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种业全球化竞争，种子县见证过狂热与混乱，也生发出市场与秩序。
彼时丁绍文的种子经纪生意已颇具规模，但他儿子的首选，却是去当地小学当一名体育老师。
县领导对种业“富士康”的定位并不满意。上游是研发、选育，中游是制种，下游是市场、营销，尽管建宁种子名声在外，但很难吸引来上下游环节。
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责任编辑｜吴筱羽
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拥有最了解水稻种子的人民调解员。
一片60亩的水田，被划成大小两块，先后种上两个品种的杂交水稻制种组合。
不同组合之间需要隔离，以避免花期重合串粉，长出不合格的种子。种子经纪人王寿（化名）打算以时间换空间，等到别人的第一批组合种下后二十天再播种自己的第二批，刚好错开花期。
王寿是第一年当种子经纪，或是经验不足，或是心存侥幸，他没采取更稳妥的做法——留出更长的间隔期。结果气温异常，第二批组合长势迅猛，花期重合了。
这是2020年初的一起纠纷，建宁县溪口镇高圳村的两户种子经纪人，为此到该镇司法所寻求调解。
建宁是国内最大的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全国超过10%的杂交水稻种子产自该县，溪口镇又是当中制种历史最悠久的乡镇。
一颗杂交水稻种子在种下地之前，要经历众多环节：实验室里选育、组培，挑选合适的父本、母本试种测产，通过筛选的组合，大型种业公司会通过各种渠道分发到农户手中，并在几个月后回购制成的种子，再卖出去。
流程和工艺繁复，上下游牵扯的主体众多，纠纷也就纷繁复杂。
过去四十余年，位于产业中游的建宁种业江湖，形成了一些化解纠纷的惯例，地方政府将其吸纳成文，写入地方管理办法，好比是这片土地的“种业宪章”。
那起发生在高圳村的纠纷，“宪章”有条款与之对应：“因两个不同制种组合造成的串粉情况，采取割小留大的原则，被割制种田补偿标准为1800元/亩-2000元/亩。”
王寿的田保留了下来。他承认自己计算农时有误，愿意承担80%的赔偿，纠纷由此平息。
建宁地处武夷山脉中段，村庄被丘陵、山脉和溪流环抱。1970年代以来，杂交水稻种子逐渐遍布这里的田野山川，同时也塑造了县乡的规则与人情。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种业全球化竞争，种子县见证过狂热与混乱，也生发出市场与秩序。
不同于可以自行留种的常规稻，种植杂交水稻的农户每年都要购买新的种子，这意味着长期连续的信任，也为秩序的生发提供了长期主义的土壤。
九成农户参与制种的建宁，在2022年5月拥有了最懂种子的巡回法庭，9名常任工作人员都稔熟于杂交水稻制种，其中一名法官的父母曾是制种农户。“我没有在法庭上被当事人质疑不懂制种。”建宁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潘华东工作已近三十年，如今分管这个专业法庭。2018年，一家建宁种子合作社和多位在邻县包地制种的建宁农户发生纠纷。近年由于县内制种面积饱和，越来越多农户到周边区县，甚至邻近的江西省包地制种。涉事农户将合作社诉至邻县法院，合作社在上诉时指责“一审法官对于杂交水稻制种的专业知识根本没有了解清楚就随意判决”。合作社所说的专业知识，是指根据制种时间不同，分为“早制”“中制”和“秋制”，他们认为法院混淆了中制和秋制，将合同对秋制田约定的保底条款套用在部分中制田上。“秋季制种存在各种较大风险，因此才约定保底。”上诉人在庭审中解释。但事实上，双方仅签订了一份秋制合同，合作社也无法证明其所称的中制田包括哪些部分，因此其上诉被二审法院驳回。在种业巡回法庭，合同订立不规范是较为普遍的问题。“有的甚至没有订立合同，有的连制种类型、时间等主要内容都约定不明，一旦产生争议就没有个标准。”潘华东说。不规范的原因在于，目前杂交水稻制种的末端仍然依靠数以万计的家庭农户，合作社与农户订立的合同中，许多未明的内容依靠口头协议，这为日后的纠纷埋下隐患。
