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大会战（五）
抗战中的大会战（五）
十四. 第二次长沙会战（一九四一年九月七日—十月九日）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号清晨，德国出动一百九十个师、三千七百辆坦克、四千九百架飞机和近五万门火炮，从三个方向向苏联发起了全面进攻。在苏德战争的头十八天里，苏联损失了三千门大炮、两千架飞机、一千五百辆坦克和八十八万将士（其中三十万被俘）。德军在十月初打到莫斯科城下，差一点灭了苏联。
斯大林一直以来都是蒋介石最大的军火供货商，只要签个借条，就能拿到大批枪炮子弹。现在斯大林一败涂地，自身还要找美国求援，对中国的帮助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改成精神支持了。蒋介石断掉了最重要的军援，只能主要靠自已的力量去应付危机，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
与此同时，日军已经决心南进，向英美开战。为了作参加世界大战的最后准备，他们需要巩固后方，清理占领区，打几场胜仗，最大程度地抽出在华战场的兵力。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取代西尾寿造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畑俊六希望接替园部和一郎担任了第十一军司令的阿南惟几能够消灭第九战区薛岳的部分有生力量。考虑到南洋马上要开打，畑俊六的作战计划还是以“夺取物资”、不以“占领地方”为目的，他规定此次进攻限于骚扰性质，拿下长沙报捷后马上撤走，不得消耗宝贵的兵力。
在阿南惟几的指挥下有十二万人。日军接受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将主力集中于狭窄的正面上，以期实现湘北方向的纵深突破。
薛岳的第九战区有三十万部队，主要是罗卓英的十九集团军、杨森的二十七集团军和王陵基的三十集团军。薛岳打算在汨罗江以南一带与日军决战。然而由于指挥不当，加上日军情报部门破译了第九战区发往各军的电文，导致各个主力军被日军逐一击破，最后连前去增援的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也遭到日军包围，各师损失惨重。
九月二十八日，几路日军冲进了长沙。由于两年前的大火，长沙城内仍然满目疮痍，到处是棚户。日军随即又趁势攻下了株州。
因为会战失败，尤其是长沙一度被日军占领，蒋介石指责说，“敌军陷长沙，实因薛伯陵（岳）擅将长官部撤至渌口，因之敌军乘机窜入城内。……我高级指挥部之无胆识，其移动位置时，无一不违反军事原则，殊堪痛心，此为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来，未有之怪象也。” “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定可打败敌人，定可俘获敌人很多官兵，定可缴获敌人无数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应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有十人（实际上国军仅抓获了个位数的日军俘虏，并缴获枪支数支），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现在敌人反而俘虏了我们的士兵，常常穿了我军制服，混入我们的阵地，我们作战于我们国土之内，还不能照样拿到敌军的俘虏吗？”
七十四军五十八师师长、黄埔四期的廖龄奇当时在婚假中，他乘便从吉安转回老家祁阳省亲而没有及时归队。因为被训，薛岳等人甩锅廖龄奇，诬陷他的“临阵脱逃”造成了战败，以致他在十月被蒋介石下令枪毙（张灵甫得以继任师长）。廖龄奇是抗战中第三个被处死的中央军高级将领。事后，蒋介石意识到那是一起冤案，随即指示将廖龄奇遗体厚葬于南岳忠烈祠，最高军事当局又给其家属颁发了“荣哀状”和抗日阵亡将官年度抚恤金。
一九0师副师长赖传湘中将在守卫长沙时殉国。
中日双方在会战中的伤亡分别为六万和一万余。
战后，双方回复了战前的对峙状态。
十五. 第三次长沙会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
东条英机内阁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上台以后，进一步扩大了对外战争的规模。十二月七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海军基地，沉重打击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同时轻而易举占领了泰国，并在香港胜利在望。
为了支援保卫香港的英军，国军第九战区所部第四军和第七十四军被抽调南下。日本中国派遣军相应地命令第十一军发动进攻以牵制国军，策应香港作战，于是爆发了第三次长沙会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距第二次长沙会战仅两个多月，日军的兵力和位置大致不变，其对手也依然是第九战区薛岳的大约三十万人。
在准备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国军吸取了前两次会战的教训：一是正面抵抗不够有力，后撤太早太快太轻易；二是后撤时没有向两侧疏散，而是退向后面的防线，以致冲击了己方的防线，造成溃不成军。蒋介石提出了“磁铁战”的方针，即“在敌人进攻战略要地时，我军必须顽强抵抗，像磁铁一样紧紧吸引敌人，使其欲进不得，欲退不能，造成有利于我军的时机，然后倾注全部的主力与预备队围歼敌人。”薛岳把蒋介石的“磁铁战”原则表述为他自己的“天炉战法”：“天炉战法，就是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网型据点或阵地，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势兵力施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性打击，属于‘后退决战’之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 “天炉战法”意味着彻底破坏道路，实施空室清野，设置纵深伏击阵地，诱敌深入，以尾击、邀击、侧击、夹击等将日军围歼于长沙。
