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死很幸福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1970年，章诒和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20年。

“监狱里蹲了10年，从28岁到38岁。出狱后噩梦十载。白天奔波劳碌，夜晚被人追逐残害。梦中惊魂不定，醒后大汗淋漓，再多的安眠药也是无效。”

岁月的刀剑从她年轻而充沛的身体穿过，留下了看不见的洞缺。她的私人记忆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汹涌的已经不再鲜活，而狰狞的依旧触目惊心。

她的众多作品中，最富盛名的当属《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这些沉痛之作，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人，也记录了他们的光鲜与屈辱、闪耀与消亡。

什么叫“文字”，读一读章诒和就知道了。作家毕飞宇说。

“《往事并不如烟》我读过不下3遍，起码买过10本，推荐给不同的人看。”毕飞宇从未见过章诒和，他说，“我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书写者，才华横溢、功力深厚、目光深沉，这样的人不可能被一种叫‘小说’的东西难倒。”

他认为，“她的老底子很硬挣，我们这一代的作家比不了的。其实我更愿意用一句老话来谈论这个问题，‘腹有诗书气自华’，章诒和的文字就是那种‘气自华’的文字，靠抖机灵一辈子也学不来的。“

贺卫方也赞誉章诒和的作品，“在汉语世界里树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

有人说她笔下有怨气。曾有署名“田继贤”的文章如此说：章诒和女士似乎仅仅只是沉浸在自己对历史的怨愤之中，却不愿意以更博大的胸怀，理解历史。

而她的行文锋利，往往带着一股“痴气”，像是习武之人的“大力金刚”。

她撰文直指当年黄苗子告密，冯亦代卧底，又炮轰梅葆玖“大师”之名，引起轩然大波。

翻译家蓝英年说：“文革期间她被投入监狱……我没有过她那样的经历，但对她的经历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有‘反右’挨批判和‘文革’蹲牛棚的经历。我的经历乘上几倍便是她的经历。”

痛是她自己的，别人即使理解，也未必能感同身受。

她开列了10个女囚名单，打算以她们为原型，写10个故事，也就是10个中篇小说。至今她们可能活着，也可能自杀或老死。所以，“我只能写成小说。”

“《杨氏女》写通奸杀人，再下一本书叫《邹氏女》，再下一本书叫《吴氏女》，都是通奸杀人，我最后会讲一个中国关于性问题，我会很好地讲，因为我一直在落泪，我在监狱里面和她们生活了10年。我觉得中国的性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她说，自己从不考虑书是否查禁、是否畅销。把4本小说写完之后，会重返民国，首先是写民国的伶人，会写戏班、男旦，之后重返散文。

对她而言，写作已经是最大的欲望。除此之外，人活着的最大的乐趣就是，“有事可做，有饭可吃，还有几个朋友。事，有意义又有兴趣的事。饭，是好吃的家常饭。友，是过心的朋友。”关于生死，她说得干脆利落，轻描淡写：“死亡是生命的最后形式，等我把所有该写的都写完，我会自觉寻死。没有墓志铭。”

章诒和说，影响她一生最大的是她的父亲章伯钧。

章伯钧早年就读于柏林大学哲学系，对于德文版的《资本论》颇有心得。192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国后参与北伐、南昌起义，1927年底，脱离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1942年，章诒和生于重庆。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章伯钧同沈钧儒等人转移至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和与中共的合作，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任主席。1957年反右之时，他被划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至今尚未平反。

5岁的章诒和随父亲旅居香港，就读于培正小学。当时战局尚未明朗，而香港相对平稳的环境，足使年幼的她免受战乱之苦。

章伯钧交游甚广，往来皆是名望之士。章诒和自小便得耳濡目染，虽不明就里，但也印象深刻。

“1948年在香港，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回国后我爸忙，我妈也忙，谁都顾不上吃，一直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几十年后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里如是写道。

1948年，国民党渐落下风。章伯钧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章伯钧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举家迁至北京，住在东吉祥胡同10号——在这里，章诒和从少不经事，直至卷入大时代洪流，见证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沉浮。

章伯钧算是建国功臣，回国后受到重任，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

一家人住在大四合院中，中央配给别克小汽车、警卫、保姆、厨师。进门是阔大的庭院，迎面是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八盆腊梅在正房前廊一字排开，枝干遒桀、纵横有致，足以入画——送花者是梅兰芳。