福建省建宁县人民法院种业法庭的法官在田间与农户交流。（受访者/图）新生的巡回法庭采取派驻法官和巡回审理相结合的形式。在潘华东看来，巡回法庭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审理多少涉种案件，而是实现溯源治理。“比方在合同订立环节就为当事方提供咨询，指导种业公司和合作社提高规范化程度，就能有效降低诉讼数量。”潘华东透露，2019年以来，该院共审结涉种案件47件，诉前化解三十余起。涉及农户的种业案件，标的通常不大，但分歧不小，同时农户参与诉讼的成本很高，调解员和常驻法官需要把握住双方心理和纠纷焦点，方能化解。2016年，濉溪镇某村村民张某承租了百亩农田，但撂荒多年。2022年，村委会要求与张某解除土地租赁合同，收回地块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用于制种，但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杂交水稻制种对土地条件要求严苛，不仅要看土壤、水源等立地条件，还需要周边的山丘能够形成较好的封闭空间。“这么大面积的可制种土地，在建宁也很珍贵。”潘华东说。2022年4月，张某尚在外地无法返回，种业法庭的法官对其背景进行摸排，有针对性地对赔偿焦点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地块得以进入改造。
“种二代”丁莲平35岁，父亲丁绍文曾是建宁最有名的种子经纪人，其经营的合作社管理着全国1%的杂交水稻制种面积。2021年，丁绍文去世，留下了几笔未收回的种子款——合作社会留给种子公司几个月账期，逾期账款是最大的经营风险之一。丁莲平将其中一家公司诉至法庭，标的额大约五十万元。“我们向这家公司送达了司法文书并做了释明，对方较快筹措资金支付了欠款。”潘华东解释，他当时希望这个案件能鼓励丁莲平继续从事制种行业。2009年，丁莲平大学毕业，彼时丁绍文的生意已颇具规模，但儿子的首选，是去当地小学做一名体育老师。直到参加事业编考试失利，丁莲平才转而接手父亲的事业，从技术员开始入行。制种业缺少年轻人，哪怕在建宁，也大多是“种二代”。跟种粮食相比，水稻制种效益更高，农户自耕每亩收益约三千元，但建宁户均耕地不足十亩，年轻人仅凭自家土地难以获得满意的收入。说起制种十年来的变迁，丁莲平最大的感受是“卷得厉害”。“十年前，我打几个电话就能把指标放下去。现在我们得去农户家里劝说，农户可以对比三五家，再做决定。”“三五家”指的便是种子经纪，他们对接不同的种业公司，带着不同的品种组合，开出各自的价格和条件。近十年，受常规稻种植面积反弹等因素影响，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呈萎缩趋势，制种则集聚到福建、江苏、四川等省份屈指可数的基地，竞争愈发激烈。据《湖北日报》2014年报道，松滋市王家桥镇曾是该省最大的水稻制种基地，最多时制种面积达2万亩，到2014年已萎缩至200亩。报道援引湖北种业专家分析，湖北种子公司九成以上制种产量已转移至福建、江苏等地，原因在于本地制种成本推高，风险较大，技术和机械化水平难以提高等。与此同时，建宁的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由2010年的5万亩增加至2021年的15.3万亩，约占全国的17%。但凡叫得出名的种业公司，都得到建宁来。丁莲平如今管理着全国近2%的杂交水稻制种面积。2022年6月11日，南方周末记者上门时，他的茶桌前围坐着四五位先正达公司的经理们。先正达是全球第三大种子公司，2017年被国资委下属中化集团收购，2022年投资2.15亿元在建宁建设水稻种子供应链创新中心。“制种”一直是建宁县领导的心结，他们对种业“富士康”的定位并不满意。在长长的产业链上，上游是研发、选育，中游是制种，下游是市场、营销，种业公司来建基地、放指标，种子一收割就运往外地加工、分销，尽管建宁种子名声在外，但很难吸引来上下游环节。随着国内制种面积愈发稀缺，建宁拥有了与种业公司谈判的筹码，多个种业加工、仓储和物流项目近年相继落地，这个农业县，也吸引到难得的工商业投资。
