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统计学专业教育溯源—曾鲲化与交通统计学堂（1912—1914）

关于统计专业人才的培养，早在 1876 年 9 月于布达佩斯召开的第 9 届国际统计大会上，伦敦统计学会秘书 F. J. Mouat 在大会总结时就强调统计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对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在此之前的欧洲大陆，如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已开设统计学课程，内容主要是通过数据来了解并治理国家。 

据目前查到的文献记载，日本最早将统计作为高等院校的一个专业来培养人才。1882 年，日本统计学者杉亨二向统计院长鸟尾小弥太和干事安川提出成立统计学讲习所的建议。随后，已担任统计学讲习所所长的鸟尾小弥太出任校长，杉亨二为教授长，教授高桥二郎、寺田勇吉、冈松径共同将讲习所改组为“共立统计学校”，于 1883 年 9 月开学。第一期学生 56 人，听讲生 19 人，1886年 1 月有 36 人毕业。然而因为太政官制的废止，学校也随之关闭，只招生一届。 

在高等院校中，第一个设立统计学系的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1911年 K. Pearson 创办“应用统计学系”（Department of Applied Statistics），开启了高等院校统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此后，各高等院校纷纷设立统计相关学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18 年成立“生物计量与生命统计系”（Department of Biometry and Vital Statistics）。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31 年成立“经济与社会统计系”（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istics）。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1933 年开办统计实验室（Statistical Laboratory）。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1935 年首次在文理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设立统计学系（Department of Statistics）。加州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38 年由 J. Neyman 创办统计实验室（Statistical Laboratory）。

我国文献记载的早期统计教育可以追溯到 1902 年的京师大学堂，在理财学下设统计学课程，开启了我国统计教育之先河。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学校建校，并在经济系下设统计组，学制 4 年。同年，广州私立统计学校成立，学制分为 1 年和 3 年两种。我国大学中第一个统计学系，是南开大学 1931 年在经济学院开设的统计系，何廉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兼统计系主任，吴大业、冯华德、方显廷等讲授统计学，1934 年停办。1938 年，复旦大学在商学院下设统计系，李蕃担任主任，金国宝、薛仲三、褚一飞、邹依仁、朱祖晦、吴大钧等在复旦讲授统计课程。 

梳理统计文献和史料，本文发现，早在1912 年，留日学人、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司员的曾鲲化就开始在“交通传习所”中筹建“统计学堂”，开办交通统计学专业，这一发现将我国的统计学专业办学历史提前了近 20 年。

曾鲲化（1882—1925），湖南新化县孟公镇人。幼时家贫，天资聪颖，1898 年考入新化实学堂，1903 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资格，进入日本成城军校(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校，后改称振武学堂)。在此期间，他接触到日本学者所著《支那铁路分割案》一书，此书主要论述日本如何与俄、英等列强争夺我国铁路权益，从而把铁路作为侵华触角。读此书后，深受刺激的他认为铁路将是影响我国未来兴衰的重要事业，于是放弃军校学习，考入日本私立岩仓铁道学院，学习铁路管理专业。留日期间，曾鲲化当选为清朝留日学生总干事，并加入同盟会，与陈天华、谭人凤、谭二式、苏鹏、曾继梧、蔡锷、章士钊等同乡有密切来往。作为学生领袖，留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

曾鲲化（1882—1925）

1906 年，曾鲲化学成归国。回国后，曾鲲化对我国铁路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历时三个月，独自一人走遍全国 15 省，并写出考察报告，史称“丙午调查”。其后，曾鲲化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写就《中国铁路现势通论》一书，在书中曾鲲化最早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管理思想。他认为“管理权为铁路之命脉，权在我，则人为我用；权归人，则我用于人。”而我国铁路恰恰缺乏管理。我国各铁路学堂很少设置管理科，海外攻读管理专业的留学生也为数不多。在此期间曾鲲化进入清政府邮传部（主管交通和通讯）担任司员。

