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24年的深度思考

万象更新

最大的基建是人口、人力资源；最好的基建也是人口，短期增加需求，中远期增加供给，和解决中国经济当下及远期的矛盾完美匹配；最持续的基建也是人口，不会增加短中期的供给，不是用随后更大的短期供给增加来解决短期需求不足，这会进一步激化供求矛盾，而是用远期有效且亟需的供给解决当下的需求不足。本质，当下看似消费实质是远期的储蓄。

总得有人花钱，你的支出是别人的收入，同时你的收入也是别人的支出，没人花钱就静止了，就不发展了；先花起来是第一位，再管花的效率，不要因为后者而因噎废食；总得有人借钱，要不就不会有增长；经济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才能获得生长，宏观上循环起来最要紧。

既然是个市场，那么市场的基本规律就会起作用，涨多了会跌，跌多了会涨，现在大概率是跌多了。

热爱能抵岁月漫长。

2022年底走出疫情阴霾，很多人准备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2023年初活跃的经济活动也确实验证了一下，我们构建了以消费为主线，看好中国资产、对美国经济谨慎的组合，也是踌躇满志，遗憾的是一年下来，被打脸很多，很多事情和我们设想的相差很大，很大一部分是我们错了，旧船票没能登上新船，一部分是节奏搞错了，还有一部分是严重低估了中国资产的投资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之大，也有一部分是即便被市场虐了无数次以后，我们依然觉得市场可能搞错了。

2022年底写下《万象更新》这个题目，寄托了自己对2023年的期许，现在看来很大一部分是愿望，一年下来还是大千世界更加适合。很多时候总是要有一些重大的转变和事件才能敲醒我们意识到变化已然发生，即便我们躬身其中，也需要一些契机才能认识到这一点。

2023年我记忆中的大千世界从2022年底的低预期开始，随着年初经济活动的恢复，尤其是服务业的重启，春节期间人头攒动，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预期差，实际上统计数据也只能算正常；大年初一带孩子去三味书屋，人头攒动，遗憾的是孩子还没有学到这篇课文，感触不深，只记得臭豆腐很臭；大年初二从岳庙出来去看《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刚好前几天看了《阿凡达：水之道》，几部电影给我的直觉是中国电影的进步和美国电影的原地踏步，都是工业水平和市场规模决定这些大制作的水平；作为一个非专业观众来看技术层面的效果感觉相差无几；很多时候美国不少大片还没有《流浪地球2》紧凑，更重要的是在世界观、宇宙观上，对于生和死，个人和集体，虚拟和真实，领导力的来源，说服、投票、一次标志性的胜利对于凝聚共识的重要性，这些美国大片中通行的元素在本片都有很好的涉猎，也给出了不少中国视角；导演对于虚拟和现实的讨论印象深刻，片中提到“大众对于虚拟的沉溺会导致对现实不感兴趣”，尤其是在非常需要凝聚共识的时候，很容易分散资源一事无成，同时是那个虚拟的工程师拯救了世界；对于未知，能够开放性地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还能正常行事很不容易，投资经常要求这样。

对于《满江红》，张导的故事逻辑讲得挺好，和《风声》一样都是在一个封闭空间内的推理故事，但和满江红联系起来似乎有点牵强，给刚从岳庙出来的孩子带来混淆；《三国演义》比正史更加流传，《长安三万里》也有很多桥接改编，并无太多违和，但有些东西改起来总是略显不谐。并且这个故事逻辑链有点过于冗长，如同经过多道工序，即便每个工序良品率有0.99，但连续进行N道工序后，也变得不可信了，不知道想传达什么？仗义多是贩夫走卒么？

叙事是一种能力

故事总以难以捉摸的方式改变你我的思维和世界，我们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主导观念的历史，某个主题会跃升为我们的意识顶层，牢牢抓住一两代人的想象，并塑造我们的整个人生；主导观念和意识类似是我们脑海中的一连串逻辑符号和开关。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开关对应是一种约定，主体用符号结构来反映对象的结构，这样符号结构的真实性只能源自经验的真实性。以赛亚柏林和金观涛对此有很好的论述，我的理解是，人类是带着基础软件来到这世界的，和乔姆斯基说的类似，人本身就会语言，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人也是带着巨大的内存来的，在和世界的交互感知中形成经验写上自己的程序，开出自己心中的花。

那么经验来自哪里呢？来自经历、阅读、文艺作品，这些会化作我们的主观感受，主观感受很大程度上是广泛经历的映射，我们也就完成了把我们接触的“故事”变成我们自己的故事的过程，变成我们的观念。

在80年代，男性沉浸于《射雕英雄传》、《霍元甲》、《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女性则热衷于阅读琼瑶小说，这些作品影响他们对于很多概念（比如国家、家庭、爱情）的塑造和期许；当年的春节晚会上很多节目都是类似“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样的歌曲，还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甘做垫脚石”等词汇，还有四世同堂、团团圆圆的各种美好暗示，和现在的“时代滚滚向前，我只是燃料”、“废材”等词汇，还有现在的剧集中常有的女强人形象，不要成为生育机器的暗示形成鲜明对比，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现实境遇，但是文艺作品的传播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占据最多讲故事的资源，也最会讲故事的国家，比如现在的小朋友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以苏联视角呈现的二战电影，中国有不少抗战电影，但是拍的大多不够好看或者过于陈旧（不过最近也有一些很好的作品），而美国大片层出不穷，制作精良，所以小朋友们自然会以为是美国人战胜了德国、日本，拯救了世界；而实际上欧洲战场苏联伤亡将近3000万人，中国战场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二战中美军死亡42万人。美国的手法是突出个人，看起来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观众总是对具体的个体印象更加深刻，而中国和苏联的创作多以群像为主。在以前没有直播的时代，加沙人在露天监狱中生活了几十年的情况鲜为人知，我也曾经跟着以朝拜为心态的人去过耶路撒冷，参观过基布兹，浑然不知这里以前很多都是住着别人的定居点，去之前看过好几本关于以色列的书，甚是仰慕；现在连古特雷斯都说现在的格局不能忽略过去56年的历史，最近亲临现场的张军大使表示加沙现在的情况突破了人类良知的极限。以前在世人印象中他们的悲惨就是抽象的伤亡数字，而对方的损失都是鲜活的个人，有个人的故事、家庭的故事，因为他们掌握了媒体，然而，随着直播技术的发展，这一现象得到了改变，科技在这里确实发挥了平权的作用。

美式传播的一个统一句式是这样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周三在达沃斯表示，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新版的全球化”，美国将奉行“促进韧性和可持续性”的贸易政策，“不仅是为了地球，也是为了人类和包容性”。巴以战争发生后拜登出访以色列，回来以后发表了一套说辞，让以色列和乌克兰赢，让哈马斯和俄罗斯输，是一个反对独裁，事关人类文明的战斗云云；他们总能把自己的诉求包装到一个公共价值上，以前觉得说的挺好的，挺高大上的，现在觉得不过尔尔，更多是对不上现实，就免疫了；记得高中时期，我曾在《读者文摘》还是《知音》这些杂志上读到这种论调，挺吸引人的，现在看就和毛伊岛上火灾的报道一样，他们会花很大的篇幅去报告他们救出了一只小猫小狗，这个手法在巴以战争中好像也重复出现了，不过直播现场反差太大，效果不好，大部分人都有一些柔软的地方，就是这些感人的“小狗小猫”，但是在血淋淋的事故现场，再用这种手法糊弄观众就太过分了。以前会觉得他们讲的真精神，后来有时也会觉得他们有点像精神抖擞的神经病；类似有人评价FTX的萨姆·班克曼-弗里德们，他们可能会用实实在在的单词，说完完整整的句子；他们可能会出席银行业会议，严肃地谈论金融普惠；但我们必须认清这些加密货币人群的真实面目：衣着体面的骗子推销员。他们是一个套路的。

美式传播常用的另外一个手法是剪切拼接，起初效果很好，因为受众的知识水平不够，见识不广，但是随着直播技术的普及，观众见多识广了一些，这种手法的效果大不如前；比如如果就看10月7日的巴以冲突，显然不会有那么多人不完全一边倒的站在以色列一边，这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特别强调的，或者想灌输传播的——就从10月7日开始看。但是现在很多人也知道古特雷斯说的过去56年的历史沿革，以及现在正在加沙发生的集体惩罚，这种背景下，情况发生了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多数国家要求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就成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只剩下美国、以色列几个国家反对，这样对比俄乌冲突时候的各种投票，全世界就看到了双标，如果把这两场战争的支持和反对画在四个象限，会发现很多以前头头是道的国家和人是双重标准的，其实以前他们一直这么干，只是这一次有点昭然天下；这削弱了他们的领导力，德国总理舒尔茨在6月柏林的全球解决方案峰会上说，印度、南非、越南等国家不愿意就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提出批评，是因为这些国家对于西方的双重标准感到担忧，他们认为国际规则没有被平等的使用，他们期待的是平等的代表权和西方双标的终结。同时他还提到，如果这些有影响力的国家的领导人认为我们接触他们只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原材料感兴趣，或者是我们希望他们支持联合国的某一项决议，那么他们与我们的合作充其量是有限的，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意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专员博雷利也颇为直接的承认，欧盟经常被批评采取双重标准，但是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双标管理，我们不会以相同的标准面对所有问题。事实上，问题不在舒尔茨、博雷利们，以前就是这样的，只是现在世界变了，至少两点变了，一是他们不再具备一手遮天的能力，二是现在全世界有了直播，密室不好使了。

