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摄影师都有自己受教育的背景、生活习惯、工作环境，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我一直在尽一个摄影师的社会责任，只因为身在西藏显得不一样
访谈 | 杨浪
编辑 | 黎立
《财经》杂志联合“巨浪视线”，推出系列影像专题视频节目——光刻。文艺评论家杨浪陆续对话数十位中国摄影家。通过访谈回顾摄影家们的创作与经历，再现他们镜头下的高光时刻。
杨浪：我知道你刚从西藏回来。我们上高原晕，你是下来晕？车刚：对。我在西藏工作30多年没有严重的高原反应，轻微的反应有，但不像别人头疼欲裂。我这个身体，天生就是为高原生长的。杨浪：那算是低海拔地区。你说你回北京来不舒服是怎么回事？车刚：这就是低原反应，你越适应高原，一旦回到平原地带，反应越厉害，也叫醉氧，但是醉氧很舒服，每天晕乎乎的，就想睡觉。车刚：差不多了，为了这次访谈，每天晚上早早就睡觉了。杨浪：谢谢。咱们就聊聊你的西藏，摄影界的朋友们都知道，你不是在北京就是在西藏，那么你本身的职业是在西藏还是在北京？车刚：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在西藏。我哥叫车夫，是《解放军画报》的摄影记者，我能走进西藏跟他有莫大的关系。
杨浪：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知道车夫，他拍了很多很棒的作品。
车刚：我从小受我哥的影响，那个年代考学是一种奢望，只想着有一技之长。我哥搞摄影，这也成了我从小的梦想，为了摄影，我还学过美术字，画过小画，就为将来搞摄影打基础。上世纪80年代，一个特殊的原因，西藏很多汉族干部内调了，很多行业都缺人。车夫1982年去西藏采访，实际上他也一直在为我寻找机会，让我走上摄影之路。恰巧在他和西藏相关领导聊天的时候，有领导说，“车夫，将来可不可以在北京帮我们介绍一些人，什么人都行，喜欢西藏，热爱西藏，有专业有能力就行。”我哥说“我弟弟学摄影搞摄影的”，领导说“那可以到《西藏日报》来”。这样我就去了西藏。车刚：引到高原。车夫从西藏发来电报，问我愿不愿意来西藏，可以借调到《西藏日报》当两年记者。实际上我人在东北，接触不到西藏，对西藏也没什么印象，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当然愿意去了。
杨浪：这时候你还没有去过西藏？
车刚：从来没有去过，这一说我就激动了。从1982年底开始办手续，1983年4月27日我飞到了拉萨。
杨浪：快40年了。
车刚：到今年进藏39年，实际上我在2017年退休了，在西藏工作了34年。最早在《西藏日报》做摄影记者，借调两年期满报社留我，进行双向选择。第一，人家看你的能力、水平、文凭各个方面；还有一点，个人喜不喜欢西藏，你的身体适不适应。正好两头都乐意，就这样留下了。
杨浪：相当于退休后才回到了北京。即便退休了，你每年还老在西藏待着？车刚：26岁时离开丹东去西藏，在一个地方拍了30多年，60岁退休回京，所以哪里是真正的家乡？西藏已然是家乡，这一生一大半的时间是在西藏。杨浪：印象里周围跟西藏有过从的记者、朋友、部队的哥们儿，包括僧俗两界，反正一说起来，没有不认识你的，你跟藏传佛教界也有很深的渊源。车刚：对，在西藏你搞摄影，离不开这种特殊地域的佛教文化现象。
杨浪：太好了。你的特殊是一个东北人，却与西藏有长达40年的深切联系，一定有不少的故事。你全程记录了西藏这40年的发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前，我们已经访谈过很多朋友，今天很想听你讲讲你眼中的西藏，你镜头里的西藏。车刚：上世纪80年代，西藏刚开始跟随改革开放的脚步，发展还是比较慢，因为它的基础太差了。进入90年代以后，党中央更加关怀西藏，全国人民支援西藏，中央拿出了大笔的资金，发动各省市、各大企业全面支援西藏。
牧区的百姓冒雪在青藏铁路施工现场，盼望着吉祥天路早日建成，幸福火车开进西藏。摄影 /车刚
车刚：是的。我们原来一个领导说西藏的发展迎来“跨越式发展”。因为西藏社会本身就是跨越式的，从一个封建农奴社会一下子步入到社会主义时代，它本身就是一种跨越。但那个时候经济还没有跟上，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变，但是幅度太小、太慢，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才真正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这一次跨越体现在各行各业，最为突出的就是交通的改变。早前拉萨只有八角街附近修了几十公里的沥青路面。
