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童凶猛！孩子邪恶起来，能有多可怕？

2024-03-24 02:03

邯郸3个未成年杀人犯判决结果还没出来，这两天又相继爆出梅州13岁男生猥亵女生、冕宁14岁女孩纠集多人围殴男孩、阳山13岁男孩性侵8岁女孩等新闻。作恶的未成年人仿佛在这个关键节骨眼“集体无意识”出动，是在向法律示威么？

扎堆上热搜的未成年人犯罪新闻，然并卵……

对于犯罪或作恶的未成年人，有一个形象的称呼——“恶童”。早在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创办的刊物《作家日记》里就慨叹：“儿童在作恶时，不会像他们的家长那样饱受良心谴责之苦，而是心情大好。”受康德启蒙主义“至善论”影响的陀翁，也无奈地承认儿童之“性本恶”。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法律上就把儿童和精神病人划出“理性人”范畴，未满14周岁，不用承担刑责。

而在陀翁振聋发聩疾呼的前一百年，1778年的我国乾隆时期，也发生了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四川盐亭县9岁的刘縻子杀害了同龄的李子相，依照《大清律》应处“斩监候”，刑部的处理方案是经济赔偿大事化小。然而被乾隆一票否决，硬是让刘縻子吃了几年牢饭。受孟子“四端”论影响的乾隆，才不管你是不是未成年，况且《大清律》早就规定，7岁以上就可以承担刑事责任了。

面对恶童，陀翁长吁短叹，乾隆不服就干。

东西方儒家世界观和基督教世界观，对于“恶童”的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在近代却趋于合流。大概还是源自西方话语体系下的法律程序系统。对于邯郸三个未成年杀人犯的判决结果，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完善过程，也需要汲取古人的智慧。本文不对现实事件作过多解读，而是探讨作为社会反映的电影艺术作品里，“恶童”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对现实产生的警戒意义。

文学和电影艺术作品中的恶童类型，可分为“群体作恶”与“个体作恶”。而以主观能动性分，又分为受控性作恶与自发性作恶。严格意义上讲，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儿童群体作恶，可追溯到乔治·奥威尔的发表于1949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在这本颇具预言性质的书中，儿童秘密警察监视着他们家长的言论行为，告密后家长就会被“被消失”。这是受控性的群体作恶。1984年被拍成了同名电影。

《一九八四》里，大人在儿童秘密警察前噤若寒蝉，是不是有似曾相识之感？

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正值“铁幕”开启，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正值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经济复苏时期，美英两大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两个威廉”，同时在1954年分别发表了儿童个体作恶、群体作恶的文学经典作品——威廉·马契的《坏种》和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分别于1956年和1963年被拍成电影。

1956年的电影《坏种》，诞生了影史第一个“杀人萝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小女孩，采用说谎故意制造假象等“手腕”害死周围对她构成威胁的大人小孩小动物，“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而《蝇王》则是核战后流落荒岛上的孩子小集团，隐喻人类社会的缩影。最终，象征知识分子和理性的小胖“猪崽子”被象征暴力的“猎手”孩子们有计划有组织地用巨石砸死（可对比邯郸三少年，杀人前的缜密准备）。

1956年版电影《坏种》登上当年《生活周刊》封面（左）；电影《蝇王》（右）原著则获得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

自《坏种》和《蝇王》后，儿童的“个体作恶”和“群体作恶”电影类型自此分流，并衍生出无数变体。下面分别就这两个大类型选取一些经典电影供大家批判，同时也会带出两种类型的亚种，即“自卫反杀型”和“迷途黑羊型”。

杀死一只知更鸟：
“天生坏种”与“宗教附魔”

POST WAVE FILM

在戈尔丁的《蝇王》被搬上银幕的1963年，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另一部电影上映了，那就是全球人民都家喻户晓的《杀死一只知更鸟》，由罗伯特·马利根导演。为什么提到导演和主演，因为这二位未来都要在恶童电影史上镌刻下大名，他们各自导演和主演了两种类型的恶童电影：“天生坏种”型和“宗教附魔”型。