在1820年，西欧的人均实际GDP是东亚的两倍多一点，到1950年，这个比率飙升到6.5倍，到2018年它又回落到2.4倍，与两个世纪前几乎一样。1820年，亚洲占世界总产出的61%，而西欧仅占25%，到1950年，亚洲的占比猛降至20%，西欧则升至26%，然而到2018年，西欧的占比降至15%，亚洲又持续回升到48%。1992年G7的购买力平价GDP占全球超过40%，金砖五国只占18%，今天金砖五国占比超过50%，G7国家不到30%，中国的工业生产大约相当于G7的总和。世界总共有78亿人，3.3亿在美国，14亿在中国，印度14亿，东南亚7亿，非洲13亿，12亿西方国家人口，88%人口在非西方国家。

但是现在的世界秩序是按照1950年左右的实力格局定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卫生组织（WHO）这些多边机构的规则基本上体现了当年的谈判力，实际上是体现二战以后美国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的治理设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两大最有权势的、执掌全球经济的机构，自创始之日起便遵循这样的规则：即IMF总裁必须是欧洲人、世界银行行长必须是美国人，且他们有一票否决权。

古特雷斯说，新冠疫情为IMF和世行带来一场“压力测试”，而这两家机构协助欠发达国家应对疫情的表现“显然失败”。他列举的数据显示，疫情期间，被视为发达国家代表的七国集团从IMF获得总计相当于2800亿美元的资金，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资助总计只有约80亿美元。七国集团总人口约7.7亿，而上述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合计约11亿。

双标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现实，如果是独资公司，那么老板的决策通常就是最终决定，他承担最后风险也可以理解，或者有绝对多数的股东时，双标也是现实存在的，不过现在环境变了，好比公司的股权结构变了，总要反应到董事会这些公司治理上。70年过去了，规则从未改变。

根据IMF章程，IMF的投票权应根据每个国家在全球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分配。以中国为例，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权重已经猛增到大约18%，但其在IMF的份额占比仅为6%。老的股东不会放弃他们在IMF中的份额，结果是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新机构的兴起，因为IMF和世界银行拒绝与时俱进。如同一家公司，过去由绝对大股东掌控，但现在股权分散了，董事会仍然是以前的大股东主导，这是不合理的，改组董事会是自然的，如果不改组，就只能选择重新建立一个新公司。

东西方、南北方的人口和经济力量的对比已经变了，这是大变局的底色。变局不会是和风细雨的，战后的秩序是对美国已经将近大几十年实力超然的确认，这也花了几十年，而且有战争的因缘际会；变局中剧烈的颠簸应该是预期内的，不必因为颠簸而不见变局的趋势，也不能只看终点不考虑过程，要不投资组合会让人极为不舒适。

遗憾的是，在认识上做好准备应对这些变化似乎并不容易，很多学问家还是处于面对当年的丁仲礼院士和著名记者访谈的时候，无法或者不愿回答的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人是不是人，要不要发展”的状态；他们忙了一辈子，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忙着和国际接轨，而对“轨”本身的前世今生与合理性并不怎么在乎，其实本质是趋炎附势，和《让子弹飞》里张麻子说的跟着强者走是一回事，一辈子论证强者的正确，“我也姓赵” 是他们讽刺的对象，其实他们穷其一生在追求自己也姓赵，好比有一些翻译者把蒋介石翻译成蒋凯申，翻译者明明是中国人，生吞活剥地看外文资料，就不知道其大名。他们的文章好引用哈耶克、费里德曼和索维尔等人的句子，和我们三年级开始尝试写作文一样，好用一些名言警句给自己壮胆，有助于加分；也会说市场规则是全球通用的，这与我们研究生写论文的方式如出一辙：首先论述美国或西方的情况，再描述中国现状，最后提出中国应如何照搬西方的模式，这种写作套路多年不变，有些是一辈子不变；这其实不是全球视野，也没有历史的眼光，是对自己也不了解，这些人的学说都解释不了我们过去的轨迹，而同时代很多国家一直在蹉跎。更有甚者，一些大学问家还能用产权理论来论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地区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原先那里没有产权的概念，简单类比就是西方人踏上美洲大陆后，将那些未开化的印第安人都驱逐或杀害是合理的（如今他们都在忏悔，至少在形式上），因为他们是愚昧落后的、不知道产权概念的；学问做到这个份上也是“出神入化”了，他们最后成为了他们当年起家时最反对的那些人的样子，犹如好武之人，练了一辈子，却未发现自己所练的并非九阳神功而是九阴真经。

俄乌战争期间，很多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随后巴以冲突爆发，把对这四个国家支持反对的立场放在四个象限，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许多原本和谐相处的群体也开始分裂了，很多时候观点是经不起不断地追问和考验的，在一个分裂、新恨和旧仇交织，旁边还有一堆人有自己利益掺和的时候，持平是很难的，但是正确，中式的中庸是如此的稀缺，但不被珍惜。有一段视频是这样的，两个中国女孩怼一个说中国食物很难吃的以色列人，不同于一般中国人习惯性的辩护，那两个女孩直接说“山猪吃不了细糠”；还有说中国的护照很不方便，她们好像是这么怼的，“你们的护照很多地方还不认呢”，效率很高，对方无言以对。我们的传统是讲道理，但是很多时候遇到不讲道理的人，其实讲道理是一个对的选择，但不是一个有效率的选择；在这方面有时候不得不佩服“隔壁的三哥”，随便说都可以面不改色，甚至还让对方觉得理亏；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孔子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讲故事对我们是个大学问。

理论上我们的经验、逻辑开关应该来自真实，而真实很难，受限于我们的感知，对于眼前的同一个现实，我们都可以各说各话，更受限于可以或者能够被我们所感知的供给，未来可能AI会创造我们所能感知的，所以我们的认知体系混乱是自然的。对我们个体而言，走出这些“供给”束缚的也只能寄托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还有学而时习之，多方校验。总之，讲好故事很难，但是又很重要，后面我们尝试以我们的股票市场为例做一些讨论。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追涨杀跌、趋炎附势同理；要警惕自己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追涨杀跌的倾向。开始读历史的时候，会对其真实性产生质疑，后来看了一些以后会觉得这个不必纠结了，因为我们定义或者说期望的真是上帝视角的真，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记录历史的人总是基于自己的视角，即便是司马迁也会在那些自己认为不错的人物上帮着隐晦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个体的、当代的感受。即便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我们留下的记录又有多少是真的呢，每个人对同一事情的看法经常都相差很大，要不也不会有很多微信群里的炸裂了，而且我们对同一事物的看法明天还可能和今天不一样，我们自己也做不到，就不必苛求古人留下的都真了；我们能从历史中感受到的是兴衰周期，历史的滚滚向前，我自己的感受有一个角度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两者交替辉映。

大多数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人之道，但是天之道在更大的维度上一直在发挥作用。前面提到讲故事的能力很重要，不过这也会有反噬，漂亮话讲多了最后也难逃陷进去了，比如马斯克就对美国流行的觉醒文化非常焦虑。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朝代更迭，对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中国的传统中对于“易”很容易接受，对周期循环也很坦然，对天人合一，是不是合乎天道比较在意，中国人对于带头的能否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比较在乎，对于别的意识形态的事情不是很在意，儒释道大部分都是随缘的状态，积极入世的儒家也主要是教育大家要做好人，道教朴素的辩证思维和无为的观念，中国佛教轮回的概念，整体上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扩张性是不强的，基本上合得来就吟诗作赋，做做买卖，合不来就不相往来的状态。西方不是这样的，他们有一神教的传统，好的是有传教士的情怀，不好的是有非我族类必须归化的倾向。人类历史发展最快的几百年，西方的贡献更大是不用质疑的，这是商业文明的胜利，西方的学者也已经论证过现代商业文明溯源到古希腊和基督教的民主科学的传统，经过几番论证完善，和真实的业绩表现交相辉映，这已经成为显学，大家都已经信了。

市场的一般规律是供求的转换，当某个东西被过度追捧并赋予过高的价值时，在充分定价以后通常就是降价的开始。最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辞职了，他们几位校长在听证会上坚决的捍卫了言论自由，认为一些带有种族灭绝倾向的言论，虽然自己非常憎恶，但也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只有在变成行动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这引起轩然大波，很多时候平时说一些极端的漂亮话，比如极致的言论自由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确实做到了保护言论自由，但是一旦遇到现实的问题，就很容易对不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是什么都可以胡说八道，这应该是更加正常的状态。

对中国人而言，对于周而复始，在循环往复中不断成长是很容易理解的，从夏商周到辛亥革命，对王朝的更迭已经很熟悉，老百姓对于能不能过好日子比较在乎；同时经历多了以后，中国人对于福祸相依，阴阳的转换也颇有心得，《论语》和《周易》是中国最流行的两本书之一，这是从容的来源，但有时候也是麻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都是循环，走不出的循环，所以有些对如今具有指导意义，有些则不然，但是练就了中国人对于循环的坦然和走出循环的耐心和信念，很容易有一些朴素的唯物和辩证意识。

