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番外篇：越獄記
《塵封檔案》番外篇：越獄記
第一章
（缺失）
第二章
貢嘛嘎勞改農場，位於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區的交界之處，南有阿爾格山，北倚可可西里山。那裡原是一塊無人區域，近處是戈壁、沙丘、草原，遠處是戴着終年不化的「雪冠」的高山。直至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騎兵部隊才在那裡建立了一個軍馬場。幾年後，由於兵種建制的調整，中央軍委決定撤銷這個軍馬場。但是，那裡經過數年的建設，已經形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農場，棄之可惜。於是，經過協調，便決定由公安部在那裡組建一個勞改農場。該農場於1965年初正式成立，以當地地名「貢嘛嘎」作為場名。
貢嘛嘎農場的場長姓房，名叫炳章，那年56歲。那是一位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的老革命，又是一名我黨保衛戰線上的老兵。早在長征途中，他已經是中央政治保衛局的副科長了；後來在延安又被中央情報部長兼社會部長康生看中，點名去了社會部。房炳章是江西人，出身貧苦，8歲就給地主放牛，12歲時已經在干大人的農活了。長期的壓迫和生活的煎熬，使他形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加上又沒有文化，所以，在康生眼裡，房炳章是一個具有一顆絕對忠誠於組織之心的可靠分子，因此對其寄予厚望，想將房炳章培養成為執行其極左路線的打手。
可是，康生畢竟與房炳章沒有長期接觸過，不了解他性格中的另一面，即其特有的嫉惡如仇、不平則鳴。在延安那著名的、由康生一手操持的「整風擴大化」運動中，房炳章眼見不少他平時所熟識的、對革命忠心耿耿的同志被打成「潛伏特務」、「日本間諜」、「暗藏的反革命」等等時，再也忍耐不住了。房炳章的不滿發泄的形式很有特點，他既不提意見，也不發牢騷，而是在猛灌一瓶燒酒後，一刀剁去了右手食指！
失去了食指，房炳章就不能再使用槍支了，康生對他失去了興趣，於是順理成章地退出了社會部的工作，調往邊區公安部干閒差。房炳章的這一舉動，也使自己失去了升遷的機會，直到建國後也一直沒有受到重用。後來組建貢嘛嘎農場時，雖然他從未乾過勞改工作，但不知怎麼的也竟被派往這塊遠離都市的僻壤當上了場長。不久農場政委患病回了北京，房炳章又被任命為「代政委」，成了貢嘛嘎農場說一不二的頭號人物。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地域偏僻，消息不靈，貢嘛嘎農場的運動慢了兩三個節拍。直到1966年底，才有一些膽子大的幹部開始寫大字報。又過了兩個多月，當其他地方已經斗膩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始醞釀或者進行奪權時，農場造反派組織才剛剛成立，並把矛頭指向「走資派」了。而房炳章作為貢嘛嘎農場的第一號長官，自是被列為首要分子。房炳章挨了批鬥，戴過高帽子，游過場部大院和家屬區；但還沒有正式被打倒，名義上還主持着農場的日常工作，但指揮棒絕對沒有以往那樣有用了。
不難想象，作為專政機關的勞改農場這樣一折騰，工作自然受到了影響。別的不說，犯人越獄事件就不斷發生，王皮兒也是在這種形勢下乘機脫逃的。房炳章作為農場的當權派，雖然手裡還有着可憐的一點權力，但是已經無法阻止這種惡性事件的發生和蔓延了。為此，房炳章焦灼不已，時常深更半夜不睡，抽着香煙考慮阻止犯人脫逃的措施。甚至有一次，他被造反派扣了高帽子站在台上挨批鬥時，頭腦里還在想着這事。以至於一個造反派登台發言突然向他提問時，他竟脫口而出：「一定要壓住逃跑歪風！」對方一愣之後，劈臉就是一個耳光！
1967年3月中旬的一個傍晚，房炳章突然獲悉王皮兒在脫逃兩個半月之後，竟去而復歸，返回農場自首來了。房炳章當即意識到這裡面似有文章可做，於是決定當晚即找王皮兒訊問。
王皮兒是貢嘛嘎農場三中隊的犯人，本來他是要回到三中隊去自首的。但是，當他經過位於場部旁邊的農場醫院時，正好碰到了三中隊一個來看病的幹部，於是馬上高舉雙手大叫「投降」。這個幹部幹了多年勞改工作還從未遇到過這種事情，對着王皮兒愣愣地望着，一時竟沒作出任何反應。王皮兒又連叫了三聲，對方這才醒悟過來，一把揪住他，就近送到了場部派出所。派出所把王皮兒關進了拘留室，然後向場部報告了。
當天晚上11時許，房炳章突然來到派出所，對值班幹警說要提審王皮兒。幹警於是把王皮兒從拘留室里提了出來，還沒進門就傳來了一陣「嘩啦啦」的金屬聲響。房炳章聞之一愣，「晤」了一聲剛要開口，王皮兒已經進門了。定睛一看，王皮兒腳脖子上給砸上了一副十二斤大鐐。
房炳章開口了：「這是怎麼的？這個犯人不是自首的嗎？」
值班幹警說：「按照規矩，逃犯都要上鐐的，所長就讓上了。」
「人家是自首的，應該寬大些嘛，否則還有什麼政策？給他開了。」
開掉腳鐐後，房炳章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哦，王皮兒……王皮兒，你吃過晚飯了嗎？」
王皮兒正餓得肚子「咕咕」作響，連忙說：「報告場長，我連中午飯也沒吃過呢！」
房炳章馬上招呼給王皮兒拿饅頭，還讓熱了一碗肉湯。待王皮兒吃喝完後，這才間道：「小伙子，你為什麼逃跑？」
王皮兒低垂着頭：「報告場長，我思想反動，覺悟低微，對判刑有想法，又過不慣農場的艱苦生活，這樣就動了越獄的念頭。」
「逃出去後又為什麼回來了？」
「外面的環境我不能適應。」
「什麼叫『不能適應』？」
王皮兒於是把路上不知想了多少遍的話語搬了出來，說社會上正搞「文化大革命」，人民群眾的覺悟非常之高，不管他逃到哪裡，都有一雙雙警惕的眼睛盯着他，使他每天都過着「白日提心，晨昏吊膽」的日子；再說身邊又沒有錢，吃飯都是連討帶騙，捎帶着還不時要伸伸「三隻手」，那日子真不是人過的，想想倒還不如回來的好，儘管他知道會被加刑，但他實在不想過那種日子了，所以不顧一切地回來了。
王皮兒的這番話語，正是房炳章最要聽的。他的頭腦中馬上閃出了一個還不十分成熟的主意：以王皮兒為典型，在全場犯人中開展一場「逃跑無出路」的教育活動，藉此觸動一些想越獄脫逃犯人的思想，促使他們放棄逃跑念頭。
房炳章又問了幾句，最後安慰、勉勵了王皮兒幾句，以穩定其情緒，這才離開。
次日，房炳章下了一道命令，讓王皮兒所在的三中隊派人來把王皮兒帶回去，進行詳細訊問，弄清其在脫逃期間的全部活動情況後，即報場部。
於是，王皮兒被帶回中隊，關進了中隊的禁閉室，先是由幹部審訊，將供詞一一作了記錄，然後又讓他自己寫親筆供詞。這後一步對於只有小學三年級文化程度的王皮兒來說，有些勉為其難，於是就派了一個捕前當中學語文老師的犯人幫他寫，然後再讓他照樣抄一遍。
幾天後，訊問筆錄和親筆供詞送到了場部管教科。管教科已經得到了房炳章的指示，接到後就直接把這兩份材料送到了房炳章那裡。房炳章一一閱過，然後召來管教科長，先讓他看了材料，然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從寬處理王皮兒，讓其將逃跑的心得體會向全場犯人進行巡迴演講，現身說法，以達到教育其他犯人的目的。
管教科長贊同房炳章的主意。本來，這還需要在農場黨委會上通一通，算是集體決議，但其時搞「文化大革命」，黨組織已經停止活動了，於是這樣就算生效了。
這個決定對於王皮兒來說，完全是意想之中的上上大吉，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估計自己算是逃過了這一劫，自是要努力遵照「人民政府」的意圖去做。幹部讓他做一些準備，最好是弄一份講稿，寫不來可以叫人代筆。但他生恐「人民政府」反悔，想儘快實施，來個「生米煮成熟飯」，於是就說他不需要稿子，因為他識不得幾個字，有了稿子也是「聾子的耳朵——擺設」。幹部想想倒也不錯，於是也就不再堅持，只是警告他不許亂講，否則要他好看。王皮兒自是把頭點得如公雞啄米，一口允諾。
這樣，王皮兒就開始在貢嘛嘎農場的九個中隊進行巡迴演講。他已經深刻領會了此番的意圖，其真真假假的內容又是早就在歸途中策劃好了的，這會兒只是稍作修改就出籠了。他的演講分三個部分——
第一是脫逃後的思想情況，先是欣喜若狂，以為自己成了出籠之鳥，可以滿天亂飛了，殊不知外面並不是一塊自由的天空，到處是人民群眾警惕的眼光，自己曾數次險遭拿下，到後來簡直成了驚弓之鳥，看見警察或者戴袖章的一顆心就亂跳，聽見警車聲音就暗自顫抖，難以自制。逃在外面的七八十個日夜中，他沒睡過一個安穩覺，幾乎每個夜晚都是被噩夢驚醒的。
第二是物質生活，由於沒有錢鈔，又因害怕落網而不敢作案，只好靠討飯瑚口。受盡了恥辱不說，肚子仍是終日空空。有時餓得厲害了，硬着頭皮偷個饅頭、餅子什麼的，不抓住還好，抓住了就是一頓狠揍，常常鬧一個額青眼腫、口鼻淌紅。
第三是重回農場的原因，因為上述兩方面的因素，他想想這樣下去實在不是個辦法，要想改觀就得作案，而作案則一定會露餡，重新落網加起刑來可不含糊；運氣不好或是祖墳冒了氣走了風水，碰上紅衛兵，沒準兒當場一頓狠揍，不死也要傷筋斷骨，脫一層皮，掉下半扇子肉。不作案吧，那這日子遠比勞改要難過得多，長此以往，身患重病癱倒街頭只是個時間問題，與其折壽損歲，倒不如向人民政府自首，此後努力改造，重新做人。
王皮兒在演講時，表情極其生動，說到動情處，該哭就哭，該罵就罵，有時還要以頭撞牆，以示悔恨。如此表演，效果倒確實不錯。尤其他到女犯中隊去演講時，如此這般一表演，台下竟是一片哭聲，幹部勸也勸不停。
幹部哪知王皮兒的心病所在，只道是擔心重新關到場部去，於是就和顏悅色地告訴他，為使其努力改造，不再重蹈覆轍，經農場管教科決定，正式把他調往改造環境較好的九中隊去。
九中隊是貢嘛嘎農場最小的一個中隊，只有120多名犯人。但該中隊的勞役卻很重要，承擔着全場的所有機械修理、後勤供給任務，還兼帶着文宣工作。在該中隊服刑，管理既寬，勞役又輕，條件也好，還可以學技術，因此算得上是一種福分。管教科把王皮兒調往九中隊，是出於樹立典型的考慮，使全場犯人通過此事看到：只要真誠悔過，不管以前是何表現，都有好的結果。
王皮兒弄清此節後，心中不禁湧起了一陣狂喜的浪潮，這不僅是對他的一種優待，為他以後再次越獄創造了條件，還意味着這次越獄的賬基本上就算是一筆勾銷了。
但是，王皮兒高興得過早了，他絕對沒有想到，這一去竟被人發現了破綻，捏住了把柄，以至於被迫上了賊船，成了暴獄團伙中的一名重要成員。
當天上午，一輛拖拉機把王皮兒拉到了九中隊。這幾天一直帶他在各中隊巡迴演講的兩個三中隊的幹部對這項差使已經頗有些厭煩，只想早些脫離，於是便把王皮兒的檔案袋交給了九中隊的幹部，然後就告辭而去了。至於王皮兒的最後一場演講，那就是九中隊的事了，因為王皮兒已經是該中隊的犯人了。
九中隊按照正常接納新犯人的程序，對王皮兒進行了接收，讓他填寫新的犯人登記表，又登記了物品，然後就把他暫時安排在事務室，讓他跟着事務犯胡業勛。
當天下午，九中隊舉行了場部統一規定的「『脫逃無出路』現身說法演講會」，王皮兒精神抖擻，在台上又是一番連哭帶說的表演，因為台下那些都是第一次聽，倒也頗有效果。有一名犯人在王皮兒的演講結束後突然要求發言，當場坦白了自己正在進行越獄準備的預謀犯罪事實，交出了已經準備好的繩子、乾糧。
這是王皮兒進行這麼多演講以來最有說服力的一項效果，九中隊這邊在大吃一驚的同時，又為避免了一次越獄事件而感到由衷的高興，深感場部舉辦這次活動的英明，於是馬上打電話向農坊管教科報告。管教科長聞訊自是興奮，吩咐中隊要注意穩定王皮兒的情緒，給其創造良好的改造條件，以後要考慮給他減刑，把他調往九中隊改造其實就是出於這樣一種考慮。
這邊不敢怠慢，當天便有幹部專門找王皮兒談話，穩定其情緒。那王皮兒表演了這麼多天，雖然效果不錯，但畢竟有「康首長江首長」的那塊心病存在着，心裡有鬼，已經作好了萬一風聲不對，馬上開溜的打算。九中隊是新環境，他必須儘快熟悉起來，於是便假裝積極，要求第二天便參加勞役。但幹部卻是一陣搖頭，說目前他的主要任務就是休息，逃在外面吃了那麼多苦頭，對健康當然是不利的，所以先休息一陣再說。談完後就把王皮兒交給了事務犯。
勞政隊的事務犯，是幹部從犯人中挑選的有一定文化和工作能力，且能認罪服法、改造表現突出的角色擔任的。事務犯無須參加體力勞動，其任務是協助幹部對全隊犯人進行管理，舉凡進出監區清點人賬、開大賬、開飯時登記飯卡、新犯人收進老犯人釋放時的清理登記物品、發發各類通知等事務，全由其負責。此外，事務犯還負有監督其他犯人日常舉動的任務，發現不端之舉，要立刻向幹部報告。由於事務犯深受幹部信任，但凡向幹部提出的建議，一般都被採納，所以在犯人中享有很大的權勢，在犯人中有「二隊長」之稱。
但是，胡業勛對王皮兒卻不像幹部那樣信任。當天晚上，值班幹部吹過收風哨後，胡業勛出去和幹部一起點人賬時，特地把事務室的門反扣上了，把王皮兒關在裡面。王皮兒對此頗為氣惱，尋思幹部明明當着你的面講清楚的，要我跟着你，那意思就是協助你做事務。現在你點人賬了，本來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在院子裡轉悠轉悠，擺擺威風，現在卻給你這麻子剝奪了。王皮兒越想越氣，決定直接向胡業勛發作一下，也讓對方知曉他王某是何等角色。
一會兒，胡業勛點完人賬回到了事務室。胡業勛患有胃病，經幹部批准，允許少吃多餐，還額外可以購買一些營養品。他每天晚上9點鐘是要吃一頓點心的。這會兒，他就取出奶粉和自己製作的饅頭干，沖泡了一杯濃濃的牛奶，把饅頭干蘸着果醬，慢慢地吃喝起來。王皮兒待在一邊，原以為自己也能跟着享受，待到發現對方連句客氣話也不說，一下子就冒火了。他站起來，踱到胡業勛面前，一聲不吭，一雙眼睛愣愣地盯着對方。
胡業勛斜睨着王皮兒，一邊吃喝，一邊若無其事地問道：「王皮兒，你逃在外面想把別人嘴邊的東西弄到自己肚子裡時，也是這樣看人家的？」
王皮兒把牙齒咬得咯咯作響，從牙縫間進出兩個字來：「胡說！」
「對，我是在胡說，像你這種傢伙，把手伸進人家口袋時是神不知鬼不覺的，當然不可能這樣盯着人家的。」胡業勛的眼睛裡顯露出一種嘲弄的神情。
王皮兒這一陣最擔心的就是別人懷疑他逃在外面時重操舊業做「三隻手」，因為這樣一來萬一那份協查通知書發到貢嘛嘎農場來時，容易使人民政府產生一種聯想。因此，此刻胡業勛這樣一說，他馬上沉了臉：「你是事務犯，犯人中的積極分子，說話要有根據，你憑什麼說我在外面作案了？」
胡業勛冷冷道：「你現在的表現就是根據。」
「呸！」
胡業勛還以一絲陰兮兮的冷笑：「敢對我姓胡的說『呸』的，你王皮兒還是第一個。我佩服得很啊！只是，不知你是不是一直會得這樣狠？」
王皮兒被對方說得有些心虛：「你這是什麼意思？」
胡業勛的回答似乎有些答非所問：「我也不知人民政府是怎麼想的，看看那些人一個個機靈得都像孫猴子，沒想到竟會被你這樣一個guisun騙了——姓王的，我去過你們三中隊，去年文藝演出的那陣，有一個小子跟着我們屁顛顛跑前跑後百般討好的可不是你嗎？那時候你小子面黃肌瘦，活脫一個翻版大煙鬼，只比死人多一口氣。可是現在呢？你小子像是換了個人，人前一站，也算得上一副人模狗樣了。你說，這不是你逃在外面大吃大喝養出來的？哼哼，還說什麼靠討飯度日，睡車站鑽垃圾箱什麼的……」胡業勛以一串拖得長長的冷笑結束了他的這番訓示般的話語。
王皮兒被胡業勛的這番話語弄了個臉紅耳赤，但他畢竟也非泛泛之輩，隨即鎮定下來了，還以一陣聽上去像是開玩笑那樣的笑聲來回答：「哈哈……老兄，你真會說笑話哩，去年文藝演出那陣，我正生病，臉面上哪有好皮色呢？不過，我倒是非常佩服老兄的記性的，見上一面一世就忘記不了了。」
「要說記憶力嘛，我還算是有一點，但還沒有像你小子所說的那樣見上一面一輩子也忘不了的本領。不過，最近的事情總還是記得的，比如今天上午發現一點什麼隱秘類的東西的話，這會兒還不至於忘掉。」
王皮兒突然從座位上蹦了起來，那份迅疾，恰似突然撐開了深藏於體內的彈簧，說話聲音似乎沒了底氣：「你……你說什麼？」
胡業勛指指放在雙層木床旁邊的王皮兒的行李，「我說什麼，你應當最明白了——你的衣服里、鞋子裡都藏着什麼了？」
王皮兒一下子就像一個泄了氣的皮球，軟軟地癱坐下來，「你……你都知道了？你……你不是人，你是人精，不，你是鬼……」。
原來，王皮兒此番脫逃其實不過是為了避開「康首長江首長」那風頭，他隨時還準備再次越獄。為此，他做了物質準備，把扒竊而得的120元錢鈔、50斤全國糧票分別密藏於衣服的貼邊和鞋墊內。由於他是以「自首」的名義出現在農場的，而當時派出所對他又是屬於「暫押」性質，因此也沒仔細搜查，想押解回隊時幹部會搜查的；而次日三中隊的幹部來帶他回中隊時，又認為是從派出所提人的，那邊肯定已經搜查過了，因此也沒有搜查。就這樣，給他混了過來。沒想到在今天上午調入九中隊後事務犯對其行李進行例行搜查和登記時，那隱秘竟漏了餡！
這樣，王皮兒這些天來的所有表演就都是空的了。難怪胡業勛會用如此的眼神看他，以這樣的語氣跟他說話。現在，胡業勛只要向幹部報告一聲，王皮兒就得進禁閉室，接受審查，強迫交代。手銬、腳鐐自是免不了，遇上經辦此案的幹部性子躁的，心緒又正好惡劣，挨幾下也不是沒有可能。而且，最擔心的是這時正好有他在天津火車站所見到的那份協查通知發來貢嘛嘎農場的話，誰都會馬上聯想到他王皮兒。這樣，他就完了。
王皮兒想到這裡，只覺得半空中有一隻無形的巨手正緩緩地向他伸將下來，要把他的身子整個兒地攥住，捏個粉碎。他不由自主地把身子蜷縮着，一雙眼睛直直地望着胡業勛：「事務犯，不，老哥我……哦，胡叔……」
胡業勛一口口地喝着杯中之物，口氣猶是那麼陰冷：「這裡是改造場所，沒有稱兄道弟的，也不允許攀親搭眷。」
「是！是！我說事務犯，這事你既然已經知道了，兄弟我……哦，我王皮兒就請求你包涵。那些鈔票、糧票，我不要了，統統奉獻給你。」
「統統給我？」
「是的。」
「我要來幹什麼呢？這錢在這裡能買肉、買糖、買香煙、買酒？這糧票在這裡可以買白面，咱包餃子撮一頓？」
全國所有的勞改隊、監獄都不允許犯人擁有現鈔，至於糧票、布累那更是連看都看不見的。勞改隊有小賣部，但不以現鈔交易，而以記賬形式購物，這叫「開大賬」。因此，遵規守紀的犯人不可能藏有現鈔，藏了也沒有任何作用。
「這……」王皮兒無言以對。
胡業勛稍一停頓，問道：「王皮兒，你看此事如何處置為妥？」
王皮兒從這句話里覓到了一線生機，他不顧一切地撲到胡業勛的面前，雙膝跪地，抱住了胡業勛的大腿，「求求大哥饒了小弟，只要大哥不開口，這件事就算爛了，誰也不知道！從今以後，小弟保證絕對聽從大哥的話語，大哥說一，小弟決不說二，即使叫我送上性命，小弟也不皺一下眉頭！」
「王皮兒你站起來說。」
「是！是！」
「你聽着，我對你要送上性命之類的話語並不感興趣，這裡也沒有要你送性命的事去做。我只是看着你小子可憐巴巴的，從小沒爸，又缺少母愛，年紀輕輕吃官司，以後怎樣還不知道。如果這次把這件事給你捅出來，人民政府發現上了你小子的這樣一個大當，作興送你上西天也難說哩。因此嘛，就動了惻隱之心，想饒你這一回。不過，你從此以後必須保證遵守監規，好好改造，不要給幹部出難題。做得到嗎？」
「保證做到！」
「至於跟我的關係，你只要聽招呼就是了，當然，我不可能叫你做壞事，只會提醒你，幫助你。希望你要聽我的話，就像你剛才說的那樣，叫你幹什麼就幹什麼。」
「是是！」
「至於這鈔票、糧票，自然不可能再留在你那裡了，我先給你放起來。這樣，你寫一張紙條說明情況，我一起放起來，以後再說。」
這是胡業勛的精明之處，他生怕王皮兒過後賴賬，來個矢口否認，這樣這件事反倒兜住他胡業勛了。
王皮兒也知道這層意思，但他縱然千般不願，卻哪敢道個「不」字？當下只有遵從的份。
行文至此，該向讀者朋友介紹一下事務犯胡業勛的情況了——
胡業勛，41歲，出生於河北保定的一個地主家庭，自幼聰慧，4歲入私塾，10歲考進當地的一所中學，成為當時的一樁新聞，被報紙譽為「神童」。1941年，胡業勛赴日本留學，實際上是鍍一層金，當時的日本正全力進行侵略戰爭，已經沒有能力開展高等教育了。胡業勛在日本待了三年，娶了一個日本老婆，帶回中國沒過一年日本就投降了。日本老婆被作為僑民遣返回了日本，胡業勛又娶了一個中國女人。當時，他在國民黨政府的一個機構供職，擔任科長。
1947年底，胡業勛去了北平，參加了國民黨保密局北平區的特務組織。他慣於投機鑽營，沒隔多久看看國民黨的前程一片黑燈瞎火，於是又和共產黨的地下人員拉上了關係。北平解放後，由於這個原因，再說他在國民黨那裡供職時確實沒有具體幹過血腥之事，於是未曾追究他歷史上的那些事，人民政府寬大為懷，還給他安排了一份工作，用現在的說法，是吃「皇糧」的公務員。1950年，中國大陸開始進行一場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胡業勛的父親因為解放前擔任過反動會道門的頭子，雙手沾有血債，於是理所當然地被公安局拿下，賞了一顆子彈。
胡業勛自此就和共產黨結下了殺父之仇，暗暗發誓與共產黨勢不兩立，誓死要為父親報仇。經過多年的策劃和窺測，胡業勛終于于1958年開始了行動。他一面向海外特務機關發信聯繫，一面散發反動傳單，鼓動群眾起來推翻共產黨的統治。不久，東窗事發，胡業勛被公安機關逮捕。次年春天，胡業勛被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保留了條性命。
胡業勛被判刑後，1960年因其服刑時有相救同監自殺犯人的立功表現，而被改判有期徒刑17年。1965年1月，胡業勛被押解貢嘛嘎農場服刑。
胡業勛到貢嘛嘎農場後，幹部從材料中發現此人文化好，又有一定能力，而且在長達七年的服刑期內一直表現很好，於是就決定讓他擔任九中隊的事務犯。
胡業勛生性原本就聰明，經歷又豐富，和日本人、國民黨文官、保密局特務、共產黨幹部都打過交道共過事，又已經有了七年的官司經驗，所以極具對付勞改隊幹部的經驗。在所有幹部的印象中，他都是一個老實、怯懦、聽話而又很有事務能力的老犯人，這種犯人乃是所有勞改隊幹部都喜歡的改造對象。可以肯定，在全國所有勞改隊中，這樣的犯人都是會受到優待，凡是有減刑、評選積極分子之類的好事，也首先考慮他們。胡業勛來貢嘛嘎農場兩年，就是受到了這種待遇。
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給幹部們上了一課——胡業勛竟是這起驚動北京最高層的暴獄案的首犯！
前面說過，胡業勛是因為要給父親報仇而鼓吹推翻共產黨政權而被捕入獄的。儘管已經時隔七年，但是那份深埋於心靈深處的仇恨，一刻也沒有停止過騷動。只是因為環境限制，約束了他發泄的慾念。現在，胡業勛從王皮兒的演講中得知外面社會上因為搞「文化大革命」運動而亂成了一鍋粥，而貢嘛嘎農場的情況也是每況愈下，對於犯人的監管較「文化大革命」前明顯鬆懈。這使他產生了一個念頭：何不乘此機會糾集一部分犯人來一次集體越獄行動，逃出去後成立一支非法武裝，乘混亂迅速發展，與共產黨打游擊？
胡業勛的這個念頭，看似一時之間的心血來潮，實則是他長期以來已經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反動思想的一種大爆發。這種爆發一旦形成，那就難以堵阻。他在向王皮兒宣布願意替他保密時，就已經正式決定開始實施其罪惡念頭了。
從次日起，胡業勛就利用與王皮兒同囚一室，又無幹部監督的機會，不時向王皮兒打聽外面社會上的所見所聞。他打聽得非常詳細，不但問到大字報、小字報和傳單的內容，還詳細了解全社會每一行業的情況，人民群眾的情緒，物資供應與物價，交通和治安，凡是他所想得到的，都一一問及，而且不厭其煩地聽了一遍又一遍。那王皮兒其時還不清楚這位老大哥想幹什麼，一次次說得口乾舌燥，厭煩至極，卻哪敢有任何表露，只好滿足胡業勛的要求。
如此過了一個多星期，胡業勛認為情況已經了解得差不多了，可以開始進行前期準備了，於是就在頭腦中考慮這項行動的核心成員，也就是領導班子。
胡業勛認為這種行動需要的不僅僅是個人的蠻力和勇氣，最重要的倒是一種信念，這種信念必須建立在與共產黨有着刻骨仇恨的基礎上。他最先考慮的對象，就是圍繞這樣的出發點而進行的。
貢嘛嘎農場在押的犯人中，所占比例較大的是歷史反革命，其中包括反動軍官、特務分手、反動會道門分子。這些人大都被判了重刑，屬於「此生無望」，所以胡業勛要在其中選擇核心成員並不很犯難。再說他又是事務犯，相當於「二隊長」，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號召力，且又熟悉各個犯人的情況。經過幾晝夜的考慮，胡業勛選定了兩個犯人。
這兩個犯人，一叫郝根相，一叫李鑫。
郝根相那年49歲，那是一個身體很棒的粗壯漢子，畢業於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步兵系，參加過台兒莊戰役，據說還立過軍功。淮海戰役時，他擔任國民黨軍隊的獨立營營長，組織過突圍的敢死隊，親任隊長，雙手沾滿了我解放軍官兵的鮮血。戰敗後，郝根相化裝逃跑，回到了山東老家。建國後，懾於人民專政之威，被迫向人民政府自首，交代了歷史上的罪惡。後來被判了無期徒刑，押解貢嘛嘎農場後剛被改判有期徒刑19年。郝根相的反動思想非常頑固，經常公然向政府幹部叫板，反動言論不斷。只是因為他在國民黨軍隊時多年鼓搗戰車積累了許多經驗，精通機械修理，整個農場的較大的機械方面的散障都離不開他，而他的勞動態度倒的確很積極，一個人經常干兩三個人的活兒，所以勞改隊也沒有過於要追究他的意思。
李鑫，則是另一種類型的反動分子了。此人是浙江江山人，軍統頭子戴笠的同鄉，據他自稱他和戴笠算是遠親，雖然他比戴笠小了十多歲，但按輩分戴笠應該叫他「叔叔」。因為這層關係，所以李鑫早在抗日戰爭前就已經進入了軍統局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還被派往英國學習過無線電技術。他在軍統中當的是技術軍官，曾在軍統局上海特區、北平站、廣州站擔任報務員、報務組長等職。後來戴笠飛機失事摔死後，軍統局改為保密局，由於他在技術上有一套．新頭子毛人鳳還是對他有些器重，將其軍銜由少校提升為中校。
1949年春，李鑫調派成都工作。這年秋天，解放軍大軍兵逼西南時，李鑫本來是要逃往台灣的，但在去機場的路上，汽車出了故障，因此而沒能登上飛機。當特務的都是鬼精靈，李鑫二話不說，改頭換面，化名前往北京，憑着假證明竟然在郵電部門混得了一份技術工作。李鑫原在浙江老家已經娶妻生子，到這份上自然已經不能再回浙江了，於是就在北京成了家，娶了一個護士，還生了一個女兒，不過養到兩歲就患病天折了。
李鑫深知「禍從口出，言多必失」的道理，所以在公開場合從來都是不開口的，留給別人的印象就是一張經常浮着很得體的笑容的胖臉；就是在家裡，他也不大說話，要麼鼓搗收音機，要么喝酒。如此，李鑫就成為單位每年都挨得上的老「先進工作者」，領導還有提拔他當官的意思，於是就動員他入黨。李鑫尋思若能混入共產黨，也算是披上了一層保護色，於是寫了申請書。組織上還真的讓他填了入黨志願書，可是在發函件往江山老家調查時，卻被當地人認出了照片。這樣，李鑫就落人了法網，被判刑20年。
李鑫在貢嘛嘎農場也是一個有名氣的犯人，這是因為他有一手精湛的電器維修技術，各中隊的擴音機、汽車、拖拉機以及其他機械設備的儀表、電路出了毛病，都得他出手。另外，幹部私人的收音機也是由他負責修理的。他在九中隊專門有一個工作室，平時就一頭鑽在裡面鼓搗電器。
胡業勛和郝根相、李鑫平時接觸較多，因為那兩位經常去外中隊修理機器設備，需要有幹部信得過的犯人跟着，協助幹部監督。在九中隊，胡業勛是最信得過的犯人，所以這事就是他一個人包掉的。胡業勛是何等的角色，長期接觸下來，察言觀色，早已摸清了兩人的心思。所以此時就把腦筋動到了他們頭上。
胡業勛找了一個機舍，借去場部伙房修理鼓風機時，對郝根相、李鑫進行了試探。那二位一拍即合，馬上表示只要胡業勛領頭干，他們絕對緊跟，作拼死一搏。特別是郝根相，又擺出了國軍獨立營長、敢死隊長的架勢，胸膛拍得「砰砰」響：「俺早就有此心，沒問題，解決武警的事，交給我就是了。老子是黃埔軍校出身，跟日本人、共產黨軍隊真刀真槍幹過不知多少仗了，是死人堆里滾出來的，還鬥不過那些乳臭未乾的小兵崽子？」
這樣，暴獄行動的核心就形成了。三人經過密議，決定一面制訂方案，一面進行組織準備。
1967年4月1日，胡業勛經過慎重考慮，拿出了一份首批發展對象的名單。名單共有五人，胡業勛三人決定分頭進行發展，胡業勛包了三個，郝根相、李鑫各負責一個。
列上名單的都是刑期長、表現不大好的反革命分子，其中第一個就是中統特務任觀義。此人判了15年徒刑，性格暴烈，喜歡頂牛，來農場後競動手打過幹部，為此被加刑3年。照胡業勛的估計，這人應當是五名對象中最好說動的一個，所以就把他分給了平時與其經常接觸而又很談得攏的郝根相。
沒有料到的是，問題就出在此人身上，幾天後，貢嘛嘎農場爆出了一樁命案……
第三章
这是贡嘛嘎农场自1965年组建以来发生的首起命案，命案的主角就是上一章提到的中统特务任观义。
任观义，38岁，江苏苏州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他大学毕业时正是中共军事力量开始强大，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策略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当儿。国民党方面意识到形势不妙，一面进行垂死挣扎，一面准备后路。蒋介石亲自下令，让国防部保密局和中统局着手安排潜伏特务。保密局、中统局奉命行事，招募了一些新特工。任观义就是在那时经一个在中统局任职的亲戚介绍参加这个特务组织的。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中统局本部机关撤往广州。临走时，任命已经接受了特务训练并且数次参与逮捕中共地下党员行动的任观义为“中统首都地区特别行动指导小组”上尉组长。任观义当时年纪既轻，又是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一头脑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一心要从一而终，为国民党卖命至死。这种已经成为信仰的反动思想，就像一股动力似的驱动着任观义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多行不义必自毙。1955年，任观义终于东窗事发，落进了法网。按其罪行，是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但是，由于任观义坦白交代得彻底，而且当时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风头已经过去了，所以后来就从宽判了他死缓，总算给他留了一条性命。
