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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三道四(105)“做课”“磨课”,说穿了就是弄虚作假

说三道四(105)“做课”“磨课”,说穿了就是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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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三道四(105)“做课”“磨课”,说穿了就是弄虚作假

 

谈到中小学教育,可以说一直是弄虚作假的重灾区。特别是在上公开课、示范课、研究课时,还美其名曰“做课”,是为了把公开课“做”得更好;“磨课”是为了把公开课“磨”得更完美。其实,“磨课”或“做课”,“磨”的是在同一个班教过多次的同一篇课文,“做”的是反复修改过的同一篇课文的教案。至于,这种做法给学生,乃至教育教学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什么,似乎并不重要。

我当了一辈子中学老师,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调回母校之后,从1982年9月到1988年7月,我在华中师大一附中执教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改革实验班。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听课的有几千人次,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学语文老师,也有大学教授及其所带的研究生,还有教育部领导,如时任教育部教材办公室主任魏一樵,教育厅局长、学校的书记、校长、主任等。试想,如果每次有人来听课都要“做”或“磨”,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还怎么做?

记得在实验班第一次大型公开课的头一天。我要求学生回家好好预习课文,告诉他们明天有一二百老师和领导来听课。有个学生问我,您明天准备让我回答什么问题呀?他说:小学时,只要有人来听课,我们都要准备好谁答第几题,还要求我们回家背下老师给的正确答案。我告诉他们:我从来不弄虚作假,不管谁来听课,该怎么上就怎么上。请你们记住:我只来真的!你们平时怎么上课,到时还是怎么上吧!

我刚从一般中学调回母校时,袁福校长指定刘友三老师当我的指导教师,让我跟刘老一起备课,跟班听他的课,请他随时听我的课、及时评教评学。刘老告诉我:“我们学校是省重点名校,经常有外边的老师来听课,有时还要搞公开课,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来真的,不要搞假的。一节课不见得能表现出一个老师的水平来,不求一日之功,不搞虚假之课。”他不仅在教我怎么教学,更是在教我如何做人。我牢记恩师的教导,一直坚持来真的,永远给学生最真实的。

刘老谆谆告诫我:“语文教学艺术不同于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梅兰芳的一出《贵妃醉酒》可演一生;一篇语文教材却不能多次在同一班学生中反复讲。”

刘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2年2月17日,刘老师传达了学校领导和教研组的决定,本学期让我代表文科在全校搞一次公开课,他鼓励我一定要搞好。

袁校长亲自找我谈公开课的问题,他强调这是学校建校以来第一次大型公开课,一定要认真准备。并通知我,学校已经决定于3月11日举行。

为了保证这次大型公开课万无一失,而又真实。刘老师让我先在他执教的四班试教。在刘老师的精心组织之下,试教效果很好。当天晚上,刘老师对我试教的这节课提出了详细而周密的意见,并告诉我,这几天要常常“过电影”。

他说,从试教来看,整个课堂教学结构紧凑完整,“无懈可击”,小毛病有两个:第一,讲第一部分太啰嗦,还要简单,点明即完;第二,语言要简练,多让学生活动,多读。一定要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其他听课的几位老教师也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刘老师言传身教,让我终生受益。后来不论是大型公开课,还是一二十人来“推门听课”,从来都是来真的。

1984年9月中旬,一个周一的上午八点,上课前几分钟。湖北省教研室的谭爱旭老师带了十几位老师来到我的教室门口。我正准备上第一节课,他回头看了看吴主任后,对我说:“吴主任带他们海南农垦系统的老师,来我们湖北听课学习。省教育厅安排他们到华师一附中来,教导处说第一节课就听你的。”我马上表示欢迎,然后安排他们到教室后面就坐。

现在也记不清当时上课的内容是什么,反正我一贯坚持的是,不论谁来听课,我都按教学计划该讲什么就讲什么。下课以后,听课的老师们非常兴奋,谢谢声不断。带队的吴主任对谭老师和听课的老师们说:“我们这样突然袭击式的推门听课,听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实。李老师教态自然,讲课要点清晰,重点突出,学生主动学习、思维积极、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感谢李老师为我们上了一节很好的、非常真实的语文课。”吴主任握着我的手说:“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一定到我们海南来,给我们农垦系统的语文老师讲讲课吧!”

