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印记”里的北京抗战岁月
王宁的小孩刚满两岁，还不会说话，他从外地来北京旅游，带着孩子参观了展览并且拍照记录。“我帮她记录，以后我会用照片告诉她我们都去过哪里，把曾经看到过的文物和历史故事都讲给她听，让她明白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珍贵和幸福。”
9月16日，秋日午后的宛平城内，三三两两的老人聚在一起，或下象棋或闲聊，静谧而悠闲。
而在城中心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下简称“抗战馆”）内，“烽火印记——北京抗日战争主题片区特展”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出。
残破的黑灰色钢盔，见证了保卫卢沟桥的惨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萧克的报告手稿，记录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挖建地道所使用的提灯和妇救会积极分子为伤病员熬药的药罐，是中国军民团结一心抗击日寇的最好证明；在平北抗战中牺牲的29岁团长白乙化，留下了珍贵的手写备忘录……
据抗战馆史学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韩亮介绍，从今年3月初到4月中旬，工作人员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实地踏访了北京120多处抗战纪念设施和遗址遗迹，拍摄了1.1万余张照片， 3300多分钟视频，为展览积累了大量素材。而最终展出的200余张照片、50件（套）珍贵文物，记录着那段如血的抗战岁月。
位于北京西五环永定河边的宛平城，是我国华北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两开门卫城。长640米，宽320米，总面积20.8万平方米。黑灰色的城墙有7.18米高，把整个宛平城包围着。
宛平城内，一条东西走向的双向单车道是城内的主道路，道路两边种着高大的绿树。阳光洒下来，路面树影斑驳。城内保留了许多四合院和平房的古朴建筑，临街的房子依然安装着刷过红漆的木门，门上还有金色兽首样式的门环。
午后的宛平城内，路边树阴下，有四五个老人围在一起下象棋。小超市的门口，三五个邻里聚在一起闲聊着，老人们坐着轮椅纳凉，十分悠闲。眼前惬意的景象让人很难想象，85年前这里曾爆发过激烈的战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对宛平城进行猛烈炮击，城内民宅大部分被炸毁，位于城中心的县署成为重点攻击区域，沦为一片废墟，宛平城成为抗战历史的见证地。新中国成立后，1984年，宛平城进行翻新重建。1987年，在县署的原址上，修建了抗战馆。
在抗战馆左手边的专题展厅，正在展出的，就是“烽火印记——北京抗日战争主题片区特展”。
韩亮是抗战馆史学研究部的副研究馆员，负责展览筹备的历史资料研究。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此次展览共分成三个部分，这样划分是考虑到北京在抗日战争中独特的历史地位。“首先它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地，也是纪念地。同时，北京也是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北平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抗战文化资源和深厚的红色基因。展览通过多种多样的抗战遗址遗迹和纪念设施，讲好北平抗战故事，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第一部分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地核心展示区，包括卢沟桥、宛平城、平汉铁路卢沟铁路桥等。卢沟桥战斗示意图用红色和蓝色分别代表29军和日军的营地位置和进军方向。卢沟桥战斗示意图旁，一面玻璃墙里，摆满了关于卢沟桥事变和宛平城的文物。文物的后面是一张宛平城门的背景照片，背景上写着“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负责此次展览陈列设计的抗战馆展览陈列部副研究馆员韩小昆告诉新京报记者，在核心展示区文物展示的背景墙面上，还增加了宛平城墙的元素。黑色的城墙砖铺满玻璃柜以外的墙面，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第二部分是抗战纪念设施重要展示区。据韩亮介绍，为举办本次展览，共考察了北京市内重要抗战纪念设施66处，本次展览中展出20处，包括15家纪念馆和5个纪念设施。“经过挑选后被展出的纪念设施是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比如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等。我们尽量找在当地最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当地抗战特色的纪念设施，也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吸引更多游客去北京各地的抗战纪念地参观学习。”
第三部分是抗战遗存重要展示区。此次展览共收集到抗战遗址遗迹99处，其中25处重点遗址遗迹被展出。韩亮表示，这25处遗址遗迹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北平抗日斗争中的政权建设、文化抗争，还有国际援助等多个元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展示了北平人民抗日斗争的光辉历史。