《杀死一只知更鸟》的海报（左）；瘆人的开场（右）已经隐隐有了恐怖片的影子。

《杀死一只知更鸟》上映的60年代，正值嬉皮士反文化运动前夕——美国“垮掉的一代”、英国“愤怒的青年”鼎盛时期，战后婴儿潮一代正处于童年期和青春期。资本主义物质温床滋生犯罪问题的复杂环境下，儿童作恶的种子开始孕育，当时称“婴儿潮”一代是二战结束后“道德败坏”的一代（相对于一战后是“礼崩乐坏”的一代），从礼崩乐坏到道德败坏，是西方启蒙主义以肇，价值观危机的几次崩徂的结果。

到了70年代，战后婴儿潮一代刚步入成年，《杀死一只知更鸟》两大主创——导演罗伯特·马利根拍摄了《死亡游戏》（不是李小龙同名那部），格利高里派·克主演了《凶兆》。这两部电影非常具有典型性，分别从“天生坏种”和“宗教附魔”两个角度对战后婴儿潮一代“个体作恶”进行了反思，算是给“恶童”们的成人礼。

左为《死亡游戏》（1972年）海报，右为《凶兆》（1976年）海报

我们看看两部电影的海报，都是猩红与黑白的“死亡三原色”，其中的红色是一种隐喻。彼时正处于苏攻美守的冷战大背景下，大面积的红色也暗含西方对红色世界的恐惧。而两部电影也在内容上“镶嵌”进意识形态元素。比如《死亡游戏》中，恶童的邪恶超能力是俄罗斯奶奶（巫师）激发出来的；而《凶兆》中，格利高里·派克饰演的外交官是在二战后左翼运动兴盛的罗马诞下恶魔之子。

除去两部影片的意识形态元素，这两名“个体作恶”的儿童形象，《死亡游戏》里面是“天生坏种”型，但是小男孩自我意识里并不承认，而是幻想出来另一个自己（兄弟）来实施作恶，藉由俄罗斯奶奶（巫师）激发出来的超能力，先后杀死自己的父亲、插死表弟、弄死襁褓中的妹妹，以及搞瘫痪自己的母亲。

激发孙子超能力的俄罗斯奶奶，也被孙子用火烧死。“天生坏种”的恶童是不受控制的。

《死亡游戏》里的杀戮小正太，震撼了70年代初的西方人。这种赤裸裸的杀戮比50年代的杀人萝莉（《坏种》）还要血腥。《杀死一只知更鸟》导演罗伯特·马利根把《死亡游戏》设在美国南部田园祥和的背景下，更突出了恶童天性不受经济条件制约。“性本恶”无关乎家庭教养，邯郸三个未成年杀人犯是留守儿童，而《死亡游戏》的小杀人犯却是富家子弟。

格利高里·派克拍摄于1976年的《凶兆》，里面的恶童戴米安则更高贵，是外交官之子。作为“宗教附魔型”恶童的典型，他是撒旦藉由格利高里·派克饰演的大使的夫人母腹诞下的。天生自带（驱动其他物体或人的）杀人能力，先是保姆，再是神父，然后是生母，最后是大使本人。小恶魔最后被新的家庭收养，开始了新的杀戮之旅。在核战阴影笼罩下，“撒旦”也是核扩散恐惧的象征。杀死大使的恶童，披着“宗教附魔”的外衣，行意识形态斗争之实。

戴米安被新家庭收养后的邪魅一笑，求当年电影观众的心理阴影面积。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宗教附魔型”恐怖片里，另一部拍摄于1973年的大名鼎鼎的《驱魔人》，小女孩则不应属于恶童范畴，因为她也是受害者。被附体后杀死神父，不是自己的主观意识作恶。这与《凶兆》中的戴米安的自觉作恶有着天壤之别。

而与《死亡游戏》同于1972年上映的西班牙电影《夜童》，则是“天生坏种”恶童的悲催型，小男孩认为年轻漂亮的继母夺走了父爱，自始至终都要致继母于死地，可是最后却被继母成功反杀。小男孩在片中一个人都没害死，比起《死亡游戏》害死全家的小正太，以及害死部分家人和邻居的《坏种》小萝莉（恶人有天收，被雷劈死），算是破坏性最小的了。

《驱魔人》（上）里小萝莉被附魔，表面狰狞实则可怜（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夜童》（下）里的小正太表面认了御姐后妈，却处处暗藏杀机。

螺丝在拧紧：
“Double Kill”与“集体脑控”