1909 年，曾鲲化起草《上邮传部创办铁路管理学堂书》一文，文中主张使管理与机械、建设并行，极力主张创办铁路管理学校。同年 11 月，经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上奏清廷批准，于时称北京府右街李阁老胡同创办邮传部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开中国铁路管理先河。对于铁路管理人才的培养，曾鲲化根据当时我国铁路管理的需要，分为“高等班”和“简易班”两种学制。高等班学制三年，培养中高级铁路管理人员；简易班学制一年，培养一般铁路管理人员。高等班 28 门课程，简易班 20 门课程。1909 年，传习所共设 6 个班，学生 400 多人。1910 年，在学校开办一年后，这里走出了第一批我国自主培养的铁路管理人才，共计大概 200 人，分别被派往津浦、京张、京奉、吉长等铁路和车站。三年后的 1912 年底，高等班 100 余名学生毕业，分往全国各铁路。许多毕业生取代洋人，担任铁路车务处处长、副处长、车务段长等重要职务。在培养铁路管理人才的同时，毕业生中也涌现出铁路运输专家金士宣、著名会计学家杨汝梅等不同领域人才。

在传习所开办的前三年，学校只有铁路和邮电两大学科。1912 年，曾鲲化担任北洋政府交通部统计科科长，开展河北省统计专项调查后，他意识到统计专业人才的缺乏，同时感到缺少将铁路和邮电两个学科串联起来的技术和方法。曾鲲化立即给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朱启钤写了两个报告，一是《上交通部创办统计学堂呈词》（见图 2），建议在交通部传习所开办第三个专业——统计学科（见图 1），并建议“以统计学引导全路，树立一道同风”；二是《上交通总长朱桂荪（朱启钤）先生书》，希望朱启钤为他撰写的《统计学教科书》题词作序。朱启钤很快批准了在交通传习所开设统计班的请示，并委派曾鲲化担任统计班总教习。该届统计班招生 80 人，学生从各个铁路局优秀年轻人中选拔，需要在北京传习所学习两年，共 20 门课程。

呈词说：“司员曾鲲化为呈请养成统计人才以便改良统计事。窃谓统计乃万事万物之豫算表，权舆《禹贡》，阐扬泰西，迄今日一跃而跻于学理上一等位置。世界设统计协会，国家设中央统计局，地方设各种统计社团，俨然有与经济学、法律学并驾齐驱之势。盖统计实种种事情之总汇点，为规画、进行政策之不二法门。统计立，则比较生；比较生，则优劣自然而见。司政者细察其所以优、所以劣之原因，而后改良进化之方针乃确有把握。欧美日各国均视统计为极要关键，其管理员较各课特多。区日计、周计、旬计、月计、期计、年计六种，按期令地方将所管事务分类调制，呈报中央。中央集其大成，经之、纬之。于是全国统计得以和盘托出。我国当五年以前，几不知统计有何等关系；现共和成立，无论在朝在野，以周知国情为前提。故国家正式统计之必要，已毫无疑义。内阁统计局设立，业经二载，尚未见有事业发生。此于统计发展前途当生莫大之影响，然非职司所在，不便妄参末议，姑就本部言之。

本部综筦船、路、邮、电四政，其复杂繁难，非各部所能比拟。而统计之重要，亦视各部更进一筹。司员细阅现今所制《交通统计表》，多与统计学理大相背驰。欲正本清源，有不可不亟应改良者三大则。 

一曰：体例不适。统计之目的，在穷究社会事物之关系与进化之定律。而所藉以向此目的进行之要素，则有三焉：曰记述、曰列表、曰制图。记所不能尽者，通之以表；表所不能穷者，显之以图。今仅有数目表，而记述图式概付阙如，未免为统计家所窃笑。夫数字为统计之筋骨，而记述乃其皮肉。有筋骨而无皮肉，不成全体。故制表时，当着眼于学问上及实际上，略叙其表中所含之真理妙味。俾阅者如读名家著述，生气勃勃，跃于纸上。盖图画乃无字之文章，数字乃无声之议论，不徒于事实有关，亦统计美观上所不应不尔也。 

