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局往事

1937年12月18日，为了整编驻武汉的机关、与国民政府商谈抗战大计，王明和周恩来一行抵达武汉。

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双方的关系问题做一个定位。

博古、王明和周恩来在武汉

赴武汉前的一个月，王明由苏联莫斯科乘飞机回国；他们一行途经迪化（乌鲁木齐）和兰州，于11月底到达延安。

当时王明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十分尊崇。

不仅如此，回国之前他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负责人）的亲自接见，面授机宜。

凭借着三重光环的加持，王明一回到延安就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做了长篇报告。

整个二战期间，斯大林对远东问题的指导思想一以贯之——引日本祸水南下，绝不能让苏联两线作战。

无论是西安事变救蒋，协调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援华抗日，诺门坎战役后鸣金收兵，还是对日签订《中立条约》，目的一脉相承。

战略已定，配套战术。

王明报告的主题是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与上面斯大林的指导思想完全贴合，甚至还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用他本人的话说，叫做“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

为了给这套理论背书，王明发表了一篇名为《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的文章，同时刊登在《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等重量级的苏共机关刊物上。

王明的论述蒋介石非常喜欢，在武汉会见中共代表团后，老蒋主动提出要留他“在汉相助”。

于是便有了一个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机构——长江局。

新圣女公墓是莫斯科有名的墓地，王明墓与赫鲁晓夫墓距离不远。王明1956年赴苏联治病再未归国，身后被苏联官方称为“国际共运老战士”

王明和周恩来一行人抵达武汉后，对外的工作主要围绕着“统一战线”展开，对内工作则集中在整合南方一带的武装力量上。

为了同时做好对内对外两套工作，大家把驻武汉的党组织机构进行了合并：

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

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局副书记兼代表团负责人，叶剑英任参谋长，李克农任秘书长，另有项英、董必武、林伯渠等众多大咖。

一个历史上最豪华的地方党组织阵容就这样诞生了。

长江局的定位是领导南中国的组织工作，负责四川、河南、江苏等十三省。

巅峰时期，它不仅能指挥东南的新四军，还屡屡电令江北的129师和115师。

王明为人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经常未经同意就发表与延安相左的意见，或者将自己的观点当成组织观点加以宣扬。

1938年5月，当毛泽东在延安发布《论持久战》演讲驳斥当时舆论流行的亡国论与速胜论时，王明竟以“文章太长”为由拒绝在长江局主管的《新华日报》上刊登演讲稿。

为此他还写了一首颇具讽刺意味的诗（注意关键的第三句）——

四亿弗凭斗志衰，

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

阶段三分只遁牌。

到最后，《论持久战》墙内开花墙外香。

周恩来将印刷本转给了白崇禧，白崇禧读罢大加赞赏又转给蒋介石；待到蒋介石批准下发，这才产生巨大影响。

毛泽东、谢觉哉和王明。1938年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时二人一个任主席一个任书记，针锋相对

长江局的故事只作为引子，接下来切入正题。

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八年间，延安发生的故事可以分为两条完全不同的主线脉络。

一条为军事意义上的主线，主要办抗日救国和发展壮大两件事情。

另一条为政治意义上的主线。

相对来说，后者的影响更加曲折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