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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十三年:一个33岁农村考生的奇幻漂流

高考十三年:一个33岁农村考生的奇幻漂流

社会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09年至今,唐尚珺读了13年高三。拍摄《高十》那年,他27岁,说自己想走出农村的圈子,但这几年,他报考大学的第一专业都是农学。



记者 | 李晓洁

编辑|陈晓

摄影|于楚众

高十六

十七八年前,唐尚珺还在县城读初中。一个周末,他跟当时的同学兼好友何汉立在县城闲逛,被一个地摊前的游戏吸引。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在白纸上从1写到500,不准遗漏或写错任何一个数字,如果成功,摊主会赠送金额不菲的奖品,否则游客要输掉提前交付的20元押金。

这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唐尚珺很有信心地参与,坐在地摊旁的桌边开始写数字。同行的何汉立记得,当时还有几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头也在写,每写几个数就停下来歇歇。摊主有时在游戏者身旁瞥一眼,然后举起大喇叭,喊着某某写到了哪个数字,试图干扰。没多久,老头们一个个叹气,输了。唐尚珺很快也输了,但他不认,连着玩了三局,输掉了自己半个月的生活费,换回了几瓶洗发水。何汉立不服,也玩了一局,他忘记是写到了哪个数字,感觉即将写错前,他及时停住,把数字往回拉了一笔,看起来也不算写错。最后,他赢了游戏,得到一台傻瓜胶卷相机。

十多年后的饭桌上,再讲起这个游戏,何汉立觉得这像是一个隐喻。他耍了点小聪明,拿到奖品,唐尚珺还在自己的人生里,闷头写着一个个数字。

唐尚珺连续参加高考十三年,明年他会继续出现在考场上

唐尚珺听着何汉立回忆过去,从不打断,只是哼哼笑,露出尖尖的虎牙。他很瘦,1.74米的身高,只有120斤,戴着一副无框近视镜,拿掉眼镜,脸上就有两道白色印子。再加上他常年穿黑白两色的衣服、运动鞋,斜挎个黑色胸包,腼腆着笑的时候,还有点书生气。

他的确还有个学生身份。尽管今年已经33岁,但从2009年6月至今,他连续参加了14次高考,按年级算,是个“高十六”学生。今年的高考,他考了590多分,被上海交通大学的护理专业录取。因为不是他的首选专业农学,他放弃入学。这个夏天,他在广西南宁市租房住,刚结束给中学生当家教老师的工作。未来一年,他将继续复读,继续拥有学生这个身份。

何汉立对老友的高考生身份毫不陌生。八年前,二人刚通过手机QQ恢复联系时,何汉立已经大学毕业,刚转为广西广播电视台纪录片部的编导,而唐尚珺正隐瞒家人,称自己在外工作,实际上在读“高八”(第五年复读“高三”)。他经济窘迫,在QQ上想跟这位初中时最好的朋友借几千块钱。在确认唐尚珺没说假话且精神正常的前提下,何汉立帮助了他,并提出想拍他的纪录片的想法。

唐尚珺收到的的上交录取通知书(图|唐尚珺微博)

“一开始我就是好奇,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坚持复读这么久?我想理解他。”何汉立的声音有点细,但每句话的语气都很笃定、自信。他回忆当时跟台里报唐尚珺的选题,因为涉及高考、补习,太敏感——当时已经有政策规定,不允许公立高中开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或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选题很快被否,于是他打算用业余时间拍摄。

2014年1月,何汉立带着摄像机去钦州市二中找即将放寒假的唐尚珺时,他们已经七八年没见了,但拍摄让两个人恢复了联系,很快找回初中的熟悉感。纪录片的开头,唐尚珺穿着红色的冲锋衣,在教室里给盆栽浇水,在宿舍用指尖转篮球、弹吉他。这一切跟初中时二人的爱好差不多,只是唐尚珺的技术更熟练了,篮球可以停在指尖几分钟,也能用吉他完整弹出几首歌,何汉立很早就不再接触这些。