二曰：调查不精。统计事务，首重调査。而调査以地方为单位，调査结果之正否，视单位观察之正否如何。故司中央集查之任者，当以眼光观察全体所得之事实，萃其性质相同之点，分析之、综合之、比较之，务令其确实而不误谬、完全而不缺漏且次序又能整齐，斯可谓为尽统计家之能事。今宜仿各国成例，参酌本国情形，详制应有分表，颁发各处，庶纲举目张，可以符统计之名实。 

三曰：机关不备。凡办一事，必设执行机关，专司其责。本部统计虽有专科，而各局、所并无此项设备。故一办统计，行文各局、所非历数月或年余，不能答复。夫所贵乎统计者，一面表示现在情形，一面为历史材料，藉以定改进、扩充之标准者也。乃事隔数月或数年，而统计报吿尚未发行，已大失统计之价值。今宜令各局所特设专课，按月汇报本部，然后中央与地方有直接的系统组织于经济之整理、行政之筹画，当有极大之利益也。虽然欲实行以上各事劈头有一极困难之问题，即统计人才是也。西谚曰：人有价值，即其职务有价值。故任官必当其所学，为文明国之通论。统计系一种专科，非熟悉其学术者决不能担任。我国学统计者如麟角凤毛，渺不可多得。而今日需才孔急，又不可视为等闲。据司员浅见，拟于交通传习所中添设统计一班，定额百名。限一年毕业，以统计为主课，簿记、会计、法规、经济等为辅似课。其学生选有中学程度者充之。毕业后，视成绩之等差，分派各局、所，专任统计事务。似此办法，经费不多，时期亦短，将来于本部行政上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云云。”

经过一年的准备，统计学堂于 1913 年 5 月正式开学。该届统计班招收了 80 名学生，都是从各个铁路局选拔出来的优秀年轻人。曾鲲化在开学典礼上首先讲到：“创设统计一班，冀为全国之先导”。强调作为国家第一个统计人才项目，一定要办成全国的表率。他对统计学科有着明确的定位，认为“统计学者是国家社会组织的指导师，依照大数定律的原因结果之关系，能探其底蕴而对照类推因果之关系”，因而统计可以将“彼此之比较，荟于斯；今昔之比较，荟于斯；而所以优、所以劣之内容，逐一一彰明”。国家、社会与各级组织通过对统计报告的分析，利于斟酌提出改进的方针办法，“以此致力于社会，社会可享完全之幸福”。他说：“民国鼎革以来，万机待举，而欲此目的之健全达到，则研究统计学术实为急务中之急务”，希望交通统计班能够成为全国学术的先导。他要求学生修炼自我品性，恪守统计职业操守：“凡百事，宜以尊重道德为主，统计学者更应拳拳服膺”（佘江东，2011）。 

在 1911 年曾鲲化写给交通部的报告《上交通部创办统计学堂呈词》中，曾设计 20 门主要课程，包括：1 统计学、2 统计术、3 政治统计、4 经济统计、5 交通统计大要、6 路电邮船分类统计、7 会计学、8 商业薄记、9 交通政策、10 交通簿记、11 交通法规、12 交通文学、13 中国交通史、14 法制经济、15 英文、16 交通英语、17 商业算术、18 珠算、19 国文、20 图画。在实际授课中，曾鲲化将个别课程内容作了调整和合并，实际课程计划如下。

在统计学堂两年 16 门课的教学安排中，大致可分为三类课程。第一类基础课：国文（7 学分）、数学（14 学分）、英文（16 学分）、经济学（2 学分）、法学大纲（2 学分），共 5 门 41 学分。第二类专业相关课程与技能：会计学（6 学分）、簿记学（5 学分）、铁路簿记（10 学分）、珠算（8 学分）、图画（8 学分），共 5 门 37 学分。第三类专业课程：统计学（6 学分）、统计术（10 学分）、经济统计（9 学分）、交通统计（12 学分）、国势调查法（3 学分）、社会统计（10 学分），共 6 门课程 50 学分。 

