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拙著《西方古典学研究入门》提出了“经由古典学术通达古典精神”的设想。那么，如何在西方主流古典学界完全抛弃古典精神的现状下，努力重建古典学术与古典精神的关联？如何在中国为西方学界所不为、所不能为？这是吾辈古典学人应当迎接的历史挑战。我们只有另眼去看西方学界的古典学，方能擘画进入中国的古典学的未来，让它真正走上与中国文化相遇的道路。
柏拉图（前429年-前347年）
学界阅读柏拉图的常见方式，不是让我们“与柏拉图对话”，而是“与柏拉图学者对话”。我们学会翻检各种评注和论著，斤斤于其他学者对柏拉图某段文本或某个学说的解读和诠释，浸淫于学院式的论争，意在跻身柏拉图学者的团体，成为其中的一员。要加入柏拉图学者的团体，需掌握他们阅读柏拉图的三重秘密。首先，一位柏拉图学者阅读柏拉图原著并沉潜其中的时间，要远远少于阅读其他柏拉图学者的时间。“柏拉图研究”已高度国际化，英、德、法、意这几种欧美主要语言的论著当尽收眼底，还有荷、西、希、俄等次要欧洲语言，亦不容错过。总之，对于任何一个学术问题，若欲发柏拉图学者所未发，必先穷尽所有二手文献。结果便是，竭力追随学术主流，与其他柏拉图学者对话，而柏拉图原著倒退居其次了。其次，即便是柏拉图原著，柏拉图学者阅读某些片段的时间也远远超过整体。因为他的阅读时间有限，已被大量的二手文献占据，留给原著的时间严重不敷，所以挑选与研究课题“直接”相关的章节段落，乃最为经济之法。这些片段被从整体当中割裂出来，与对话录的整个进程脱离，以更类似于哲学论文的方式被阅读。最后，即便是阅读这些片段，柏拉图学者基本上也无知无感，而需借助其他柏拉图学者的论争，来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因为他与柏拉图原著存在精神上的巨大隔膜，而其他柏拉图学者的论争倒让他倍感亲切，因为那是用一种他所熟悉的学术话语表达，而柏拉图的文字却远离学术话语，用高度原创性的思想写就。保守这三重秘密的柏拉图学者，当然不愿“与柏拉图对话”。他与柏拉图处于不同的思想层次和精神境界，柏拉图所关注的问题本身，他要么毫无兴趣，要么毫无置喙的余地。他达不到柏拉图的思想高度，便只能反向而行，把柏拉图拉到学术研究的层次，在那个层次，他倒是找到许多同气相投者，并热烈地与他们展开“对话”。然而，真正的对话——柏拉图所言的dialogos——意味着一来一往，一方的logos与另一方的logos向着同一个问题的探索紧密交织起来。柏拉图著作里的思想及其背后的精神，乃古人一方的logos，而我们今人一方的logos当与之谐调、应声，此乃一来一往也。柏拉图学者之所为，惟时下学术风尚是务，把古人一方的logos当作时下学术的竞技场，务必令其趋时而让自己从一众柏拉图学者当中胜出。既然“与柏拉图学者对话”不通向“与柏拉图对话”，我们先来找寻“与柏拉图对话者”，向他们学习。西方历史上，自柏拉图的高足亚里士多德始，便不乏“与柏拉图对话者”。亚里士多德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师”指柏拉图，“真理”为何？指向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共同关注的问题本身。亚里士多德虽颇富学者精神，却并未对乃师的著作采取学术研究的态度，而是从思想上直接与柏拉图对话，譬如《诗学》《政治学》与《理想国》里的“诗论”和“教育理论”的对话。
拉斐尔所绘的雅典学院，柏拉图手指向天，亚里士多德手指向地。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距离我们太远，属于一个学术研究刚刚萌芽的时代，那么让我们从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德国各举一例。早期尼采在《悲剧的诞生》（1872）里提出的“苏格拉底问题”，贯穿了他的一生，直到《偶像的黄昏》（1888）还在奏响。尼采与之辩驳和缠斗了一辈子的“苏格拉底”，正是柏拉图思想的一种形象化，尼采的“苏格拉底问题”正是与柏拉图思想（例如“理性乐观主义”“辩论法”“美德即知识”）的对话，还要在对话中超越柏拉图，成为比柏拉图更加紧密、更有机地将诗与哲学结合起来的思想家。另一位是海德格尔。他的成名作《存在与时间》（1927）的题辞用的是柏拉图《智术师》里的一段希腊语，他注明出处，紧接着追问道：“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不。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这一意义问题。”