两年后，任观义被改判无期徒刑。1963年，又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1966年，又减刑两年。按说，如此已经很够意思了，但是任观义还是死抱住他那“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念念不忘还要为国民党卖命。只是，他不像郝根相那样公开表露这一想法。
任观义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患有胃病。之后十多年来，由于生活状况和精神因素问题，病情有增无减。到了贡嘛嘎农场后，三天两日要去医务室，一个月里有一半时间吃病号饭。干部知晓情况后，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给他安排了一份轻劳役，专门负责出监区里的黑板报，有时事务犯忙不过来时，就帮事务犯干些杂活。
1967年4月初的一天，农场改善伙食，给犯人吃了一顿羊肉饺子。任观义那天正好在炊场（劳改队对犯人伙房的称谓）相帮布置会议室里的墙报。炊场的干部见他忙得满头大汗，而且墙报出得确实很好，于是就吩咐事务犯把任观义的那份饺子留在炊场，单独给他下。这就意味着可以不按规定的份额分配，而是让他敞开肚子吃个饱。任观义大喜之下，一口气吃了70个饺子。
这一吃，吃出了问题。当天深夜，任观义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值班干部赶紧把任观义送往场部医院，经检查，诊断为胃出血，必须动手术。在当时当地，这算是一个大手术了，必须经场部值班领导批准。
这天担任场部总值班主任的正是场长房炳章，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对此事不是一批了之，人命不管，而是亲自给医院打电话，了解手术准备情况。凑巧的是医院那位要给任观义主刀的医生正是房炳章的爱人庞萍，她告诉丈夫，手术应该没问题。房炳章听后放心了，在报告上签了字。
不料，手术时出现了大出血，必须立刻输血，前是农场医院平时没有血库的，情势顿时变得极为紧急，任观义躺在手术台上，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了。
房炳章闻报，马上赶到医院。一问情况，开腔道：“还呆着干什么？马上张罗血来给他输进去呀！”
医生说：“医院没有血。”
房炳章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日趋不妙，连站在一旁的护士看他时的眼光也已经显出不敬之意了，还是像以前那样中气十足地吼道：“没有血也要给我想办法！人命关天你们知道吗？犯人也是人，和我们一样的人，不能见死不救！”
—个医生说：“要么立刻往三中队打电话，让他们立即抽调犯人刊医院来给病人献血。”
三中队距场部大约6公里路程，是全农场九个中队中和场部距离相隔最近的一个中队。
房炳章断然否决：“不行！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动用犯人的鲜血用于本应由政府负责的事没有先例，听上去也不人道。”
医务人员听了互相望望，意思尽在不言中：如此，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房炳章读懂了这层意思，略一沉思，挽起了衣袖：“来，把我的血给他抽上一瓶！”
医生护士面面相觑。稍停，庞萍开口道：“你的血型跟病犯的不相符。”
“他是什么血型？”
“A型的。”
房炳章不吭声了，他的血型是B型。尽管房炳章文化很低，平时又不大看书，但他是从战场上滚出来的，知道必须血型相符才能输入，否则会出死亡事故的。他沉默了片刻，一双带着疲惫之色的眼睛发出焦灼的神光，在周围的医务人员脸上交替扫视：“你们之中哪个是A型血？”
一个年轻医生和一个中年护士朝其他人看了看，慢慢地举起了手。
房炳章的目光像探照灯锁定目标那样牢牢地锁住了这两位，用不容抗拒的口吻道：“那就输你们的！一个一瓶，多少？”他问妻子。
“400cc。”
“对，就400cc！够了吗？”
“够了。”
房炳章一挥手：“那就这样吧，你们做一下准备，马上动手。救人如救火，拖延不得的。”
由于解决了输血问题，任观义从阎王殿走了一遭，又平安地返回了人间。
可是，房炳章绝对没有想到，这件事竟成为造反派打倒房炳章的一条主要罪状。
贡嘛嘎农场的造反派当时有三个组织，其中最有实力的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个战斗队的队长当时也是称为“第一勤务”的，原是四中队的一个小队长，名叫陈邦坚。此人年方二十四，退伍军人，前年组建贡嘛嘎农场时才参加劳改工作。这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人，用房炳章的说法是“思想大有问题”。他一到农场，听说这里有个关押女犯的八中队，就要求到该中队去当管教。政治处告诉他八中队以女干部为主，只有极个别男干部，平时是不允许单独进入监区的。明确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为此而吵到场部，被房炳章骂了个狗血喷头，差点挨耳光。为了惩罚陈邦坚，房炳章亲自点名把他分往离场部最远、也是条件最差的四中队，让中队长把他安排上常夜班。
陈邦坚在四中队待着，专上夜班犹自不肯安分。碰上有犯人家属大老远赶来探视犯人的，他会放弃睡觉而去和人家家属聊天，还不无殷勤地送人家去场部招待所，据说还有勾勾搭搭搞名堂的，男的索取钱财，女的则搞两性关系。房炳章获悉消息后，正待让政治处着手调查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给了陈邦坚一个“翻身”的机会，他是整个贡嘛嘎农场惟一的一个外出进行“革命大串连”的干部，因为领导不批假期，他就自己请了事假。当陈邦坚从外地返回农场后，马上出面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自任“第一勤务”。
陈邦坚造反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打倒房炳章。他所主持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把房炳章作为主攻对象，一次次的游场、批斗会都是该组织的杰作。但是，房炳章的“罪状”一条条虽然看看不少，却缺乏力度强的关键材料，难以击中“七寸”要害，所以即使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所以陈邦坚纵然心痒难熬，恨之入骨，一时也奈何房炳章不得。
正在陈邦坚大伤脑筋时，从北京传来了佳音：公安部下达了“大力整顿西北地区劳改农场”的指示。陈邦坚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完全可以借落实公安部指示的名义，把房炳章打倒。为此，他一直暗中注视着房炳章，希望发现新动向，把房炳章一击而倒。
房炳章在医院下令两名医务人员给犯人任观义输血的消息传到陈邦坚的耳朵里后，他顿时如获至宝，和战斗队的另外两个头头一商议，决定借机做文章，要用这颗重磅炮弹把房炳章打倒。他们先悄悄去找了那两个输血者，假装不知道那是房炳章下的令，说对方的立场大有问题，要把两人送进“牛棚”。那二位自是害怕，加上输血之举原本就不是本意，于是一一作了说明，并应要求写下了材料。陈邦坚等人就利用这份材料大做文章，给房炳章扣上了一个“包庇阶级敌人”的罪名，先是大造声势，在场部贴出了大字报，还进行昼夜不停的滚动式广播。一时间，弄得全场上下都形成了一个错觉，认为房炳章这一下真的犯了大事，谁也不敢出头替他说话。连原先有“保皇”意向的另一个造反组织也吓得不敢发一句调头。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陈邦坚亲自率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班干将，闯进房炳章的家，把他强行带走，关进了牛棚。
老红军房炳章被打倒了！
“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跟着就乘热打铁宣布夺了农场的大权，成立了由该组织为主的、有另外两个造反组织的个别成员参加的“贡嘛嘎农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自然是非陈邦坚莫属了。他嫌“组长”称谓太小家子气，就规定要称“主任”，于是，全场上下就都叫他“陈主任”了。
陈邦坚占领了房炳章的办公窒，开始发号施令，俨然一副场长派头。他的屁股还没坐热，就发生了任观义死亡事件。
那是1967年4月16日，星期日，劳改队和社会上的单位一样，也是休息日。在“文化大革命”前，劳改队的休息日是很热闹的，犯人可以三三两两自由结合，下棋、打牌、玩扑克，也有打篮球、踢足球、玩乒乓球的，爱好文艺的犯人则哼戏唱歌，拨拉乐器；当然也可以阅读书报杂志，谈古说今。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却起了变化，所有文娱活动一律取消，休息日仍得和平时一样，早早起床，早饭后以监房为单位，一个个小组集中起来学习毛主席著作、读报，两小时后方可自由活动，却也只能说说闲话，散散步。
这天，早饭开过后，九中队事务犯胡业勋站在监区当中吹了一声长哨，于是各小组就开始政治学习。胡业勋作为事务犯，是不必参加学习的，他反背着手，一个个监房进行检查。那个王皮儿，则像一条走狗似的跟在他后面。查得没几个监房时，值班干部出现在监区大门口，扯着嗓门叫事务犯。胡业勋一边答应着，一边往门口跑。这样，剩下的监房便由王皮儿巡查了。王皮儿查到第六小组时，发现一个位置上空着，于是就问组长：“这个位置是谁的？”
组长回答：“那是任观义坐的。”
“他人呢？”
“任观义刚从医院出来，身体不好，已经报告过队长，允他可以不参加学习的，大概是到外面散步去了。”
这王皮儿新到九中队，跟着事务犯已经学会了耍威风，当下拉腔拉调道：“监区院子里不见他人啊！”
那组长正坐得发烦，于是就站起来道：“那我去找找他吧。”
组长找遍了监区院子，没发现任观义的影踪，以为他去医务室配药了。去医务室是要出监区大门的，得经过监区警卫干部的同志，还要在大门口的一块大牌牌上挂上一个小筹子，表明有几个犯人出去了，到晚上收风时以筹子为准清点人账，里里外外查个一清二楚。组长当下去门口牌牌那里一看，并没有人外出，不禁暗吃一惊。他马上返回监房，对事务犯胡业勋一说，两人便重新找了一遍，结果在贮藏室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任观义，不过他已经被一根绳子悬吊着脖子挂在屋梁上了！
胡业勋一声惊叫，脸色吓得雪一样煞白，愣了愣，二话不说扑过去一把抱住了任观义的两条腿，招呼小组长：“快把他解下来！”
任观义被解下来后，平置于地下。这时，值班干部闻讯飞奔而来，那是一个年轻的新干部，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缺乏经验，见状乱了方寸：“呀！这……这事怎么办？”
有犯人嘀咕道：“好像还有气，给他做做人工呼吸，兴许有救。”
干部点头：“对！谁会做人工呼吸？”
九中队的犯人中特务犯不少，接受过特工训练的哪个不会做人工呼吸的？当下早有人上前去折腾起来了。干部一边看着，一边叫一个犯人去医务室叫人，同时叫门口的看守干部往场部打电话报告。
不一会儿，医务室的医务犯就急如星火地疾奔而来，一检查，任观义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那医务犯服刑前是南京一家大医院的主任医生，留德博士，当下马上就地抢救，强心针都用上了。可是，一直到农场派出所警察赶抵，也没能使任观义的心脏重新恢复跳动。
这是贡嘛嘎农场组建以来所发生的第一起犯人死亡事件，主持场部日常工作的“革委筹”甚为重视。陈邦坚在不到一小时后即带着几个“革委筹”的成员赶来了，看了现场，问了问值班干部，然后吩咐派出所长：“老刘，这事就交给你了，和管教科一起调查清楚，然后向‘革委筹’报告。”
派出所长知道陈邦坚是何等角色，看不起他，但此时木已成舟，看不起也没用，稍有不满反倒殃及自己，便只有点头的份了。
这时，管教科也来人了。领头的是副科长傅林，其时管教科长洪敬平已经被勒令靠边了，距“牛棚”只有一步之遥，管教科暂由傅副科长负责。
傅林和派出所长交换了意见，决定分两步进行调查：一步是勘查现场、并请农场医院医生过来验尸；另一步是立刻在九中队犯人中开展调查，查清任观义最近的各类情况。
农场医院的三名医生在派出所长等人见证下，就在九中队活动室的乒乓桌上对尸体进行解剖查验。尸体全身外表无任何伤痕，仅在脖颈部位发现一马蹄形索沟；解剖检查，未见中毒迹象，也没有发现其他可以致命的因素。
这样，医生的结论是：上吊自杀。
派出所所长一行随即对自杀现场进行了勘查。贮藏室是一间大约30平方米的屋子，呈狭长形，两侧靠墙处各置一排高达屋顶的木柜，分隔成一个个小柜子，每个柜子上都扣着铁挂锁，柜门上写着“1—10”之类的号码，表明这是属于哪个监房哪个床位犯人的，里面放着他们的个人物品。死者任观义的柜子编号为“6—11”，这个柜子的上方有一根横梁，他就是吊死在这根横梁上的。
“6—11”号柜子的柜门开着，门上的搭扣上挂着一把“永固”铁锁。柜子沿口处有大半个鞋印，把死者右足的鞋子脱下一对照，正是他本人的脚印。这表明，他是先把绳予抛上横梁，然后单足踩着柜子将身子提升到离地的位置，把脖颈伸进绳圈实施自杀的。
检查了“6—11”号贮藏柜，里面只有一些死者生前的衣服和几本书，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词典。
与此同时，由傅林主持的另一路调查也在进行。
由于发生了这么一起事件，九中队监区紧急收风，所有犯人一律回到各自的监房，连事务犯胡业勋也不例外。五名干部分别找与任观义同一监房的犯人一一谈话，了解任观义出院几天来的情况。但是，所有接受调查的犯人都一致说并未发现任观义有什么异样迹象。
可是，一个决定自杀并且真的付诸实施的人，在自杀前应当有异样迹象的，否则，他的自杀就难以解释。调查人员交换了意见，决定扩大调查范围，由中队干部开列出一份任观义生前接触较为频繁的非6号监房的犯人的名单，分别进行调查。
这份名单中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事务犯胡业勋，因为任观义身体一直不大好，经常要吃病号饭，这事都得胡业勋出面与炊场联系，久而久之，两人的交往就多些。傅林找胡业勋谈话，开门见山让他谈谈任观义出院后的情况。
胡业勋在犯人面前是一副“二队长”架势，但在管教科长面前就成了一个灰孙子，缩头缩脑地站在那里，恭恭敬敬道：
“傅科长，任观义从场部医院回来才四天，我跟他接触不多，可能谈不出什么来。”
傅林说：“没关系，你知道什么就谈什么好了。”说着拿出了工作手册，并且拧开了钢笔笔帽。
胡业勋见状寻思看来是不说不行的，于是就开腔道：“任观义出院后，第一、二天情绪很好，说这次住院幸亏政府大力救治，否则他这条命就完了，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这种意思的话语不光对我说，对其他同犯也说过的，我估计至少有五个人听见。”
傅林边听边记：“唔，你再往下说。”
“可是，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昨天，他的情绪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饭吃得很少，我给他特地去炊场打的病号饭基本上没动。我后来叫王皮儿给他另外弄了点可口的东西，他仍然不肯吃……”
“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收到了一封信。”
“谁来的信？”
“是他家里来的信吧，那是在他住医院时收到的，李队长检查过了，后来就交给我，要我在任观义出院后交给任观义的。我没有看。”
“那你怎么知道任观义是因为收到了一封信而情绪发生了变化呢？”
“任观义昨天不肯吃饭后，我劝过他。他没说具体情况，只是说他家也没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我就断定跟那封信有关系。”
傅林点点头：“晤……还有其他情况吗？”
“其他没有了，如果我再想起什么，随时向政府报告。”
“你去把李队长叫过来。”
“哦，傅科长，李队长上星期就回家探亲去了。”
“哦？他家住哪里？”
“听说在海南岛啊，他要去三个月呢。”
傅林于是去找了九中队中队长黄耀煜，一了解，小李是回海南老家探亲带结婚的，确实要过三个月才能回来。
傅林寻思：既然有这样一封信件，那多半还在，何不找找看。于是就传令下去让检查任观义的物品。任观义的全部物品——衣服、被褥、洗漱用具、日用品、少量的食品、书籍以及其他一些杂碎东西，一古脑儿被拿到了中队活动室。经一一检查，未发现胡业勋所说的那封家属来信。
傅林大觉惊奇：“哎！怎么的，那封信呢？”
这时，派出所长突然想起任观义身上的衣服：“会不会在他穿的衣服的口袋里？”
一语提醒了众人，于是马上把解剖尸体时脱下的衣服取来，一查，果然在口袋里发现了一封信件。
这封盖着江苏苏州市邮戳的平信未注明寄信人的落款地址，信纸是通常见到的白色道林纸。从对任观义的称呼和信中的语气看，写信人是任观义以前的朋友或者同学，现在应当还在苏州工作或者居住。信中告诉任观义：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任观义年迈的父母已经双双死于革命群众的批斗之中；他的姐姐、姐夫已经贴出了永远跟他划清界线、断绝关系的大字报式的声明；他已经离婚但还未嫁人的妻子把他的相片倒悬于墙上，每天强令他那12岁的儿子对着相片恶骂，并用弹弓射击。写信人由于和任观义以前的一段关系，也被所在单位关了两个月的“牛棚”，受尽了折磨，现在总算已经获得解脱。写信人告诫任观义，一失足成千古恨，要他在劳改队好自为之，永远不要再想念家乡和家乡的亲友，因为这些对景任观义来说，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他即使改造得好被提前释放，也不可能再返回苏州了。因为家乡迎接他的，必是残酷的批斗。
这封信件，成为任观义自杀的最好注解了。信在傅林和派出所所长等人手里传阅了一圈后，大家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任观义确实是因为这封信而走上绝路的。
于是，对于这起人命案件的调查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当然，这是三天后的事。4月19日，九中队专门召开了犯人教育大会，傅林代表农场宣布了上述结论，并借此机会进行了教育，告诫犯人要端正思想，认清形势，努力改造，争取光明前途。尽管事实上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在那种形势下自己会不会步正科长洪敬平的后尘，也来一个靠边站、进“牛棚”什么的。
劳改队的规矩，许多事情通常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任观义命案也是这样，一上来似乎严重得令人不敢想象，但是只过了几天，待有了结论后，就又恢复了正常。九中队的犯人对于这短短几天中所发生的事情并未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只有事务犯胡业勋和郝根相、李鑫三人，度日如年地挨过了这三天，待到教育大会一开，这才像是如梦初醒似的，面对着灿烂的阳光眉开眼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对于胡业勋三人而言，教育大会意味着在他们的脚下画上了一条区别于生与死的界线，因为任观义并非自杀，而是死于谋杀，策划者和凶手，就是胡业勋和郝根相、李鑫！
前面说过，胡业勋三人列出了一份首批暴狱分子的发展名单，其中赫然列于第一个的就是任观义。根据安排，郝根相和任观义进行了个别谈话，在作了一些试探之后，终于摊了牌。任观义权衡形势和自己的境况，更由于他那早已形成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使他肯定要作出同上贼船的决定。
任观义的参与完全在胡业勋的意料之中，当时同被定为发展对象的另外四个犯人中，有两个也已经发展成功了。这样，连任观义在内，就已经有了六人。胡业勋借协助清理事务室的名义，向干部提出要都根相、任观义等五人相帮，自是获准。这样，他们六人就青天白日待在监区里（其余犯人都出去劳动了）进行了策划暴狱的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就讨论的问题而言，是属于“务虚”性质的，仅仅是分析了形势，对如何实施作了漫谈式的讨论，最后还是决定以发展对象为主，并且应当把工作做到女犯中队去，等等。
由于任观义是整个贡嘛嘎农场出黑板报、墙报和大批判专栏的高手、名人、专门家，他经常被各单位请去出黑板报等，连场部大院的墙报、专栏和环境美化也得请他去。女犯中队没有人可以胜任此类工作，所以每次出黑板报、墙报时，都要请任观义过去。因此，在六名暴狱骨干中，任观义是最有可能和女犯中队拉上关系的一个，胡业勋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不料，他还没开始行动，就发生了吃羊肉饺子撑破胃脏一事。
以当时贡嘛嘎农场医院的医疗设施和在那个特殊年代大讲阶级斗争的情势下，任观义在动手术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意外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医生绝对没有料到手术会发生罕见的意外，准备的血浆不够弥补任观义所损失的血液，这样，如果他得不到迅速输入体内的血液，基本上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当时，任观义躺在手术台上，在剧烈疼痛的间隙中，清楚地听见医务人员就他的病情如何处置的问题所进行的谈话。所有医生包括房炳章场长的妻子在内，都因无血可输而主张采取保守疗法，实际上就是放弃抢救，听天由命。任观义已经无可奈何地做好了离开人世的思想准备，想起江南家中年迈的父母和12岁的幼儿，他心如刀剜，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就在这时，任观义听见外面传来了一个他虽然从未直接听见过，但已经从广播喇叭中听得很熟的声音——那是令贡嘛嗄农场全体犯人谈虎色变的老红军房炳章的声音，响若雷鸣，声震屋宇，叫嚷着要把自己的鲜血抽给他！一瞬间，任观义以为那是一种幻觉，正待听听清楚时，手术室的门被护士关上了，厚厚的双层玻璃门严实而无情地阻隔住了外面的声音。这时，一阵巨大的疼痛袭来，任观义觉得胃部像是被一只孔武有力的大手狠命地抓捏了一下似的，昏了过去。
当任观义重新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病房里了。医院专门护理重病号的劳役犯告诉他：由于房场长下了严令，两名与他血型相符的医生、护士把自己的鲜血输给了他，使他得以顺利地动了手术，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任观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怔怔地望着劳役犯，语不连贯地问：“是吗？……政府队长给我输血了？”
“这还有假吗？我们亲眼看见了的。护士郝队长身体弱，输过血后下地时连站都站不住，不是旁边的人搀扶着，就跌倒了呢！”
任观义心里一阵酸痛，眼泪夺眶而出。这时，医生来查房了，任观义泪眼矇眬地望着那位估计是房炳章场长爱人的女医生，哽咽道：“队长，叫我怎么报答你们啊？”
令任观义意想不到的是，房炳章场长竟一直惦念着他，他让妻子给他送来了亲手炖的鸡汤，尽管没有一句话语，但那浓浓的关怀之情早已融于任观义的血液之中了。从这时起，任观义头脑里就经常考虑一个问题：政府如此关怀我这样一个犯下大罪的囚犯，我怎么能参加胡业勋他们策划的暴狱阴谋昵？
十天后，当任观义出院时，已经作出了决定：把胡业勋等人的暴狱阴谋向政府报告！
任观义出于特工的职业性谨慎，对于这件事非常慎重。郝根相在发展他参加时，为了使他定心，曾经说过“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干部中也有我们的人”这样的话语，所以，任观义对九中队的干部产生了怀疑，不敢把这件事轻易地向中队干部报告。他决定直接向农场房场长报告，但是，作为一个在中队服刑的犯人，要见到房场长实在是一桩犯难事。因为房场长平时不可能一直往各个中队跑的。任观义就只好寄希望于看见管教科的干部，托带一个条子上去，让房场长悄悄地派干部把他带出去。
任观义出院的第三天，正好有管教科干部来中队检查工作，于是他便乘机塞了一纸条子，说有思想问题要求与管教科长当面汇报。
当时，九中队的犯人都出工了，连事务犯都不在，任观义以为监区中只留下他一个，殊不知门窗紧闭着的事务室里还留有一个犯人——至今还在协助事务犯做杂务的王皮儿。其时，王皮儿已经被胡业勋拉下水了，成为暴狱团伙的一个成员。他原本在事务室里睡觉，一觉睡醒了刚刚起来想上趟厕所，从窗里窥见院子里有管教科的一个干部在转悠，他那块“康首长江首长”的心病还没消除，哪敢在管教科干部前露面，便隐藏着不出来。就在这时，王皮儿看见从6号监房里出来一个犯人，往那个干部手里递上一张纸，然后迅速退了回去。这个犯人，正是任观义。
王皮儿虽已成为暴狱团伙成员，但他的头脑哪有胡业勋等人玩得转，当下看在眼里也不当一回事。当天傍晚，开过晚饭后，王皮儿和胡业勋闲谈时，无意间说起此事，令胡业勋大吃一惊。以胡业勋的智慧，他马上意识到此事十有八九是与“告密”有关的！因为如果是一般的事情，任观义决不会向管教科干部递条子的，只有中队干部解决不了的事，才有可能向管教科递条子。任观义有什么中队解决不了的事？胡业勋想来想去是与暴狱有关的事了。这样一想，胡业勋不禁暗吃一惊，寻思自己此番看走了眼，竟把任观义当做可信之人，现在出事了，看来有丧命之虞，灭顶之灾了！
在反动分子中，胡业勋也算得上一个人物，他面临着如此危险，表面上却是声色不露，照样和王皮儿东扯西聊，过了一会儿才装出一副无意的样子，漫不经心地向王皮儿打听：他所看见任观义向管教科干部递送的是一张纸还是一叠纸？
王皮儿天生生就一双贼眼，不光溜溜转，还特别亮，加上5号监房离事务室很近，又是在阳光底下，所以看得很清楚。“我看见那是一张报告纸，上面写得没有多少字，大约就两三行吧。”
“你看准了？”
“嘿嘿，大哥，我这双眼睛哪会有错的？”
胡业勋轻吁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如此，他心里有底了：只有几行字，是写不清这件事的，看来多半是只是要求面见管教科头头，要来一个面谈，坦白检举，立功受奖。
胡业勋当机立断，马上作出决定：解决任观义！
这时还没收风，胡业勋立刻让王皮儿去把郝根相、李鑫叫来，吩咐王皮儿在外面望风，三个人在事务室里密议解决任观义的阴谋。最后决定由郝根相、李鑫两人动手行凶，由胡业勋负责塞漏洞。
劳改队的规矩是凡是收到的犯人的家信，先是由干部审阅，一般都是可以交给犯人本人的，但不是由干部交的，而是让事务犯转交。任观义住院期间，有一封家信，是九中队干部小李拆阅的，之后给了胡业勋，让他待任观义出院后转交给任。胡业勋的脑筋就动在这封信上面，他决定来一个“偷天换日”，把那封普通内容的信件改换成一封家中横遭不幸的“报丧信”，借用原先那个信封，以假乱真，作为任观义“自杀”的原因。正好干部小李去海南了，得三个月后才返回。那时，他们早已远走高飞了。
当晚，胡业勋就动手伪造了一封信件。他会得写各种字体，模仿着信封上的笔迹写了一封信，看看足可以假乱真，就销毁了原信，把假信交给了李鑫，让届时放进任观义的口袋。
次日上午，郝根相、李鑫把任观义骗进贮藏室，两人配合杀害了任观义。
尽管胡业勋觉得已经把此事做得天衣无缝了，但在管教科未曾宣布任观义死亡事件的结论时，毕竟还是提心吊胆的。现在管教科已经宣布结论了，他们三人总算完全放了心。
不过，胡业勋三人绝对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有人已经对此事产生了疑窦。
这个人，就是贡嘛嘎农场场长房炳章。
房炳章被宣布打倒后，就失去了人身自由，给关进了设在场部旁边一个废弃了的饲养场里。造反派一边继续批斗他，一边勒令他“监督劳动”，冲刷场部的厕所，扫地、除草，有时场部哪个办公室有大扫除之类的杂活，也是他的事。
管教科副科长傅林代表农场去九中队宣布任观义自杀的结论时，房炳章接到通知，让他去管教科打扫。当时农场管教科一共有12名成员，其中正科长洪敬平已经被造反派勒令“靠边”，让他呆在家里，静思自己的问题，有时有批斗会的，就叫他去“陪绑”。其余科员，有两人随傅林去九中队了，有的去医院看病了，剩下大约也就那么两三个人，平时都是对房炳章有敬畏之情的，此刻不愿意看到老场长当着自己的面干这种活儿，就不约而同地避开了。房炳章到哪个屋子打扫，他们就找个借口离开。
房炳章一间间屋子打扫过来，一边打扫，一边乘机悄悄翻阅报纸，看看标题，顺带还看看桌上的文件之类的文字材料。如此磨磨蹭蹭地弄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房炳章进了一间只有两张写字台的小办公室。那是两个年轻科员的办公室，其中一个就是那天在九中队从任观义手中接过被王皮儿看见的那张使胡业勋动杀人念头的纸条的干部，他看过那张纸条后，因为房炳章已经打倒了，不可能再递交了，于是就随手扔在字纸篓里。
房炳章此刻在打扫时，无意中从字纸篓里发现了这张写给自己的条子——
报告
尊敬的房炳章场长：
您好！
我是九中队犯人任观义，也就是您那天晚上指令医院的政府队长输血抢救我的那个开刀病犯。
我已经回到了中队，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当面向您汇报，祈望您收到报告后立刻接见我。
犯人任观义
1967年4月15日
房炳章见之一愣，随手把条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之所以一愣，是因为在他的劳改农场场长的职位上，以前只有过一次相同的经历。那是建场伊始，有个犯人在他下去检查工作时，突然拦住他，塞过来一张条子，弄得在场的中队干部非常紧张，惟恐该犯告他们的“刁状”。这张条子和眼前这张如出一辙，也是要求跟场长面谈的。房炳章后来一谈，是该犯当面向他揭发一名同犯所隐瞒的历史罪行的。眼下写这张条子的犯人，会不会也要跟他谈类似的内容？