经过第一周的激战，日军顺利推进至长沙城外。本来日军已经完成了牵制国军的目标，但阿南惟几见长沙触手可及，决定一鼓作气拿下长沙，尽管东京大本营和他的参谋们都不赞成他的新计划。阿南惟几不知道，中国军队在湘北作战区让开正面向两翼撤退本身，就是按薛岳“天炉战法”的预定计划诱使他进入“炉底”长沙城的陷阱。
十二月三十一日，日军的三个主攻师团分别从北、东、南三个方向猛攻长沙，城内的战斗趋于白热化。守卫长沙的是李玉堂所部第十军，该军在先前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因作战不力而遭到国军统帅部严厉的训斥，李玉堂被撤职，只是因为仓促间无接替人选而暂时留任，薛岳也因指挥失措而大丢脸面，这次两人都有戴罪立功的强烈愿望。李玉堂立誓守住长沙，薛岳在长沙城边湘江西岸的岳麓山就近督战，并发出遗嘱电报“如战区司令长官殉职，则以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代行其责”。担任守城主力的预十师师长方先觉也给妻子写了遗书，誓与长沙共存亡。
在日军和国军在长沙城内逐街逐巷白刃战之际，薛岳开始部署对日军的歼灭战，他不仅要求把先前从第九战区调走的第四军和七十四军调回，还得到了额外的七十三军和九十九军。薛岳指挥八个军的兵力从东南、东北、西面和北面四个方向对原本只打算短平快作战、因而弹药军粮都已不足的日军进行合围。
一月五日，国军的反攻部队打到了长沙城外围日军的背后，阿南惟几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日军处处遭受国军的包抄追击。湘北当时天气转坏，使得日军飞机无法支援。然而国军始终未能对日军形成完整的大建制的包围和歼灭，日军尽管在撤退中伤亡惨重，但在几近弹尽粮绝、极度困难的状态下战斗意志依旧坚定，指挥系统仍能有效发挥。一月十五日战区天气转良，在空军低空猛烈轰炸的掩护下，日军在一月十六日成功突围并撤回到了战前的原防地。第三次长沙会战至此全部结束。
中日双方在会战中的伤亡人数分别约为二万八和一万。
会战结束以后，原本“待罪留任”的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升任二十七集团军副司令，预十师师长方先觉接任第十军军长。
（李玉堂曾企图与叶剑英联系率海南岛守军投降，情况有变后赴台。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他与其妻陈伯兰及内兄陈石清被押赴台北碧潭刑场执行死刑。）
在日本海军成功偷袭珍珠港、陆军席卷东南亚、同盟国军连连受挫之际，中华民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成了盟国政治上的一剂强心针。先前大家都讥笑国军怂得不成体统，现在都领教了日军的厉害，再也不敢五十步笑一百步了。
罗斯福总统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二十二天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三月二十一日，中美签订联合声明，美国向中国提供无担保、无利息、无偿还年限、无指定用途、无任何附带条件的五亿美元的贷款，那实际上是变相的赠送，在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涉中史无前例。那是美国决定承认和支持中国大国地位的一个重要象征。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美国和英国分别与中华民国签署了《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自愿放弃了在中国的特权。
十六. 鄂西会战（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六月十二日）
鄂西会战是日军为了控制洞庭湖产粮区，并将在宜昌地区掠得的近二万总吨位的各类船只下航到汉口以弥补长江一线军运船只的不足，同时消耗国军第六战区兵力而向湖北西部国军进攻的战役。
新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的横山勇机动利用兵力，将整个战役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和三个不同的空间，用各个击破的战术重创了国军第二十九、第十集团军和江防军，如愿带走了大批船只。整个会战的行动都是按日军预定的时间、空间进行的，日军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中日双方参战人数分别为四十万和十万，伤亡人数分别为五万和四千左右。国军主帅先是孙连仲，后是陈诚。
石牌保卫战是鄂西会战中最出名的战斗。在友军的配合下，国军第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率部跟日军喋血拼刺，守住了石牌要塞不失，从而保证了重庆不受直接威胁。胡琏和他的部下在战前都做了杀身成仁的准备。在受命坚守石牌时，胡琏的回答慷慨激昂：“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在决战前夜，胡琏修书五封，与家人作别。在给妻子的信里，他写道：“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战争胜利后，留赣抑回陕自择之。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亦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不过胡琏私下为自己安排了撤走的木船。
