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平庸的20年，我从海归学霸活成了负债啃老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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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04 12:10

作者：曦夭窕

来源：人间theLivings
ID：thelivings

我出生在一个三线城市的普通家庭，父母重视教育，所以从小学到高中，我都就读于市里最好的学校，成绩名列前茅，算得上是个学霸。

90年代末，我考上重点大学，成了家族的骄傲。在所有人眼里，我大学毕业后肯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一生顺遂、精彩。

那时没有人想得到，多年后，我会成为家族里的“反面教材”——包括我自己。

我的大学在北京。大一时在郊外的新校区，配套很差，食堂的饭菜难吃，宿舍楼里只有公用水房……以至于在这个大学校园里，没有青春的浪漫，热闹的社群，活动空间只有图书馆、教室和篮球场，十分乏味。

可令我的困惑的，并不是这里像不像“大学”，而是完全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18岁前，我活在父母的期待里，动力十足。当考上名牌大学后，满足了父母的期待，我却没了学习的动力。我的专业是保险，调剂的，我不喜欢，但让我自己说喜欢哪个专业，我也想不出来。舍友们也纷纷开启“懒洋洋模式”，我们开始了逃课、睡懒觉、吃吃喝喝，混日子。

大二，我们搬回海淀主校区，校园不大，但配套齐全，交通便利。回了城里，我们继续荒废着学业，三五成群地四处游玩。混了几个月后，我注意到舍友秦梓宁经常去教室复习功课。她说：“不知道干什么，那就先好好读书。你没事干就跟我去上自习吧。”那天我跟着她去了教室，拿了本书看了1小时，只翻了不到10页。太没劲了，就独自去了图书馆。

闲散的日子里，我没机会遇到爱情，也不想上自习，就经常去图书馆看书翻杂志。人物传记、小说故事、天文地理、医学科技、金融政治，专业课之外的书我都看，但我的阅读漫无目的，纯粹为了打发时间。

读大三时，我和苏雅成了好朋友。我们虽然同班，但之前的交集并不多。直到跟她走得近了，我才知道，从大一到大三，她每周都风雨无阻地去新东方上课。虽然商科学生很难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但苏雅还是坚持背英语：“先考试才能申请，申请不到再说。不试试怎么知道？”

大三下学期，秦梓宁决定考研，飞速切换到备考模式。见她每天抱着书来来回回，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要考研？秦梓宁告诉我，她暂时没有就业的打算，就想选一个喜欢的大学继续深造，然后问：“你想好了吗？不考研就准备找工作。”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只觉得工作有些遥远，考研也提不起劲头。

在临近毕业的那一年，秦梓宁复习备考，苏雅参加托福和GRE，我继续在迷惘中浪费时光。还没等我想清楚来日的路，毕业季就来了。无暇掂量自己的实力，我仓促决定考研，目标地：上海。

然而，大学4年的学业荒废，此时积累出了苦涩的果子——我落榜了。沮丧了几天，我决定在北京找工作。当我踏进“双选会”的时候，已经是2001年2月。

夏天时，苏雅没能出国，但凭借流利的英语去了北京的一家知名外企。秦梓宁如愿考上了研究生。班里大部分同学奔赴北上广深，返乡就业的不足10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没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我勉强接受了姑姑的帮衬，回到家乡隶属的省城A市落脚。

离开北京的那天上午，我站在南下的火车上，隔窗看着送别的同学们越来越远，突然哭得很伤心。我说不清伤心的原因，但知道肯定不仅是因为离别。直到20年后，当我回顾自己的大学时代，才恍然明白：考上重点大学是我的人生历程里最高光的时刻，那之后的每一步都是下坡路——或许，那一刻的我，是在为自己而哭。

我回到家乡时，肖潇也上班了。她是亲戚家的孩子，比我小1岁。我们两家在同一个学区，我们读的同一所小学，初中时是同班同学，高中时，我考了本市的重点，她进了次重点，大学时，我去了北京读重点，她考了本省的重点。因为是“同一届”的孩子，亲戚们没少拿我俩比较。

毕业时，肖潇没有考研，也没有努力谋求省城的高薪单位，她权衡利弊后，选择了老家的一个国有银行，捧上了铁饭碗。得知肖潇的选择后，我默默感叹了一下：银行是好单位，可惜不在省城，没什么发展。但转而想到自己在省城的新工作，心情也挺沮丧——在我的认知里，像我这样重点大学毕业的学霸，“返乡就业”简直是个笑话。

即便不甘心，我还是如期去单位报到了。公司是国内保险业三巨头之一，当时还是国企编制，提供集体宿舍，五险一金，年节福利。工资不高，但旱涝保收，部门经理和蔼可亲，一到下班时间就提醒大家“早点回家，按时吃饭”。

父母觉得我的单位挺好的，亲戚们有些惋惜我没能留在大城市，却也觉得工作稳定总是不错了。只有我看着简陋的宿舍，满心郁闷：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该在北京，上海，广州也行啊……想着留在大城市的同学们，我觉得自己特别失败。