当时，房炳章还不知道任观义已经死了。想过也就算了，寻思自己眼下管不了这样的事了，如果任观义要揭发的话，就会向其他他所信得过的干部递送相同的报告要求面谈的。
中午时分，当房炳章打扫完毕，离开管教科时，在楼梯上与妻子——农场医院外科医生庞萍劈面而遇！这对夫妻已经半个来月没有见过面了，当下自是一阵激动。庞萍瞅瞅四下无人，马上递过话语：“你要挺住！一定要挺住！”
“明白！你也要坚强些。”房炳章瞅见妻子的泪花在眼里打转，便掏出手帕给妻子擦拭。他的手触到了那张条子，突然想起了那上面的内容，便对妻子说：“有机会的话，关心一下上次输血开刀的那个病犯，他……”
庞萍打断道：“哦，那个病犯已经死了。”
房炳章吃了一惊：“死了？！”
“死了，据说是自杀。”
“自杀？为什么自杀？”
“那我就不清楚了。”
房炳章的头脑里如同打开了一高速运转的电子计算机，飞快地转开了：犯人一般不会动自杀念头的，尤其是一个服刑已经多年的老犯人，而任观义却突然自杀了。可疑的是他在自杀前，还给我写过条子，说有重要事情需要当面报告。这里面，看来是有问题啊！
庞萍见丈夫沉思，便说：“你现在已经打倒了，不要再去想这种事情吧！……”
房炳章听见下面传来脚步声，便以不容反驳的口气打断道：“你设法通知洪敬平一声，要他找机会和我悄悄见个面！”
说完，匆匆下楼去了。
当天下午，当房炳章在场部冲刷厕所时，从外面闪进一个人来，一声不响地在靠里侧的一个坑位上蹲了下来。房炳章定睛一看，正是管教科长洪敬平。那是一个胖胖的有着一脸络腮胡子的大汉，原是志愿军的侦察排长，在朝鲜战场上立过功，平时说话声若雷鸣，此时像是在从事地下工作，不得不如蚊蚁哼咽：“场长找我？”
房炳章说：“九中队发生了一桩犯人自杀身亡事件，我觉得那里面可能有问题……”遂把情况简述了一遍。
洪敬平皱了皱眉头：“傅林投怀疑什么？”
“没听说。”
“这事我设法去查一查。”
房炳章点头：“好同志，那就拜托你了，记住，一定要小心。万一有什么不测的问题，什么都往我身上推就是了！”
“我想不会出问题的，一旦有问题，我也会自己解决的。场长，你是造反派的眼中钉，什么事情都往你身上推的话，你会被他们整死的。我会尽快把调查的结果向你汇报的。”
房炳章笑道：“汇报？老弟，我不是场长啦！”
“那是造反派的说法。”
洪敬平随即去了原先房炳章的办公室，造反新贵陈邦坚正好在，见洪敬平出现在门口，便沉下了脸：“洪敬平，你不好好在家待着反省，溜出来转悠什么？”
洪敬平说：“我来场都看病，顺便想向你汇报思想。”
陈邦坚要的就是那份虚荣，一听这话，顿时眼睛发亮，“汇报思想？你进来，坐着说吧。”
洪敬平于是进门，大模大样地在陈邦坚对面坐下，谈了一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听得陈邦坚连连点头，这倒不是为洪敬平的态度转变，而是为自己的威势而得意。试想，以洪敬平这样一个在全农场赫赫有名的人物，以前是何等威风，被人称为“房炳章第二”，现在只好乖乖地向他汇报思想！洪敬平说了一会儿，突然把话题一转：
“小陈，我有个要求……”
“你说说看。”
“我想去中队参加劳动，一面劳动，一面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样容易触及灵魂，易于转变世界观。”
“劳动？你劳动什么？”
“劳改犯干什么我也干什么。”
“原来你是想和犯人一起劳动……”陈邦坚起初以为对方是想去中队当小队长，寻思这太便宜他了，现在听说他是想去和劳改犯一起劳动，便转开了脑子：这样也好，对于其他一些“走资派”来说，等于是一个警告，便于以后料理他们。于是点头道：“这个，我看可以呀。你准备去哪个中队？总不见得去八中队吧？”
八中队是女犯中队，陈邦坚这样说，纯粹是挖苦洪敬平。洪敬平听出这是什么意思，却假装没留意，认真地说：“你知道，八中队中队长是我爱人，我怎么可能去那里呢？我去九中队吧。”
陈邦坚哪知其中底细，不假思索点头道：“好，你就去九中队。我这就给你打电话。”
洪敬平次日就去了九中队，并且随即开始进行他的秘密调查。但是，无论是侦察排长出身的洪敬平，还是做过专职保卫工作的老红军房炳章，都绝对没有料到当洪敬平刚刚开始进行调查时，就被胡业勋等人察觉了……
第四章
1967年4月20日下午，洪敬平來到了九中隊。中隊長黃耀煜已經接到了陳邦堅的電話，但他故意迴避了。因為黃耀煜以前與洪敬平曾有過一些矛盾，關係一度甚至還很緊張。後來算是和解了，還一起喝過酒。但是現在洪敬平已經靠邊了，而陳邦堅又在電話中關照要黃中隊長「用比對待勞改犯稍好的態度對待洪敬平」，對此，黃耀煜是有看法的，他不認為洪敬單是「走資派」，最多是工作中犯有錯誤。所以，要他對洪敬平如何如何，他做不出來，又恐怕惹人笑話，懷疑他黃某人落井下石。但他此刻自己也是處於「前程未知」的關口上，且是不敢有任何異議，這時最好的辦法就是避開。因此，黃耀煜就找藉口避開了，把這事落實給了副中隊長薛蘇。
這薛蘇是造反派，在農場「革委籌」的名單中還有一個位置，其時已經是九中隊的實際掌權人了。他對洪敬平素無好感，又是敢想敢做之人，所以一見洪敬平的面，就秋風黑臉地剮了一頓。一直訓得洪敬平的臉也沉了下來，眼看就要發作時，他才適時住了口，問洪敬平到九中隊想幹什麼活。
洪敬平問：「九中隊的犯人現在在干哪些活路？」
薛蘇的臉上顯出一道嘲諷的神色：「看你，當的是管教科長，下面中隊的犯人幹些什麼活路都不知道。」於是，說了一番：有機修、泥瓦木工、電焊、綠化、清潔、宣傳等等。
洪敬平略一沉思：「我做清潔工吧。」清潔工可以隨便走，還有機會與更多的犯人接觸。
薛蘇於是召來事務犯胡業勛：「你給準備一套清潔工的工具，讓他去幹活。」
胡業勛一看，一個激靈：「哎，是洪科長！」
薛蘇板著臉道：「你聽著，這裡沒有什麼洪科長，只有接受監督勞動的洪敬平！」
「是！是！」胡業勛就改了口，「老洪，你跟我來吧。」
洪敬平剛要邁步，薛蘇又說：「洪敬平，你晚上回去還是住在這裡？」
「住這裡。」
「那你就住在倉庫吧。事務犯，你給安排一下。」
洪敬平當天沒有勞動，領了工具和勞防用品，又去住的倉庫看了看。那是在九中隊範圍的生產區域內的兩棟獨立的房子，平時沒有人住，條件之差自是可想而知。當晚，洪敬平獨自待在那裡，久久未能入睡，他在考慮從明天起如何開展工作。
這天晚上，九中隊有一個人也久久難以入睡，那就是事務犯胡業勛。特工出身的胡業勛，對外界事物的觀察奉行一項信條：凡是反常的事物，都須究根刨底。這項信條與克格勃教材中的一句格言基本上是相同的，這句格言是：「凡是反常的事物，都有值得研究的價值。」胡業勛就是這樣做的，現在開始實施暴獄陰謀了，那自是更加小心翼翼，凡事的處理都是如履薄冰，不敢有絲毫的疏忽。今天洪敬平的出現，使胡業勛感到突然，他不禁想起了那樁業已平息的命案：難道洪敬平是為了調查這個而來九中隊的？
胡業勛反覆考慮後，決定對洪敬平進行縝密的觀察。這件事，就交給王皮兒去做。
王皮兒此時已經有了一份正式的勞役：雜務工。這是胡業勛為他從中隊部爭取得來的。雜務工的勞役等於是後勤方面的機動人員，舉凡打飯、清潔、打掃幹部辦公室、分大帳（即協助事務犯把從供應站購置的東西按照預先的登記分配給犯人）、為幹部傳喚犯人等等雜活，全在其範圍之內。胡業勛為王皮兒安排這份勞役，為的是充當他的耳目。現在，正好發揮王皮兒的作用了。
次日，洪敬平開始做他的清潔工作，在監房院子裡清洗水池。王皮兒便上去搭腔了，他一開口自我介紹後，洪敬平就想起這傢伙是什麼角色了。在王皮兒逃而復歸的問題上，洪敬平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不大相信王皮兒有那份覺悟，而是懷疑其在外面作了什麼較大的案子，生怕受到懲罰而逃回監獄來避風頭的。以他的想法，是需要對王皮兒好好查一查的，但是，房炳章已經下了命令要樹立典型，那他就不好再說什麼了。不過，應該承認，王皮兒巡迴演講後，貢嘛嘎農場倒確實是未發生過一起越獄案件。但是，這並不能打消洪敬平對王皮兒的懷疑。他以前是只聞其名而未識其面，此刻聽王皮兒自我一介紹，這才有了一個直觀感覺。洪敬平沒有學過相面術，但是一看王皮兒這副獐頭鼠目的樣子，馬上產生了反感，便沒有跟對方嚕囌什麼。
王皮兒討了個沒趣，尋思胡業勛是做賊心虛，看洪敬平這是來摸底的？若是來密查這種事的，不是吹，第一個就應該找他王皮兒，以他的勞役崗位，以他的機靈勁兒，活脫是一塊「包打聽」的料，再不濟的偵查員也會想到先試試能從他的嘴裡掏著點什麼。這樣想著，王皮兒就沒有再和洪敬平搭訕。
洪敬平沒答理王皮兒，密查工作卻是在進行的，他利用打掃監區的機會，和幾個病休在監的犯人聊了聊，越發感到任觀義的自殺顯得突兀和可疑。這使洪敬平來了勁，尋思此事倒還真讓老場長疑對了，看來這起自殺事件後面大有文章！他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
可是，胡業勛卻不給洪敬平繼續調查的機會了。當天晚上，胡業勛向王皮兒了解監視洪敬平的情況。王皮兒說：「監視什麼呀，他現在是死老虎一隻，對我也顯出一副客客氣氣的樣子，說話的腔調就像對他的老弟一樣。」說著把與洪敬平的對話敘述了一遍。
胡業勛聽完問：「後來呢？」
「後來？後來他就干他的活兒了，我也就做我的事了。」
胡業勛眨著眼睛：「不對吧，下午我看他跟另外幾個犯人怎麼聊得很熱乎的樣子？看來，他是不信任你啊！
王皮兒吃不准了：「是嗎？」
胡業勛下令：「明天你再去查……」
王皮兒自作聰明道：「我明天開始就整天跟著他，就像一塊牛皮糖，他到哪裡我也跟到哪裡，粘著他不放。」，
「不！你明天去找今天和他談過話的犯人，看他談了些什麼。」
王皮兒如夢初醒，翹起了大拇指：「高招！高——高家莊！」
胡業勛的這一招，是洪敬平所料想不及的。次日，他還沒開始進行他的調查時，王皮兒已經從昨天接受談話調查的那幾個犯人那裡了解到了他在打聽些什麼內容了。儘管不那麼明顯，也可以看做不過是一般的聊天內容，但是，傳到胡業勛耳朵里時，他馬上像一頭經驗老到的狐狸那樣敏感地意識到洪敬平是來者不善。同一天，胡業勛又從去農場醫院修理鍋爐的郝根相口中得知場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從而判斷出如果這真是洪敬平在對任觀義命案進行調查的話，那麼這不是現在已經掌握了農場實權的「革委籌」的意圖，而不過是已經靠邊了的管教科長的想法。
胡業勛又想到，儘管洪敬平已經靠邊，但只要他掌握了自己這邊製造任觀義命案的確鑿證據，攤到「革委籌」面前，那麼也定是滅頂之災。因此，必須在洪敬平的調查還沒有取得成效前把他攆走！
九中隊有一個名叫宋迪江的犯人，北京人，是解放初期北京地面新冒出來的流氓頭子。此人拜過武術名師，據說三五個人近不了身，讀了點武俠小說，又掌著講義氣，仗義疏財，為朋友消災之類的事兒幹了不少。如此便有一幫混混兒圍著他轉，尊其為「大哥」，這一轉最後是全部轉進了局子。宋迪江給判了個無期徒刑，到了勞改隊仍不改那份習氣，還是拉幫結夥。為此，沒少關過禁閉，扣銬上鐐也是三天兩頭的事，但他仍是執迷不悟。一個月前，九中隊的一個犯人去場部醫院看病時不知為了什麼雞毛蒜皮的小事與六中隊去看病的幾個犯人發生了矛盾，挨了打。宋迪江知道後便揚言要給這個犯人報仇，為九中隊爭回這一口氣，於是便暗暗物色好鬥的犯人，還準備了短木棍、繩鞭之類的武器。此事當然沒瞞過幹部，但倒是管教科那邊先知道的，據說是六中隊的犯人接到宋迪江的「戰書」後向上邊報告的，於是，管教科作出了反應。
現在，宋迪江一個月禁閉期滿了，明天就要放出來了。胡業勛已經接到通知，讓明天去禁閉室接他出來。胡業勛想起宋迪江進去時的那句話語，尋思何不挑其向洪敬平叫板，郝又不打起來，而他則乘機去向中隊部匯報，說宋迪江有報復傾向，那時，中隊部考慮到洪敬平的安全，就會把他請離九中隊的。
主意打定，胡業勛便決定付諸實施。次日上午，一名小隊長帶了他去禁閉室，把宋迪江接回中隊。回到中隊後，胡業勛按慣例叫宋迪江直接去了事務室，因為要辦理清點物品的手續。這時幹部已經離開了，胡業勛先讓王皮兒給宋迪江弄了一碗雞蛋掛麵，那是胡業勛利用事務犯的職權從炊場搞名堂搞來的。宋迪江吃了一個月的禁閉伙食，肚子已經餓癟了，當下風捲殘雲一掃而光。然後向胡業勛道謝。
胡業勛說：「謝什麼，都是難兄難弟。怎麼樣，一個月禁閉間沒把你關趴下來？」
宋迪江笑道：「這算什麼？小意思。」
「這次，你純是為他人而吃這苦頭，大伙兒都誇你是英雄好漢。」
「不敢！不過我倒確實是為了給人報仇，也是為了我們中隊的榮譽。」
「那場架若是打起來，咱中隊肯定穩操勝算，因為有你宋迪江在嘛。唔，聽說管教科洪科長的武功也很厲害？」
宋迪江一聽頓時火冒三丈，調門也高了：「他好什麼？那天要不是已經有四個幹部揪住我了，只怕我一抬手他就得倒地下！」
胡業勛不動聲色，繼續煽風：「聽說他當過偵察排長，在朝鮮戰場上跟美國人、南韓人真刀真槍幹過，手腳利索得很哩！」
「哼，幾時我碰到他，和他較量一番。如果鬥不過他，我姓宋的從此一定老實改造，聽他管教科長的話，他讓幹什麼就幹什麼！可是如若他敗在我的手下，那就……」宋迪江往地下吐了一口唾沫，「呸！他那張臉可就沒地方擱哩！不過，大概是沒有這樣的機會的。」他遺憾地咂咂嘴。
「機會倒是有的，就看你有沒有那份膽量——他現在就在咱中隊」。
「喔？！」宋迪江瞪大了眼睛，他來幹什麼，蹲點？」
「有什麼點可蹲的？他現在是虎落平陽啦，到九中隊來接受監督勞動。」
「哦！」宋迪江一個愣怔，「這麼說，他栽了？」
「對，不光是洪敬平，連房炳章也從場長的位置上栽下來了，也在監督勞動。」
宋迪江搖頭：「想不到！想不到！」
「你要和洪敬平較量一番，眼下倒是個機會。」
「那不行，他現在是栽下來了，我跟他較量是欺負人了，那不是好漢的行為。」
胡業勛暗暗高興，他要的就是這份效果，因為若這傢伙真的去打洪敬平，那就會再次關進禁閉室，他一進禁閉室，洪敬平倒就不一定離開九中隊了。目前需要的是宋迪江不進禁閉室，而又對洪敬平構成威脅，這樣就極有可能調離九中隊了。於是胡業勛便說：「對，你這樣想才是真正的漢子！不過，不聲不響也就顯得你膽怯了，你可以去警告他一聲，先叫個板，如此就越發顯得你光明磊落了。」
宋迪江點頭：「對！」
中午，宋迪江在監區院子裡碰到了剛吃過午飯進來的洪敬平，馬上走過去，當道攔住：「嘿，這不是洪科長嗎？怎麼變這副樣子了，再下去要跟咱這班人稱兄道弟了吧？」
洪敬平馬上認出了宋迪江，一雙眼睛閃出了灼灼亮光：「宋迪江，你還這麼囂張，是多長了一個腦袋嗎？」
邪不壓正，宋迪江避開了對方的目光，嘴裡還是不肯服輸：「你等著，我要跟你單打單斗一場，看看哪個厲害。」
洪敬平咬了咬牙：「好吧，老子接受你的挑戰！就現在，就在這裡，怎麼樣？」說著，把披著的外衣扔到一邊。
胡業勛一看不對，馬上過來打圓場，把宋迪江罵了一頓，又對洪敬平說了幾句好話。早有幾個犯人見勢不妙把宋迪江拉走了。
半小時後，胡業勛走進了中隊部，向黃耀煜報告：宋迪江對抗情緒很嚴重，已經公開向洪敬平叫過板了，沒準兒早晚就會出事。
一個月前，宋迪江被關禁閉時的那一幕黃耀煜是親眼目睹的，宋迪江的性格他也知道，現在聽胡業勛繪聲繪色一說，一顆心便吊了起來，尋思這倒不是開玩笑的事，萬一宋迪江真動起手來，洪敬平出了問題，他這個中隊長如何向上面交代？雖說洪敬平是監督勞動的，但即使是一個犯人挨了打出了事，也是事故，別說洪敬平了。再說誰都知道他跟洪敬平關係不睦，卷夾在中間就講不清楚了。這樣想著，黃耀煜就決定叫洪敬平離開九中隊。正好這時副中隊長薛蘇進來，他就如此這般說了說，叫對方往「革委籌」打個電話。
當天，洪敬平就不得不離開了九中隊。
胡業勛的計策成功了。
話分兩頭，讓我們看看暴獄團伙此時的形勢。以胡業勛為首的暴獄團伙，在這些日子裡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已把成員發展到14人，都是九中隊的一些思想極端反動、對人民政府充滿仇恨的犯人；二是制訂了暴獄方案。
為了便於了解暴獄方案，先需要熟悉一下貢嘛嘎農場的地形：整個貢嘛嘎農場呈狹長形，其圖形看上去酷似一個橫放著的梭子，梭子的最北端是女犯中隊也就是八中隊，再往南則是九中隊。農場場部則位於梭子的三分之二處，在農場場部至九中隊之間，不均勻地分布著五、六、七三個中隊，穿過場部則是三、四、二、一四個中隊。
位於北側的八中隊是距內地最近的一個中隊，按照一般人的設想，暴獄分子會得考慮暴獄成功後從北側逃跑，奔向內地。這樣只要聯絡八中隊的犯人就可以了。但是，胡業勛卻是另一個想法，他知道暴獄後逃往內地的話，只有像王皮兒那樣的身懷扒竊技藝的傢伙才有百分之五十的生路，其他人則必定百分之百栽在人民政府手裡。因此，他考慮的是暴獄後要拉一支武裝隊伍，利用暴獄時搞到的武器襲擊青海、新疆、西藏三地的派出所、武裝部，擴大武器裝備。同時還招收社會渣滓，把隊伍擴展到數百人。其時，肯定已經在國內、國際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人民政府將派兵鎮壓，他們就逃往國外，就像國民黨殘部93師在金三角地區那樣盤踞著。基於這麼一個目的，他們在暴獄成功後就不能往北，而應當去南側的西藏或者西南側的新疆。作出不往北的決定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八中隊的南側由於是農場通往內地的交通要道，所以配有重兵把守，據曾去警戒部隊營房修理過機械設備的郝根相估計，那裡大約有一個排的武警擔任著警戒。暴獄分子自然不是他們的對手，因此還是不惹為好，改從南側脫逃。
胡業勛責成國軍獨立營長郝根相制定了一條路線，暴獄開始後，先解決看押九中隊犯人的半個班的武警，與此同時還控制九中隊中隊部，然後，從九中隊出發，一路上解決五、六、七三個中隊的值班幹部，擴大暴獄隊伍，直至場部。解決場部是這次暴獄行動的中心，這既可以獲得一些武器，又可產生巨大的政治影響。場部行動結束後，立即繞過三、四、二、一中隊，向鄰近的西藏阿喀什莫公社進發，那裡的武裝部有基幹民兵的大量武器彈藥。
根據暴獄方案，女犯中隊不在考慮之內。但是，在整個方案中，需要在場部埋伏力量，還要在五、六、七中隊發展力量，這些，都需要胡業勛這邊派人去做工作和進行布置。因此，胡業勛考慮為了便於有規律的活動，就要藉助勞改農場方面給予的合法手段。這個合法手段就是成立一支可以在全農場活動的文藝小分隊。為在活動時遮人耳目，這支小分隊必須得有女犯。（在以男性囚犯為主的農場裡，偶爾出現幾名女犯時，她們就成為在場男犯和幹部的注意力集中點，幹部盯住她們為的是防止與男犯有越軌行為，這樣，就分散了幹部的注意力，便於暴獄分子活動。）而且，最好是由女犯那邊提出成立小分隊。
這是此刻擺在胡業勛面前的一項重要工作，攆走洪敬平後，他就開始考慮實施了。首先，需要物色合適的女犯，這倒不難，九中隊一個反革命犯的妻子就在八中隊服刑。這個反革命犯名叫單曾一，上海人，解放前曾是反動會道門的頭目，鎮壓反革命運動時給判了20年徒刑，服刑後因反改造又被加至死緩，1960年才改判有期徒刑18年。單曾一的妻子名叫高增霞，38歲，原是上海灘的白相人，也參與丈夫的反動活動，解放後戴了一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58年因為為丈夫翻案不成而寫了反動標語和信件，案發後也給判了20年徒刑。1965年押解到貢嘛嘎農場，和單曾一一起服刑。單曾一其時已經被胡業勛發展為暴獄團伙成員，胡業勛得知其妻是戲子出身，便尋思由高增霞擔綱自是不成問題。
不過，如何把這邊的意圖傳遞給高增霞，那倒是一個問題。
胡業勛先去找單曾一，把情況一攤，問高增霞是否可以勝任小分隊之事。單曾一說沒有問題，又拍胸道：「別說小分隊的事了，就是咱們那大事兒，她也敢幹，她是有膽有識的女人，不是那種頭髮長見識短的雌兒。」
「也許她在這些時間裡經過改造轉變了呢？」
單曾一笑道：「轉變？你去打聽打聽，去年她關了幾次禁閉？三次！一年關三次禁閉的在咱們男隊只怕也是屈指可數的吧？」
胡業勛放心了，於是又商量如何溝通的問題。單曾一訪「她聽我的，我叫她朝東，她不會朝西。可惜我去不了女隊，不過我寫一個條子，你只要托人帶到，她看了也就可以了。」胡業勛見單曾一說得那麼肯定，便尋思這對夫妻的背後肯定另有文章，後來暴獄案發作後一干人落網後，果然查出那高增霞在解放初期竟殺死過一個她過去的情夫。這個把柄落在曾一手裡，她還有什麼敢不聽話的？
於是，胡業勛就開始物色能夠去八中隊的角色，想來想去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李鑫，另一個則是郝根相，他精於機械修理，是貢嘛嘎農場唯一的「專家級」工匠，凡是機械方面出了問題，都需要他出面去解決。因此，八中隊經常請他過去修建水泵、電動鐵門、車輛之類。胡業勛希望最近八中隊有這兩方面的事情，那麼李鑫或者郝根相就可以過去了。為防八中隊那邊突然傳喚，這邊來不及做準備，胡業勛就叫單曾一寫了一張條子，放在他那裡。
這張條子寫得很簡單，只有一行字：「增霞：持條人可信，凡事聽其言。」下面沒有落款，因為高增霞是認識丈夫的筆跡的。
胡業勛的考慮是對頭的，單曾一寫過條子後的次日，八中隊的水泵就出毛病了，中隊長親自打電話來向九中隊求援。前面說過，八中隊的中隊長陳翔潔是管教科長洪敬平的妻子，而洪敬平和九中隊中隊長黃耀煜是有矛盾的，但是，黃耀煜倒是一條光明磊落的漢子，從不以此刁難過八中隊，一向是接到求援電話就派人過去，即使半夜三更也絕不拖延的。現在也是這樣，他當即召來事務犯胡業勛，讓他去叫郝根相，帶上工具立刻去八中隊。
胡業勛心中竊喜，尋思這真是「天助我也」，當下借通知根相的機會，把單曾一的條子塞給他，又吩咐了幾句，叫他如此這般，見機行事。那國軍獨立營長自是喏喏。
當下，郝根相跟了九中隊的一位小隊長前往八中隊。到了那裡，那位小隊長自是有八中隊的女幹部接待，進了辦公室喝茶聊天。郝根相則由八中隊的事務犯陪同著前往水泵房。
八中隊的事務犯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乾癟老太婆，她原是一名小學老師，犯的是殺人罪，因為忍受不了她那比她小十來歲的丈夫的性虐待，一怒之下下了殺手，結果被判了20年徒刑。老太婆一向膽小，凡事都聽幹部的，又有點文化，且年老色衰，這種人做女隊事務犯最合適了，準保不會給幹部惹事。所以她自1965年建場起就當了事務犯，已經當得減過一次刑了。
現在幹部叫她陪郝根相去修理水泵，她自是不敢怠慢，熱情又不失分寸地引著其實早已認識了的郝根相（郝根相常去八中隊修理）過去。
郝根相知道這位事務犯的頂真和厲害，若在平時倒也還能適應，他是去修理的，完事就走，事務犯再頂真也不在乎，但是現在是身負重任而去的，因此得先把這老太婆支開。
機修工要作弄人最容易了，因為別人是外行，他的發號施令不會被懷疑。郝根相一上來就要求事務犯幫他擋住水泵架子，讓他便於拆去上面的螺栓。那架子高於地面一米七，而事務犯身高不過一米五五，這活兒自然干不下來。於是郝根相就讓她去叫一個高一點的犯人過來。事務犯膽小謹慎，先去問過幹部再叫人。她一出門，郝根相便也站到了門口，設想碰巧正好看到高增霞出現在院子裡。事情當然沒有那麼巧，不過高增霞沒出現，倒是出現了另外一個女犯。那是一個流氓犯，姿色平平，卻頗風騷，對於床第之事特別感興趣。現在一逮進來，離開了那種生活，一見到男性就特別嚮往。以前凡有男犯過去修理或者做其他勞役的，她總是想方設法上去搭訕，雖然不可能怎樣怎樣，但說說話也是好的。此刻她一見郝根相，便馬上湊了過來，嗲聲嗲氣問道：
「你需要幫忙嗎？」
郝根相看看她，確定不是高增霞，便搖搖頭：「需要幫忙，但是你幫不上這個忙。」
「為什麼？」
「你的個子太矮了，得要一個高個子。」郝根相出的這一招是很絕的，因為他聽胡業勛說過高增霞是一個高挑個頭女人。
這個女犯倒是很熱心：「要高個頭的？那還不簡單，我給你叫一個來！」說著，回身叫了一聲什麼，一個身高一米七的中年女犯像是等候著似的從水泵房不遠的一個監房裡走了出來。
郝根相定睛一看，這個女犯年約三十五六，身材高挑勻稱，膚色白皙，五官端正，一雙大大的眼睛看起人來閃著嫵媚之光，說話聲音清亮嬌嫩：「有什麼事？」
郝根相馬上確認這個女人正是高增霞，於是說：「我是九中隊來修水泵的，需要你們幫忙搭個手。」
高增霞眼睛一亮：「九中隊？單曾一最近好嗎？」
郝根相心中一喜，點了點頭：「單曾一蠻好的。」他不想浪費時間，馬上指指裡面，「你來幫個忙吧。」
高增霞點點頭，走進了水泵房，不料先前那個女犯也跟了進來。這倒難不住郝根相，他利用對方一個轉身的機會先把條子塞給高增霞。那主兒始科不及，但反應極快，馬上心領神會地眨眨眼睛。這時，郝根相開口了，要那個女犯去倒杯水給他喝。
女犯答應著剛要出門，外面傳來一陣腳步聲，事務犯和一個身高不亞於高增霞的女犯進來了。事務犯一看裡面竟有兩個女犯，不禁大吃一驚，一個愣怔之後，指著兩人喝道：
「你們來這裡幹什麼？」
如果說男犯中隊的事務犯是「二隊長」的話，那么女犯中隊的事務犯比「二隊長」還「二隊長」，她的出現，對於其他人犯來說可以達到「一鳥入林，百鳥無聲」的程度。此刻，事務犯一喝問，高增霞兩個就不敢開腔了，怯怯地望著老太婆。郝根相一看暗忖不好，高增霞手裡還捏著那張條子呢，得先讓她脫身，於是說：
「不怪她們，我看你去了不來了，閒得難受，一看院子裡正好站著她們兩個，就叫過來幫忙了。」
事務犯這才一揮手：「出去！以後中隊有外人來，不准在院子裡探頭探腦！」
高增霞兩個聞言如逢大赦，急忙溜回自己的監房去了。但是，這樣一來，郝根相的事也做不成了，他好生遺憾，卻又無話可說。
下午，郝根相修完水泵返回九中隊後，把情況對胡業勛如此這般說了說。胡業勛倒顯出一副寬容的樣子：「老郝，沒什麼，只要人安全，事情沒漏餡兒，就可以重頭來起。咱們這麼些年頭都挨過來了，難道還挨不過眼前？一計不成，咱就再生一計就是了。」
胡業勛再生的一計實在是出乎他那幾個狐朋狗黨意料之外的。當天傍晚收風前，他把高增霞的丈夫單曾一悄悄喚到事務室，命王皮兒站在門口放風，他待在室內向另一位如此這般交代了一番。其內容令單曾一驚得目瞪口呆，愣了一陣訥訥地問：「行……行嗎？」
胡業勛皮笑肉不笑：「事在人為，這有什麼不行的。」
次日是星期日，勞改隊的休息天。犯人們在學習結束後，允許自由活動。一會兒，炊場的飯車推到了門口，胡業勛手拿一枝原子筆，站在監區鐵柵欄那裡，將每個犯人遞上的飯卡的小方框裡畫上鉤鉤，表示這頓飯已經打過了。王皮兒則一間間監房下通知，讓一個個小組按次序出去打飯。
全中隊都打過飯後，院子裡便空無一人，大家按規定都待在監房裡自己的鋪位上吃飯。王皮兒則反背著雙手，一個個監房轉悠著巡視，看是否有人不遵守規定，吃飯無坐相，還把飯菜撥拉給他犯吃，這些都是監規紀律所不允許的。這原是事務犯的差使，自王皮兒貼上胡業勛後，胡業勛就叫王皮兒代勞了，後者正中下懷，寧可晚點吃飯，也要擺這份威風。
王皮兒巡視到7號監房時，見單曾一沒有按規定坐在鋪位上，而是斜倚在床頭，沒有吃飯，雙手捂著腹部，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便喝問：「喂，你這是幹什麼？」
單曾一搖搖頭，沒吭聲。旁邊一個犯人說：「他肚子痛，不想吃飯。」
「肚子痛？」王皮兒轉溜著眼珠子，「你吃過什麼東西了？」
「沒吃什麼。」
就在這時，暴獄團伙骨幹之一李鑫突然驚叫起來：「哎！單曾一你的勺子怎麼斷了？勺柄呢？」
單曾一微微一笑：「已經給我吃到肚子裡去了。」
「啊！！」
王皮兒即刻飛報中隊部。那幾天，中隊長黃耀煜病假，中隊工作由副中隊長薛蘇主管。這天值班的正是薛蘇，他聞聽之下嚇了一跳：「什麼？勺子柄吃到肚子裡去了？這個犯人怎麼的？」
王皮兒認真地說：「報告薛中，單曾一可能有什麼思想問題，想不通，就自殺呀。」
薛蘇是農場「草委籌」成員，陳邦堅的造反隊的骨幹。陳邦堅的奪權成功後，因為要等公安部批准後才能正式成立革命委員會，所以他竭力要穩住農場的形勢，因為他知道自己的上台是缺乏群眾基礎的，如果在「臨時執政」期間弄點事情出來，那就有可能會遭反對而下台。因此，陳邦堅不止一次地向薛蘇等他的哥們兒兼戰友交代過：一定要穩住大局，否則我們這些人就有可能白辛苦一場，到頭來替他人做嫁衣，位置讓給別人坐。不難想像，薛蘇此時聽見有犯人吞了勺子柄會是什麼想法。當下，他馬上三步並作兩步趕往監房，指揮胡業勛等人把單曾一穩住，架攙著往外去，準備聯繫汽車或者拖拉機急送農場醫院。
這時，王皮兒悄悄扯了扯薛蘇的衣袖：「薛中……」
「什麼事？等會兒再講不行嗎？」
「薛中，我看用不著送醫院的，中隊自己就可以治的。」
薛蘇停住了步子：「什麼法子？」
「那勺柄是直的，又不粗，卡不住腸子的，只要吃些韭菜，過一兩天就會瀉下來的。」
「哦？你有把握？」
薛蘇尋思這樣當熊最好了，省得送到醫院張揚出去造成不良影響，但他投有完全的把握，便盯著王皮兒追問了一句：「你沒瞎說吧？」
「嘿嘿，就是借個水缸給我做膽子，我也不敢對薛中胡言亂語呀！」薛蘇於是就決定照辦。胡業勛早已做好準備，當下便自告奮勇去炊場暖棚割韭菜，也不切斷，連根炒了給單曾一吃，同時又抽了幾個犯人，晝夜陪伴，一是看守，二是做其思想工作，免得再次自殺。
王皮兒的法子倒是管用的，第二天單曾一就瀉出了勺子柄。胡業勛飛報薛蘇後，副中隊長心上似是放下了一塊石頭，尋思那就不必驚動腖邦堅了。但是，單曾一為什麼要吞物自殺，薛蘇還沒弄清楚，他決定找這個犯人談一談。因為單曾一還躺在床上，不能起來，薛蘇就屈尊親往監房了。
薛蘇進了單曾一的監房，胡業勛等幾個看住單曾一的犯人便知趣地退了出去，監房裡只剩下薛蘇和單曾一兩人。薛蘇先問了對方的身體狀況，然後輕聲道：「單曾一，你為什麼要這樣呢？」
單曾一回答：「我感到活著投有意思。」
薛蘇暗吃一驚，尋思這不是跟前不久自殺的任觀義一樣嗎，難道這自殺也像傳染病那樣會互相傳染的？如真樣，那九中隊豈不是成了「自殺中隊」了？他定定神，道：「怎麼活著沒有意思呢？你告訴我，遇到什麼問楚不是有其他犯人欺負你，或者幹部有什麼違反政策的地方？」
單曾一搖頭不語，看上去心情很是沉重。薛蘇稍停片刻，又問道：「你家裡還有什麼人？你這樣以消沉的態度對待生活，是對家屬的不負責任，你育老婆孩子嗎？」
「老婆有的，孩子沒有。」
「那你這樣就是對不起你老婆啊！你也不想想，她在家翹首相盼，希望你早日改造好了回家去相聚，你不珍惜她企盼之心，倒是動起了自殺的念頭……」
薛蘇咬住了舌頭，因為他發現眼前這個犯人低垂著頭，大滴大滴的眼淚如斷了線的珠子那樣一顆顆地滾落下來，跌濺在被子上。可能知道副中隊長在注視自己，他憋不住地抽泣起來了。
「哎，怎麼啦？」
「我……我的老婆就在八中隊……我是因為想念她而……」
薛蘇大吃一驚，他是年初才從場部行政科調到九中隊來當副中隊長的，分工抓的又是生產，因此對這類情況根本不清楚。現在，他終於弄清楚了單曾一自殺的原因，原來這個犯人是因為長期思念同在農場服刑的妻子而產生了厭世想法。薛蘇接觸管教工作才三四個月，還不善於處置這種思想問題，想了想，便安慰了對方幾句，又了解了單曾一和妻子的案情，臨末道：「你和妻子同在一個農場服刑，真是巧事，你們可以來一個競賽，看誰更要求改造，在改造路上邁的步伐快。」
那單曾一按照胡業勛預先所關照的，繼續演戲，哭哭啼啼道：「我又不是不想這樣做，可是沒法聯繫呀。」
「這還不好辦？叫你老婆來一趟！」薛蘇突然想到這樣做是不是妥當，得向上請示一下，於是又拖了個尾巴，「這事我知道了，再說吧，你現在需要的是穩定情緒。」