拍摄过程中,何汉立有点理解这位昔日好友一年年复读的选择,“他的成绩每年都在进步,这给了他希望,他就想考上更好的大学”。唐尚珺从最初的372分,一个只够上专科学校的成绩,考到400多分,到一本线,再到超出一本几十分,每年分数都在上升。直到2016年,唐尚珺第七年参加高考,以625分的成绩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他决定结束复读,去北京入学,并告诉了家人这个结果,得到谅解。何汉立拍下了这个看似圆满的结局,把纪录片起名为《高十》。

《高十》海报

但《高十》之后,唐尚珺的选择,连好友何汉立也无法理解。他确实去了北京,在政法大学的校园里转了一圈,但没去报到,而是回到广西百色,领取了复读学校的10万元奖金,隐瞒家人继续复读。2019年,唐尚珺考出了自己最高的一次成绩——645分,被重庆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录取。他说专业不合适,仍然没去学校,又回头走上高考之路。那之后,何汉立有些生气、无奈,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劝他入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都有自己的选择。”何汉立端起装满啤酒的一次性塑料杯,跟唐尚珺碰了一杯。

清华梦

在《高十》纪录片里,唐尚珺曾对着镜头,在复读教室的数字屏幕上写下自己的目标:中国科技大学。这是他初中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考上的大学,但实际上,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这个,而是清华大学。“不好意思说,怕说出来被笑话”,唐尚珺薄薄的嘴唇扯出一个无声的笑,这是他常有的动作,说话时好像一直在微笑,习惯低头,或者看向别处。这两年,他不再担心说出清华会被取笑,可能因为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放弃了这个想象。

想象最早来自村庄。唐尚珺出生在防城港市上思县公安村。村子距离县城70多公里,连绵的矮山上种满了甘蔗、桉树和稻谷,是当地最常见的经济作物。村里交通极其不便,只有一辆班车,每天早上开往县城。如果是往西几十公里,就到了越南边界。唐尚珺的记忆里,每到夜晚,家后面那条土路如果连续有车辆经过,就说明是越南的车在运货,因为村内几乎没人有车。

唐尚珺的家乡(图|唐尚珺微博)

上世纪90年代,唐尚珺还读小学时,父亲说起邻村有一个人考上清华大学,那人后来当了官,还回村修了路,这在村里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唐尚珺记得,之后每年清明节祭祖,大人就跟小孩说,“让老祖宗保佑你考上清华大学”。当时他对清华、对大学没有任何概念,但确定“考上清华”是一种荣耀。

那时城市的市场经济起步,唐尚珺的老家也开始有年轻人进城打工。但在村庄的意识里,打工与务农没有本质区别,“光荣”的出路还是读书。唐尚珺看起来也是家里最擅长走这条路的孩子。他是家里“老小”,前面三个姐姐、一个哥哥都没上高中。一是因为家里没钱,农活儿还多,砍柴、放牛、除草、施肥等等都需要人力,更多的原因是觉得太难,“读不下去”。唐尚珺的三姐告诉我,她当年读到初三,“宁愿砍柴也不要读书了”,毕业后干了几年农活儿,年龄大些就去城里打工。但唐尚珺小学就是村里成绩拔尖的学生,2002年以乡里第一名的成绩被县城最好的初中录取。

去县城读书,是唐尚珺第一次出远门。他跟家人坐了两个多小时班车到达县城,在那之前,他连隔壁的乡镇都很少去。

图|唐尚珺微博

以现代城镇的尺度来看,上思县很小。从县城的汽车站下车,走上三四百米就到了唐尚珺当年那所初中。中间经过一些粉、面小店,路面狭窄,人行道上的砖块松动,要小心砖块下的积水,随着脚步的踩踏从缝隙中喷溅。但在当年,县城对唐尚珺来说是一个“大城市”,一切都陌生而新鲜,连英语课,他也是第一次上。离家几十公里,不仅是物理上的距离,也意味着他第一次离开山村,体验另一种生活状态。

他跟同样来自乡村的何汉立同班、同宿舍,很多共同点让两个人成为朋友:他们都不喜欢干农活儿,觉得很累。唐尚珺最讨厌放牛,“很乏味不是吗?虽然身体上不累,可是你每天就看着牛,没任何事要做,我放过两天牛就觉得要命”。他们都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也都喜欢去书里寻找答案。两人办了学校的借书证,借了很多科普书籍,讨论一些“难以捉摸”的问题,比如,“恐龙是怎么灭绝的?”“人的耳朵为什么只有这么小?”“宇宙从哪里来?”还共同去冒险。

