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变化的不仅是表达

汪海林:欢迎来到《四味毒叔》。今天我们请到博纳影业的于冬先生聊一聊《长津湖》以及《水门桥》的那些事儿。

于冬:博纳影业这些年是把主旋律电影进行了一次创新表达的转换，归根就是把主旋律的故事放在美国大片的语境下，用现代电影的技术和语境表达完成了一次转换。

我们从1995年开始引进美国大片这二十多年培养了一大批的接受美国电影的观众，但为什么这两年美国电影的观众开始减少？待会我再说这个问题，这些看美国片的观众希望看到中国电影的英雄和情感，但他们的观影习惯是由美国电影建立的习惯，包括节奏、构图、视觉冲击力也是如此。所以这其实就是博纳这些年票房成功的密码，打开这个密码就是我们用主旋律的故事加入了中国人的情感，再融入现代电影技术和现代电影语境，将语境和观影习惯结合，从2014年推出《智取威虎山》，到《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中国机长》，再到《长津湖》，包括《中国医生》、《建军大业》。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很多作品都是香港导演拍的，香港导演有一个特点就是会学习美国电影，他们没有在电影学院里学过苏联电影、欧洲电影。

汪海林:他们的电影语汇就会更科班。

于冬:他们都是看美国片的，所以我跟刘伟强探讨，说这个电影怎么拍？他会把同类型的很多美国片给你剪镜头分析，这个段落飞机怎么进来？全是在美国电影里已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创新，我再跟它不一样，我再比它拍的好。实际上拍《中国机长》的时候，刘伟强把《萨利机长》，和其他欧洲电影里表现空难的镜头全找来学习，已经完成了一次初剪。在这基础上我们怎么讲故事？怎么写剧本？镜头表达，它是美国电影的节奏。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尝试了如何让中国电影的故事更好看，在剧作上完成了一次转换，所以这几年的票房也是突飞猛进。我们叫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这三部曲得到了53亿票房。《中国机长》、《烈火英雄》、《决胜时刻》是47亿票房，这6部戏刚好100亿。加上我们的《建军大业》、《叶问4》、《无双》、《追龙》一系列，又是差不多100亿。再加上57亿的《长津湖》和《中国医生》13亿，一共70亿。在不到十几部电影里我们实现了300亿，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电影的一个市场贡献，也是我们在主旋律创新表达上的一次成功转换，更坚定了我们在把中国电影能够拍得更好看这条路上敢于投资、敢于制作之心。

首先在画面上我们是一定不输好莱坞的，从2014年徐克拍《智取威虎山》，做打虎上山这章，里面的虎完全是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基础上还要超越它的。《少年派》是水上的虎，我们是雪上的虎，而且是要跟主演之间形成打斗的，所以你不能说上来拿枪就把老虎打死了，所以徐克塑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杨子荣在没有任何遮挡的情况下爬上树，老虎也跟着上树。当时张涵予是完全无实物表演的，绑着威亚在树上飞来飞去，飞了十多天，但是他所有的反应，镜头的另一面，他转身，虎要扑过来，我们要用CG特效完全实现虎的画面。我们通过现代电影技术把这二十分钟打虎上山，《林海雪原》里的著名桥段呈现给观众。《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做得再惟妙惟肖，它的故事情感跟我们是远离的，《林海雪原》里关于这一段情节有着长段的描写，但在老电影里只抬了一个死虎出来，这些情节都是用台词说出来的，说我们打了一只虎。但现在我们把红色经典的故事用我们从小受到的红色经典的想象力通过现代电影呈现出来的时候，观众为之惊叹，我记得是这场戏首映那天全场屏息看完之后，收到了大家的鼓掌。