由于章伯钧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得以保留：早餐必定是牛奶面包黄油，西餐亦是家常便饭，下午一道西式红茶配甜点。

章伯钧夫妇为人慷慨大度，酷爱文雅之事。章伯钧生平大量收集字画古玩，闲时或翻阅古籍，或看原版黑格尔。到1966年，他所藏字画达七千件，古籍20万卷，另有非常丰富的近代史资料和外文书。足够开个陈列馆了。

除了诗书文墨，章伯钧还爱花。几十年后，章诒和在文章里写：“父亲喜花草树木，庭院里养的花木数也数不清，说四季有花香，是一点不为过的。在北方，植物的越冬是个大问题。为此，父亲在西跨院修了个花房，把娇嫩的花木集中到这里。”

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写得一手漂亮书法，周恩来有所耳闻，曾点名她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字设计。章伯钧时常在家开会待客，史良、沈钧儒、储安平、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以及柳亚子、齐白石、梅兰芳、马连良等人均是座上客。

章伯钧夫妇并非奢侈之人，但注重待客之道。每次招待贵客，用餐配以清代官窑瓷器，茶点精细，而章诒和照例是不能上席的。她只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在这个屏障背后，她看到了史良的风情之美，储安平俊秀的侧面，罗隆基的风度翩翩，这些知识分子或优雅高贵，或狷介风流，穿透玻璃隔扇的缝隙，投射在她的心墙之上。

当时章伯钧夫妇的收入不低，但为人大方，时常接济朋友亲戚，而自身所用节俭，生平最大花销，无非两样：收藏字画古玩，以及招待朋友同僚。

一次待客之后，隔日史良派人送来两打簇新毛巾——她在章家做客时，看见卫生间里的毛巾已经形如带鱼，遂送来新的，敦促更换——“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

北大教授孔庆东曾对章诒和所忆叙的生活方式大加抨击：“……我们家毛巾是工厂发的，是社会主义给的福利品，一年发两条毛巾，我爸发两条，我妈发两条。而他说毛巾要天天换，不然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床单是每天一换，洗的很白。书里边赞美很多东西，都是不自觉流露出来，在我看来都是有问题的。”

1957年，反右开始。

这一年章诒和15岁，在北师大附属女中念初三。读过不少诗书，见过不少名士，对于人情冷暖、时局善恶也开始略有感触。

章伯钧自建国后一直担任《光明日报》社社长。起初满胸抱负，冀望将《光明日报》办成民主党派监督性质的报纸，后因政局所致，无法大施拳脚，日渐疏懒下来。

整风运动和“鸣放”开始后，章伯钧一潭死水又被吹起，拉来九三学社的储安平，齐力对《光明日报》进行整版改革，发表了一系列轰动效应的社论，甚至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此时时局已悄然转变，由整风变为反右，储安平迎面撞枪，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此文一出，举国哗然。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应声落马，成为当时的头号大右派。

章伯钧夫妇被撤职，行政降级，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一家人生活尚无忧虑。

但人情冷暖已尽然显现。树倒猢狲散，昔日高朋满座，此时早已避而不见。

章伯钧无事可做，内心苦闷，终于一天突发奇想，立意要章诒和学习文墨书画。正是这一决定，使得章诒和结识了真正的前朝遗贵，张伯驹夫妇。章诒和师从张伯驹夫人潘素，学习国画。章家与张家至此结为淡如水而又浓于血的君子之交。

张伯驹闲云野鹤式的名士做派，潘素面慈心善的待人接物，成为章诒和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而不久之后，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不避时局，主动结识章伯钧，也使得康章两家结成长达数十年的善缘。

章诒和原本立志于考入北大历史系，由于出身问题，只能考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文学系，因为在日记中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遭人发现，得罪了江青，1963年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

文革开始后，昔日的右派遭到批斗、抄家。章伯钧一家被抄得只剩下脚底的地板和头顶上的天花板。之后，红卫兵仍频繁上门。

“……我家经过无数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类……看见我们的手腕上还有表。于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亲送给母亲的‘摩凡陀’、送给姐姐的‘劳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欧米茄’。他们走后，母亲发现晚饭后放在桌上的一块冰糖，也被红卫兵‘洗’了……”

