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胡同里生在胡同里长大的，胡同里的吃喝拉撒就够拍一辈子的，街坊邻里就是我的宝藏，他们很信任我，知道我不是拿拍胡同作为营生的。我希望自己的“贾大爷卤煮”能成为摄影圈线下交流的据点，了解北京胡同文化的窗口
《财经》杂志联合“巨浪视线”，推出系列影像专题视频节目——光刻。文艺评论家杨浪陆续对话数十位中国摄影家。通过访谈回顾摄影家们的创作与经历，再现他们镜头下的高光时刻。
本期嘉宾为摄影家贾勇。
杨浪：光刻栏目今天访谈贾勇，我对你的片子印象最深的是在（解）海龙的龙影廊，那是哪年？杨浪：《胡同的影像》开幕式我没去成，过了两天我自己去观展，一张一张的看，大约逛了一两个小时。当时想着找一个本，把观展感觉写下来，可惜没找到留言簿。杨浪：还有就是那日松送我一本你的作品集，同时还有单独放的一张。
杨浪：一个好汉三个帮，我知道周围这帮哥们儿老去你的店聚会。对胡同影像能够有这样个性化的表达，同时还开着这么一家京味卤煮店的这么一位摄影人，我是有巨大兴趣的。店里墙上都是你拍的片子，是一个摄影家对生活的理解，同时自己的生活也完全放在一起，这是很罕见的。贾勇：其实我认为自己都不算是摄影师，就是个照相的。贾勇：我小时候对吃卤煮有强烈的欲望，心想着我们家自个儿什么时候能开一个就好了。杨浪：对，你给我讲讲你怎么玩起摄影，这个店又怎么开起来的。贾勇：照相这事实际上是东拼西凑熏陶的，我们家对面最早就是大北照相馆，大北照相馆旁边就是首都照相馆的车间。贾勇：我们家在大栅栏西街38号，对面的37号叫福兴居，最早是一家私人企业，搬走以后这个楼空了，组建大北照相馆的时候，变成了大北照相馆的宿舍。杨浪：也就是说你打小就老面对着大北照相馆的橱窗，这也算是一种熏陶。贾勇：熏陶，因为出来进去的全是照相馆的人，跑广场的、跑车间的、做暗房的，斜对面就是首都照相馆的车间，包括许老师。贾勇：许喜占老师，也是解海龙的老师，以前是我们那儿首都照相馆的车间主任还是副主任。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上那儿要相纸裁的边头，找个底片，在太阳光底下晒，晒完以后能出影，我打那时对这个就感兴趣。杨浪：这很有意思，就像那次跟鲍昆聊，鲍昆是中学毕业以后在西单照相馆的南礼士路店干了好几年。贾勇：我印象里面，照相馆照相全是那种老木箱子、老皮箱子、大座机、气门，每次照相的时候……贾勇：他们照相的时候不看别的，我就看他怎么操作，怎么翻的板。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还收了好多老相机。杨浪：这倒是说明环境对你有深刻的影响，你开始玩的时候不光是拍照片，还收藏大座机。贾勇：那个时候人们来北京旅游、出差，都得到天安门照个相。大栅栏里面的大北照相馆、首都照相馆都有租相机的、有卖相纸的，还能买到显影液、定影液。贾勇：有干粉，有湿的。可以拿一个酒瓶子去灌，像打酱油似的打显影液。贾勇：应该是8岁左右。班上每年过“六一”，一般都是上公园春游，这个时候就想合张影，想留个念。多数家庭没这条件，我就拿着户口本押那儿，租个相机，一天是6毛还是7毛来着。贾勇：是的，越玩越上瘾。一九六几年出生的那个年代，没有蹲班这一说了，上课我就是趴着睡觉，下课就是出去疯玩，推铁环、打弹弓，怎么说呢？什么坏事都干过。贾勇：相当活跃，而且特别喜欢画画，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可以去什刹海体校，可以去宣武区少年宫，我学过画画，学美术。贾勇：练举重是从13岁开始，之前在宣武区少年宫学画画。杨浪：就是一边是玩力气活，练举重，一边是在宣武区少年宫画画。贾勇：之后就选入北京队，职业举重运动员，那可是国家事业单位。贾勇：不是年龄组，当时就是少年举重队北京市的第一名。贾勇：到了北京队，又干了三年，正要出成绩，却因为各种原因，我就退役了。那时候退役是管分配的，从北京队下来，可以选几个单位。贾勇：因为我喜欢美术，后来去了北京珐琅厂，在点蓝车间。贾勇：去珐琅厂不久，改革开放就开始了，允许自谋职业，按现在的话说，可以捞点外快了。