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地震那年

地震

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辽宁营口海城一代（大石桥）发生7.3级大地震。神奇的是，几乎没几个人直接死于地震，因为有预警并事先疏散。在遇难的一千五百多人中，一多半是被冻死和火灾烧死的。这在人口密集区里那种房倒屋塌的强烈地震中很罕见。《中共国史料·辽宁大事记摘录》记载：

• 1975年1月4日 省委、省革委会召开辽南、辽东9个市地和重点单位负责人参加的防震会议。1月10日，全省各地震台（站）会议预测营口至金县以及丹东地区近期可能发生六级左右地震。1月13—22日，全国地震会商会确认辽东半岛营口、金县及丹东地区上半年可能发生5～6级地震。1月28日，省地震办公室召开了盘锦、营口、旅大、丹东等市地震办、台、站负责人会议，研究捕捉大震的措施，并调动5个地震监测流动台到辽宁南部地区开展工作。2月3日晚，省地震办公室根据各台（站）的报告，向省委、省革委会报告了可能有较大地震发生的预报意见。2月4日10时30分，省革委会向全省发出做好地震预防工作的电话通知，并向鞍山、营口市发出了五条防震指示。（注：当晚发生地震 – 神奇啊）
• 1975年2月4日 19时36分，海城、营口一带发生里氏7.3级强烈地震，震中在海城县岔沟公社附近，烈度9度，波及6个市、10个县，受灾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由于预报准确，防震措施得力，损失大为减轻。地震造成1575人死亡，5273人重伤；破坏城镇各种建筑物508万平方米，农村房屋86.7万间；部分铁路、桥梁、农田、配电系统、通信线路、水利工程、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工厂机器设备等受到不同程度损坏。经济损失22.2亿元。

我家那时虽然离震中接近200公里，但地震预报的地理位置准确度只能有个大致的估计，所以我家那时也是属于在被监控疏散的区域里。

地震预报不仅位置不可能精确，时间也准不了。即便这样，海城地震的预报工作也已经是世界奇迹了。那年冬天，我们被折腾了好久，说好的地震就是不来，到最后都拖得没脾气了、不在乎了，它才姗姗来迟。

记得那时从上到下，有一整套的疏散通知机制。老邻居小五的爸爸就是负责我们这个院里的联系人。经常是在天刚黑，六、七点钟的时候，他就过来通知，“今晚小心，可能会在后半夜有地震，不能在室内住”。可那是三九隆冬的夜晚，外面可是不好熬的。

各家各户都搭起了秫秸（当地话叫将秆儿，就是高粱秆去掉所有叶子后的直秆）帐篷。就是在院外远离房子的地方支一个三角地震棚，两头再用秫秸堵上以御寒风。在朝阳的方向上，再留一个开口，用透明塑料布包成一个透亮的窗户。这个“窗户”到了太阳下山后还要用秫秸给堵上，这样里面在夜里可以稍暖和一点。

[地震棚示意]

闹了几天大家被冻得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开始想招儿，在窝棚里搭个土炕吧。说干就干，可是材料从哪里来？几个邻居一商量，就把西厢房里一个空屋子里半倒的间壁墙给彻底推到，出来的砖头就够几家用了。

那时我们小孩都很兴奋，家家有一个室外的窝棚，里面又搭起了一铺小炕，炉子就在外面，可以烧秫秸暖炕。我们钻完东家钻西家，玩捉迷藏的游戏很给力。可惜有人告密，或者就是当官的眼睛雪亮吧，刚刚高兴了一天，就有人来通知，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的确确是的，按字面意思就是如此），必须马上停止并送回属于公家的东西。

这里我插个小故事：后来在学校有人拆凳子，当时叫毁坏公物。老师教训他，说你在家也这么拆自己家里的东西？那个小子嘴硬：是呀，所以我爱校如家。

我们这几家苦苦哀求也没有用。估计这还是不在运动风头上，不然这就是大问题了，“一打三反”抓的就是这样的典型。无奈，我们看着辛辛苦苦搭起来的小炕还没有彻底烧热烧干，就又要自己扒炕了。其实，我们的土炕是非常危险的。据事后统计，虽然几乎没有几个直接这次死于地震的，但仅因为地震棚失火死亡的就有三四百人；当然，冻死的也有三四百人。

那寒冷的天气晚上在外面实在是太难受，再熬几天就受不了了。我姥姥从一开始就拒绝出来，她坚信生死有命，不遭那份罪。我们也慢慢地不出去了。记得刚刚开始时，我们被告知随时可能地震，连临时回屋子里取东西都不行，太危险。可是经过若干天的折腾，就算到了晚上我们也不出去了。