杨浪：你刚去的时候，拉萨只有八角街周边有沥青铺的路面？车刚：是的，拉萨市区到机场是沥青路面。从那儿以后，整个青藏线、川藏线开始改扩建。杨浪：公路进藏有四条，青藏线、川藏线和滇藏线，阿里那边的新藏线是最艰苦的。一般人进藏，就是青藏和川藏这两条陆路进去。车刚：对，那时候进藏，很多人都要坐大轿车，飞机每天有一班就不错了，有的时候一周就两三班，飞机还特小，一百来个座位。车刚：主要交通还是靠公路。川藏线要翻几座大山，青藏线虽然路平，但是海拔高，平均都在4000米以上。车刚：基本上都有，我喜欢拍老公路，不管走到哪儿，我觉得有意思，我就把它拍下来。比如说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道班。
车刚：有天下第一道班之称，我前后拍过唐古拉道班两三次，我没有高反，每次去都和他们住在一起。拍他们工作和生活，大家特感动，把带的肉和酥油茶等美食和我分享。最后我要走了，他们在道上帮我拦车搭车下山。
车刚：各个单位的车是有限的。假如有重要任务给你派个车，一个组两三个人，一个领导带着一个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此外，你想到哪里采访，得靠你个人关系，哪个单位说我们要下乡去阿里，还有一个座位，你去不去？你要能搭得上车，那很了不起，经常是靠记者们自己解决交通的。
车刚：道班的师傅帮我拦下一辆齐头东风车，是个体户的车。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是个记者，你不能在路上收他钱，让他买烟买酒，请你们吃饭，要不然你再走这儿的时候，你的轮胎要爆的。”这把我感动坏了，流着泪跟他们一一拥抱作别。
车刚：是的，有的人要，有的人不要。你坐人家车也不好意思，那时候路况差，路途远，时间长，到哪个小店吃饭，搭车人掏个钱请师傅吃饭抽烟也很正常。这些道班工人对我特别好，前两年我又把当年拍的照片洗了一部分，托朋友给他们捎过去了，他们看到照片特感动，说还记得我。车刚：一开始进藏，自己并没想长期在西藏工作。只想着好好搞点艺术创作，参加一些影展、比赛，获个什么奖，以西藏为跳板，也许就回北京了。杨浪：这个有趣，有不少摄影家都讲过为获奖而拍摄的心路历程，最后都因为挚爱而摒弃了误解。你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吗？
车刚：年轻时想法很简单，就是把西藏当做跳板，就没有好好学藏语。后来对外开放搞旅游，自治区领导直接把我调到旅游局去，搞对外宣传。在机关里跟同事在一起，大家基本上都讲汉语，偶尔说几句藏语，所以我只懂一点点简单的藏语。
车刚：会一点，比如吃饭、问路。还有一些对话我能猜出来。我虽然在西藏待了将近40年，但就是不会好好地设计自己，我对一些东西的兴趣好像很淡很淡，有照片拍就行了。
车刚：这也是我的一点遗憾。我拍了很多专题，涉及一些老艺术家、老艺人，你要谈更深更广领域的东西，只能带翻译。但是翻译有时候有时间，有时候没时间，偶尔他也不一定给你很认真地全翻完。我认识一位老画家叫安多强巴，他是西藏最好最有名气的宫廷画师，上世纪80年代就是西藏美协主席。我有幸记录了他晚年生活的最后20年，给他拍一些资料，包括他创办学校，办一些事，都是我在给他跑前跑后。他跟我讲，“车刚，你的藏语一丝丝，我的汉语一丝丝，我们两个心里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没法交流。”在他90高龄的时候画了一幅唐卡送给我。
车刚：他的画不像传统唐卡那种中规中矩，他把西方绘画的写实跟西藏的唐卡结合在一起，非常注重故事性。在布达拉宫里的历辈宗教领袖的画像都是他画的，罗布林卡有一个经堂，经堂里的释迦牟尼的顿悟像，大金宝座旁边的僧俗官员的大壁画，都是他画的。
车刚：壁画，他也画唐卡，他最著名的一幅画是献给毛主席的，按照毛主席当年在开国大典穿的黄呢衣服，招手，周边画了一圈小画，是解放军进了西藏怎么样帮助藏族人民学习文化、看病、劳动，反映军民关系的画作。以此表达我们藏族人民对毛主席的敬爱之情。
说到语言这个问题了，刚才讲的这个故事算是一个插曲。当我转向拍摄专题以后，发现这是自己的一个缺憾，如果语言通畅，我可能会把握得更好。车刚：他已经圆寂了，我是送他到天葬台的其中一个人。杨浪：天葬的过程你都拍了？
车刚：都有。但是按照民族习惯和管理规范，是不能发的。
我得感谢王文澜，有一次我跟王文澜聊天，文澜眯着眼睛问我，“天葬拍了吗？”我说“没有”，“为什么不拍”，我说“一个是地方法规不让拍，你也发不出去。第二，我怕那个血乎乎的那种场面”，他说“你该拍，发不发是一回事，应该有这些影像资料”。后来我专门回去拍了，通过活佛帮我写的介绍信，去到西藏最好的一个天葬台。把整个天葬的过程记录并保留下来了，但是我绝不外传，要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
