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于家庭的中年女性，需要一个带锁的房间
文｜肖楚舟
迄今为止，你住过多少个房间？多少个房间足够概括你一生的故事？考德威尔夫人的答案是四十个。
《四十个房间》是俄裔美国作家奥尔加·格鲁申的小说。书名来自一个有趣的数据，据说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搬家十一次，也就是大约要装潢四十个新房间。考德威尔夫人从俄罗斯的家搬到美国的学生宿舍，从单身公寓、男友的公寓住进丈夫保罗买下的豪宅，她经过的房间浓缩了一个女性一生的重大选择。
“房间”对女性来说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伍尔夫把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当做女性独立写作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掌握话语权、获得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个房间必须是独立的，带锁，她可以随时关上门，这样才能集中注意力创作真正的作品，才算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精神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伍尔夫觉得在起居室写作的简·奥斯汀都算不得真正的幸运，因为她只能写不需太多专注力的散文和小说，而不是诗歌或戏剧。
《欢乐颂》剧照
我们距离伍尔夫的时代已经有一段距离，女性作家笔下女主角们也越来越敢于走出她们的房间，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仍然被她所处的物质环境塑造。房间是一种狡猾的存在，是童年的庇护所，是独立的象征，也可能随时变成囚笼。当获得房间不再是问题，新的问题又浮现眼前：我们真的能找到自己最想要的房间吗？走进房间以后，我们还有勇气走出房间吗？
格鲁申在访谈里说，故事的灵感来自于她自己的一次搬家。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格鲁申没有余力思考房子以外的任何事情：寻找新房子，出售旧房子，打包，拆包，装修，椅子、窗帘、地毯。按照时间推算，那时候她刚出版她的第二本小说《一线》，差不多四十岁，于是她决定写一个“女艺术家变成郊区家庭主妇的故事”。
她在这本书里创造了一套“房间记忆法”，“我意识到有些房间是快乐的，有些是悲伤的，这与它们的形状、大小或光线照射完全无关——我们居住的空间是由我们对内部发生的事件的记忆强烈定义的。”如果有哪个房间最能代表一个人的自我，那无疑是卧室。故事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里都有不同的卧室，女主角在那些房间里记住的事情，比如让谁进入房间，让谁离开，如何在房间内独处，也是她在不同阶段的首要追求。
《都挺好》剧照
少女时代的卧室挤满了野心勃勃的同龄人，他们在房间里讨论诗歌、文学和新闻理想。那个房间简洁、清苦、自足，只有一扇没有风景的小窗，她却喜欢把那里想象成一个满是窗户的房间，每一扇窗子都意味着一种通往未来的可能性。也是在那个房间里，她在和男友接吻后掏出了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宣布离开。那个时候，她理想的房间不必有具体的形状和地址，重要的是能在不同的房间之间迁徙。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必须学着为自己选择房间，争取使用房间的权力。这是个有点残酷又令人兴奋的过程，因为每一次对房间的选择，都是为自己在社会权力结构选取一个新位置。
初到美国，她描写的第一间房间是大学图书馆隔间。她在那里享受前所未有的知识自由，也被贴上“苏联女学生”的标签，开始放弃母语用英语写作。大学宿舍本来是她的精神乌托邦，但在大学毕业前路未定时，她忽然意识到宿舍房间就像过家家的沙盘游戏，自己从未面对过真实的生活。她在宿舍焚烧自己的诗稿，却触发了烟雾报警器，此时男友走进来帮她关掉了水阀，她决定搬去和男友同居。讽刺的是，不久后他们的决裂也是因为房间：女孩偷偷延长了房间的租约，违背了两人一同离开这座城市的约定。男孩关门离开，奔向自己的音乐家道路，她独自留在了房间里。
房间也是表面光鲜的诱捕器，贸然进入别人提供的房间可能意味着放弃一部分自我。毕业几年后，在昏暗的地下室艰难谋生的女主角，在追求者保罗的公寓吹到了久违的微风。她开始为自己的选择疑惑，麻痹自己，“如果住在这样的地方，或许也能活得更久吧？到那时，你就会敞开心扉，原谅自己犯下的过错、恶意的许愿，还有一路走来曾经误入的歧途。”