POST WAVE FILM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出“恶童之叹”二十五年后的1898年，美国“意识流先驱”亨利·詹姆斯发表了一篇恐怖小说《螺丝在拧紧》。讲述了一个家庭女教师怀疑庄园“闹鬼”，是主人家的小姐弟捣蛋所为，最后两个孩子被逼的一个发了疯，一个死在女教师怀里。两个被冤枉的“伪恶童”开创了心理小说的先河。

而这部名著于1961年被改编成了电影《无辜的人》，开始有把两个小孩“恶童化”的趋势，小男孩的“心魔”加上姐姐打辅助，与女教师的交锋成为看点之一。“恶童”不再是女教师的幻觉，影片也有了开放性结局。可是到了十年后的1971年，马龙·白兰度主演了这部小说的“前传”，小姐弟彻底“恶童化”。

同是改编亨利·詹姆斯，1961年的《无辜的人》（左），两个孩子五六岁，亦正亦邪；

到了1971年的《夜行人》（右），两个孩子到了青春期（邯郸杀人犯的年纪），彻底黑化。

马龙·白兰度饰演庄园的马夫，教会了小男孩射箭，教会了小女孩划船。可小姐弟却用成年人教给他们的生存技能，射杀了马龙·白兰度，也淹死了女教师。等到新的女教师来了，便接上了《螺丝在拧紧》的原著故事，后任女教师的怀疑不是空口无凭，池塘里是小姐弟害死的冤魂。

这部1971年的《夜行人》，便是典型的两个恶童打配合的“Double Kill”模式。作为儿童群体作恶的最小单元，主动作恶加害他人，还互相施恶彼此伤害。影片除了大胆展现未成年人杀害成年人的暴力画面，还露骨地展现小姐弟的乱伦倾向（模仿马龙·白兰度和女教师SM偷情），而影片的真正可怖与深刻之处在于，小姐弟“送走”一届届马夫和女教师，庄园的池塘埋葬了一对对他们害死的冤魂，成了无解的恶之循环。

偷窥到马龙·白兰度和家庭女教师玩“捆绑”，小姐弟便有样学样。被厨娘发现后，姐弟合谋将其骗到树上烧死。

《夜行人》小姐弟这种“Double Kill”类型，相对于另外一种群体作恶的高级形式，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种受控于外星/高级生命的“恶童”群体，能直接干扰成年人/社群的行为和意识，甚至能毁掉全人类，我们称之为“集体脑控型”恶童。这便是拍摄于《无辜的人》前一年1960年的《魔童村》。村里人在某一天被宇宙脉冲全部击昏，而已婚的未婚的育龄女性在这天全部怀孕，生下眼睛会发光的高智慧儿童群体，脑电波遥控成年人，制造各种死亡现场。

这部深刻的恶童电影，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彼时的现实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美国政府为了防止苏联渗透洗脑，先在自己人民身上做实验。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情报局开始研发三甲氧苯乙胺等迷幻药项目，作为控制大众思想的手段。大卫·里斯曼提出了“方向仪”和“雷达”理论，作为驯化中产阶级民众的武器。《魔童村》就是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

《魔童村》（1960年）剧照

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Double Kill”型恶童和“集体脑控”型恶童，也各有衍生变体。比如前者衍生出的“双生雨衣”体。代表作品分别是拍摄于1973年的《威尼斯疑魂》与1976年的《甜美爱丽丝》。两部电影引发的家长恐惧，成功让儿童红黄雨衣滞销好多年。

1973年的《威尼斯疑魂》，“白求恩”唐纳德·萨瑟兰和“日瓦戈医生的拉拉”朱莉·克里斯蒂饰演一对夫妇，女儿溺死儿子病倒。在威尼斯遇到一对孪生通灵老妇人（有点像东北猫脸老太婆），父亲对于“挽回”爱女生命与儿子健康的执念，被伪装成儿女幻象的双生老太婆“背刺”而死于非命。这是有怨念的萝莉正太，藉由双生老太婆之手杀死家长的“double kill”。

儿女有怨念，通灵两太婆。一件红雨衣，一拍杀即合。

1976年的《甜美爱丽丝》，也是老少配的“Double Kill”。不过走的是人性异化路线。生性残忍的小女孩凯伦，长得丑没人爱，被怀疑杀死漂亮妹妹（时年11岁的波姬·小丝打酱油饰演），刺伤小姨，又险杀警官，然而却是一个身形相似得老太婆，穿着雨衣伪装成她行凶的。本来就游走犯罪边缘的凯伦，成功藉由老太太的手“黑化”。