慢慢的，拖疲条了，好像就没有事儿了。那天晚上，我正在屋里坐在小板凳上洗脚，地震突然来了，吓得我两脚水涝涝的就往外跑，路上眼瞅着屋里和棚顶接触的墙缝处不断簌簌往下掉东西。到了院里，正看到厢房顶的一个烟筒被甩了出来砸在地上。后来听说有人逃出了房子，但房子本身没事儿，反倒是被倒下的烟筒砸到了。

我出来之后才发现，就我一个人腿快逃命，家里别人都没有出来呢。我想赶紧回去看看，这时震动已经停止了，我妈妈扶着我姥姥，只是我姥姥还是不情不愿地被我妈半拖着往外移。我看到很是惭愧：胆小鬼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怪不得他老人家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呢。

邻居们也都出来了，但周围没有倒塌的房子。大家都说主震都不太大，房子都没有倒，就算有余震也不会大，没事儿了，就都回去睡觉。后来据说我们这里的震级大约是5.5左右，监狱的房子还是比较结实的，挺得住。

第二天中午，妈妈在做午饭，准备迎接下午就要回来过春节的两个哥哥。隔壁王哥也过来蹭我们家的烟火气，因为他的父母都经常不在家。突然，余震来了，这时王哥和我正在厨房里。王哥比我还利索，撒腿就跑。此时我妈正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大簸箕，里面装的是各种豆子，大概是在做腊八粥的准备吧。王哥一脚就踢飞了簸箕，冲了出去。

这回我学乖了点，回屋里看姥姥去了。

这次的余震不如头一天晚上的主震大，但也不小，记得震中是6.5级左右，到我们这里也就是5级以内的震动。我姥姥不想动，说没有用，让我自己跑。但这时余震已经结束了。我看见王哥从外面讪讪地回来了，红着脸不好意思地帮我妈捡掉在地上的豆子。

后来好像还有两次更小一点的余震。我们已经不在乎了，所以我也就没有多少记忆了。那地震棚失去了作用，不久就成了各家烧火的柴禾。

到了第二年的唐山地震，我已经是“老运动员”了。那次我半夜被摇晃醒来，可以从容地扶着家里人出去避难，没有了慌张。

发大水

那年是个灾年。夏天突发大水，把里面的几个营都给不同程度地淹了，只有我们外面的一营没有被波及。估计里面的营都是建在洼地上，只有我们一营在火车线路边上，一般都比较高，在早年建铁路勘探的时候就有考虑的。

这时，曲辰大学又开始要搬家了，要去另一个山里面，不过终于不是劳改农场了。所以里面的几个营开始先救灾，就是先挤到一营来，然后马上坐火车离开，去新的地方去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们一营则在此留守直到最后。

从里面的营向外搬东西，路途太远，只能靠汽车。我看到许多家庭的东西都被水泡的一塌糊涂，庆幸的（不幸中的万幸）就是没有人员伤亡（起码我没有听说曲辰大学有），再就是谁家都没有贵重物品，泡了就泡了吧。

一天小五拉我去坐大卡车去里面发水的营，他和开车的司机熟。那车要去四营拉东西，去的时候是空车。我觉得挺好玩，就跟着去了。我是第一次在卡车的货箱上，手扶着车厢前面的横杠，脸吹着风沙，兴奋地看着一路的景色。五年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这个方圆几里地的小圈圈。

大概有三、四十分钟吧，我们就到了目的地，这时沿途已经是惨不忍睹了。我们的车走的路基比较高，但一眼望去是漫无边际的洪水，覆盖着曾经的喧嚣，“一片汪洋都不见”，只有远处几个零落的房脊显示着这里曾经还有烟火。

[水淹七军]

这时是下午四点多钟，按说本该是很热的天气，但偏偏是阴天，外加上大水环绕，顿感阴风惨惨，有点发冷，还有点饿，甚至有点害怕，因为四处无人。司机下车去联系搬运东西去了，我们小孩下了车，也无处可去。心里有点后悔来这个地方。嗯，小五拉我去的长途跋涉都不太顺，上次是五年前，要学红军长征，光脚在沙土路上走路，折腾过一次，还把鞋都弄丢了。

过了一会，司机招来人搬东西，都是一些家具，装上了车，满满的，然后用绳子固定牢。回过头来，他发现我们还在，踌躇一下，说这次装得太满了，拉不了你们了，你们等下一趟吧。这下我们都傻眼儿了。看着茫茫无际的大水，阴飕飕的，下一趟车能不能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好央求他把我们带回去，让我们在家具缝隙里呆着就行。