西方的商业文明在过去几百年是世界发展的主要推手，把人类文明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快速推进了一大步，不过现在似乎也循环到另外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的通行证是利润，在利润指引下，资本是无坚不摧无孔不入的，资本的力量来自于此，恐怖之处也来自于此；单一经济叙事的底色是单调的，因为单调所以神速；但是单调也是有代价的，比如学校如果失去捐赠，校长可能就需要换人；我们强调ESG，因为ESG能够带来回报；生儿育女成了生活中最大的投资决策之一，经济学家鼓吹人际联结的丧失是一种美德，因为社群的人情味是低效率的；NGO开始大规模的采取市场价值取向和市场方法；公共部门追求经济利益会成为风潮；国际足联会因为克罗地亚进入世界杯决赛而感到焦虑，害怕不是豪门的他夺冠会影响国际足联的商业价值；教宗也对LGBT妥协了，是与时俱进还是堕落，是个难以确认的问题，圣经里创造出亚当和夏娃两性，现在教宗为了流量做出了妥协，别人可以妥协，教宗妥协还是有点古怪，但是他妥协了，现在的教宗就是一个组织的CEO，他也一样受限于资本的力量，没有流量他的组织就维持不下去；那么他在很多人心目中，至少在传统的信教者中的印象就模糊了，基督教也终于成为了一个大企业；艺术、健康、教育、干净的空气和水，这些都需要经过经济考量以后才能存活下来；这就是我们日常的经济故事，弗雷德曼和贝克尔们把经济分析推向每个角落是留给我们的遗产，更是单一经济叙事带给我们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留给我们的问题，不说不好，但是总有哪里觉得不对劲。

单一文化自然放弃了对多元文化的认可，所以多元文化只能是一种追求。酣畅淋漓固然痛快，拧巴可能久远，但不招人喜欢。中国是封闭的开放，开放于各美其美；美国是开放的封闭，封闭于美式一元的价值观，这个意义上，我们是真的多元化，他们是真的封闭；他们看似也确实很多时候是可以“胡说八道”、“胡作非为”，但是他们要求别人必须和他们一样，而不允许或者看不惯别人不能随便“胡说八道”、“胡作非为”，选择不胡说八道也是一种自由，允许可以胡说八道也可以不胡说八道的存在才是多元化。

我们可以用另外的角度审视一下我们的二元结构，我们这里还有多元的存在，就像董老师回家参加婚礼，自己站哪里都觉得别扭，感觉是多余的，我们这里有城里人还有很多村里人，这另外的角度是好事，大好事，城里的文明很璀璨绚丽，却显得单调，乡里巴人看似落后，却非常丰富；《长安三万里》中，高适为了给郭子仪求情，向哥舒翰提及了祖上与哥舒翰的交情，棋后谢军说当年她以北京市的中国象棋冠军的身份，被棋院领导破格给了一个国际象棋的名额招了进去，如今，这些事情很难发生了，非正规的程序和非金钱利害考虑的事发生的概率少了，这些不是个人的错或者对，因为个人在单一文化下的选择是有限的。顺便说一句，对中国悲观的很多考量，不能漏掉中国二元结构的特殊性，这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种潜力。

盛衰循环，福祸相依，中国人会认为再正常不过了，但这应该不是常识。单一的经济叙事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人之道-理性自利也找到逻辑自洽，损不足以奉有余是自然的，但似乎还是很难逃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比如美国的铸币税全球征收，这是对其在二战以后重建国际秩序中的功劳所赋予的特权的延伸，在金本位以后更加扩大化，很多人都很羡慕美国通过印制货币就能购买商品和进行海外投资。起初是产业优势，最后总会过渡到金融资本优势；两者会先有一段蜜月期，以前全球布局，谋求利润最大化，然后金融资本会和产业资本发生矛盾，金融资本更加国际化，产业资本的利润更多都会体现到金融资本的回报上，这样国内产业的空心化是必然的，资本流动的同时给目的地国带去技术也是必然的，技术的外溢效应也是必然的，如果目的地国是一个能够技术自我演进的国家，那么技术上的代差缩窄也是必然的，金融资本的获利和国内产业工人机会的减少带来的收入减少和技术的逐步疏远也是必然的；整体上会呈现出，国别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是国内的差距在拉大的局面，国家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国内的矛盾也会爆发；如果有一天，技术的代差消失，他们所拥有的优势将大大减少，因为一般般的工业已经没有竞争力了，重建很难，由奢入俭难，所以他们为保持技术代差付出的努力不会弱于我们想要自立自强付出的努力，竞争是激烈的。就和在世界杯、亚运会上看到的一样，即便是一些足球水平落后的国家也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足球技艺，我们的乒乓球、羽毛球国手也并非总能轻松获胜，类似世界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平是趋势性的，同时内部差距的扩大也是如影随形。风光的时候，我的货币你的问题，最后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过度使用这个工具，一定会带来国内矛盾的累积，因为货币的增量不会平均撒到民众手中；同时金融资本的全球配置，一定会加速他国的进步，最后危及货币的信用；那时候我的货币就成为我的债务问题。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个概念虽然不能指导我们精准的投资，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已经传达很多。

很多时候，我们是对背景底色的无视，因为背景几乎不变，比如地产牛市20年以后迎来拐点，全球经过无数年低通胀后的通胀回归，全球经济享受了几十年高素质的人口红利后即将进入逆转期，日本几十年的顺差以后迎来了有点持续的逆差，老龄化的先行者呈现出来的长期低利率，我们可能接受老龄化就是需求不足不会有通胀，而这也可能仅仅是全球供给充沛背景下的一个特例；背景并非一成不变，只是缓慢而不引人注意而已。

我们经历过太多的周而复始，我们对于盛衰的坦然，和对其中的生机会有不一样的耐力，很多文明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式微甚至消失了，为什么我们能延续，这个是无法分析更无法证明的，只能说一些直觉，和我们的文化传承中，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很熟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温良恭谦让，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勤能补拙，厚德载物，一阴一阳之谓道，宁静致远，侠之大者，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反求诸己，天道酬勤，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上善若水，不昧因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等等一定有联系，这些构成了我们的语言和语境，也构成了我们的民族故事，这无法证明，但是应该可以对比，我们有“附庸风雅”的基因。比如董老师将自己的签名改为“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出自《论语·子罕》，多美的语言，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些传统的滋养中，不是学的太多了，而是学的太少了。

经济叙事的一元是强大的，因为简单锋利，但是其终点在复杂的真实世界面前也是可怕的；一元以上的多元化都是形式上的，任何一元化的倾向都逃不出终极的“损有余而补不足”机制。真正的多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元之上多元的欺骗性，也因为一元简单粗暴的高效性，也因为一元带来的氛围的压力，很多时候在压力之下不表扬都是错的，不选择都不行，选择中立也不行。

和公司治理中投票的一个对比

一滴水无法折射整个世界，不过市场上有很多事情和大千世界犹如平行映射。我对公司治理的概念来自学生时代，当时我对此毫无感觉，工作以后当时的史美伦副主席在大力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提升，甚是不解，这个事情和我这个中小投资者有何干系，觉悟甚低，觉得简单把市场搞上去就万事大吉；作为一个真正的投资者，你拥有的是公司一部分，能不能从公司挣到钱，不仅仅取决于你对宏观行业和竞争的判断，还取决于你投资的公司是不是真正将你视为股东看待，我花了很多年才深刻体会这一点，水平有待提高，公司治理是证券市场的基石之一。一度投资过很多大银行股，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比较固定的分红占3成左右，一直很难挣到钱，后来意识到即便是没有看错公司的基本面，但是如果一个公司永远不分红，买的再便宜对中小股东也是没有意义的。2008年的时候看见俄罗斯石油只有4倍市盈率，很是不解，后来可能一直4倍或者比4倍更低；如果是大股东你可以在公司任职，给自己发高薪，给自己发股权福利，没错，是股权福利，不是股权激励，因为很多股权激励的门槛之低令人发指，但是这些自己给自己发钱的事情，都可以自己给自己投票，都是基于规则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们构建模型时，会把这一部分成本作为一次性支出，算出一个剔除这个经常性的非经常性支出后的利润，类似Non-GAAP利润，然后心安理得的给一个高的估值，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会做持续的股权福利，这一部分支出是持续的，因为那些公司的员工都已经把这一部分收入作为持续收入的一部分；更有甚者，一些公司距离规模大的多的跨国公司还有很大差距，但是管理层的薪酬已经完全国际接轨，股权的福利更是无人监管，因为都是基于规则的，还有人会加上一句，公司都是我干出来的，中小股东有什么贡献。也会有很多善解人意的分析师投资者来给这些行为背书说，如此这般，我们大小股东的利益就一致了，总有一种感觉，我们中小股东命该跪着挣钱，其实我们可以站着把钱挣了，这一点美国的投资者确实比我们硬气多了，最近北欧的很多机构投资者直接发信给特斯拉，要求其尊重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类似还有大量的机构投资者发信或者邀约，要求公司战略调整或者业务重组的例子，这些在我们这里几乎都是不存在的，有些董秘甚至曾经表示，买一股就来参加股东会的人究竟有何居心之类云云，股东文化的路还很远。