这部著作便是与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的深入对话。此后数年，海德格尔撰作《柏拉图的真理学说》（1931/2）一文，更要昭示“柏拉图思想中还未被说出来的东西”，通过对“洞寓”的翻译、解说和阐释来与柏拉图展开对话，并超越柏拉图的思想。（顺带一提，现代哲学家怀特海家喻户晓的名言“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其实不得要领，一定要说的话，当改写成“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是与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对话”。）
左：尼采《悲剧的诞生》中译本书影；右：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书影
我们且从两个层面向“与柏拉图对话者”学习如何“与柏拉图对话”。其一为思想层面，也就是柏拉图的文本所传达的思想，可以是总体性的核心问题所关注的思想（如尼采与“苏格拉底问题”的对话），也可以是局部的、支撑核心问题的细节性的思想（如亚里士多德与《理想国》里的“诗论”和“教育理论”的对话），还可以是文本并未致力于传达却隐含的、内设的思想（如海德格尔与“洞寓”所含的“真理学说”的对话）。这个层面的对话，可以是对思想的阐释和引申，也可以是批评和反驳。其二为精神层面，也就是文本所传达的思想背后的精神，这不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而在文本作者之所以有所作的精神动力和根本体验。体悟此精神，贯注己身，言作者所未言，言作者所不能言，此乃更深层的对话。这一层面的对话终将引向我们自己的有所作，引向与对话者的精神处于同一层次的有所作。我们不仅要向“与柏拉图对话者”学习，还要鼓起勇气离开柏拉图学者的团体，尝试自己“与柏拉图对话”。“与柏拉图学者对话”，如前所言，意在跻身柏拉图学者的团体。那是一个由学术（连同它的机构化和制度化保障）营建起来的安全之地，加入这个团体，依傍它的信条，便不再有思想的冒险，甚至不再需要思想，因为学术的信条已经为学者规划了思想的畛域，他不能越其雷池一步，否则便会遭到“学术共同体”的驱逐。可是，“与柏拉图对话”，并不通向驯良无害的学术，而通向思想本身。思想本身无所依傍，只有它自己才能开辟新的道路，而那会是一场未知所终的冒险。让我们抛开所有柏拉图学者的著作，直接进入柏拉图的对话录，直面对话录里的思想，试看这思想能否激起我们对话的冲动，考验我们能否与这思想对话，就像对话录里的那些对话者，面对苏格拉底，有无对话的意愿，是离开还是留下，是留下后静听，还是主动与苏格拉底对话，是对苏格拉底所言唯唯诺诺，还是真正地与苏格拉底对话，直至挑战苏格拉底而将对话推进到前所未有的境地。惟当我们自己“与柏拉图对话”，柏拉图的真精神才会向我们显露。因为“与柏拉图对话”，不止于一种“言说”，而更是一种“行动”，是一场思想的冒险。总是停留在“与柏拉图学者对话”的阶段，会让我们沾沾自喜地重复自己；“与柏拉图对话”，则意味着永不满足地超越自我。“与柏拉图对话”，从根本上而言，是一场与自我的对话。这场对话让那个更高的“我”来不断地提升眼下的我，那个更高的“我”好比是柏拉图对话录里的苏格拉底，而眼下的我好比苏格拉底的对话者，总是在被高他一筹的苏格拉底提升，苏格拉底的更高位置也随着他的对话者的处境而不断地变化。一篇篇对话录原本是柏拉图的内心戏剧，他的我与他更高的“我”（以苏格拉底的形象出现，是基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文学人物）之间的对话。“与柏拉图对话”，就是去重现这一场场与自我的对话，直至与苏格拉底这位原型哲学家发生精神上的撞击，将苏格拉底所进行的思想的冒险推向新的境地。以上三个阶段，正可喻学问之进步。学问之进步，有别于学术之进步。后者为人（天下之公器），前者为己（道问学）；后者为物（研究对象），前者为我（问学者）；后者纯为求知，用知识取代真理，前者志于求道，用真理统御知识。学问三阶段，亦为人生三境界（此论可与静安先生“词艺三境界说”对参）。虽非泾渭分明，但总体进程，当由一而二而三。吾辈或莫不始于“与柏拉图学者对话”，然不应将其等同于“与柏拉图对话”而终生不悟。个人天资有高下，境界三或可望而不可即，然由一而二且向往着三，吾辈非不能为，不愿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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