后来还不错，他给我们挤出一点缝隙，让我们好歹是可以离开这里了。车顺利地回来了，我回到家后发现家里晚饭还没有做好呢。我好像历险归来，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感觉幸福和踏实，那种家给人带来的满满的安全感至今难忘，且肚子已经不那么饿了。记得上次是被妈妈训斥，我离家出走，是吃完午饭走的，出走了一个下午，到了晚饭前我饿得受不了，就回家了，迷途知返，回来得及时，所以我的家人甚至不知道我离家出走了。这次的感觉有点类似，大人们都不知道我去了那么危险的地方，我又在饭点儿的时候准时回来了。

这场大水我没有找到任何历史纪录，只找到这一年河南驻马店的板桥水库溃坝发水事故，淹死了八万多人。虽然当时也是没有见到报道，但后来在网上爆出很多信息。也许是我们这场大水不够报道的级别吧，但是我上初中时还见到同学穿着被水泡过的棉衣、家里盖被水淹过的棉被。

被混水泡过的棉衣棉被上面有很明显的记号，就像尿床后在褥子上留下的图案一样，只是那种图案到处都有，而不是局限在一小块地方。

社会主义大集

那年还有一个精彩的节目，叫“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

那是我在高山子最后一次有点记忆的运动了。当然后面还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和“评水浒”，不过那时我已经离开高山子了。

这次运动与以前的不同，不是车站这边劳改农场组织的，而是那边高山子公社组织的，也就是地道的“农民运动”，着重砍那个“资本主义尾巴“，就是我们这边这些老九们赖以生存的那个大集。

记得那是在1975年，电影《青松岭》正在热播，配合运动的形势。“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哎，啪啪地响哎，哎哎咿呀，赶起那大车出了庄哎咿嗨呦”。

我现在耳朵里也还响着这个旋律。我家虽然下乡，但下的都不是地道的“乡”，而是劳改农场，和“贫下中农”们真的没有多少交集。我对农村的理解也就是《青松岭》里的画面和我在高山子大集里感受到的氛围编织出来的怪物。《青松岭》里的逃亡的富农分子车老板儿钱广搞投机倒把，被李仁堂出演的前车老板，那个党的化身带领青年人夺了钱广手里的马鞭子。那“啪啪啪三鞭子”让我们小孩兴奋了好久，也曾经学着做那鞭子，练“啪啪啪”（别误会，这是《青松岭》的台词，说的是“阶级敌人”钱广在驾车经过村口怪树时，会给马三鞭子，把马镇住，不然马就会受惊 – 东北话叫“毛了”）。

[青松岭上的金光大道]

那时还有一本厚厚的小说《金光大道》也是这次运动的助燃剂。可惜那本书太厚，又不吸引人，我试着看了几次，只有前面二十几页的“引子”部分还能看，说的是旧社会的事。我只对张金发感兴趣，对高大泉没有什么好感。当然，几年后张金发的反动言论 “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 就被扶正了，成为 “万元户” 光荣。

后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社会主义大集好》，带头宣传，接着搞“哈尔套经验”，还拍了《莺歌燕舞》纪录片。 下面就跟着唱戏，宣传了好久。我们那里运动启动得早，好像是春天就开始了，记得那时刚刚闹完地震。

模仿耄搞大庆、大寨，江青学着搞天津小靳庄，王光美学着搞河北桃园经验，毛远新就也学着搞辽宁哈尔套大集，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作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向全国宣传。哈尔套公社（现在叫镇）离我以前呆过半年的三江口不远。

当时并行的还有“破除东北猫冬旧习”、“在冬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我们东北讲究冬天不动土）。1974年末，毛远新认为冬闲是“闲了社会主义，忙了资本主义”。为了“让实践证明”在冬天里能够动工，他和几个随行人员用丁字镐在冻土地上刨了一阵，就决定破除冬季不能在田里劳动的观念，动（qiáng）员（zhì）哈尔套全体干部群众参加农田建设。

但是农民自有自己的看法，对这种劳命伤财、损人不利己的勾当不积极，都尽量找时间搞副业，到集市上卖点东西准备过年更实在。几日过后，上工地劳动的农民越来越少，而赶集的农民逐渐多了起来。

这时有捧臭脚的献计，何不搞“社会主义大集”？正中毛远新下怀，认为是限制“小生产”的好办法，于是他坐镇哈尔套，强推“社会主义大集”，其实质就是强制统购统销，外加敲锣打鼓地宣传，为他积累政治资本。《中共国史料·辽宁大事记摘录》记载：