杨浪：就是说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的记录，应该有这部分的内容，但是基于纪实摄影的伦理和对民族民俗的尊重，这种作品一般不刊发。车刚：对，总之你不要去猎奇。后来有很多去西藏的人，他们通过拍很猎奇的东西来讲故事，这不可取。我把自己定位为生活在西藏的摄影师，几十年如一日，就是要留下西藏变革的一切。
杨浪：对，咱们说回来西藏这几十年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去西藏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2000年以后，特别是青藏铁路通车以后，天堑变通途，旅游业的发展和各地对西藏的支持，使得西藏跟各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一过程中，想必你一定有大量的影像。
车刚：我有很多记录上世纪80年代西藏社会生活的老片子，我一直在拍。车刚：对，所以每次回西藏之前，我一定要再看看当年的老照片，然后再去寻找现在的拉萨是什么样子的。车刚：对，这是我给他们出的书，这里面的照片，90%是我拍的。车刚：长大了。我在1997年认识创办这所学校的德国姑娘萨布利亚，还有另一个荷兰小伙子保罗，他们当时在拉萨筹办这所盲校。2017年，西藏盲校创始人萨布利亚和保罗，在日喀则边雄乡盲校分校，与学生和老师及工作人员合影。摄影 /车刚
车刚：是的，她学过藏文化，发明了藏盲文，创办了“盲文无国界组织”，在拉萨创办了拉萨盲童学校。从1997年开始筹办，陆陆续续接收了很多盲人孩子。德国盲女萨布利亚发明了藏盲文，成立了盲文无国界组织，与西藏自治区残联合作，创办了拉萨盲人学校。摄影 /车刚
杨浪：也就是说你记录了这所盲校的25年，得给我们讲讲他们的故事。车刚：我是怎么走进他们的呢？有一次在拉萨妇幼保健医院看望前同事达尔基生病的孩子，无意中我们从病房的阳台看到下面老宅子里有几个孩子，阳光下，他们有时候一二十分钟都不动，显然是有身体缺陷的，另外还有两三个老外进进出出，我就跟达尔基讲，我说这里一定有故事，待会儿咱俩过去看一看，他说好啊。
车刚：对，我俩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原来盲校刚成立，租借在朗顿巷10号，有四五个孩子。当时在藏族传统的观念里面，盲人怎么能去读书呢？不可能的。萨布利亚让别人带着她骑着马到农牧区去找盲童，把他们请到学校来读书。班典久美只有5岁，是当时最小的盲童学生。摄影 /车刚
快乐的盲校学生。摄影 /车刚
索朗旺堆是盲校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盲童幼儿园的音乐老师。摄影 /车刚
尼玛旺堆也是盲校的毕业生，出国留学后，当上了盲校的校长。摄影 /车刚
车刚：一开始不是，保罗是荷兰人，他们在街头小餐馆认识的，保罗说你创办盲校申请成功，我就来做你的助手。工作中两人相爱了，结了婚，但是他们不要孩子，西藏盲童都是他们的孩子。拉萨盲校在2020年结束以后，他们在印度创办了世界盲人大学，给世界各个国家培养盲人创业管理者，很了不起的。2009年萨布利亚被央视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成为在中国特殊贡献的外国专家，温总理给她颁奖。
车刚：有十多年了。我从1999年正式开始拍他们，我自己也变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因为外国人进藏是要办工作签证的，萨布利亚可能最多一个月，保罗有的时候能来两次，但是平时谁来打理呢？车刚：我不参与管理，就是帮助办事，绝对的义工。虽然盲校是个慈善机构，但是做起来还是很难的。杨浪：对，想都想得到，怎么跟孩子们沟通，怎么教育，师资都是问题。车刚：是啊！比如西藏有一个落后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谁家生的孩子有聋哑、失明、兔唇、肢残等，一定是你前几辈没有好好信佛，是上天惩罚你。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讲，这些残疾人是不会有好运的。杨浪：歧视，基于身体的歧视。
车刚：落后文化的偏见，他们不相信科学。正常来讲，文明发达地方的家庭如果生了一个孩子是盲人，绝不敢轻易再生第二个，他们会通过医学鉴定，调整身体，没问题了才敢再生。但在西藏不是这样的，生一个有问题就再生一个，我知道在西藏最多的一户人家生有七名盲人。