即使是世界500强，先正达要在建宁落地，也有赖于当地的种子经纪网络。这支一百多人的经纪人队伍，是建宁最引以为傲的种业发展优势。他们是外地企业进入建宁的经办人，也是农户口中指导其制种的老板，这一群体发轫于人民公社时代，也曾在市场化早期活跃在灰色地带。1976年，袁隆平宣布三系杂交水稻配套成功后的第三年，18岁的初中毕业生何火明因家中贫困辍学。秋天，他得到了一份工作，被县里派去海南学习杂交水稻制种，回来后可以成为人民公社的农技员。这是建宁第一次派出农技员队伍去学制种，前一年，县农业局派了三个干部到海南学制种，带回来的杂交水稻种子，已经种在了1976年的稻田里。“当时人民公社的农技员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是观测天气墒情和作物长势，负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教学。”建宁县农业局总农艺师余添发回忆，农技员大多是初中以上学历，在乡间已是凤毛麟角。这的确是一支潜力颇高的队伍。何火明回忆，他当时是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个，其他农技员日后大多转为公务员和教师，只有两人至今仍从事制种，其中一个是他——当年下海制种，他放弃了农技员的铁饭碗。事实上，1976年前后，全国种植水稻的县市都派队去了海南。如今的三亚市彼时还叫“崖县”，历史学家秦晖就曾撰文回忆插队期间参与杂交水稻制种的经历。也是在1976年，秦晖插队的广西某县派人去海南学习，次年便在各村开展制种，却大多面临“花期不遇”——制种组合中的父本和母本是不同品种，要同时扬花并不容易。这也是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备受困扰的问题。由于失败率太高，秦晖所在的生产队干脆把部分用于制种的材料煮来吃了。在他的回忆里，当时组合中一种名为泰菲的品种非常好吃，以至于大家都想搞点来吃。何火明运气不错，从海南回乡后，他第一次制种就成功了。在何火明的印象中，那年风调雨顺，但初次制种的亩产只有三四十斤——这是当时的平均水平，他负责的制种田，只够为其所在的人民公社提供种子。产量的提高得益于一种名为920激素的出现——在建宁，即使不会制种的农村青年也知道920。920的学名为赤霉素，能够解决水稻不育系包颈的问题。在没有920的年代，制种农户得用手去剥开不育系稻秧的每一粒花苞，何火明至今回想起这项工作，仍感到艰苦和劳累。一篇发表于1985年的农业论文显示，当年贵州某山区县，每亩杂交水稻制种田需2-3次剥苞才能达到较高产量，由于费时费力，每亩剥苞需要花费15-20元雇工。这相当于当年贵州省50斤大米的统购价。到了1982年，黄坊乡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时，每一户农民都从何火明这儿学会了制种。五年间，建宁县共计派出了一千多人次前往海南学制种。
随着集体经济时代结束，由人民公社聘用的农技员处境尴尬，一名担任村支书的叔父邀请何火明回乡指导制种，他便离开了农技员的岗位，投身乡间种业市场。“如果不走，我现在很可能是退休的高级农艺师了。”何火明打趣道。在初生的水稻制种市场上，财富与混乱共存。稍上年纪的建宁制种人，都记得1993年前后那场种子炒作潮。当时杂交水稻种子的定价五六元一斤，但在黑市上能卖到15至20元。那一年，农校毕业的余添发刚到建宁县农业局工作。他回忆，“分田到户后，种业仍维持计划模式，由省里统一计划分配制种指标，层层下达至农户，指标外的制种在当时算是非法的。”然而，由于制种的经济效益较好，1990年代初期，建宁农户的制种能力已远超福建省下达的指标量，指标外的种子便流入黑市，成为这座农业县跨入改革年代最早的“大宗商品”——由于气候温和、水质优良和有利的丘陵封闭条件，建宁种子在当时已非常出名。诱人的利润触发了失序。47岁的黄勤建如今是建宁最大的农机经营户，他亲历了1993年的“种子热”。“当年我会帮一些江西的朋友在建宁收购种子”，黄勤建回忆，有的农户会将稻谷掺入种子售卖，有良心一些的会在稻谷掺进去之前先炒熟，没良心的直接掺着卖。