下了班，我在胡同口卖过菜、卖过水果。为了买相机、买镜头，我去天安门冲卷，冲一个卷两三块钱，或者是在前门给人画像。贾勇：对，拿着一个破纸箱子，掏俩窟窿眼，拿俩碗或者一个容器，拿着瓶子到广场去冲卷。杨浪：对，我有印象，当年天安门游客有这需求，拍完就想看看纪念照。贾勇：对，为了暗室，又买了第二台相机，保定出的长城BF，这个镜头是可以拧下来的。贾勇：捞点外快全都败这上头了，到结婚的时候家具都打好了，没钱刷漆。贾勇：单纯喜欢拍，什么都拍，早上拍天坛那帮晨练的，傍晚上公园拍遛弯儿的。杨浪：不分题材，不分风格和流派，就是喜欢拍，拍完了也是自己冲？贾勇：对，冲着冲着、做着做着就做上瘾来了，这时候一看，这么着干的话没有商机，赚钱太少，外快太少，还想买点好镜头，没那么多钱怎么办？一看洗照片挣钱。贾勇：最多的时候，在北京有案可查，叫海燕图片社，开过11家分店。贾勇一家在海燕图片社丰台分店开业日留影。
贾勇：对。刚开始我在温州买了一个简易的深箱，3分15秒，6分半，定影多长时间，有那么一个箱子，相纸是裁好了曝光，我买了一个幸福D70，单张曝光、调色，最后放到网格里，显影，定影，当时叫P1、P2。后来我跟一个朋友借了一笔钱，从河南驻马店驿城照相馆拉回来一台日本的二手701扩印机，从那儿以后只要有这机器，24小时停不下来。杨浪：进入彩扩胶片时代了，你弄一台彩扩机，那是很挣钱的。贾勇：挣完钱，可是忘不了自己必须得有一个暗室，彩色的反正也冲不了，黑白的得自个儿冲。就这样一边挣钱，一边自己玩，一看干得挺顺利，我就想辞职了。贾勇：考虑到珐琅厂那是正式工作，还不能丢，我就找领导、找朋友，能不能换一个工种，不在这儿点蓝。贾勇：哪儿清闲？锅炉房，反正我又有劲，多脏多累我都不怕。杨浪：没听说有摄影家过去干过这活，上锅炉房烧锅炉去了。贾勇：水暖工我都干过。我向同事商量自己多上点夜班，因为夜班反而事务少，早上7点来钟下班就可以回家了。我上班骑着三轮车，路过的时候我就把菜买好了，回去卖。后来扩印店干起来了，我得开分店，等第二家店开起来的时候，我就从珐琅厂彻底辞职了。贾勇：对，就是您去过咱们的卤煮店，那时楼上是影棚，楼下是扩印店，有富士魔术手，激光数码科技。贾勇：租的。当时已经是传统的冲洗转为激光数码了，多年挣了一点钱都搭进连锁扩印店，我买了三套激光数码机，最贵的是日本刚出来的富士魔术手，138万元一台，好在我干得早，这个机器干了两三年，本钱刚回来，数码相机闯入摄影行业。贾勇：时代变了，我也得学习掌握数码技术，我第一台数码相机用的是佳能300D，紧接着20D、5D，都使过了，尽管如此，我身旁永远搁着一台胶片机，不管数码机怎么迭代。杨浪：所以你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哥们儿有胶片的情结，你是打小就随着胶片时代跟过来的。贾勇：数码机迭代很快，我最后一台买的是5DS，之后不再买了，因为手机可以满足拍照了，我就干脆把数码相机搁家里了。杨浪：你在经营摄影下游行业的时候，自己还一直在拍着？贾勇：一直拍着，没停过。真正拿胡同当主题，应该从1984年、1985年开始。那个时期，我的恩师李学峰给我讲了很多摄影观念。他说：“你拍的太散了，一会儿拍明星，一会儿拍鸟，一会儿拍花，一会儿拍公园，你拍的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思想性的东西吗？”确实也如他所说，后来他给我指了道，你就拍你们家门口，你最熟悉的，其他什么也甭拍。贾勇：可是也有一个过程。我听了老师的话，就在家门口拍砖花、拍门店、拍门墩，最后一琢磨，这东西也没有太深刻的内涵。因为我学过画，画这个东西都是定格在你的脑子里，按你的思路、思想性的东西，用笔、用颜色再勾勒出来的。可是摄影好在哪儿呢？就是其不确切性，比如这个街坊老太太、老爷子对我印象太深了，最初的想法就是想给他们拍下来，以后我看不见他们的时候再拿出来，我能回忆出很多故事来。杨浪：你把自己的摄影人生，花了十多分钟捋了一遍。我在脑子里像电影一样一遍遍过，就是说你的影楼和彩扩店随着时代和技术变化，做不下去了，你琢磨着开饭馆？贾勇：对。