为了保护女儿，章伯钧夫妇决定委托康同璧收留章诒和。康同璧及女儿罗仪凤欣然应允。

在康家，章诒和见识到真正的贵族生活和贵族品格，以及在大时代之下，这一群人的抵抗、坚守和挣扎。

这些记忆在章诒和的心中一生不灭。

被批斗的知识分子惨死屡见不鲜，自杀也已经司空见惯。张伯驹夫妇也遭到批斗，储安平留下遗书，下落不明。而在康同璧的坚持和安排之下，章伯钧在康家与被批斗至重伤的挚友章乃器见了人生中最后一面。

1968年，开始抓“现行反革命”。章诒和被勒令回到成都原单位。她知道前路危机重重。回到成都，遭到批斗和审判。1969年5月，父亲去世，章诒和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8月，康同璧去世，章诒和也未能见上一面。

1970年，章诒和被判“现行反革命”。在狱中，章诒和学会了骂人、打架、偷东西。因为要生存。“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出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

她看到无数年轻女囚的旺盛求生欲，善良懵懂的本性，同性群体里滋生的争斗、互陷、爱欲和憎恨，以及在厚重高墙之下绵延不断的绝望。

她曾经接受管教干事派下的任务，和其他几个罪犯一起监听记录一名女囚的反革命言论，以此立功减刑。任务完成后，女犯被判枪决。但她不原谅自己，自判有罪，感觉自己正在变成最丑恶的人。

1979年5月，在监狱外等候了十载、刚结婚半年的男人突发胰腺炎去世，就死在章诒和怀里。同年秋天，章诒和平反出狱。她已经不太会与人交流。回到北京，母亲设席庆贺，亲朋好友都来了，在王府井东来顺，章诒和一言不发，独自吃完6盘羊肉片。

“我要写女囚的故事，这个心思在1979年就定下了。”那时，章诒和刚从四川返回北京，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报到。拿到借书证，就去图书馆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小说《不幸的一群》，看罢恸哭。“那时母亲健在，她抱着我，我不敢讲。她的心早已破碎。”

“散文不用设置人物关系，而小说人物关系的设置就至关重要。散文里，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在小说里，主观情感不可投入过多。一切都不熟悉，一切均需从头学起。”将真实的犯罪故事一点一点铺笔写来，情节、框架、起始、收场，她感觉写小说“很吃力”。

刘氏女杀夫的故事，章诒和讲过给吴祖光听，吴祖光激动得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其实，后来她还讲给“卧底”冯亦代听。冯亦代听罢回家，3日后打来电话，说：“两晚没睡好，小愚，你写出来吧！多么好的小说，也是一部电影。”章诒和说，自己会说，但不会写。冯亦代说：“你会写好的，如有不足，我来帮你。”

她认为自己讲的女囚故事，都属于这个范围——“是一群向男人施展魔力的美丽女人：淫荡、放肆、轻佻和凶残，像嫉妒的妖精、复仇的狐狸、缠人无数的蛇蝎，以及受人厌恨的同性恋等。她们最后大多是不堪收拾的下场。在正经人眼里，我写的都属于鬼怪类人物。”

“有些东西不可逼视，它的名字叫丑恶。但是，请不要忘记，在世界文学史上，这种‘丑恶’能成为美丽的花朵。”

她以为：现代色情“表演”其恶劣性、极端性远远超过了从前。“无需举例，打开每天的报纸，你就自然明了。我们只是个表面上的现代国家，审美意识上的精神分裂症很严重。”“爱即惩罚”的小说

人物周刊：

《刘氏女》和《杨氏女》两部作品，写的都是女囚，犯罪都是杀人，不同的地方是犯的罪情节不同。《杨氏女》描述了一场“鲜血飞溅的爱情”，而其主题也是关于“爱即惩罚”，这是否反映了您的爱情观？

章诒和：

最美好的爱情应该是除了感情外，不附带任何条件。何无极与杨芬芳的情感基本不附带任何条件，属于性爱，双方都保持对情感与肉体的强烈渴望和追求，既不明来路，也不问归途。当何无极被枪决前，在手腕缠上那方手帕，刻意把杨芬芳手绣的小红花图案朝外，为的是希望死前，能让心上人看上一眼——写到这里，我停笔大哭。

正如我在“笔谈”里写的：“有这样男人爱自己，我也知足了”。如今还有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爱情吗？当下，功利因素渗透于情感生活，不是个别现象，已达到社会全覆盖。爱情变成了利益的互惠和互换、条件的权衡和平衡，“没房没车，一切免谈！”非常可怕，也异常悲哀。爱，是包装的；包装了，才好出售。它不再是放下现实的浪漫之旅。至于我嘛，大右派的女儿，谁敢接近你？之后就是坐牢。出狱后，就是解决婚姻问题。觉得彼此的条件还适合对方，就“结”了。

