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沉默

陕西作家贾平凹已经70岁了，却突然拥有了另外一个名字，“浅爹”。他女儿贾浅浅差一步就进了中国作协，这事闹得沸沸扬扬。

人们怀疑，贾浅浅才华不够格进入作协，而她一直顺风顺水不过是因为父亲的名气与“关系”。

对于这一切，贾平凹始终沉默。

贾平凹曾经与路遥、陈忠实并称陕西文坛“三驾马车”。路遥、陈忠实先后离世，如今“三驾马车”中只有贾平凹还在独撑，依然保持着每一两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步调。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1973年，21岁的平娃将名字改为“平凹”，用“凹”表达自己正视人生道路的崎岖。

与女儿贾浅浅相比，作家的人生道路确实是崎岖的。

41岁那年，小说《废都》出版没多久就被查禁，直到16年后才获准再版，而贾平凹也被扣上“流氓作家”的帽子。后来，因为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贾平凹又背上“为拐卖妇女辩护”的骂名。

贾平凹自嘲：“声名既大，谤亦随焉，骂者越多，名更大哉。世上哪里仅是单纯的好事或坏事呢？”

但舆论却不允许贾平凹这样“通脱”，而是对作家有着更多的期待。

在成为“流氓作家”以前，贾平凹是一个出身农民的文学青年。

1952年出生的贾平凹，在陕西南部一座偏远的小镇——商洛市丹凤县的棣花镇——度过了童年。

贾家2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极度贫困，内部矛盾也不少。贾家四个媳妇轮流给家族做大锅饭，每家的媳妇都尽力让自家的孩子吃上稠饭，别家的孩子就只能吃稀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贾平凹的父亲原本是乡村教师，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接受劳动改造。

没有了父亲的工资，贾平凹一家的处境更加艰难。母亲没日没夜替人纺线赚钱，但日子还是一日不济一日。

多年以后，贾平凹只要听见“嗡儿、嗡儿”的声音，就会想到母亲深夜纺线的景象。他在散文《纺车声声》中写道：“一个灰发的老人在那里摇纺车，身下垫一块蒲团，一条腿屈着，一条腿压在纺车底杆上，那车轮儿转得像一片雾，又像一团梦，分明又是一盘磁带了，唱着低低的、无穷无尽的乡曲……”

1972年，贾平凹由于在苗沟水库工地帮忙写标语、播广播，办《工地战报》，受到工地赞赏，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他在这一年4月底走出秦岭，去西安的西北大学读中文系。

上大学的贾平凹几乎天天写作，到处投稿，四处求教。

他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但一篇都没有发表。终于在1973年，贾平凹与同学冯有源合写的革命故事《一双袜子》在《群众艺术》发表，他也从此沿用着贾平凹的笔名。

贾平凹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安，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文学事业百废待兴。原先的禁锢和教条被打碎，文学上出现了很多新思想、新理论。贾平凹坐不住了，他贪婪地阅读和写作，想要在文学上闯出自己的天地。

贾平凹否定了以前那些声嘶力竭的诗作，也不再为一向得意的编故事才能沾沾自喜。贾平凹决定写自己熟悉的家乡、熟悉的人和事。

他的视野也渐渐扩大，不仅看到了生活的光明面，也洞察到了生活的阴暗面。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作家的一双眼，不再是孩子般的单纯明快，而是成年人般的复杂和沉思”。

贾平凹的文风从《山地笔记》的光明、《满月儿》的纯净，转变为《山镇夜店》《年关夜景》对群众愚昧麻木的精神痼疾做鲜明揭露。师长和朋友对贾平凹的“离经叛道”深感疑虑，批评文章也如潮水般涌来。

29岁的年轻作家只有独自把委屈往肚里咽。他后来反思这段创作，向人们道出他心中的爱与恨：

“我太爱这个世界了，太爱这个民族了；因为爱得太深，我神经的敏感，容不得眼里有一粒沙子，容不得生活里有一点污秽，而变成炽热的冷静，惊喜的慌恐，迫切的嫉恨，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和忧郁。”

老作家孙犁则给予了年轻的贾平凹精神支持。1982年，孙犁在为贾平凹的散文集《月迹》所写的序文中劝慰道：

“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会退却的，或者说是销声匿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