其实开饭馆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在大栅栏附近就开了五家彩扩店、复印店，五家店的员工加起来起码得将近六七十人，大伙得住，得吃饭啊。杨浪：明白了，最初的动机是给你的员工解决吃住问题。贾勇：住还好办，在院子里这儿租一间，那儿租一间，做成男生女生宿舍。吃呢？我得找一地儿给他们做饭，你租一个地方做饭，还不如直接盘一饭馆呢？杨浪：开饭馆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你摄影之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生。外国游客在贾大爷卤煮店品尝京味小吃，感受京味文化。
贾勇：1998年，开饭馆在当时得到了石大哥的帮助。杨浪：1998年你就涉足开饭馆这事了，而且主要目的不是为挣钱，是解决图片社员工吃饭的难题。一开始开的就是卤煮吗？贾勇：开始并没有，只有炸酱面、麻豆腐，来的朋友都问你们家有卤煮吗？这一问问到我心里去了，我打小就喜欢吃卤煮，喜欢北京菜。我说没卤煮那可不行，这么着才上的卤煮。说来也巧，图片社的生意滑坡了，干脆把它改成了贾大爷卤煮。不曾想还特别火，到了节假日的时候，门口一个锅都不够，排长队，后来把楼上弄成雅间，您看我把外国首相都招咱家来了。贾勇：我自个儿起的，师哥拿起笔来给我写了“贾大哥卤煮”店名。杨浪：你的三教九流朋友多，现在说起贾大爷卤煮是一摄影家开的，反正是一乐呵事。贾勇：吃着喝着聚着琢磨出来的，交了朋友，又出了彩，何乐而不为呢？杨浪：这事好玩儿，其实卤煮、炒肝这口，我也好。你说俗了吧，可老百姓都能吃上这一口。我在《中国烹饪》上开专栏还介绍过呢。贾勇：我特别向往酒吧式餐厅，学美术的、学京剧的、学曲艺的和学摄影的朋友坐在一起，就着花生豆喝一杯二锅头，放着老电影胶片……贾勇：对，我们放过老电影胶片。新世纪以来，大栅栏迎来众多外国游客，突然发现店里全是外国人。贾勇：没有，完全是看着我们家新奇，全是老物件，我在门口搁一磨盘当桌子使。酒吧这边另一个石磨盘上搁着放映机，那边石磨盘架上一投影仪，坐在石磨盘上喝着啤酒，吃着烤串，什么感觉？贾勇：对，到这儿来的都没有什么其他诉求，特简单，有盘麻豆腐，有碗卤煮，有瓶二锅头，齐了。杨浪：也不用上山珍海味。除了哥们儿，你这还接待过其他重要人士吗？
贾勇：大概是2005年，有一次店里来了一位白头发老先生，他不会说中国话，带着一个翻译，翻译说他是韩国人，要了一盘花生豆，要了一瓶北京二锅头。一边喝一边观看这屋里的照片。看完照片他告诉我：“在韩国有一个展览，我是组委会的，想邀请你参加我们的影展。”杨浪：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你的饭馆里面已经摆满了自己的摄影作品。贾勇：对，都是自己手工洗的。结果我拿人家当骗子了。贾勇：老先生说有奖金，会出画册。告诉我办护照去吧，我说行，留下了邮箱方便联系。办完护照后我心想他会不会是个骗子。贾勇：我扫了点片子给老先生发了邮件，但没有去韩国。没过一个月，来信儿了，说您获奖了，您把卡号告诉我们。贾勇：我说肯定是骗子。结果儿子多了句嘴：“妈，你给我爸办一张新卡，再把卡号告诉他们不就完了吗。”我也没在意，老伴真去办了……没过几天2000美元到账。贾勇：就是这张“过堂风”，那时候没空调，最凉快的地方就是家门口。
杨浪：这张作品获奖是有道理的，有信息量，中国民居的门楣、对联、石礅，这个老头儿袒胸露腹、怡然自得的状态展现无遗。这普通人的生活非常有京味文化。也就是说这个馅饼砸出一个国际大奖。贾勇：对，这位老先生是韩国庆熙大学摄影系的教授，叫姜卫远。又过了几天收到一个邮包，两本2006年韩国摄影展作品集给我寄来了，封面就是那张著名的“阿富汗大眼睛”。杨浪：你发自己作品的电子文件过去，他们展览后制作成画册再给你寄回来了。贾勇：当时我还不怎么太清楚，还特地问了几个老师，我说这本画册里面的这些摄影师有名吗？他们说全是有名的摄影师，一共20多人。杨浪：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的贾大爷卤煮已经是老外摩肩接踵的观光点，用今天的话讲叫网红打卡地。