可惜的是，自从成为考德威尔夫人，新鲜的房间越来越少，她也不再在居所以外的地方活动。小说的叙事视角也忽然从第一人称“我”变成了第三人称“考德威尔夫人”，她变成了某人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故事的第四部分“现在”一共写了二十个房间，全都是考德威尔家宅邸的一部分，可这里不再有“我的卧室”，只有和丈夫共用的“主卧”。主卧里发生了什么晦暗不清，标题为“主卧室”的那一章只有一句话，“此等悲伤同样无以言表，只是沉默更加久长”。
城市里的房间很多，有时我们会在对新房间的追求中忘记一件事：选择一个房间意味着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决定了你把自己放在何种位置。那些听起来琐碎的实际问题，比如窗口的风景，房租高低，要不要与人同居，放不下的家具究竟扔掉哪件，背后都是对生活自主权的分割和取舍。
考德威尔夫人的房间越来越大，书本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诗稿也不见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间是，在新家宽敞的厨房里，她用孩子的磁铁拼字玩具在冰箱上拼凑诗句。丈夫不知道她写过诗，一把打散她的句子，拼出一句“我爱你”。她想走过去拥抱他，怀里的孩子哭了起来，磁铁掉了一地，她看着它们，觉得它们像被汽车撞死的动物横尸在马路上，而自己正在清理事故现场。她把磁铁收回了盒子里。几分钟里，她放弃了诗歌，放下了浪漫，屈服于育儿，熨平了自己。
《心居》剧照
保罗是个能干的丈夫，他不断升职加薪，买下更大的房子。考德威尔夫人的房间越来越多，她的主卧甚至有了衣帽间和健身房，还有家庭影院，但过多的房间却稀释了她真实的自我。她无处不在，又哪里都不在。在新装修的育儿室，设计师告诉她应该锯掉窗外的大树，因为会遮住孩子们的阳光，她只是片刻地想起，“在平行时空的同一地点，站着一个跟她十分相像的女人，……那个女人透过书房的窗户向外远眺，正在思考接下来要写的新诗。它将会是一首长诗，背景完全设定在一棵古老的大树上。”转眼，那棵树就被砍掉了。
考德威尔夫人比简·奥斯汀和伍尔夫都要幸运。她早早拥有独立的房间，也有踏出房间的自由。公平地说，没有人在这个过程中激烈地阻碍过她，意见不合的男友只是独自离开，保罗只是礼貌地邀请她共度一生，父母支持她继续接受教育。究竟是什么，让她在四十个房间里迷了路？
格鲁申提出一种解释：比起男性，女性更容易陷入精神与肉体无法两全的境地，男人不会因为与生俱来的生理功能而背上影响长远的代价，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区别。考德威尔夫人对育儿这件事从怀疑到痴迷，只经过了三个卧室。在婚后的第一间公寓里，离预产期只有三周的她还在为生儿育女疑惑，对保罗感慨，“你越是了解世界对你的要求，就越是会陷入这些模式、规则、惯例之中，而你的经历就会变得越发平凡，你自身的独特性也会越来越少”。到了第二座豪宅里，她已经开始主动地想要多生一个孩子，再多生一个，有时候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婚姻，有时候是为了让上帝保佑她患病的父亲，有时候她只是把生活的意义寄托在孩子身上。
《亲爱的小孩》剧照
另一种解释是，无论男女，我们都被对空间（或者说物欲）的无止境追求绑架。能说考德威尔夫人的才华是被婚姻磨灭，被责任扼杀的吗？恐怕不行，她是心甘情愿地被触手可及的巨大空间诱惑了。每当丈夫提出换个更大的房子的时候，考德威尔夫人都在心里反对，在她成长的世界里，“珠宝的价值用故事而非克拉衡量”，而一间更大的房子意味着更多家务，意味着她离诗歌和创作更远。但她在踏入豪宅的那一刻投降了，眼前是货真价实的舞厅、花岗岩料理台、大理石台阶和枝形吊灯。当选择真的摆在眼前，她发现自己无法为了虚无缥缈的梦想抵挡世俗享受的诱惑，她开始和丈夫一起想象在门廊上挂一只秋千。
在这个问题上，书中唯一清醒的是考德威尔夫人的管家西蒙斯夫人。丈夫保罗的父母去世，老房子被拍卖，只留下一堆古董家具，考德威尔夫人精心布置的起居室要让出来摆放这些家具。女管家西蒙斯夫人看着堆积如山的家具忽然朝女主人发难，“要知道，你是放弃了时间才换来现在拥有的一切。被你迎进生命力的每一样新东西都会反过来蚕食生命……你拥有的东西越多，你的时间就流逝得越快……最后，你就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遥远而坚实的事物了。比如上帝，比如死亡，比如诗歌。”
汪民安在《论家用电器》里用一种颇有洞见的隐喻手法分析了现代家庭空间对人的剥削：“人们现在不顾一切地卷入到空间的争夺中。就家庭内部而言，空间不再是它的外壳，而变成了它的目标。事实上，家庭空间的建立现在变成了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人们都明白，家庭现在是根据它的居住空间来下定义的。空间占据着家的重心意义，外人对家庭的首次探询总是从空间“大”“小”着手。在家庭内部，幸福只和面积相关，情感退回到了空间的帷幕之后，婚姻关系附属于空间关系。人们在培育一个家庭，与其说是培育一个和谐的夫妻关系，不如说是培育和扩充一个宽敞的居所。”
