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姥爷姥姥爸爸妈妈都是聋哑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32岁的李楠楠和表姐张娟都是家中的少数群体——她们听得见。

家里人大多数听不见，包括她们各自的父母和外祖父母。作为听障家庭中听力健全的孩子，就像2022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健听女孩》讲述的那样，她们是生活在无声世界的家人们连接外界的桥梁。

但在电影之外，健听子女的处境仍鲜为人知。这一群体人数并不少，中国听力障碍者近3000万，而在听障者组成的家庭中，约90%育有听力健全子女。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主任倪兰在2022年的文章中披露了这一数据，并称相较于听障者，健听孩子受到的社会关注更少；他们听力正常，却因出生于听障家庭，常常处在无声与有声两个世界的边缘地带。

过往十余年间，妹妹李楠楠和丈夫在河南新乡开着一家无声的火锅店，累计为三十余名听障者提供了就业岗位——这是她对养育自己的听障家人的回馈。姐姐张娟是幼儿园老师，也是听障孩子的母亲——她陪伴孩子完成康复训练、学会说话，回归健全孩子的学校就读。

姐妹俩很少提及，穿梭在两个世界中的感受。

无论年龄大小，与外界沟通的责任总是落在听障家庭中的健听者肩上。

小时候，年龄仅差一岁的姐妹俩在姥爷家生活，听不见声音的姥爷是家中主心骨，她们口中的传奇人物。

姥爷是一家皮革厂的正式工，有见识，也很勤快，什么事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上班前，在家把米饭蒸好，菜备齐洗净，中午回来马上能下锅。到了傍晚，在路口支个小摊，给人修自行车。李楠楠总跟在姥爷屁股后面跑，性格也随了他，坚强、果断。

一家人住在皮革厂家属大院。有一天，拆迁队上门，绕过在家的姥爷、姥姥，径直找到了李楠楠，说要拆掉他们的房子。她那时7岁。

“你要把房子拆了，你让我姥爷住哪儿去？”她问。

拆迁队给她解释，四合院的平房要拆掉盖成楼房，他们安排了新房子，可以让姥爷选楼层。

“你得跟我说清楚。”李楠楠像个小大人般回复，随即将大院里的叔叔阿姨都喊了出来，问“这人说得对不对”。邻里街坊们给了肯定的答复，李楠楠才拍了板，跟项目经理去签合同。其实她刚上小学一年级，连合同上的字都认不全。

现在回想起来，姥爷在上海读过书，识得字，“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难道不能出面代表全家签合同吗？受损的听觉阻碍了姥爷和外界的交往，也剥夺了本应属于他的当家权。

“沟通是像一座大山一样的障碍，越不过去。”2022年9月，李楠楠的丈夫王伟松在火锅店向南方周末记者感慨，他们的二女儿悦悦如今6岁，还在上幼儿园，但跟姥姥姥爷出门买东西时，服务员有事同样是跟悦悦说，俨然将三人中唯一听力健全的小女孩视作话事者。

早早代表家庭参与社会交往，健听子女往往比其他孩子更早熟。自三四岁有记忆起，张娟便开始帮家里人买油、盐和馒头。再往后，父母会翻出记满电话号码的小本子，拨好号，告诉她需要传达什么内容，她来负责打电话。

在成长过程中，健听子女经常面临另一重考验——同时适应无声与有声的两个世界。

跟说话相比，姐妹俩最先学会的是手语。“自然而然就会了，没有刻意去学。”张娟说，“我们俩处在的（成长）环境基本上都是很安静的。”

无声环境并非真的没有声音，“每个人打手语，情绪高昂时、激动时、开心时、兴奋时，都会有声音出现，但是它和我们正常人发声的音调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去幼儿园，猛然间闯入“正常人的有声世界”，李楠楠完全无法适应。她感觉自己是个另类，一个劲儿地哭。姥爷心疼她，将她带回家，不再继续。

这是某种意义上的恶性循环。上小学一年级，她同样无法适应，白天带着满满当当的铅笔上学，放学回来以后铅笔盒总是空的，同学们将笔拿走，她不好意思开口要回，回家诉苦。家人决定为她转学。

由于缺乏幼儿园阶段的学习，她不会算数，也不认识生字，上课时特别自卑，考试总是班里的倒数第一。听障的家人无法辅导她的学业，只能靠她自己。直到二年级下半学期，李楠楠遇到了一位很有耐心的语文老师，这一切才有了转机。

童年时的李楠楠（左）和她的妈妈。（受访者供图/图）

姐妹俩原本以为，游走于两个世界的辛苦将止于她们这一代。

姥爷、姥姥是聋哑人，生育的三个孩子也是聋哑人，其中两个女儿——张娟、李楠楠的母亲——找的丈夫亦是聋哑人。“只有我舅比较幸运，找了舅妈，会手语、会说话，等于是我们家来的第一个正常人。”李楠楠说。