在前辈的指导下，我很快就能独立工作了。每天审核保单，报送系统，再盖章交付。简单又机械，重复又乏味。干着这份高中毕业生都能轻松胜任的工作，没过多久我便失眠了。在那些睡不着的夜里，我一遍遍地后悔自己大学时没有好好读书，后悔没有提前为求职做功课，后悔毕业时没有到其他大城市去尝试……越想就越确认，“返乡就业”是错误的。

我再也无法安心工作，向父母抱怨工作的各种不如意，然后提出了辞职到广州闯荡的想法。

我的离职计划还没实施，爸爸就突然打电话来，提议我去英国留学——原来，妈妈无意间参加了一场留学推介会，得知去英国读研究生只需要20万出头。她想起我每天的抱怨，决定让我出国“镀金”。

“家里还是能拿出这些钱的。你妈说，你现在工作不顺心，与其没头没脑地去广州闯，不如多读点书。本科学历不好找工作，研究生肯定行吧？”在妈妈的认知里，“高学历”是一切安稳幸福的保障，也是改变命运的捷径。而爸爸一向顺着妈妈，瞧着我天天抱怨，他也不安乐，就支持了她的决定。

挂掉电话，我犹豫起来——我家只能算是一个温饱有余的家庭，我若出国，那些学费就都是爸妈的养老钱——确定要拿他们的养老钱去留学吗？我在街头发呆很久，又一次想起荒废的大学时光——如果我好好学习呢？

我这样问着自己，然后做出了决定：这是一次翻盘的机会，只要勤奋学习，拿到学位，就能重新回到北京，和同学们站在同一条跑道上。

至于留学之后的每一步该怎么走，我没有多想。我迅速辞掉了干了5个多月的工作。离职时，有位男同事特意来送我，并表达了好感，我假装不懂，微笑告别。我相信自己有更广阔的未来，没必要在小地方浪费感情。

一周后，我申请了伦敦的一所大学。父母拿出所有积蓄，又向姑姑借了5万，凑齐了30万元经济担保。

2002年5月，我的入学申请被拒绝，中介提议申请另一所伦敦的大学，还没想好要不要继续申请，姑姑就打来电话，要取回那5万块钱。那天下午，阳光透过客厅的窗户照在地上，爸爸说：“既然没申请上，是不是就不去了？”妈妈则表示，可以问小姨借钱做担保，然后问我：还要不要去？

我因为被拒，心里压抑得很，一听到爸爸要打退堂鼓，愤怒和不甘顿时在心头翻滚起来。恶狠狠地瞪着地板一会儿，我闷声说：“我再申请一次，如果又失败，我就去广州！”

在我等待英国的入学通知书时，家族正为肖潇庆贺——她在工作里结识了一个斯文、得体的男生。他在县城长大，毕业于北京某重点大学，因为赶上了“包分配”的末班车，进了县城的一个事业单位，调动的机会也是有的。肖潇的父母毫不嫌弃准女婿在县城工作，飞快地向我们一大家子人做了正式介绍。第一次见到高大帅气的准妹夫，我忍不住感慨了一下妹妹的好运气，但并没多羡慕——我憧憬着留学带来的美好前景，谈婚论嫁？为时尚早。

2003年3月，我拿到了签证。出发前，家族聚餐为我送行，欢声笑语中，我仿佛回到了大学升学宴的那一刻，心头却不知为何突然滑过一丝隐约的恐慌：万一留学回来还找不到好工作呢？但我不敢细想。

抵达伦敦后，我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英语附加课程。自由的氛围，陌生的风俗，让我压抑的心情舒畅不少。我结识了一群来自国内各地的留学生，课余时间，扎堆玩乐。我尝试了很多从未做过的事，遇到了几个有趣的异性，经历了一两段短暂的感情。

我不敢在学业上分心——那些朋友都出生在富裕之家，父母非富即贵，我和他们不一样的。此行我拿走了父母的全部积蓄，必须在毕业时拿到学位，然后回国挣钱——留在英国，我从未想过。

2004年秋天，我毕业回国。和我同级的几个同学因为论文不及格，不得不重修学分，付出了每门课1500英镑的补考费。

我回到家时，肖潇正在报考省城的公务员——她男朋友半年前调到了省城，要守住爱情，她也必须去省城，但又不打算放弃铁饭碗。得知妹妹的煎熬，我有些同情，但我自己也没有着落呢。

我很快联系了在北京的同学们，再次北上。长辈们以为我能顺利谋得一份好工作。然而，事与愿违。在京的同学都处在事业起步阶段，除了帮忙递简历，能帮的有限。

回到北京第一周，苏雅帮我争取我到了一次难得的外企面试机会，遗憾的是，我没能通过。没有纠结这一两次的失败，我安顿好自己后，就在各大就业市场奔波。依靠英国的学历，名校的背景，我获得了几十次面试机会，却总是止步在最后一轮考核，无论是面试还是笔试，被拒绝的理由不外是：笔试不及格，终面被刷掉，性别是女生，云云。