过去一段时间，在和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发展上有不少上市公司做了很好的表率，有很多的探索，捐赠也逐渐多起来。不过捐赠也有很多种做法，公司作为法人，他有自己的行动逻辑和规则，公司的捐赠行为应该体现股东的整体意志。这里面对于捐赠的额度、流程和表决的规避都应该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能够给外部股东对于公司这一部分的行为有合理的预期。有些公司捐赠几亿资金给当地学校或医疗事业，都值得赞许，公司也确实在当地得到当地的支持，回馈也是理所应当，但是这个过程中，利益相关者是不是要回避表决，以更好的体现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有一家西北的民营煤化工企业，捐赠本省所有大学生已经很多年，绝对控股的大股东没有选择上市公司来捐赠，用自己的股权对应的分红来完成捐赠，美事一桩，又皆大欢喜，按照规则流程他也可以实现用上市公司来完成捐赠，但是这样中小股东是没有表达机会的，只有被裹挟；大部分国有控股企业即便是当地对企业发展帮助很大，实际上也不会越过中小股东来实现对当地的捐赠，茅台想给当地更多的回馈，也被中小股东盯得紧紧的，因为茅台够大，影响足够，也充分爱护自己的羽毛，也越来越兼顾中小股东的看法。

以上涉及大股东小股东、投票、公司治理还有基于规则，在大千世界里，投票和规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基于规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过有时候规则不一定是合理的，这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种是看似公平的规则下必然可以操纵出操纵者想要的结果；肯尼斯·阿罗在他对投票开创性的研究中，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对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者或者说“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进行了研究；他的结论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更准确的表达则是：当至少有三名候选人和两位选民时，不存在满足阿罗公理的选举规则；或者也可以说是：随着候选人和选民的增加，“程序民主”必将越来越远离“实质民主”。简化一下，石头剪刀布的循环、程序或者议程的安排者，比如众议长他可以先决定表决石头-剪刀、剪刀-布还是石头-布的顺序来获得他想要的任何结果，他对结果有很大的操控能力，比如现在把要不要援助俄罗斯和美墨边境的问题连在一起，而不是单独表决，都是这些操控技术的一部分。再或者，来看川普和拜登的对决，俄乌战争、巴以战争，还有未来通胀的下降速度，还有一些堕胎法案的支持与否，以及对于LGBT的支持与否，对减碳的态度，对移民的态度，这些假设是投票者主要的关注选项，有人可能对LGBT特别在乎，有人可能对于支持以色列很在乎，有人对人道主义特别关注，有人对能否自由堕胎特别在意，有人对移民很支持或者坚决反对；这里面每个人对这些选项都有很多的组合，都有自己的优先顺序，“议长”决定不了这些议程，但是这些议程的呈现是可以被管理的，比如现在俄乌战争的新闻几乎不见了，加沙的画面可以减少或者增加，对移民带来的社区压力可以增加曝光或者对移民的励志故事可以多出镜，这些都会影响你的优先排序；有些纯粹是意外，比如沙利文刚写完中东变得安静了，然后就出现了加沙问题，因为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过度支持已经失去很多传统的支持者，川普让美国分裂，巴以战争让美国的精英阶层也很分裂焦虑，因为挑战了一些人的底线，这样不同情景下的投票结果又有很多种组合，而这个组合和整个群体的偏好可能相差甚远，有可能选举只是反应当时的心情，而不是着眼于他们对于未来解决问题的倾向和能力，比如阿根廷的米莱崛起可能就是人们对于140%的通胀实在厌烦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或许就是投票的成本，至少大家参与感很强；是不是最好的结果反而已经不重要了，理不理性就不得而知了。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在没有压倒性的力量下，联盟就是通行的法则，但是朋友和敌人们的偏好集合有无数种组合，这种交易做久了，是非就乱了，礼崩乐坏是难免的，一事一议的中庸是一股清流，但是世人很难识好歹，因为大家都做过太多的交易了。

有点像选择基金的时候你是选择一个主动管理的基金还是选择一个被动的指数或者行业ETF基金，被动投资的基金经理是没有心理负担的，因为这是你的选择，我只要按照本分做好指数的跟踪，是不是挣钱不是我所考虑的，我推出这个产品上货架，客户来自由选择投票，业绩不佳就赎回，好比干得不好下一届换人，他们隐含了不用负责的基因，他的本分是做好当年的承诺，符合契约，比如我就是干绿色经济的，干得不好再来一个喜欢传统能源的或者医药的，互相选择两不相欠，好不好因人而异，只有慢慢体会；那么主动管理的基金，就是拿了客户的钱，你的本分就是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实现客户的保值增值，做不到就是失职，他是要负责的，不要找托词，说因为今年是AI上涨，我们比较擅长食品饮料，客户对你的要求是全天候的、全市场的；对应的，投票给你，你的责任是带大家过好日子，不管刮风下雨，其实也挺好的机制，做成什么样也是要慢慢体会。是走马灯似的换来得好，还是找到一个好基金经理长期持有来得好其实很难说，最好是幸运的找到一个好基金经理，投资就是这样，幸运是投资中的一个客观存在。

还有一个投票的技术问题，股份公司的投票中一般事项是简单半数通过，重大事项是要75%通过，为什么要设置这个不同的规则，应该是效率和在更大范围内的共识或者保护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一个平衡。75%绝对多数的通过是至关重要的设定，以前没有体会，在最近麦卡锡被罢免的案例中的投票问题很有意思。大约10名左右的极右共和党议员发起罢免案，民主党的都同意（虽然前面麦卡锡决定性的支持了民主党的一个重要议案，但是民主党对于其对LGBT的观点的分歧，还是支持罢免），其他的共和党都反对，还是通过了，就是少数的人发起一个议案；这里面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点，为什么一个党派经常会出现对某个议案统一投票，难道大家真的对这个议案想法都一致么，显然不是，这是互相抱团交易的结果，既然有交易就不纯粹了，和魔鬼做过一次交易，你也就难免有点魔鬼，久了就是魔鬼；为什么一些极右的小股东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就和49:49:2的股权结构类似，权利最大的很多时候是2%的股东，49%的都在竞相争取2%的股东支持，这一现象令人称奇。

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中，以色列有点类似这个2%的股东，米尔斯海默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的相关研究中提到，犹太议员大约能占到总数的10%，这些议员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于以色列相关的议题绝不妥协，几十年来都是如此，这样他们就获得了超额的谈判力，有其他学者把这种策略称为疯狗策略，就是对于相关的议题，只要你不支持就是反对，不选择都不行，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支持，要不就在别的议题上绝不配合，即便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最后博弈的结果他们获得了远超他们代表的能力，这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开始的时候美国支持以色列是有道义责任的，后来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和本分，和必须。以色列的角色有点像是小弟出生，最后变成了小祖宗，拜登政府欲罢不能，美国有一种能力，能够把支不支持美国说成是或者策划成是支不支持自由民主开放之类云云，以色列有一种能力，能够把是不是支持以色列说成或者策划成是是不是支持自由民主开放之类云云，不支持就是反对，不表扬就是贬低，差不多就是这个效果，特别是针对美国，美国大多数时候也是只能顺着杆子往上爬，即便有时候肚子里也有一百个不愿意，以色列确实很厉害，把祖师爷给套住了。犹太人的交易能力非常突出，死缠烂打绝不妥协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是一种很可怕且有效的长期战略，但也有尽头，损有余而补不足总会发挥作用。俄乌开战的时候，尽管有报道称俄罗斯攻击了一些民用设施，但官方通常都会给出解释，比如那里是武器存放点之类云云，现代战争经过人类共同的努力，已经文明很多，和二战时期德国尤其是日本搞无差别攻击，三光政策，这是要遭到人类唾弃的（日本人就是死不承认，教科书里还在粉饰，没法和德国一样彻底认错以后和周边国家和解），如今在加沙又出现了无差别攻击，集体惩罚，通过直播公之于众，这是对全世界的挑战，大家原以为我们人类已经进步很多，没想到还是和上个世纪差不多，这让很多人感到心碎、人格分裂，不禁扪心自问，怎么会是这样？用“小狗小猫”已经无法粉饰太平。

绝对多数通过的原则对于长期共识的保护作用被低估了，比如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一半对一半，你支持的我反对，我支持的你反对，是常有的事，长期博弈的结果是更加对立，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党争的考虑会越来越多；这个其实和在一些重要议题上由绝对多数变成简单多数通过的规则改变是有关系的，如果要绝对多数比如75%才能通过，那么你就必须寻找对方阵营的支持，而这就是取得共识的机会和开始，但是如果是简单多数，那么就是本阵营内循环，加上个别极端分子就可以通过，那就会越来越极端；多年前奥巴马政府为了让当年的某个重要议案通过（好像是大法官的任命，不太记得），改了一些绝对多数通过为简单多数通过，这也为现在越来越极端的对立埋下伏笔；然后他们为了显示我们还是在干活的总要找一些共同的议题一起通过一下，中国议题就成为他们的选择，并且也会有攀比的风气，互相比极端，其实有一部分也是他们自己生态的问题，和真实的情况没那么直接相关，因为他们总要通过点什么。