贾勇：实际上我是这么想的，这边有扩印店，那边有我们家掌柜的，有餐厅，交了一帮朋友喝着啤酒，撸着串，平常没事儿的时候背着相机，上胡同里拍着生活，给它记录下来。我自己会洗照片，但不怎么参展，干脆把这些照片搁在餐厅里酒吧里不完了吗。杨浪：还是那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你刚才说到你的生活空间、创作空间和发展空间，就是这块地儿，不超过一平方公里。贾勇：两三平方公里吧。实际上我觉得是自己家的才是国际的，你在这儿吃喝拉撒睡，形成了自己的习惯，就是你们家的地方文化。杨浪：是这个理，何况你家所在的那个位置是北京城市的核心，既是商业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你们恰恰在这里上演市民生活。你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生活半径，在里面深入挖掘生活的本真。贾勇：也走过些弯路，一会儿去坝上，一会儿去新疆、去拉萨，一会儿南方。杨浪：还得整一经典的景，派人生火弄一发烟雾，再找俩老头牵头牛。贾勇：那种摄影采风团，我一看就晕。我和朋友更多是自发去拍，去拉萨、上欧洲。可仔细一想，这些片子有意义吗？拍拉萨你拍得过那些前辈们吗？拍天安门你拍得过那些前辈们吗？杨浪：其实你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摄影爱好者、发烧友，就是一个爱拍照片的老百姓。但又与芸芸众生的猎奇者不同，你得到了李学峰等高人的指点，聚焦自己的生活半径，于是成就了平民摄影家贾勇。贾勇：我就是一个照相的，照相比画画来得快，快门一响，照片就可以永久留下来，这一瞬间就成为了历史。杨浪：这是你的动机。我们只要一说到胡同影像，无可厚非都会提到贾勇，你对胡同又有自己的那套观察、表达。其实贾勇之外，不下两位数的人在拍胡同，而且有一些人拍得也不错，比如说杨大洲。但是我沉浸在你的胡同影像里，突然间意识到杨大洲是个非常出色的风光摄影家，他也是学画的，他把胡同中那些具有纯粹美学意义的纹饰、节奏拍得很漂亮，他把胡同当成风光摄影里的一堂课题。杨浪：对，他是把胡同当做散文，他有非常浓郁的诗意，你发现他的画面里一个人都没有，刻意避开人，但拍照人的情怀却浓浓地藏在其中。杨浪：很多人把胡同作为一种怀旧，兄弟我小时候在这儿长大，现在要拆了，作为一种怀旧的材料拍自己对胡同的那种回忆。但你就不一样了，你是从小至今都泡在胡同里的，从来没有抽离过。杨浪：其实影像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我只说你不是把胡同作为一个课题在研究，而是生活在胡同之中，比别人多长了一只眼睛，就是你的镜头。所以我猜测你影像中的人物，八成都是自己认识的，就是七大姑八大姨。杨浪：凭这一点，就构成了你的胡同影像的特别语言。那种天然的亲近感，没有任何丝毫观察、猎奇的痕迹，你好像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无非是那一瞬间你按动了快门。贾勇：实际上我的优势就是我们家门前这些景和这些人。
贾勇：因为他们不用防备我，知道我没什么目的，喜欢和街坊四邻开玩笑，他们都很习惯了。看着我背着俩相机，骑着破三轮，穿着破拖鞋，“又照呢”。贾勇：背一个机器不够用，背俩机器又太沉，怎么办？干脆弄一个小破三轮车，把相机搁在脚底下。贾勇：不是，这身规矩多了。有时在胡同口，遇到不认识我的人，“师傅，北京站您拉我一趟行吗？您这拉活怎么还背俩相机”。给我气的，没辙。所以越是不露身手，拍得越自然，我特别反对摆拍。杨浪：好片子是摆不出来的，看你胡同里小孩儿在那儿跳个皮筋，非常生动。贾勇：一般我最多跟被拍的人臭贫两句到头了。老爷子，昨儿看您吃炸酱面，消化了没有？贾勇：这时候突然间转身，其实这个是他的老伴，上茅房倒尿盆去了，我在这儿拍老太太，他以为我拍老太太，回头看着我，“找什么呢”，其实我想把他们俩都拍进去，那时候早上起来净是倒尿盆的。朱家胡同跳皮筋的孩子们。摄影 / 贾勇
