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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梁子:我拥有很过瘾的人生 | 财经影像·光刻系列之十五

对话梁子:我拥有很过瘾的人生 | 财经影像·光刻系列之十五

文化

16岁参军,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中唯一一名战地女摄影师并荣立二等功;战后摘掉英模桂冠悄然去了西藏,为驻守边疆的战士留存影像。脱下军装后,独自行走非洲大陆,真切感受非洲人民喜怒哀乐与生活习俗。她一次次“任性”地出走,是豁达与包容让她克服了路上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作品记录了不同民族人们的生活方式

梁子与非洲村民一起看录像回放。


访谈 | 杨浪
编辑 | 张碧雪
 

《财经》杂志联合“巨浪视线”,推出系列影像专题视频节目——光刻。文艺评论家杨浪陆续对话数十位中国摄影家。通过访谈回顾摄影家们的创作与经历,再现他们镜头下的高光时刻。

本期嘉宾摄影家、旅行家梁子。
 
  
杨浪:终于有一个机会跟梁子聊一下,咱们俩相识这么久没有正儿八经聊过天。
梁子:是啊,咱俩认识大概都有30年了,1993年第一次见面。
杨浪:记得在老山作战时期,听说有一个女人,出没于战场拍照片,很传奇。贺延光告诉我,“这是梁子来了”。
梁子:作战的时候是1986年,我当时是在青海省军区宣传处。
杨浪:老山轮战理论上没有你们青海省军区的事。
 

梁子在老山前线。

 

梁子:没有。但是当时要扩大新闻队伍,有一个人被派来招人。我一想,作为军人,尤其我是搞摄影的,生逢战争却没有直击,那是非常遗憾的。当然我也不是说刻意找战争去参加,只是正好遇到这么一场战事。
 

战争异常残酷,九死一生、惊魂未定的突击队员。

摄影/梁子

杨浪:一位女性到前线去得有多少麻烦。

梁子:还真因为性别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坎坷。我报名之后,负责的政治部副主任在电话里说“女的不要,女的麻烦得很”。我一听这话,就说我非去不可,较了一个劲,当时觉得他有点性别歧视的感觉。

杨浪:当时你跟着军部还是?
梁子:某师宣传科,轮战前五天去报的到。
杨浪:于是你就“流窜”到前线,成为了战地玫瑰。

梁子:我也不能拿枪打仗,最多就是拿一个手榴弹或者光荣弹。

 

战地医院手术中。摄影/梁子
 
杨浪:但是印象里没有见到你拍摄的老山作战的片子。
梁子:当时拍了很多照片,在报纸上也发表了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摄影圈里知道的人不多。打完仗以后,我在1987年进入了英模报告团,但我认为我不够格做英模,保送上学这些事情不是我应该享有的。如果人们老拿英雄来看待我,我一直戴着这个桂冠,非常不习惯,所以就打报告请调西藏军区,我是战后师里第一个离开作战部队的。
  
杨浪:你自己要求去西藏。

梁子:我自己要求去的,那个时候西北、西南都很缺人。临走的时候,我把所有在部队用的相机、镜头、附件、底片,放在了一个炮弹箱子里,完好无缺地交给了我们宣传科。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流水一流,流的这些底片就没有了。为这个事情我很伤心。

杨浪:摄影家最重要的就是底片。
梁子:我走的时候真的认为这些东西应该属于部队,属于军营,虽然是我拍的,但是它不属于我。
杨浪:之后的故事呢?

梁子:在西藏军区还是干摄影,两年之后就去了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读书,再然后去了国务院军转办的《中国转业军官》杂志。

杨浪:是的,那时候咱们俩就碰上了。当时我去主持筹备《三联生活周刊》,想找一个敢于突破的、遇到事儿能冲上去记录的摄影师,你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人选。

梁子:当时去三联是不够格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性格非常躁动,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哪儿都能去。人家都怕我这个大碗喝酒的女人,说话口气也很大,哭笑一点不掖着藏着,想说谁就说谁,看不惯就说。

杨浪: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跟几个投资人一起吃饭,那天你喝高了。
梁子:因为我太性情中人了。

杨浪:你非常不喜欢投资方那俩人,你喝高了,你抱着我说,“杨浪,你会毁在这两个人手里。”没过一个月,确实出事了。

梁子:可能是直觉。我经常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威胁感,但实际上我没那么厉害,这是我后来悟出来的。再后来我独自一人跑到非洲,在特别孤独、特别寂寞的时候,我会想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一点一点反思,人总得成长。