贾平凹定居都市西安，却从没有忘记他的故乡商洛地区的农村。

他结束了随波逐流如“流寇”般的写作，频繁地回到故乡采风，与朋友为伴，把商洛地区七个县主要村镇都走了一遍。

从1983年到1988年，贾平凹接连发表《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三录》。避开“商洛”而用古称“商州”是为了防止读者对号入座。“商州”固然来源于真实的商洛，但从根本上来说，那是贾平凹自己的文学世界。

《商州初录》给贾平凹带来很大的声誉，有评论家说他“几乎创造了一种文体”。

贾平凹则一步步自觉起来，长期坚守着两块阵地，一是商州，一是西安。商州和西安分别代表了乡村和城市两种冲突的文明。贾平凹在两者间来回切换，从西安的角度看商州，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

一方面，贾平凹通过文学作品向世人表明，传统生活秩序中存在着有价值的东西，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反照出现存城市文化弊病对人性的扭曲。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传统伦理道德的陈腐扼杀人性的一面，因而热诚呼唤现代文明，认为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只有整合到新的生活结构中，才能存续和发展。

198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浮躁》也是一本关于商州的书。

商州的州河“古怪得不可琢磨，清明而又性情暴戾”，是贾平凹眼中“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这条流淌在小说中的S形河流，隐喻了中国被市场经济浪潮席卷的时期，整个社会浮躁的精神状态。

从西安的角度看商州，贾平凹的作品大获成功，可是当他开始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一顶“流氓作家”的帽子就扣了下来。

1993年7月，长篇小说《废都》发表在《十月》杂志第四期，单行本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出版。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并不容易。贾平凹在《后记》中说，他在城里住了20年，却还没写出一部关于城的小说。等到他克服了内疚，要来写这本书的时候，又遭逢了离婚、疾病、官司缠身、父亲病逝等等变故。

贾平凹在《后记》中写道：

“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人事的困扰，我只有面对庄之蝶和庄之蝶的女人，我也常常处于一种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境界里。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了却把我烧毁。”

这部“在生命的苦难中唯一能安定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作品将来的命运如何，贾平凹自叹“一切都是茫然”。

《废都》以西安为原型，虚构出了一座“西京”城。小说主人公庄之蝶，是一个迷失了自我的知识分子。他的精神无疑是颓废的，但是贾平凹有意避免触碰庄之蝶的精神世界，而是模仿明清旧白话小说，不厌其烦地写着庸常琐事，这就更显得庄之蝶精神之空虚。

这本书多细节却没有连贯的情节，行文也少有戏剧性的形容词，照理说是没有人看得下去的。但《废都》还营造了传统中国男人“一男多女”的白日梦，穿插了庄之蝶和女人们的性爱描写，这就在社会上掀起了波澜。

《废都》刚刚出版，一时长安纸贵，读者争相购买。评论界则是一片讨伐之声，庄之蝶成为批评的对象和争议的焦点。

书出版不到半年，就被北京市出版局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为由查禁。

《废都》的盗版仍在地下流行，贾平凹转述内行人的评估，正版和各种盗版，加起来超过一千两百万册。

在很多读者看来，《废都》是贾平凹创作的分水岭。《废都》前的贾平凹是“纯洁的”，是一个有着理想和抱负的奋斗者形象；《废都》后的贾平凹则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流氓作家”。这顶帽子一戴就是近20年，“20年里，我像受伤的兽躲在洞里舔自己的伤口”。

历经《废都》一劫，贾平凹继续在商州和西安两块土地上耕耘。在这个过程中，贾平凹逐渐发现，不管在城里生活多久，他骨子里依然是个农村人。

他在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秦腔》的后记中写道：

“……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鸦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

贾平凹意识到，农村于他而言是宿命。

本着这样的自我认知，贾平凹把目光投向社会转型大潮中的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农村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落寞的人群。国家实行改革，解决了农村的吃饭问题，这是伟大的功绩，但国家的注意力随后转向了城市。

贾平凹曾在散文《从棣花到西安》中写道：

“在好长时间里，我老认为西安越来越大，像一张大嘴，吞吸着方圆几百里的财富和人才，而乡下，像我的老家棣花，却越来越小。”

农村的社会压力累积起来，形成种种社会问题。贾平凹站在故乡街巷的石碾盘前思索：

“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贾平凹一部接一部的长篇小说，都在对农村的落后和城市的弊病作“双重的批判”。《土门（1996）》写大城市的发展吞噬了农村的故事。《高老庄（1998）》则批判传统农耕文化的种种弊害。《怀念狼（2000）》想要表明，没有了天敌的狼群，商州的人也就没有了生气。《秦腔（2005）》更是要“为故乡竖一块牌子”……

