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自由”的中共知识份子

“投奔自由”一词具有浓厚的历史色彩，通常是指大陆人投奔台湾（有时也广义为投奔西方世界）。早在50年代韩战结束后，一万多志愿军战俘拒绝回大陆而去了台湾，于是便有了“投奔自由”的说法，从而又衍生出“反共义士”一词。到了60年代，解放军空军驾机“投奔自由”共16人，“反共义士”名声大噪，成为英雄，受到台湾政府的大力奖励和宣传。中共外交官也开始叛逃，但只有董济平 “投奔自由”到台湾。乘船偷渡的普通百姓层出不穷，还出现过劫机事件。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知识份子有机会出国了，结果也有少数人“投奔自由”。下面简单介绍几位。

李天慧，湖北人，1940年出生，大提琴家，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天津音乐学院任教。父亲曾任国民党外交官，被打成右派入狱，在狱中死亡。姐姐解放前留学美国，1955年回国，因受不了政治运动，导致精神分裂。1981年李天慧作为交换学者赴美，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第二年舍弃大陆的丈夫和女儿，“投奔自由”，1984年与解放军空军“反共义士”孙天勤结婚。

李根道，1939年出生于上海，跟李政道是同父异母兄弟。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任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80年获西德宏博奖学金，携妻赴德作学术研究。1982年与妻子“投奔自由”，两个儿子留在大陆，在台中逢甲大学任教授。1987年因人事和党政问题，李根道被解雇，引起台湾学术界愤怒。长期失业后，夫妻二人移居美国德州。

徐家鸞，江西南昌人，1946年毕业于广西大学，曾任科大物理系副教授。早年亲共，1949年响应共产党号召，放弃出国留学，到了文革反而成了“企图叛国”的罪名，被定为反革命。1980年赴美进修不归，“投奔自由”，在台大任教并任中国民主统一党副主席。

丁胜懋，1944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资本家。1962年考入科大，主修激光理论。文革被批斗，有过轻生的想法。1978年考取西德交换学者奖学金，在汉诺威大学研究应用物理学。1981年，“通过热心华侨和留学生协助投奔自由”，在清华大学从事精密仪器研究。

姜友陆，1936年出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以后担任计量科学院工程师。1980年被派到法国参加国际度量衡会议，看台湾报纸关于“中共留学生投奔自由”的文章，被告发。中共使馆企图绑架他回国，于是决定破釜沉舟，申请政治庇护。以后由台湾特工策反秘密赴台，最后还是定居巴黎。妻子和女儿仍在大陆。

陆懋宏，1933年出生于镇江，1962年复旦大学毕业，从事光学研究。1980年以交换学者身份赴亚利桑那光学中心进行研究。1982年回国，利用在台北桃园机场过境的机会，舍弃妻儿，“投奔自由”。经吴大猷介绍，在交通大学任教。

王品义，云南腾冲人，贵阳师范学院体育系毕业，任云南体操协会副主席、云南体操队教练等职。因出身不好，历次运动都遭批判。1981年抛弃妻儿，“投奔自由”。在台湾继续任体操教练，1982年曾代表所有“反共义士”在双十国庆上讲话。

学生去台湾的情况有些不同，比如周令飞，鲁迅的孙子，自费留学日本，与台湾女生恋爱。1982年二人飞抵台北，准备结婚定居。周令飞表示，此举纯粹是为了爱情，没有任何政治意向，台湾媒体仍冠之为“自由斗士”。还有杨思永，父母解放前赴台，1981年公派留学不归，赴台与父母团圆。当然以后还有吾尔开希等人。

改革开放前“投奔自由”的知识份子人数不少，大都是先偷渡香港，然后赴台，比如经济学家陈乃超、回教长老高浩然、武汉医学院学生刘娟翔、唐山科学院研究员关卓唐、南京科学院技术员陈榜良等。工程师黄容生是利用援助尼泊尔修建公路的机会跑掉的。另外有许多文艺界、报界、体育界人士。王朝天算不上知识份子，文革期间只是个东北中学红卫兵，借大串联的机会偷渡到香港，而后“投奔自由”，被赏一千元新台币。

“投奔自由”已经进入历史史册，多数“反共义士”晚年都过得并不得意。大陆对这些知识份子“反共义士”似乎还网开一面（除了吾尔开希），允许他们回大陆（李天慧回去演出过，周令飞回上海工作）。

以后大陆知识份子境遇改善了，大概也没有人去动这个心思了。照理说，生活水平提高了，普通老百姓也不会再有人“投奔自由”了。谁又会想到，近几年游泳、乘船偷渡者不断。直到今年8月，还有一位年轻人游泳10个半小时，在马祖上岸，声称要“投奔自由”，却被以“偷渡客”抓捕，判刑2个月，刑满遣送回大陆。

两岸关系没有进展，“反共义士”沦为“偷渡客”却反映出变化。“投奔”是相互的，台湾人投奔大陆也大有人在，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