杨浪：你拍这么几十年，不腻吗？是一种什么冲动，几十年坚持拍它呢？贾勇：不腻的原因是得到了好多，比如说以前在天坛里无意间拍的那些晨练的、练武术的，十多年以后再拿出来，那些人都没了，景也找不着了，这种行为稀少了，这时候才觉得纪实摄影是多么重要。这段时间因为疫情防控只能在家待着，我在家拿出老胶片回看，经常会发现一二十年前没在意的好多影像，幸亏我留下来了，这种感觉激励着我明天上哪儿去都得带着相机，甚至是上厕所。贾勇：说真的，厕所里的照片我这儿都有，那是盲拍的，当然目的不是暴露人家隐私。最近这几年厕所革命了，有的都安装了空调。想想我小时候，胡同里来的外地人老问，“师傅，厕所在哪儿？”咱们北京人一般都是这么回答，您往前面走，那儿有一个小胡同，拐进去，闻见味就到了。杨浪：这就是生活的变迁，所谓厕所革命背后是人的生活方式更现代更文明。贾勇：对，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如您所说，纪实摄影主题太多了，根本拍不过来。比如胡同，虽然就两个字，老北京怎么吃的、怎么喝的、怎么拉的、怎么撒的，一个主题，就够拍一辈子的。杨浪：在我看来，前门那一带这些年大规模的改造，冷冷的建筑把原来生动活泼的烟火气改变了。贾勇：秉持纪实摄影的初衷，它怎么变，我怎么拍，兴许再过十年，这些人的观念又回到过去的感觉了，兴许再去做旧，恢复回来。贾勇：因为我只是照相的，阻止不了一些现象的发生，怎么办？我最大的力量就是按下快门。杨浪：比如这一张，自行车的海洋，这就是北京人生活方式的一个侧面。贾勇：对，这应该是一九九几年，一看那自行车就知道前门、天安门有多热闹。贾勇：那是前几年在天坛兴旺胡同拍的，老太太戴着大眼镜，拿着老北京的大芭蕉扇，一看见我，“又照呢”。杨浪：从影像的分类，它们更接近于肖像摄影，肖像摄影师跟对象是保持距离的，主要展现主人公的精神气质，但是你把周围环境的信息量带入的更多。贾勇：我拍摄他们时估计距离不到一两米，就咱俩这距离。我喜欢盲拍，趁人不注意就抓拍了，这也是我习惯用自动对焦拍摄的原因。多数时候会问一句“阿姨，吃了吗您？”看看对方什么反应，要是对方说，“别给我照，别给我发什么网上这个那个”，我就会宽慰他们，“放心吧阿姨，放心吧大爷，我这是自个照着玩”。要在得到他们默许的情况下按下快门，收获他们放松的状态。杨浪：这里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纪实摄影的伦理问题。所以你长时间泡在胡同里，大家都认识你，知道你的来意，才不戒备。贾勇：到目前我一本摄影书都没出过，像这样的影册是不带书号的，以个人名义做那么几十本，用于爱好者和朋友间交流，谁喜欢，我就送他一本。也不搞商业行为，在网络上尽量不发，所以这些街坊四邻很信任我，知道我不是拿拍胡同作为营生的。杨浪：咱不说商业价值，但很明显你的作品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你要是出书出画册，你跟街坊邻里打个招呼就行了。贾勇：这点我到没有意识到过，心想着我饭馆的墙就是展厅。杨浪：像这仨老哥们儿这么躺着，多好。这是一般摄影家没法拍到的最自然的生活形态。反正我是拍不了，不管是抓拍或盲拍，彼此心里是戒备的。贾勇：这仨太熟了。您是怕人家揍你一顿？您练练举重就有这胆儿了。贾勇：我一般是在说话的同时先盲拍一张，看人比较配合就“得寸进尺”，常常一卷搭进去。等照片冲印出来，会给街坊们送去，算是留个念想。他们会觉得这家伙是在记录我们的生活，没拿我们耍去。
贾勇：您看我的影册上最多写上几几年几月几号在什么地方拍的。杨浪：比如这张校场小六条，你只给出一个地理空间，并不给人物的具体信息。杨浪：看得出善意满满。你拍照不以商业为目的，不靠它挣钱，卤煮店成了后来的营生。贾勇：有口饭吃我就知足，我的这种记录和消费方式，只为自己高兴，也是一种享受，这个钱我花了，自己舒服就够了。杨浪：你对北京平民生活的记录有目共睹，你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记录者，而且你的店还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窗口。