何汉立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个周末,他们骑一辆车去30多公里外的十万大山国家森林公园。那辆车是班上一名女同学的,只有一个刹车,在窄小的路上,俩人轮换着载对方。进公园要门票,10块钱,俩人为了省钱,把单车藏在附近,蹚过一条水深到胸口的小溪,从一个大山的豁口溜进了公园。他们记不清公园内具体有什么,只记得花了两块钱买了根甘蔗,是那天唯一的进食。骑车回学校的路上,“山路十八弯,下坡就是猛冲,刹也刹不住车,我们真是命大,没遇到大车”。何汉立回忆起那次探险,语气中充满怀念。

公安村|《高十》剧照

但是关于确实的未来——以后去哪里?做什么?他们很少讨论,用何汉立的话说,是“一片空白”。两人在初中成绩都不错,进了尖子班,后来因为贪玩,成绩落到全校50名开外,不被当作重点学生培养。读完初中要做什么?上高中。那之后呢?不知道。“直到进入高中,也许是快要高考了,我才知道后续是读大学,根本不知道读完大学还有研究生、博士。”何汉立回忆,当年没有任何社交软件,只能从老师、父母那里获得信息,“但他们只教你做题”。而关于大学的信息,他听说最多的就是清华、北大,好像世界上只有这两所大学。

和朋友一样,对未来唐尚珺也得不到任何切身的引导,只有一个源自小学的模糊且单一的印象:清华是读书唯一的荣耀终点。他也“真的觉得自己可以上”,只要努力、不放弃就行。

怪病

严格来说,唐尚珺第一次复读是2005年夏天,他读了一年初四,因为一场“怪病”。

大约在中考前一个月,毫无来由地,“感觉很晕,像在做梦,听不进去东西,刚做过的事情也会忘记,跟家里人说过的话,下一秒会又说一遍”。他去医院,诊断的结果是神经衰弱,但医生也说不出具体原因,只是让他多休息。村里当时还有神婆,但看过之后病情没有任何好转。

因为这场怪病,唐尚珺没办法参加中考,也没去学校参加毕业典礼。典礼上,何汉立用那台玩游戏赢得的傻瓜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唯独没有唐尚珺,他当时正在村里的家中休养,恍恍惚惚地过着日子。暑假,病症又无来由地消失了,但他的中考成绩是零分,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录取他。

《高十》剧照

这是唐尚珺在教育这条长路上第一次受挫。他一个人坐大巴,去100多公里外防城港市一所不错的高中,找到学校的校长,请求学校收留。因为没有参考记录,学校拒绝了他。那天晚上,回县城的班车已经没了,他走到海边,在人行道旁的长凳上睡了一夜。“睡不着,蚊虫很多,咬得手脚痒,心里也难受,迷迷糊糊过了一夜。”

现在回忆起那时的天真,唐尚珺自己也忍不住笑。他不知道初中可以复读,后来在老师的提醒下复读一年,考上钦州最好的高中——钦州二中后,听老师说,进入钦州二中,等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他以为这句话更确切的意思是:“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清华”。

钦州二中确实每年都有学生考上清华或北大,唐尚珺见过其中一个上清华的学生,戴着啤酒瓶底般的厚眼镜,便打电话跟母亲说,如果自己戴厚眼镜,也能上清华。学校每年高考后都会放榜,高二那年,唐尚珺也去看榜单,他意识到世界上不只有清华北大两所学校,但这两所学校才是光荣的顶点。一个有点奇怪的逻辑是,普通人看到清华670多分的录取成绩,了解越多便越清楚自己与这两所学校的距离,但唐尚珺却依然想去清华。“我不知道那么难考,以为努力,不贪玩就好。”唐尚珺很认真地说出这句话——他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

