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洛铁路与三圣慈悲堂的百年往事
汴洛铁路的营建对洛阳文物古迹有什么影响？
时间回溯到 2013 年元月的一天，早餐过后，洛阳市民马志海像往常一样在瀍河边散步，途经中窑村清真寺附近的中州渠时，恰巧一方石碑因修渠施工而重见天日，热心肠的马志海便雇来吊车，请来帮手，将石碑吊了出来。经上报洛阳市文物局，后将该碑移至洛阳民俗博物馆保管 。
该碑刊于清宣统元年（1909），青石质，竖长方弧顶形，长 170 厘米、宽 57 厘米、厚 17 厘米。下部有榫，碑首正中阴刻“永垂不朽”四字。首题“重修三圣慈悲堂记”，碑文记载了一段被人遗忘的百年往事。
汴洛铁路与三圣慈悲堂
现将《重修三圣慈悲堂记》录文如下：
重修三圣慈悲堂记
河南府洛阳县城东北北瑶村旧有三圣慈悲堂一座。因光绪三十四年国家创修汴洛铁路有碍，经县主孙公将庙拆坏，地保吴棊又将神像以盖埋于东沟。不过月余，各有报应。是以往来美之君子无不目睹惊仰，时有圣门弟子满宝清、裴凤田、郑三鳌等，善念徒萌，不忍坐视。庶古今以来，救苦圣神本有如此，三圣之灵应而又实，赐仙药济世活人，随邀同八方道门、爷台、本村执事人等各捐资衬。不过数月而庙貌徽峨，神象复新。众闻不惟深感圣仰之灵应，而尤感执事之功德无量，夫是以为志云。
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五品衔理门弟子张性仁选文并书丹。
[ 捐资者略 ]
大清宣统元年蕤宾月初六吉家弟子处心敬立。
重修三圣慈悲堂碑
碑文记载了清代河南府洛阳县城东北北瑶村原有三圣慈悲堂一座，因清末汴洛铁路的修建，故将庙宇拆毁。后来，负责此事的洛阳知县孙公和地保吴棊因触怒神灵而 “各有报应”，这是道观碑刻中常见叙事，以凸显“真灵应”之举，后由“圣门弟子”满宝清、裴凤田、郑三鳌等人牵头集资重建，故立碑以记之。
那么，三圣慈悲堂的地望何在，为何会在修建铁路时被拆毁？
碑文记载三圣慈悲堂位于“河南府洛阳县城东北北瑶村”，因“国家创修汴洛铁路有碍”，洛阳知县孙公遂将该庙拆坏，“地保吴棊又将神像以盖埋于东沟”，北瑶村和东沟今天尚在，北瑶今名北窑，东沟指今龙泉东沟。该碑发现于今中窑清真寺东侧的中州渠（即瀍河河道）中，临近汴洛铁路（今陇海线）一线，据《洛阳石刻出土地图》可知，汴洛铁路经北瑶村，过瀍河而西向，至今洛阳东站而止，又从东沟的位置来看，可推之三圣慈悲堂原位于瀍河东岸的汴洛铁路一线上。
又因当时的洛阳火车站即今洛阳东站，而石碑的发现地点——中窑清真寺就在今洛阳东站脚下，碑文提到“光绪三十四年国家创修汴洛铁路”，就三圣慈悲堂的位置和汴洛铁路于 1909 年全线通车来看，可知三圣慈悲堂被拆毁之时汴洛铁路即将竣工。
《三圣慈悲堂碑》的留存，恰恰从侧面告诉后人——百余年前修建汴洛铁路时对文物古迹所造成的破坏。那么，汴洛铁路的营建对洛阳文物古迹的影响程度到底如何？
汴洛铁路的营建对洛阳文物古迹的影响
汴洛铁路是指开封至洛阳一线的铁路。
1899年，四品京堂候补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事务的盛宣怀提议营建汴洛铁路，以其作为卢汉（即卢沟桥至汉口，1901 年延长至北京前门西站，又改称京汉路）铁路支线，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卢汉铁路对沿线地区客货流量的吸附，还能保证卢汉铁路能够盈利不至亏损。
但由于义和团运动的破坏，卢汉铁路受损严重，也拖累修建汴洛铁路的提议遭到搁置。直到 1902 年底，比利时人重提旧请，汴洛铁路的营建才重回议事日程。次年，“中国国家铁路五厘借款”合同生成：第一笔向比利时借款2500万郎，工程于1904年正式动工， 后于1907 年又向比利时续借1600 万法郎，汴洛铁路这才于1909 年底全线基本竣工。