只身闯非洲

 

塔巴姆村的牧羊人。摄影/梁子
 
杨浪:你怎么就跑到非洲,去拍非洲的生活了?这也太传奇了。

梁子:第一次去非洲是2000年7月,在南非的国中国,一个叫莱索托的国家。我在塔巴姆村待了四个多月,拍到了一个艾滋病人,她临死的时候,躺在地上,我拉着她的手,我以为她要说你救救我,或者帮帮她的五个孩子,再或者是能不能给她点钱。总之,按咱们俗人想的是她会说这些遗言。她在垫子上躺了五个多月,骨瘦如柴,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她看着外面的天空,蹦出来的单词全是描写大自然的,比如河流、天空、空气,她向往的是跟大自然结合,我特别震惊。

艾滋病患者泰必斯(前排左一)人生的最后时刻。

摄影/梁子

 
杨浪:你做事雷厉风行,完全像是为实现自己的某一个梦想就去干了。
梁子:其实这之前也不是我的梦想,可能是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看过三毛的书,特别向往这种原始自然,我就想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生存的。
杨浪:你去莱索托,你去非洲的时候也就30岁?
梁子:30多岁了。

杨浪:我觉得太奇怪了,但是心里说“这家伙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去的?

梁子:那个时候的非洲,一个女人独自出游还是比较危险的,强奸、抢劫之类的事时有发生。尽管我当过兵、打过仗,但是你的强大外人看不出来,毕竟是一个亚洲人,所以我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我就琢磨着一定要想办法住在一个领导家,当地的人一看到这个领导可能就不会欺负我,不看僧面还看佛面呢。

杨浪:至少是个酋长。
梁子:当时不懂,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有别的官职,所以我就找合适的酋长,找了一年多。
杨浪:这是个有趣的事情,你想找就能找着呢?
梁子:非常困难,逢人就问。后来终于遇到一个中国台湾人,他曾经在莱索托待过,说可以引荐我认识一位酋长。
梁子:我就问他,这个莱索托是非洲吗?他说当然了,我说我去。然后就去办了签证,就这么简单。

杨浪:直奔酋长家里去了。

梁子:就住在酋长家,万万没想到,这个酋长是这个国家的皇叔,叫塞伊索(SEEISO)家族,你要住在塞伊索家,你就是国王家的人,所以到了那儿以后,很快他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巴丽萨·塞伊索,巴丽萨是花的意思,塞伊索是这个家族的姓。他们家太高级了,一个大别墅,有花工、有佣人,不是我先前想象中的样子。我就说我不想在这里待了,要求去他的老家,他就拉着我,还有他的司机,坐着他的皮卡,转了一天的山,转到了他老家的那个村子。他把我扔下以后,第二天就走了,他想我在那儿肯定待不了太久,一旦待不了,就来接走我。

这期间故事很多很多,这个村庄排挤外来人。刚去的时候,人们也会想办法考验我,比如突然说丢了多少多少钱,在此之前村庄从来没有来过外人,由于我一来,丢了50块钱。

杨浪:这真是设套了。
梁子:我就在想,我没有必要向他们澄清自己没有偷钱,只是把从首都带的卫生纸极其浪费地扯碎了,你的50块钱算什么?你看这就是我的倔强。
杨浪:这是个戏剧性的场面。

梁子:当我一个人处于非常陌生、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我必须要做到不卑不亢,你要欺负我,那肯定是不行的,我后来将近20年的时间一直秉承这样的心理状态。

杨浪:一个单身的亚洲女子跑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度,能够这样处理事情,你真是可以。
梁子:其实怎么说呢?我想找的东西,它真的特别特别不一样,但是又特别特别的相同。很多村庄吃穿用等风俗都不同,但最后却是殊途同归,因为人的生老病死、人的喜怒哀乐、人的爱恨情仇,都是一样一样的。
 
梁子著书《独闯非洲高山王国》。
 
杨浪:这一趟有了你的第一批的非洲影像,我现在书柜里还藏有你的第一本书——《独闯非洲高山王国》。基本上算是中国人深入非洲,拍到非洲最底层,非常生活化的第一批影像,在你之前应该没有人这样拍的。迄今为止,跑非洲你跑了多少趟?
梁子:不计其数,将近20年的时间。2019年那一年,我光埃塞俄比亚机场转机就去了九次,到后面就很疯狂了。

超越影像,以人为本

 
杨浪:后面是不是有资助,或者官方支持?
梁子:没有,从始至终都没有,我也不会要,这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和喜好,我不想被别人安排我的生活。跟钱也没有关系,就是保持着我自己的一种生存状态。

杨浪:保持一个摄影师的独立性。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是文化交流,还是探讨一种新的文明?