《加油妈妈》剧照
在故事越来越沉闷的结尾处，发生了一个梦境般的场景。此时这对夫妻已经生育了六个孩子，婚姻沉寂得像座坟墓。在一个深夜，这对很少同时在卧室出现的夫妻同时失眠，在厨房的吧台相逢。两个人谈起往事，保罗回忆起自己当初爱上妻子的理由：因为她让他感到遥远和特别。他自觉是个平平无奇的人，也渴望人生中有些某种超越性的存在，梦想着或许娶了她自己就能变得特别，结果就连他也发现，似乎总有一部分她不在这房子里，自己寄托在她身上的梦想落空了。在漫长的妥协和自欺欺人中，他们都被这个华丽的房间禁锢了。
很难不把这本小说和格鲁申本人的经历相对照。格鲁申1971年出生于莫斯科，童年在布拉格度过，曾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和莫斯科国立大学接受教育。1989年，她得到美国埃默里大学奖学金，前往大洋彼岸接受本科教育，成为第一个在美国攻读四年制本科学位的苏联学生。她是不拘一格的职业女性，在爵士酒吧当过服务员，也当过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翻译，在世界银行工作过，最后在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及收藏库当编辑。
2006年，格鲁申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苏哈诺夫的梦想生活》，大获成功。评论家对她第一本小说的评价也可以用在2016年写成的《四十个房间》上——它与个人生活的灾难产生了共鸣，苏哈诺夫没有出路，也没有回头路：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出路。时间会见证这一点。
如果把《四十个房间》当作一个女性受到社会结构性压迫、无法实现自我的故事，又把它看得太简单了。格鲁申并不一味批判考德威尔夫人的选择，在一次次提起考德威尔夫人的梦想时，她也在质疑，考德威尔夫人梦想中的那条路真的走得通吗？所有为梦想牺牲的东西真的都微不足道吗？
格鲁申故意制造了一种笨拙的氛围，用英语而非母语替考德威尔夫人写诗，因为“不希望她的诗糟糕得可笑，也不希望它毫无疑问地漂亮”。当文学之神质疑考德威尔夫人对永恒不朽的追求去了哪里，她冷静地告诉他，多年后再回顾，她已经忘了自己写过的诗，那些她曾经自以为无与伦比的诗句，不过是“关于修女、天使和魔鬼的顺口溜，读来拘谨乏味、歇斯底里、毫无新意。”
放弃不朽，安于平凡，这样的人生也非全是坏处。当天神询问考德威尔夫人对自己的人生是否满意。她告诉他，“跟我当初期待的不一样，但是结果依然很好。我相信，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拥有这种人生——待在屋里的人生”。她已经不再被年轻时那种幽闭恐惧症困扰，而是融入了这种生活，学会了珍惜渺小的事物，甚至承认“那些被我们误认为渺小的事物其实都是重要的”，比如圣诞节清晨一个孩子幸福的笑脸。
格鲁申的婚姻生活像平行时空的考德威尔夫人，谈不上美满也谈不上超脱。这位聪明的苏联女学生在读本科期间结婚，不久离婚。很快又进入第二段婚姻，和丈夫达成了协议，暂时辞去哈佛大学图书馆的编辑职位，抚养孩子并继续创作小说，如果写作不成功，她可以回去工作。在《四十个房间》出版前后，她和第二任丈夫分居。或许只有走到人生的这个阶段，她才敢于对自己经历过的选择做个总结——她为自己闯荡过的房间骄傲，也为失去的房间遗憾。
格鲁申把《四十个房间》形容为一本关于选择的书：是选择走一条平凡但可能通向幸福的路，还是走一条不寻常但通向未知的道路。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我们无法把所有选择都归于外界的结构性压迫，也不能一味地美化未选择的那条路。更多时候，我们的选择只能算在自己头上，是基于现实利益、自我认知和世俗幸福的精明计算。
格鲁申希望她的读者超越性别的差异去看待这个故事，而不是将它理解为陈词滥调的“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两难选择”。从雄心满满的青年妥协成为平凡的中年人，这是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的故事。考德威尔夫人最终提着行李走出了房间，站在阳光灿烂的门厅，但结局的描写似乎在暗示她是提着箱子走上了天国之路。答案是残酷的，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也没有回头的机会。至少在我们拥有过的很多个房间里，如果真的有一间能让你找到精神的宁静——无论它是书房、厨房还是卧室，那也算是给了自己一个还过得去的答案。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实习生、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