• 1975年1月5-6日 省委在彰武县哈尔套公社召开大型现场会议。推广赶“社会主义大集”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哈尔套公社经验”，批判了农村集市贸易和农民家庭副业。

这股“社会主义大集”的春风吹到我们这里时春天已经快过去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我们依赖了近五年的大集稀里糊涂地就被封了，“三不管”市场也不让摆摊了。这下可坏了，大人们在一起商量，这可上哪里去买东西？菜都吃不上了，更别提肉了。

“资本主义的集市”被取消了，我倒是不在乎这些，只是好奇这“社会主义大集”是啥样的。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过了好久，应该是在初夏吧，终于有一天得到通知，明天就是社会主义大集日了，好像还不是初一、十五，就是一个星期天。

那天我满心欢喜，早早就出去看了。不过，社会主义大集不在原来的“资本主义大集”的地方了，而是“游街”式的，不用我们翻山越岭，在家门口等着就行。我傻呵呵在家后面的马路上等着，直到快中午了，才听到锣鼓声从原来的大集处翻山过来，一队人马像现在的红白喜事那样由远及近。其实那时真正的红白喜事倒是没有敲锣打鼓吹唢呐的。

[有点懵圈的老牛]

等那队人马走近了，我们才看见，领头的是一个单驾牛车，牛头上带着大红花（多亏是中国牛，对红色不敏感），车上放着一个大鼓，有人在上面起鼓隆咚抢地敲着。后面跟着的有吹唢呐的、敲锣的，就像一个马戏团入场式。后面还有几辆马车驴车，估计是每个生产大队都要出一辆车，但车上空空如也。

我还一直在执着地寻找那些大集的特征：要卖的货物，商品。可惜，我还是图样图森破，哪里有什么商品？“社会主义大集”就是没有商品，这个牛头上的红花可能是今天唯一可以作为交换的物品，估计要送给今天最卖力的表演“艺术家”了。我是大失所望，完啦？就像忍了半天要打喷嚏，结果不小心给憋回去了，没有“阿嚏”一下爽一爽，只剩下流清鼻涕了。

原来，社会主义大集就是取消商品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 — 我们走在大路上]

真正的哈尔套大集，在75年1月搞了三次，把社员的家底搜刮一空送到供销社后，已经没有可以搞“大集”的东西了，所以2月的“大集”就开始把内容变成了学“理论”、批“孔孟之道”和“小生产”的批判会。甚至入夏时第六次大集的中心内容是“计划生育”，本质上荒唐透顶，但形式上还是共通的：都是计划。就这样，有时收购，有时做样子，哈尔套大集陆陆续续搞了十几次，历时一年多，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再拍一个电影《莺歌燕舞》，推向全地区（阜新）、全省、全国。

是的，那时已经开始计划生育了。1973年7月，国务院设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任组长，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方针，提倡晚婚（农村女23周岁，男25周岁，城市更高）、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间隔四年左右，并逐渐开始采取强制结扎、强制堕胎甚至杀婴等手段。

那个“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活动也一直在我们那里推广。一年后我搬家到了山上，边上的山坡地在那个冬天被修成了土梯田，到了夏天大雨一冲，“梯”滑下来就没有了。现在卫星地图上还能看到那些痕迹，就像陕西黄巢沟的故事，至今大地还用一个个被撕裂的口子来记录当年荒唐的历史。修梯田的都是曲辰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期间也有不少趣事，有机会我也会写一写，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家边上的土梯田]

那一年地震、水灾、人祸等不断，搞得天怒人怨，好像预示着什么。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到了第二年，唐山大地震终于震塌了假大空的共产主义大厦，文革折腾到头了，也就自然内爆了。就算没有英明领袖，文革也像耗尽燃油的汽车，无以为继，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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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昨日，我的小学同学，那位眼镜，居然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联系上了我，让我想起在高山子时和他的故事。我很是感慨，因为我们已经失联四十年了。

一次，中午放学，他和我追逐打闹，他捡起一块小石头掷向我，正好砸到我的头上，开瓢了。当时我还戴着帽子，血顺着后脑勺流了下来，流到后脖颈上，但我自己看不见。

他追上来看到了，估计是血淋淋的，挺吓人，马上就开始哭了，是那种出声音带眼泪的真哭，估计是怕我就此挂了。而我这时已经足够大了，不会因为疼痛而哭泣，事实上那也不太疼。当时我还觉得挺有意思，是你给我开了瓢，怎么还是你哭？

后来我们去卫生所包扎了一下。我就像战争电影里伤员，头上缠了白色的经纬绷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