汪海林:大家也为中国电影工业化能够做到这个程度鼓掌。

于冬:我老强调什么是工业化？工业化就是用技术实现电影，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只要你想到，就能做得到，这就是电影工业水平。再说《长津湖》的战争、爆炸，过去拍这么大阵仗，拍大决战的时候，是调动部队一百万人，用一个大镜头航拍，上百万人的军队参演，爆炸全部是真的爆破点。所以会有死人比例，正常一个镜头死几个人是很正常的。但在今天的战争片我们是零受伤，不要说死人了，零受伤。这种精准的炸点、在你面前爆破的点，吴京说我们举着钢板就在我眼前炸的，一米的距离，但这个炸点只是一个预演，或者是一个很小的点，通过在电脑上用CG特效技术把它放大，你会感觉到火光冲天，危险身临其境。这也让我们的新电影在视觉感，冲击力、视觉表现力上有更多的技术手段支撑。所以我说中国现代电影如何借鉴好莱坞甚至超越好莱坞？实际上是需要大片带动的，大片带动了很多国内技术力量的成长。因为他们做过这个戏，在拍其他的国产电影的时候就有经验了，也学到了，并且去运用，同时他们也在研究更好的办法，这就带动了中国电影整个后期技术力量的提升。

谭飞:现在绣球又抛到导演这了。我想问一问，很多评论者把你的电影评价为“诗意的现实主义”，这个评价还蛮高的，又是诗意，又是现实主义。你怎么去理解这个评价？

余涛:当时我听到这个评价以后很感动，同时又觉得很有压力，实际上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期待和要求。我们都知道乡村片是最难拍的，要么苦大仇深，衣衫褴褛。

谭飞:它的画面里是尘土飞扬的。

余涛:对，要么就是“出戏”，这是我当时最大的顾虑。在这种情况下，我怕演员体验生活不够——他会出戏。如果他出戏，这个戏就完全废了。第二个就是不能走原来的路。所谓乡村，它是回家的地方，也是灵魂的归处，我要拍出这种心中的期待，但是又不能脱离现实。所以我们在看景的时候花了很多精力。“诗意现实主义”就是说我们在构图色彩上，尽量去表现心中的感觉。

谭飞:很多人对你的摄影和美术非常感兴趣，这次大家看到整个的画面也是很美的。尹鸿教授就说，人物的夸张感或者人物的拍摄角度跟一般电影是不一样的，当时你是怎么样去设计的？

余涛:我觉得尹鸿老师真的是一位大师。之前我跟摄影指导专门讨论了，我说我要表现“大美川西，大美农村”，但是我又不想脱离现实，该怎么办呢？他问我导演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我说如果从色彩和风格上说，你可以考虑一下日韩和欧洲的风格。后来我们选来选去，觉得有些欧洲国家在构图，还有色彩的使用上非常接近成都。另外，成都这个地方很奇怪，天气特别不好。

谭飞:对，总是阴沉沉的，很少见到太阳，有点阴郁。

余涛:所以我们找到了欧洲类似的片子，我们就按照这个构图来的。

谭飞:是不是有点像走在伦敦的乡村小路上，旁边是庄园的那种感觉？

刘牧:对，它的诗意是带着自然透出的一股气息来吸引大家想去。包括导演对画面对色彩的构图的严格要求，并且他一直在强调乡村一定要美。

谭飞:是的，他特别愿意看到大家对川西农村的那种大美的认知，所以包括画面和细节看得出与以前的主旋律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再说说表演，我看你有好几场激情戏，特别是最后眼含热泪的那场，其实这场很不好演，因为一般主旋律很容易演成一种脸谱化的感觉，对此你在表演上有什么样的创新的设计？

刘牧:一是主旋律，二是主角角色，在主旋律题材的影视剧里，男一号很容易演成高大全，喊口号，会让人很反感。

谭飞:没错，会让大家觉得这个人太伟大了，没有缺点。

刘牧:没有缺点，就会很反感。所以导演在打造剧本结构时候跟我们一再强调：从人性方面出发，一定要让这个人物有一些不足和过失，包括媳妇埋怨没照顾好她，孩子没保住。

谭飞:负罪感，还原他是个“普通人”的一面。

刘牧:所以我也是在想这个角色千万不要被演成脸谱化，千万不要一脸正气，他也是个人，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不要觉得他没有缺点。我在演的时候尽量放松，不要去主观地认为自己是个英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是站在这个位置上，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谭飞:是的，在好几个重场戏中，我都感觉到了你的真诚。主旋律会有一些“大词”，大家没有出戏的原因就是你们很真诚地去理解了这个词的意义，并且把它说得很常人化。