最可笑的一次，一个外企的HR经理在面试时说：“我觉得你对企业的架构几乎一无所知。你不适合这份工作，但我可以告诉你，一般来讲，大公司都有这样的组织结构，岗位设计是这样……招聘需求是这样……”她免费给我上了一堂职场基础课，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惊讶，夹杂着怜悯。

走出那座写字楼，我回想着她的话，突然意识到：国内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得多，对员工的要求也在时时更新。自己对就业市场的了解太有限了，准备一点都不充分，不仅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就连最基本的知识储备都不合格。面对残酷的就业竞争，“海归”的金字招牌反成了我的短板，因为——高不成低不就。

我那天站在街头很久，第一次感觉到某种寒冷。

在北京求职无果的日子里，友情给了我安慰。抵京之初，苏雅收留了我，可我不想干扰她与男友的同居生活，坚持搬走。秦梓宁在天津工作，待遇不错，工作不忙，男朋友也不在身边，每逢周末，她就邀请我过去小住，吃吃美食，散散心。某个周一的早上，我在阳光里睁开眼就接到了已经去上班的她的电话：“家里有面包牛奶，你自便。中午来我单位一起吃午饭。”又说：“你还没找到工作，如果不够用，抽屉里有，你先拿去。”

我没有拿抽屉里的钱，但秦梓宁没猜错，我兜里的钱越来越少了。不久，我搬到了合租公寓，和13个女孩共用洗手间和浴室。再不久，我卖掉了随身的笔记本电脑。因为求职心切，我还跌入了“付费兼职”的骗局。

可我不想再向父母伸手了。为了支持我读书，他们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债。想起父母为我付出的一切，对比此刻的屡次碰壁，留学带给我的不再是憧憬满满的光明未来，而是一块沉甸甸、压在心口的大石。

权衡着现状，我把目光又向下调整了一档。2005年夏天，一个小移民公司录用了我，底薪2500元，项目提成8%，每月最多加班4天，加班费120元/天，没有五险一金和节假日福利。我自我安慰说：先生存后发展，骑驴找马不丢人。

上班第一天，七八个同事投来奇怪的眼神——我知道他们在惊奇什么，却也无暇顾及所谓的颜面和虚荣了。

我上班不久，秦梓宁就结婚了，然后随夫赴美，她计划在美国再次深造并定居。苏雅和男友的爱情也修成了正果。闺蜜们各自成家，我也和同事们打成一片，适应了公司的工作节奏。因为老板不时利用我的“海归”身份来招揽客户，我每个月都有项目提成，可公司的业务价格不高，量也不大，无论如何努力，收入都在4000上下徘徊，在北京养活自己都勉强得很。

工作的日子长了，我又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会过着这种生活？这时有个男同事向我表白了——可两个低收入的“京漂”有什么未来呢——我断然拒绝。之后，小姨又给我介绍了一个有房的“沪漂”，可我当时只想在北京立足，异地恋，太遥远了。

2006年年末，肖潇结婚了——数次考公无果后，她突然得到了一个调往省城的机会，然后以最快速度敲定了终身大事。听着妈妈在电话里讲述她的婚礼，我又一次掂量起自己的现状，艰难地承认：这样的北漂是没有希望的。

次年3月，我南下广州。

我在广州的一家留学机构找到了工作，负责英国业务，工资5000元，有项目奖金，有社保。新东家在当地行业排名第三，主营业务涵盖了美英加澳，员工近40人。

工作之初颇为顺利，居住也还顺心，唯一的烦恼是公司开设英国业务时间不长，客户不多，签单寥寥。2个多月后，我发现自己很难融入团队，而原因简单得可笑：我听不懂粤语，可公司九成员工都是广东人。她们扎堆吃午饭，讲着我听不懂的语言，聊着我不明白的笑话，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她们也不喜欢我加入，因为碍着我的面子，她们要讲普通话，看起来，她们并不喜欢迁就我这个外来人。

尝试融入了几次，我感觉到了排斥，傲娇脾气也发作了，干脆不再理睬她们，除了必要的工作接触，独来独往。

一天中午，我正闲着，QQ突然闪烁，欣兰呼叫我——我俩算是老乡，她出生在省会 A市，我们在国内是大学校友，在英国也是。欣兰是个“官二代”，家里有房有钱有权，人很聪明，也勤奋上进，留学归来，她回了A市工作，依靠自己的努力，在一个留学培训公司爬到了项目总监的位置。我却从“北漂”折腾成了“南漂”。

得知我混得一般，她说她所在的培训机构，不但有留学咨询，还有合作办学项目，英语培训，法语培训，业务版块更齐全，业务规模在当地算得上行业第一。讲完近况，她又敲过来一段话：“当年我们一起留学的几个都回了原籍，大家都混得不错，只有你……我觉得不太如意。现在有个机会。我这个部门缺个副总监，你若愿意回来，待遇不会比广州差。”

我有些惊讶她的提议，回复道：“现在不知道，我想想。”