梁子:开始和后面完全不一样。刚开始去的时候,基本上是完成自己的一个喜好,或者是说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后来发现,这个世界太大了,我们认知的东西、了解的东西太少太少了。非洲这一大块,它的文化、它的部族、它的历史,它的饮食、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我们了解的都是太少了,我这20年,根本不足为奇。而且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趟非洲,非要深入实地。我就想至少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把它们记录下来,然后传播出来,感兴趣的人可以看一看,了解了解,不感兴趣的人也无所谓。

杨浪: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中国的摄影家和爱好者跑西藏、跑新疆、往老山沟里跑,也是试图扩展自己的视野,而你的目的地是非洲,一次一次地去积累对那片大陆上人民生活的了解。

梁子:这确实是我骨子里的一种向往,可能是受影视的影响,总觉得那片土地上的人跟大自然的结合、跟动物的结合,貌似比我们更贴近一点。

杨浪:但是也有一些中国人热衷于到非洲拍动物大迁徙,带有某种猎奇,而你一开始就走近最底层的老百姓,拍他们的生活。
梁子:我一开始也有猎奇,我觉得拍动物大迁徙或者拍部落的摄影师都很好,因为增长了你的见识,拓展了你的眼界。我的原则是,每一个独立的人,他们的生命都是不能代替的,独享自己的人生,他的故事都属于他自己。比如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每个人的故事都很精彩,只是需要你静静地去挖掘,静静地聆听。
 
塔巴姆村的春天。摄影/梁子
 
杨浪:你的记录超出了纪实摄影的方式,类似于社会学田野调查和生活观察的方式了。
梁子:因为在我接触这些人的过程中,影像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我就觉得在跟他们交往过程中,我们交换的是一种人生的故事和彼此之间的信任,从相识到后来成为朋友,后来成了半个亲人,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是人与人之间享受的一个过程。

杨浪:我想听听特别具体的故事,不是那种一到非洲去,脖子上永远挂着一个相机,永远在那儿搜求自己觉得异常画面的故事。

梁子:我第一次去莱索托那个村庄的时候,还时刻拿着相机,后来我到了红海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在厄立特里亚,三面环海,一面是沙漠。那是一个穆斯林聚居的地方,我进去以后拿着相机拍,男人和小孩都可以拍,但是女人不能拍。我当时特别不理解,我是怪物吗?怎么就不能拍照呢?之后我就不拿相机住在这个村子里,天天跟他们吃喝在一起,看了很多的生活场景,了解了很多的事情。

杨浪: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聊天。
梁子:对,特别关注的就是女性,比如说她们的纹面,还有她们的这个烟熏,甚至她们最大的秘密,比如每个月来月经怎么处理,等等。这些女性的画面我都不拍,相处一个半月后,我再拿起相机,她们不再拒绝了。

杨浪:现在想,这些影像具有特别珍贵的人类学调查的意义。

梁子:反正我去的这些村子还真没有什么外人去,你想我前面几本书都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写的,相对来说写的比较详细。但是时间还是不够,四个多月写一个村落,这四个多月不是4年、不是40年。
其实影像已经不重要了,人才是最重要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曾经去过南苏丹一个叫皮博尔的小村子,当时南北苏丹正在闹分裂。无国界医生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也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之一,都是冲在最前线的,包括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也门等等。我在皮博尔给这个组织拍摄。那时候,我在一个茅草屋外面,透过窗子看到一个人的后背,一丝肉都没有,除了皮就剩骨头的这么一个人。当时我眼前一亮,这样的画面太震撼了,我拿着相机,离他大约一米。我走到窗户底下,我的脚步声他听见了,他就回头看了一眼我,当我们四目相对的瞬间,我看到了他特别无助、无奈还有愤怒的眼神,因为他看到了我手里的相机。他弱得不能再弱了,就像濒临死亡的那一刻,我读到了他的排斥、他的无奈,但是又没有办法反抗,于是我放下了相机。在这个瞬间我感觉自己手中的相机像一杆枪,我在对着一个比我弱百倍的人,这不公平,我没有权利举起相机。我对他鞠了一躬,顿时他的眼神还有面部表情就松弛了,第二天就听说他去世了。