刘牧:对，其实这个就是自己对台词的一种个人化理解，就像斯坦尼体系，它就是有体验才有体现。人生到了我们这个年龄阶段，是有很丰富的体验。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感、爱情感，在很多生活当中自然带出来的东西，已经堆积得很丰富了。所以很多人感受它是由心而发，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靠借鉴、去酝酿的感情。

谭飞:请问余涛导演，你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哪一场让你印象最深？哪一场令你觉得困难重重？或者你是否有过动摇的时候？

余涛:有两场戏令我印象特别深，一场戏就是砖厂拆迁，要表现出力度，要不然观众觉得不好看了；还要把控演员的情绪，这是我觉得特别难的一场戏。第二个就是他和他媳妇诉衷肠那一场，诉衷肠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也是普通人”。

谭飞:他也是个普通人，他当然也想要这个孩子。 

余涛:对，要孩子，跟媳妇过点好日子，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还有第三场戏就是红旗演讲，我觉得这三个重场戏把握好了，整个片子的其他部分就比较好拍了。有时候他们有一条已经拍得不错了，但我还要让他们再拍一条，我一次次地压榨他们的表演。在这里非常感谢所有演员的配合。

刘牧: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谭飞:但是我相信余涛的性格，他所谓的压榨也是微笑着说的。

刘牧:对，他在现场没发过脾气。

谭飞:一个好的电影，不管是主旋律还是商业电影，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准确”。比如说主旋律电影要准确地表达什么“意指”。这两个《战旗飘飘》还是蛮准确的，包括表演的准确，你怎么看“准确”这两个字在《战旗飘飘》中的体现？

余涛: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其实任何一个电影说到底就是“主题表达的准确”和“人设的准确”。我觉得演员们在这部电影中都做到了，这点是我特别欣慰的。要不然这一类片子不仅预算少，时间紧，而且它还有那么多口号，谭飞老师你可能注意到了，我们这场戏里面还有一个特点，有很多开会的场景，这是最难拍的。

谭飞:是的，拍出来可能会令人感到枯燥。

余涛:对，后来我剪出来我发现这个问题解决了。

谭飞:每场会都不一样。

余涛:对，而且还不枯燥。另外我在去年全国优秀影片推荐会上，当时CCTV-6采访我的时候就说了一个事，他说他们注意到了，我是用商业片的节奏拍主旋律片。目前我觉得没问题，其实如果再来把这部电影拿来拉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整个节拍完全是典型的“好莱坞三幕式结构”的节拍，每一幕都踩在点上。我说的是一个大多数人没接触过的领域，我要用新的一种电影语汇和节奏让大家尽量看得有趣一点。这是我现在想达到的目的。

谭飞:你是想在所谓的“庸常中能见到一种乐趣或者生动”——就算它是个主旋律，你也能看到细节的渗透对吧？那么“马先贵”，你在细节的设置上，除了刚才说的说词上的尽量生动化，还有什么独到的小设计呢？

刘牧:其实刚才导演说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现代主旋律电影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大家为什么不爱看主旋律电影？就像你说的一样——太冗长了。而且枯燥无味，喊口号，所以导演他在做一种尝试和探索，就用商业电影的元素和拍摄手法，即节奏和分幕式的拍摄来讲述这一段主旋律的故事。这是一种创新，也是为了让观众觉得我们不是“说教式的主旋律”，我们是跟你讲一个很好看的故事，这故事就是发生在你我身边。

谭飞:就是说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电影，但首先是好看，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刘牧:是的，所以刚才导演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刚刚谭飞老师你也说开会很多，会显得很枯燥和剧情很拖沓。

谭飞:那怎么最后拍的每场都不一样？

刘牧:当时在跟导演探讨现场，我们也在说开会的场景不要全部坐在办公室里面，比如说我们坐在农田，田间一个小凉亭，放张桌子，然后大家蹲着、站着、喝着茶，看报纸，其实生活中开会就是这样的，不是全部在办公室里面一本正经、照本宣科地坐着开会，我们尽量尝试在一些小的解读方式上设计一些生活化的东西，让它尽量贴近生活，更还原于生活，感觉更可信。