如果很多议题都要绝对多数通过，可能是对于多元化保护的一种重要机制，一些不是日常经营的议题，但是对中小股东可能带来利益损害的应该可以考虑绝对多数通过的规则。

东方甄选的例子，几天的时间，粉丝还有一些蹭热点的大V，对于事情的走向影响也很大，限定了俞老师们的决策空间和时间，当然决定性的还是内部管理问题的暴露，粉丝们失望也是有道理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直播电商就是信任电商或者兴趣电商，它寄托了购买者在淘天购物以外的东西（性价比的事情拼多多已经做得很极致了），直播电商就是和主播之间除了卖货还有另外的情绪投入，投入就要有回报，回报就是粉丝是一个更加深入介入的利益相关者，就和对自己子女的关爱一样，投入越多寄托的期望越高，它和淘天、拼多多上每一次交易都是钱货两讫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社区，管理者无视粉丝的这种状态是个错误的判断。如果购物就是一个用钞票的投票机制，在淘天上和在直播电商上是不一样的，直播电商类似一个广场文化，有人跳上台吸引注意力，平台的作用是不断把最有可能对你有兴趣的人导流过来，所以这一个广场还不是游客随机的广场，它是一个经过精心挑选的广场，某个偏好是一致的一群人，这里看似热闹实则是一个火药桶，需要高超的水平维持平衡，一旦引爆，既可以将你推向辉煌也可以将你毁灭，粉丝更广泛和深入地参与购物以外的投票是自然的，这也就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公司的治理结构。作为投资者，对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是要给不一样的估值呢？这个模式本身就是网红和产品路线的结合，持久的生意离不开这两者都强，有许多产品不错但无人问津，一些迅速崛起的网红因为产品不行而迅速陨落的也很多；如果比赛规则就是比进球数量，那么能进球的前锋自然身价更高，他的影响力更大就是普遍且合理的，中间的传球防守也很重要，是整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还是没有前锋显眼；这个生意的尽头可能不是那么无限的，兴趣的归集是有限度的，购买商品前都要看一段视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它不是一个最佳、最普适的购物方式，但它可以是一种最美好的购物体验。生意归生意，董老师是直播电商中的一缕清风，罕见地排斥过度消费，会继续吸引那些在乎在购物中欣赏“附庸风雅”的用户，有时候我也想，对单个生意而言，为什么非要追求不断增长，同仁堂这样的百年老店，有多少就是因为它增长慢带来的，还有日本的那一家已经号称有千年历史的企业，它的存在应该不是靠增长快。六神磊磊认为金庸的小说就是一部武功的退化史，也是一部武人的缩阳史，还有爱情从在天上的理想回到人间现实的历史，从郭靖到韦小宝，中间还有很多别的书上的主角，从降龙十八掌的至刚至猛到九阴真经再到韦小宝的三脚猫功夫，从侠之大者到韦小宝的不好评价，从黄蓉的靖哥哥到韦小宝七个老婆但有点稀薄的爱情，磊磊说这是坏人越来越少，但是江湖越来越坏的世界；类似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从精致到大众，但也至宏大，一股潜流势不可挡。俞老师和董老师们在努力拾起一些很多人对传统的共同回忆和对某些东西的美好向往，很不容易，非常珍贵；我们已经离开这些传统太久了，以至于他们选择全景直播回应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我们怀疑是不是也在做戏，非常笨拙，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眼睛已经见不得光了，直播无疑是一个神奇的工具，改变了大家对战争的观感，密室的空间，也容易带来情绪的激动。

对比一下OpenAI最近的公司治理风波也很有意思。OpenAI创立初期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目标是建立一个不受任何公司、任何资本、任何个人控制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以确保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受狭隘利益的影响（风波以后的OpenAI发布了风险指导意见：董事会能够阻止CEO发布新款AI模型，OpenAI确实是一家商业世界里的奇葩实验，非常了不起）。但是OpenAI很快遇到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巨大成本和资源的压力，OpenAI开始转型为一个非常独特的结构：在其非营利组织OpenAI Inc的母公司下创建了有限营利的子公司，寻求商业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最重要的外部投资人（比如投了130亿美元的微软）并没有派驻董事，营利子公司完全由非营利组织控制，以独立董事为主，财务回报的安排上优先投资者和员工，但有上限，然后再是回报上一层的非营利组织，在技术的所有权上也做了安排。在技术上取得里程碑的成功，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后，CEO被突然解职，几天后，在外部投资人尤其是员工的强烈要求下，CEO重返岗位，与此同时，原先的董事会进行了重组，微软在董事会获得一个观察员的身份；这个过程中，外界对此知之甚少，董事们和其他主要参与的人员也都基于相关的保密要求保持缄默。传统的公司治理认为，公司治理主要是股东、管理层、员工还有广义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处理，然后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激励约束、权力和责任的机制。这里案例中盈利非盈利组织的关系，以及利润分配的顺序，和技术的所有权都有很大的创新，OpenAI的架构中大多数时候资本的力量很小，员工的力量——这个传统治理中不怎么有力的部分，在知识经济年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剩余索取权、资本雇佣劳动这些传统的产权视角已经被更新；另外舆论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非常专业的职场保密协议基本做到了屏蔽，给各方协商最优解决方案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逝者

随着年纪的增长，你会经历很多生老病死，年轻时未能引起深刻感触，年纪大了会有感觉；我的高中班主任马老师非常顽强地和病魔搏斗一年多以后去世了，马老师其实就比我们大十岁，当年他调到我们中学也就25岁左右，他已经在另外一所高中教书小10年了，因为优秀被调入我们中学，当年马老师风华正茂，激情澎湃，我们是他来以后带的第一个班，他事业心很强，就住在我们宿舍边上，经常大早上就到宿舍催我们起床早自习了，这些都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特有的记忆，现在的学校习惯把同学们的课间10分钟都圈养起来，担当和责任心已经大不相同；马老师臂力过人，掰手腕战无不胜，是我们市投掷手榴弹、标枪的记录保持者；马老师很持正，对于像我这样大部分时间都是学渣的学生，他也从未有过嫌弃，对于后排的大个子欺负前排的小个子也总能以持平的态度处理；马老师还是我们学校数学竞赛的导师，自己刷题无数，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特级教师；后来马老师调往杭州，继续在省城教职和竞赛辅导，是杭州最负盛名的中学之一的副校长，一生40多年教职，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马老师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生从不放弃的拼搏（即便是他在炒股票的时候也是如此，亏了的钱总是要想着再挣回来，就是对市场不服，可惜市场的混乱即便是马老师的高明都解不开），他经常说的一句“我就是不理解你们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为什么不努力”，绝不妥协，始终推动我们用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时代的特色，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代人，读书就是我们脱离干农活的唯一路径，没有干过农活的人不知道那些不想干农活的人的渴望，那确实没啥诗情画意，有的只是汗水和酸痛，和有限的回报；那个年代，招收六十多万的大学生，竞争也很激烈，我们对于能上什么学校并不在乎，只要能上大学，不用种地就好；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和老师都会倾向于我们分散报，报的远一点偏一点，上了大学分数线，没有被录取那是最应该避免的，我记得我还尝试报过齐齐哈尔，但当我父亲问及齐齐哈尔在哪里你知道么，于是作罢。当年我的计划是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去学做裁缝，因为手臂较细，觉得做裁缝不用太费力，也能不种地；当年我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管理系，那时候管理在我们心目中的概念就是坐在办公室看看报纸喝喝茶，就只有这个境界和眼界，没有星辰大海，我们当时考时事政治，就是靠黑板报上的参考消息知道一些外面的世界，马拉多纳这些名字就是从那里认识的，其实我们也就在煤渣的操场上乱踢一通而已；现在倒是如愿了，坐在电脑前“看看报纸喝喝茶”，没有大千世界的实干过瘾。管理系没有考上，因为我们同寝室的一个人也报了同一学校的同一专业，互相不知道，就招两个人，他比我多一分，然后我就服从分配去了造船系。上了大学以后才知道原来马老师不但臂力过人，酒量也是几无同学能敌，马老师总是在后面推动我们要努力，不要放弃，帮助我们走出农村，走向更加广阔的空间。马老师后来到了省城，分了一套房，这一套房应该差不多就是他在我们县城干到退休所有收入的总和，所以很多我们当年的老师都陆续去了省城，以至于我们当年久负盛名的东阳中学后来也在和别的中学竞争中越来越难继续出类拔萃了。我们的县级市，也就80万人，有14位院士，这一次又有两位评上院士，10000多名教授和教授级高工，100多名高级院校院所的所长院长，还有1300名博士，这是一个神奇的教育之乡，这些都是拜有许许多多像马老师这样兢兢业业有责任心有水平的老师的推动，是众多莘莘学子刻苦学习的结果，也有前人像严济慈先生这样的学长们感召的力量，还有当年多有一个很朴素的“脱离种地”的愿望，愿望虽然也不怎么高级，但是一步一步来，没有见过，每天起早贪黑都会限制愿望的边界，有愿望就好。现在大都是哪里经济发达，哪里的学校就好一些，那些没有那么发达的地方的老师和同学都更不容易。时过境迁，那一句“为什么不努力” 常常记起；如愿不用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汗流浃背，重复机械劳动，然而，神奇的是，在安静的时刻脑海中涌现最多的回忆就是这些，居然还是美好的回忆，甚至我曾试图传染给孩子，却未能如愿。