我去看他下葬,当地的工作人员把他的遗体放在一个小树林里,给他下葬,他也没有亲人。树林里埋了很多的死去的病人,没有碑,更没有墓志铭,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多大,也不知道他们这一生中都经历了什么。尽管没有人记住他们,但是他曾经真真正正地活过,他是一个人。

杨浪:你给我讲了一个惊人的、一个纪实摄影师面对被摄对象时候的新闻伦理的故事。
梁子:我觉得什么获奖不获奖、什么照片,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人的那种尊重,你这个相机算什么?我认为我这个就是冷冷的一个枪。
杨浪:这个故事让我很震撼,其实这是对人性、对人的尊重。
梁子: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活在这个世上都应该被尊重。在当时那样一个情况下,我是一个健康的人,并且我曾经是一名战士,就像一个手里有武器的人对着一个弱小的生命“开枪”,你想那种“杀伤力”有多大?那会造成什么结果?

武装自我,独自行走

 

杨浪:这是一个极致的例子,纪实摄影永远面对着人,面对着人背后的社会生活。我想到两个问题:第一是摄影、摄像手段需要记录者根据时代的变化、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另外一个问题,你经历过战争,又远行过非洲,你怎么面对死亡? 

梁子:我见过世界上最穷最穷的人的生活方式,真正的家徒四壁。死亡这件事,说实在的,每个人都不愿意,但是你又不可避免。随着人的经历慢慢增多,会把这个事情看得越来越平和,也就是说,这是你必须要经历的,比如我从A点到B点,我前面迈出一步是必须要走的,那就要想办法主宰自己的脚步,主宰你走的这条路的开始到结尾,当然最后的结尾咱也不知道是怎样离开这个世界的。

杨浪:这就是说,你已经建立起对生命对人生一种非常旷达的态度。
梁子:一步一步走,一定要修炼自己的包容度,把自己这颗心修炼得宽广一点。
杨浪:大家都认为你有非常强大的心灵,你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其实背后反映的是你对人生的态度,它影响着你的拍摄。

梁子:对,确实是这样的。我必须把自己武装起来,我当过兵,经历过战争,上过青藏高原,在我年轻的时候把它垫起来了,再加上火辣的性格,一个人在外面拳打脚踢,应对自如。

杨浪:没有人帮助你吗?向导得帮你背着东西吧。
梁子: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要完成三件事,比如说拍照片,另外还要拍纪录片,还有文字。
杨浪:都是一块干的,你怎么干得过来?

梁子:这边相机拍着,那边还要时刻准备着摄像机,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一体化的设备,经常相互牵扯。关键是还有文字,难度在于他们说的当地土语,要把它变成英语,然后再变成中文。

杨浪:你没有助手?这几十趟非洲都是这么干下来的?
梁子:没有,我能带谁?
杨浪:到现在为止你出了多少本书了?
梁子:第一本书是讲战争的,非洲的书有五本,阿富汗的书一本。从2000年到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这期间我去过4趟阿富汗,8次印度,去过20多次非洲。
杨浪:你去阿富汗干嘛去了?那可是个战乱国家,打了好多年。
梁子:我第一次去是2003年的2月。“9·11”事件之后,阿富汗就战乱了,塔利班结束了。

我就想看看阿富汗战争和我们当年的老山战争有什么不同。

杨浪:这种情况下你是去美国人占领的地方还是去塔利班占领的地方?