谭飞:就是把所有的场景真的融入在生活本身中，这样的话就显得生动一些。

刘牧:对，不要把它模式化。

谭飞:当然我也知道，四川有个词叫“喜新厌旧”，但它不是贬义，四川人在艺术上和吃上特别“喜新厌旧”，就说我上一步是这样，那下一步就一定不要这样。是不是？余导？

余涛:没错，确实如此。我想创造新的电影语境。

谭飞:语言要新。

余涛:是的，新的表达方式、新的角度，尤其是主旋律题材的电影不用创新的语境来解决，就会陷入固有的概念化创作，那就很麻烦了。

汪海林:您是《九妹》这部电影的导演，项目的发起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卫青:汪老师这么一说弄得我有点紧张，其实发起不发起，汪老师应该很清楚影视行业，像咱们这些人说发起个什么事儿不外乎就是冲两件事，首先是兴趣，第二要有利益。但确实首先是从兴趣使然，为什么拍这么一个片子呢？首先《九妹》是建党百年为历史大背景，又体现现在从城市到农村，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大家在忙活的那些事儿，包括农村的乡村振兴、城市的电商带货等等，当时是觉得在建党百年的时候能有一个作品，在这个时候能有个纪念，人这一辈子你说建党百年你干嘛了？说咱哥几个拍了个电影，就是这么一个起因。

汪海林:我觉得是这样，像去年我们还在看《我和我的家乡》，那还是精准扶贫，《九妹》这个影片是非常早地正面表现在乡村振兴。

卫青:是的。

汪海林:主题的切换或者说从导演的角度上讲是有意识追求的。

卫青:是的。

汪海林:在整个大的形势，特别是我们的农村生活、乡村生活里边，找到了一个它的新的出发点。

卫青:是这样，刚才就像汪老师你说的，2020年12月31号之前，这就是所谓我们党带领全国要脱贫攻坚，攻坚战就必须完成，然后到12月31号，国家也说我们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达到了初步小康，但是最近的从中央到国家的相关的会议也讲，要防止精准脱贫之后的返贫，因此大力的推动是精准扶贫之后的乡村振兴，所以说我们也是想，我们的片子拍完之后，2021年拍，上映也都到2022年，所以说你再精准扶贫就成老话题了。而且汪老师也多少看过咱们这个片子，现在农村不是像原来那样，一口铁锅、一个土炕，不是那样的。农村挺好的，尤其是经过了脱贫攻坚之后，因此我们就想目前农村如果是乡村振兴，它应该是怎么个振兴法？怎么就算乡村振兴了？有钱了、能吃肉了、能喝酒了，就是乡村振兴吗？恐怕不是，而我们在一起在讨论说什么叫乡村振兴？我说恐怕乡村振兴第一是物质条件，不再有很多的烦恼，为物质烦恼，第二就是文化生活和精神追求，城乡没有太大的壁垒和差别。第三，作为日常生活状态，没有说进趟城买个什么东西，或者去趟农村感受一下所谓田园生活的说法，没那么界限分明，这就是我们所觉得乡村振兴应该是城乡界限没有那么分明，没那么清晰的差别。你说原来咱们小的时候去一趟农村，是不是你准备吃玉米面窝窝头，肯定是这种感觉，你去了之后你准备坐牛车，或者长途车也到不了那村子。

汪海林:衣食住行的差异很大，主要是生活方式差距很大。

卫青: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应该说乡村振兴，应该是随着物质生活发展这方面要表现，咱们这帮人要表现的东西。因为这是两千多年来，这是第一次这么变化，我觉得咱们这帮人应该多记录这个，因为这确实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社会层面，包括社会深层，从生产到生产关系到物质发达方面比较深刻的变化，我觉得这里边很多题材确实可做。

《四味毒叔》由策划人谭飞，剧评人李星文，编剧汪海林、宋方金、史航五人发起，编委会成员有马戎戎、毛尖、王雁林、李尚龙、路金波、赛人（以姓氏笔画为序），是一家影视文化行业垂直视频表达平台。欢迎有个性、有观点的导演、制片人、编剧、演员、经纪人、评论人、出品人等前来发声，或脱口秀，或对话，观点不需一致，但求发自内心。“说” 责自负，拳拳真诚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