全民族抗战爆发地核心展示区的一面墙内，摆满了“卢沟桥事变”的文物。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残破的黑灰色钢盔。抗战馆革命文物部副研究馆员陈亮负责此次展览的文物收集，据他介绍，这种钢盔形状比较扁平，盔沿较短，又称飞碟式钢盔，是29军一种标志性的穿戴，也是馆内的“镇馆之宝”。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周进发表的《抗战烽火燃平郊》提到，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变，中国守军29军将士奋起还击。第29军军长宋哲元任命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总指挥，协同29军副军长佟麟阁做迎敌准备。7月28日凌晨，日军突然在大炮、飞机的掩护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南苑发起进攻。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领壮烈捐躯，约5000名官兵牺牲。
陈亮推测，钢盔可能是激烈的战斗中被砖石沙土掩埋，战斗后清理战场没有发现，而偶然遗留下来的。
1985年，在修复宛平城城墙时，钢盔被挖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17枚子弹。深埋在地下48年后，原本军绿色的钢盔几乎变为深褐色和铁锈红。
一个可以穿过子弹的小洞位于钢盔的前额正中间，头顶部位有个椭圆形大洞，其余部位还有多处破损。“钢盔上哪些是经过战争后留下的痕迹，哪些是土壤腐蚀的，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坑坑洼洼的表面，足以说明当时战斗的惨烈。”陈亮说。
钢盔的右下方，是一张第29军的司令部委任状。白色的纸张上残留着泛黄的水渍，红色的章印有些模糊不清。
委任状的主人是第29军37师110旅第219团第3营第10连连长孔宪全。他曾在长城抗战中立功，1934年被升为炮兵连连长。
然而，他却认为炮兵离战场前线远，于是他以“自幼习武，要带领步兵战友上前线杀敌”为由，主动请示调往步兵连。
宋哲元被他的精神感动，1935年4月1日，颁发了这张委任状。两年后，当日军入侵宛平城时，委任状成了生死状。孔宪全在夺取铁桥的战斗中，一马当先率部冲锋，不幸中弹牺牲，实现了“战死沙场”的诺言。他所在的第10连共120人，保卫卢沟桥的多次战斗中伤亡70人。
在“卢沟桥事变”的文物中，还有两件首次展出的“特别”文物。
其中一个是一张写着英文的明信片。白色的明信片上，钢笔的字迹已经褪色变浅。
这些英文记录了美国人麦克对卢沟桥事变的直观感受。1937年7月7日战争发生后，麦克先从北京逃到了天津，13日，又继续逃亡上海。
他在明信片上写道，“我正在从天津去上海的火车上，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很幸运的是，我们逃脱了。”
“从他的表述，侧面反映了当时战争肯定是非常恐怖、非常激烈的。”陈亮说。30年前，中国学者罗云毅在美国小集市上发现了这张明信片，把它收藏下来。回国后，罗云毅带着孙子罗浩然把这张明信片捐给了中国抗战馆。罗浩然还在上小学，是年纪最小的文物捐赠者。“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传承，让孩子感受到当年战争带来的一种冲击。”
首次展出的还有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
《伦敦新闻画报》是1842年的英国周刊，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周刊。随着报业的衰落，由周刊改为月刊和双月刊，最终于2003年停办。
《伦敦新闻画报》的图片是由一对旅居捷克的中国夫妇吴文忠和王巧收集的。陈亮说，从2014年开始，吴文忠王巧陆续把从海外收集的关于侵华日军的照片、地图、画报、军票、明信片捐给纪念馆。
后来，夫妇俩购买了《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7月到9月的合订本原件，邮寄到抗战馆。
合订本中包含12本画报，里面有大量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图片，为了突出展示效果，展馆通过多媒体电子屏幕的方式进行展示，选择照片进行扫描和整理，最后形成多媒体的形式，让观众可以仔细翻阅观看。
其中一张照片中，身着白衣的中国谈判官正在被一根绳子从腋下吊着，慢慢从城墙上滑下去。韩亮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为了防御，宛平城的东西门被封。东门彻底封死，西只留了只能过一人的小口。当时日军想派代表进城谈判，中国守军坚决不让进入。于是，中方的谈判代表用一根绳子固定在腋下，托住上半身，从城墙下去与日军谈判。
还有一张非常清晰的29军抗战士兵的真实影像。黑白的照片中，一个士兵坐在长条凳上回身望向镜头，人很瘦、很精神，单眼皮的，微微笑着。他的右肩背着多条子弹带，还有一把大刀。
看到这张士兵的照片，韩亮心里有些波动。“照片上的士兵其实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可能年纪比我大或者比我年轻。当你逐渐看清楚一个人的脸，再思考这场战争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光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名词，或者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参与的历史事件。”