钦州二中|《高十》剧照

贪玩,是唐尚珺对自己在钦州二中几年的总结。钦州比上思县大多了,没见过的、没体会过的事情对他都有吸引力。那时,比他大七八岁的三姐在钦州做服装销售,周末放假,他去找三姐,能“吃顿好的”。还和同学去溜冰、打篮球、看火车⋯⋯他从没坐过火车,有一次看到一列火车,全封闭式,黑黑的、没有窗户,他问:“人在里面是不是很难受?”同学告诉他,那是运货的火车。“当时就是什么都不懂,之前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他觉得,如果能收束这些对外部世界的好奇,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上,自己就能实现梦想。当然,还有一点是,能控制住“怪病”。

就像一个飘忽不定的幽灵,“怪病”长时间隐藏在他的生活里,每到重大考试前便显出身形。2009年,第一次高考,他感觉“怪病”又犯了。还是头晕,迷迷糊糊,考了372分,只够上一个专科学校。他记得父母的表情,“都沉默了,我大概就知道,他们很不满意”。他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复读。

在钦州二中,复读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唐尚珺说,一个班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都会因为考得不理想去复读。全校38个高三班,其中13个是复读班,基本在楼层顶层,班上的学生们下课很少出教室,不打闹,很安静。复读费一年3000多块,比应届生的学费高了三倍。

唐尚珺第一年的复读费是三姐帮出的。他下决心要努力一点,但神经系统似乎无法与雄心壮志达成一致——他上课还是容易走神,周末还是和同学出去吃烧烤、逛灯会,第二年高考前还是犯了“怪病”,成绩只有400多分。按唐尚珺的说法,几乎每年高考前,他的“怪病”都会重犯,直到考上600分后,“怪病”才消失。

生活在钦州市的三姐与唐尚珺关系最亲密,唐尚珺第一次高三复读,是三姐给他付的学费

谎言

但600分是好几年后的事了。在那之前,唐尚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结来说,就是他生活在自己编织的一个谎言里。

2010年,也就是第一年复读结束后,家人不同意他再考,让他尽快填志愿。他选了南宁一所专科学校,父亲给了他5000元报名费,还有每个月1000元的生活费。他独自带着一万多元去南宁报到。“我在学校逛了一下,跟我想象的差距太大了,学校食堂和宿舍都很小,跟高中没区别,我打退堂鼓了。”那时候,已经有几个高中同学继续回钦州二中复读,他也坐上了去钦州二中的大巴车,准备来年考上好大学再告诉家人。

2013年,按照他跟家人的说法,他应该从南宁那所专科学校毕业了,在一家叫“顺丰”的公司工作,一个月工资1600元。但这是他随口编的一家公司。过去三年,他拿着家人给的大学学费,一直在钦州二中复读,每年成绩都能进步几十分,2013年高考成绩刚过了一本线。

这个分数,如果继续复读,学校可以免除学费、住宿费,每个月还奖励400元生活费——这是学校一直以来对高分复读生的奖励措施。但也意味着他要以一个社会身份继续隐瞒家人,而且得不到家人的金钱支持。或许是有些犹豫,他临时决定,这个暑假去清华大学看一看。

唐尚珺带着父母去北京旅游|《高十》剧照

他没买到硬座,20多个小时的车程,蹭座、站着到了北京。抵达时,大概是下午五六点,清华大学的门关了,他在附近花10块钱租了辆自行车,围着校园骑,发现一个小门能进,便骑车溜进去。“果然没让我失望。”唐尚珺回忆,清华校园很大,有古风的建筑,“很气派”。第二天,他又从正门骑自行车进去逛了一圈,还让别人给他拍了几张照片。照片中他跨坐在自行车上,穿着黑T恤,在一片大草坪前留影。

那也是唐尚珺第一次到北京。他一个人去了天安门、长城、王府井几个地方,觉得北京的物价很贵,4个狗不理包子要50多元,“还是素的,不好吃”。有时候交流也有点困难,北京人听不太懂他的普通话,但那里确实有他最为满意的大学校园。这次旅行成了他一个人的秘密。回到南宁后,他没告诉任何一个亲友,决定继续在钦州二中复读。