薛蘇回到辦公室，正好陳邦堅打電話來，他便想起了剛才那件事，對陳邦堅一說。對方樂了：「哎，這倒也是一個法子，眼下先得把犯人的思想穩住，否則老是逃跑、自殺的，我們就沒法繼續進行革命大批判，也騰不出精力去對付那些『走資派』了。」
薛蘇說：「那就通知八中隊把那個女犯帶過來，讓他們夫妻見見面，說說話。」
陳邦堅說：「可以。我馬上給八中隊打電話，然後叫那邊和你聯繫，你們商量看怎麼安排這次特殊接見。接見時間可以長一些，不過旁邊得有人監視，我指的不一定聽他們說些什麼話，而是要有人注意著，別讓他們鬧一個雙雙自殺那就糟了。」
「對，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就辦吧。我一會兒可能也要過來的。」
八中隊那邊接到陳邦堅以「革委籌」名義打去的電話，想想此事沒有什麼不好，再說又是陳邦堅這個新權貴的命令，自是只有執行的份。與九中隊一聯繫，薛蘇說要不就乘熱打鐵，馬上派人把高增霞帶過來。八中隊同意了，於是就派了兩個小隊長把高增霞帶了過來。
薛蘇對這件事很是熱心，指示事務犯騰出中隊的活動室，擺上蒙著白床單的桌子，上面還放上了叫犯人拿出來的糖果、乾果。一會兒，高增霞帶到，和單曾一一道進了活動室，那兩個女幹部要進去監視，被薛蘇喚住了，說有事務犯幾個在門口監看著，沒有問題的，給兩人一個好好談話的機會，有幹部待在旁邊就起不到效果了。那二位到了九中隊也是客隨主使，不再堅持，隨著薛蘇去了中隊部。
單曾一和老婆見了面，看看門口有胡業勛坐鎮，大為放心，於是就談了暴獄問題，當然沒有透露有多少人參加、哪些人參加之類的核心機密。高增霞原本就是一個膽大包天的女人，連殺人都敢，還有什麼不敢做的？當下一聽竟然連眉頭都沒皺一下，馬上點頭，悄言「沒問題」。於是，單曾一就向她交代了由女犯那邊發起成立文藝小分隊的事，她也一口答應了。這對夫妻也算是「老改造」了，當下還約定，為使幹部對這樣的相會之效果形成一種錯覺，兩人之後一定要有特別明顯的轉變，免得引起懷疑，誤了大事。
兩人正談得入港時，陳邦堅來到了九中隊。這個造反新貴初登政治舞台，還處於學著擺官樣子的階段，一舉一動都顯得彆扭。幾個幹部除了他的親密戰友薛蘇，都看不慣，言語間雖然沒有透露，但神情肯定不大順暢的。陳邦堅微微覺得沒趣，聽薛蘇說那個女犯已經來了，便提出去活動室看看。
陳邦堅這一看，競看上了已經半老徐娘的高增霞。後來，這對身份懸殊的男女之間競發生了苟且之事，此是後話，暫且打住。
單曾一這一場戲，演得絕對成功，從而使胡業勛等幾個暴獄骨幹分子欣喜不已。可是，他們沒有料到，業已打倒的老場長房炳章並沒有停止對他們的秘密調查，此時已經取得了一份證據！
第五章
管教科长洪敬平被九中队事务犯胡业勋施计撵出九中队后，悄悄向房炳章汇报了情况。他在九中队待的时间不长，秘密调查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但已经从其他犯人的口中了解到任观义平时并没有任何厌世情绪，这次住院返队后，曾对多人说过幸亏政府队长输血给他，否则他这条命十有八九已经完蛋了。
房炳章听后愕然道：“这种思想状况的人会自杀？看来，这里面确实大有文章哩！”
洪敬平说：“我还觉得我的这次被撵一节的背后，兴许也是有问号的。”
房炳章沉思片刻，攥了攥拳头：“这件事还要查下去！我们仍然设法保持密切的联系。”
“对！”
当时，房炳章已经被造反派剥夺了人身自由，连回家也不允许，活动范围只能在场部，晚上则睡在原是场部饲养场，后因过于破烂连牲口都不能住而废弃了的一排草棚里。这里住的都是贡嘛嘎农场已经被宣布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场长、副场长及党委几乎全部成员外，还有几个中队长、指导员；此外，有十几个被查出历史上有政治问题或在这次运动中有现行言论问题的一般干部也被揪来待在此间。这批人，统称“牛鬼蛇神”，所以这一排草棚，也就称为“牛棚”。
被陈邦坚派来负责管理“牛棚”的，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个头目，姓金。此人原是场部食堂的炊事员，为人倒不张狂，长着一张胖胖的菩萨脸，即使对“牛鬼蛇神”也是笑嘻嘻的。金某一向对房炳章很尊重的，所以倒也没有为难他，让他单独住了一间草棚。“牛棚”没有电灯，其他人都是摸黑，只有房炳章还给了一盏马灯。
当晚，房炳章就在这盏马灯下重新研究了他在管教科字纸篓里捡到的那张任观义写的条子。他思考许久，最后得出结论：任观义的死肯定有问题！而且，也许这还不是一桩普通的命案，而是在命案的后面隐藏着更重要的内容。
外面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巡夜的看守人员来了。房炳章吹熄了马灯，点了一枝香烟，在黑暗中抽着，心里暗语：“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可是，怎么查法呢？眼下，房炳章是造反派的阶下囚，连人身自由也没有。况且，如果把这作为一桩疑难案件，现在则缺乏任何线索，有的只是些许疑点。房炳章感觉到自己捧着的是一团乱麻，而他急切需要的是理出乱麻的线头。他又觉得自己仿佛步入了一个巨大的迷宫，正在独自徘徊摸索，要找出一条通往外界的道路，哪怕是曲曲弯弯的通道。
香烟很快就抽完了，房炳章想再抽一枝。可是，一摸口袋，烟盒已经空了，房炳章微叹一口气，遗憾地咂了咂嘴。老场长的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包香烟，平时是整条整条买着的，现在成了“牛鬼蛇神”，就只好利用监督劳动时经过场部小卖部时，悄悄地买上一包。他早已形成了抽着烟考虑问题的习惯，现在突然改变，自然很不适应，总觉得思维受了阻碍，走得极不通畅。不过眼下再不通畅也得走下去。房炳章独坐在黑暗中，思来想去，一直把头脑搞得晕晕乎乎快要打盹了还没想出个结果来。他叹了一口气，正想倚靠着睡一会儿时，头脑里忽然像流星划破夜空似的闪过了一个念头：与小李联系！
白天，房炳章听洪敬平说过一个情节：认定任观义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死者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家信。调查人员已经查明这封家信是经九中队干部小李审阅过后才给任观义的。现在，房炳章对此产生了一个疑点：按照劳改趴的规矩，为防止犯人因家庭问题想不通而走极端：干部在接到可能会影响其思想的信件时，必须慎重处理。通常是先找犯人谈话，予以开导；同时要安排其他可靠的犯人对其进行秘密监视，发现极端意识马上报告。如果预见到信件会对这个犯人产生严重刺激的，也可以暂不给信，待以后在适当机会再给。九中队的那个管教员小李，房炳章是熟悉的，他曾被农场评为“先进管教员”，别看他年纪轻，在管教方面是有一套的，按说那封被认为是导致任观义产生自杀念头的信件，如果落在他手里的话是不会轻易随随便便地交给任观义的。所以，房炳章怀疑这后面有问题。因此，看来有必要尽快设法与小李取得联系。
可是，眼下房炳章身陷“牛棚”，连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而小李又是远在海南。即使小李不去海南，而是还在九中队，房炳章也难以和他取得联系。此事怎生奈何？！
不过，这个问题对于经验丰富、思维活跃的房炳章来说，似乎还不显得那么艰难，他稍一思索，就有了一条主意：我何不乘黑夜溜出去，去叫老伴悄悄办这事！
主意打定，房炳章马上行动。他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顺手拿起床前地下的一条白天未曾编织完的茅草垫子，卷成一团，塞进了被子。点亮马灯看看不大像个人形，四下一瞥棚内已经空无一物，于是毫不迟疑地抄起原本要穿到身上的那件棉大衣，依样塞进了被子，这才形成了一条人形。房炳章一口吹熄了马灯，轻轻踅出门去，蹑足悄行，来到饲养场后面的破墙前，爬墙而出。
从饲养场到农场场部后面的家属大院，有大约1500米距离。西北地区仲春的夜晚还是寒气侵身，迎面吹拂过来的冷风无声无息的，看似不大，但接触之处，就像一双巨大的魔手那样，一直冷到骨头深处，冻得房炳章周身颤抖，牙齿打战。行至家属大院前时，他只觉得背脊上压上了一块巨冰，正在慢慢地融化，那化下的冰水竟是一滴不漏地流进身体内部的。
家属大院以前是有人值班的，那是各家各户抽人轮值，没有任何报酬。现在房炳章关进了“牛棚”，这项制度就被取消了。这倒帮了房炳章的忙，使他得以不显山不露水地溜进了家门。
房炳章的妻子庞萍自丈夫被打倒后，医院三天两日派她值夜班。这个情况房炳章并不知晓，这天倒也凑巧，庞萍恰恰没去值班。军人出身的庞萍很是警觉，即使在熟睡中还是察觉到了开门的声音，待到房炳章推开卧室门时，她已经攥着一把匕首靠墙站在门内了。见是丈夫，她松了一口气：
“哎，你这么无声无息的，就像一只猫。”
“我若不像一只猫，就摸不到这个家了。”
庞萍望着胡子拉碴的房炳章，心疼地皱着眉头，“你快坐，看把你冻的，我给你烫壶酒，喝了去去寒气。”说着利索地取了一瓶白酒，准备进厨房。
房炳章从妻子手里拿过酒瓶，拧开瓶塞，鼓动着鼻翼，猛吸着那诱人的醇香，咂着嘴道：“好香！”
房炳章极喜杯中之物，以前是每天必饮，现在断了多日，显出这副馋相，庞萍又是一阵心酸，从丈夫手里抓过酒瓶，“我就给你烫！”
房炳章微叹一口气：“算了，我得马上走。我是从‘牛棚’里逃出来的，我还有事呢。”
“知道你是逃出来的，喝一点酒、吃一些菜再回去又怎么呢？”
“不！我如果是为了喝酒逃回来的话，那我就不是房炳章了！”房炳章挺直身躯站在那里，以手拍胸，正气凛然。
庞萍迟疑地打量着丈夫：“你有要紧事？”
“对，我有非常要紧的事，这件事得你去办！”
庞萍马上放下酒瓶，一脸严肃：“说吧，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农场的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下命令吧，坚决服从！”
房炳章把情况简略地说了一遍。听得庞萍脸色骤变，悄声道：“难道这是一起凶杀案件？”
“我怀疑这不单是一件命案，而且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我现在应该干什么？”
“你认识九中队的小李吗？”
庞萍想了想，道：“有印象，记得有一次上咱家来，我给他包过饺子吃。”
“对，就是他。你设法打听到他在海南的地址后，给他挂一个电话，问他是否处理过犯人任观义的那么一封信件。然后找个机会把回音告诉我。”
“明白！”
房炳章用他那只断了一个食指的右手紧握着妻子的手：“拜托了！你要小心！！”
说着，他深情地向妻子紧盯片刻，转身开门，重新投入春夜沁人骨子的寒气之中。
返回“牛棚”时，尽管没有喝酒，但房炳章心里却透着一股暖意。他相信庞萍，就像相信自己一样，这件事落实到她那里了，就一定能够完成。“牛棚”不知不觉间已经在眼前了，房炳章仍从后面的破墙缺口攀越而入。不料双脚刚落地，黑暗中忽然出现了一条黑影，幽灵样地挡在他的面前，并不开口，只是冷冷地盯着他。
房炳章一惊之下，迅速镇定下来，一看之下，依稀认出是“牛棚”中的一个看守，好像原是六中队的一位小队长，后来参加了陈邦坚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设立“牛棚”时，脱产来当专职看守。此人说话有些口吃，便喜好动手动脚，以前当小队长时对犯人就这样，现在改行来管“牛鬼蛇神”，恶习更是有增无减，有事投事爱找碴儿，轻则撩拳脚，重则甩皮鞭。现在半夜逮着越墙外出的头号“走资派”，他自是来了劲，喝声“站好了”，手便往怀里伸。就在他从怀间扯出鞭子的一瞬间，两人的旁边不知几时已经出现了另一条黑影。
“这是干什么？”
听声音，那是‘牛棚”的最高长官金某。
那看守持鞭在手，开口道：“这老家伙半夜三更不老实，越墙而出去搞名堂啊！”
金某笑道：“都己是死猪了，还有什么名堂可搞的？”两步走拢房炳章近前，手一伸，“酒买来了？”
房炳章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没想到还有这么一着，一愣之下马上明白了金某的意思，佯装胆怯地回答：“对不起，没叫得开店门。”
“你不会敲？”
“不敢。”
“唔，你这个有名的‘房大胆’也有不敢的时候？看来文化大革命真的触及你的灵魂了！回你的棚子去，老老实实给老子待着！”
就这样，房炳章意外地得到了解脱。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场清理造反派时，金某虽然早已被排挤，但还是给揪了出来，还是东山再起的房炳章站出来提起今夜此节，他才得以保全。此为题外之语，就此打住。
却说庞萍受了丈夫的委托后，次日天明即去找了农场政治部的一位女干事，两人关系一向不错，房炳章被打倒后，对方也仍一如既往地对待庞萍。当下一问便着，弄到了小李的家庭住址。当晚医院又让庞萍值班，她正中下怀，便往海南岛挂了一个长途电话。当时，寻常百姓家庭是没有电话的，不过倒是可以接异地长途电话——邮电局有一项免费服务：当地总机接到异地总机的电话后，先登记下被叫用户的地址姓名，然后派人骑车按地址去传呼，待被叫用户赶到邮电局后，再由当地总机呼叫异地总机，让双方通话。庞萍通过这个方式，终于和小李通上了电话。对方还不知道房炳章已经被打倒了，庞萍也不说，因此这番对话很是顺畅，只两分钟就弄清了情况：小李确实处理过犯人任观义的一封家信，但内容却是报平安和规劝其好好改造的！
次日早晨下班对，庞萍先不走，站在医院后门那里的一个隐蔽角落待着。根据她以往的观察，这里是房炳章每天上午从“牛棚”到场部劳动时的必经之处。一会儿，果然见房炳章扛着一柄长把扫帚慢慢地走过来了。庞萍正要闪身出去叫住他时，发现后面还走着一个脸孔陌生的干部，她一时吃不准那是来农场办事的，还是被陈邦坚抽上来担任“牛棚”看守的。一个迟疑，眼看房炳章要走过去了，庞萍转脸四顾，正好见医院的一个杂务工在一旁整理东西，遂过去对其悄言，说想跟丈夫说几句话，麻烦对方出面把房炳章叫过来。如果后面那个干部要跟过来的话，就设法拦住他。
那杂务工是个专喜喝酒的大老粗，一年前庞萍公伤，他奉命去她家相帮做事时，房炳章请他喝过酒。他由此而受宠若惊，一直说房炳章是好人，就是现在房炳章被打倒了他仍不改口。此时听庞萍如此这般一说，当下便快步出去，叫住房炳章：“姓房的，你给我滚过来！”
房炳章最近经常听见这种吆喝声，已经近乎于习惯了。当下也不吭声，回身过来。他身后的那个干部无动于衷，自顾走了。庞萍这才松了一口气，寻思原来是一场虚惊。
房炳章走进院子，一看庞萍正迎上来，情知事情已经有了眉目。看看那杂务工已经走开去，便悄声问道：“怎么样？”
庞萍三言两语把情况一说，房炳章冷笑道：“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里面真的大有文章呢！”他那双原先看上去混混沌沌的眼睛，在这一瞬间就像突然通了电的电珠一样，炯炯闪光，迅速转了转，他对妻子附耳悄言了几句。
庞萍边听边转动着眼珠子，临末缓缓点头。
房炳章微微一笑，也不跟庞萍打招哼，转身离去了。
当天下午，庞萍额头上扎了一块毛巾，脸色萎黄地走进了农场医院门诊部。一量体温，摄氏三十九度！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要吊盐水，她自己又是做医生的，就依着她给开了些药，又给了两天病假，又摇摇晃晃地回去了。不过，由于房炳章的关系，庞萍在农场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名人，这一转悠，许多人就都知道她生了病，连“牛棚”看守人员中也有人获悉了消息。
傍晚时分，农场政治部的那个女干事在食堂遇到了“牛棚”执政者金某，便说起了这事，问是否可以允许房炳章回一趟家。
金某寻思什么可以不可以的，昨晚房炳章就偷偷溜回去过了。他想了想，反问道：“你说呢？”
女干事是个爽直人，马上说道：“要我说，那就让老场长回去探望庞医生。他们这对夫妻，也真是够受的了，结婚三十年了，连孩子都没有，老来应当互相照顾的时候，又碰上……哎，我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也要去你那里监督劳动了。”
一语说得金某也笑了，点头道：“既然你说让他回去，那我就让他回去吧。”
于是，金某返回“牛棚”后就通知房炳章：“你老婆生病了，你回家去看看吧。不过明天一早要回这里的，否则遇上陈邦坚过来看看的话，我可没法给你担待。”
房炳章问：“她生什么病？”
“你回去就知道了。”
房炳章于是就大模大样地回家，走到家属大院门口正好碰见派出所所长。那位老兄已经接到“革委筹”的正式通知，把房炳章作为头号监督对象了，还没实施，恰见他回家，不禁一愣，但马上恢复了平静，主动跟房炳章打招呼：“老场长，你好啊！”
房炳章点头：“刘所长，你好！”
“老场长回家？”
“是啊，老婆生病了，请假看看。”
派出所所长看看四下无人，把房炳章扯到一旁，低声叮嘱道：“老场长，你要注意点，‘革委筹’已经有通知，把你列为头号监督对象，我给你打一个招呼。”
“谢谢。”
“主要是你的脾气要改改了，再碰到看不惯的事和人，可不能再冒火了，包括跟庞医生也是这样，千万不要惹矛盾，否则等于是把把柄往人家手里送。知道吗？”一个派出所所长在这当儿能对房炳章这样的人这样说话，应该说已经不错了。
房炳章又是点头：“明白。再见！”
派出所所长这会儿往外走，是因为他今晚轮到值班，得去派出所待一个晚上。和他一起值班的还有一个民警，姓章，才22岁，人都叫他“小章”。当时的值班是坐镇派出所，并不需要巡逻，有事上门就处理。如果一宿没事，可以看看报纸，下下棋，只是不能睡觉。
刘所长到了所里，翻了会儿报纸，正要招呼小章拿象棋杀几盘时，电话铃响了，拿起一听，暗吃一惊——竟是庞萍打来的！
“庞医生，什么事？”刘所长一面问一面在想，别是老场长一时想不开，做出了刀割静脉、绳勒脖子之类的动作？
“刘所长，这事得你来管了——房炳章他打人啊！”
刘所长又是一惊，寻思房炳章脾气虽然暴躁，却从没跟人动过手的，按说眼下成了头号“牛鬼蛇神”，点头哈腰都来不及，怎么竟然打人了？想着便问：“他打谁了？”
“还有谁，打我呢！”
“两口子打架？这事……”刘所长想这庞萍也真是的，你丈夫这一阵落井子里了，你挨几下打就咽下这口气算了，这一张扬出来，不是等于往井里投了块石头，不把房炳章砸死，也得弄个伤筋断骨。他很同情老场长，就想来个和稀泥，“喝，庞医生，两口子打架嘛，小意思，背过身去喘口气就好了，别……”
庞萍不客气地打断道：“刘所长，请你注意阶级立场——房炳章是什么人？他是农场第一号走资派！我是什么人？我是革命群众，我下午已经带病向造反队提出了参加造反派的申请！走资派打革命群众，你看这怎么处理？”
一家伙把派出所所长闹了个激灵，寻思看样子这两口子真的闹翻了，这庞萍竟然说出这种话来了。他想了想，问道：“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这种人，应当交给你派出所处理！”
“那好办，我这就叫小章把他带过来就是。”
就这样，房炳章被民警带进了派出所。进得门来，刘所长一看，老场长的衣服前襟上沾着星星点点的血迹，那是庞萍的鼻血；他自己的脸上也有几条浅痕，那肯定是庞萍所为了。刘所长见状，哭笑不得，板着脸做了个手势，示意对方随他进了办公室。
说实话，刘所长真的不想过问这件事，他是房炳章一手提拔上来的，对老场长有一种感恩戴德的感情，再说他也着不出房炳章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眼下这事，若一过问就得留下材料，那对房炳章肯定是不利的。但既然人已经带来了，总得问上几句的。于是，问了问事情经过，自是琐碎原因所至。
问毕，刘所长突然想起这事他一手恐怕捂不住，因为庞萍被丈夫打得鼻子淌红，恐怕怒气难消，万一明天张扬出去，那对房炳章是不利的，正好给造反派做文章，得设法抚慰，让她消消气。于是，便提出要房炳章给庞萍打电话道个歉。
房炳章摇头：“没门！”
刘所长不便明说细说，又劝了一遍，对方还是这句话。这样，刘所长反倒弄个没趣了，沉脸道：“你不是场长了，还那么神气干什么？你考虑考虑，这事总得有个结局的，怎么样的结局，在你自己的手里！”说着，转身出门而去。
所长一出门，房炳章独自一个待在屋里，脸上突然显出一道笑意。此话怎讲？原来，这一招是这对夫妻合演的一出“苦肉计”——房炳章得知庞萍和小李通了长途电话后的内容后，对当前的情势作了一番分析，认为以他眼下这种身份，要想出面向农场权力机构“革委筹”提出任观义命案的破绽，显然是不适宜的，人家不会跟他多费口舌，只问一句：“证据呢？”等到他房炳章再想收集证据时，只怕此事早已弄得沸沸扬扬，打草惊蛇，一辈子也查不清这件事了。他是红军出身的老保卫人员，这种事情见得多哩。所以，当他向“革委筹”提出这一疑点时，同时还须拿出证据。只有拿出了证据，人家才无话可说，对此事重新进行调查。否则，以他的头号“牛鬼蛇神”的身份，只怕开口后拿不出证据时，会被指责为“挑动什么什么”、“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黑手”，遭来杀身之祸也说不定！
任观义命案的证据是什么？房炳章反复考虑的结果，认为似乎只有那封被作为任观义当时定为“自杀”证据的信件了。现在已经可以认定，这是一封伪造的家信，伪造者无疑就是制造该命案的案犯之一了。因此，能够拿到那封假信，就是证据！这封假信，据房炳章所知，在派出所里。而像他这样一个“牛鬼蛇神”，现在进派出所的惟一途径就是被人扭送了。于是，房炳章就想到借助于妻子庞萍了。
现在，房炳章如愿以偿进了派出所，也按照预想的方案支开了派出所所长，可以下手拿那封假信了。房炳章坐在那里声色不露，一面谛听外间的动静，一面打量这间屋子的摆设。这是一个不过12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是派出所所长的办公室，“文化大革命”前，房炳章没少来过。记得有一次下大雪时还在这里喝过酒，对里面的摆设应该还是有印象的。他那双锐眼一下子就盯住了办公桌对面的那口绿色木柜，断定任观义命案的材料就放在那里面。可是，这口柜子是上了锁的，钥匙在哪里却是个问题。房炳章眨了眨眼睛，想起以前有一次来这里检查工作时，好像看见过派出所所长随手把一串钥匙放进了写字桌右侧的那个抽斗，估计柜子钥匙就在这串钥匙中。于是，他决定先去开右侧那个抽斗。
房炳章刚站起来，门“吱咯”一声，派出所所长进来了。对方用惊奇的目光望着他：“你站起来干什么？”
房炳章猝不及防，几乎语塞，幸亏反应快，随手指指墙边的报架子：“我想翻翻报纸。”
“你那里没有报纸看？”
房炳章苦笑道：“还报纸呢，《毛主席语录》都没有。”
派出所所长略一沉思，拉开了右侧的那个抽斗，取出一本《毛主席语录》：“这本《语录》送给你，希望你好好学习，认识自己的问题，早日回到人民这边来。”
“谢谢！谢谢！”房炳章连声道。派出所所长绝对没有想到对方感谢的乃是已经从他拉开抽斗的一瞬间已经看清了钥匙真的在抽斗里。
派出所所长说：“我要出去一趟，你好好反省和庞萍吵架的问题，我回来后再跟你谈。”
房炳章点点头，心说这真是“天助我也”了。
派出所所长的脚步声还没在门外消失，房炳章便像一头老而弥灵的豹子那样一跃而起，一个箭步冲到写字桌前，拉开抽斗，把钥匙抓在手里。接下来，该是开那口木柜了。可是，房炳章刚退回到他原先坐的那个位置时，门口就传来了脚步声——另一个值班的民警小章来了。
小章是个22岁的新民警，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年轻人血气方刚，先前去房炳章家带房炳章时，目睹庞萍那一脸鲜血的模样，心里便对房炳章气恼不已，暗忖都已成了“走资派”了，还那么蛮横霸道，以前如何对待妻子更是可想而知了，只是人家庞医生不敢张扬罢了。所以一路上他已经凶声恶气教育过房炳章了。现在派出所所长一走，派出所是他老大了，于是便想继续教育房炳章。小伙子一进门，见房炳章稳坐在那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一股火便不打一处来，指着房炳章喝道：
“谁让你坐的？”
房炳章见他那副样子，心里又好笑又好气，只想把他支开，便随口胡扯了两句。不料小章在派出所所长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叫他站在桌前，摆出了一副审讯犯人的架势。不过说话倒还算客气，讯问和庞萍吵架的经过，问得非常详细。
房炳章偷看手表，转眼就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寻思这样下去可不是玩儿的，等到大刘这家伙一回来，把戏便再也没法玩了，寻思得赶快设法解脱。想着，他从兜里掏出刚才那本《毛主席语录》，说：“你刚才说的那些，刘所长先前已经唠过了，他送给我一本《语录》，让我学习着反省呢。”
这番话语使小章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他没有公开发作，而是抓住了房炳章话语中的一个字做文章：“什么？‘唠’？我们所长亲自对你进行教育，你倒满不在乎地称为‘唠’？你……”
小章再唠唠叨叨些什么，房炳章已经没心思听下去了，他只想快点支开对方，好下手取假信。哪知，法子还没想出来，电话倒响了，对于房炳章来说，那简直不亚于头顶上砸下了一个落地雷：电话是派出所所长从外面打来的，要小章从他的抽斗里取了钥匙，打开隔壁屋子的一口大橱，拿一件大衣出来，等会儿他派人过来取。
由于刘所长的嗓门大，耳机里传出的声音被房炳章听了个一清二楚，这一惊非同小可！按这小章的性格，若是拉开抽斗没见钥匙，肯定要搜他的身，“人赃俱获”也还罢了，那证据的事就再也弄不成了。一时间，房炳章心如火灼，急得脸色都变了。那小章也真灵敏，一眼就看出房炳章神色迥异，马上问道：“喂，你怎么啦？”
“没……没什么。”房炳章寻思看来这事真的没谱了，干脆等着看是个什么结果。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有人吗？刘所长呢？”
房炳章听出来人是庞萍，当下一愣，暗忖她怎么来了，此举在他制定的计划中可是没有的。那小章听见叫声，走到办公室门口，对着正走进大门的庞萍问道：“庞医生，刘所长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就对我说吧。”
庞萍走近几步，一眼瞧见房炳章还坐在那里，凭着三十年夫妻情感所建立起来的那份特殊灵感，她马上从丈夫的脸上看出情况不妙，她原本就是担心房炳章在这边行事遇到障碍而赶来暗助一把的，当下便沉下脸，“哼”了一声道：“小章，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小章未曾觉察房炳章的手脚，没有戒心，当下也就走到外间了。房炳章待他一出门，马上到木柜前，拿出钥匙试着开锁。运气还算可以，在十几把钥匙中只试了两把就打开了柜门。一看，顿时乐了，寻思这大刘也真懒得可以，任观义命案的那些材料竟然还未整理归档，就零零散散地放在一个格子里，翻都不用翻，就看见那封信件了！当下他也不作任何考虑，伸手就拿，拿了就锁柜门，随即把钥匙放回了抽斗。
事情办妥了，房炳章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赶快离开派出所，这倒不难办，他本就是因为庞萍打了电话才被带进来的。解铃只需系铃人，庞萍现在正好在这里，只要她发话，就可以走了。于是他便在里屋大声咳嗽，庞萍正和小章说着和房炳章的“矛盾”，听见咳嗽声，知道丈夫已经把事办妥了，当下便走进办公室，问道：“你还耍蛮横吗？”
房炳章瞧着妻子那副极其认真的样子，忍了又忍才没笑出来，站起来，摇摇头。
“不行，摇头算什么？你得开口说！”
于是房炳章说：“不耍了。”
“不耍了？就要你这句话，那就跟我回家吧！”
话音方落，房炳章已经迈步出门了，夫妻俩转眼就消失在黑暗中。小章看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自言自语道：“说斗就斗，说好就好，夫妻是这样做的？”
房炳章离开派出所后，生怕那边生疑，没敢回家，当然也不回“牛棚”，先和庞萍互道珍重分了手，然后去了场部后边的新饲养场的草料场，在乱草中扒了一个洞，一头扎了进去，考虑接下去应当怎么办。
前面说过，当时贡嘛嘎农场的最高权力机构是“革委筹”，这类大事如果不通过“革委筹”出面去侦查的话，首先在形式上就显得不“合法”，尽管“革委筹”自身是否合法也还是个问题；其次，如果由其他力量去侦查，操作起来也有难度，这种事情来不得半点疏忽，一个打草惊蛇，也许就永远也别想去查了。因此，此事看来只好去找“革委筹”了。房炳章反复考虑后，决定直接去找陈邦坚本人。拿出证据来，不怕他打马虎眼。
可是，深更半夜上哪里去找陈邦坚呢？这家伙还未结婚，过着单身生活，以前是住在所在的四中队的，造反后就不知住那里去了，这样，就只好打听着实后再找陈邦坚。晚上自然没法打听，房炳章就决定在草堆里睡一觉再作计较。
陈邦坚这一阵在忙些什么呢？他去八中队蹲点了。前面曾经说过，陈邦坚刚来农场时就要求去八中队当小队长，结果被房炳章骂了个狗血喷头，心里因此对房炳章耿耿于怀。现在当上了造反派头头，“革委筹”第一把手，这类事情就可以“心想事成”了，于是便去八中队蹲点。说是要和八中队的干部同吃同工作，原先他还说过“三同”就是还有一个“同住”，被中队长陈翔洁顶了回去：八中队都是女干部，这“同住”怎么个同法？于是收了回去，“三同”成了“二同”。
陈邦坚的这次“蹲点”，其实一大半倒是和上一章中说及过的那个女犯人高增霞有关。高增霞被获准去九中队跟丈夫单曾一见面时，恰恰陈邦坚去九中队巡查，一进门便和高增霞打了个照面。那高增霞旧社会时是上海滩的白相人，拜青帮大亨杜月笙的一个得意门生为老头子，算是杜月笙的徒孙，靠着这块牌子，干了不知多少不公不法、伤天害理之事。她尤擅男女之道，已经记不清和多少男人上过床了。用她的话来说：“凡是我看中的男人，没有一个逃脱得了的。”后来被捕入狱，她难熬欲火，很想勾引男性，但是女犯中队全是女干部，难得有一两个男干部去的，也是参观或者领导巡察，根本不容她面对面地说上一言半语。
这次，高增霞领受了为暴狱阴谋出力的使命，自是要卖力卖命，她已经知道贡嘛嘎农场的大权已经落在原是小队长的陈邦坚手中，寻思若是把那雏儿引上钩，那倒是一桩一举双得的大好事。正和丈夫密议到这一点时，陈邦坚就进门了。那单曾一马上站起来，冲陈邦坚点头哈腰，极尽谄媚之道。高增霞也站了起来，却不说话，只是望着陈邦坚。女人到了38岁，按说已是半老徐娘，只有若干风韵了。可是，高增霞却不同，她原本生得就嫩相，又是江南人，皮肤白净，衬上一头浓密光亮的黑发和一双似乎会说话的大眼睛，一眼看上去年龄不过三十来岁，一下子把陈邦坚的注意力集中了过去。他不知不觉间把官架子放了下来，跟高增霞说了几句话，离开时临出门还回头看了看这个女犯人。
高增霞一下子读懂了陈邦坚眼中流露出来的那层出自心灵深处的意思，马上不失时机地追到门口，大声叫道：“报告首长！”