到了李楠楠这一辈，所有兄弟姐妹均为健听者。李楠楠是同辈中第一个生育的，下一代也健康漂亮。姐妹俩猜想，长辈们的听力障碍可能同医学不发达有关，孩子们会没事的。

直到张娟的大儿子出生后，情况有些不对劲了。孩子的爷爷奶奶总是私下嘀咕，每次被问及孩子的听力检测情况，老两口一直打马虎眼，要么说“医生今天有事没查好”，要么说“孩子今天不配合就没弄”。

出了月子，张娟趁着家里没人，自己抱着孩子去医院。医生一见便说，“不是跟孩子的爷爷奶奶讲了好几遍了嘛，听力可能有问题，要去郑州复查。”张娟一下就愣住了。

那是2015年，她的身份由健听女孩，转变为听障孩子的母亲。

头几年最为辛苦。儿子做耳蜗手术时，交钱、办手续、咨询医生，跑前跑后都靠张娟一个人。丈夫听不见，能做的有限，只能干着急。

“我感觉我自己好像这一生都在历劫。”张娟深知无声的世界存在多少障碍，但叙述时，她的情绪都是淡淡的，只笑着提了这么一句。“像我们这种家庭，压力大的话你无处宣泄，只能以积极向上的状态去面对。”

根据她的经验，父母聋哑而孩子健听，还存在沟通的可能性。但孩子聋哑，跟最亲的父母之间就可能隔着极高的屏障。她的丈夫便是幼时失聪，公公婆婆不会手语，双方无法交流。

张娟迫切希望儿子具备和外界沟通的能力。儿子一岁多刚完成耳蜗手术，就被张娟带去康复学校，是所有学生中年纪最小的。

她还记得儿子戴上人工耳蜗后感到稀奇的样子。他盯着镜子里自己的嘴，将贴在头侧的耳蜗外机拿下来，又贴上去，声音消失又出现，测试了好几次。第二天，他主动找母亲戴耳蜗。一周后，他听得出自己的名字；一个月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小兔子跳跳”，前半句说得含糊。

母子俩没有停歇，“一路狂奔”。训练方法没有秘诀，见到什么说什么，不停地说。那两年，她经常起口疮，舌头起泡。儿子从康复学校毕业时只有三岁半，能和正常孩子一样发音。

见证了全程的李楠楠说，张娟脾气有些火爆，几乎所有耐心都给了儿子。

也正是在这个孩子出生后，姐妹俩才开始“高度关注遗传”。“因为我们都想要孩子，希望孩子是健康的。”李楠楠说，全家人都去做了DNA检测，发现家族中健听者的身上，有致聋的隐性基因，“（孩子是否先天失聪）都是概率问题”。幸运的是，姐妹俩的第二个孩子都健康。

作为会打手语的健听者，李楠楠主动教小女儿悦悦学手语。悦悦平日里和姥姥住在一起，要用手语沟通。

与当初的自己不同，悦悦从小在饭馆长大，见得人多，说话也多，还上了一两年口才班，“嘴可甜了”。

会手语成了悦悦的“必杀技”。李楠楠点开一段视频，不到三岁的悦悦正熟练地做着一连串动作，意思是“妈妈我不哭了，我长大了，上学了，加油”。

悦悦去幼儿园也适应得很快，“她觉得自己比别人多了一种技能，所以就比别人自信”。这种观念是李楠楠向女儿传递的：“你可棒了，你会打暗语。”

旧日撕不掉的标签成了令人骄傲的存在。“我身边有好多像我一样的健听女孩、健听男孩，很多都不愿意让他们父母去学校，就觉得自己的父母是残疾人，怕被人笑话。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可笑。”在李楠楠心中，手语只是一门用于沟通的语言，同英语、法语没什么不同。

“结婚的时候，我爱人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说‘媳妇你放心，我会把手语学得可好，我一定能跟丈母娘好好沟通’。”李楠楠说，“他没有说我有多爱你，我会未来对你有多好，他是把我的家人真正看成家人。”

一家人外出时主要是手语交流，肢体动作显眼。走在路上，李楠楠常能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你看，那是群哑巴。”她脾气暴，扭头反驳，“纠正一下你的用词，不是哑巴，聋哑人或是残疾人都行，哑巴这个词不好听。”

人们没想到她能听得见，反应先是惊讶，然后便脸红道歉。

当地聋哑人的圈子虽小，但李楠楠在圈里的名声挺大。他们找李楠楠帮忙征婚、看病、调解纠纷。派出所、法院、检察院等机构处理涉及听障群体的案件也会找她来翻译。头几年，警车总停在李楠楠的店门口，把她接走，办完事再送回来，“一个月最少要接几个案子”。几番下来，王伟松身边的人按捺不住，开口问道，“你媳妇是不是犯啥事儿了。”