但我并没有认真思考欣兰的提议——同事的排外不可能成为我离职的理由，何况还是回到A市。

就这样，又过去了2个月。

一个下午，老板唐总突然找我谈话，办公室里，副总老金也在座。见我进来后，唐总开门见山：“有人反馈你的翻译水平一般，签单成绩平平。”

我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指责，错愕不已。愣了一下，瞥见了老金，才大概明白了老板找我的原因——英国组、加拿大组、美国组，都是向老金汇报工作的，他麾下最得力干将，是杨晏，一个地道的广州美女，虽然我不属于她管，但工作汇报绕不开她——可我不明白杨晏为什么告我的状，我自问没得罪过她啊。

没时间想清楚，我犹豫了一下，反击说：“上周，金总安排翻译一个加拿大申请文件，如果我翻译水平有问题，为什么要让我帮忙修改？而且这几个月的咨询电话都转到了杨晏那边，没有咨询和跟单的机会，我怎么签单？”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辩解，老金脸上明显地掠过一丝尴尬，却没做声。唐总瞅了他一眼，也没做声。我瞧着两个男人表情，感受着奇怪的氛围，莫名地想起同事们的“鸟语”和排斥，突然觉得这个公司很可恶。心头窝着火，我打破沉默说：“既然有这种反馈，不如这样，您给我3个月时间考核，如果我签不下3张单子，自动请辞。”

唐总同意了，但提出了考核期降薪1000元的条件。没得还价，我接受了。

所谓考核只是缓兵之计，我不知道唐总和老金为什么没让我直接走人，但也明白，身为打工人没有资格刨根问底，与其浪费时间和公司扯皮，不如想想如何应对。那晚我独自在屋里回想着从“北漂”到“南漂”的数年，斟酌着是留下还是返乡，直到想起逐渐年迈的父母，突然觉得自己执拗得可笑——我一心向往大城市，到底是为了虚荣和面子，还是真的喜欢它们？

对着月光，我感叹着自己的颠沛流离，想起了欣兰的提议。收到我的信息，她欣然回复：“回来吧，亲爱的。我会把一切安排好。”

考核第二个月，我交了辞职申请。老金装作惋惜，假意挽留说：“我知道你很努力。其实你不用辞职的，慢慢做嘛。”

我没有天真到听信这种台面话，假笑着敷衍了过去。

我又回到了自己曾经鄙夷的A市，一头扎进了第四份工作。这份工作提供社保，月薪和广州持平。得到欣兰的指点，我很快把握住了工作节奏。或许因为心境变了，我不觉得这个城市讨厌了，爸妈得知我安顿下来，也舒了口气。

然而，欢快的日子只过了不到1个月。

一天晚下班，欣兰邀请我吃晚饭，然后告诉我，她已经交了离职报告，将在夏天离开公司：“这件事只有姜总和HR知道——我妈那边有个新的机会，有机会就要抓住。”

我被她的话吓了一大跳：“你要离职？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如果知道我要走，估计就不回来了——我想让你回来接替我的位置。”她振振有词地回答，又承诺道，“我抓紧时间把关键性工作都教给你，半年足够了，到时你就接我的班。”

我一时分辨不出来她脸上的表情，也不知道自己除了震惊，心里是不是还翻涌着被欺骗的愤怒。在我看来，无论她出于怎样的好意，都不该向我隐瞒离职计划——我和新老板姜总素昧平生，对公司的业务所知有限，如果早就知道她即将离职，我就算换工作，也不会草率地离开广州。

事实证明，欣兰的打算落空了——她离职1个月后，我所在的部门就被裁撤了，我被调往营销部，新上司傲气凌人，但工作上颇有创意，新搭档温柔有礼，对我颇为关心。之后的几个月，我对广告营销的认识突飞猛进，和新搭档也发生了一些情感纠葛。

可还没等我把感情问题梳理好，HR的通知突如其来：按照姜总的意思，我要调到合作办学部去，取消原本的副总监职级，降为副经理，减薪1000。

我毫无思想准备，瞪着HR不出声。见我突然面目狰狞，HR停顿了一下，问：“你是不是曾经给姜总交过什么‘可行性计划’一类的东西，被他否决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么决定，只听到他说，你的策划他很不满意。”

我从没提交过什么策划案，更不知道这番指责从何而来。没有时间分辨真相，我只能机械地回答：“没交过。”

她惊讶地看看我，不再问，只安慰说：“你先过去，以后还有机会调回来。”

面对莫须有的指责，我该拍案而起吗？我当时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沉默了一会儿，我签了字。

这是我第二次遭遇职场滑铁卢。迄今我也不知道那个子虚乌有的指责是怎么一回事，可追究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我索性搁置了感情的困扰，不再花心思挽回局面，决定转型——留学、移民、英语培训，这些业务内容在海外教育咨询行业都是糅合共生的。在我看来，伴随着国门不断开放，新生代的英语水平只会越来越高，留学也会变得越来越简单，这个行业早晚会没落的。

想起在北京的见闻，我打算往管理咨询方向转型，却不知如何着手。闺蜜们或者忙于家庭，或者奔波于事业，无人能给我有效的建议。无解中，我怏怏地去了新部门报道，工作之余，就在迷惘中苦苦思索。

