地都是“一例就封城”,又或为了不封城,不间断地进行常态化核酸管理。
毫无疑问,这不仅对城市财政造成压力,影响社会生活的流动性,最终对经济活动也会造成潜在的深远影响。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在国内GDP总量前十大城市中,增速最低——仅为2.87%,而此前两年的一季度平均增速为4.6%。排第11的天津更惨,以至于网上有人戏谑:“天津是动态清零全国做得最好的城市。每次有几例就马上静止为清零,封了解解了封,运作有序,元旦以来就没发生过一次混乱。第一季度GDP出来了,0.1%,全国倒数第一,果然也快清零了……”
这次上海把所有人都吓坏了,大概从上到下都不乏有人觉得,哪怕在财政上要花不少钱,但检测总比封城停摆的代价小。然而,这不足以让我们摆脱困境、回归正常。极而言之,深圳模式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给了无数人一种幻觉:现有模式是可行的,只要把效率提升、优化到深圳那样就行了,但从进化上来说,那可能是一条死胡同。
深圳当初能从一座边陲小镇狂飙突进,成长为一座国际都市,靠的就是“经济特区”带来的市场经济,小政府管得少,充分发挥民间的活力,但从这一轮的防疫来看,深圳在国内城市中表现抢眼,其实背后真正依靠的是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免疫力过高”的表现——对外部风险的反应过度活跃,不仅耗费了过多的能量,也在攻击过敏原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伤及自身的健康肌体。
不过,深圳可能也比其它城市更好地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说,它有着开放的最优条件:人口结构相当年轻,易受危重症威胁的老人比例很低,再加上疫苗接种率高,还紧挨着已经放开的香港。这也是深圳的务实之处:在允许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做到最好,虽然不会抢跑,但也不止步于此,而是多看一步。
谁都无法否认,深圳已经跻身一线城市,但它如果还想更上一层楼,真正成为“中国城市的天花板”,仅靠高强度干预和内卷是不够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伟大的城市都是自发生长起来的,那恰恰需要减少干预,释放民间的活力,尤为重要的是进一步赋权,放手让社会突破内卷化的旧模式,真正打开视野,闯出创新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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