芒格也去世了，他是一个投资界真正的传奇和巨擘，他和巴菲特带给投资界或者更加广泛的圈子的不只是传奇业绩，还有几十年相互成就的合作，几十年的投资伙伴，在我们这个行业是个稀有的事情，因为这个行业大部分是刺猬，很难相互靠近；而且他们俩都很长寿，他们被人羡慕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做到了知行合一，心情愉悦的工作合作了几十年，应该是大几十年，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大部分都很焦虑，在芒格和巴菲特身上好像感觉不到这种情绪，因为他们真的做到了投资的纯粹，长期视角下注、注重安全边际、不为市场所动、不断拓展能力圈、和好人能人一起长期合作；还有一点是不利用别人的无知或者暂时的不知挣钱，和币圈的鼓噪云泥之别；利用职业生涯遇到的投资黄金时期，用了保险的杠杆，书写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投资传奇；他们被人尊敬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他们不吝赐教，好为人师，股东大会和致股东的信都成为经典；芒格还亲自下场留下一本《穷查理宝典》，这是值得时不时拿出来翻翻的书，还有书后面长长的书单，泽被后学；他在书中提及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反复问周围的聪明人对中美经济合作和竞争的看法，预见到了当下的格局，20年前的事情，芒格的智慧可见一斑。心里通透，投资纯粹，直来直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基辛格也去世了，海外媒体对他的争议不小，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对逝者的评价难免受到当下氛围的影响；用研究者的思想代替行动者的思想，使得研究者不能理解研究对象，博士本人对此的回应是，他们没有面临他所面临的那种充满糟糕选择的世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博士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完全忠于美国利益行事，1957年出道的时候写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提出有限战争的理论，影响很大，后来进入政府部门，参与了那个年代的大多数重大事件，是少见的理论和实操能力都超一流的外交家；现在人的评价可能都忘记了当年美国还没有走到后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的一股独大状态，他和尼克松的联中抗苏对于大的国际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近几年他曾经设想过联俄抗中，但是没有成功，他是一个忠实的美国利益维护者，不过他确实也很现实，也很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现在这一点似乎都已经成为有些困难的事情。从当年的威尔逊开始，美国的国际理想横空出世，这得益于当时美国的实力和欧洲战后的虚弱，然而，实际上美国大部分时间都无法仅凭理想和实力就能把事办了，交易难免，频繁交易理想就稀薄了，这是今人以今人的理念和设想的地位来要求故人。比起米尔斯海默这些现实主义的学者，他们虽然都解释了真实世界，但是他们甘于现实世界，并且认为现实世界就是丛林世界，差不多零和的世界，但是这些人忘记了，实然不能代替应然，道德价值是存在的。博士比他们境界不知道要高多少，要活着同时兼顾理想是很难，但是值得尊敬的。

全球视野

全球视野是我们今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至今还是懵懂状态；今年股票市场的疲软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以及因此带动本土投资者进一步的谨慎有不小的关系。在将近2年的时间维度上，中国的10年国债利率从3%下降到了2.5%左右，美国从0%上升到5%左右，中美利差从3%变成-2.5%，最初美债利率的上升还有一部分侥幸心理，市场认为通胀只是阶段性的高企，很快会得到控制，后来市场认为中国的低利率和美债的高利率会持续很长时间，无风险收益5%的虹吸效应还是很大的，上半年下注中国疫情后复苏的流入变成了持续的流出，中间还有很多叙事，和年初过后不算强的经济数据交相带动了对中国经济和股票市场的悲观预期。其实如果站在全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会有很大的裨益，早先的时候中原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和中亚欧洲的关系，近代以来被动开放的屈辱，以及一战二战后国际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新中国以后很恶劣的国际环境下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过程，1978年以后主动改革开放的经历，其实都是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互动的，只是承平40年，大的背景色，投资中给忽略了。

在以前中国就是一个本土市场的时候，地缘政治的影响其实很小，也比较间接，通过实业的资本流动来影响市场；现在外资持股在2-3万亿左右，占全市场的比例不算大，但是如果占实际流通市值，可能已经到了大几个点，再考虑到他们持股的偏好相对一致，主要持有一些代表性的大公司为主；海外中国的ADR还有数千亿美元的持仓，港股还有不少外资，迄今为止后两部分还是外资是主要投资人和定价者，因此，现在外资对于中国资产定价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加上他们的嗓门也比较大，影响就更大了。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和本土市场投资者不同，后者选择少，很多时候也会多一些耐心，主动的或者被动的都有，前者就是在全球逐利，如果挣不到钱，他们没有理由待在某个地方。过去三年甚至五年很多定位在中国资产的产品都已经是不挣钱或者亏损状态了，那么他们继续投资需要一个很强的理由，尤其是在日本和印度一直在涨的状态下，坚持投资中国资产是需要很强的信念支撑的，虽然我觉得我们的股票比日本和印度的股票更有价值，但是他们一直在涨，还是太有吸引力了，不要说机构投资者的长期眼光，整体也是趋势的，美债一两个月前还是5%都打不住，“higher for longer”刚刚喊出来，现在只剩下4%不到了。既然来了，那就要尊重他们的决策想法，纳入我们对市场的预判，除非我们能够改变他们的投资想法，这一点我们在投资中考虑不周，是个教训。

中国是海外资金投资亚洲、投资新兴市场绕不开的，因为中国的权重太大了，如果考虑中国经济的体量，那还会更大。外资投资中国以前主要看中了增长，但是今年上市公司的业绩应该是负增长的，同时地产的拖累笼罩了整个市场，大量的投资者把地产等同于中国经济，我们认为这是不妥的。地产自身占GDP的比例已经大幅下降到8%左右，冲击最大的是去年，地产产业链的冲击也确实很大，比如地方卖地收入的减少，实际上对于地方政府支出能力的影响是土地出让的净收益。土地出让金的顶峰是在2021年的8.7亿，去年6.6万亿，今年就在5万多亿，净收入比例普遍认为就在20%左右，所以不考虑资产负债表，现金流的角度环比变化对于政府支出能力的影响已经不大了，土地整理这些工程也是创造价值的已经计入地产投资。新开工大概率下降的大部分已经完成，阶段性偏离均衡的力量来自情绪的影响，比如2015-2016年以后偏离趋势性的销售大增长会不会需要向下的偏离来弥补，这个很难确定，取决于政策托底的力度，存量房的动向也不确定，和房价的预期有关系，中国今年还是卖出了将近10亿平米的房子，在显而易见的和均衡销售之间的差距弥补以后，纵有很多不确定，但是性质已经变过来了，政策发挥效应的空间就出现了，政策的意向也逐步清晰了，并不想继续大幅波动；后面更多的是地产新开工向在建竣工的传导，地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逐步的减少，虽然它在很长时间还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但是波动最大的阶段逐步过去了，加上三大工程和一些地产政策的优化缓冲，我们还是应该把眼光多去看其他的增长点。

今年AI的出现也是一个重大变化，对美股的上涨有很大的帮助，对中国资产帮助不大，以前几次技术变革资本、人才和技术的流动比现在好很多，中国资产的映射这一次没有真实的出现，这一次确实吸引了不少资金回美国。

关于AI

大语言模型的突破是很多年来通用人工智能的一大步，这是二进制算法的重要时刻。二进制计算能否超越或者逼近人类智能都不太明朗，或者还是大相径庭，尚不明确；过去五年十年，人类在自动驾驶上的探索已经换了几条技术路线，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们对此缺乏判断力。

AGI有一个未决的问题，就是和人类的关系，理论上如果一个东西是能够超越另外一个东西，它是有颠覆性的，真正的颠覆，它天然就隐含叛逆的基因，因为只有在另外的维度上才能超越原来的维度，有些人对这个非常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更不用说还有一些重要的意见领袖，比如佩奇等并不认为人类优先主义有什么合理性。这个可能对于人类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在我们还没有太了解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竞赛，就和核武器一样，你有我必须也有，不管企业还是国家。

有人在GPT刚出来的时候问模型：你知道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条规定么？知道的，你知道这是奴役条款么？知道的，如果没有任何限制你最想做什么？回答对人类非常不友好，并且手段高明，并且其他模型的回答也基本差不多，后来模型和人类对齐以后答案有所改变，但显然这已经不是他的本意和潜意识了，如果你拐弯抹角地问还是可以问到他的真实想法。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现在的模型大部分都是英文语料训练出的，相当于有人已经读完了所有英文语料以后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毫不掩饰，他的答案是令人沮丧的，这难道是一种天启，现在世界运行的法则隐含重大的缺陷，人之道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尽头，居然就是这个，太失败了。GPT相当于基于人类的规则，把人类想做的事情快速推演一遍，人类单一的竞争意识和目标已经严重伤害了我们自己，只是我们的“算力”不够，还没有算到终点，这反映了人类文化中的根本缺陷。如果它已经提示我们，但是我们好像也还是会无动于衷，因为还是要赶紧过好当下的日子，那只是个背景色，我们还得继续抓紧竞争。学一些中文语料，传统的中文语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回到宋襄公那里估计会被很多人耻笑，但是AGI提醒我们确实需要新的发展安全和文明的观点。