而老太婆的行凶，实际小女孩也心知肚明，可以说，老太婆是小女孩的黑暗心理的外化。而该影片立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同《夜行人》一样，小女孩未来会变成行凶的老太婆；老太婆也曾经是被“冤枉”的小女孩，又陷入了无解的恶之循环。

人丑心也丑的萝莉，人老刀不老的老妪。作案面具+黄雨衣，祖孙把恶传承下去。

非常嫌疑犯：
“自卫反杀”与“迷途黑羊”

POST WAVE FILM

在世界恶童电影史上，有这样一种非典型性未成年犯罪者，他们的杀人有情可原，甚至是出于自我保护/保护亲人。这样的应激杀人，会使人产生同情与嗟叹。比如《沉默的羔羊》女主朱迪·福斯特14岁时出演的杀人萝莉片——《黑巷少女》。

朱迪福斯特饰演一个父亲早逝的独居小萝莉，为了躲避房东儿子（《现代启示录》里杀死马龙·白兰度的上尉）的性骚扰，就要制造出各种响动，显出大人在家的样子。即使警察登门，出于对美国国家机器的不信任感，她也自力更生拒绝救助。唯一信任的小跛子正太，也因为肺炎离开了她。屋漏偏逢连阴雨，老色批房东儿子又发现了她的秘密，于是在被他性侵胁迫下，小萝莉先用毒药后用刀，成功反杀变态男。

小萝莉眼神不说谎：和小正太多有CP感，和怪蜀黍就多有距离感。

如果说朱迪·福斯特饰演的小萝莉是“自卫反杀”型，那么另外一种是徘徊于深渊凝视和悬崖勒马之间的恶童，我们称之为“迷途黑羊”型。为何称之为“黑羊”而不是“羔羊”？因为羔羊是受害者的形象，在基督教中，黑羊是恶魔的化身。羔羊因为选择跟随上帝，而被称为“上帝的羔羊”，而选择不跟随上帝的黑羊，被称为“上帝遗弃之崽的幻影”。

卡尔维诺就写过寓言体小说《黑羊》。在西方基督教文明里，黑羊是罪恶的化身，也是无辜的牺牲品。同时具有的二象性，正好符合恶童进一步悬崖勒马，退一步临渊恶龙的困境。“迷途黑羊”型的恶童形象，在斯蒂芬·金作品改编的电影《纳粹高徒》中，有着相当典型的体现。

左为基督教黑羊图案，额头五角星标志，右为《纳粹高徒》（1998年）海报

《纳粹高徒》讲的是美国某小镇上，高智商高颜值、表面阳光内心阴暗的小正太，有一天发现邻里蜗居的老头，是血债累累的纳粹战犯。于是腹黑小正太找到老头，当面揭穿他的老底儿，做为不捅出去的要挟条件，让老头把他的过去的罄竹难书的罪行“情景再现”，甚至和老头玩起了同性意味的制服cosplay。老头的暴力往事对小正太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帮老头虐杀知道秘密的流浪汉，小正太血液中的暴力因子被唤醒了。

影片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结尾。老头终于被集中营幸存者认出来，为了逃避绞刑自杀了，而小正太在他弥留之际，暗示他要诬告辅导员猥亵男童。不知道小正太未来是继续黑化，还是悬崖勒马。所以，《纳粹高徒》里为我们提供了“迷途黑羊”型的恶童形象。

绝美小正太被纳粹老狂魔性意味的引导，也是引向罪恶渊薮的一步。

日本首位荣格学派精神分析师、教育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在他的专著《孩子与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儿童在五六岁左右，就会在与小朋友交往中，用身体的攻击性验证自己的力量。这种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现代的霸凌变得更加险恶狠毒，一个主因是孩子心理郁结的阴鸷情绪更加强烈……青春期要体验各种类型的恶，经受住了方能慢慢长大成人。”

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受害者，也不想让别人家的孩子成为施恶者，这恐怕是普天下的共识。电影中的恶童形象既来源于现实，也给现实提供警醒的可能。我们面对“儿童凶猛”的严峻现状，有赖家庭与学校教育、心理学与精神分析，以及法律工作者等形成多边合力。我们参照外部世界的样子，来塑造自己的孩子。不循环恶童之殇，是全社会的共识。

最后，拿《黑巷少女》朱迪·福斯特镇楼，小萝莉正告天下恶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