2022年中秋节后，她接到一个新任务，要到商丘处理一个离婚案。两方都是聋哑人，提出离婚的女方找到李楠楠，称男方嗜赌、有家暴倾向。

新乡、商丘相隔三百公里，委托人需要负担李楠楠来回交通，路费超过了500元一天的翻译费。她觉得不划算，建议找一名商丘本地的手语翻译，但女方的父亲看重李楠楠翻译的准确度，坚持请她。

“她手语打得很好，天南海北的聋哑人都能看得懂。”跟李楠楠结婚后，王伟松也很快掌握了手语。2021年夏天，在妻子无暇分身的时候，他甚至替李楠楠到法院做了回手语翻译。

那是一起经济纠纷，内容不难比划，就是“你欠我多少钱”“你说啥时候还钱但没还”这种“家长里短”。双方都是聋哑人，原告方请了聋哑学校的老师来做翻译，但被告方不放心，请王伟松把关。

聋哑学校的老师每翻译一句话，委托人就会转过头来盯着王伟松，确认内容的正确性。王伟松仔细听着，然后摇了摇头——当事人比的手语和翻译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委托人当庭提出异议，认为翻译不属实。

到最后，原告方也在通过王伟松的手语了解庭审进展，“他请的手语老师他瞧不懂。”王伟松的手语是在生活中跟妻子学的，聋哑人能看明白。

这是令王伟松颇为揪心的一次经历。他深刻感知到听障群体面对的沟通壁垒，也感谢妻子交给他一把走近他们的钥匙。

无声火锅店搬家后，只摆得下5张桌子，李楠楠夫妇将店铺刷成牛油果绿色。（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图）

李楠楠夫妇尝试过多种方式，帮助听障群体翻越眼前的壁垒。

首先是提供工作岗位。2010年，他们的第一家火锅店在新乡开业，店铺墙上、餐桌旁都有提示：本店为无声餐厅，服务员均为聋哑人。

“刚开始还是在后厨，后来我试着把他们放到前台，然后再试着让他们当店长，主管这件事。”12年来，无声火锅店累计为三十余名残疾人提供了工作岗位。

夫妻俩知道，聋哑人找工作不是易事。他们大多上的是特教学校，学历不高，识得些字却很难处理复杂的文字信息。李楠楠认识一些在厂里打工的聋哑人，领导召集全员开会学习安全知识，有朋友拍了小视频发给李楠楠，表示自己啥也没搞懂，“表面上搁这儿开会，其实他们没有接收到任何信息”。

张娟感触尤深。她的丈夫是聋哑人，大专学的是广告设计，毕业后想找一份设计师的工作，但遇到许多阻力。李楠楠曾托熟人为姐夫牵线，对方试工后还是婉拒：聋哑人难以同客户沟通需求，别人半个小时能干完的活儿，他可能得做两个小时，对老板来说不划算。

毕业多年，张娟丈夫先是在物流公司当分拣员，又到药企做工人，干的都是体力活。不过，工作稳稳当当，还有五险一金，家人们已经满意了。

在无声火锅店最红火的那几年，李楠楠夫妇资金充裕、精力旺盛，还尝试过开发一款意图帮助聋哑人沟通的App。

“2014年有这个想法，2015年开始搞。”王伟松回忆，看到聋哑人上网时用QQ视频比手语，他们想到做一个有手语翻译功能的App，“比如我是聋哑人，你是正常人，通过这个软件咱俩能聊。我比了手语，转换成文字告诉你，你的文字转换成手语告诉我”。

他们将火锅店挣的钱往App里投，请了四五个码农，实现了很多其他功能，但预想中的手语翻译难度太大，一点都没有实现。钱烧得厉害，折腾了两三年，计划宣告终止。

“没有后台，服务器停了，现在也没法用，但是我不舍得删。”李楠楠点开手机里一个两手相握形成心形的图标，界面出现一行小字：“拍个故事，交个朋友。我们自己的世界。”

“当时俺也会做调研，也不是想瞎胡闹。”王伟松说，“2014年大概全国有两千多万聋哑人，每个聋哑人后边有着一个家庭。”

经历了新冠疫情和2021年河南洪灾的冲击，火锅店生意萧条下来。为了节省月租，火锅店缩小规模，从一百多平米的大店更换到新地址，只摆得下5张桌子。员工只剩下一位，勉强维持经营，“刨完所有花费，落在我手里的（利润）一个月大概就1000元出头”。

疫情反反复复，店铺也跟着开开关关。2022年8月底，李楠楠和丈夫花240元买了漆，自己动手将墙体、门框刷成牛油果绿色，“重新把店搞起来”。

没顾客的时候，李楠楠坐在店里，将喜欢的歌译成手语版本，录制成视频给聋哑朋友们“听”。她也期望视频为店铺招揽更多生意，为听障人群吸引更多关注。

她的动作随着曲调的变化延展翻飞，勾勒出一个个画面。有句歌词她尤其喜欢：“是你，是你，身后的青春都是你。”比出这句话的时候，李楠楠突然想到了她和她的家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