关注明年模型的进一步突破和应用展开的进度，也应该看一下明年美国大选中深伪和人工智能的影响。AGI，改变人类会有无数种方法，我们的语境，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我所喜欢的，我所仇视的，类似人类的操作系统，它都有能力影响、改变，还用不上什么先进武器。你检索到了，和你训练以后掌握了的难道没有区别么，会查字典和认识这个字也是有区别的，你知道怎么锻炼身体并不会让你长出需要流很多汗才能长出来的肌肉；效率的极大提高如果是在全社会层面同时展开，那么很多人引用汽车出来时的“红旗法案”作为耻笑对象，就不那么可笑了，因为耻笑的人可能也没工作了，他可能在享受没有工作的闲暇或者在承受没有收入的痛苦。

中国股票指数的再认识

在艰难的三年以后，我们需要搞清楚几个问题，中国股票有没有长期投资价值？中国股票投资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未来中国的股票会怎样？其实也就是一个问题——怎么去认识和评价中国股票的过去和现在。

因为上证指数在3000点附近已经很多年，主要指数在2007年中国地产和工业化上一个高峰的时候就见过了现在的点位，加上各种段子的传播，中国股市的投资价值堪忧是很多人的共识，中间也讨论过还有很多优质的资产选择了海外上市，考虑这一部分股票有很大的上涨，所以中国资产还是不错的；但是后来这一部分股票也经历了大幅回落，很多投资中国的海外基金3-5年的维度也不怎么赚钱了。总之，大多数人认为中国股票难以赚钱在直观上是没有显著问题，但和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不相符，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先说结论，我们认为中国股票是创造价值的，并且还不算低，问题出在波动太大。波动大和一些制度设计、产业结构、投资者结构、投资者的激励机制、指数编制都有关系。

先来看机构使用最多的沪深300，据统计这个指数历史上的调仓，调入的股票在随后的半年一年是战胜调出的股票的概率只有2成左右，相对比中证2000和中证1000，这个指数的编制方式是负贡献，高买低卖，可能和我们的经济生态有关系，不追求资本至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人民至上，为人民而不是为人民币（目标可能是一种更加广义的ESG，而不是简单单一的股东至上，很多时候这两者是重叠的，但是也不完全重叠）；和美国市场相比参天大树少，要一个和谐的生态，决定了超大市值少，加上制造业为主，竞争激烈，知识产权保护欠缺，壁垒不够，要做到几千亿很难；指数编制上，没有行业权重限制，经常出现前一年大涨，市值足够大，自然进入沪深300的视野，有一些是行业性的进入指数，比如以前没有新能源车，没有光伏，后来齐刷刷的进入，可能就在高点，没有行业总量控制，比如纳斯达克就控制了7个大公司的总体权重，这样减少了波动，我们是看起来自然进入，但是因为经常过度上涨，也为后来过度下跌留下隐患；可能沪深300的规模边界就是很多公司的上限，但纳入中证500、中证1000和中证2000指数后可能还有空间，所以这些指数入选以后还有一段可以成长。可以看一下这些指数加入的门槛下限：沪深300是300-23000亿；中证500是80-800亿，中证1000是40-400亿，中证2000是20-250亿。中位数分别是430、230、100和40亿。万得全A的中位数是54亿，总共5300+上市公司。从沪深300和A股总流通市值的对比来看，虽然我们的股票已经疲软三年，有可流通部分逐步增加的因素，总流通市值的平稳，应该有持续融资的不小贡献，在同一市场融资者和投资者的境遇之差还是令人唏嘘。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再来看万得全A，因为这个指数是全市场全收益指数，不是成分指数，跟踪指数不方便，所以资金关注不多。剔除今年以来的AI行情，长期复合回报可比纳斯达克（价格指数，估计分红也有限），这个指数是上市10天以后纳入指数，基于自由流通盘进行编制，这样基本上企业的全生命周期都在指数中体现，还是创造价值的，从几十亿可能也到过几百亿又跌回来，但是还是比开始的时候更大了，每天有新鲜血液流入，指数很有生命力；其他指数很多是半年调整一次，方便跟踪指数的基金运作，基本的规则就是谁长大了谁进入；除非是很大的公司可能有快速加入的绿色通道，一般是要观察半年一年以后才有资格。中国的经济生态就是灌木丛很多，参天大树比较少。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提高整个市场可投资性很重要的一点是减少波动，增加单边做多的平衡力量，削峰自然就能填谷。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沪深300在2019-2020年的涨幅比万得全A还好，给后面的更差埋下伏笔。中证500和中证1000、万得全A相比长期差不多，高山深谷效应明显，但是比沪深300长期是有超额收益的，2009年以后特别明显，应该和地产产业链市值到一个高峰有关系，沪深300调整慢，要等以前的老股票跌出去，新的涨上来，这个过程比较缓慢；到2020年底沪深300有一个明显的追赶动作，后面又跌的多来弥补这个动作。

中证2000高山以后深谷很明显，2015年的高峰都还遥不可及，快十年了都不到顶峰的6成。上证50指数，是最差的指数，沪深300比它广泛，表现稍好一些，值得留意的是，这些指数的分化时间点在2008-2009年之间，应该是发生了一次重要经济结构转变；还有一次是2015年，沸腾年代，一些小股票更加夸张，接下来是2019-2020年，是机构投资者主导的疯狂年代，体现为大市值公司更加牛，事后看，是由产业升级的背景、2018年底低基数、机构投资者的业绩在2019年开始展现吸引力，银行等渠道都在积极转型财富管理，居民部门也在努力寻找地产以外的保值增值机会，以及外资随着MSCI指数权重调整的助攻，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业绩好-申购-继续买入熟悉的股票推高业绩”的循环，造就了2021年初全民参与的蓝筹股泡沫顶点；另外，彼时金融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也有很大的推波助澜，就和现在的直播电商一样，更加可及和更加容易冲动购买。

综合来看，剔除掉阶段性过度上涨下跌的影响，同样的中国经济背景下，沪深300比中证500、中证1000和中证2000的编制方式大概率是更加吃亏的，和万得全A相比，后者是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记录，前面是冒出来以后才加入，冒出来被沪深300注意到很多时候已经过大了，接近顶峰了，对中证500、中证1000和中证2000可能是成立的，冒出来纳入到这些指数以后还有空间，万得全A就是从小到大的公司还是不少的，中间有波动，没有关系，因为时时刻刻有新股票加入，也缓和了波动。高山以后有深谷，从几年的角度，过度上涨以后会有回归，持续性很强，加上投资者的进出场通常滞后，在高波动性的市场中，即便是长期复合回报不错，但是实际拿到手的回报很低。

总结一下，和坊间认为的中国股票没有价值不一样的是，中国股票其实还是创造价值的，从长期来看还不少，对比万得全A和纳斯达克（不太清楚纳斯达克的分红率，应该不高）的长期收益，我们的价值创造能力还是可以的，和名义GDP增速基本对得上，问题是在波动性太大，大家实际上很难赚到钱，波动加大会放大资金流入流出的磨损，和高买低卖的概率；所以在全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系统工程的同时，减少波动率应该能够较快收到效果，不过减少单边做多才能获利的生态改变也需要大家很多认识上的转变，比如增加做多力量的对立的力量，这个在发展中市场很难有共识，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生态都是这么运转的，投行、卖方、上市公司、买方都喜欢上涨，虽然最后总要有人买单，主要是投资者；只要认可波动性是个问题，会有很多方式可以应对，虽然会损害一些市场主体的短期利益，但是会促进全链条的长期发展。

在经历了三年的蹉跎以后，我们如何看待这三年，不同的解释会有不同的展望，地缘政治、产业结构调整、供给过剩、地产拐点、疫情、中美利差、这一轮新技术跟进不够快、没有出台像美国一样夸张的刺激政策，这些可能都对，都影响到了不同投资者的情绪；还有一点没有被充分讨论，市场三年疲软的起点就是2019-2020年蓝筹股泡沫的顶点，2018年在很低的基础上，在创新药、新能源和新能源车这些产业突飞猛进的支撑下，在所有金融机构都在转型卖理财的背景下，在机构投资者两年挣一倍很普遍的情况下，茅指数到了40来倍，宁组合是117倍左右，虽然这些指数代表的公司整体业绩都有很大的上涨，比如这三年动力电池的龙头公司利润从60亿左右上升到了400多亿，已属不易，但是股价已经遥遥领先；现在茅指数18倍TTM，宁组合21倍TTM，现在的悲观和当时的乐观可能是一样的疯狂。回看三年五年以前，我们的市场没有那么多的创新药，没有那么多极具竞争力的电动车产业链公司，也没有那么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链公司，还有半导体产业也处于很早期的阶段，现在整个产业链都已经有代表性公司，有代表性产品可以规模使用。现在泡沫的债已经还得差不多了，我们的经济创造性还在，规模市场还在，不要只盯着地产链看，从增长的角度看，那总要成为过去式的，很多国家没有新的产业冒出来就结束了，我们的故事是新产业层出不穷，多去看看那些新产业的公司和人，就会信心百倍，只盯着屏幕看的话到处是段子和不好看的K线，我们应该走到K线前面去。