《高十》主要拍摄的就是这一年——他是家人眼里的“打工人”。春节回家前,他会脱掉红色冲锋衣,换上棕色皮夹克,掩盖些学生气。从钦州的超市买年货回家,要注意塑料袋上有没有印钦州的地址。到家后,他拿出攒下的500块给母亲置办年货,分出一个个零钱红包给哥哥姐姐的孩子。平时在市里,最害怕遇到同样在钦州工作的姐姐、姐夫。有两次真的遇到三姐,躲不了,他就说自己来看望生病的同学。也许是几年的隐瞒让他有些压抑,在纪录片里,唐尚珺有些醉意对着镜头说:“我现在都怀疑那句话,知识改变命运是不是真的,小时候蒙了我很久,我现在反悔了。”

《高十》剧照

但他仍然坚持留在学校里,一次次站在高考的门槛前。采访中,他和何汉立都相信,“学校能决定未来,决定就业”。“我们不像有钱人的家庭,父母能给到很多支持,我们只能靠自己摸爬滚打,靠学历找工作,而且学历也有等级划分,专科学校连公务员都考不了。”何汉立说,好大学,也代表好的人脉,在社会资源层面,他能理解唐尚珺想考一个好学校的执着。

只有一次犹豫,是2014年6月底,“高八”的唐尚珺在手机上查询高考成绩:563分,比一本线高出43分,比清华的录取线少了110多分。他打算暑假先去广东工厂打工,挣点生活费再说。

这是唐尚珺第一次进工厂。他先是跟同学去了一家生产手机屏幕的工厂,需要站着上夜班。上班前,要花十多分钟穿上一套白色的防护服,不能露出一丝头发,连上厕所也麻烦。干了两天,他觉得太累,主动辞职,也没结工资,去了另一家工厂做货物转运。这次活儿轻,工资也低,但“没有尊严”。他记得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去两个部门送货,两个部门没沟通好,把气都撒在大叔身上,骂难听的脏话,第二天大叔就辞职了。唐尚珺勉强工作了一个多月,拿到三四千块,便离开了工厂,回到学校。

《高十》剧照

工厂之外,他决心复读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一届同班的复读生吴善柳考上了清华。唐尚珺早在还是应届生的时候就听说过吴善柳,知道他是复读生中的“大神”,为了清华,放弃过复旦、北大的录取通知。和唐尚珺同班时,吴善柳已经32岁,是复读第八年。但唐尚珺很少真的看见他,他从不去班里上课,“听说是在家一边辅导学生,一边备考”。从班上QQ群得知吴善柳终于被清华录取时,唐尚珺觉得自己好像也离梦想更近了一点。

诱惑

循环的复读生活里,唐尚珺有一次离开的机会。那是2016年。

这一年,他的父亲确诊癌症晚期。接到大哥的电话时,唐尚珺正在准备高考。他知道大哥的意思,家里需要一些钱,但他拿不出来。好在这一年高考考了625分,拿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通知书。他第一次考虑,生活应该往前走了。

在何汉立的镜头前,唐尚珺坐在瘦弱的父亲对面,坦白了自己瞒着家里,一直在复读的事情。因为生病,父亲嘴上经常流血,结了痂。他说儿子“精神值得敬佩,值得自豪,将来青出于蓝胜于蓝”。满头白发,穿着白背心的母亲接过儿子递过来的入学通知书,松开皱着的眉头细细端详。她一个字不识,只看得懂儿子的照片,说“瞒着我不怪你,我还是开开心心”。她让儿子专心去大学读书,不要担心父亲,“得这种病,生有时,死有命”。

唐尚珺的母亲,今年74岁。唐尚珺每次离家,老人都去菜园里摘新鲜的菜给儿子带上

原本,故事到这里算是个完美的结局。那年8月,唐尚珺还带着父母去北京长城、故宫、天安门,也去申请了助学贷款。但在9月3日去学校报到前,唐尚珺在高中班级微信群里看到一条链接,他又犹豫了。

链接标题是广西平果市第三高级中学“补习班招兵”,大概内容是:“高考达600分以上的考生来我校补习,只要在我校报名参加高考,即可享受一次性奖励10万元;学校全免学费、住宿费,并提供一套公寓式住房居住;每人每月生活费1500元。”如果第二年考上清北,一次性奖励60万元。

“10万,我从没见过那么多钱。”唐尚珺至今还记得刚看到那条消息时的震撼。在他过去7年的补习经历中,虽然很多学校也用经济政策鼓励复读,无非是免学费和住宿费外,生活费每月补助四五百元。吴善柳考上清华那年,听说学校只给了他两万元奖励。