陈邦坚闻声驻步，回头道：“你有什么事？”
“报告首长，我有一个建议，既能宣传目前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又可以稳定犯人的改造情绪，不知可不可以向您报告？”
陈邦坚边听边转动着眼珠子，临末道：“你说说看，不要害怕，即使说错了也不要紧，不会给你扣上什么帽子的。”
高增霞要向“首长”报告的建议，就是出自九中队事务犯胡业勋的头脑的“组建文艺小分队”。高增霞具有艺术细胞，说话要言不烦，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说清楚了。
陈邦坚听罢点头道：“这个建议不错，我回头考虑一下。唔，高增霞，如果成立小分队的话，我看你倒是一块料啊！”
高增霞兴奋得脸上流光溢彩，一双眼睛闪出的神光愈加妩媚动人，她朗声道：“报告首长，我是业余演员出身，我来自上海，唱过越剧、京戏、评弹。”
“好！”
对于陈邦坚来说，高增霞这样一个半老徐娘竟然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滋生了一种暗恋之情。于是，他竟然作出了去八中队蹲点的决定。
八中队中队长陈翔洁是管教科长洪敬平的妻子，她始终对陈邦坚心存戒意，但她只以为陈邦坚这个未婚青年往八中队钻是为了接触女干部，花上哪一个做老婆，所以特地向那几个未婚女干部发出过警告：“当心，那小子是个花花公子，别让他沾上，否则要吃苦一辈子！”她压根儿没料想到陈邦坚竟会把脑筋动到女犯人头上去。结果，陈邦坚在到八中队蹲点的次日，就利用犯人收风后找高增霞谈话的机会，在会议室的角落里和对方行下苟且之事。
当晚，陈邦坚下达了一条命令：批准成立犯人文艺宣传小分队，任命高增霞担任小分队队长，由她在八中队副中队长丰韵的带领下负责物色成员之事。这就是说，高增霞可以跑遍整个贡嘛嘎农场了。
消息次日就反馈到了暴狱密谋总指挥胡业勋那里，他心中窃喜，密令加紧行动，在三天内组建起这支获得农场“革委筹”第一头目支持的文艺小分队。高增霞自是遵命照办，只用了两天半就完成了此事。
这里，要对八中队副中队长丰韵其人略微交代几句：她那年28岁，其父是老八路，原是北京的一位副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受迫害致死，死后还被扣上了一顶“叛徒”的帽子。这事自然对丰韵有影响，别人另眼看待她不说，连在四中队当中队指导员的丈夫也和她分居了。丰韵在这种情势下，要想保住自己，只有服从当权者的命令。这次，陈邦坚点名要她负责抓小分队，她自是要尽心尽力。她于文艺是外行，又觉察到高增霞深得陈邦坚的“器重”，举凡选人、出节目等纯是业务类的事情都由高增霞去搞，这样，高增霞等于成了文艺小分队的“业务队长”，而丰韵就只负责抓小分队的纪律。由于小分队有高增霞等四名女犯，丰韵的“抓”又是把“男女大防”放在首位。她不知道，高增霞等人就在她的眼皮底下干着暴狱阴谋的联络工作。
文艺小分队以九中队为大本营，该中队专门腾出一间与男犯监房相隔较远的贮藏室，一拦为二，里间做监房，给高增霞等四个女犯住，外间则睡着丰韵。高增霞和陈邦坚有了一手，便三日两头以“报审节目”或是“汇报情况”为名回一趟八中队。丰韵把小分队的事托给九中队干部，自己押着高增霞回八中队。这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放松放松的机会，所以她倒也不厌烦。
陈邦坚在九中队“蹲点”，每天晚上都要很晚才睡觉，一般都是拉几个相貌过得去而又伶俐的女犯人陪他打扑克，或者和值班的女干部闲嗑牙瞎聊天。次日则要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漱洗后用早餐。他年岁不大，却嗜酒，以前在四中队当小队长时就敢值班时喝酒。现在成了新权贵，更是有恃无恐，一日三餐，餐餐有酒。这天，陈邦坚起床后，早有事务犯把特地为他在火油炉上烧的几个菜送上。
陈邦坚看看外面，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的样子，便自言自语遭：“今天得多喝一点了，驱驱寒湿之气。”
陈邦坚开始喝的时候，突然想到今天是星期日，休息天，没有什么事，于是自斟自饮，边喝边听收音机播放的样板戏，不知不觉，已经把一瓶一斤装的高粱酒喝去了十分之八。
这时，天空已经降雨，豆粒大的雨滴中还夹杂着冰珠子，打得玻璃窗“刷刷”乱响。陈邦坚看看手表，已是午后，正想拿把雨伞出去转一转时，门被叩响了。
“哪个？”
“报告，是我——15422高增霞。”
15422是高增霞的番号，按劳改队的规矩，犯人进干部办公室和写任何书面文字时必须报出自己的番号。
陈邦坚闻声一喜，寻思正是瞌睡送上个枕头，酒后体内正涌起那份感觉时，这女犯送上门来了，于是朗声道：“进来吧。”
门推开了，和高增霞一起进来的还有丰韵，两人的衣服没被淋湿，但周身透着一股潮湿的气息。
陈邦坚朝丰韵点点头：“丰中队长，辛苦了。”
丰韵微微一笑：“没什么。陈……主任……”陈邦坚这个“革委筹”主任新任不久，别人称呼起来还比较陌生，“高增霞组织几个犯人赶写了一个批判刘少奇的活报剧，因为要赶着排，就急着过来请你过目审查。”
陈邦坚瞥了他的犯人姘头一眼，点头道：“对，这类事情得我亲自过目为妥。”
高增霞把誊抄得工工整整的剧本奉给陈邦坚。陈邦坚略翻一翻，说：“没几张纸，我这就看了。高增霞你别走，看完后我还要和你谈一谈的。唔，你们吃饭了没有？”
高增霞回答：“丰中队长还没吃，我们开饭早，已经吃过。”
陈邦坚正中下怀，于是对丰韵说：“你去吃饭吧，完了休息一会儿，你们傍晚再回八中队好了。”
丰韵答应着走出去了。她的脚步声还没在外面消失，陈邦坚已经一把将高增霞抱住，拥在怀里乱吻。片刻，高增霞也亢奋起来了，两条胳膊勾住了陈邦坚的脖颈。陈邦坚愈加来劲，正要把高增霞拥往里屋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声音就像落地雷那样震响着陈邦坚的耳鼓：
“陈邦坚呢？在这里吗？”
来人是房炳章，他通过洪敬平打听到陈邦坚在九中队蹲点并时常去八中队的消息后，马上冒着风雨步行前来八中队，要当面向陈邦坚谈任观义命案之事。虎死不倒架，陈邦坚对房炳章实际上还是心存惧意，虽然造反理论滚瓜烂熟，但和房炳章见面时似乎总觉得欠着点什么，心里很不踏实。此刻有高增霞在这里，他更是心虚若悬，脸上神色顿变，一时手足无措，竟不知如何应对才好。还是高增霞玩得转，一下子从陈邦坚的怀中起来，像是在自己家里那样熟练地进了里间，随手关上了门，还扣上了司必灵锁的保险。
这时，房炳章用力推开了门，一身泥水地闯了进来，一眼就看见了桌上的残酒冷菜，那气就不打一处来，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造反新贵：“陈邦坚，你好舒坦啊。”
陈邦坚回过神来了，打断道：“房炳章，你是受革命群众监督的对象，是关‘牛棚’的角色，怎么到这儿来了？这里是你来的地方吗？”
房炳章沉脸道：“我到八中队是来找你的！”
“找我？你有什么资格来找我？”
“陈邦坚，我不跟你斗嘴，我有要紧事——前不久九中队那个叫任观义的犯人的死亡……”
陈邦坚再一次打断对方的话：“任观义的事情早已有结论了，是自杀身亡！再说，这事也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你是什么人？你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是牛鬼蛇神！是……”
“住嘴！”房炳章勃然大怒，“你耍什么嘴皮子？告诉你，九中队的这起命案不简单，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重大阴谋，我已经作了一些调查……”房炳章说到这里，因一阵突如其来的咳嗽而被迫中断了陈述。
陈邦坚乘机转开了脑子：这老头不知吃了什么药，今天从“牛棚”逃了出来，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寻事了。他这一吼叫别的倒没什么，那高增霞还在里面，作兴就要坏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过这个走不是我走，而是要撵这老家伙走。
想着，陈邦坚换了一副脸，口气也变了：“老场长，原来你是来反映情况的。这太欢迎了，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愿意对我们的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我们都是欢迎的。你还没吃饭吧，我先让人安排你吃饭，另外衣服也得烘烘干啊！走，走，走，跟我去炊场。你着急的话，咱们边吃边谈也可以呀。”
陈邦坚说着，扯着房炳章的手就往外走。
十五年后，已经离休了的房炳章谈起这段情节时，犹自哭笑不得：“咱这种人向来光明正大，肚子里哪有那种算计人的盘盘肠子，结果一下子就给那小子弄了个狼狈不堪，还差点把性命给送掉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陈邦坚的说法并无可疑之处，确实顺理成章。房炳章也真的饿了，身上也湿得难受，于是就随陈邦坚往炊场去。炊场距八中队不过一箭之遥，到了那里，陈邦坚叫来一名值班小队长，让给房炳章整一份饭菜，又给拿来了一件值班干部穿的大衣，叫房炳章换下身上的湿衣服，交给犯人去烤干。像房炳章这样的一个人吃的饭菜，炊场整天有现成的，他刚刚换下湿衣服，犯人已经端上了饭菜，是一份回锅肉、一份炒白菜、一碗鸡蛋汤和几个馒头。陈邦坚一看，皱起了眉头：“你们就给老场长吃这玩意儿？再去炒两个菜，另外弄点酒来，给老场长驱驱寒气！”
房炳章说：“菜不用再炒了，酒嘛，有的话，弄一点也好。”
炊场是有烧菜用的料酒的，犯人很快就拿来一壶，还烫了烫。陈邦坚说：“老场长，我刚吃过，就不陪你了，你自个儿吃喝着，我去办公室打个电话。”
房炳章投看出什么地方不对头，点了点头，就吃喝起来。
陈邦坚离开后，就不见了影踪。等到房炳章喝过吃过，想找陈邦坚时，那个值班干部说陈邦坚有急事赶到九中队去了，
留下话叫房炳章吃完饭后去九中队找他。
这时衣服已经烤干，雨也停了，房炳章便穿上干衣服去了九中队。
房炳章到了九中队，远远只见副中队长薛苏已经站在监房门口了。他走上前去，对方冷冷地望着他。房炳章从那眼光里读出了疑窦，于是开口发问：“陈邦坚来过没有？”
薛苏大喝一声：“房炳章，奉农场‘革委筹’命令，从即日起你在九中队强制劳动，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
“什么？”房炳章一愣之后，恍然大悟，正待转身，早有两个小队长冲过来拦住了他，拉着他便往里面走。
第六章
房炳章被薛苏带往九中队后，让他待在监区大院子一侧的一间空房里。那里已经准备了一张木床、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从这里往外去，得经过监区大门，那里有干部昼夜值班，老场长溜不出去。想爬墙而遁也没门，四周的墙头上都有高压电网。
现在，房炳章和犯人的区别就是他的住室是不上锁的，另外，他的伙食比犯人稍好一些，不过也是炊场提供的。
房炳章的到来在九中队犯人中成为一桩新闻。老场长以前在全农场犯人的心目中占有最高的位置，具有强烈的威慑力，现在，这样的权威都成为和他们几乎没有差别的阶下囚了，他们真的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厉害了。一时间，犯人们议论纷纷，有点头脑的由此而开始与自己联想了。
事务犯胡业勋与其他犯人相比，又多出了一层思虑。作为暴狱阴谋的总指挥，随着阴谋逐步付诸实施，他的神经也渐渐绷紧了，对于外界所有的异样迹象，他都要注意观察，加以分析。眼前房炳章的这件事，他想来想去也没理由跟暴狱之事联系起来，于是得出结论：这是“人民政府”自己之间的斗争，跟我们的“大业”无关。倒还能够利用这一情况做做文章，蒙蔽干部。
但是，到了傍晚，胡业勋就发现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纠正胡业勋的思维的就是文艺小分队的队长、八中队女犯高增霞。
上一章说到过，在房炳章赶抵八中队之前，高增霞刚到陈邦坚的住处，陈邦坚支走副中队长丰韵后，刚要和高增霞行那苟且之事，房炳章就赶到了。高增霞情急之中，钻进了里间。这样，房炳章和陈邦坚的那番对话就一字不漏地进入了这个上海滩白相女人的耳朵。
最初，纵然高增霞见多识广，也给房炳章的那番话语给镇倒了，她斜倚在陈邦坚的床侧，双手下意识地按住胸口，想借此减缓那颗怦怦乱跳像是要蹦出来的心脏的速度，一边还紧张地听着外间的对话。陈邦坚很快就把房炳章拉走了，这给高增霞留下了一个强烈的悬念，倒更加使高增霞惴惴不安了。不过高增霞毕竟是个中年妇人了，社会经验又丰富，因此很快就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略一考虑，寻思先离开这间屋子再说，于是就悄悄出了门。
高增霞在中队监区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陈邦坚，暗忖会不会陈邦坚听了房炳章的话语，已经察觉暴狱阴谋了，现在是去场部商议对策的。这样想着，她就慌了，盘算还是赶快去九中队，向胡业勋急报此事。
就在高增霞走到中队办公室门口，准备报告丰中队长要求带她回九中队时，陈邦坚去而复返了。高增霞在看到陈邦坚的第一眼时，一颗悬在半空中的心就落了地，以她跟不知多少男人有过“实质性交往”的经验，从陈邦坚那双饱含那种喷薄欲出的渴望之情的眼睛中可以得出结论：陈邦坚并未察知暴狱阴谋。
高增霞松了一口气，随陈邦坚又回到了原先那个房间。两人一阵狂热后，这才开始例行公事，讨论那个活报剧的本子。
一会儿，高增霞那颗心又吊了起来，原来她突然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房炳章的那番话语中表露出他似乎已经察觉暴狱阴谋，即使他眼下还没有向陈邦坚通报，但是肯定要通报的；说不定他和陈邦坚已经约过谈话的时间了。这可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得赶快向胡业勋报告！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高增霞想走就可以走得了的，这里不是上海滩的舞厅，而是劳改队，作为一名犯人，尽管她跟陈邦坚有了那种事，但她还得绝对以陈邦坚的意志行事。这会儿，陈邦坚正在兴头上，手拿着那份活报剧的本子大说外行话，高增霞不敢造次提出立刻中断，只得耐着性子听他说完，这才起身告辞。
高增霞原以为可以返回九中队了，不料副中队长丰韵却不知去哪里了，她跑遍整个中队也没找见，只好回到自己原先的那个监房里等待。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原来丰韵去炊场跟人聊天了，又在那里吃了晚饭才回来。
这样，高增霞返回九中队时已是傍晚6点多钟了。她一进监区，迎面碰上王皮儿，便说：“麻烦你去叫一下事务犯，他执笔的那个本子已经批准排演了，不过上面指示还需要作一点修改。”说着，朝王皮儿眨了眨眼睛。
王皮儿知道高增霞有急事找胡业勋了，哪敢怠慢，当下便飞报事务犯。胡业勋已经把高增霞当做联络员、情报官，听说她一回来就要他过去，料想必定有事了，于是放下手头的事情，匆匆来到高增霞和另外两个女犯住的临时监房。
女犯在男犯中队活动，得一刻不停地受到干部的监视，谨防与男犯发生不轨之事。胡业勋过去时，另外两个女犯正在活动室排练节目，有九中队的干部盯着，这边高增霞就是丰韵看着了。丰韵就住在里间，这会儿在她的屋子里写信，但是高增霞也不敢跟胡业勋谈那事儿，对此她事先已有考虑，已经写了一张条子，当下便随剧本一起递给胡业勋。胡业勋见对方神情凝重得近乎紧张，料想事情重大，把条子藏于卷拢的袖口里，微微点了点头。
高增霞悄声道：“我们大概被人发现了，要小心些哩！”
一家伙把胡业勋吓了个脸色煞白，急啊上门牙咬住下嘴唇，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下巴颏冲里间努了努，示意小心干部。
高增霞虽是暴狱团伙的一名骨干分子，但由于该团伙基本上采取自胡业勋以下的单线联系方式，所阻她无法知晓该团伙的其他情况，只知道胡业勋是团伙头目。现在见胡业勋也显出紧张的神态，情知情况不妙，心中不禁害怕起来。她寻思此事只有胡业勋方能处置了，事情紧急，还是让他快点走吧。于是就三言两语谈了谈陈邦坚所说的修改意见，然后就让胡业勋离开了。
胡业勋回到事务室，吩咐王皮儿把守住房门，有人进来就发一个暗号。胡业勋把那张条子拿出来，只一看，就吓了个魂飞胆战，暗忖到底姜是老的辣，房炳章那老家伙是个已经被“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的角色了，关在场部的“牛棚”中，昼夜二十四小时受到监视，但竟然还能知晓九中队发生的事件，并且一下子猜了个八九不离十！现在怎么办？
胡业勋在这伙暴狱分子中，可谓称得上是一个“智多星”，他按照以前所受过的特工训练所形成的特殊思维，已经对暴狱方案中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付措施，都一一反复考虑，盘算周详，惟独没有想到竟会半道上杀出房炳章这个程咬金来。一时间，胡业勋心乱如麻，一点也想不出应当如何对付眼前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看看时间，已经快吹收风哨了。胡业勋略一沉思，决定找郝根相和李鑫一起商议对策。不过，得找一个借口，使他们有一个收风后还可以待在本监房外面的理由。这种理由，对于事务犯来说，拈手便是。他马上起草了一份只有寥寥数行的报告，称要赶着制作农场后勤处催索的犯人囚服发放卡，他一个人来不及，得弄两个同犯帮忙。
这份报告送到副中队长薛苏那里，对方二话不说，提笔就批了“同意加班”四个字。于是，胡业勋即刻让王皮儿去吹收风哨，同时通知郝根相、李鑫到事务室加班。
胡业勋跟在薛苏后面点完收风人账后，回到事务室时，郝根相、李鑫已经坐在事务室里和王皮儿一起吹牛了。胡业勋对王皮儿说：“你去院子里打扫卫生，薛中过来的话发个信号。”
“知道了。”王皮儿点点头，又加了一句，“他才不会来呢，我见他正跟八中队的丰韵聊天哩。”
安排好望风后，胡业勋把一堆卡片放在桌上，“咱们边干边说，你们照这份名单一一填上姓名、案由、刑期什么的。”
郝根相开腔了：“老胡，发生了什么事，弄得紧张兮兮的？”
“你们别紧张，先听我说一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好的情况……”他把高增霞的那个条子上的意思略略说了说。
那两位倒没有胡业勋那样震惊，李鑫甚至还笑了笑，似乎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那位“国军”独立营长轻拍了一下桌子：“到这份上了，别害怕，害怕也没用，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咱们干脆来一个提前发动！”
胡业勋摇头：“不行！条件还没成熟，如若发动那就是灯蛾扑火了。”
李鑫表示赞成：“对，我们如果行动，就必须成功，否则就没有必要自取灭亡了。”
郝根相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那你们说咋办？”
胡业勋此时头脑中似乎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解决思路，边思考边沉吟道：“现在，那老家伙还没有来得及和陈邦坚搭上话……若是在他还没来得及搭上话的时候……”
郝根相接话道：“宰了他！”说着倏地站了起来，一脸狰狞，杀气腾腾。
李鑫也回复到了军统特务的那套思路：“对，乘这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他就是了。临末把现场伪装一下，再让他们下一个‘自杀’的结论。”
郝根相坐了下来，频频点头：“就是，房炳章已经是农场的头号‘走资派’了，畏罪自杀算不上一桩特别使人意外的事。这事我去办，我今晚就解决了他！”
胡业勋冷冷一笑：“九中队这么一块弹丸之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竟然发生了两桩自杀身亡的事件，不使人感到过于意外了吗？再说，房炳章能从场部的‘牛棚’里逃出来，通行无阻地来到八中队找上了陈邦坚，难道后面没有其他人参与他那件事了？解决一个房炳章还可以，你还能解决其他那些可能也知情的人？”
一番言语把郝根相说了个愣怔，呆呆地望着事务犯，翕动着啃唇却说不出话来。
李鑫心有所动，缓缓点头：“老兄言之有理！”
郝根相瓮声瓮气道：“那你说咋办？你怎么说，咱怎么办。”
胡业勋说：“我还没想出应当怎么办，再想想吧。”
三人停了话头，心不在焉地抄着卡片。一时间，屋里一片寂静，可以清晰地听见王皮儿在外面扫地的声音。
良久，李鑫开腔道：“那老家伙到底摸到了咱们的什么把柄？”
一语提醒了胡业勋，重新拿出条子，又看了一遍，低头想了片刻，说：“要说把柄，咱们在这桩事情中惟一能让别人抓得住的无非就是那封假信了。如若还有其他什么的，抓住了咱也绝对不会承认，人民政府也捏不住咱。”
“就是！”郝根相、李鑫异口同声道。
“可就是不知道那封信是怎么落到那老家伙手里去的？”胡业勋似乎轻松了一些，微微颔首，“不过，知道毛病了，我们可以找找治病的法子。”
三个人密议了一番，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能够对付房炳章却又不会惊动其他人的办法。
胡业勋喜形于色，在桌上轻拍了一掌：“好！就这么办！”
……
次日，清早一开风，胡业勋就去见副中队长薛苏：“薛中，有件事要向您请示一下……”
“唔？”
“就是老场长的事……”
薛苏打断道：“什么‘老场长’，房炳章是走资派！今后对他就直呼姓名！”
“是！……就是房炳章的事，昨天的晚饭是我给他送过去的，今后他的三餐饭是不是也由我送？”
薛苏说：“我正要给你交代这个问题，关于房炳章的日常生活．凡是他自己能够料理的，一律由他自己料理；像打饭这样的事，可以给他代办一下。不过你也不一定每顿开饭时都有空，那就交给别的犯人去办吧。另外，上面说要给他安排劳役活儿，就让他和王皮儿一起打扫监区吧。”
“报告薛中，那是不是干脆就把打饭什么的杂事都交给王皮儿一起干了？”
“也好呀，你通知王皮儿搬到房炳章那里去住。另外，你给王皮儿说一声，还得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有什么情况得及时报告；即使跟干部接触，也一定要监视着，要报告——直接向我报告。”
“是！”
这样，王皮儿就住到了房炳章的那间屋子里了。房炳章见来了个犯人和他同住，颇感意外，沉着脸要发作，但想到他还有大事要办，也就咽了下去。朝王皮儿看了一会儿，认出这个犯人就是自己批准不予追究脱逃罪责的那位，便问道：“你不是在三中队的吗？怎么到九中队来了？”
王皮儿对房炳章显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报告场长，我早就调过来了，是管教科洪科长把我调过来的。说这里更有利于我的改造。”
房炳章点点头，稍停又问：“叫你搬这里来干吗？”
“报告场长，是事务犯通知我搬过来了，叫我照料您的生活。另外，让我教给您如何打扫卫生。”
房炳章摇摇头：“打扫还要人教？也好，你跟我住一起，正好有个伴。”房炳章想起正好借此机会向王皮儿了解任观义命案的疑点，心里顿觉欣慰不少。
老场长绝对料想不到，他这个念头。正中对方的下怀。原来，昨天胡业勋三人密议的结果是指派王皮儿去接触房炳章，伺机从房炳章那里把那封假信窃走，立刻销毁。现在，王皮儿就是来实施这一阴谋的。
当下，王皮儿跟房炳章说了几句话，薛苏来了。他用凶巴巴的眼神朝房炳章看着：“房炳章，‘革委筹’打来电话了，命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参加劳动，边劳动边检查自己的罪行。我们是讲政策的，考虑到你年岁不小了，身体也不大好，所以目前只需参加半天劳动就行了，你和这个犯人一起打扫监区。听明白了没有？”
房炳章的心思已经在如何向王皮儿了解任观义命案的事了，对薛苏的话根本没听进去，不过还是点了点头。薛苏走后，王皮儿说：“报告场长，您如果吃不消的话，就不要参加劳动了，您的那点活儿，我一带就带掉了——原本就是我一个人干的嘛。”
房炳章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干吧。”
王皮儿便领着房炳章去掏阴沟，这是胡业勋事先策划过的。王皮儿卖乖讨好，为的是取得房炳章的信任，不加提防。如若房炳章真的不去干活或者去干了别的活儿，事务犯就马上密报薛苏，薛苏肯定会出面干涉。之所以选择了掏阴沟，是因为那是重活儿，一干就冒汗，便于王皮儿下手。
九中队监区的阴沟，已经多年未掏。打开盖子，一股臭气迎面腾扑过来，几乎把人熏倒。王皮儿见状寻思道：最好挑这个老家伙上前去，让臭气把他熏昏过去，我就好借救护的机会动手了。想着，他对房炳章说：“房场长，您年纪大了，这活儿由我来干，您站上风头去。”
说着，不待房炳章回答，他就一大步上前去，手执工具就要动手。不料，“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打了个趔趄没站稳，一跤跌翻，差点滚进阴沟洞。王皮儿“哎哟”一声，挣扎着爬起来，刚站直就又倒了下去，双手捂着脚脖子不住口地呻吟。
房炳章哪知这里面的花头，见状便问：“怎么啦？”
“脚脖子扭了一下，痛……”
房炳章说：“那你一边坐着去，我来试试看。”
王皮儿正中下怀，心里窃喜，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房炳章抓起了工具，站到阴沟洞边，费力地操作起来。掏阴沟是桩累活，又带着点技巧，如若不掌握技巧，干起来就得付出加倍的力气。房炳章年近六旬，平时又从来不参加体力劳动的，身体也不大好，今天一干这活儿，额头上便马上沁出了汗珠。王皮儿坐在一边，看得心花怒放，正盘算着等会儿房炳章作兴昏过去后如何下手时，只听得远处传来一声吆喝：
“王皮儿！”
那声音又沙又哑，难听得就像在敲一面破锣，不过穿透力却很强，马上传到了王皮儿耳朵里。王皮儿来不及考虑，下意识地一跃而起：“有！”
“过来！”
“是！”王皮儿冲声音传来的监区院门口的警卫室飞奔而去。看得房炳章目瞪口呆。
片刻，王皮儿就去而复归了，速度没有去的时候快，但付出的体力却大得多。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黑壮大汉，抬手揪着王皮儿的耳朵，致使王皮儿不得不歪着脑袋，紧步跟随，嘴里不住口地告饶：“蔡队长，您老人家放手吧，我再也不敢了！”
被称为“蔡队长”的那位对此哀告充耳不闻，一口气把王皮儿扯到房炳章面前，这才橙了手，冲房炳章立正：“房场长！”
房炳章定睛一看，不认识对方，但还是点了点头。那干部自我介绍道：“房场长，我叫蔡大昆，是这里的看守员。场长，您在下面劳动，要留意这种调皮犯人呢，他刚才是故意装作跌伤，其实是想偷懒呢。我在警卫室看得清清楚楚，一叫唤，这不像兔子一样飞奔过来了！”说着，一把揪住王皮儿，“你说，是装腔吗？”
在所有的干部中，王皮儿对蔡大昆最害怕，此人是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兵，性格耿直，脾气暴烈，又没文化，遇上调皮捣蛋的犯人，不耐烦教育，出手就教训，因此是王皮儿之流的克星。当下，王皮儿哪敢油腔滑调，只有点头诺诺的份儿。
蔡大昆扬手就是一个“麻栗子”，砸得王皮儿直皱眉头。“还愣着干吗？快干！哼，你们队长是怎么教育你们的？若是老子当你们的中队长，像你这号人早就押禁闭室了！”
王皮儿点头如公鸡啄米，乖乖地抄起工具干了起来。
这一幕，被胡业勋在中队事务室里瞟了个一清二楚。他最担心的是王皮儿这小子不知好歹顶撞蔡大昆，弄个禁闭关关，那就坏事了。现在见情况还好，便放了心。但看见王皮儿一副埋头干活的样子，寻思这小子别吓坏了，不敢执行方案了，略一沉思，便决定亲自出马去催一催。胡业勋推了一辆簸斗车，那是监区里用的垃圾车，来到阴沟洞那里，装出一副恭敬的样子招呼过房炳章后，又看了看王皮儿，来了个假传圣旨：“政府队长命令，把掏出来的烂泥运到后面墙脚下去．堆在那里，以后要建花坛的。”说着，朝王皮儿眨了眨眼睛。
王皮儿心领神会，待胡业勋一走，便对房炳章说：“房场长，这事只好劳驾您老了。唔，刚才嘛，我倒也不是偷懒……”
房炳章不知是计，他又不怕劳动，打断道：“这活儿我能干的，你掏出来后装在车里，我拉过去倒掉，正好我俩也有个分工。”
这样，两人就各干各的了。这一干，干了个把小时，王皮儿把阴沟洞里的烂泥掏完时，房炳章也运得差不多了，两人都是一身汗。房炳章早已把外面的衣服脱了下来，那王皮儿精于此道，料想他不会把信件放在外面的口袋里的，连瞟都不瞟一眼。这时，房炳章身上还穿着一件皮褂子、一件对襟的毛衣和一件衬衫。王皮儿寻思：信件是纸的，不敢放在贴身的口袋里，怕给汗水沾湿了，那就一定放在那件毛衣的下侧口袋里了。不过，那有两个口袋，不知放在哪一侧？因为外面遮着一件皮褂子，看不出来。但这对于王皮儿这样的扒窃老手而言，并不构成大的问题。
想着，王皮儿对房炳章说：“房场长，今天的活儿完了，咱去洗把脸，喝点水，一会儿要开饭了。”
“好。”
房炳章回住室去拿了毛巾、脸盆，和王皮儿一起到监房院子里的盥洗处。那里有两排水池，上面装有水龙头，不过没有自来水，所用的水是从旁边的一口水井使用一个手压泵压上来的。王皮儿上去，刚动手压时，一直在暗中观察他们的胡业勋“心有灵犀一点通”，马上给予配合，走过来叫道：“王皮儿，你过来一下。”
王皮儿对“二队长”表现出那种犯人应有的敬畏，答应着快步走了过去。胡业勋为不使房炳章产生疑心，声音很响地说了几句伪造的“队长指示”。那边，房炳章见王皮儿离开了，就自己动手去按手压泵。胡业勋见刊机已到，适时住了口，转身进了不远处的厕所。那王皮儿一看房炳章在动手压水，假装大惊，叫嚷着：“房场长您怎么干这活儿呢？我来！我来！”飞快地奔过去。临近房炳章身前，脚下“突然”一滑，一个趔趄直朝前冲，正扑在房炳章的怀里，把房炳章也撞得歪了歪差点跌翻。
王皮儿急忙伸手扶住房炳章：“对不起！房场长，我该死！我该死！”
房炳章好不容易站稳了，定定神，说：“这里都是水，是很滑的，没什么。”
王皮儿做出一副像是要跪下来的样子，被房炳章阻住了。这时，胡业勋从厕所出来，经过两人身边，驻步望了望，没说什么，急急走了。王皮儿便去压水，叫房炳章先洗脸。
房炳章洗过脸后，感到身上有点凉，便把脱下的衣服披上，顺手摸了一下毛衣口袋，不禁大吃一惊——费尽心思和精力获取的证据已经不翼而飞了！