车刚：有基因，也有自然条件的影响。比如说本来是一个普通的眼疾，他不相信科学，不到医院去看，再加上基层医疗条件差，他们就去寺庙找僧人，僧人也没有好办法，眼睛就越来越坏，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杨浪：车刚，我忽然想起来，天下人都知道海龙拍农村孩子读书难问题，但不知道你跟踪记录了20多年的盲童学校，给他们做义工的事。车刚：我非常欣赏和敬佩海龙，他是我的榜样，所以我一直在拍拉萨盲校。尼玛巧巴从盲校毕业后，考上了大学，这是她利用假期回盲校参加活动，她向萨布利亚校长献上哈达，以表感恩之情。摄影 /车刚
杨浪：海龙的纪实摄影催生了“希望工程”的落地，展现了社会价值，改变了许许多多孩子的一生。其实你做了同样的事情，用镜头记录盲童就学，我相信这种记录也会给人们的歧视观念带来修正。
车刚：对。所以我们要和盲人孩童交朋友，让他们拿着盲杖走进八角街，走进人群，自信地走进社会。杨浪：以前西藏盲人是没有这个习惯的，现在要培养盲童具备这个意识。车刚：你看这本书，盲人演讲师，到清华、人大演讲过，到国外演讲过。杨浪：他用藏文演讲吗？
车刚：用英语，他留过学。一开始父母带着他在拉萨沿街乞讨，后来在盲校接受了教育。
杨浪：《我不要三天的光明》。
车刚：对，书名是他起的，很有个性的一位盲人，后来还当了盲校的校长。
杨浪：尼玛旺堆，曾经的流浪孩子，在盲校受教育长大的。现在是盲校的校长？
车刚：在盲校结束之前，他当了十年的校长，他是盲童的榜样。
车刚：我曾经给每个孩子做采访、拍照片，问他们家是哪儿的，多大年龄，眼睛是怎么回事，从最初的接触到持续走进他们，还做过一些小的视频，算是完整记录下来。杨浪：你是用汉语还是藏语，或是用英文跟他们交流呢？车刚：我用汉语，我请了翻译。现在他们有几个孩子汉语非常好。杨浪：盲校的老师还给他们教英语？
车刚：教英语，英语教学非常好，给盲童们讲很多有关文化的传说和故事，激发他们的想象空间，可以说盲校大大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西藏有120万平方公里，300多万人口，人居分散，盲人居住环境也很分散。盲校成立以来，信息逐渐传开，农牧民也都带着盲童孩子来了，他们会在学校旁边租房子待上几天，看一看盲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学校，后来发现如同进了一个爱的天堂，才放心返乡。
车刚：现在高中都是义务教育了，国家给的教育条件越来越好。杨浪：从你跟《西藏日报》的这位前同事在阳台上偶然一瞥，发现故事，追踪到现在，一追就是25年，难能可贵啊。那么盲校的经费怎么解决？车刚：一方面靠国际支持，因为萨布利亚是德国人，德国也很关心西藏，资助了盲校的大部分经费。另一方面，国内很多企业家也纷纷伸出援手，很多是我带进去的。我走进盲校，帮助他们，不希望他们在政治上出现问题，既然让我帮，我要负责任，我希望带进去的企业家们也要对我负责任。
车刚：应该是。我的朋友走进西藏，我都跟他们讲拉萨盲校的故事，比如王石、上海玉佛寺……这个是法尔胜泓昇集团的周建松周主席，他也喜欢摄影，拍得很好，这个企业原来是搓草绳、纺麻绳的，后来成为亚洲最大的钢缆、光纤企业。还有一些……
车刚：周建松是无锡人，他第二次进藏，我就跟他讲盲校的故事，他说车老师，我们给他搞个基金，我说搞基金管理很麻烦，因为老外不在，日常学校管理的又是盲人，我只是在外围帮助他们。他说那做什么？我说这个盲校我已经拍了十年了，每个人都有故事，老师、保姆、爸爸妈妈，我们管保姆都叫爸爸妈妈。我们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出成书，让更多人了解他们，走进他们，帮助他们。好，做预算。当时这本书我做了16万元的预算，他说不够，经费不封顶。
车刚：是的，我们用最朴实的语言，讲最感动人的故事，这本书在江苏法尔胜集团首发式一次卖了将近30万，给学校又送了5000本，还做了2000本英文版。
杨浪：我意识到是这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藏人民的状态和生活已经为外部世界、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才会有萨布利亚和保罗把国际化的公益慈善事业带进西藏，促成了藏盲文的产生，盲童受到了教育。从无到有，并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协助。在这个过程中又有车刚你这样的摄影家的积极介入，你用自己在文化界、摄影界的影响，使更多中国内地的民营企业家关注盲童，加入到盲校的建设事务中。所以雪球越滚越大，它真是一个文化现象，难怪萨布利亚成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总理要授予她对中国人有贡献的专家。你的影像和积极的社会联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展现了西藏盲人生活面貌的改变。