梁子:去的时候塔利班结束了,新的政府成立了。当时想要去拍战争中的女性是如何生存的,看看她们一天24小时是怎么过来的。

  

独特的女性视角

  

2003年2月,在阿富汗第一次拍摄的理发店的一家人。

摄影/梁子

 
杨浪:你有一个特殊的女性视角。
梁子:因为我也是女性。当时我在街上找女子理发店一间一间地敲门,但谁都不让拍。后来终于有一家店主,突然把我拉进去了,由于语言不通,我连她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就开始拍摄。这个女子理发店严严实实的,外面也没有招牌。
 

2009年第二次拍摄,店主女儿已能独当一面。

摄影/梁子

 

杨浪:她发现了你被之前的那几家拒绝了。

梁子:她看到我手里的相机了,把我拉进来,这个动作把我吓了一跳,进来以后,我看到有一个女孩儿正在剪发。我就把这些拍了下来,那是2003年2月,后来到了2009年8月,我又去了。我想看看这个理发店还在不在。我拿着洗好的照片找当地的向导,但是因为这些男的没有去过女子理发店,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只能是挨个问,好在问到了。我拿着相机到那个地下室,一眼就认出她来了,我把照片给她看,她也想起我了。我看到她的门店扩大了,是当地最大的女子理发店,我又拍了一些照片。在2013年我又去了,第三次找到她,这时候我们就像老朋友了,她说你老拍我,我给你化个妆吧,于是就给我化了一个特浓的妆。 

杨浪:按照他们的风俗。
梁子:送给我衣服、头巾,还有一枚戒指,还跟她拍了照片。
杨浪:这一点很神秘,女性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密码,跨越语言的障碍,实现沟通和交流。

梁子:我觉得要看我这个角色怎么做,你首先能不能从内心真正尊重人家。

杨浪:听你的故事,我想到绝大多数中国的纪实摄影家们,他们都拍得非常出色,他们关注着中国这片土地上过去几十年来发生的变化。国家走向开放,走向世界,居然有一个女性摄影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出国门,数十次游历欧亚,执着记录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生存状态,这是你非常特殊的价值,更是中国纪实摄影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梁子:你过奖了。
杨浪:刚才说到的摄影、摄像手段,我记得从《房东蒋先生》开始,这是我看的你的第一部纪录片,也是20年前了。我非常惊诧地发现梁子还能用这样的视觉方式讲故事。

从摄影到摄像

 

纪录片《房东蒋先生》中的主人公——蒋先生。

摄影/梁子


梁子:对,我跟蒋先生斗嘴斗了半年,但最后我离开那个房子的时候,我也很伤感可惜。其实那个片子就是因为不懂才形成的,到最后获奖我都不知道它哪儿好。
杨浪:那是你的第一个纪录片。
梁子:对,第一部纪录片,我背后有上海纪实频道的编导们,他们很厉害。其实最开始我住进蒋先生房子的原因,纯属是为了离上海电视台近。

杨浪:是个偶然,不是有动机的要拍他。那你怎么想到拍成纪录片的?

梁子:开始只觉得他就是一个房东,我就是个房客。后来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纪录片编辑室》制片人王小龙跟我说应该把他拍下来。因为我每天去电视台做后期,就会叨叨这个老头,“烦死了,这个人怎么那么烦人”。叨叨了几天,王小龙说“太好了,你把他记录下来”,我说记录他有用吗?他说你别管有用没用,先记录下来再说。所以我就开始记录。

杨浪:原来是“唠叨”出来的。

梁子:对,纪实频道的几个编导都说这个老头平时是很难遇到的,因为他是上海人称的“老克勒”,我原来都不知道老克勒是什么。我说我记录他合适吗?编导说只要他同意,你就只管记录。后来朱羽君老师说这个片子有点像我身上长的一个零件,拍得很自然,因为我经常就是很随意地拿着摄像机,没想到真的成了非常珍贵的影像。

杨浪:当时你发过来让我看,看完了后我非常惊讶,又连看三遍,本能地动手写了篇评论,太漂亮了那个片子。

梁子:刚开始记录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到后来跟他有感情了,我管他叫蒋叔,有点像亲人了。再后来发现他老被人欺负,我就成了为他撑腰的那一个人。在弄堂里,他家是钉子户,晚上经常有人敲门,我就觉得他特别可怜,我有责任保护他。后来有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会给我打电话:“梁子,又来人了,怎么办”,我说“怕什么怕”,好像我才是这家的男人似的。
 

房东蒋先生的日常生活。摄影/梁子

 
杨浪:所以视频的后半段,大家都有点怅惘,但非常非常动人。

梁子:我从夏天住到冬天,从北京到上海来去来去,我对这所房子也有感情了。这个片子获奖不全是我的功劳,后期是王小龙团队支撑,还有一个编导叫干超,他从英国利物浦留学回来,他从年轻人对话老上海人这样一个角度来做后期。制作后期的时候,我人在红海的村子里,完全与世隔绝。等我到了有网络的马萨瓦小镇,打开邮箱竟然有100多封未读邮件,干超在邮件里说片子做完了,还获了奖。