这名士兵的身前还有三四个装束一样的士兵。他们的模样被留在了这张照片里，但他们的名字，以及卢沟桥事变后的去向，就无从得知了。
在抗战纪念设施重要展示区，平西抗日战争馆的文物展柜里，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萧克的报告手稿清晰地展出。
在泛黄的纸张上，边角有些残破，能清楚地看到文字被修改和涂抹的痕迹。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北平沦陷。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开始挺进平郊，将在冀察、冀热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立足点首先选在了平西。
据韩亮介绍，平西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是保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屏障，也是向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发起进攻的跳板。同时，它还是连接平津地区与陕甘宁边区的秘密交通线。后来建立的冀东、平北抗日根据地，实际上都是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巩固之后，才有的下一步的战略设想。
抗战馆党委书记、馆长罗存康2021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北平抗战》中记载，1939年1月初，萧克等人率领部队向平西进发。1939年2月7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野三坡正式成立，萧克任挺进军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
到达平西后，萧克一直在思考，如何扩展冀热辽广大地区的抗日力量，如何将平北、平西与冀东连成一片协同作战。
根据整体抗战实力情况和敌我力量的对比，萧克认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这三块根据地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共同发展壮大。
为此，1939年11月，萧克在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开展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报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批准。
在萧克的带领下，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平西、平北、冀东终于连成一片，真正变成“三位一体”，形成三大块互相邻近、人口达320万的根据地。
据陈亮介绍，1990年，萧克将关于冀热察工作的报告手稿以及军委给萧克的回电抄件捐赠给抗战馆，并说，“这些东西放在我手里意义不大，放在纪念馆不但有利于热心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同志们，更有利于教育青年一代不忘战争灾难，鞭策他们发愤图强，中华民族强盛了，才能不受外来侵略。”
在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区，有两件反映冀东抗战的典型文物，分别是挖建地道所使用的提灯和妇救会积极分子为伤病员熬药的药罐。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焦庄户原为800多口人的村庄。1939年，四十出头的村民马福秘密入党，成为村里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和中国北方许多农村一样，焦庄户也把白薯（地瓜）当成重要的农作物，为了储存白薯，家家都有地窖。受此启发，马福把各家的白薯窖连接成暗道，最终实现地下出村。后期经过多次改造，焦庄户地道成为“四能地道”，不仅能藏、能走，还能防、能打。焦庄户成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安全可靠的堡垒。
于是，冀热辽14军分区卫生处第二所搬到这里，附近的伤病员也到这里来疗养，村里经常住着几十个伤员。一有敌情，大伙就把伤员抬进地道。
在文物展柜里，为伤员熬药的药罐，因为被使用太多次，白色的罐体已经被深棕色的药液覆盖了。
陈亮说，当时整个冀东地区的很多伤病员都来焦庄户养伤养病。仅1944年，焦庄户村疗养的伤病员累计就有五六百人，数量相当庞大。
由于年代久远，提灯的金属支架已经变得锈迹斑斑，透过灯光的玻璃外罩蒙着厚厚的一层灰，显得十分陈旧。
陈亮说，就是这个普通的油灯，即使发出的灯光很微弱，却见证了村民们无数个昏暗的光亮下夜以继日地挖通地道，见证日军扫荡时村民躲藏的背影，以及在地道内被村民和妇救会积极救治、照顾的八路军伤病员。
在平北抗战中，白乙化为团长的十团功不可没。从北平抗战最初的“一二九”运动开始，白乙化一直活跃在抗日救亡的前线。
而在抗战纪念设施重要展区里，白乙化历史纪念馆在很显眼的位置。