《高十》剧照

在唐尚珺生活的地方,复读是一个产业。有相当多相信好大学可以给予自己“第二出身”的学子,逗留在这条教育通道里,希望通过“勤能补拙”,为自己进入社会换张好名片。对学校来说,这似乎也是个“双赢”的买卖。每年高考结束后的放榜季,就像各家学校的“财报”公布日:一本上线人数、入选清华北大的名额,都代表着学校来年招募新生的市场竞争力。有过高考经验,分数也不低的复读生们,是来年高考的优质资源,大概率会为“财报”数据增光添彩。自2002年,教育部禁止公办高中招收高三复读生开始,民办学校成了复读生的主要选择。沈高平是一所民办高中的投资人,他投资的学校在广西建校时,第一学年只招收了补习生。

沈高平说,一些民办学校打着给考上清北的学生奖励60万、80万的口号,听起来虽然像是噱头,但确实能发到学生手上,其中奖金的一半都是政府出资。但6年前唐尚珺仅去复读就获得10万元奖励,是沈高平从业经历中听说过最高的一笔。

2016年的时候,唐尚珺也做了看起来最“经济”的选择。9月3号报到日那天,他还是去了趟中国政法大学。学校在老校区,他很失望,校园又老又破,十多分钟就能逛完。当天晚上,他就决定瞒着家人回去再战一年,领取的奖金,一部分用于给父亲治病,一部分支付复读期间的生活费用。

唐尚珺给病床上的父亲看自己的录取通知书|《高十》剧照

但实际上,这笔钱后来没有用到父亲治疗上。像中国大部分含辛茹苦对生活做了各种准备的父母一样,唐尚珺的父亲存了十来万块钱,分成两张存折,一张打算给自己养老,一张为唐尚珺之后结婚用。即便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位农村老人也没有“拖累”儿女,甚至还为最小的儿子做着打算。

但唐尚珺就这样继续留在了“复读—高考”的循环里。后来几年,他辗转于广西几所奖学金丰厚的民办高中,3万、5万元的都有,每个月生活费不低于1000元,联考成绩优秀,还能有几百元奖励。今年他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平果市衡水阳明高级中学奖励他8万元。根据广西统计局《2021年广西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021年广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3.9万元。唐尚珺每年的奖金都超过这个数字。

他也形成了自己的复读模式:通常,高考结束后的暑假,他在南宁做几个月家教,看看英语书。11月,去学校住进单人公寓,在学校的氛围里收收心。到了下半学期,他全身心扑在学习上,冲刺几个月。偶尔还会看看股票和基金,也能挣到一点钱。高考,除了追求更好的学校之外,也有了投资的意味。

《高十》剧照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收获比社会人均水平更高的收入外,还能得到些新生的仰慕。他成了当初自己仰望过的“大神”,模拟考试的成绩,最高一次到了650多分。有同学找他问问题,叫他“唐老师”,找他聊人生困惑。他现在的女友,也是在复读期间认识的。