贾勇：最重要的是前辈们、老师们、各行各业的朋友们有地儿喝杯茶喝杯酒，我才能学到好多东西。杨浪：这是纪实摄影的一个线下交流和传播通道，你的店就接近于办展了。你经常参展吗？贾勇：参过展，德国、法国、瑞士的都有过，他们没有什么影协的概念，就是看完我的片子，发出邀请，每年做个派对，展览什么的。贾勇：没送过，原因很简单，平常就跟前辈、老师朋友们混一块，他们碰着贾勇提交的作品，是给我打对勾还是打叉子呢？多不合适。贾勇：不送，再说你给我金像奖对我个人也没什么用啊，所以这些年我都没参加报送。我就想着再过一二十年拿出这些影像，有个念想就足矣了。贾勇：我想得很简单，能让儿孙们、后辈们有机会读到这些胶片、照片，他们能感悟出、写出一些东西来。杨浪：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思考，表达自己对摄影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后辈能理解祖上当年记录的这些东西，挺独特的。贾勇：因为我拍的人物、事物90%都没了，或者说终将过去。人会离世，部分胡同会遭遇拆建。你想我拍这老爷子的时候他都84岁了，转眼间40年过去了。杨浪：人免不了生死轮回。这张是他家拆迁的过程，这个院都被你拍塌了。贾勇：不能那么说，是让他给弹塌的。老爷子是弹三弦的，他这动静，整个草厂胡同都知道。杨浪：这都是历史啊，慨叹一脉文化在地表上湮灭，没有办法，现代化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杨浪：其实所有拍胡同的人他最后的主题都是传统和现代的切换，任凭你再多的慨叹也挡不住都市化的洪流。很多人拍胡同院落上的那个“拆”字，就是用来表达一种怀旧。而你作品的特征是尽量记录当下仅存的胡同生活。贾勇：我觉得有意义，给它拍下来，具体是怎么个内在的思维，让后人说去，我们只做眼前的事就够了，就像咱们家做卤煮，做完了，让客人去评价。杨浪：我特别想听听你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当代纪实摄影中的位置？贾勇：我就是最普通的一个，在胡同里生在胡同里长大的一个孩子，现在都60岁了，用相机拍出自己家卤煮味的照片。换句话说，拍照片里面，我是卖卤煮最棒的，卖卤煮里面，我是拍照片最棒的。杨浪：拍照片里面你是做卤煮最棒的，这个没错。做卤煮里面你是拍照片最棒的，也没错。在平民摄影家里面，你恐怕是最有名的一个了。子孙们都会骄傲地说我们家老爷爷是开卤煮店的摄影家。贾勇：最有名的算不上，我只能说我是卖卤煮里面最有名的。杨浪：所以我们来解释贾勇这个符号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你是摄影家协会会员吗？贾勇：不是。海龙他们是“广角”的。当年我问过我的老师李学峰，我说怎么入会？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该拍片拍片，该干吗干吗去。贾勇：看。其实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约翰·汤姆逊。在新世纪初，英国使馆的朋友请我去汤姆逊叫“晚清摄影”的展览，我站在他的照片前，给我震傻了，感慨100多年前的一个外国人，背着沉重的器材，拍出这么精彩的片子。他拍的有王爷，也有打更的，三教九流，包括中国的小脚老太太，全拍了，而那时10秒、8秒的曝光就是最快速度，在那种情况下都拍出这么经典的照片，我要是不把家门口好好拍出来，都得自个儿抽自个儿大嘴巴。杨浪：就是说当代摄影家贾勇面对100年前约翰·汤姆逊拍的北京，已然能获得巨大的精神冲击。并要求自己认真记录家门口的一砖一瓦、一时一刻。这就是纪实摄影的魅力与力量。贾勇：您总结的对。比起拿奖我认为真心喜欢拍照更为重要，我乐意做好纪实摄影里的一口老汤，卤煮味的。杨浪：少搁点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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