“啊？！”房炳章心里“咯噔”一声，头脑里下意识地映现出刚才那一幕，顿生疑窦，一抬脸，两道电闪般的目光直射王皮儿。王皮儿目睹房炳章那副情急状，正自好笑，不曾料想到对方会突然抬起脸来，一时间来不及收敛脸上的喜色，被房炳章逮个正着！
“你……”房炳章大喝一声，只觉得胸腔里有一股如火样的气流在往上冲，正待强压下去后扑过去抓住王皮儿抄身时，突然觉得四周的东西奇怪地转动起来了，随即面前的水池像是倒塌下来似的朝他劈脸压来，接着，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房炳章苏醒过来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他发现自己躺在农场医院里，病床旁边的输液架上，悬吊着两瓶药水，垂下的输液管正通过细细的针管把药液输入估的胳膊。房炳章转动了一下目光，旁边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护士便轻呼一声：“喂！他醒了！”
一个中年男医生随即出现在病床边，给房炳章测量血压、听心肺什么的忙了一阵。房炳章看看他，认出那是农场医院的内科主任贺家平，于是招呼道：“贺医生，我这是……”
贺家平做了个手势：“别开口！你这是中风，但还不特别严重，不过，情绪可不能再激动了，眼下也不要说话。”
“可以叫我妻子来吗？”
“你是受监控的，门外就有看守你的人。我可以给你转达，但是否可以进来，那要看他们的了。”
“谢谢！”
贺家平出去后，看守进来了，房炳章认出那是“牛棚”的一个看守，姓张，原先好像是二中队的一个小队长，不过二十来岁。“文化大革命”时，这种年龄的青年通常都是非常相信这场“革命”的正确性的，对“走资派”都是恨之入骨，所以此人喜欢对“牛鬼蛇神”动手动脚。现在在医院里，当然不能如愿了，但他还是用那种极端愤恨的目光瞅着房炳章。张看守的身后，跟着一个穿医院病员服的犯人，一脸平静地看着落难的老红军。
张看守开腔道：“房炳章，你听着，在你住院期间，一切都是和‘牛棚’里相同，不允许外出，也不能跟任何人接触，否则，小心你的狗头！”
房炳章懒得看他，厌烦地闭上了眼睛。
张看守还在说着：“有什么做不了的事，可以叫这个犯人给你做。如果有什么新的罪行需要立刻交代的，叫他来叫我，我就在外面。”
张看守离开后，房炳章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头脑里开始考虑眼前所面临的情况：证据已经被王皮儿窃走，肯定是销毁了。现在，他已经不可能再向陈邦坚或者“革委筹”的其他人提这件事了。否则，他们会诬称他“精神病”，说不定乘机进行进一步的迫害，那就有丢命之虞。性命一失，这桩疑案就查不下去了。另外，一旦被陈邦坚之流发现他这个头号“走资派”“偷”了派出所案卷中的材料，那就更加不得了了，立马整死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一定要把这件事继续调查下去。王皮儿窃走他的证据，那说明九中队那起命案的后面确实隐藏着重大阴谋，要查，就从这小子头上查起！
门外走廊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在嚷嚷着什么，听上去像是先前那个张看守的声音，不过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稍停，一个女人的声音盖住了张看守：“什么‘划清界限’？这是我的家事，你管的了？”
房炳章马上辨别出那是妻子庞萍的声音。嘿！贺家平倒还真是说话算数的，说通知她就通知她了。可恼的是那姓张的小子，拦住了她不让进来。外面的争吵声越来越激烈，双方都抢着说话，已经听不清在说些什么了。这时，房炳章听见病房的窗户似乎响了一下，他以为是风吹的，没有在意。但是，随着身旁一声极轻的脚步声，病床前已经出现了一条黑影。
“场长！”
“哦，是你！！”
从后窗爬进来的是管教科长洪敬平，他朝门外看看，眼睛里露出一道欣慰之光。房炳章瞥在眼里，马上意识到庞萍跟张看守争吵的用意了，她是借此绊住对方，使洪敬平有机会跟他会面、交谈。
洪敬平紧紧握着房炳章的手：“场长，你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头有点痛。医生说是中风，我估计是比较轻微的。”
洪敬平说：“比较轻微的？还会昏迷过去吗？”
“那是气的！王皮儿那小子……”房炳章把情况简述了一遍。
洪敬平叹了一口气：“唉——，我现在被‘革委筹’那帮子监在医院劳动，不得自由。……唔，是不是这样——我对陈翔洁关照一声，叫她密切注意情况。”
房炳章摇头：“不行，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要出事的话，一定是出在九中队。小陈是八中队中队长，她找不到理由经常去男犯中队转悠，因此，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调查。”
“对，这件事要快。”
这时，门外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张队长，你累了，快坐一会儿吧！”
房炳章一愣，随即醒悟：这是刚才和张看守一起进来的那个穿病员服的犯人。也幸亏他这么叫一声，否则，和洪敬平谈得太专注，没有发现门外的争吵已经停止了哩。
洪敬平知道张看守这就要推门进来察看了，于是急忙握了一下房炳章的手：“我找机会再来，你一定要保重！”话音未落，他已经退到窗前了，几乎在病房门被推开的同时，他越窗而出了。
张看守进来看了一看，对那个犯人说：“树德峰，今晚你就睡在这间病房里，躺地下，给我看着他点。注意，一不能让他死掉，有情况就叫医生，陈邦坚主任关照的，这是一条大鱼，有得发挥他的反面作用哩，死掉了就没戏唱了！”
“知道了。”
“第二，不能让他逃掉，老家伙长着一双兔子腿，逃起来特别利索，犯人也不一定比得上他，你得盯紧一点。如果出了差错，小心你的脑袋！”
那个叫树德峰的犯人仍是一副不紧不慢的腔调：“明白了。”
“我就睡在对面，有什么事情你来报告我。”
“是。”
张看守出去后，树德峰在房炳章床前摊了一个地铺，说：“房场长，我就睡在这儿，您要我干什么的，说一声就是了。”说着，也不管房炳章是否吭声，便一声不响地躺下了。
房炳章哪里睡得着，头脑里反复想着如何进行下一步更加艰难的举措，想来想去不得要领，倒把头脑折腾得疼痛不已。
不知过了几时，树德峰突然爬了起来，说：“房场长，您这样不睡觉可不行，您是中风病人，不睡觉会得加重病情的。我作为一名犯人，斗胆进一言：即使有天大的事，也得有好身体才做得下来！”说着，他出门去了。
房炳章闻言一愣，觉得这个犯人似乎是话里有话，还没辨出味来，树德峰已经叫来了值班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镇静剂。片刻，房炳章就入睡了。
次日上午，房炳章在床上吃过早饭后，试着起来走动，感觉到已经能够行动了，寻思倘若现在有可以实施的方案的话，那么再次溜出去大概也能胜任了。可惜的是，他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想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房炳章重新上床，倚坐在床头，两眼望着天花板，呆呆地沉思着。一会儿，张看守和医生一起进来了，一面打哈欠一面嘀嘀咕咕，说要是查下来没有大的问题的话，他就要把房炳章带回“牛棚”去了，因为他在这里晚上睡不好，再待下去作兴也要患高血压症了，贺家平给房炳章检查后，对张看守正色道：“这个病人危险期也还没过呢，你若是要把他带回去，不是不可以，不过你得签字，否则我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一番话语把张看守顶了回去，一声不响地缩到对面屋里睡觉去了。这时，病房里只有房炳章和树德峰两人，树德峰给房炳章倒了一杯开水，然后把房门掩上，走到床前，轻声道：“房场长，我可以对您说几句话吗？”
房炳章的全部心思都在“下一步”上，心不在焉地“唔”了一声，看都不朝对方看一眼。不料，树德蜂一句活就把他一个激灵从床上震坐起来——
“房场长，我知道您在考虑什么问题，是关于九中队那个犯人离奇死亡背后的……”
“什么？！你说什么？”
“轻一点。”树德峰一个箭步跃到门边，侧耳谛听了片刻，确认没有人偷听，这才返回。“我也已经发觉这件事背后的疑点了。”
房炳章大惊：对方是一个住在医院里的病犯，竟然口出此言！可是，他说的又是准确的。一时间，房炳章的头脑中马上闪现出一个念头：这个犯人是对方派到他身边来的，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房炳章一伸手握住了那个茶杯，摆出了一副拼命的样子。
树德峰看在眼里，马上后退一步，蹲在地下，“房场长，您不要误会，我不是跟他们一伙的！”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中队的？”
“我叫树德峰，是炊场中队的。房场长，请允许我先谈一下我自己的情况，好吗？”
房炳章望着他，没有吭声，但这显然是默认的表示。于是，树德峰对自己的情况作了一个介绍——
树德峰，江苏省无锡人，45岁，出生于资本家家庭。1941年参加新四军，曾奉派前往上海新四军地下情报站从事秘密工作，在那里一直待到扰日战争胜利。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建国后他被组织上派住浙江省从事公安工作。
树德峰工作能力很强，深受领导器重，到1955年他已经担任副处长了。但是，次年在处理一个涉及台湾特务的案件时，他被认为犯了错误，于是一撸到底，成为一般民警。对此，树德峰深为不满，背后难免发发牢骚，自有耳报神密报上去，一次次传到领导耳朵里，心里就记着他的一笔账。在那个年代，这种账好比是“六月债，还得快”，因为运动很频繁，每次运动需要弄一些人当替罪羊。没过两年，就开始了“整风”运动。偏偏树德峰不谙进退之略，大会小会发言，一心要相帮共产党整风。没几天，“整风”变成了“反右”，树德峰理所当然地成为右派分子。领导对他特别关照，足尺加三，请他吃了一张“逮票”。
树德峰享受公家的免费饭后，办案人员可能觉得以右派分子判其徒刑过于轻松了，于是又进行其他方面的调查。树德峰解放前从事过地下工作，很容易查出问题，虽然他没有被捕过，但办案人员说他在经济上有问题，在经手用于敌工工作的黄金时有一笔账目讲不清楚，于是就成了“历史贪污犯”，比照“三反五反”时量刑定罪的标准，再加上右派反党罪行，两罪并罚，一判就是无期徒刑。
树德峰被判刑后，先后移押过四处劳改队。他尽管对自己的判刑觉得不公正，但还是按照劳改队的规矩服刑，因此在移押贡嘛嘎农场前就已经被改判有期徒刑18年。到贡嘛嘎农场后，劳改队鉴于其一贯表现，派他担任了炊场中队的事务犯。
一星期前，树德峰由于高烧不退，被送到农场医院住院治疗，昨天才退烧，医生要他留院观察。正好房炳章被送进医院，陈邦坚下令要物色一个非医院的劳役犯担任房炳章的护理劳役。因为房炳章的妻子庞萍是医院的医生，也是医院劳役犯的“政府队长”，生怕受她指使会得从中做手脚。这样，就选中了已经基本痊愈了的树德峰。
树德峰说到这里，拿出了判决书，送到房炳章的手中。
房炳章看过后，没有吭声。他已经从自己在九中队的失利赔本中意识到目前的情势甚为复杂，怀疑树德峰的出现乃是对方的一个阴谋，是来摸他的底的。一旦摸准后，弄得不好可能要重演一幕任观义式的命案。
房炳章把判决书递回过去，两道犀利的目光像电光石火似的盯着树德峰。树德峰抬脸迎着老场长的目光，一双眼睛一眨都不眨，眼光中充满羞诚挚和真情。良久，房炳章收回了目光，略一沉思，问道：
“树德峰，你可以把你所知晓的情况对我说一说。”
树德峰点点头：“房场长，我知道你会对我产生怀疑的，但是，我的历史，我的案由，我的信仰，注定我不可能参与那种罪大恶极的活动的。我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向您汇报……”
劳改队的炊场，就是外面单位的大伙房，在那个食物紧缺的年代，乃是一块宝地。树德峰当着炊场的事务犯，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所以，他成为七、八、九三个中队（他所在的炊场供应这三个中队的伙食）犯人所竞相拉拢的角色。而九中队由于有机修劳役，与炊场打交道的机会相对而言就多一些，因此，树德峰跟九中队事务犯胡业勋的关系很熟。通过胡业勋的介绍，树德峰又认识了九中队的另外几个技术较好的犯人如郝根相、李鑫等。每当炊场的电器或者锅炉、鼓风机什么的出现毛病的时候，只要树德峰一叫，胡业勋必定报告干部派那几位过去修理，就像名医治病一样，真个是手到病除。这样，树德峰就必定要犒劳那几位一番，招呼烧菜的犯人搞几个好菜、点心让他们好好吃一顿。
久而久之，那几位就把树德峰当成了知心朋友哥们儿，有时来炊场时要做些私活，说些私话的，喝几口自己用酒精配制的酒什么的，就要树德峰给安排个隐秘的地方。大约半月之前，郝根相带着另外两个犯人来炊场检修锅炉，这种活儿通常一干就是一天，有时还要加夜班。这天需要加夜班，晚饭后，那三人钻到了锅炉房后面的小屋里，说干累了，需要打个盹。
树德峰是在日本宪兵队和汪伪76号特工眼皮下捉过迷藏玩过命的人，一双眼睛久经锻练，说不上火眼金睛，却也远超常人，那天把三人的神态举动瞟在眼里，总觉得有些鬼鬼祟祟，心里便生了疑，于是绕到小屋后面去偷听。这一听，虽然因为已经说到尾声了只掠得片言只语，也已然惊得头皮发麻。原来是郝根相在向那两个显然已被发展为同伙的犯人说任观义命案：“这事如若泄漏出去，或者要生泄漏之心的，任观义那家伙就是榜样！不但如此，没准儿待咱出去后，连家属一锅端了也有份！”
树德峰是何等样人，如此一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当下听他们转换了话题，于是就悄然退回了事务室。
这次，树德峰对房炳章在九中队突然中风感到突兀，因为是九中队，他就多生了一份心，寻思别跟他所听见的那件事有关。昨天，庞萍和张看守吵闹的时候，洪敬平乘隙爬窗进入病房一节，没能瞒过树德峰的眼睛，他在病房门外偷听，结果终于弄清了房炳章的患病原因。他反复考虑的结果，决定向房炳章将此事和盘托出。
当下，房炳章听树德峰如此这般一说，仍是不吭声，好一阵后，他才问道：“你发现了这么重大的线索，为什么不向政府报告？”
“我现在就是向政府报告呀！”
这句话语完全出乎房炳章的意料之外，可是转念想想倒也是，他房炳章确实是贡嘛嘎农场的政委兼场长，打倒他不过是造反派的事，但这显然不过是自我解嘲的想法而已，房炳章的思路马上又回到了眼前：“我是说，你为什么不向你们炊场的干部报告？”
“炊场的干部？”树德峰苦笑一下，欲语又止，眼睛里露出一种颇为复杂的神情。
房炳章读懂了对方的意思：他和自己一样，面对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人和事的变化，已经很难找到值得信任的人了。
这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树德峰马上站起来，敏捷地抓起一块显然早已看好了的抹布，擦起玻璃窗来，脸上重新出现了那种淡漠而平静的神色。
进来的是护士，送来了药片，顺手塞过一张条子。房炳章没有思想准备，稍微一愣之后，朝对方投以感激的一瞥。
条子是庞萍写的，告诉丈夫下午安排他去拍X光片子，她将在X光室和他见面。
护士走后，树德峰没再开口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干他的活。他的这种表现，倒使房炳章对其先前的话语增加了几分信任程度。但是，他无法对此作出完全可以相信的判断，毕竟眼前的形势太严峻、太复杂了。
下午两点，果然有医生通知房炳章去拍X光片子。树德峰去向张看守报告了，请示要用车子把房炳章推过去。张看守转动着眼珠子：“他不能走？”
“报告张队长，扶着在病房里走几步还可以，出了病房恐怕就走不了，中风病人摔一跤可不是闹著玩儿的。”
一家伙把张看守吓住了，挥手道：“那就用车吧。几时去？就现在？那就去吧。”
于是树德峰便把房炳章扶上手推车，推着前往位于门诊大楼的X光室。张看守反背着双手，大模大样地跟在后面。到了那里，树德峰把车子推进去，张看守就坐在门外的椅子上，一个护士给了他一份报纸，他便翻阅着消磨时间。片刻，树德峰出来了，站在走廊一侧等候着。
房炳章进入X光室后，眼睛还未适应里面那黯淡的光线，正眨巴时，两个人已经站在他面前了。定睛打量，认出是庞萍和洪敬平。
庞萍动情地搂住了丈夫：“老房，你感觉怎么样？”
“我还好……唔，外面有人守候着，咱们快说正事吧……”于是便把树德峰说的内容简述了一遍。
庞萍暗吃一惊：“这些家伙，真敢闹腾？！”
洪敬平说：“树德峰我知道，平时表现一向是不错的，去年夏天炊场已经把材料报到管教科了，准备报请减刑的，给运动一搞耽搁了。我估计这情况是真的。”
“我们怎么办？”
庞萍问：“洪科长能不能直接跟管教科联系？”
洪敬平摇摇头：“这个我早就考虑过了，问题是手中没有证据。如果把树德峰提供的线索摊出去，可以关人，可以对那几个犯人进行审查，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是得不到任何口供的，他们会把事情赖个精光。”
房炳章点头：“对，并且说不定反倒打草惊蛇，促使他们不顾一切地提前发动。”
“那我们怎么办？”
房炳章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想法：“这样吧，解铃还须系铃人，庞萍立即和九中队小李取得联系，估计他还不清楚目前农场的形势，因为我房炳章还在场长的位置上，就以我的名义请他或者是命令他立刻返回农场；动身前给陈翔洁发一份电报，告知抵达时间，庞萍你去迎接，把情况先跟他摊一摊。现在需要借助小李这个活证据，使‘革委筹’相信这确实是一起大案，立刻立案侦查。”
庞萍先是点头，后又提出质疑：“那封信件已经销毁了，还有什么证据可以撬开他们的嘴巴呢，”
洪敬平开口了：“这个倒不必担心了，事情走到那一步时，专案人员就有办法拿下口供。比如先拿下王皮儿那小子，告诉他那封信已经拍过照片了，还不把他吓个激灵，乖乖交代。现在的问题是要拿出使‘革委筹’下决心立案侦查的证据来。”
房炳章说：“对！”
庞萍点头：“好，那我就去办这事！”
可是，就在庞萍准备去县城和小李通电话时，传来了一个消息：小李死了！
啊！！
第七章
九中队干部小李的死亡纯属偶然——
一星期前，小李的堂兄结婚，他前往贺喜，兼带相帮操办喜事。堂兄家的后面有一条二十来米宽的河，河面算不上宽，水也流得很平稳，可是却很深，最浅处也有三米。那天，小李去河边洗菜，河对岸有四个小孩在玩一条小船。他们玩得非常开心，清澈的河面上飘荡着一串串清亮的笑声。忽然噗通一声，笑声变成了哭叫声，一个最小的孩子掉进了河里。船上最大的那个小孩（后来知道是落水孩子的姐姐）随即跳火水中相救。其实她也不会水，于是姐弟俩互相揪在一起，在河中时沉时浮。
小李一看不对头，二话不说，连衣服也顾不上脱，立马跳河营救。小李的水性充其量也不过属于“三脚猫”级别，又没有脱衣服，但竟然让他抓住了落水者，并且把姐弟俩推送到了小船旁，使两人得以攀住了船帮。可是，小李自己的力气已经用尽，就像一盏熬干了油的马灯，连往前迈一步之距的能力也丧失了。终于在离小船仅一米距离处没入了河底，再也没有浮起来。
这个消息，昨天晚上刚刚从海南岛传到贡嘛嘎农场。经办者当即派人急送正在八中队“蹲点”的陈邦坚那里，陈邦坚一看，说小李的牺牲是贡嘛嘎农场的光荣，应该在农场干部中掀起向李震岩同志学习的热潮，于是便安排在农场场部刷起了“向舍己救人光荣牺牲的李震岩同志学习”的大幅标语。
庞萍是看到标语后才知道小李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的，大惊之下，她竟不敢相信，特地去了政治处，向那位和她关系很好的女干事悄悄打听，证实消息不谬，于是长叹一声，打消了去县城的主意。
按理说，庞萍应该立刻把这个消息告知房炳章的。但是，房炳章住的单人病房相当于“牛棚”，是隔离了的，庞萍无法进去，一直到次日上午，才托一个信得过又胆大的护士，借送药的机会捎了张条子进去。
这个消息，对于房炳章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时间，他竟产生了六神无主的感觉，呆呆地倚靠在病床上，不知如何才好。好一阵，他才恢复了镇定，寻思不管怎么样，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的。现在，这件事只有通过炊场事务犯树德峰去做了，靠树德峰的特殊身份去收集暴狱阴谋者的证据，了解情况，然后再对症下药，一举解决。
房炳章当然也考虑到了其实并未完全解决的那个疑虑：如果树德峰是受对方指派而来摸底甚至施计行恶的，事到如今那也只好认了，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这件事就完全做不下去了。
可是，树德峰已经在今天上午出院返回炊场去了，如何和他取得联系，显然又是一个问题。房炳章思忖良久，最后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洪敬平去办。尽管洪敬平也已经靠边监督劳动，但是他还没有送进“牛棚”，而且洪敬平的妻子陈翔洁是八中队中队长，夫妻两人一起做那件事，大概还是可以成功的。
不过，这样重要的事情，靠条子是写不清的，也不安全，得叫洪敬平设法混进病房来，当面交代。于是，房炳章便写了一张条子，等那个护士进来收去药具时，悄悄塞了过去。
这张条子是写给庞萍的，由庞萍向洪敬平转达。洪敬平还在医院劳动，庞萍找个机会向他转达后，他不想再麻烦庞萍施计，便于深夜攀墙越窗而入，来到了房炳章的病榻前。当时房炳章因为已经可以自己起床动动了，树德峰出院后也没有另外派犯人服侍，那个姓张的看守是住在对面房间里的，所以两人得以放松的谈话，交换了对这件事的看法。
洪敬平同意房炳章起用树德峰的方案，他对于树德峰比较了解，说树德峰应该是靠得住的。至于如何通知他，那倒是个问题，靠陈翔洁是不行的，因为她虽然当着中队长，但劳改队历来的规矩是男女大防甚为注意，不但不允许男干部无端接触女犯人，也不允许女干部无端接触男犯人。陈翔洁平时从来不去炊场，现在突然去那里，而且跟树德峰接触，容易引起别人怀疑。
房炳章想想也是，皱眉道：“那怎么办？小洪，你再想想看。”
洪敬平埋头沉思了一会儿，说：“有了，我叫陈翔浩找小林解决这件事，让他设法找一个借口安排树德峰再来一趟医院，然后设法和他单独谈一谈。”
“小林是谁？”
“小林是农场的干部，是农场文化大革命前发展的最后一批党员之一，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们的私交也不错，我想他肯帮忙的。”
房炳章点头：“我记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印象。这小伙子行，那就这样吧。”
洪敬平是侦察兵出身，胆子一向大，当下一算今晚妻子正轮到值班，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离开医院后干脆直往管教科，爬窗而入，往八中队打了个电话，关照陈翔洁次日去找小林，要对方安排事务犯树德峰速往场部医院看病。陈翔洁对洪敬平和房炳章正在调查的事情不清楚，只是隐约感到丈夫最近有心事，但她向来非常信任洪敬平，所以也不问什么，点头同意了。
陈翔洁放下电话，寻思还不如马上往炊场打个电话试试，如果正好碰上小林值班，那就直接说一说就是了。否则如果真的是他值班，明天上午反倒找不到他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电话打过去，真的是小林值班！不过，陈翔洁一说意思，得到的回答却是令她瞠目结舌——
“陈中，对不起啊，那个犯人已经调到九中队去了呀。”
“什么？调走了？”
“是的，确切一点说，也不是调九中队，而是调到文艺小分队去了。因为小分队在九中队，所以人账统统划在九中队，这样，也就算是九中队的人了。”
在劳改队，通常很少进行中队之间的犯人调动，事务犯更是不大可能调到外中队去的，尤其是像树德峰这样很称职并且受干部器重的事务犯。陈翔洁作为中队长，是知道这种情况的。可是，现在树德峰却给调动了，因此她觉得有些奇怪。稍一停顿，她问道：
“他是几时调过去的？”
“就是今天，是‘革委筹’直接打电话过来调走的。我们炊场还感到可惜呢，这个犯人改造表现一向不错，能力也强，现在，我们一时找不到像他那样的犯人来当事务犯了。”
陈翔洁虽然不清楚洪敬平要她做这件事的原因，但她意识到这件事的后面肯定大有文章，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文章。于是，她便决定次日一早交班后立刻回家，向丈夫通报这件事。
次日一早，陈翔洁交了班，搭乘接送住在场部家属大院的干部的汽车返回场部。她的家也在场部家属大院，回家后，她悄悄叫邻居的儿子前往场部，暗地通知洪敬平回家一次。
一会儿，洪敬平就溜回来了。他听妻子把情况一复述，不禁暗吃一惊，寻思这件事看来是跟暴狱阴谋有关系的，得赶快通报房炳章，商议如何对付。
洪敬平连口水也没有喝，就匆匆离开了家门。
话分两头，需要说一说树德峰调往九中队的原因——
其时，以胡业勋为首的暴狱团伙，已经发展了56名成员，暴狱方案也几经修改后基本定下。但是，暴狱方案中有一个问题一时难“得到解决：计划劫持两辆汽车，考虑到到时候是真刀真枪动手，伤亡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准备三名驾驶员。胡业勋屈指算了算，能够熟练地驾驶汽车的却只有两个暴狱分子，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物色一个精通驾驶技术的犯人参加到暴狱团伙中来。
胡业勋把这个想法跟同伙郝根相说起，郝根相想起了树德峰，说以前他去炊场修理机器时跟树德峰聊天时，听对方说过他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会开汽车了，解放后在公安部门工作，配有一辆汽车，因此驾驶技术料想不错，
胡业勋和树德峰作为两个中队的事务犯，因为交往比较多，算是大墙里的好朋友，对树德峰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连判决书都看过。想想从树德峰的案由、刑期和家庭状况（树德峰的妻子已经跟他离婚，所有家人也早已经断绝了关系）来看，是有将其发展入伙的基础的。于是，胡业勋便在树德蜂出院的当天下午找了个借口被干部获准前往炊场。
树德峰对胡业勋的突然来访感到突然，一时吃不准对方的用意。他再聪明，也没想到过对方竟会把暴狱脑筋动到自己头上来。当时，树德峰正在事务室里算犯人本月的大账，算盘打得哗啦啦响，见胡业勋进门，便招呼先坐一坐，他马上做完账了。
片刻，树德峰做完了账，于是两人就聊起来。胡业勋先询问了树德峰的身体恢复情况，然后又打听农场医院和场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接着，胡业勋又说到了九中队干部小李之死，言语间虽然带着惋惜之意，但是眉宇间却隐藏着如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瞒不过树德峰那双老于世故的眼睛。最初，树德峰根本不曾想到胡业勋会是暴狱团伙成员，但现在这么一来，他心中对胡业勋的这次来访产生了警惕，寻思这家伙作兴会有新话题提出来的。
一会儿，胡业勋果然开口说到“外面的形势”，就是他从王皮儿那里套问着的那一些，另外再增加一些他自己添油加醋的内容。树德峰听着，心里已经有了准备：这家伙有可能是来当说客的，要我也参加他们的暴狱阴谋。果然，胡业勋接着又说到了他们这些人的前途，说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有光明前途”（按：毛泽东主席这段话的原话应为“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而正恰恰相反。
榭德峰听到这里，已经完全确认对方的来意了，他心中窃喜，寻思这真是“天助我也”了，如果对方把他发展为暴狱团伙的成员，他就随时可以掌握情况，便于向房炳章或者洪敬平密报。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树德峰故意附和着说了一些与对方意思相同的话语。
那胡业勋也是利令智昏，只从“案由、囚犯”这个方面去考虑了树德峰的情况，没有想到对方乃是一个受共产党多年教育并且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的特殊角色，和他以及“国军”独立营长郝根相、军统特务李鑫等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下听树德峰如此这般一说，竟然就摊牌了，说了自己的暴狱计划。
树德峰知道胡业勋的为人和活动能量，听他如此这般一说，已经判明对方不但是暴狱团伙成员，而且一定是主要策划者，于是添了一份担心，寻思他们一旦发作起来的话，成功与否不清楚，但是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后果，心里不禁捏了一把汗。但长期的经验使他表现得很沉得住气，只在脸上露出了一种略略吃惊的神情，问道：“老兄，你要我参与此事，出于什么用意呢？”
“我们要发挥你的作用，你是一个人才！”
树德峰笑道：“不错，我确实打过仗，会打枪，枪法曾经也有过一点水平。可是，现在不行了，我身体差了，跑不动，也打不过人家。”
“不！你有你的作用，其他不说，你的一手驾驶技术就是别人不能替代的。我们的行动如若想成功，一定得动用汽车啊，你说呢？”
树德峰终于明白暴狱分子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方案，这件事的发动就在早晚之间了。他假装考虑了一会儿，答应次日给胡业勋一个答复。
胡业勋微微一笑：“老兄，你若是借此机会想向人民政府邀功讨好，来个密报什么的话，我们这边可要采取极端措施的！任观义你是知道的，他的死亡就是想密报者的必然下场。”
树德峰也是微笑：“你说得对，我相信的。不过，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的人，似乎用不着担心这类问题了，你说呢？”