泥潭

今年9月底,我到了唐尚珺的老家。从县城汽车站往外走时,路上一两百米外都是黑车司机,几乎每个人都会凑上来,用细细的嗓音问一句:“美女,去南宁吗?”我坐上去公安村的小面包车,司机就是村内人,他告诉我,公安村三年前刚修了水泥路,当初的班车,因为乘客太少取消了。现在想进出村子,只有每天一班黑车,单程25元。一路上也没什么风景,山坡上是成片的甘蔗林和桉树林,只有甘蔗叶偶尔扫过车窗,发出急促的唰唰声。
唐尚珺家在公安村三队,司机把我放到路边,往边上的土路下坡一指,一个红砖平房,被甘蔗林遮住了一半视线,就是唐尚珺家。这所房子建了26年,现在只有唐尚珺母亲一人居住,是村里仅剩下的几间平房,外墙也没像别家那样刷上水泥。
唐尚珺的母亲74岁,跟6年前纪录片里的形象没太大差别,还是一头白发,我见到她时,她正光着脚在堂屋看戏剧。屋外是她养的十多只鸡,还有一只花20块买的狸花猫,用来捉家里的老鼠。邻居都说她身体好,到现在嗓门还很大,吃饭时要喝一碗自家酿的低度数清酒。当晚在饭桌上,她跟几个亲戚喝酒,用客家话聊天。一个堂哥忍不住用普通话问我:“唐尚珺,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唐尚珺在上思县的市场买了妈妈喜爱的烤猪肉和水果回家,他家门口是一片甘蔗林
这个疑问,就像是唐尚珺跟家人、亲戚的关系。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不理解他在做什么。所有人都希望他赶紧成家,他们认同读书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该是值得重复多年、放弃其他身份的事。唐尚珺的三姐告诉我,“他每年都说是最后一次复读,但每年又重新去读,提到他的事,我心里就有点烦”。今年放弃上海交通大学后,唐尚珺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长长的道歉信,三姐只记得一句对不起。但“对不起有什么用?”
这个疑问,唐尚珺这几年也会问自己。他在微博上写,“现在的生活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窘迫境地。犹如困在泥潭中,抬起一只脚,另一只脚又陷入更深。我如何不想脱身,迈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新的开始”。他告诉我,大概三四年前,他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将给他的就业带去很多限制,也是那个时候,他不再有非去清华不可的念头。
就这三四年间,他身边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他的“复读”生活产生着冲击。2018年元旦,他的好友何汉立结婚了,很快便买房买车、有了女儿,承担起更多身份的责任。没几个月,唐尚珺的父亲在病痛中去世了,家中只有母亲一人,他每隔一两个月就回家看望母亲一次,被母亲催婚。也是那年夏天,他在新闻中看到,从清华毕业的吴善柳,去郑州一所中学当了数学老师,他有点失望。他开始计划,毕业后大概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但听一位32岁大学毕业的朋友说,大型企业基本不会招收接近35岁的基层员工了。
纪录片《高十》的导演何汉立(右),在自己家中跟唐尚珺(左)一起弹吉他。何汉立早已成家,怀中是他的二女儿
最近两年,唐尚珺意识到自己的年龄,毕业后连一份体制内工作也找不到,就将目光放在创业上。计划之一是做教培机构老师,去年的双减政策让他放弃。他还计划读金融类院校,因为平时对股票、基金有关注,金融分析师似乎也不限制年龄。最接近他理想的,是做农业创业,搞养殖。拍摄《高十》那年,唐尚珺27岁,他说自己想走出农村的圈子,但这几年他报考大学的第一专业都是农学。
回村做养殖,有三个原因。一是想做一份能陪伴母亲的工作,母亲不愿在城里的哥哥姐姐家住,乡村是唯一的选择。二是政策上,这几年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很响,2017〜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在内,全国有6家高校相继设立农学院。农学似乎成为一门新的“显学”。他今年被调剂到上海交通大学的护理专业,也是因为原来报考的农学院收分太高。最接近他生活的原因,是他的哥哥和两个姐姐合资在钦州市的山里做养殖,主要养猪和鸭子,五六年来,收益比打工、务农要好,也自由。唐尚珺期待一份自由、没拘束的工作,就像他当初对清华大学的期待。
不过,他还没把这些计划说给家里任何一个人听。他知道公安村大概做不了养殖,村子交通条件太差,而且养殖前期投资也很大。这些具体的问题,他留到明年高考后再考虑。今年,他计划11月再去新的高中报到,最近这段时间,他在南宁的出租屋里看书,晚上出去跑个步,偶尔跟何汉立吃饭。
每次回家,唐尚珺都要帮母亲生火做饭,唐母花20元买的小狸花猫在一点点长大
他不排斥饭局,但不喜欢正式的谈话,我跟他的几次见面,都是在晚上八九点的饭桌上。这是南宁最热闹的时候,电动车涌向不同的方向,公交站台边都能支起几张大排档的桌子。我问他,现在还犯过头晕的怪病吗?“没有。”他说,但自己会做关于高考的噩梦。梦里,他经常做不完试题,或者忘带某样工具。在考场,还有两分钟交卷,他却找不到一块橡皮。
(本文刊载于三联数字刊2022年42期,文中沈高平为化名。实习记者张仟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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