虽然汴洛铁路最早以卢汉铁路支线的身份出现，但它的建修揭开了陇海铁路营建的序幕，陇海铁路包括汴洛铁路、洛潼铁路、西潼铁路和开徐海清铁路四个部分。1912 年 9 月，陇秦豫海铁路借款生成，这四部分开始完成形式上的合并，才正式表明陇海铁路全线规划的成型。另据郭玉堂先生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写就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来看，该书所附的《洛阳石刻出土地图》上标注的是陇海铁路，可见其时洛阳段的铁路已采用陇海铁路之名而代替了以往汴洛铁路的称谓。
汴洛铁路的营建虽对开封至洛阳沿线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对文物古迹的破坏也不容忽视。虽然《前汴洛锡总工程司呈本部请设铁路编纂所以期规划路务文》明载营建汴洛铁路前期勘测工作的重要性：
今就办造一路而论，一曰择地，审度地势，考询水利，筹画工程，调查地方工业及各项商务，则全路估工因之决定，将来扩张营业得以预知也。二曰测地，就前此所择者详加测量，开列详细图册及该地种种情形以资研究。三曰开工，就前此所择者，测者划定路线不得移易，然有时择地、测地既毕而开工之期犹远，地方情形因而变迁，则路线不能不少加更定。凡关于择地测地开工之事，无论官办、商办、外国代办之路务，聘专门工程师，宽之以时日，足之以经费，但求国内交通之公益，地方商务之发达为根本。
但实则为交通选线之地质勘探，绝非出于文物保护意义上的选址。加之其时洛阳一地的重要遗址大都荒废于地下，如东周王城、汉魏故城和隋唐洛阳城大部都远在郊区，明清时期的洛阳县城仅包括隋唐洛阳城的东城和洛北里坊区的一小部分，面积约 2.25 平方公里，仅为隋唐东都城面积的 1/21。故汴洛铁路的选址仅避开了清代洛阳县城，但却没有考虑作为数朝古都的洛阳都城遗址和文物富集的北邙地区。举例而言，汴洛铁路斜穿汉魏故城遗址，甚至又横穿北魏永宁寺遗址的北部，给遗址造成了诸多破坏。
此外，汴洛铁路的营建中虽考虑到购地、迁坟等项目的赔偿，诸如：
土冢单棺每座钱八千文，双棺每座钱十千文另每一棺加钱二千文，砖冢单棺每座钱十六千文，双棺每座二十千文另每一棺加钱四千文，无主荒坟每座钱四千文，如有双棺加一千文，幼冢每座钱一千文，土丘每座钱一千文，砖丘每座钱二千文。
针对无主荒坟的赔偿交由谁管理并后续的迁坟工作不得而知，但对洛阳如此墓冢林立的地区无疑是巨大的破坏，此即武雅士对中国人敬施鬼神的分析：鬼和祖先有相同的关系，一个灵魂被视为是鬼或祖先，完全要看当事人是谁。一个人的祖先即他人的鬼（即“鬼”的范畴是相对的，你家祖先是我的鬼，我家祖先是你的鬼），故在他人看来，无主之坟，既不享有祭拜的权利，也“非我族类”，故其与“鬼”别无二致。因此，汴洛铁路的营建实则开邙山大规模盗墓之先河，如有学者指出唐三彩的“发现”即源于汴洛铁路的营建。
举例来说，霍宏伟先生认为大英博物馆藏的一组唐代三彩俑本出于唐刘庭训墓，据刘庭训墓志云其“葬于邙山上东里”，推断他葬于隋唐洛阳外郭城东面最北端的上东门外，即今洛阳杨湾一带。又因刘庭训墓被盗于清末，可能就在营建汴洛铁路之时（1907—1908 年）。鲁迅先生也曾购买过北邙一带出土的墓葬古物。据《鲁迅日记》“1913年2月2日”载：“午后许季上来，同往留黎（琉璃）厂阅书，购《尔雅翼》一部六册，一元。又购北邙所出明器五具，银六元，凡人一、豕一、羊一、鹜一，又独角人面兽身物一，有翼，不知何名。”2月3日又记：“下午同季市、季上往留黎（琉璃）厂，又购明器二事：女子立象一、碓一，共一元半。”其所云“独角人面兽”即今博物馆中常见的唐代三彩镇墓兽。鲁迅先生还曾就此七件明器画过两幅土偶图，此明器虽不一定出于汴洛铁路的营建期间，但汴洛铁路的修建无疑对北邙文物被盗影响甚大。
土偶1
土偶2
三圣慈悲堂与理教
值得注意的是，三圣慈悲堂不同于一般道观，不能将“三圣”与道教“三清”直接等同，据碑文撰写者张性仁自称“理门弟子”来看，“理门”应为产生并盛于清代的民间性宗教——理教（又称在理教、理门），而碑文所云“圣门弟子”的称谓也通常不见于道士表述，应该为理教信徒的敬称。
从石碑的形制普通、碑文刻写的字迹潦草和捐款数仅为200 文至1000 文不等，同时重修工程仅数月而成，可推知三圣慈悲堂的规模不大，很可能仅有主殿一间。石碑发现者马志海回忆三圣慈悲堂时谈道：“（它）只是有个小院落，里面供奉着道教圣人，具体是谁，说不清楚。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慈悲堂里立着一块碑。” 这很能说明问题。
