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创投投资合伙人，聚焦于基于源头创新的生物医药投资；深圳湾实验室资深研究员、分子生理所副所⻓。
A股日渐回暖，医药板块却依然“躺平”。已在水火之中煎熬了两年的投资者对利好政策望眼欲穿，甚至希望即将召开的第七届医药创新生态大会能公布相关信息。医药政策发展的脉络会如大家所愿吗？王立铭博士在“巴伦中国主题闭门会——医药行业2024展望”上分享了自己的相关观点。在中国1万亿的医药市场中，创新药和非创新药的比例与美国相比是倒挂的，美国创新药占比大约8成，中国则不到3成，其中国产创新药更是只有1成多。但我不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问题，相反，创新药的比例非常高，可能反而是美国特有的现象。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一直是全球医药创新的引擎。全球主要的头部创新药企业也集中在美国，创新医药的主要开发支出也集中在美国，美国药监局也是全球最愿意支持创新型医疗手段的监管机构。作为引擎，美国的收获是培养了一批头部医药企业，这些企业的营收和利润可能也都留在了美国，这些企业也为大量小型生物技术企业提供了出口，繁荣了整个国家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但作引擎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美国的代价就是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也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的创新药支出。美国人均药物支出超过1000美元，其中创新药支出大约800美元。作为对比，OECD国家人均药物支出800美元，而人均创新药支出仅有200-300美元。其实不仅仅是创新药，美国市场的非药物医疗支出（主要是医疗机构的照护费用）约为1万美元，远超过OECD国家的人均3000美元，其中固然有美国医生供给不足、医疗制度管理严格、医疗诉讼多发的因素，但其中也有相当部分用于支持创新性药物产品的开发和率先应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美国社会用自己的钱为全球医药行业提供了公共产品，有明确的外溢效应。而现在美国可能也难以继续这一模式，包括拜登在任推行的通胀削减法案（IRA），其中明确要大幅削减创新药的政府医保支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直接干预创新药物的定价。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作为社会发展仍然存在很大不均衡问题的中等收入国家，我们大概率没有必要和动力去模仿美国在创新药方面的整体投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医疗行业的定位应该还是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首先从医保控费的角度来说，政府医保作为国内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支付方，有天然的权利对药物的价格和盈利空间进行一定的约束。考虑到国内的主流创新药企业其实也并没有投入太多资源给真正从0到1的原始创新，更多还是以进口替代、快速跟随的模式为主，研发成本有限，因此医保也有天然的动力去压低这些药物的所谓创新溢价。从一定程度上说，既然这些创新本身失败风险不高，那集采和国谈这些政策，其实是试图将这些药企回归到一般制造业企业的属性。（“巴伦中国主题闭门会——医药行业2024展望”主持人、《财经》杂志主编何刚补充：恒瑞医药过去5年的毛利率从86%降到83%，净利润率从23%降到18%，利润率与国际上的礼来、辉瑞相当，还是远高于一般的制造业企业。编者注）另外，集采国谈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消除药品流转过程中的中间渠道和渠道成本。政府作为最大的采购方和渠道方，打通了药企和医院之间的通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药品的降价其实是来自对渠道的压缩，对药企本身的影响有限。恒瑞的利润率变化也能反映这个趋势。当然，这样做也会产生一刀切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想在中国推出一个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产品，真正愿意冒高风险开发创新医药产品，企业找不到一个明确政策路径，来享受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溢价。这也是行业内在不断呼吁给与创新药物差异化政策的出发点。不过我认为一刀切背后，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过去中国其实并没有这样真正的创新产品，或者至少是没有批量出现这样的产品。既然如此，从业者就很那指望政策制定者会未雨绸缪先做好布局。好消息是中国现在开始逐渐浮现这样的产品，因此我们确实也看到，一些政策开始逐渐成型，比如医保局推出创新药差异定价的相关规定，浦东新区的建设方案里也明确提到对于这种具有全球创新属性的药物可以按照国外标准定价，等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政策的变动方向比较乐观。伴随着中国本土开始出现一批真正有创新意义的药物，相关政策也会做相应的调整。如果我们的医药政策，能够一方面将大部分（也许85%）的资源投入到覆盖基本人群、满足基本医疗需求上，另一方面将其余资源（也许15%）留给中国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医药企业和医疗产品，支持它们在中国市场扎根和生存，还能去海外赚取更多利润，那么我认为这样的政策就是既符合国情也令人充满希望的。过去两年一级市场的投资中，美元基金大规模撤退，民间资金萎缩，政府产业基金特别是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大规模进入，这个趋势确实非常明显。现在很多过去几年成立的生物医药企业把政府资金视作救命稻草，这也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但在我看来，这个模式还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未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相比他们曾经支持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传统制造业，生物医药行业是一个存在巨大系统风险的新型行业。例如新能源车、光伏、芯片这些行业，它们当然也有风险，但风险主要来自中下游，例如供应链、产品量产和市场竞争，起码在上游技术开发层面还是有比较强的确定性。而生物医药企业因为直接植根于源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同时人类对人体疾病又只有粗糙的理解，任何一款产品完全可能在任何一个开发阶段，因为科学数据不佳（特别是临床数据不佳），导致整个公司一夜归零，完全失去价值。这在美国市场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我很难想象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面对相当一批旗下被投企业因为开发过程中的里程碑没有达到，彻底失去商业价值的时候，会如何应对，会对政府以及政府基金的管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医药企业的这种不确定性是系统性、本质性的，即使在尽调和投资协议上添加再多约束也很难避免。第二个问题是，地方政府进入生物医药行业，本意自然是通过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方式来培育地方支柱企业。但是基于我们前面的讨论，我国在医药方面的支付总盘子很有限，短期内也很难期待全局性的巨大提升。而如果支付问题不解决，地方政府所支持的医药企业最终会变成什么样是难以预料的。地方政府自然希望这些企业能产生盈利、纳税和稳定就业，这最终会不会演化成地方政府对不同创新药的地方保护，重演当年仿制药的市场格局？咱们也说到，中国整个创新药市场，总体就相当于2.5家恒瑞医药的规模。按照这个规模来算，现在这些地方政府的投资绝大多数从商业角度来看无法回本。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现在地方政府争相支持创新药行业，5年后会是什么局面？当然，由于政府产业基金的深度介入，也可能反过来推动医药支出、医保支付的改革。从浦东新区的建设方案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迹象。上海是中国创新药的绝对高地（第七届医药创新生态大会将于4月8-10日在上海张江举办。编者注），有内循环的需求和条件。当然，上海确实有希望引领一些局部的变化，但它也很难代表中国整体的生物医药支付将有一个质的飞跃。
王立铭博士，凯⻛创投投资合伙人，聚焦于基于源头创新的生物医药投资；深圳湾实验室资深研究员、分子生理所副所⻓。2021 年，王立铭博士与凯风创投管理合伙人⻩昕博士共同发起和管理了公益性的生物医学峰基金，旨在利用⺠间资金支持本土原创性生物医学研究的发展和优秀生物医学研究者的培养。 王立铭博士还是活跃的科学作家，出版《吃货的生物学修养》、《上帝的手术 刀》、《生命是什么》、《王立铭进化论讲义》等大众科学著作，亦是《巡山报告》专栏主笔。
王立铭先生拥有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和北京大学学士学位。曾任伯克利加州大学 Bowes 研究员、BCG 咨询顾问和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本文是“巴伦中国主题闭门会——医药行业2024展望”嘉宾发言内容的整理，已经过王立铭先生审阅】
文｜王立铭
编辑｜锂氢赵 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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