人物周刊：

10年的牢狱生活中您收获或者反思最多的是什么？监狱中的人性往往暴露的更为彻底，这让您在人性的认识上有什么变化？

章诒和：

女人犯罪，经过法律的惩处，开始服刑。在漫长的刑期里，她们绝不是穷凶极恶，天天歹毒，处处残忍。在严加看管和求生欲望双重作用下，人性的里面另外一些东西就显露出来。尤其是长刑期的（15年有期徒刑以上者），都比较踏实，肯劳动，很多人心灵手巧。虽然互相揭发检举，但当同室的犯人重病不起，或上大刑的时候，她们的同情心就表现出来。女囚们个个在暗中追求美，并在难以觉察之处表现出来。犯人相处，是不许产生感情的。其实，情况恰恰相反，狱中有不少同性恋，原来她们不是，进了监狱才成了同性恋。我的下一本书《邹氏女》，会涉及到这个问题。进了监狱，我深深地感到：人性是永远琢磨不透的，也是永远变化的。监狱泯灭不了人性。

人物周刊：

您的《杨氏女》中对于罪恶似乎有一种美化的倾向，“有罪的相恋也比干净的夫妻要好”，这种罪恶仅仅是体现在情爱中的罪恶么？

章诒和：

中国正式夫妻和家庭，有的打造得跟集中营相差无几。你从外面看都很好，很稳定，很幸福，里面究竟如何，只有自己知道。用台湾作家许常德的话来说，就像个罐头，新鲜是唯一没有的东西。责任远多于快乐，彼此毫无抗拒地接受了。谁能不无奈？能欺就欺，能骗就骗，没有哪个把问题端出来。况且人生之路走了大半，渐失年少时的梦想和勇气。与其这样一辈子，不如强烈地、无顾忌地相恋一阵子，不必和主流妥协。所以，我要说：“有罪的相恋也比干净的夫妻要好”。你要说“这是对罪恶的美化倾向”，我认了。我喜欢罪犯，因为自己就是罪犯。爱本身是没有罪的，从审美角度来看，是美的！

人物周刊：

对一些质疑您的新作“文学性偏弱”，“不及早期作品”的声音，您怎么看？

章诒和：

很严肃地写作和能把作品写得很好，是两回事。任何从事写作的人，大概都不是一部比一部好，我以为能够做到“不失水准”，所有的文字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就很难得了。说我最好的一部作品就是《往事并不如烟》的人不少，我听了，很高兴。

人物周刊：

有人说，部分人物形象概念化，缺失细节描写和真实性。您怎么看？

章诒和：

关于真实性问题，容我解释一句——小说中的一切、包括细节，都来自真实的生活，我缺乏的是虚构。之所以写小说，因为监狱的人大多活着，不像“往事”系列里的人都死了。所以用小说文体，免得惹麻烦。坚持下去，智慧生存

人物周刊：

当年不少大学者、知识分子之间互相揭发，兄弟阋墙，斯文扫地，人性丑恶的一面集中暴露，在人的良知面临严酷外部环境考验的情形下，个体最优的选择是什么？

章诒和：

趋利避害，人之本能。当外力异常强大，人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改变，包括他的内心。对某些人来说，有些东西是永远夺不走的，由古至今皆如此。并非只是“当年大学者”才暴露人性中的弱点和丑恶，况且这与学问多少并无太大关系，是吧？即使今日，一些不错的知识分子，在看到某人受折磨的消息，不就准备移民吗？当一只大手掌握着你的身家性命且危及家人的时候，人的软弱性就表现出来了。重要的是去掉“那只大手”，而非一味地谴责人的怯懦。我还以为屈从政治和屈从金钱，从人性角度看，两者是一脉相通的。至于我，在压力面前我不会后退一步。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理由也简单：我七十了，无家无后，大牢坐过，加之，早就不想活。可以说，章诒和是个特例。比较好的选择是——坚持下去，智慧生存。

人物周刊：

您的题材多取自文艺、知识界，这是你熟悉的领域，有没有考虑过扩大写作的范围，把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的经验都包括进来。因为有一种批评，认为您的写作中参入了私人的情感成分，作为“史家”，没有超脱出一家一族的限制。在个人叙事和宏大历史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张力，您是如何把握这种一种平衡的？或者说，今天的我们还能够找到这种跨越了各种政治派别和文化取向的历史共识吗？