车刚：我记录的是盲校如何改变他们的命运，这是西藏社会进步的一个例证。杨浪：你这几十年在西藏的深度介入，整个西藏都跑遍了吧？车刚：西藏70多个县都跑遍了，多跑路也不一定就能多拍到好片子，后来我拍专题更需要一心一意地进行重点关注。杨浪：盲校这个事做得很漂亮，还有刚才说的画家安多强巴。
车刚：多年前我把王石带进盲校，此后他每次飞拉萨，肯定会到盲校去看望孩子们。他发动万科员工捐款，为盲校做了很多事。我们也出了书，做了音乐光盘，因为孩子们的歌声是最美的，万科在深圳有活动，王石会请一些盲人代表到深圳参加活动。
杨浪：把孩子请到深圳去唱歌？
车刚：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不单是万科的活动。王石也带了很多人走进盲校。
一位毕业于盲校叫吉拉的盲人姑娘，她创办了盲童幼儿园，专门照顾盲人小孩儿。吉拉是盲校第一批学生，也曾去国外留学，她创办了中国首个盲童幼儿园。摄影 /车刚
杨浪：这个故事线真长，从这里毕业的女孩子又创办了盲童幼儿园，西藏有这么多的盲童？杨浪：西藏眼疾的比例特别高，海航当年还曾组织白内障专家专程去西藏进行义诊。西藏眼疾跟高原有关系？车刚：有关。吉拉创办了盲童幼儿园以后，得到社会的关注，但是有关部门说你没有资质，不能办学，办学是有严格管理规定的。杨浪：幼儿园资质。
车刚：由于没有幼师教育资质等原因，两年后盲童幼儿园关停了，吉拉也就失业了。我把这件事跟西藏阜康医院的王斌董事长说了，王斌到盲童幼儿园一看，特感动，承诺给一些经费，另外所有孩子和老师的常见病到他们的私立医院来看病，全都免费。
杨浪：这家医院是藏医院还是西医医院？
车刚：西医。吉拉失业以后，经我推荐去了阜康天使基金担任副秘书长，现在已经是秘书长了。当时我说：“一个在爱心中成长起来的盲人，到基金会可能会发挥更好的作用。”王斌采纳了我的意见。王石等为盲校募集的钱没花完，去年王石得知吉拉在阜康天使基金工作，就决定把剩余的钱转到那儿，要求这些经费还用在盲人的身上。一个王石，一个王斌，很有缘，专门成立了一个基金。王斌说了，王石出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我给配套。我们坚持把这笔钱用在盲人身上，虽然盲校没了，但是很多盲人创业很难，需要培训；很多家人治病需要钱，急需资助。杨浪：你做的都不是摄影的事了，完全是社会慈善和公益，用你的力量串联爱心，为盲人做事，顺便拍片子记录过程。这次进藏也是跑盲校的事吗？车刚：对。今年2月我又回到拉萨，重新采访那些创业的盲人家庭。王石也建议我把盲校和盲人创业的事出书、办展览，让更多的人关注盲人。杨浪：兄弟，你已经把我感动坏了，这是你这一生中做得非常漂亮的一件事。
车刚：再次走进盲童家庭，跟他们聊天，做笔记、拍照片、拍合影，陆续拍了十几个家庭，包括他们怎么创业，孩子们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一一记录。这次相聚，孩子们说：“叔叔，虽然过去您经常到学校来，但是您还有其他工作，每次来待两三个小时就得走，这次天天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很开心。”
杨浪：他们看不见你，但是知道你每一次的到来。
车刚：去盲校拍摄的时候我不说话，等快门一响，孩子们就知道叔叔车刚来了。还有孩子摸着我的肚子，就知道我来了，那时候我比现在还胖。孩子们最爱吃我给他们做的红烧肉，因为他们不能吃鱼，不能吃带小骨头的东西，一是藏族不吃鱼，二是怕卡住，所以我经常给他们做红烧肉，我的红烧肉在盲校特有名。
杨浪：叔叔车刚来了有红烧肉吃，这个片段很生动。接下来咱们聊点藏族文化的话题。你作为一个汉族纪实摄影师扎根西藏，面对藏族文明的演进，如何记录他们的精神生活？
车刚：这种精神生活，凡是老西藏人都很注意，比如说在公共空间、在宗教环境下行路、说话，一系列的事情都要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和信仰。我们要长期观察老百姓的一举一动，包括拍照片都是这样，走进一个家庭，成为朋友了，我才开始记录。有一次，一个藏族朋友和我说：“车老师，你能把我们孩子的底片给我吗？”我说“怎么了”，“我们孩子跟别的小孩玩时，墙塌了，把他砸死了”。这怎么办？你就得给他，因为他们相信人有轮回转世。
从空中看拉萨的变迁，上图摄于上世纪80年代末，
下图摄于2000年。摄影 /车刚
