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ante Pääbo被同事仍水里，以庆祝他10月3日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我也试试仍他到水里----冷静分析他获奖是否最公平。

至少从1990年代我已经注意Pääbo的研究，而《知识分子》近年多次介绍其领域的工作，包括我安排主编陈晓雪于2016年专访Pääbo。

我认为将分子生物学用于人类考古确实重要，曾两次试图在北大建立这一方向，其中一次是从复旦挖年轻的专家，未遂。近年北大引进了其他老师，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

对于Pääbo的获奖，最常见的是惊讶他的工作与“生理学”、“医学”关系很小。当然广义的关系很容易，但实际关系确实很小，不是诺奖通常颁奖的领域。但是诺奖以前也出现过一次，1973年Lorenz、Tinbergen和Frisch的奖，有关动物行为，也与通常意义的生理学和医学关系较弱。至于有些报道，牵强附会把Pääbo的工作与医学连起来，不是绝对不能联系，但那种联系很弱，而且靠那些与医学擦边的工作，其重要性远远达不到诺奖平均程度。

Pääbo所在领域，贡献最大的是他的导师、伯克利加州大学的Allan Wilson教授。

Allan Wilson（1934-1991）出生于新西兰穷人家庭，父母都没有上过中学，Wilson后来长期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

1967年，Wilson和学生Vincent Sarich提出后来被广为认可的“分子钟”概念。认为不同的物种间的关系，可以从现有物种的个体所含分子的差异推出。最初，他们是按抗原距离，但后来这一关系最容易的是从DNA序列推出。也就是说，不同物种、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都可以从它们所含DNA的差异而推出。

1987年，Allan Wilson和学生Rebecca Cann和Mark Stoneking提出“线粒体夏娃”假说。与细胞核的基因不同，线粒体及其所含基因是从母亲传后代，没有父亲的贡献。通过分析我们任何个体的线粒体的DNA序列，可以分析我们的母系遗传关系。往古人回溯，就应该可以找到最早的、人类共同的母亲。简化的比喻就是“线粒体夏娃”。Wilson在这方面最大贡献是用分子生物学分析现代人的线粒体DNA，发现非洲的差别最大，而其他地方的现代人的DNA都是非洲的衍生。以后更多研究发现我们都是东非的古人某一次迁徙的后代。

Wilson早期工作用过抗原、蛋白质，后来的工作是DNA。

从概念、路径到技术，Wilson是“物种分子分析之父”。他分析的方法不仅可以用于人，而且可以用于所有物种，后来才集中于人。

Wilson最重要的工作，并无Pääbo。后者于1980年代在Wilson实验室做博士后。用过PCR（多聚酶反应），也分析过线粒体。PCR是Kary Mullis与1983年发明的，获1993年诺奖。

Pääbo在Wilson实验室开始对于PCR在古人类的研究有贡献。但这一技术并非原创，而是应用。那时PCR已经是热门，到处被应用。用于古人类不是技术方面，但古人类DNA分析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排除污染物。PCR越敏感，污染的问题就越大。Pääbo也发现其他人号称分析的恐龙DNA不是恐龙的、而是污染物的DNA。Pääbo在这方面很大的贡献是建立清洁的实验室，减少或避免污染。这是很重要的，很必要的，但谈不上创造性。

Pääbo的技术过硬后，又获得了德国马普学会的支持，建立了研究所。因为古人类研究主要是好奇心，与医学相关的遗传学研究有大量经费不同，古人类研究普遍缺乏经费。建立马普研究所，使Pääbo成为古人类研究经费最多的团队。

技术过硬、经费充足、检测不懈，Pääbo后来不仅是这一领域最高产的，而且有重要发现，如分析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等，从而有原创发现。

所以，如果这个领域发奖，首先毫无疑问的是Allan Wilson，但他去世了。

但是，与这个领域密切相关的是“人类遗传学”，事实上有些人把Pääbo的工作也算成人类遗传学。

经典的人类遗传学是用遗传学方法分析人类疾病。Pääbo可以算非常广义的人类遗传学。

1970和1980年代，人类遗传学有多位先驱，开创了分析人类遗传疾病基因突变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开创性的，而且使用和覆盖面比Pääbo使用和严谨化的技术要广、更重要。

1970年代和1980年代人类遗传学研究导致一些重要疾病的基因突变被找到（俗称“克隆人类疾病基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找到人类疾病的基因突变”）。

因为Allan Wilson工作的先驱性、原创性，如果给他颁奖而不顾人类遗传学那些做疾病的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Pääbo的工作从思路到技术无一超越人类遗传学那些先驱的工作，越过那些工作而给Pääbo发奖，从对科学历史负责的角度来看，不是非常公平。

如果负责任，应该先给开创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基因技术者、最早克隆人类疾病基因者、克隆重要人类疾病基因者、克隆比较难克隆的人类疾病基因者...这个单子远远超过一次得奖限制的三人。

在人类遗传学和人类基因组学下面一个小分支（诺奖委员会所谓“古基因组学”）发奖，如果是Wilson这种有领先人类遗传学的概念提出的人，是公平合理的，而如果是概念、路径、技术都依赖人类遗传学、人类基因组学，只是用大学科的思想和方法在小学科有发现的，其实获奖时间领先大学科的奠基人、思想提出者、方法发明者，是不公平的。

所以，Pääbo获奖是不公平的。想方设法降低DNA污染，不属于技术发明，而属于工艺改进、工作环境的改善。绝对到不了诺奖程度。

但是，这种不公平还会继续发生。

有一些人在积极推动克隆乳腺癌基因的科学家获诺奖。乳腺癌当然重要，发现乳腺癌的基因当然重要。

但是，发现乳腺癌基因的研究工作应该放在历史背景中。第一个乳腺癌基因是1991年才发现的，那时已经有多个（十几二十个）疾病罹患基因突变已经被发现。

如果无视乳腺癌基因是一系列有关疾病罹患基因工作中的一个，而故意挑出来，当然可以编一套说法，因为它确实重要，但它的研究不够领先。

不过，我这样分析只是我个人爱好，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听的，就是知道了也有很多人故意坚持偏见。Wilson的另外一位学生很可能因为发现乳腺癌基因而获诺奖。

全世界真正公平的人是极为罕见的。

附：

https://mp.weixin.qq.com/s/Em1eb44IFKDzcQZ5uzlXfw

王传超：走出疑古时代——用遗传学重构东亚人群历史

https://mp.weixin.qq.com/s/b0BLVSbxKD7jB0rV6nhogg

隐秘的关系：尼安德特人和欧洲早期现代人谈了多少场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