章诒和：

我没有那个本事，也没那个雄心，“把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的经验都包括进来。”我写作很痛苦，常流泪，也就是你所说的“参入了私人的情感成分”。但我总觉得，任何作品都势必“参入了私人的情感成分”。

关于“史家”一词，这是个误会，我很早就声明了：我不是史家，也不是作家，写的东西属于“非文非史”。去年开了微博，在自我介绍里也讲得很清楚：自己是一个讲老故事的老人。朋友们愿意听就听，不想听就别听。不少作家能在“个人叙事和宏大历史之间”游刃有余，我很羡慕。但是，跨越各种政治派别和文化取向，达成共识，并以文学方式呈现出来，在大陆我现在还没见到。像《巨流河》那样作品，我们这儿没有。因为现行的教育制度培育不出齐邦媛来。

人物周刊：

您的身份，可以说是作家，但写的又是历史，您如何规避文学表现力和历史真实之间的矛盾？

章诒和：

我只管讲故事，从不想它是属于文学还是历史，由于根本不想这个问题，所以感受不到“文学表现力和历史真实之间的矛盾”。

我的经历和我所知道的故事，一辈子也写不完。所谓表达的技巧，我以为能把内心的东西写出来，就是最好的表达技巧。我所写的东西当然存在着许多毛病和缺陷，我一直缺乏自信，从不觉得自己的东西有多好。“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人物周刊：

您笔下的那些人物，无论是储安平、史良、马连良，他们的生活或精神特质在当下我们的生存环境中还存在吗？您认为真正的贵族是不是他们那样的？如果存在，是存在于哪些人身上？

章诒和：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史良、张伯驹以及马连良一辈人永远消失了，以后也不会有类似的人出现。比如，现在的收藏家不少，藏品也是极好。但没有一个人像张伯驹。如今办报纸杂志的人也不少，有的人在左右夹击下突围，搞的也是颇有些声色，但再好也不是储安平。

人物周刊：

记录这些往事，您认为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否可以作为对后来人的一种警醒？

章诒和：

人物周刊：

我看到一些文章说，您因为在《南方周末》发表这样的文章也被人诟病，还会被人攻击，您遭遇了什么吗?

章诒和：

受攻击的文章有两篇，《告密》、《卧底》。攻击吧，也许还不只是攻击，准确的说是对我“五路包抄”，一路就是告状，每次都成功。对此，我当然有烦恼，但我不畏惧，也决不妥协。也许有一天大陆的秘密档案向社会开放，大家就一定能看到更“惊心动魄”的故事。

人物周刊：

有人读《往事》，也从一些篇章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您似乎有一种强烈的精英贵族意识，比如当年饮食的细琐，有人认为几近于炫耀了。有人将您称为“最后的贵族”， 您对贵族的理解是怎样的？

章诒和：

储安平在《英国风情录》一书里，有专门一章谈贵族。我以为他说得不错。归结起来有：英国人以为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他人而牺牲自己；不仅是个有荣誉感的人，并且是个有良知的人；他们很富有，非如此不能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但另一方面，又看不起钱，认为一天到晚想着钱的人不是贵族。英国贵族一般对收藏、艺术、设立博物馆和慈善事业，很热心。

人物周刊：

看到您接受采访时说到，能够从10年牢狱中活下来，只是因为想把父辈的生活展现出来。在真正回归常人生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其实还有些别的什么是值得眷恋的？

章诒和：

除了写作，我没有别的兴趣和欲望。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为人慷慨大方，慷慨大方来自一个目的——一定要赶在死前把家里的东西都处理干净。不信，可以问我的律师浦志强，跟他交代过的。我一人独处，有时会上微博，就等于串门，和街坊邻里聊天，感觉身边有个群体，有人间温暖。

人物周刊：

有没有想过写一本自传去讲自己的故事？

章诒和：

我现在写作，常常是泪流不止；将来若写自己，则很可能哭死过去。所以，至今没有勇气说：章诒和会讲自己的故事。

人物周刊：

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章诒和：

父母，影响我的一生。我性格和知识都是源于他们。因为政治原因，我受到牵连，但我引以为荣！用朋友的话来说，就是“章诒和以前的痛苦和耻辱现在都成了她创作的资源和财富”。

人物周刊：

在经历了如此多的风雨之后，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

章诒和：

死是生的一部分，写完就去死，死很幸福！我好到天堂见父母，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