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革命家和小布尔乔亚（五）
我跟麦蕾宁等了一会儿，雷回来了，高高的个，满是肌肉的运动员身材，平头，细细的眼睛，笔直的鼻梁，十分精干的样子。晚回来了几分钟，是因为去买外卖，跟我们打了招呼，不多废话，手脚麻利地打开外卖，叫我俩坐在沙发里，他自己坐在地上，三人同进晚餐，边吃边聊。
从交谈中得知，雷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60年代从台湾移民美国，雷是在美国上的中学和大学，之后考取了加大旧金山医学院。雷不谈政治和空话，关于中国大陆，他感兴趣的是人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住房饮食交通就医。而且中国在他的眼里，不过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他随口就会提到亚洲、欧洲、拉美的其他国家。
而那天，他最感兴趣的是滑雪，想趁着高山滑雪场雪还没有完全融化之前，抓紧时间再去一次。雷的精力充沛，看不出他刚在医院工作了16个小时，给我留下非常能干、思维活络、动作敏捷的印象。
那一年的冬天，麦蕾宁和雷同时出现在我眼前，麦蕾宁怀孕了，来小镇是跟酒保约定了去办离婚手续。酒保也是个不凡的男人，让麦蕾宁和雷留住在家里，不得不赞叹美国人的大气和开放，曾经的夫妻跟各自现在的恋人可以和睦地居住在一个屋檐下，四人谈笑风生，快活自如。
麦蕾宁笑着说：急忙来离婚，是为了需要马上结婚。再过两三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孩子的父母可是合法夫妻啊！你想想看，我这样挺着大肚子，去领结婚证，是不是非常没有妇道？
惹得大家一笑，嗨，快乐就好！
第二年春天，麦勒宁寄来了女儿的照片，她没有去医院，孩子出生在家里，这非常符合雷的风格，他喜爱挑战，包括在家里接生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再见到麦蕾宁夫妇是2000年，在北京。那时雷出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华总管事，他们有了三个女儿，一家人住在三里屯宽敞的公寓里。
那年，我需要找几名在华工作的外国人，记录他们在工作场合如何应用中文。我在上海的跨国公司里“跟踪”了若干位外籍管理和员工，为了让数据更全面，便请雷帮我物色几位商界以外的，他替我联系了几个在北京非盈利组织工作的外籍人员。麦蕾宁夫妇邀请我住在他们家，便于叙旧。
雷在八十年代中期去疾病防治中心（CDC）工作，之后去了联合国，随后被派往印尼，全家跟着他搬迁海外，从印尼又去新加坡，最后到了北京。
夫妇俩一再说，北京的外交圈集中了全世界的精英，各国派往北京的往往是最聪明最能干的，相比之下，一些小国家的外交使节，水平就显得马马虎虎了。整日置身于这些绝顶聪明的专业人士之中，雷如虎添翼，在北京乐而忘返。雷一再鼓动我也搬迁国内，免得错过了一日千里的动感生活。
他们的三个女儿，雷原本希望她们都上北京的学校，但考虑到女儿要回美国上大学，而且联合国可以报销子女部分教育开支，便把上高中的大女儿送到美国东北部的私立学校住读，下面的两个女儿，也走了同样的路线。
三个女儿陆陆续续都进了藤校，麦蕾宁夫妇则一直坚守北京，雷后来离开了联合国，成为比尔盖兹基金会的主管，麦蕾宁在女儿离家后，重操旧业，去国际学校工作。麦蕾宁一家，无愧于“成功之家”的称号。细看他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都干得很出色，而他们追求的出色，远远超出了高薪高福利豪车豪宅的美国梦。
大女儿大学毕业后，致力于国际援助，哪里出现了战乱、灾难、瘟疫，她就出现在那里，整年在最危险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工作，经常住在帐篷里，有时候几天都吃不上一口热饭。为了她，父母的心一直悬在半空，哪怕雷这样喜爱冒险的，也对女儿的勇敢和执着佩服无比。大女儿到了三十多岁才结婚，大女婿也就职于国际援助组织，婚后两人继续从事这一高危职业。二女儿继承了雷的志愿，在耶鲁读医学院，主攻传染病的防治，二女婿学的是生物化学，在耶鲁做博士后，他俩可能会沿着父亲走过的路，从事公共卫生方面的工作。小女儿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和平军，被派往蒙古的边远小村，她积极组织了当地妇女成立手工艺品作坊，希望以此帮助她们脱贫。
我非常敬佩这一家人，脚踏实地，以一己之力，帮助他人改善生活。由此联想到了瑞克，不知他是否还活在过去的“理想主义”之中。麦蕾宁说，瑞克后来移居波特兰，在那里维护劳工权益的非盈利组织工作。工作了一阵，又去念法学院，并取得了律师资格，现在专打劳资矛盾的官司。这几位殊途同归，帮助着需要帮助的人，锲而不舍。
岁月似水，而他们几位却激情似火，几十年都在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有精神追求的人，他们的世界远远大于物质世界。在精神世界中迷途彷徨，也在情理之中，这几位正是在不懈的追求中，享受到了乐趣，实现了他们的人生意义。我祝福他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