炒熟的稻谷不会长出稻秧，买种的农户在意识到被骗后还能补种，没炒熟的则要到收获季才会露出马脚，令农户白忙一年。欺诈的代价来得很快。“第二年价格就猛跌下来，外面听到建宁种子都不敢要了。”黄勤建说。农资市场不比金融市场，一季劣质的稻种足以令上百户农民血本无归，并丧失继续种地的信心。市场也迅速生发出一套建立信任的机制——外地的种子商人在建宁当地寻找一个代理人，将制种的亲本交给代理人，由代理人负责对接和管理农户制种，并对交付的种子负责。何火明当上了最早一批代理人。“当时我们叫‘包头’，像承包工程一样承包制种任务。”何火明说，种子商会先跟包头谈好收购价，包头再据此去跟农户谈价格。种业计划经济的模式到2000年之后才改变。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出台，有资质的种业公司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包头”们的春天到了。如今，何火明仍经纪着500亩制种田，他生活的村庄一共只有两千多亩耕地。
福建建宁，农技员使用农机收割，与水稻种植不同，在杂交水稻制种过程中，使用农机更为困难。（受访者/图）从“包头”到经纪人，转变在于一纸证书。2013年，建宁县农业局对杂交水稻制种经纪人实行注册管理。21世纪第二个十年，高度市场化的种业早已挣脱计划的藩篱，来自全国各地的种子公司向建宁聚集。在经纪人紧俏的年头，500亩制种田每年能为他们带来数十万元利润，随着入局者增多，利润越削越薄，产量高了才能有十万收入。“懂制种、会制种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行也内卷起来了。”何火明笑说。
制种业的信息沟壑被填平后，经纪人的利润让渡给了农户。建宁的制种户，如今会在了解三五家经纪人开出的条件后，再做决定。经纪人竞争着在田埂上划出势力范围，使得田块越划越小，“原来一个村最多种三四个组合，现在多的可能有几十个组合”。何火明介绍，这让串粉的风险变大了。制种致富的逻辑也开始改变，经纪人难以靠信息差赚取超额利润，转而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规模扩张。黄勤建是这场改变中抓住机会的人。如今，黄勤建父子管理着四百多台农机，他的农机合作社服务过赣闽两省数十万亩制种田。这两个数字都是4年前的两倍。制种田相较普通水稻田较为特殊，通常在数行母本中间插一行父本。这为插秧、收割等机械化流程造成障碍，此外制种程序中授粉、烘干等特殊作业也没有现成的农机可用。1990年，黄勤建购买了小组第一台拖拉机。耕地是制种与普通种田最相似的作业环节，黄勤建的这笔投资小获成功，他在2002年购买了全县第一台收割机，彼时建宁还有相当的水稻种植面积，收割机的收益也很好。2005年起，30岁的黄勤建开始流转土地用于制种，并摸索在更多的制种作业中引入农机。2022年初夏，南方周末记者到访时，黄勤建正在做父本插秧实验。目前的常规制种中，只能用播种机播种母本，父本仍需靠人力插秧，黄勤建2021年实验了用插秧机播种两列连续的父本，但产量不佳。农机社的扩张同样受制于乡间的人情和规则。“合作社的雇员一旦学会就会离开单干，还会带走客户。”黄勤建诉苦，因此他改为采用合作模式，由合作社垫资购买设备，农机手以劳动入股，按比例分利，“让大家一起做老板”。这是他能管理四百多台农机的秘诀。机械化制种使种农得以走出建宁。据估算，建宁种农如今承包了周边区县超过20万亩耕地，带动周边县都成为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县。成熟的机械化和较少的人力投入也在吸引大型种业经纪人“亲自”下场。2022年，“种二代”丁莲平就在江西流转了数百亩制种田。“我想先尝试一下，未来可能就是我们要去自己当农民了。”丁莲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看没什么困难，无非是用工难这种普遍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