在所有课程中，英文和数学是学分最多的两门，而且贯穿两年 4 个学期，足见曾鲲化对统计学专业学生打下扎实的外语和数学基础的重视。另外三门覆盖 4 个学期的课程是国文、珠算和图画，珠算是当时数据计算的基本工具，要求学生熟练使用；图画课在这里主要是统计图表的绘制，对统计人员也有较高要求。

关于统计专业课，曾鲲化设计了 6 门。统计学这门课程讲授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在第一学期开设。“统计术”这门课是曾鲲化的独创与特色，包括统计图表的绘制与分析、各种统计分析方法的正确应用，以及统计工作中各种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关于统计学与统计术二者的关系，曾鲲化认为“统计之先有其术，而后有其学，亦与各科学如出一辙。虽然此不过历史上先后发见之关系也，今欲以科学的讨论之，则不先通其学，断不能研究其术何者。凡科学之成立，必不可无一定之顺序。方法其顺序，方法之大，……”由此可见曾鲲化对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重视。统计专业课除“统计学”和“统计术”外，还开设了“经济统计”“社会统计”“交通统计”，其中“交通统计”课时最多，达 12 学分，突出交通统计人才培养的特色。在这些课程之外，还专门开设了“国势调查法”这门新课。上述 6 门统计专业课对应用统计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当时无疑是全新且全面的，在今天看来也没有落伍。 

统计学班按照两年的教学计划安排，但为早出人才，统计班的课程和时间都安排得十分紧凑，到 1914 年 11 月顺利完成教学计划，共 78 人考核合格，准予毕业。

在 1913—1914 年统计学堂办学的两年间，校长是姚国桢，教务长是辜鸿铭，教务主任华南圭，曾鲲化任统计学总教习。统计学堂的教师队伍也都是当时国内各领域的名家，曾鲲化亲自开设统计学、统计术、经济统计、交通统计等课程，李侃协助曾鲲化讲授部分统计学课程。统计学堂聘请顾澄和胡文耀讲授数学，聘请杨汝梅、陈震等讲授会计学、簿记学等课程，马寅初曾在该校讲授英文（1914—1916）和簿记学（1917），翁文灏曾讲授地质学（1915—1916）（张心澂，1937）。 

1912—1914 年曾鲲化讲授统计课程期间，国内仅有日本横山雅男的《统计学》和《统计通论》的译本、彭祖植的《统计学》和沈秉诚的《统计学纲要》4 本教材，甚至彭祖植和沈秉诚编写的教材主要参考的也是横山雅男的《统计通论》。曾鲲化觉得翻译/编译日本的教材不能满足我国交通管理统计人才的知识和技能需要，于是亲自编写了《统计学教科书》，作为统计学科的主要教材。同时他还担任统计学科的主任讲习，即首席教授。 

在讲授统计学时，曾鲲化联系中国实际，列举当时北洋政府交通部统计管理的三大弊病，即“体例不适”“调查不精”“机关不备”。作为北洋政府交通部统计科科长，他在授课时敢于解剖主管的工作，不仅体现刚正不阿的职业精神，而且也增强了课程的实际价值，所展示的实际案例生动细腻，学生钦佩，老师效仿。在讲解统计学的数量观、总体观和推断观时，他引用《桂路调查记》中的数据和事实，从广西铁路入手，深入分析整个西南铁路，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在讲授统计学的数据及图表作用时，他概括为“图画，乃无字之文章；数字，乃无声之议论”；在讲授统计的职业操守时，他指出合格的统计人员应做到“须至公无私，不得稍存意见，俾世人以征信录视之，而于国家社会以直接间接之利益也”（曾鲲化，1913a）。

在此期间，曾鲲化陆续编写了《铁道统计》（1912）、《统计学教科书》（1913）、《交通统计》（1913），翻译了美国统计学家 R. Mayo-Smith 的《经济统计》（1914，群益书局出版）（原著 Statistics and Econom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899 年出版），该译本是国际上最早的经济统计教科书之一，译著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经济统计的译著。