“有道理，所以我第一次跟你交谈就说到了这个问题。不过，老兄，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的：我在你们这里可是有耳报神的，你的任何举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我们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树德峰笑道：“我想也是这样的。”心里却在说，TMD，你们强大，怎么连个司机都找不到？
胡业勋走到门口看了看，缩回来，“还有一件事要向老兄略作透露的，我们已经控制了小陈。”
“小陈是谁？”
“就是陈邦坚，原来四中队的小队长，现在担任着贡嘛嘎农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主任。他的权力相当于原先的场长、政委。”
这下，树德峰真的大吃一惊了：“什么？他也参加行动？”
胡业勋莫测高深地笑了笑：“‘已经控制’了，你可以想一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吧，我走了，明天上午，我再过来一次，听你的回音。其实，你也知道，我们说过了，你也就是参加了。否则，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大好办，我们联络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只是，老兄，我出于对你的尊重，还是要跑一次。”
胡业勋说得那么有把握，连神情都是很自然的。这倒不是他装出来对树德峰虚声恫吓的，在暴狱团伙所发展的那些成员中，确实一说就中，没有一个打回票的。
当晚，树德峰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同意参加暴狱团伙。这对于树德峰而言，其危险程度决不亚于当年他在上海新四军地下情报站搞地下工作，因为暴狱阴谋一旦在他挺身而出举报前败露的话，他根本无法分辩自己的一片真心，他也不可能把房炳章牵出来为他作证。因为以房炳章的处境，一旦被牵出来不但救不了他，而且把房炳章也搭进去了，造反派极有可能把房炳章作为“暴狱团伙”的“后台”、“黑手”之类置于死地。但是，树德峰为了查清暴狱阴谋，决定冒一次险，至于成功与否，那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次日，胡业勋果然再次来到炊场。不过，可能是出于不引人注意的目的，他是随文艺小分队一起来的。后来知道，文艺小分队赴炊场的这次演出，是胡业勋授意高增霞特意安排的。胡业勋因为是“编剧”，也算是小分队成员，所以也跟着过来了。小分队有女犯，一到炊场便成为“众目之的”，于是干部便如临大敌般地盯住了男犯，这样，胡业勋便有机会再次和树德峰谈昨天未决的那桩大事。
胡业勋开头谈的不是昨天的话题，而是问树德峰：“那个姓高的小分队长怎么样？”
树德峰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怎么样’？”
“她是上海人，长相如何，风度怎样？”
树德峰回忆着高增霞的形象，点头道：“还可以吧——我是说作为一个中年女人而言。不过，她再怎么样跟我们可没有关系啊！”
“怎么没有关系呢？她已经把陈邦坚拴在她的裤带上了。”
树德峰大吃一惊：“是吗？”
“信不信由你啦。”
树德峰从这一刻起，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真的有了个深刻的看法，寻思像陈邦坚这样的败类竞可以利用搞“文化大革命”之机登上了权力宝座，而把房炳章那样的老红军打倒，这种“革命”看来是靠不住的。因此，他也就更加坚定了要把此事查清楚后密报房炳章或者洪敬平的决心。
树德峰于是转换了话题：“老兄，昨天你说的那件事，我已经反复考虑过了，决定和你们一起干。当然，我对成功与否并不是抱百分之百的信心的。但是，人生有时就是要碰运气的，我这次就碰一碰运气吧。”
胡业勋紧紧握住了树德峰的手：“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发起行动后，将去国外，今后不会再吃苦了。”
树德峰生怕胡业勋是在试探自己，于是赶紧说：“我在你的领导下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至于你们的计划、方案，那是核心机密，你不必告诉我，这样对于我而言也意味着安全些。”
胡业勋哈哈大笑：“老兄，你不愧是干过地下工作的，于这一套甚为内行。”
树德峰不露声色：“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好吧，你做一下准备，我要把你弄到九中队去。”
树德峰暗自一惊，望着对方：“这怎么说？”
“九中队是我们这次行动的大本营，你老兄是块好料，一旦参加了，那就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力量了。为便于联络，你应当到九中队去。”
“明白了。不过，我是事务犯，你也知道，劳改队事务犯通常是不会调动的，此举会不会引起政府的怀疑？”
“政府？他们怀疑个屁！我讲要调就可以调，你信不信？”
树德峰望着对方，笑而不语。
胡业勋拍板：“好，就这样定了！你做一下准备，今明两天就要调的。”
胡业勋返回九中队后，向高增霞悄悄交代了一下：立即同陈邦坚进言，以树德峰会唱评弹的借口把炊场事务犯树德峰调到小分队来。
高增霞当即遵言而行，这种事情，对于陈邦坚来说，想都不需要想的，马上一口答应，并且亲自给炊场打电话，把树德峰调到了九中队。
树德峰调往九中队后，归文艺小分队管，但由于人账在九中队，所以也被胡业勋拉着做一些事务犯方面的事情，使胡业勋得以腾出心思策划暴狱“大计”。
胡业勋在炊场其实并无“耳报神”，树德峰是暴狱团伙在炊场发展的惟一的对象，他所谓的“你的任何举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只不过是对树德峰的虚声恫吓。待到见树德峰并未检举，便对他放心了。树德峰调到九中队后，真的置于暴狱团伙的“控制之内”了，终日在胡业勋的眼皮底下，胡业勋看看他倒无不轨之想，于是彻底放心了。以树德峰的资历和水平，自是超过暴狱团伙的其他核心如郝根相、李鑫之流，胡业勋有些什么拿不准的事情，便和他商量。这样，短短三天内，树德峰就掌握了暴狱团伙的许多机密。
树德峰寻思这事不能再拖延了，得火速向房炳章或者洪敬平报告了。可是，怎样在不引起胡业勋的怀疑的前提下不显山不露水地报告呢？树德峰为此耗费了不少心思，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以察看场部的汽车情况为借口，打着看病的名义去场部一趟。
树德峰对胡业勋一说，胡业勋非常高兴，说他也正有此想，原想派郝根相去的，但是考虑到郝根相改造表现一般，到了场部恐怕要被押送的干部盯得很紧，无法察看，现在树德峰提出去定一趟，倒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当时的劳改队，犯人一般的小毛小病都是由事务犯发药的，事务犯认为治不了的，再报告中队部派干部押送农场医院治疗。于是，胡业勋便以事务犯的名义先向文艺小分队负责干部丰韵报告，说树德峰调来小分队前在农场医院住院治疗，现在应当再去复查一趟，免得到演出的时候突然不行了，少了一档节目。丰韵哪里察知这里面的阴谋，听听说得有理，便点了头，并按照胡业勋的意思去向九中队中队部打了个招呼。中队部自无二话，当下便指派小队长仇鹤押送树德峰去场部。
树德峰预先写了一张三指宽的条子，塞于鞋内。他们是搭乘拖拉机去的。一路上，仇鹤和树德峰聊了聊，得知他原是炊场事务犯，又已经减过刑，料想是个信得过的犯人，便放松了戒备之心，言语间也和气了不少。
到了场部，仇鹤把树德峰带进医院后，问道：“你看什么科？”
“内科。”
“那你自己过去吧，我去一下外科。你看完病后可以到外科来找我。记住，千万不能离开医院，否则给管教科的人逮住了，轻的关你禁闭，重的算你脱逃哩！”
树德峰正中下怀，连忙点头：“明白了，仇队长，你放心吧。”
仇鹤安排好后，匆匆去外科了。一会儿树德峰过去找他时才知道，这位年轻队长并不是去看病的，而是到那里去找他那尚未挑明关系的女朋友——一位女护士聊天的。
树德峰成了脱线鹞子后，一身轻松，也不去内科门诊了，绕了个圈子直接去了内科住院部。住院部门口是有医院劳役犯把守着的，但是这倒难不住树德峰——那个看门的犯人原先是炊场的犯人组长，后来干活时出了工伤，断了一个指头，不能再干炊场的活儿了，于是就留在医院看门。他看见树德峰，甚是热情，问长问短说了一会儿，也不问树德峰进去干什么，就让他进去了。
树德峰溜进了通往房炳章的病房的那个短短的走廊，一看，走廊里空无一人，心中窃喜；再一瞅，房炳章的那间病房的房门虚掩着，便一步步地踅过去，头脑里已经动好了万一碰上那位张看守的托词，就说是来找上次出院时忘记带走的一管牙膏的。
树德峰踅到门口，悄悄往房里一看，里面并没有张看守，房炳章侧身朝里躺在床上，半个脑袋以下都盖着被子。树德峰见状大喜，寻思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我进去把条子往他被窝里一塞不就解决了，等他醒过来时就看见了。主意打定，树德峰把条子从鞋里取出来，放在衣袋里，正要实施时，忽又想想不妥：房场长醒来或是尚未醒来时一翻身，把条子抖落地下，他本人又不知道，偏偏给张看守进来时发现了，那不惹大麻烦了？他考虑下来，觉得还是要当面交给房炳章本人为妥。
这样，树德峰就不得不唤醒房炳章了。他听听门外没有声音，就一步一步地往床前走去，走到床前，抬手拍了拍枕头。那人马上醒了，一个翻身，睁开眼睛，一看之下面前竟然站着一个犯人，不禁大吃一惊：“哎——”
与此同时，树德峰也是大吃一惊，其程度甚至过于对方——那人不是房炳章，而是一个他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的中年干部！
原来，房炳章已经于昨天被造反派宣布“病愈”，强迫出院，回到“牛棚”去了。这个病房，昨天就给农场后勤处姜处长住了。这姜处长是1966年9月才从部队转业到贡嘛嘎农场的，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没烧到他。最初，姜处长也是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缩在一边不敢吭声，后来见陈邦坚等干部造反了，寻思一样是干部，别人能造反，自己为何不能，于是就贴出了《房炳章十大罪状》的大字报。他是农场处级干部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造反的，当时被造反派誉为“后院的点火人”，给他记了一功。这次造反派成立“革委筹”，他是其中一员。只是他在部队是副团级，到了地方升了半级，扶了正。这次在“革委筹”里，按他的想法应当是“核心小组”成员，将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就能当上常委了，但造反派的观点却是给他一个委员也不错了，由于他在造反方面寸功未建，因此也不敢争辩，不过心里总是窝着一口气，于是就消极对抗，三天两头没病称病，住到医院里来图个清净。哪知昨天傍晚刚住进来，今天午后想睡一觉却碰上了树德峰。
当下，姜处长一骨碌翻身坐起来，指着树德峰怒喝道：“你想干什么？”
树德峰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把条子毁掉，决不能让证据落到对方手里。自从他从胡业勋口中得知“革委筹”第一把手陈邦坚和他们有瓜葛后，意识到农场的形势极为复杂，这么多干部他就信任房炳章和洪敬平。
姜处长又喝问了一遍，树德峰回答道：“我以为这里住着房场长……”
他的话语马上被打断了：“什么‘房场长’？贡嘛嘎农场早就没有这个人了，只有‘走资派’房炳章！你是一个犯人，鬼鬼祟祟找房炳章干什么？”
树德峰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报告政府队长，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房场长住在这间病房，干部叫我护理他，我出院时把一管牙膏忘这里了，今天我是来取的。”
这番话语算不上天衣无缝，一时却也找不刭岔子的。那姜处长转了转眼珠子，目光在病房四处乱转，片刻忽然又喝问：
“你是几时进来的？”
“我刚进来。”
“犯人说的话我怎么信得过？你过来，我要搜一搜，看你偷过我这里什么东西没有。”
一家伙把树德峰那颗刚刚平静下来的心脏又给闹得蹦了起来：乖乖，这能让他搜吗？我进来一趟都要如此大做文章，他一搜搜到了那张条子，还不弄一个翻江倒海？
一时间，树蒋峰无计可施，只得一步步地走过去。他还算机灵，走到对方面前了，把手飞快地从衣兜里伸出来，摘下了头上的帽子，那个条子就在姜处长的眼皮底下滑溜到了帽子里了。姜处长伸手搜查了树德峰的各个口袋，没搜到什么东西。
树德峰刚松了一口气时，对方又开口了：“把你的帽子给我，鞋子也脱下来！”
啊？！树德峰又是一个激灵，寻思此番看来真的要出麻烦了，现在，惟一的选择是赶紧拔腿开溜，宁可被他大叫大嚷地让人拦住，也不能白白搜到条子。从开溜到被拦下的过程中，完全有时间来得及把条子塞进嘴里，嚼碎后咽下。不过，拦下后的麻烦也是有的，他无法对此举作出一个圆满的说明，会吃一些苦头，不过应当比条子泄露的麻烦好得多。
树德峰打定主意，正准备行动时，没有料到那胖胖的姜处长动作竟是那么利索，见他呆着不动，突然伸出手来，一把抢过了帽子！不好，树德峰心里暗呼一声，正待也来一个出其不意把帽子夺回来时，门外传来了一个清亮的女声：
“姜处长，你的电话。”
姜处长一怔：“电话？谁打来的？”
“不清楚，我给你问一下。”对面屋里的那个女护士对着话筒问了问，又喊道，“姜处长，是陈邦坚主任的电话。”
姜处长一听是陈邦坚的电话，不敢怠慢，看了树德峰一眼，把帽子扔在地下，“给老子滚！以后再这样鬼鬼祟祟的，我叫管教科关你的禁闭！”
树德峰如释重负般地暗吁一口气，弯腰捡起帽子，疾步退出了病房。他走出走廊时，听见姜处长正扯直了喉咙大叫“喂喂”，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令他觉得好笑，但他也没往深处去想。
树德峰生怕再发生意外，马上钻进了一旁的厕所，把条子撕碎后扔进了便池。走出来时，树德峰的腰挺得直了些，现在，即使姜处长再来找他，他也不怕了。
树德峰刚走到院子里，迎面碰到了洪敬平。这位靠边的管教科长手拿一条旧手巾，另一手提着一个水桶，看样子是正在擦拭玻璃窗。树德峰心中一喜，却因旁边有人经过而不敢吭声，甚至连眼色也不便使。他按照犯人的规矩，退立一侧，给洪敬平让路。那洪敬平更是像从未见过树德峰一样，瞅都不瞅他一眼，径直而行，但就在与树德峰擦面而过的时候，突然如闪电般地递过一个眼色！
地下工作出身的树德峰读懂了这个眼色中所包含的意思：跟我过来！
树德峰假装没有懂那层意思，依旧往前走，却借玻璃窗的反光看着洪敬平走进了走廊另一侧的厕所，他于是从另一头绕过去，也进了厕所。
厕所里没有人，只有洪敬平站在水池前慢条斯理地搓洗抹布。树德峰轻声叫了声“洪科长”，蹲到了一个坑位上。洪敬平仍然看都没看他，嘴里问道：“条子销毁了？”
树德峰大吃一惊：“您……您怎么知道？”
“呵呵，要不是我冒充陈邦坚给他打一个接不到的电话，你这会儿还能蹲在这里？”原来，树德峰一进医院，就已经被正在劳动的洪敬平瞟见了，他料想对方多半是有事要说，却不便公开招呼他，便悄然尾随其后，哪知被医院的一个造反派拦住说了几句话，再过去时已经晚了，树德峰已被姜处长拦下在搜身了。他见树德峰那样一副不利索的样子，情知有碍，急中生智就钻到另一间屋子里冒充陈邦坚给姜处长打了一个电话。
树德峰恍然大悟：“洪科长，原来是您为我解了围……”
洪敬平打断道：“有什么情况要报告？”
树德峰于是三言两语把暴狱团伙的情况说了一下，特别说到了陈邦坚与之有瓜葛之事。当洪敬平听说此节时，眉峰明显地耸动了一下，却没说什么。
树德峰说完后，望着洪敬平：“洪科长，我估计他们很快就要行动了，请您迅速报告房场长。如果需要我做什么的，也请随时吩咐下来。”
洪敬平点了点头：“树德峰，你辛苦了！接下去，你还要密切注意这帮家伙的动静，有新的动向马上设法报告。不过，房场长已经重新关进牛棚了……”
洪敬平说到这里，突然刹住话头，拎起已经盛满了水的木桶，大步走了出去——原来是有人进来了！
至此，树德峰使命算是完成了。他便去内科看了病，配了一些药，然后便去外科找仇鹤。仇鹤跟那位护士谈得正热络，但看看时间不早了，生怕走晚了搭不上车，只好“忍痛割爱”，和小护士告别，带着树德峰上路回返。
树德峰回到九中队，已是开晚饭时分了。他是在文艺小分队吃饭的，便过去吃了他那份简单的份饭。还没吃完，王皮儿已经出现在门口往里探头探脑了，树德峰知道这个暴狱团伙的通讯员必定是奉胡业勋之命来召他的，便三口两口吃完了，去了事务室。
胡业勋一见面就问：“探得怎么样？”
“情况是这样的……”树德峰其实根本没去察看过场部的汽车情况，这会儿现编着蒙对方，“场部原有八辆汽车，现在已经坏了四辆，因为缺少零件而不能修理；剩下的四辆中，一辆小车原是场部领导使用的，现由医院掌握着，停在干部家属大院里，主要用于往各中队出急诊的，也去县城购买药品；另外三辆，两辆是卡车，由后勤处掌管，平时就停在场部后面的坝子上；还有一辆小吉普，已经成为场‘革委筹’的专用车，整日在外面乱开，停回场部的时间没准。”
胡业勋对树德峰十分信任，没意识到这是在胡编乱造，点头道：“好！只要能搞到三辆汽车，其中两辆是卡车，我们的交通工具就基本上解决了，不够的话，还可以弄拖拉机。当然，拖拉机的速度太慢。”
胡业勋甚为兴奋，说着说着还透露了一个消息：他们已经制造了一些燃烧瓶和毒液枪：所谓“燃烧瓶”，是用柴油灌在瓶子里，再塞满棉花、碎布；“毒液枪”则是以农药灌在大号注射器里，使用时喷射而出。
这些内容，已使树德峰听得暗自惊心，接下来胡业勋所说出的话语，便令他目瞪口呆了——
“现在，大体上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我们计划于最近行动！”
“哦——大概还有多少时间？”
“半个来月吧。”
树德峰一听还有半个月时间，寻思报告上去还来得及，心里渐渐定了下来。这时，值班队长进来找事务犯说话，他便走了。
但是，树德峰碰到的问题是他无法见到房炳章或者洪敬平。刚去场部医院看过病，总不能再去看一次病，即使中队部同意，也会引起胡业勋的怀疑。当晚，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到下半夜两点多，还没想出一个稳妥的法子来，熬不住倦意，终于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次日上午，树德峰正愁眉不展地坐在床沿口发呆时，突然接到通知：速速做好准备，早饭后去八中队向农场“革委筹”领导班子作汇报演出。
树德峰的头脑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八中队中队长陈翔洁是洪敬平的妻子，我何不通过陈中队长向她丈夫捎上一句隐语，让洪敬平明白事态的进展情况，如果他认为有必要，估计会设法跟我取得联系的。洪科长虽然已经靠边劳动，但是行动自由比我这个囚犯总大一些，再说他又有许多干部间的关系。
主意打定，树德峰便做准备，这回他不敢再写条子了，想了又想，把内容浓缩于一句话中：“只有半个月！”
上午8点半，犯人小分队一行23人离开九中队，前往八中队作汇报演出。这次演出的背景其实是造反新贵陈邦坚为了对自己在八中队玩弄女犯人的行为有一个搪塞的理由，于是想出了搞一次演出，把农场“革委筹”的成员都请往八中队看一看，作为自己“蹲点”的成绩，也带有粉饰太平的意思。自从房炳章抓了王皮儿的典型，贡嘛嘎农场的逃跑案件势头确实给压住了，之后只发生了两起脱逃案件，还未逃出农场地界就给抓住了。这其实应当是房炳章的功劳，尽管王皮儿是有问题的，但当时谁都不清楚，可是陈邦坚却利用时间差把这笔账记在他的名下。
当时，农场的文艺生活极其贫乏，无论干部还是囚犯，都渴望得到改善，所以小分队的演出对于八中队干部犯人而言，就成了一桩大事、喜事。整个中队只有一个人显得心不在焉，那就是中队长陈翔洁。她对于陈邦坚在她的地盘内如此活动有所耳闻，但无法阻止，也不敢发作，心里总压着一股火；另外，丈夫洪敬平的遭遇也使她忿忿不平，终日担心。因此，陈翔洁对于这种演出根本不放在心上，只是因为是上级布置下的一项工作而不得不执行。前一天，陈翔洁就已经对今天的执勤作了安排：全中队干部都可以看演出，监区大门由警卫队负责，中队无须操心；文艺小分队男女大防的监控措施，由她亲自执行，她待在演员休息室里盯着。
如此安排，正好给树德峰和陈翔洁的对话提供了方便。树德峰见陈翔洁待在休息室里，便乘等着上场的机会拿了把扫帚扫地，渐渐踅近陈翔洁。陈翔洁并不认识树德峰，但见这个犯人很勤快，便注意上了，见他扫到面前了，就随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队长，我叫树德峰。”
陈翔洁马上想起不久前的一天晚上丈夫给她打电话要她询问炊场犯人树德峰一节，寻思不知是不是面前这个犯人，“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原是炊场的，最近政府把我调到文艺小分队了，现在人账在九中队。”
陈翔洁点点头：“哦，我听说过你。”
树德峰不知道洪敬平深夜打电话一节，寻思还是赶快把话说完了事，便问道：“陈中队长，洪科长一向很关心我的，最近他好吗？”
陈翔洁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飞眼瞥了瞥室内另一角正在化妆的几个犯人，压低声音道：“他和房场长都被严管了！”
“啊！！”树德峰倒抽了一口冷气。
第八章
（缺失）
第九章
另外动着与犯人树德峰同一念头的这个人，就是贡嘛嘎农场管教科长洪敬平。
洪敬平作为房炳章的“死党”被关押于农场派出所拘留室已经半个月了。由于他是与房炳章连在一起的，所以有必要先介绍房炳章被关押后的情况——
陈邦坚和他的一班“战友”为对付房炳章，曾专门开会密议过数次，一致认为若不把房炳章彻底打倒，他们即使夺得了贡嘛嘎农场的大权，其位置也难以坐稳，因此，他们必须将房炳章首先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房炳章在农场医院治病时，陈邦坚等人已经策划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他的专案组。陈邦坚批了经费，派专案组两人专程赴北京公安部查阅了房炳章的档案，结果，房炳章当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了摆脱康生的亲睐而自剁手指一节就“暴露”了。专案人员如获至宝，原封不动抄录后，返回农场向陈邦坚汇报，也有邀功讨好的意思。于是，房炳章就被扣上了一顶“反对康生”的大帽子被投进了派出所看守室。
在最初的几天里，专案组对房炳章还算“讲政策”，只有恶骂，并未动手。但是，以房炳章的禀性，绝对不可能向这些人低头的，不但不低头，他还要据理力争，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对方则是错误的。房炳章对着那些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大谈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情况：多少人被关押，多少人自杀，多少人被康生密令“解决”了；他这个红军出身的保卫干部，怎么也不相信那些和他一起爬雪山、过草地来到延安的战友会是反革命。他断定是上级弄错了，为了保存这些革命骨干，他在无法向上级反映并阻止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了自剁手指的下策。但是，事后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那些原本要被用刑或者“解决”的同志，后来都被平反了。
房炳章不知道，他说得越多，造反派给他定的罪行也就越大。如此这般几天说下来，专案组给他定了个“反对毛主席”的罪名。于是，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了，专案人员终于忍不住对房炳章动手了。一动手，房炳章就再也不开口了，也拒绝书写任何材料。
与此同时，洪敬平也在接受专案组的“审查”。洪敬平年轻些，其历史上也没有像房炳章那样的经历，最辉煌的一段历史也不过是当过志愿军的侦察排长，逮过美国兵。造反派想来想去抓不住什么，于是就抓他主持贡嘛嘎农场管教工作时的“罪行”。
最初，专案人员对他还算客气．和他彻夜长谈，还给他吃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夜宵，甚至还喝过几口驱寒的烧酒。专案人员启发他：抓他完全是为了整倒房炳章的需要，只要他把在管教线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所有情况交代清楚，讲明完全是秉承房炳章的指示，他的问题就解决了，立刻可以放出去，也不去“牛棚”，不监督劳动，而是直接回管教科，当然科长当不成了，但可以做一个逍遥派，整天游手好闲，保证没动他一下，说他半句。
洪敬平和房炳章的性格不同，他知道跟造反派准无道理可讲，于是也就不讲，只是跟专案人员原地踏步转圈子。专案人员最后无可奈何地给了他一个“老狐狸”的称号，然后就像对房炳章一样，开始动手了。
洪敬平当过侦察排长，论动手，专案人员四五个一起上也不是他的对手。他被打急了，就还手。一还手，打手尝到了滋味。为了对付他，就从农场中学调来了一批红卫兵。结果，洪敬平被殴成伤，专案组不得不于夜深人静之夜送他去医院治疗。就在治疗过程中，洪敬平巧遇房炳章的妻子庞萍医生。他从庞萍口中得知，原是炊场事务犯、现已调往文艺小分队的一个名叫树德峰的犯人，曾经向他的妻子打听过他的情况，看上去像是有什么事情要汇报。洪敬平一听，马上猜出肯定是暴狱阴谋有了新的进展，树德峰是想报告的。（庞萍就是因为与洪敬平的接触和交谈一节被人密报给了专案组，专案组找她谈话遭到坚决否认，于是被送往八中队去监督劳动了。）
从这时起，洪敬平就开始考虑要设法逃出羁押点，赴京向中央报告贡嘛嘎农场暴狱阴谋。管教科长知道，这件事发展到现在，只有走这一步路了，而在全农场的三个知情人（房炳章、洪敬平和犯人树德峰）中，只有他具备赴京报告的条件。可是，要从农场派出所的拘留室逃出去，毫不夸张地说，其难度甚至比犯人越狱还要大。
贡嘛嘎农场派出所的职能，既是农场的保卫部门，因为劳改农场的性质关系，又承担公安机关的职责，有权拘留或者逮捕人犯，根据案情需要和领导的决定，移送当地司法机关或者请北京派员来进行审判。贡嘛嘎农场有劳改干部600余人，干部家属将近3000人，除了大量民事纠纷外，还有一些刑事案件发生（部分系外来人员经过农场时所作，部分系干部家属特别是农场中学的学生所作），因此派出所还是很有些事情做的。由于拘押的人犯需要关押，所以派出所专门设立了一个有八个监号的拘留室。这个拘留室呈狭长形，一端是总门，走进去是一条一米半宽的走廊，走廊的一侧是墙壁和百页窗，另一侧就是监号。监号三面是墙，一面是粗粗的木栅栏门，上面扣着大锁。洪敬平和房炳章，就被分别关押于这八间监号中的第四、五间。另外几间中，关押着几个流窜犯、农场中学的小偷学生和一个老师。
当初建造拘留室时，派出所刘所长曾专门把管教科长洪敬平请去参谋，请他介绍犯人禁闭室的建筑结构，后来这些拘留室就是根据洪敬平画的草图建造的。因此，洪敬平对拘留室的牢固程度非常了解，他从未动过掘壁洞、撬屋顶之类的脑筋。说句玩笑话，即使专案组允许他试一试，并且提供一样勉强凑合的工具，又不限时间，他也不敢保证能够鼓捣出一个可以钻得出像他这样个子能逃出的洞口来。况且，逃离了拘留室，并不等于逃出了派出所，外面还有数道关卡；关卡之外，又有贡嘛嘎农场数十公里的警戒范围。
所以，凭犯人越狱的经验试图逃出派出所拘留室是不明智的选择。洪敬平想逃出去，只有动用智慧，以智慧去蒙蔽对方，然后伺机滑脚，一溜了之。可是，洪敬平一时找不到蒙蔽专案组的办法。
正当洪敬平为此而心急如焚时，房炳章出面主动予以配合了。那是一天傍晚，洪敬平正在监号里呆坐着考虑脱逃之事，突然走廊那边的大门打开了，紧接着传来一声咳嗽。洪敬平听出那是老场长的，马上下意识地作出一个判断：今天情况有点反常，这声咳嗽有点异样，平时房炳章提审回来时从不这样怪声怪气地咳嗽的，难道老场长有什么事情要暗示我？
洪敬平想着，随即走到监号门口，站在木栅栏门后面，侧目朝大门口方向张望。这时，房炳章扯开了嗓子骂骂咧咧道：“TMD！老子革命三十多年，枪林弹雨中过来的，反而要挨几个兔崽子的打骂，这真TMD是变天了！”
马上有一个粗哑的声音喝问：“老家伙，你说的‘兔崽子’是谁？”
“还有谁？就是你们这些王八蛋！”
押解房炳章返回监号的两个人，一个是贡嘛嘎农场的干部家属，原在医院打杂，后来跟着陈邦坚一班人造反，因为体格强壮，又长着一张凶神恶煞般的脸，所以被选进专案组担任专职打手。此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清算时畏罪自杀了。另一个是农场中学的红卫兵，被“革委筹”派来专案组担任打手兼听差的。房炳章和洪敬平每次提审，都由这两人押解。两人曾经挨过洪敬平的拳脚，知道前侦察排长的厉害，所以气焰不敢过于嚣张。而房炳章在他们眼里，就像一头死老虎，架子虽然大，但却没有威力了，哪知他今天竟然开口骂人了！那个红卫兵首先作出反应，从后面冲房炳章击了一拳。房炳章是打过仗的人，其实也是“会家子”，只不过平时不张扬罢了，现在有心要惹事，自是显露一手，一闲闪过，反手一掌，正打在对方脸上，顿耐闹了个满脸溅朱。
另一个打手见状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低吼一声，扑向房炳章。房炳章似乎见他有些惧怕，疾步后退，但还是没躲得过对方的猛力一推，一个趔趄朝前冲出数步，以手撑住第四监号的木栅栏。就在这时，洪敬平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见老场长朝他用力眨了眨眼睛，随即把一个显然早已捏在手里的纸团扔进了监号。
洪敬平一个愣怔，还没作出反应时，房炳章已经一个急转身，冲扑过来的两个打手迎上去，迅速揪作一团。洪敬平乘机捡起了纸团，这时，房炳章已经被两人揪住，也不送回监号了，重新押往外面的提审室，显然是要“好好教训”一顿。洪敬平心如刀剜，手抓木栅栏，正要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时，突然想起捏在手掌心里的纸团，猛然醒悟：老场长宁可自己挨打而作此一搏，就是为了递送这张纸条，我如果一叫，对方盛怒之下极有可能把我也开出去，一起“教训”，这样，我连这张条子是什么内容也没看到，那岂不辜负了老场长的一片苦心。