车刚：不是。藏区普通人去世后，都要把照片烧掉，人才能轮回转世。只有那些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高僧大德，比如班禅，他们的影像会被保留下来。杨浪：碰到这种情况，你还真得把照片、底片找出来还人家，这是一种尊重。
车刚：对，这必须尊重。有一次我们办展览，观展者发现其中一幅人像是他家亲戚，亲戚已经去世了，他就提出能不能撤下这幅肖像照，我让工作人员把照片摘下来，送给人家，他们怎么处理让他们处理去。
杨浪：在民族地区基于信仰，必须从纪实摄影的伦理上尊重他们。杨浪：印象里，许多拍西藏题材的摄影家，都有转山、磕长头等反映民族信仰的动人片子。
车刚：是的，这种宗教活动往往是最出片子的，我也去转过山，拍过不少。藏族老年人不愿意让你拍照片，他觉得拍照片就把他的灵魂带走了，转山时遇到不认识的人，拍摄要慎重一点。到现在有些年轻人开朗了，愿意让你进行拍摄。
车刚：对，藏区包括了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地，藏族百姓一生中能到拉萨去朝拜一次，就觉得圆满了，拉萨是佛教圣地。朝佛路上，四个昌都年轻人，拉着板板车，装着简单的食品和生活用品，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磕着长头，用身体丈量着向着圣地拉萨的朝圣路。摄影 /车刚
车刚：对。拉萨翻译过来就是佛教圣地。拉是山羊，萨是土，山羊背土填湖，修建了最著名的大昭寺。车刚：对。藏民主要沿着川藏线、滇藏线徒步而来，有的纯磕头来的，也有搭货车来的。千里迢迢，有的要花上几个月，有的路上得病去世了。但是呢，只要朝着拉萨的方向就是吉祥的。
车刚：有一年冬天我跟拍朝圣拉萨，在格尔木等到了朝佛的车，跟着他们走了六天，拍他们风餐露宿朝佛的整个过程。杨浪：去朝圣没有季节限制？
车刚：主要在冬天。从摄影角度来说，冬天的感觉更好，藏民身着大皮袍，夏天的藏装视觉上就太弱了。但根本的原因是冬天不放牧了，庄稼收完，农闲了，也有了收入，正好又在藏历新年之前，背上钱，送到寺庙去。
车刚：比如说丰收了，感谢佛祖保佑，得送钱去；没有丰收怎么办？恐心不诚，更要加倍供养佛祖。朝拜完拉萨，走走亲戚，买些日用品、佛教用品再回家，相当于现在旅游一样。那次我就跟着他们的车走了一趟，作家吴雨初老师写的文字，刊登在台湾的杂志上。
杨浪：一路从格尔木奔向拉萨。在拍摄的过程中，你如何化解他人的拒绝？车刚：由于民俗或个人习惯，有的老年人不太愿意让你拍，我的经验就是你可以跟他微笑，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拒绝微笑。另外我每个相机上都有吉祥结，活佛都会给我们送吉祥结，等于给我的相机开了光，有的人能认出这个吉祥结是哪个活佛赐给的。
车刚：我还会几句念经的藏语，有一次一位老妈妈误会了我，她拿着拐杖颤颤巍巍走过来，像是要敲打我，还有两三米到我跟前时，听到我念经的声音，她一听就笑了，摸了摸我的吉祥结，这完全是一种自我保护。
杨浪：听你在念经，再看着你相机上那个吉祥结，放过了你。
车刚：对，紧张关系一下子就缓和了。人家不让你拍的时候，最好不拍，干吗惹得别人生气呢？人家不高兴了，你拍的东西再好，这个故事也没法讲。我对影像的自我要求，首先是尊重。车刚：我很荣幸当了一届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经常针对在基层采访中发现的问题，谏言献策。我是见证了西藏、见证了拉萨的发展，我也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稍微动一下脑筋，稍微人性化一点，就可以做得更好。
杨浪：是这个道理。
车刚：拉萨有个拉鲁湿地，世界最大的城市湿地，1220公顷。1997年我跟报社记者达尔基发现湿地已经遭破坏了，很多人在湿地上建造小房子，开始种菜，湿地的流沙河、中干渠，根本看不到水，全是白色泡沫、饭盒。我俩骑自行车去实地调查，拍照取证，回过头来去找市长反映情况。市长高度重视，我们乘坐市长的车，陪同他去视察。那个周末，市长又让拉萨市相关的局委领导，全部过来看一看存在的问题。掀开流沙河水渠的水泥盖，全是白色饭盒。
杨浪：白色垃圾。
车刚：捞出来以后水都是黑的。市长跳过水渠，用脚踹围地种菜的木桩子，我跟在后面拍了他一个侧身，这张照片很有意义。之后市长下令，这个周末全部清理干净，他是一个康巴汉子，叫洛桑江村。
车刚：对，搞清理的那几天，连监狱里的服刑人员都参与进来了，清理中干渠和流沙河的照片我都有。杨浪：而你用你的镜头，用你记者的身份向有关部门沟通，解决了不少问题。车刚：每个摄影师都有自己受教育的背景、生活习惯、工作环境，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我一直在尽一个摄影师的社会责任，也因为身在西藏显得不一样。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那曲索县有个索赞丹寺，藏北比较大的寺庙。当年叛乱的时候，叛乱分子残害了不少解放军和军工。