1913 年，曾鲲化为统计学堂专门编写的《统计学教科书》由北京共和印书局印行。在这本教材中，曾鲲化提到“顾澄君译英国尤尔氏所著统计学之理论，又与吴县王世澄君合译英国巴来氏（Bowley）大统计学，不日出版。顾为数学专家，王长于经济学，其译此书想有足多者”（曾鲲化，1913a）。顾澄翻译 G. U. Yule 的《统计学之理论》是清末民初时期第一本欧美统计学教材译本，但由于Yule 书中数学符号和公式较多，若学生未接受系统的数学训练，难以将其作为统计教材使用。因而，Yule 的教材译本在当时的影响有限。顾澄、王世澄翻译的鲍莱（A. L. Bowley）《统计学原理》，由于相似的原因，订数不多，没有正式发行（王仲武，1927）。直到 1937 年，Bowley 的书才正式由李植泉翻译出版。

曾鲲化自撰《统计学教科书》介绍，将统计科学定义为“统计者，于社会的大量现象取其同性，依大量观察法以研究其间所存因果关系与共同法则之学问也”。他认为这门学科的重要在于“统计乃万事万物之预算表”，上至国家，下至每一基层社会组织细胞，无不需要借助统计的工具进行管理。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统计一可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依据，二可以佐证立法和施政的结果，三可令国民知晓国家的现状，以团结朝野力图进步，跟上时代与世界发展潮流。“统计者乃万事万物之度量衡也。社会情形虽日趋复杂，一若风云变幻无所测其端倪。然苟以具体的头脑，经缜密的调查，依统计演绎或归纳规则，额原始要终而推寻之，莫不有其常轨之可迹。既有常轨足徵，则据现在事实与以往比较，自得以预计将来，定其改良进化之标准”（曾鲲化，1913a）。因为交通铁路行业规模大、纷繁复杂，管理者必须系统掌握全局才能做出科学决策；实施者需要研究各种统计报表和数据，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管理者意图，并落实到每一个环节，这些都需要统计学方法和技能。

这本教科书既借鉴了日本统计教科书重视国家管理的特色，同时吸收了英美统计方法在社会经济领域应用的长处，体现了曾鲲化自己独到的统计见解，即统计学的数量性、总体性和推断性。数量性强调任何事物都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要求统计学从事物的定性认识出发，来研究事物总体数据数量方面的特征，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总体性指出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事物的总体，总体是个体的集合。社会规律通常具有总体特征，统计通常从整体的视角看待研究对象，对总体各个单位的事实进行大量观察、汇总和分析，从而提炼出总体共有的规律和特征。推断性指统计研究主要是对现象内在规律性的认识。研究对象可能是无穷无尽的，而统计推断设定观察的群体是有限的，对总体的判断是基于有限群体特征向总体的推断。曾鲲化在教材和授课中特别强调统计的数量性、总体性和推断性，将这三个特征作为统计学生必须理解和掌握的基本要求。在曾鲲化的教学中，他特别注重统计图、统计表和统计分析三个基本功，用中国铁路的实际数据要求学生、训练学生。

《统计学教科书》讲义分为“历史、学派、理论、技术、设备”五编，共 20 余万字，在交通统计学堂教学中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外校学生争相传阅抄写。北京琉璃厂共和印书局、上海群益书社、汉口昌明公司、长沙南阳印书局 4 家出版发行机构，在曾鲲化新书《交通文学》一书的封底介绍了《统计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过程：《统计学教科书》为“首倡统计学校之人出统计唯一之著述，为我国统计史中放一绝大光彩。各校学生耳其大名，争向该校生徒索阅讲义，不辞辛劳，一一抄誊。本局闻之以此极有利益于国家社会之书，应讲普及主义，因而面商曾先生梓以面世”（曾鲲化，1913b）。

曾鲲化在统计学堂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对统计毕业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写道：“统计家以崇尚道德为其天职。苟于此处稍有欠缺，纵理论如何透彻，技艺如何精微，亦如若西子之蒙不洁，人皆深恶痛绝之，不暇也。兹特揭道德上应行恪守者如下。一、负完全责任；二、郑重将事，不可丝毫疏忽；三、坚守中立，不可有所偏颇；四、不可加入政党；五、数字不可屡为正误，恐统计信用因之坠地；六、宜以事实为主，据事直书；七、数字关系甚大，且不可私自增减；八、有则曰有，无则曰无、务得事实之真情不书；九、注意世间状态及习惯不可或怠；十、平心静气，默察其是非得失，下以真正之判断”（曾鲲化，1913a）。