再说现在为各级举办的学科“优质课”竞赛而举行的“公开课”,有的参赛老师说:“反复演练、不断磨课才上演的‘公开课’,日里磨课,夜里梦课,死去活来,活来死去。”

据说,在有些地方评职称,市县优质课是个“入门证”。如果老师没有优质课证书,即使其他条件再优秀,也没有参评资格。

所谓“磨课”,有的地方称之为“做课”,是为了评职称,这就难怪老师们趋之若鹜了,因为职称是与工资挂钩的,工资是老师养家糊口的基本保证啊!谁不想升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我党的目标,更是每一个老师“磨课”或“做课”的目的。

“磨课”也好,“做课”也好,都是为了那一本“优质课证书”,获得升职提薪的“入门证”,本也无可厚非。

但是,所谓“优质课证书”,仅凭一节课来断定一位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是否符合相应职称的评审条件呢?我看未见得。我没有教过小学,不敢妄言,就说中学吧,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老师教得怎么样,学生学得怎么样,一节课怎么评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母校准备调我回去时,袁校长对教导主任和语文教研组长说:“李培永没有本科学历,但他是我们学校文革前自己培养的高中毕业生,又有十几年教学经历,为了服众,为了对组织负责,决定让他在高一年级试教一周。学校全体语文老师和所有干部都去听课,请教导主任安排试教班级和具体时间,请语文组长指定试教课文,重点中学语文教师的必备能力都要考察一下。组长负责收集老师们的评价,主任负责给校长办公会写书面报告。”

当年,我上了一周的“公开课”,才获得回母校的“入门证”。

再说老师们为了获取评职称的“入门证”,而去反复“磨课”或“做课”,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可不可以换一种评比方式呢?

我至今还认为,海南省首批特级教师的评选过程及方式方法,值得有关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习或参照。

1991年教师节,海南省政府决定评选首批特级教师。我有幸参与了评选的全过程。时任语文特级教师考评组长是省教研室田厚谦主任。他在召集全省参评的十位老师开会,宣布考评程序时说:“参评教师必须上两节公开课:考评的第一节课,今天就在这里抽签决定上课的内容和上课的地点。内容是三本高中语文课本中,专家指定的篇目,抽中哪一篇就讲哪一篇,就在这里准备,不能回家;上课地点分别在海南中学、海口一中和侨中,抽中哪个学校就在哪个学校,不得调换。考评的第二节课,在参加考评教师所在学校自己执教的班级上课,听课时间由考评组决定,不提前通知,随到随听。”

田主任还没有讲完,有三位校长问他,是否可以不讲课。田主任说,可以不讲课,但是不上课就不能参评。那三位校长说他们二十多年没有上课,不参评了,当时就走了。

我抽的课文是高二的自读课文《警察与赞美诗》,要求一课时完成教学任务,地点在海口一中。听课的只有三位专家评委,但是,海口一中教导主任没有听清楚上级的电话通知,把我要去上课的那个班的学生,调到学校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等候。当我和三位评委走到四楼那个班的教室门口,一看教室空无一人。田主任立即打电话,该校教导主任马上去阶梯教室,带学生回自己的教室上课。尽管这节课来回折腾了七八分钟,还是上得非常成功。三位专家打的平均分为95.7分。我的教案平均得分是95分;作业批改平均分是89.7分;教学研究得分97.7分;德育工作95.3分;群众意见84分。上述各项分数分别乘以“加权系数”,最后实得分为94.11分。“专家学科小组结论”:“完全具备特级教师条件”。

海南省当年的这种考评方式,我以为值得当今“优质课”竞赛借鉴。也许那些不敢上课的老师,就像那三位校长一样,望而却步,那些为获得“优质课证书”而“磨课”的不正之风当戛然而止。

“做课”或“磨课”之不正之风,如同自然界一样,“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如果我们从风源头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同海南省当年评特级教师那样,不是就可以解决弄虚作假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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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李培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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