在新部门2个多月后，我和同事宁宁交上了朋友。宁宁也是本地人，法国留学回来的，和我一样出生在普通人家，妈妈做生意，爸爸上班，家境殷实，却非权非贵。彼此熟悉了后，我觉得宁宁不会告密，就把想转型的打算告诉了她。她没有吃惊，想了想说：“我有个培训圈子，帮你留意机会。”

没过多久，宁宁向我推荐了一个免费的管理培训课程。培训的主办老师小琳和我同龄，曾在北京一家外资管理咨询公司工作过4年，先是因为家庭原因携丈夫回到父母身边，又因为身患红斑狼疮离职，与朋友合办了一个管理咨询工作室，在本地的“管理圈子”颇有名气。

在小琳的培训班上，我是最认真的学生，因此与她成了朋友。2009年秋，我第四次离职，之后大半年，我跟随小琳系统学习了管理和职场的实用知识，参加了几次咨询洽谈项目，渐渐意识到，自己的职场经验依旧欠缺，从事管理咨询有些吃力。

力有不逮，我暂时放下了跟随小琳创业的想法，准备回到职场锻炼几年。小琳没有阻止我的决定，得知我依旧对求职充满迷茫后，她拿出一张纸。她在纸上画出一条线，沿着时间线写下我的工作经历，不断提问并归类，逐渐提取出可展现的竞争优势，描绘出具备前进优势的就业方向，然后指导我调整简历结构和表达方式。

“这样表达能让HR第一眼记住你。你不是没优势，而是不懂得提炼总结。现在教给你了，试试！”她笑着鼓励我。

2010年底，我找到第五份工作，股份制保险公司，文宣兼行政。工资5000多，月度奖金，年终奖，五险一金，年节福利，团体保险各项齐全——在A市，这样的薪资福利，不输于国企事业单位。

时隔9年，我再次干起了保险内勤，但工作内容已经脱离了保险的范畴。第一天上班，HR负责招聘的同事说：“你的简历写得好，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你合适这个岗位。”

我想起小琳的教导，由衷地感受到了“专业”的价值。

入职1个月，我凭借多年工作打磨出来的撰文技巧，得到了总经理李铭的嘉许，还和他的秘书文文交上了朋友。我从文文那里得知：我能进公司，是因为得到了李铭的“钦点”：“当时HR送来两个人选，那女孩和你一样是‘海归’，但她读的普本，你读的重点。虽然她比你白也比你高，但李总还是更欣赏你和你的作品。”

作品？我困惑了一下，才想起李铭面试时曾翻阅过我在欣兰指导下做的课件、文稿和策划案——没想到还有这种曲折，我停住脚步，问：“HR那边觉得我不合适？”

“我只知道HR首推的是那个女孩，但李总支持你。”

李铭是总经理，在人事决策上有一票否决权，我听得出来，文文没有撒谎。惊讶之余，我又想起“北漂”时一次次失败在面试，不知该感叹自己终究成长了，还是庆幸遇到了伯乐。

人是需要被认可的。我感激李铭的知遇之恩，愈加努力地工作，不断丰厚的职场经历也教会了我一些人情世故，我在各部门里走动，在虚心请教的过程里和各级同事混了个脸熟。

难得找到一个相对舒服的环境，我决定安下心来。2011年底，我在爸妈的资助下买房，在A市定居。搬进新居后，获悉小琳离了婚，也在我的小区租了个房子，我就去探望她。

得知我工作顺利，她高兴了一会儿，问：“你上班1年多了，今后的路想好怎么走了吗？如果当经理，你想过去哪个部门，了解过公司的晋升渠道吗？不当经理或者当不上经理，你怎么打算？”

见我被她问傻了，小琳摇头提醒说：“我干过人力资源，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任何企业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干到退休基本上不可能的，除非给国家打工。”她劝我好好想想下一步：“凡事早早规划为好，因为从想法到实现，要花力气的。”

从小琳那里出来，我对比着公司各个部门，发现对哪一个都没什么兴趣。我要升职吗？如果可以升职，想去哪个部门？我回答不出来。

爸妈不知道我的迷惘，他们只关心我几时结婚，长辈们得知我买房的消息后，话里话外也催促我赶紧出嫁。可我对结婚没兴趣，我只想回答小琳的问题，或者说，我要想自己要怎么走。

无解中，2012年过去了。年末绩效考评，我登上了年度表彰的领奖台，达到了这段职场历程的荣誉顶峰。随之而来的2013年1月，小琳病逝，我都没有来得及赶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只来得及去葬礼上送别。

相识数年，小琳于我，不仅是益友，更是良师。可惜天不假年。她的生命定格在34岁，所有的梦想在那一刻化作了虚无。我由衷地感觉到生命的无常，耳边似乎又响起她的问题：今后的路，想好怎么走了吗？