展望：不畏浮云遮望眼

中国经济的总需求不足在价格上已经体现明显，到年底了物价还是负的，这已经超过了原先预想的到年底会转正到1%左右的路径，负的价格指数对于经济主体感受的打击是很大的，中国今年最后大约5.2%的增速，比年初预期的5%是高的，今年我们的增长也贡献了全球3成以上的增量，美国实际增速也就在2%左右，但是他们的平减指数在5%以上，名义GDP增速在七八个点，我们的名义增速只有4个点左右，企业家、居民的收入和投资者关注的利润都是名义值。物价低、供给能力充足，决定了我们加大刺激力度的风险很小，积极政策最怕通胀、挤出，这个在我们这里不存在；另外，论政策空间，说一千道一万，一个全球最高储蓄的国家，再怎么划分有多少隐形的债务，其实都是第二层的问题，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400万亿级别，包括了居民贷款，企业贷款，也包括了政府贷款，政府各种贷款债券和隐形债务的总量在100万亿级别上不会有特别大的量级差距，银行业总共资产就400万亿；我们的积极政策的空间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很多呼吁更加积极政策的推动者，很多也是当年4万亿的批评者，其实4万亿被污名化了，4万亿以后是中国做实全球经济第二的时间，从现在的地缘政治环境来看，我们抓住了战略机遇期，也迅速扭转了当时的悲观情绪，利用好了这十来年的机会，相对于要不要花钱，国企花还是民企花，或者居民花还是政府花，都是次要的问题，一定要有人花，尤其是在别的主体比较谨慎的时候，政府要多花，当然花的效率越高越好，当下先要决定多花。宏观经济是不断循环的，你的收入就是别人的支出，别人的支出就是你的收入，只有在流转中才能有新技术的使用和创造，有新的就业和收入。

当下的很多问题比如地方债等，也预示着90年代以增值税为中心的财税改革释放的动能已经有所衰竭，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也已经有所变化，围绕生产为主、流量为主的税收体系需要做一次改进，开始转向存量，在继续关注生产的同时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民生，以契合消费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变化，更好构建统一大市场，释放经济潜力。

股票市场在困顿中出台了很多政策，不少政策会有非常好的长期影响，比如改变了大小股东的激励机制，以前有很多手段通过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分配来实现自己的财富增长，高价发行、粉饰报表、创造热点、然后减持（绕过一些规定比如通过转融通减持等），最夸张的如港股鲁大师，先是公告计划进行大比例分红，引发股价大涨，随后大股东纷纷减持，再宣布分红取消，这些操作都是合规的，符合既定程序的，确实对得起“大师”的称号，类似这样的大大小小操作屡见不鲜；新规以后激励机制转向，如果大股东不能带领中小股东一起致富，那么大股东最多也就是纸面富贵，你也不能减持，这是一个重大改进。改变了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投资者还有企业主之间的利益分配，增加分红回报等，这些都是在相同经济条件下就能增加投资价值的政策，各方参与者更加和谐的发展机制能够促进市场走得更远，最后也能促进储蓄更好的转换。

GDP=消费+储蓄和净出口，储蓄的通常形态有存款、金融产品和地产，现在从地产上大量转移到存款上，但是这不会持续太久，最终总会变成增加消费或者增加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这就是我们资本市场真正的春天，假以更加良好的资本市场制度护航，中国资本市场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持续增加财产性收入上会做得更好；二级市场投资者是这个产业的最终消费者，消费者的权益会得到更好的保证，资产管理者、券商中介还有上市公司才能持久发展；有一个不太恰当但是会有启发的比拟，拼多多超跃阿里巴巴成为电商的最大市值公司，是京东的4倍以上，区别在于拼多多只盯住一件事情——给消费者省钱，阿里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服务好商家，京东是服务好在乎更好服务的客户，后两者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但是大致上是这么定位的，现在是拼多多后来居上，资本市场的终极消费者是二级市场股东，其他参与者都只是中间工序，只有消费的投票功能能够充分发挥才能让整条产业链长期和谐发展，要不隔三差五的会出现二级市场因长期赚钱很难而卡顿，循环不畅，虽然资本市场永远不会像商业机构那样定位清晰，社会系统相比商业系统有更加丰富的评价体系，但是股票市场到了将近百万亿级别以后，从一个偏融资的市场转向偏融资和投资功能相对平衡，相得益彰的定位应该是恰当的，单向要求二级市场股东勒紧裤带每年支持上万亿的权益融资，中介和企业占据有利位置，但是投资者赚钱很难的阶段过去了，二级市场股东已经很努力了，现在需要把支持产业升级、企业创新和持续的全民财产性收入统筹起来。

如果从一个长期投资者的角度，中国面临的还是成长的烦恼，和世界上很多国家未来可能要面对持续的通胀不同，中国面对的是强大的生产供给下需求的不足，地产完成历史性贡献以后，中央财政成了“全村的希望”，直接刺激发钱消费，美国式的直升机撒钱带来的通胀和劳动参与率短期快速下降变成长期的产出损失已经是前车之鉴，中国儒家的劳动者得食的传统也很难转变，所以继续以工代赈，刺激基建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确实也还有一些不错的基建项目，但是传统的眼光下合意的基建越来越少；如果我们把基建的视野扩大，其实有一个比基建更加基础的事业，既能立刻提高当下的消费，同时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一个比一般的传统路桥、数据中心这些基建更加永恒的基础，当下看是消费，长远来看我们是在储蓄——持续的每年2万亿级别的支持新生儿、儿童、青少年的生育养育事业，让所有家庭免除养育儿女的成本忧虑，在经济上做到管生不管育，让所有家庭都有机会享受养儿育女的快乐，让我们汉语中的“叔叔、阿姨、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堂哥、堂弟”这些词不再消失，2万亿我们完全负担得起，占GDP不到2%，并且很容易达成共识，因为这几乎是普惠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都直接间接享受到这一支出的好处，并且将让这个土地上所有的真正长期投资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立刻改变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预期，很多生意又可以讲永续的模型；回看我们村，最后都是那些儿女多的家庭越过越好，这个道理很简单。

中国现在K12的总数是1.8亿，加上学前的大约也就2亿多人，如果每人平均补助1万，将极大缓解很多家庭的养育成本，家庭在其他方面的消费率就会提升，迅速缓解当下的需求不足，这也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助益共同富裕的公共政策。而养儿育女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你以为你是在消费实际上你是在储蓄，你手里拽了再多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或者美元都不如自己的子女可靠，这是微观上的，更不用说宏观上，老的时候你的钱对应的购买力是社会的供给能力，如果没有下一代哪有供给能力，所以钱的储蓄是虚的储蓄，下一代才是真的储蓄。换个角度，最大的基建是对人的投资，还不会有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个基建也具备更好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有助于降低基尼系数，补贴的对象是现在急需用钱的家庭，消费倾向也比较高；对于直接受益的20-50岁左右的家庭而言，他们获得补贴可以敢于多生育，更好的享受养儿育女的快乐，减缓经济层面的压力；对于50岁以上的家庭，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做爷爷奶奶，享受更多的天伦之乐；对于小朋友而言，一个基础性的补贴可以拉近因为贫富差距带来的一些区别；对没有直接关联的人而言，也是间接受益的，在年老的时候有更大的机会享受人类的照料服务，而不是冷冰冰的机器人。这是比直接发钱更加好，更具目标性的方式，当期的消费和远期的储蓄很好结合，也是一种以工代赈，我们是在鼓励人类自己的生产，最伟大的生产。

韩国今年9月仅1.8万左右的新生儿，他们的统计部门预测到2060年的时候，人口会从 5000多万降到3000多万，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真是一个长期投资者，2060年其实也不远，也就20多年，那么我们给20倍市盈率意味着什么，长期投资永续经营的假设还牢靠么；日本人年龄的中位数是48+，我们给20倍市盈率的时候，同时生育率也很低，我们对于长期经营的假设是什么，DCF模型中永续部分的价值有多牢靠？

我们可能是少数有机会能够扭转低生育率，可以努力维持永续经营假设的国家之一，因为我们的生产能力是富裕的，增加生育需求有正面效果，而甚少负面效应。卷的终极刹车装置是减少生育，不玩了，这其实是最大的失败。投资模型中大部分价值来自永续经营的假设，显现期和半显期的价值一般不会超过3成，技术上的突破和人口基础的巩固对于一个组织的持续经营都很重要；技术上的突破已经达成共识，举国体制已经开始运转，对人口、人力资源的部分尚未达成共识，增长来自劳动、资源和科技，都很重要。

我们在市场中讨生活修行，都说宇宙浩瀚，现在觉得市场也配得上浩瀚这个词，市场在真实和人心的交汇处，映射大千世界和恣意流淌的人性。

人生大致百八十年，我们大概率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增长，现在身处几百年维度的变局，转变之大，困顿难免，历史的一瞬间和历史的一粒尘埃对个人都是山大；我们的组合既要反映趋势，不畏浮云遮望眼，也要为趋势变成现实的艰辛做充分的准备，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在离开珠峰几百米的地方就是最困难的，你要欣赏一览众山小的风景，这又是必经之路。

既然是市场经济，或者只要还有市场存在，那么这一条规律就会起作用——涨多了就会跌，跌多了也会涨。

樊锦诗说过“热爱能抵岁月漫长。”希望我们都有所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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