杨浪:整个获奖的过程你都不知道。
梁子:不知道,我完全处于失联状态。

杨浪:给我的印象是梁子做的第一个纪录片竟然如此之成熟和动人。这或许就验证了纪实摄影师进入纪录片领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把定格变成一个连续画面,于是你后面这20年的记录方式主要就是纪录片了。

梁子:双枪,一边拍着一边记录着。
杨浪:你现在还进行着什么题目的纪录片,或者完成了的?

梁子:目前在跟张勇合作《我到非洲去》,他是导演,前十年拍的是非洲人的生活方式,后面这十年拍的基本是中国女性在非洲生存、打拼的故事,浙江大学团队在做后期,基本上快完成了。

杨浪:这是一部片子,还是一套?
梁子:好几个片子。比如说我拍的是八个女性或者是两口子,有80后85后,还有60后。张勇那边拍的有四五个男性,合在一起大概一共十几集。

杨浪: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你们的非洲行纪录片。

梁子: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其实我没拍完,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结果,尤其受到疫情的影响。我拍的博茨瓦纳周彪这一家人,他们都是80后,他不仅自己去,他一家四代都在非洲打拼,这种情况很少。

我从十年前拍他,现在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他的爷爷都90岁了。但因为疫情,去不了了,也把它给收尾了,只可惜拍得还不够。再比如我拍的塞内加尔的90后,一个音乐人,她现在又转到马里去了,我现在去不了,也没收尾。

杨浪:还有中国到非洲的音乐人。
梁子:有,90后,非常棒,她专门收集西部非洲民间音乐。其实一个人拍摄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跟别人商量,我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杨浪:这倒是一种非常自然非常自由的纪录片式创作手段,我怎么想就怎么来。
梁子:我现在跟我的拍摄者都是好朋友,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由于关系特别好,我会犹豫他们的另一面要不要展现出来,会不会不太好。
杨浪:涉及新闻伦理问题了。

梁子:比如说我跟你,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你有一点不好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向别人展示的。

杨浪:这其实是一个挺深的问题,因为你的记录不是虚构、不是写小说,对吧?你是面对真实的人,而你已经跟他们情感交融到一定程度了,片子之所以动人就在于真实。

梁子:对,我绝不是说考虑到他愿不愿意,而是首先要过我自己这一关,所以很多东西我不着急拿出来,目前和张勇合作的纪录片都是他在负责剪辑。

杨浪:我很期待你和他的这一系列作品。随着我们国家影响力的扩大,我们对外部世界越来越关注,而这种关注进入到对另外一个文化背景之下人的生存状态。

梁子:其实我现在看问题,除了国籍,已经不分中外了,只要他是人,就有他可取的地方,就有他有意思的地方、有趣的地方,再比如说美食,埃及美食、卢旺达美食、安哥拉美食,只要它是美食,就一定有它好吃的那一面。

杨浪:在你的叙事里还要记录美食,对饮食文化的关注。
梁子:因为我这人就好吃好喝,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喝当地的啤酒,我把当地啤酒弄得门清,我是一个好喝酒的人。
杨浪:在莱索托都喝什么酒?
梁子:在莱索托喝过啤酒,只是特别少。东部非洲是香蕉酒,西部非洲是棕榈酒,都要尝一尝。
 

四六不靠,但很过瘾

 

杨浪:我在光刻栏目的访谈中,对每位嘉宾都要问这个问题:你对于自己在中国纪实摄影领域是如何定义的?你跟大伙都非常熟,大伙也都认同你,但是你好像也不爱混圈子,我甚至认为你算不算是一个纪实摄影家,都是一个问号,因为你现在是纪录片领域的一个人物了。

梁子:纪录片领域我也不完全是,我现在没办法定位自己。
杨浪:你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记录者。
梁子:我就是四不像,四六不靠的,我挺享受这种状态的。我真的没有具体定位,我也没有特地的为了什么。
杨浪:但是你拍得很精彩,活得很过瘾。

梁子:很过瘾,我就要这不一样的人生。


 

 



责编 | 肖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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