我还没有答案。

任何一份不存在“热爱”这种内驱力的工作，若不具备极高的挑战性和开拓性，只要重复2到3年，人就会出现职业倦怠，我也如此。工作上越发游刃有余，岗位的成长空间逐渐见顶，无聊袭来，让我对未来更茫然了。小琳走了，再也没有人能给我专业有效的建议了。

迷惘之际，大学同学微信群建起来了，我和几个大学时的好友重新取得了联系。如今，苏雅的丈夫去了外地开拓事业，她独自在北京照顾孩子，还在一家美资公司做到了总监级别，年薪不少于30万。而秦梓宁跟随丈夫辗转欧美数国后，未能落脚，也已回国，鉴于当时“进京”门槛很高，首都房价又疯涨，他们选择了在沿海城市的一所普通大学担任了教职：“我想过去企业打拼的。但孩子5岁了，正是需要陪伴的时候，当老师工作稳定，虽然收入不算高，但有时间顾家。”

姐妹们个个当妈的过程，也让我认定：只要前途问题解决了，感情问题也会有结果，还能堵上爸妈催促的嘴。于是，我开始经常泡在W身心灵科学研究机构——在那里，没有人催促我，就能获得暂时的平静。

夏天来了，李铭把“司庆”的筹办工作交给了我。这场活动他很重视，因为董事长会莅临，我也打起了精神认真筹备起这个“大项目”。但或许我能力有限，活动在一个很小的环节出了偏差，只有董事长发现了。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的失误，也无法安抚李铭的愤怒，第一次意识到，维系“能干”这种人设很难的，只要一次出错就无法挽回。年终绩效考评时，我第一次得了“合格”。与我要好的同事劝我接受现实，着眼未来。可我想到自己熬夜加班、尽心竭力，却只得了“合格”，一怒之下便向公司提出申诉，还给李铭写了内部邮件据理力争，完全没去想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申诉失败了，后续影响比我预计的严重得多。2014年春末，李铭找我谈话，说我“总在分公司，不懂得业务”，“不利于今后的任用”，决定把我调往下级地市支公司去“锻炼”。我没有生气，也没有委屈，只平静地回答：“如果领导觉得合适，没问题。”

他审视了我一会，扯扯嘴角：“好。”

两天后，我去北京出差，顺路探望苏雅。她告诉我，她计划辞职去美国读研究生。这个决定把我吓到了：“辞职？你的工作这么好，你考虑过‘沉没成本’吗？”

她耸耸肩笑道：“我和我老公都觉得在国内没什么好发展的。我先出去闯闯，安顿好就把儿子接出去。他先留在这里挣钱。”

看着她的自信满满，我想起了大学时代她努力背英语的身影，突然有些感慨——或许她心里一直有个留学梦，经过十几年拼搏，她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早已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该是圆梦的时候了。

回到分公司，对我的“下放”还没有落地，我收到了不少同事善意的暗示：李总瞧你不顺眼，调下去很难回来，赶紧想办法解决。我当然明白李铭的“逐客令”，就先发制人，申请调到同城的业务部，这样至少不需要去外地了。我的应对让李铭吃了一惊，但他也同意了。可没等我完成调动，部门内部就发生了人事变动，有人升职，有人调离。意识到在这个公司很难再有升职的机会，我心烦之下，干脆辞了职。

走出公司大楼那天，我站了许久才转身离去。离职没有让我觉得轻松，反倒更加伤感迷惘。那一晚，我坐在书桌前回想自己在这家公司的4年，也没想明白为什么这段职场生涯会高开低走——小琳不在了，无人能为我解惑了。

甩开思绪，我给李铭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告别信。毕竟，他给过我机遇、认可和支持。公司严谨到刻板的制度规范，教会了我何谓礼貌得体，训练了我的自律和坚韧，提升了我的自信和能力，也给了我稳定的经济支持，我还是应该感谢他。

离职半个月，我去卖起了保险。春节时回家过年，爸妈得知我的近况，愈加担心我没了收入更加难嫁人，亲戚们个个惊诧而惋惜。没有人理解，一个“海归”，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待在大公司，反倒要去卖保险？

我感受着他们的疑惑和唏嘘，心情很复杂。我心里很清楚，卖保险就是为了证明我很能干，夹杂着赌气的成分，但也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只有财务自由，才有更多选择的权利。但我没有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想法。即便说了，爸妈也只会觉得我“想太多”，亲戚们则会笑我“无病呻吟”。这些年，我事业无成，婚事无果，早就成了家族的“失败典型”和“反面教材”，亲戚们眼中的“异类”。

好在我们是一个和睦的大家族，没有人教训我的荒唐，春节就这么开开心心地过去了。

返回省城前一晚，我们去姨妈家吃饭。回家路上，妈妈突然说：“你爸知道你又辞职，特别担心。你回来前他还问我，是不是当年让你出国是错的？”

叹息了几声，她继续说：“我以为你留学回来能找份好工作安稳下来，可是……你舅舅姨妈他们都说我们太纵容你。你的心也太高了，以你的学历，找份安稳的工作没那么难，你就是……好高骛远。”