据陈亮介绍，白乙化曾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1935年，他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担任总队长兼军事教官，为学生们阐述军事理论、军事战略等问题，被誉为运动中的“虎将”。
毕业后，白乙化全身心投入抗战工作中。因好穿白衣，指挥作战灵活机动，得绰号“小白龙”。
1939年年底，白乙化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第十团是有名的“知识分子团”，初建时是由180余名大中学生组成的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们能识文断字，可以帮助老百姓做很多文化方面的工作，比如教老百姓识字，帮老百姓写个信，这些帮助是很有用的。他们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名声，人家都亲切地称他们为‘老十团’。”陈亮说。
白乙化的手写备忘录整齐摆放在展柜里。纸张只有手掌那么大，记录了他在抗战工作中的心得感悟。
备忘录里白乙化写道，“建立政治据点，集体领导、跟从指挥，行动起模范作用。不戴他人帽子，发展组织的总方针。在伟大中艰苦学习，诚恳学习，虚心接受同志的批评。”
陈亮解释说，“虽然说得很短，但是能感觉到他抓住了很多要点。知识分子有时候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批评，他就告诫自己要接受别人的批评，不要认为别人是大老粗。”
牺牲前，白乙化留下一段笔记。“不要坐等机会，积极活动，不失时机的去找好机会。相持阶段，树立胜利信心更重要。外线活动内线巩固，统一计划分散战斗，先集中后分散。”记录下的很多东西，都体现了白乙化具备优秀指挥官的战斗素养，所以虽然只有短短的几页，但它是国家一级文物。
白乙化的枪法被公认全团第一。他曾经在指挥平西娄儿峪战斗中，用步枪3枪击倒3个日军旗语兵，第4枪将日军指挥旗击飞，使日军指挥中断。更令人称奇的是，白乙化还用步枪击落了一架日军飞机。
关于平北根据地还有一件正在展出的文物，就是平北军分区政委段苏权写给十团的团长白乙化、政治处主任吴涛、参谋长才山的一封工作指示信。1941年，当时平北根据地已经处于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为了进一步工作，1月6日，平北军分区的政委段苏权写了这封信。
首先，段苏权对十团表达了充分的肯定。信上写道，“你们那种咬牙的精神是为人敬佩的，在恶劣的环境和困难面前，不叫苦不喊怨，继承和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段苏权表扬他们继承了红军的优良传统，这对老十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鼓励。
第二、三点，段苏权在信里诚恳直接地指出十团存在的弱点。“个别同志存在个人英雄主义。”陈亮提到，因为十团多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打仗脑袋瓜很灵活。但有时候仅仅靠自己，脱离工农还是不行，所以段苏权就批评他们，不能夸大个人的特殊作用，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要注意不能忽视群众的力量。“所以段苏权的批评是一语中的。”
第四点和第五点，段苏权对十团的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布置，指明了十团的发展方向。他要求部队趁着冬季进行整训，要充实编制，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第六点，段苏权对第十团解决一些补充问题，包括调配干部补充新战士，还有调拨军费弹药，都进行了一个妥善的安排。
这封信写于1941年1月6日，然而不到一个月，2月4日，白乙化在指挥密云马家营伏击战中不幸牺牲，年仅29岁。
经过白乙化等战士们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和平郊人民的努力，到1941年，平郊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平郊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有力牵制、消耗了日军兵力，直接配合了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斗争。自1938年—1945年，平郊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与日伪军作战4200余次，共毙伤俘日伪军4.6万余人，为战略反攻夺取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如果没有先烈打出去的一拳，我们这一代要受百拳。”看着展览中的文物，正在参观的王宁对新京报记者说，“现在中国强大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活在和平的年代，真的是先烈为后代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王宁的小孩刚满两岁，还不会说话，他从外地来北京旅游，带着孩子参观了展览并且拍照记录。“我帮她记录，以后我会用照片告诉她我们都去过哪里，把曾经看到过的文物和历史故事都讲给她听，让她明白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珍贵和幸福。”
（麦克、王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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