不过，贾平凹没有想到，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极花》又带来不小的麻烦。

《极花》也是写农村和农民，只不过取材于拐卖妇女的真实故事。引起麻烦的首先倒不是小说本身，而是他接受《北京青年报》的采访与记者的问答。

记者问贾平凹，“把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男性娶不到媳妇的事，安放在一个妇女被拐卖的事情中”是否“太男性视角了”？

贾平凹则答说：“如果不走近人贩子，你肯定是愤怒的，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这个女人的人千刀万剐。但是为什么从被拐卖的胡蝶眼中，观察这群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的人，他们生活的困难，村里没有女人的情况，是我们没了解的。”

记者继续追问，贾平凹也继续答话，可是越答越糟，竟然讲出这样的话：

“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我是说，要有防范能力，不为了金钱相信别人，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遭遇。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众多批评中，有一种声音认为，贾平凹以男权视角将“农村剩男”找不到媳妇的焦虑，凌驾于女性的痛苦之上，女性沦为提供性服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城市必然优越于乡村，隐藏了巨大罪恶的乡村消失就消失，“不值得缅怀”。

贾平凹却只对媒体说，记者对他的话断章取义，引起了公众误读。除此之外，他无意解释更多，因为作品写完之后，就应当让作品本身说话。

固然，我们可以回到小说《极花》本身及其写作过程，去反驳大部分脱离了文本的批评。

胡蝶的原型，是作者一位陕西老乡的女儿。老乡夫妇在西安城里拾破烂，女儿在饭馆里端盘子，却被人骗，拐卖到了山西。贾平凹听说后，立马和朋友联系了派出所，还自己出钱补贴出警的花销。解救行动的当晚，贾平凹一直焦急守候在电话前，直到派出所打来，通知解救成功。

但令贾平凹“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的是，被救的女孩半年后又回到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

在《极花》的结尾，胡蝶也回到了被拐卖的乡村，这并非作者一厢情愿的粉饰，而是有所本源的结局。

不过，我们还是应当承认，贾平凹的写作理想与互联网偏好的激烈控诉并不一致。他在《极花》的后记中说：

“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

贾平凹认同揭露和批判的作品存在的必然性，原定的《极花》也是胡蝶要控诉，但作品有自己的内在逻辑，贾平凹慢慢也开始自问：“我们的作品里，尤其小说里，写恶的东西都能写到极端，而写善却从未写到极致？”

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避免时兴的“一种用笔很狠、很极端的叙述”，而贴近水墨画的写意，“从而克服将现成‘社会新闻’简单移植进艺术世界的急切和粗糙，注重接地气、引活水，深度夯入生活的地层，刻画生活湍流里普通人的浮沉”。可惜，理想终归是理想，落实到具体作品，恐怕力有未逮。读者未必能领会作者的用意，而作者还落下了“为拐卖妇女辩护”的骂名。

作家莫言曾经说，“贾平凹先生低调、谦和，这是有口皆碑的”，但时代已经不容许贾平凹低调下去。互联网舆论越来越希望作家不要躲进书斋，而能肩负起知识分子批判的责任。

贾平凹却依然故我，从不对“社会新闻”做直接的回应，甚至拿古人的对联自嘲：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2021年12月，西安因为疫情封控，贾平凹寄语“一定会战胜疫情，我们西安人一定会平安康顺”，引来不少人失望。

今年1月，“拐卖妇女”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贾平凹2016年接受采访说过的话又被人翻出来批判一番，贾平凹还是什么也没说。再来就是最近贾平凹的女儿入作协的争议，70岁的小说家也并未发一语。

贾平凹曾在《高老庄》后记中写道：

“我在缓慢地、步步为营地推动着我的战车，不管其中有过多少困难，受过多少热讽冷刺甚或误解和打击，我的好处是依然不调头就走。生活如同是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却是莲日日生起，盼望着浮出水面绽出一朵花来。”

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是贾平凹最高的精神理想。他曾经不吝把这个意象赠给老乡刘高兴，一位快活的农民工，小说《高兴》的原型，因为刘高兴是“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

但是对世人来说，贾平凹作为掌握话语权的文人，仅仅“独善其身”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对于“独善其身”的可能性，很多人也深表怀疑。

    编辑 | 何焰

新媒体编辑 | 莫奈

排版 | 八斤

南风窗新媒体 出品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欢迎分享至 朋友圈

投稿、投简历：[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