曾鲲化在办学中，对统计人才的职业道德十分看重，并认为如果统计家失去道德，即使学问高深，也得不到真正的尊重。这十条标准的实质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其中第四“不可加入政党”，意思是统计不应该受党派和政治派别意见的影响，须保持客观。曾鲲化对杉亨二的十条准则的顺序略加调整，但仍然保留“不可加入政党”一条，特指在民国初年，满清封建势力和北洋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此时曾鲲化痛感政府腐败，因而着重强调避免受政党和派别的影响。 

交通统计学堂从 1912 年在全国招生，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经过严格筛选，最后录取 80 人。其中龚理清 1911 年春先考取了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当年该考试科目为 5 门，分别是中文、英文、历史、地理和算学（数学），全国有 1000 多人报考，116 人正式录取，另有 25 人备选，汤用彤、李济也在这批考生之中。龚理清得知统计学堂招生后，又考取了传习所统计班，并顺利毕业。经过近两年的学习，1914 年 11 月该班有 78 人毕业。此外，在毕业生中，有几位投身军界，后来成为抗日战争的名将。如曹典江（1891—？），1914 年毕业后，考入保定军校第三期。1933 年 4 月 2 日，交通大学武汉同学会成立，曹典江身在军界，情系母校，入选第一届学会理事。多数毕业生仍为我国的铁路建设事业默默奉献。石道伊毕业后参加滇缅公路的建设，也曾经同中国桥梁专家茅以升一同参建钱塘江大桥。 

《交通部总务编》对 1912—1914 年的统计学堂交通统计班的教师、课程和教学计划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也有 78 名统计班毕业生的名单，但缺少毕业生分配去向以及毕业后为国服务的记载，对还原这段统计教育是个遗憾。

1916 年 10 月，曾鲲化出任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准备在我国交通管理和教育上大干一场。受北洋军阀间的权力和派系斗争牵连，1917 年 8 月曾鲲化被免去路政司司长职务，改任京汉铁路局局长，不久又被降为株萍铁路局这个三级铁路局的局长。1920 年，交通部内部发生变化，将曾鲲化调回北京任交通部参事，虽然这只是一个闲职，但给了他充足的时间，任职期间他完成了《中国铁路史》这部著作。

1924 年 1 月，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国民政府（广州），准备请曾鲲化出任交通总长。但由于北方军阀的强硬抵制，国民政府的组建计划落空。1925 年春节后，曾鲲化母亲在湖南老家病重，他匆忙赶往新化，但到家时还是没能再看 85 岁老母一眼。巨大的悲痛和劳累使得曾鲲化一病不起，当年 3月 12 日得知孙中山先生病逝，曾鲲化振兴我国铁路管理和统计教育的希望彻底破灭，于 5 月 11 日病逝于老家湖南新化。

虽然民国初年的交通统计学堂，因多种原因只办过一届，仅有 78 人毕业，但作为我国统计教育与统计学科的萌芽，为日后培养统计人才提供了宝贵经验，在世界统计教育史上也留下了中国学者的智慧和贡献。

参考文献

[1] 佘江东. 曾鲲化[M].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学人典库，2011.

[2] 斯密史著，曾鲲化译. 经济统计[M]. 北京：群益书局，1914.  

[3] 王仲武.统计原理及应用[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4] 曾鲲化. 统计学教科书[M]. 北京：共和印书局，1913a.

[5] 曾鲲化. 交通文学[M]. 北京：琉璃厂共和印书局，1913b.

[6] 曾鲲化. 中国铁路史[M]. 北京：燕京印书局，1924.

[7] 张心澂总纂. 交通史总务编[M]. 南京：交通部总务司出版，1937.

袁卫，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统计学史。 

唐丽娜（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统计学史、数据管理与数据库建设。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