不想让妈妈数落我，我赶忙把苏雅辞职留学的事讲给她听。虽然有些吃惊，妈妈还是摇头说：“她倒是勇敢，但人家发展得比你好得多……”

我没再搭话，因为说多错多。为了我的工作和婚事，妈妈烦心得很。我们没少吵架，就这样沉默地走着。我想着爸爸的“后悔”。我明白，他不是惋惜花掉的钱，他只是希望我过上稳定的生活，有房有钱，有个家——或许他是对的，留学有什么用？花了那么多钱，也只找了个普通工作，还不如买两套房。当时要是真的拿那30万买了房，现在单是收租，每个月也能增加4000块的收入了呢……

这些的念头滑过脑海，我却不敢问自己有没有后悔。

回到省城，我继续卖保险，期间还参与了几次网络博彩，小亏后止损退出。失去了挣快钱的渠道，保险推销又不如意，我空闲之余更不想操心终身大事，重新拾起了昔日的爱好：看小说。

看小说原本是为了打发无聊的，可看着看着，我就开始写；写着写着，就写上了瘾。我更没了动力跑单卖保险，可不卖保险就没有收入，生计怎么办？我决定寻找一个投资途径，把有限的存款投资增值，以支持日常开销。

正做着发财梦，两个“赚钱”项目从天而降：一个是一度风靡的非法集资——M币；另一个是名气不大却同样是陷阱的、号称“来自美国”的ML基金。我给两张馅儿饼投了6万左右，自以为有了经济保障，于2016年春脱离了保险外勤队伍，一面潜心写作，一面投入W身心灵科学研究机构那所谓的咨询师考试备考。那之后，除了偶尔跑一下保险客户，我停止了一切“无效社交”，不再和同学闺蜜联系，成了彻底的“宅女”。

当我选择在文字世界里拼搏时，肖潇的第二个孩子都出生了。看着妹妹为家族添丁进口，我却不上班、不结婚，又搞写作，又报考什么情感咨询师，爸妈愈加忧心忡忡。他们劝阻我，我听不进去，还拿出各种道理为自己的不务正业开脱，时常把他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爸爸见不得我不高兴，于是为我的任性打起了圆场，还表示每个月资助我2000元，幸好我还没有无耻到啃老，谢绝了。

顶住了来自父母的压力，我开始了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我认为自己担得起失败的后果和“沉没成本”，还有着盲目的自信和更大的野心：我要通过写作名利双收，成为一只幸运的锦鲤；也要当一名“大爱助人”的咨询师，在帮助别人时拿到高薪。

在我的规划里，依旧没有父母亲戚最关心的婚姻大事。我对婚姻是有些隔阂和抵触的——我爸妈是相亲结婚的，哪怕我爸再爱我妈，妈妈还是一直觉得自己是在“凑合”。我不想重蹈他们的覆辙。

我的“高薪咨询师”之梦贯穿了整个2016年，直到2017年春末，我送走了最爱我的爸爸。病榻前，我看着妈妈对爸爸的照顾，那个时刻，奇妙地治愈了我对原生家庭的某种憎恨。办完爸爸的后事，我带着妈妈回到省城，不再做“高薪咨询师”的迷梦——当然，花出去的十几万学费是拿不回了。

可文学的梦还在继续，挣快钱的梦也在继续。想着那2个投资项目里的钱正在“增值”，我继续在“文字变现”的道路上奔跑。为了“提高变现效率”，我报名学习新媒体课程，花了钱，投入了时间，成果寥寥。正心烦着投稿被拒，M币开始崩盘，ML基金干脆无法提现了。

投稿、拒稿、再投、再拒；挂卖、变现、再挂卖、再变现，那几个月里，文学梦不断破碎，发财梦渐渐失色。

煎熬到2018年3月，我总算从资金盘的泥潭里脱身，连本带利，算是小赚了4万。感谢老天爷照顾，有了这笔钱，我能归还一部分信用卡、然后存活几个月了——之后呢？文字变现呀！

就在这个月底，我的第一本网文签约了。合同还没寄出，微信上跳出一条信息，来自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李铭。他问我正在做什么工作，愿不愿意回去上班。我惊讶了好一会儿，然后想起还没交稿的书——努力这么久，幸运女神终于向我招手了，为什么要在这时撤退回去当“社畜”？我谢绝了。我乐观地以为，既然能签约，一本书每个月挣个两三千元生活费不难的。

但现实很骨感：从2018年4月到2020年6月，我签约了2本书，平均收入算下来，每个月800元。即便“扑街”，“更文”也要继续。为了保持“更文”速度，我得全力以赴，所以也没有额外的收入。但房贷、水电、生活费、信用卡，哪一样不需要钱呢？我终于开始了可耻地啃老——每个月，妈妈支付生活费，余下的款项，我瞒着她，各种借款，周而复始。

支出远远大于收入，债务滚着雪球。学金融出身的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可怕的后果，却不甘心承认失败，顽固地在“文字变现”的道路上僵持。