又从地保吴棊将神像推之东沟和“三圣慈悲堂”之名来看，主殿中必供奉“三圣” 塑像。理教“三圣”是被奉为三代教主的太上老君、关令尹喜和长春真人丘处机。其中，太上老君乃道教三清之一的太清道德天尊，而尹喜又被理教视为南海观世音的化身，尊其为圣宗，此外，其又尊全真道龙门派的创始人丘处机为第三代教祖。虽为附会之说，但却糅合了本土道教、观世音信仰及全真道教义，成为兼具释、道二家思想的本土性宗教。
其实，理教创始人为明季山东莱州府（即墨县）儒生杨存仁（另有诚征、澄证、泽等说法）。明朝覆亡后，杨存仁心怀反清复明之志，遂易姓羊，是为羊祖。他早年云游访道，曾皈依全真道龙门派，研究道学医理；又钻研佛典，礼拜观音大士；最后在蓟县岐山澜水洞落脚，集儒释道三家之长，融反清之志于其中，构建以“理”为核心的教义体系，大约在康熙中叶，创建了理教。羊祖临终之际，将他所整理的理教组织制度及“羊祖大法”做成“法包”，交给关门弟子毛来迟，希望由他找到能把理教发扬光大的第二代祖师，并交付“法包”。毛来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月初八（羊祖逝世十周年）在天津杨柳青找到了可以接传羊祖法包的尹来凤，接过羊祖“法包”的尹来凤审时度势，将原先“反清复明”为主旨的五字真经转换为“观世音菩萨”，使其与政治剥离，变成纯粹的民间性宗教，这一调整使得理教能在清廷的数次查禁中绝处逢生并逐渐成熟，成为一支有很强生命力的民间宗教组织。道光年间，烟毒泛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禁烟成为时代的一个进步主题。理教组织及时地捕捉到这一契机，高举戒烟大旗，不仅博得众信徒青睐，也使理教在政府的多次查禁中化险为夷，竟成为清季一大“显学”。
理教的传播以京津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向北进入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向西进入山西、陕西、甘肃和新疆，向南经河北、山东和河南，同光年间进入长江流域。从目前资料来看，除西藏、两广和云贵地区不见有理教组织的记载外，其他省份均有理教活动。三圣慈悲堂建于何时不好遽定，不过应不早于康乾之时。另外，从碑文书写者张性仁的身份来看，其为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人氏，虽不与羊祖同乡，但可知理教在山东地区的影响较大，也可一窥鲁、豫二省理教的交互。
余 论
1909 年，三圣慈悲堂的重建工程得以完工，但理教的退场也是不久之后的事，据马志海回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圣慈悲堂被毁，里面的东西荡然无存” ，而《重修三圣慈悲堂碑》也被推到中州渠中。今天此地附近建有中窑清真寺，若无此碑，很少人能忆起百余年前，这里曾有理教庙宇的扎根。
但与理教等本土性宗教社团相比，瀍河回族区的回族居民有着“围寺而居”“依坊而商”的传统居住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纵使在政局动荡中，其依旧有着很强的向心性，从民国时北窑一带初建的北窑清真寺，到后来中窑清真寺、伊斯兰风情街等信仰空间的营建，意在说明其寺、坊相依共生方式的成功，而本土性宗教却在庙宇荒废后被用作“公共性的房间” 。
以上说明在不同的教派信仰中，组织化特征匮乏的民间性宗教很容易被取而代之。如今，洛阳市郊的道观基本居于邙山之上，邙山虽在宋代就位列七十二福地之一，可其无不是信仰空间被逼仄下的产物。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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