十七. 常德会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鄂西会战以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其海军及航空兵更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本营“从战争全局要求出发，不允许中国派遣军进行任何进攻作战”，因此日军第十一军在四个多月里没有向周边的第五、第六和第九战区发起进攻，而这三个战区也没有对日军进攻，双方形成了“和平”相峙。
但是国民政府为了与盟国协同打通中印公路，先后从第六、第九战区陆续抽调七个军转用于云南及印度，准备反攻缅甸。相应地，橫山勇指挥的日军第十一军约十万兵力以“进攻常德及附近，摧毁敌人的战力”，一方面为牵制国军，巩固在华战场的优势，一方面希冀通过一次胜利提高士气，压制日本国内渐起的厌战反战情绪，向第六战区的主要战略基地常德进攻。
常德是湘西北的门户和重镇，沅澧流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湘鄂川贵物资集结中心。
日军挑战的对手是第六战区代理司令孙连仲、第十集团军司令王敬九、第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和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等率领的约二十一万国军。常德的南面还有薛岳指挥的第九战区的三十万大军。
日军在北线进攻第十集团军，主要是为了牵制确保重庆不受威胁的实力强大的江防军。他们在王敬九那里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但成功防止了江防军及时南下救援常德。
日军中路进攻第二十九集团军，造成了国军严重损失。
最关键的是，尽管负责常德防守的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部拼死抵抗十六天，但始终等不来被许诺无数次的救兵。余程万向他的各层上司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文为：“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第七十四军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各路人多势众的友军不是犹豫踌躇、磨磨蹭蹭，就是进攻疲软不力，甚至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哪怕远在开罗的蒋介石都急得跳脚。余程万于十二月二日凌晨被迫弃城突围，常德最终沦陷。
第十军预十师师长孙明瑾、第七十三军暂五师师长彭士量、第四十四军一五0师师长许国璋三位中将在此战役中阵亡。
在会战中，民国空军和美军十四航空队先后出动二百十六批次攻击常德、藕池口、华容和石首等地的日军及其补给营站，还为常德守军空投物资，甚至使用战斗机的副油箱空投子弹（随着越来越多的战机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日军的制空权已大打折扣）。
中日双方在会战中的伤亡分别为五万和一万左右。
日军发动常德会战时，原预定“作战目的一经完成即恢复原态势”，但由于美国空军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轰炸了台湾新竹，加以日军舰艇在太平洋战场损失惨重，日本东京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研究了打通大陆交通线、联接印度支那铁路，“以确保南方交通”和“摧毁美国驻华空军基地”的作战计划。大本营认为很有必要保住常德，他们在攻占常德的十二月三日电告第十一军：“从常德返还时机暂时待命”。但第十一军由于减员严重，战力显著下降，急需休整，因而对确保常德缺乏信心。派遣军最后同意了第十一军的意见，命令他们在适当时机开始从常德返还。
十二月九日，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六战区及第九战区：“常德之敌已动摇退却，仰捕捉好机截击猛追，以收歼敌之效”。然而各部队行动迟缓不力，他们在日军后面实施装模作样的跟踪追击，仅与日军后卫掩护部队发生过小的战斗，致使日军在未受大损的情况下在二十四日分别返回原驻地，国军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全部收复了失去的阵地，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常德会战至此结束。
国军缺少配合是根深蒂固的大毛病。日军打击一个方向时，其他方向极少策应，所以基本上每次日军都能达成目的。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日至十四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第四次军事会议，对常德会战进行讲评时说：“前年长沙战役，去年夏初鄂西战役，以及最近的常德战役，盟邦人士表面上赞许我们，说我们军队勇敢善战，其实人家愈赞许，我们愈觉惭愧！因为敌人只用三个师来攻击我们，而我们要以三十个师来抵抗。如此，敌人是以少击众，虽然失败，不为耻辱，我们是以众御寡，就是得了胜利，反觉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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