在某一天“更文”时，看着我码字的妈妈突然说：“你这么随便，也是得益于很多条件的。如果你有小孩，你还能不上班？如果我没有退休金，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

停顿了一下，我抬头回答：“对。”

她说得没错，我的荒唐和任性是因为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可我为自己而活有什么错？丈夫儿女对我的个人成长毫无帮助，只会变成我的羁绊，占用我的时间，增加我的消耗，幸好没有他们。

想到这一点，我竟然庆幸了一下，然后接着码字。

日子在码字中流逝，亲戚们对我彻底失望，似乎默认了我孤独终老的人生结局。妈妈也不再数落我了。肖潇在单位里兢兢业业地熬成了“老资格”，拿着1万多的工资，每天按时上下班，接送孩子，辅导作业，日子平淡而幸福。我们偶尔见面时，她也默契地不过问我的现状——或许她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我就这样写完了第二本书，然后报名了一个“故事变现营”。还没开学，老上司夏经理打来电话，说李铭调离了，她调回了行政部，邀请我回去工作。

那一刻，我想起李铭2年前发来的微信——我要回去，那时就回去了。我多年不上班，懒散惯了，已经很难适应那种疯狂的工作节奏，也不想继续没日没夜地卖命了。

2021年来临，“故事变现营”结束了，但“故事变现”的路还是一样难走。我依旧不肯承认自己是一只“扑街”的菜鸟，继续在不断拒稿中煎熬，任凭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忽忽大半年过去，9月，大学同学群热闹起来——毕业20周年纪念将在10月举办，在北京的同学们负责筹备并平摊全部的机票费、活动费、食宿费、场地费，每个返京的外地同学仅需支付1500元。

看着微信群里的讨论，我想起了曾经踌躇满志的青春岁月。20年光阴转瞬，昔年意气风发的我，从未想得到今天的落魄：此时此刻，1500元的聚会费用对我都是一种奢侈！

可悲吗？很可悲。这一刻，我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疑问。

聚会如期举办，微信群里滚动着欢声笑语。我没有勇气翻阅那些热闹，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瞪着天花板，反思着自己的前半生：从2015年到2021年，我完全脱离了工作，退出了社交，沉迷在写作里，“宅”成了孤家寡人。

我似乎陷入了一个自我编织的幻梦，自欺欺人地在“写作变现”的道路上狂奔，期待着某一日名利双收。然而，耗费了6年光阴，花光了所有积蓄，用尽了爸爸留下的遗产，拿走了妈妈仅存的养老钱，那个梦依旧遥不可及，债务雪球却翻滚到了17万。

我突然有些后悔了——我想起了被拒绝的留学申请，老东家两次抛来的橄榄枝……我曾经以为那些都是上天在考验我能不能坚定自己的选择，此刻却觉得，那是上天一次次给我重回正轨的机会。

一个普通家庭，抵押上全部积蓄供孩子出国留学，以此博取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家里“没矿”、朝中无人、依靠打工谋生的“社畜”，裸辞并负债写作，想以“才华”博取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无论怎么看，都不是基于客观评估的慎重选择，而是一个拒绝承认平庸的小人物，怀着“逆袭”的妄念，与命运进行的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

我早就输了，负债就是我为虚荣、愚昧和狂妄付出的代价。为什么我的人生从开局良好过成了今天的翻车现场？一路走来，我有无数次机会止损退出，却为何什么都没有做，而是任凭这一切无法收场？

或许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我一路狂奔考上重点大学，以为那是自己人生的方向，也习惯了周围人的认可，默认自己的人生注定会完美，注定会不平凡。而又因为迷惘，我挥霍了大学时代，荒废的青春埋下了今天不如意的伏笔。

也许是习惯了“天之骄子”的美誉，巨大的落差让我无所适从，我不肯承认“完美”的坍塌，讨厌那些“配不上”我身份的工作，更拒绝接受自己的平凡和平庸。

一旦遇到不被接受、不被认可的情况，我很难选择忍耐、克制，转而一次次地去寻找捷径实现“逆袭”，重塑“完美”，鲜少认真思考更长线的职业发展路径。

那一瞬，我决定去工作。

我联系了所有疏远了的熟人朋友，有些人回应，有些人彻底失联。

11月初，我见到了宁宁。她居家育儿2年后才重返职场，做到了HR经理。获悉我的状况后，她热心地推荐了一份工作，还叮嘱我：“这些年我有时经过你家楼下，就会想想你是不是忙着别的事？你走失了好几年，今后别再走散了。”

看着她认真的表情，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受，只能默默点头。

一周后，我凭借过去积累的撰写策划经验进了一个小公司，收入不算高，但时间自由，总算拥有了一个重入社会的支点。但我知道，要让生活重入正轨，还需要很多努力。

入职半个多月，苏雅给我发信息，要邮寄聚会纪念册，问我“为什么没见你回来？”

我把2014年后的经历告诉了她，末了说：“20周年纪念，我不是不想回去，而是没钱回去。”她发来一个拥抱的表情和一串鼓励，告诉我，读完书她就回国了，“为了孩子的教育”。

“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