杨浪：罪孽深重。
车刚：匪患盘踞高山寺庙，久攻不下，最后派飞机给炸了，这个寺庙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毁坏。后来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落实宗教政策，政府拨款重建，加上活佛化缘，信众捐钱，寺庙修得金碧辉煌的。可寺庙小路这边的斜坡上，立着63座没有墓碑的坟墓，院墙是土夯垒的，都被踩平了。
杨浪：这是烈士陵园？
车刚：烈士陵园。墓地上全是薅草，坟茔像一个一个的土疙瘩，老百姓拿木头钉做木桩，在那里栓马、放牛。我默默地进行拍摄，然后给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
车刚：一起寄去的。国家可以出几百万修复寺庙，为什么那些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牺牲的烈士们连个墓碑都没有，我说假如哪天烈士的后代进藏祭拜父辈，看到这种情景是什么感觉？
杨浪：有下文吗？
车刚：没啥消息。又过了两年，我从林芝、昌都又绕到索县，我问县里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今天是清明节，你们干什么了？“车老师，我们徒步到烈士陵园扫墓，看了很寒心，没想到，我们的烈士陵园惨不忍睹啊！”后来我就说“你们准备怎么做”，他们说“我们想跟民政要专项资金，如果没有经费，我们干部、职工捐款维修陵园”。我说“我告诉你们，我就是前年给有关领导写信反映这个情况的人，民政部门我很熟，跟部队也很熟，需要我‘穿针引线’，申请这笔专项经费，随时找我”。那天我从兜里拿出500块钱，我说“我作为第一个捐款人，感到很高兴，终于有人管这个事了”。
杨浪：好事多磨。
车刚：次年“五一”小长假我又路过索县，正好天还没黑，我说先到烈士陵园看一看，结果还是那样。我说不住县里了，到地区去。回到拉萨，节后一上班，我给索县有关部长打了一个电话，部长说“车老师，你是不是为了那500块钱啊，我们给您写了一个表扬信，寄到你们文联了”，我说“不是，我要那表扬信有啥用，‘五一’我又路过烈士陵园，怎么还是那样啊，我告诉过你们我在拉萨，有什么事找我，咱们多沟通啊”。后来我那曲文化局的朋友次仁龙培调到索县当县长，我跟他讲了烈士陵园的事，因为我俩都是自治区政协委员，同在一个组。曾经多次与他讨论烈士陵园的事，正好他到索县当县长，他表示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当地政府申请了将近200多万元专项资金，在第二年的年中，将烈士陵园翻修好了。修完后的一个星期，碰巧有烈士后代去了，当时的县长说，“车老师，幸亏我们修了，否则的话，烈士家属看到那样该多寒心。”
杨浪：我当过兵，打过仗，太知道祭奠烈士那份沉甸甸的情感了，就是别把他们忘了，他们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才有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个事做得太好了。接下来给我们讲讲你的照片，我随便翻开摄影集，发现这个光用得好。
车刚：这张是在牧区，正好黄昏，用尼康400的头拍的。王文澜去西藏采访时，一看我没有长头，说“留给你用吧”。我在西藏工作，搞摄影，得到了全国摄影界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
杨浪：有意思，这还是文澜给你的镜头。这个特写也很动人。车刚：对，牧区的人很喜欢戴军帽，尤其是林芝那一带。以前林芝一放露天电影，底下的观众像民兵一样，一眼望去，以为都是军人。喝茶的藏北小伙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藏族青年男女特别喜欢穿军装戴军帽。摄影 /车刚
杨浪：这是一场视觉惊艳，你在几十年期间，拍了大量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形态。这个也很有趣，有细节。车刚：这是在我房子里的一个摆设，帮朋友请人做佛像，还没有带回去，有一天我用哈苏拍反转片，把佛像和大昭寺的金顶拍在了一起。车刚：忘过片了，拍重了，一看这不是大昭寺的金顶吗？远处有布达拉宫。杨浪：所以偶然性的“失误”，把布达拉宫、大昭寺的建筑和室内的佛像叠一块了，反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影像效果。佛界。摄影 /车刚
杨浪：从摄影评论角度叫视觉异常，尽管是偶然得之，但是艺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味道。一年一度的雪顿哲蚌寺展佛，集天地人和吉祥图，祈祷着人间太平，万物吉祥。摄影 /车刚
车刚：对，今年是宗喀巴诞辰、圆寂、成佛的同一天纪念日，在西藏各大寺庙还有老百姓的窗台上，都要摆上贡灯。杨浪：但有恰到好处的自然光，这里细部的构造出来了，五官的特征也出现了，这些是你作为创作拍的？车刚：真正创作的并不多，有很多场景都是有活动的时候才去拍，比如说像这幅大昭寺的金顶上的大法号，这个法器平时放在布达拉宫里面，只有活动的时候才拿出来。
为庆祝布达拉宫维修竣工，专门举行了展佛仪式。因巨幅唐卡被掠走一部分，宫殿左侧留下空白。摄影 /车刚
车刚：这是布达拉宫维修竣工庆典上搞的一次展佛，据说这缺失一半的唐卡在大英帝国博物馆。杨浪：右边幸存的唐卡在布达拉宫珍藏着，你记下了布达拉宫修缮之后的第一次晒佛的仪式。车刚：对。你像这个是哲蚌寺。我特别喜欢哲蚌寺，天、地、人、佛、自然融为一体，它不像有的地方展佛挂在高墙上，而是直接在山坡上展佛。车刚：大昭寺，每年一届的祈祷大法会，喇嘛集中在大昭寺，念一个星期到十天的经，这是领经师。诵经、辩经、考格西是大法会的主要内容。车刚：就是要考学位，你必须有20年以上读经的经历，通过层层考试，你才有资格考格西，最高的是拉让巴格西。车刚：对，你看这是监考官，大活佛，这些是参加考试的，下面这些人，包括信教群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向应试者提问题。甚至这个问题是假的，你要是答，全场起哄，或者问题答错了，上万人起哄。
车刚：对，都是上世纪80年代拍的，这个活动在1987年之后就结束了。车刚：这是供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的大昭寺，上空出现了彩虹，佛祖“显灵”了。我把它做成了招贴画，老百姓特别喜欢把它挂在家里。大昭寺上空的吉祥彩虹，殊胜、祥瑞、希望。摄影 /车刚
车刚：对，西藏风光特别容易拍成糖水片，所以需要把桑烟、经幡等具有特殊地域文化味道的东西巧妙地揉进风光里，才可能更有意义。在藏人心目中，所有的大山、大江、神湖、大树都是神圣的，你要给它拍照片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
杨浪：这么美好的景色，这么纯朴的人民，这么虔诚的信仰，兄弟你在那里活了大半辈子，真值啊。
车刚：太幸福了。我退休了回到北京，当需要再去西藏的时候，从来都说“回西藏”。一回西藏就激动，有用不完的劲头，回西藏一定要到农牧区去才会有收获。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说不要光跑路，一定要多接触人，多钻钻帐篷。
杨浪：我都没见过你这么多好片子，还默默无闻地为西藏的进步做了那么多事情。车刚：上一届西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换届，一定要选我当副理事长，我说选我干吗，我又拿不出钱，“不是啊，车老师，就是因为你在西藏30多年默默做公益，我们才要选你”。
车刚：这是2013年我进藏30年时做的一本纪念册。杨浪：这本都快10年了，到现在进藏快40年，不准备再做一本吗？车刚：画册倒没想，我想赶快完成两本书，一本《西藏故事》，一本《盲童的故事》，都是通过图片讲西藏故事。杨浪：最后再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牧民帐内即景。摄影 /车刚
车刚：这是1998年，我拍了《一个妻子四个丈夫》的家庭，他们和我像亲人一样。我拍的专题中的人物，最后跟我都成了亲戚朋友。比如刚接触的活佛不到2岁，现在25岁了，跟我是很要好的朋友。
杨浪：这个我有印象，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婚俗。
一说起西藏的事情来，老车滔滔不绝，这是构成他生命所有精彩瞬间的地方。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希望观众朋友们记得，有一个叫做车刚的摄影家，他在西藏度过了大半生，记录了那个地方的山川、风物、人情、精神和文化，默默地做着公益，成为汉藏之间的一座特殊的桥梁。
车刚：好的，谢谢你，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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