想着想着，洪敬平咽下了几乎已经到了喉咙口的呼喊，以手抚胸，心中有言：“房场长，您受苦了！”
洪敬平迅速展开条子，定睛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对付阴谋要紧！！没有必要两人一齐困在这里，赶快主动揭发批判我，以最快速度争取解脱，然后当机立断行动！切切！！！
“阴谋”两字的下侧，划着两道粗粗的黑线，这显然是指“暴狱团伙”的那桩阴谋。看来，房炳章也已经想班了赴京举报一节。这事，只有洪敬平去做，为了使洪敬平能够迅速得以赴京，他毅然决定要洪敬平以“揭发批判”自己为代价去换取解脱。这个设想，洪敬平的头脑中从未有过，因为他感到难以按受。
首先，如果他“揭发”房炳章了，那就意味着把“文化大革命”前贡嘛嘎农场管教线所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责任都一古脑儿地推到了房炳章头上，那就会给老场长形成极大的压力，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而且，在接下来所进行的一次次严酷的批斗中，他有可能被摧残致死。
其次，以洪敬平的人品和道德标准，他绝不肯把本应自己承担的责任推卸给别人，尤其是推卸给房炳章这样一个他一向敬重有加的上级领导头上。如此，他今后将无脸见人。与其在别人鄙视的眼光中生存，不如自己了断算了。
洪敬平左想右想，觉得不能走房炳章给他指定的这条路。他认为，肯定还有另外的路子可以走的，而且可能还会走得顺畅些，只不过自己还没有想到罢了。
洪敬平最终作出决定：不能执行房炳章的这个指示。
却说房炳章，被重新拉出去后，免不了挨了一顿揍。不过造反派接受了把洪敬平殴打成伤不得不迭医院治疗的教训，没敢打得特别凶。但为了出一口恶气，竟然给房炳章扣上了一副手铐，把他在提审室铐了一夜。次日天明时分把房炳章押回监号时，专案组长特地命令不取下手铐，就扣在手腕上押了回来。
房炳章给折磨了一夜，虽然极度疲惫，但是因为心里惦着那件事，还是强打精神，嘴里依然骂骂咧咧，不过中气已经没有那么足了。
早饭后，专案组的副组长照例到拘留室来转一转，对房炳章、洪敬平进行例行讯问：昨天有什么新的想法？今天有什么新的打算？
房炳章的监房在里侧，是先问到的。他对这种讯问不屑一顾，冷笑道：“有什么想法？要么是觉得毛主席的指示改变了精神。”
对方顿时警惕起来，盯着房炳章问道：“什么意思？讲讲清楚！”
房炳章于是讲讲清楚：“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却进行了武斗，这不是最高指示改变了精神吗？”
那人不敢在这个问题上跟房炳章纠缠，嘀咕了一句就转到了洪敬平的监号前，“洪敬平，听说你自从上次我们送你去医院治疗后，态度老实多了，这非常好。本来，你就不是跟房炳章一路的，你历史上没有问题，还在抗美援朝中立过战功；只不过在后来的工作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也不全是你的责任，而是上了房炳章这个走资派的当……”
洪敬平打断道：“那么房炳章上了谁的当？”
“他当然也有一条拖在后面的黑线。这条黑线一直拖到北京哩，我们当前进行的斗争就是要挖这条黑线，当然，这不是我们一个贡嘛嘎农场的事……”
洪敬平再次打断：“我问房炳章上了谁的当？”
“他嘛，就不是上不上当的事情了，他原本就是反对康生同志的……”对方适时把话题转了个向，“洪敬平，你昨天有什么新的想法？”
话音刚落，隔壁监号传来房炳章的一声很响的咳嗽，显然是在提醒洪敬平赶快执行他的指示。但是，洪敬平还是照自己的想法说了：“没有什么想法。”
房炳章又爆出一阵咳嗽，像是突然被异物呛了下似的。
对方似乎心有不甘：“不可能吧？一整天待在号子里，哪有什么都不想的？”
洪敬平微笑了一下，没再吭声。副组长便离开了。
副组长的脚步声刚刚消失，房炳章就在监号里读起了毛主帝语录：“耍提倡顾全大局……”
洪敬平听在耳朵里，知道那是房炳章在再次催促自己赶快执行他的指示，他似乎感到自己有所触动，但最终还是没有推翻原先的决定。
一会儿，劳役犯进监号打扫走廊了。农场派出所没有专门的劳役犯，每天让农场医院的劳役犯过来相帮打扫。由于拘留室关押的都是接受审查的“未决犯”，讲究“狱不通风”，所以打扫的劳役犯必须要求老实而靠得住的。即使这样，每天进出派出所时，也还要由警察搜身。另外，还有几条严厉的规定，诸如“不准和关押对象说话”、“不准跟相识的关押对象打招呼”、“不准给关押对象捎带口信、书信和物品”等等。因此，劳役犯打扫时都是埋头干活，连看都不看号子里的人一眼的。而且，为防发生问题，派出所还和农场医院约定，每天都要调换所派的劳役犯，一周内不重复。
但是，房炳章就是有这样的本领，也不知他是如何和劳役犯取得沟通并且说服对方的，竞在那天让劳役犯利用打扫走廊的机会，就在专案人员的眼皮底下，给洪敬平传来一张条子！
条子是用血写的，只有短短十个字——
顾全大局，立即行动！切切！！！
洪敬平一看之下，内心深受震惊。老场长已经到了用自己的鲜血写条子的程度，足见这件事情之紧迫。洪敬平不得不重新审察自己先前的决定了，想来想去，终于决定接受房炳章的指示，尽管这要给老场长和他自己都带来很大的痛苦，但为了及时粉碎暴狱阴谋，他也就顾不得了。
洪敬平作了这个痛苦的抉择后，声气很响地咳嗽了一下，高声呼叫道：“喂，外面有人没有？”
走廊那头的门马上打开了：“谁在大叫？”
“我——洪敬平。”
值班人员走了进来：“你干吗叫？”
“我要见专案组长。”
“有什么事？”
“当然有事，快去转告！”
对方匆匆离去。片刻，他去而复归，把洪敬平开了出去。
专案组长老考在他的临时办公室等着洪敬平。此人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从部队转业到贡嘛嘎农场的，还没分派工作就开始搞“文革”了，他就在一边待着。一直到农场成立“革委筹”，需要一名干部负责抓保卫条线的工作。这是专政大权，几派组织都想抓在自己手里，争得不可开交，最好决定由一个什么派都不是的干部担任。当时像老考这样的转业干部有好几位，大家查了查，觉得老考最为合适，因为他不但出身靠得住，而且在部队就是干保卫工作的，于是委其担纲。最近成立专案组，他又兼任了组长。这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文化水平一般，言语举止都很粗鲁，审案子时还喜欢动手动脚。但眼下对洪敬平却是个例外，因为“革委筹”已经把说动洪敬平揭发房炳章的任务交给他了，他也拍过胸膛，正愁完不成任务，洪敬平倒自己要求谈谈了，看来这是好事。
老考很客气地招呼洪敬平坐下，还亲自动手给沏了一杯茶。两人聊了几句闲话，还是洪敬平主动把话题转到了老考所关心的那个方面。
“老考，我已经反复对眼下的形势作了考虑，决定揭发批判房炳章。”
“哦！”老考喜出望外，一时控制不住竟然站了起来，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也不坐下，干脆走到洪敬平的旁边，握住了洪敬平的手，“洪科长，洪敬平同志，上面说了，只要你肯真心揭发批判房炳章，你就还是好同志！”
洪敬平心如刀剜，却不得不强作笑颜，连连点头。
老考显然生怕夜长梦多，洪敬平来个变故什么的，随即说：“这样吧，你就在我这屋里写材料，累的话，里面有床，可以休息一会儿。吃饭也由我来安排，多安排几个菜，想喝点酒也可以的。”稍停，又想到一点，补充道，“还有香烟，我这就叫人给你去买来。”
这样，洪敬平就在专案组长的办公室里写起了揭发材料。为生怕引起对方的怀疑，他不敢草率行事，写得详尽而认真，硬给房炳章套上了一些“罪行”。这份材料，从当天中午一直写到次日上午，几乎用了一昼夜时间，终于完成了。
老考拿到材料后，略略翻了翻，喜滋滋道：“好！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颗颗重磅炮弹，有了这些材料，房炳章何愁不倒！”
洪敬平似乎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眼睛也湿润了，但他强迫自己保持镇定，呆呆地点头。
老考说：“洪科长，这样吧，你现在先回家去。洗个澡，睡一觉，好好休息几天再说。生活没问题吧？你的家我们没抄过，东西都在，应当没问题的。”
于是，洪敬平终于得以离开了派出所。
当晚，洪敬平逃离了贡嘛嘎农场。
话分两头，我们要说一说原炊场事务犯树德峰的情况了。在洪敬平逃离贡嘛嘎农场的时候，树德峰已经在西宁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了。
树德峰住进农场医院后，得知外科医生庞萍因为其丈夫房炳章的关系，被勒令离开医生岗位，前往八中队接受监督劳动了，这个消息扑灭了他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之火，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等待的了，只有越狱脱逃，前往北京去向中央报告此事。于是，树德峰开始着手准备越狱事宜。
树德峰跟医院的劳役犯和管教员都比较熟悉，因为一是他本人曾经住过医院，并且被选中作为服侍房炳章的临时劳役犯；二是他在当炊场事务犯时，经常和政府队长带着犯人来医院看病，一来二去，交道打得多了，就熟悉了。现在，这种熟悉给他实施越狱行动带来了若干便利。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已经实地察看了医院白天的警戒情况，又从夜间值班的劳役犯口中探听到了晚上的警戒措施。经过反复考虑，树德峰决定把越狱时间选在警戒最松的傍晚，那个白天班跟晚上班交界的时候。
当然，树德峰不可能就穿着背上印着一个大大的“囚”字的衣服离开贡嘛嘎农场。（那时，劳改队还没有发囚服，囚犯在“文化大革命”前时是穿自己的便服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劳改队规定必须在所有便服的背部印一个“囚”字，作为犯人身份的特殊标记。）他还得准备一套另外的便服，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桩十分犯难的事情，因为犯人所有的衣服全部都已印上字了，只有干部和干部家属才有便服。要想获得，开口讨肯定是笨拙之举，那无异于向人家发表声明：“我准备越狱了！”提醒人家赶快先把他逮住。所以，只好不告而取，也就是偷窃了。对于树德峰来说，他这完全是迫不得已的决定。
不告而取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树德峰不比王皮儿之流，靠盗窃吃饭的，他虽然专门做过情报工作，但并没有向任何东西伸过手，现在只好学着进行了。他先窥测了衣服的来源，发现可以从几个地方获得，一是干部家属大院，一是住院的干部或者家属那里，还有一条途径就是从医院的医生或者员工那里下手。干部家属大院晾着的衣服最多，但那里因为曾经发生过几起同样的案件，所以人家的警惕性甚高，难以实施。另外两条途径，树德峰权衡下来，认为还是选择后一个地方为好，因为从未有犯人把主意打到那上面去，防范心要弱得多。
主意打定，树德峰决定次日立刻实施。
次日白天，树德峰一直在睡觉，养精蓄锐。到了傍晚时分，树德峰溜到医院门诊部，一看，正是下班时候，医生们一个个脱下白大褂，踩着自行车往外去。他溜进了外科医生办公室里间，随手关上了门。一看，那个小小的空间原来是一间贮藏室，因为管理混乱，公私物品兼放。他很快就选中了一套合身的便服，那是一件深藏青色的呢子中山装和一条黑色灯芯绒马裤，他迅速换下了身上的因服，为防暴露，藏于一个衣柜里。正要离开时，瞥见旁边还挂着一套医生穿的白大褂，看看长短差不多，就穿在身上，又往头上扣了一顶无檐帽。这副打扮，活脱就是一个医生了。
就在这时，外间传来了脚步声。树德峰倏地一惊，寻思不好，肯定是值夜班的医生吃过晚饭返回来了。他把耳朵贴到门板上一听，果然是医生回来了，而且有一男一女两个（可能一个是护士）。两人坐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开了。聊了几句，那个女的不知向男的说了句什么，男的说“好，我拿给你”，然后就往贮藏室这边走来。树德峰暗说“不妙”，下意识地以肩膀顶住了门。
外面那人走到门口，以手推门，未能推开，不无惊奇地“咦”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平时这门一向是开着的，今天怎么关上了。”
“有钥匙呜？”
“有是有，可是在桂医生那里呢，要不，我打电话到家属院让他送过来。”
“也好。”
那男医生就去办公室另一侧打电话了。屋里，树德峰寻思此时不走，还待何时？但门口是走不出去的了，只好另觅通道。转脸一看，对面有窗户，于是过去撩开窗帘，轻轻打开窗子，爬了出去。
外面暮色苍茫，一片模糊。树德峰绕到门诊部侧边，记得有个后门，就决定从后门出去，然后摸到马号那边去盗一匹马。要想尽快离开贡嘛嘎农场的范围，只有骑马才行。
巧得很，树德峰刚转了个弯，就看见迎面驶来一辆摩托车。那是管教科当时惟一的一辆，全科只有两个干部会开，其中一个今晚轮到值班，不知什么事（其实此人是代替那个桂医生来送钥匙的）到医院来一趟，就把摩托车开过来。摩托车和树德峰迎面而过，对方只道是医生，根本没有在意。他没有在意，树德峰倒是在意了，树德峰在意的是他那辆摩托车：如果能把这摩托车搞到手，那不但可以安全脱身，还能比预定时间提前赶往北京。于是，树德峰就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盗了摩托车越狱。
树德峰闪到一边，目送摩托车驶至拐角处，停下，那干部拔下钥匙后，走进了门诊部。
树德峰没有一丝迟疑，疾步赶去，二话不说；推了摩托车就走。一口气推出二十余米外，拧开电点火装置，一下就点上了火，发动了引擎，跨上去开了就走。
后门也是有门岗的，由警卫大队的两个干部值班。他们刚才看见管教科那个干部开着摩托车进门的，现在见是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开着车出门，只道是好玩开着兜风的，根本没有留心在意，甚至也没认真看上一眼，就很自然地放行了。
就这样，树德峰顺利地逃离了贡嘛嘎农场。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贡嘛嘎农场对于树德峰的脱逃反应迟缓得令人吃惊——
首先发现的倒不是逃了犯人，而是那个干部在把钥匙送到又和那二位神采飞扬地聊了个把小时后，告辞而去时发现摩托车不见了。他倒也没有特别吃惊，在农场这个小世界里，会驾驶摩托车的人屈指可数，而摩托车就这么一辆，“人车配合”的几率屈指一算就行。以前也有过几次被人把车开走的事情，所以他一点也不着急。首先往家属大院打电话，请门卫跟管教科另一个会开摩托车的干部联系，问是否把车开走了。片刻，回音来了，自然是否定。
这个干部还不着急，又是打电话，又是骑自行车的，四处打听是否有人骑走了车。
这个过程有一段时间，还没打听出个结果来时，医院犯人住院部发现树德峰不见了。值班的管教干部于是叫上几个靠得住的劳役犯在医院住院部范围内四处寻找，没有找到。又以为是树德峰自己回中队去了，这种事情每年都有发生的。于是打电话去向炊场核实（最初还以为树德峰仍是炊场的犯人），炊场那边接到电话，因为树德峰平时一直是改造表现很好的犯人，根本没和“越狱”两字连起来，只以为他真的去炊场了，就让寻找。一个小时后才回电说没有找到。
医院方面又往九中队打电话，让查找树德峰。中队部因为树德峰不是在本中队失踪的，显得非常从容，值班干部甚至没有出门，只叫来事务犯胡业勋，如此这般一说，要他去找一找，看是否从区院溜回来了。
胡业勋一听，马上意识到树德峰越狱了。因为树德峰离开中队去医院前有过一番开水冲手的“壮举”，已经完全取得了胡业勋的信任。因此，胡业勋认为树德峰的越狱肯定是出于迫不得已的考虑，而没有从其他角度去想一想。这样，胡业勋自然要配合树德峰的行动，他就把寻找的时间拖得很长。结果，直到近两小时后才向中队部回复说“没找到”。
奇怪的是，医院方面接到报告后，已经意识到树德峰多半是越狱了，而接到报告的副院长从家里赶来后，也已经听说管教科一个干部找不到摩托车了，但他竟然没有把摩托车跟树德峰的失踪连起来想一想。不但他，就是其他人也没有这样想一想。这样，留给树德峰脱身的时间就更长了。
真正意识到树德峰的盗了那辆摩托车越狱的，是在下半夜两点农场追捕小组正式接手此事后，才得出了这一结论。追捕组长马上叹道：“难抓了！试想，平时步行脱逃的犯人我们尚且不一定个个迅速抓到，现在他是骑摩托车逃的，那就追不上他了。”
不过，追捕组还是立刻进行了布控。事后证明，这种布控就像追捕组长所说的，都是没有价值的。
树德峰逃离贡嘛嘎农场范围后，方才脱下已被尘土染成灰黄色的白大褂。这时，他才发现白大褂的衣兜里竟有一些钱，拿出来数了数，一共有5元9角4分。这个发现提醒了他，于是又查看身上的那套衣服，呢子制服的口袋里竟然有一个钱包，里面除了有18元钱，还有粮票8斤半以及贡嘛嘎农场干部食堂的饭菜票若干。树德峰寻思这真的是盗窃了，倘若就给拿下送回农场，加刑时肯定要算上这一笔账的。但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他只有把这些带着，如若路上必须使用的，那就使，能不使用的则不使用，以后返回农场时还给失主。
口袋里有了钱，树德峰心里就坦然多了。为了逃避追捕，他先把摩托车开往新疆境内，在那里的一个加油站加满了油。然后，绕道青海境内，一直把那辆苏联制造的“塔那基”摩托车开到了省会西宁市。
树德峰吃过公安饭，也主持过追捕工作，知道把“塔那基”开到这里已经算是有斗大之胆了。再往前的话就不是开摩托车，而是开自己的玩笑了。于是，他把摩托车停在西宁市郊外的一座公路桥下。屈指一算，他在路上行了两天三夜，曾在老百姓家睡过半宿，给了对方3元钱。另外，吃了几顿饭，还买了一包香烟，一共花去了2元多钱。现在，树德峰的衣兜里还剩18元钱，他准备买一张短程火车票混上西宁开往北京的火车，混到离北京近些的车站下车，然后再买进京的车票，正儿八经地进京。
这时，已是中午时分，树德峰已经十多个小时滴水未进了，又饥又渴，便走进附近的一家饮食店吃了一大碗牛肉拉面，又向店里要了一碗大叶茶喝了。走出店门，正好看见一辆汽车的司机从对面店面走出来上车，便上前去打听是否进城的，他想搭车。对方看了看他，说：“你是当官的？”不待他回答，就请他进驾驶室。
开车后，司机问树德峰去哪里，听说是去火车站，他说顺道，可以直送过去。树德峰欢喜不尽，谢过不提。
解放牌卡车开到火车站前的那条马路，树德峰下了车。他站在路边稍一考虑，寻思此番自己是要坐火车去北京，进行长途旅行，为不引人注目，产生怀疑，先得去购买一个挎包，包里还得放上一些毛巾、牙刷牙膏杯子之类的用具，总之要像一个出差者。于是进了一家商店，买了上述物品，又买了一些糕点，一起塞在挎包里，看上去就像样子了。
这时，树德峰身上还剩下十来块钱。于是穿过一条马路，前往火车站。到了车站广场前，拐弯过去，只听得人声喧哗，定睛一看，不禁暗吃一惊：原来从广场到车站里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满了警察、民兵和红卫兵，正拦住那些看上去不大顺眼的旅客，不住地盘问，搜查行李。后来知道，这天早晨，西宁市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一个造反派头头的妻子、母亲双双毙命。事主急报公安局同一派别的造反组织，那边立刻调动人马封锁车站；他又利用职权调动了大批红卫兵和造反队员相帮，于是就形成了上述局面。
树德峰当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尽管他相信此举决无可能是为他这样一个逃犯而兴，但心里也颇忐忑，只怕贸然上前会被盯住，拦下检查，那就要出事了。
树德峰寻思还是等一等为好，这些人总要撤走的，到那时再进站也不迟，宁可晚一两班车，也不能被抓住。不料，就在那么一会儿的时间里，树德峰的钱包竞被小偷掏走了！
当树德峰发现钱包失窃时，已经离开车站广场一段路了。他意识到此举有点麻烦了，他无法购买车票进入车站，那就只好混进去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连买一张站台票的钱也没有了，如何混法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前面是派出所，树德峰发现时已经离大门没几步路了，退回去是不明智的，只有从容地走过去。如果走到大门口正好碰上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警察，而且对方具有极高的警惕性并又有十分尖锐的眼力的，那就是树德峰的厄运临头了。
树德峰双手插在口袋里，尽可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表情轻松地走了过去。也真是巧，当他走到派出所大门口的时候，正巧有两个警察从里面出来，边走边议论着什么，传到树德峰耳朵里的好像是在谈火车站的安排布置，要在撤下人马后布置一批便衣什么的。两人朝树德峰瞥了一眼，但并没有叫住他，树德峰便往前走了。
树德峰走出十几米远，心里刚吁出一口气时，忽然听得背后传来脚步声，正狐疑间，一只有力的大手已经搭住了他的肩膀！
“喂！”
不好！树德峰心里一凉，就像三九严寒天顶头淋下了一盆冰水，寻思准是那两个警察感觉到不对头了，回过头来拦下盘问一番；或者干脆就是已经接到贡嘛嘎农场的通缉令了，看着这个家伙像逃犯，就下手抓了再说。这当下，他不能逃，逃也是白搭，先就范了，待有机会再逃。
树德峰缓缓转身，只见面前站着一个个子与他相差无几的中年男子，穿着一套解放军军官制服，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军人，一看就知道是警卫之类。如此，这个军官是有一定级别的。问题是，他为什么叫住我树某人？
树德峰还没开口，对方先说话了：“对不起，同志，请问，你是否姓树，名叫树德峰？”
树德峰一听，突然感到对方有点脸熟，他没有回答，只是迟迟疑疑地点了点头。
对方一把握住他的手，脸上显出激动的神情：“老树，你不认识我啦？我是汪欢呀！”
“哦——”树德峰松了一口气，“原来是你！认不出了！你好你好！”
这个汪欢，是树德峰在新四军时的战友，一度还是他的部下。后来大约在1947年，对方作战时受了伤，住院离开了树德峰所在的部队，从此没有再见过面。没想到，现在竞在这里不期而遇。
当下，汪欢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树德峰拉进了不远处的一家还算大的饭店，叫了酒菜，边吃边谈。首先要说的自然足分别后的情况，一直说到眼下。对方说得非常流畅，他一直没离开军队，现在在新疆军区任职，正师级，这次是来西宁招兵的。
树德峰在对方说话的时候，已经想好了自己的简历：解放后在公安部门工作，后来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又犯了小错误，被派调往贡嘛嘎农场工作了，此番是因公出差路过西宁。说着，长叹了一口气。
汪欢马上问：“老树是否遇到了困难？”
“怎么说呢？……”树德峰稍一迟疑，把被扒手扒去了钱包一节说了说。
“这还不好办？”汪欢马上慷慨解囊，掏出了100元钱，又让警卫员拿出20斤全国粮票，硬塞给了树德峰。
树德峰在内心极度的不安和内疚中吃完了这顿饭，然后开口告辞，说明自己必须马上离开西宁。汪欢本来是想叫树德峰和他一起去下榻的兵站的，见他急着要走，便亲自送往火车站。
火车站的严密警戒还在，但树德峰有汪欢在旁，绝对没有人拦下，使他得以顺利地上了火车。
1967年5月30日，树德峰在经过两天两夜的长途旅行后，安抵首都北京。
树德峰步出北京站后，立刻赶往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当时，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大批人前往那里上访，接待站门前天天都是人头攒动，一条长龙。树德峰哪里见识过这种场面，寻思照这样子，就是排队等到登记了，也得晚上。而登记后几时约见，那又是不敢想象的事，得另外设法。想着，他一头扎进人群，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前冲，许多人想拦阻他，但都没拦住。终于，树德峰被一个戴眼镜的干部模样的大个子当道拦下了：
“喂，你干什么？”
“我上访呀！”
“你是哪里来的，怎么不遵守规矩？”
“你是哪里的，凭什么拦我问我？”
那人掏出一块硬纸牌挂在胸前，牌子上印着一行红字：“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接待站接待员”，他声音很响地说：“看清了，我是接待员，有权管你问你！”
树德峰看清牌子上确实盖着钢印，知道对方所报身份无误，便也大声道：“我是逃犯……”
“什么？！”
“我是贡嘛嘎农场的逃犯，逃来北京向中央汇报重要情况的！”
对方一个愣怔，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似的，呆若木鸡地望着树德峰。片刻，他抬手欲推快要滑落下来的眼镜，不料手一抖，竟把眼镜给抖落了下来……
第十章
树德峰面对着中央文革接待站的那个惊讶得滑落眼镜的接待员，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时竟难以述说什么。转头四顾，只见围观的人群中已经有数名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模样的青年正奋力分开人群往这边过来，料想必是来抓自己的，寻思如果落到他们的手里，性命没有倒还是小事，报信的事情没有落实就是天大之事了。于是，他对那个接待员说：
“您赶快安排一个地方让我把情况向您汇报。”
对方可能从他脸上的急切神情中读到了什么，点了点头：“那好，你跟我来吧。”
树德峰动身的时候才发现，不知几时自己的身后已经站上了一个穿军便服的警卫模样的体格强壮的男子，他一迈步，那人也就跟着往里走了。
那个接待员把树德峰领到接待站旁边一侧的一间屋子里，警卫也一起进来了。叫他坐下后，接待员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盯着他，问道：“你要吃点东西吗？”
树德峰摇摇头：“不，我先把情况向你们报告了。”
“不必口述，我们给你纸，你直接写下来就是了。”
“不，那样太费时间，我生怕情况随时有变化，那就失去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逃来北京报告的意义了。我要求向您当面口述，然后，再以书面形式向中央报告。”
接待员可能不能做主，就到隔壁屋里去打电话。片刻，他手里拿着一叠纸进来了：“好吧，你先把主要情况作一个口述。”说着，他就在树德峰对面坐下，取出钢笔准备记录。
树德峰用了二十分钟时间把自己的身份、案由、案情和贡嘛嘎农场的暴狱阴谋情况说了一遍。对方一边记录，一边不时耸起眉毛，看得出是深受震惊。等到树德峰叙述完后，他盯着树德峰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大概是想判断树德峰是否患有精神病。
树德峰等他看完了，说：“请注意，千万不要贸然和贡嘛嘎农场就此事取得联系，也不要说我已经逃来北京向这里反映情况一节，否则，肯定会引起不可想象的后果！”
对方未置可否，稍一思忖，说：“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请示领导后再说。”
半小时后，进来了另一位接待员，招呼树德峰跟他出去。出去后上了一辆小吉普，一下子就开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做为暂押犯把他关了起来。
后来知道，中央文革接待站最初对树德峰反映的情况并未当做一回事。之所以破例特别接待他，因为他亮出了逃犯身份，这是该接待站设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接待员记录下的树德峰的报告送到接待站负责人那里后，那人只翻了翻，随口问了那个接待员几句，就下了命令：
1．把树德峰送往公安局关押起来；
2．让树德峰写出书面材料，转送公安部；
3．由公安部核实此事和树德峰的身份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不难想象，如果真的照此办理，那么贡嘛嘎农场暴狱案的处理就将放慢至少一个节拍，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幸亏这时发生了另一个意外——贡嘛嘎农场管教科长洪敬平也抵达北京，并且也向中央文革接待站作了同样的汇报。
洪敬平的逃亡就没有犯人材德峰那样惊心动魄了，他知道自己只要离开贡嘛嘎农场范围后，就没有人来“追捕”他了，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小角色，农场新当局是不可能特别感兴趣的。洪敬平持有贡嘛嘎农场的工作证，一路上拦车搭车都很方便，身上又带了不少钱，所以在安抵西宁后，购买了一张飞机票直飞北京。然后，从机场乘车直接来到中央文革接待站。
如果说几小时前树德峰的出现令接待人员大为吃惊的话，那么洪敬平的到来则使他们不得不意识到这件事情确实具有相当的严重性。洪敬平有工作证，还当场写出了几个在公安部工作的同事的姓名要求予以核实。他与树德峰一样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千万不能把他赴京的情况透露给贡嘛嘎农场方面。
洪敬平的身份很快就得到了确认，由于他的作证，树德峰的脱逃来京意图也得到了证明。至此，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事情就算结束了，他们把这一接待处理转给了公安部。
次日上午，一份《关于贡嘛嘎农场可能发生暴狱事件情况的紧急报告》巳经出现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案头。谢富治阅后，当即决定立即对贡嘛嘎农场实行军事管制。由于军事管制要经过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公安部便立刻安排起草了一份紧急报告分呈国务院、中央军委。
这时，贡嘛嘎农场的情况出现了变化，形势发展的走向就像三十多年后中国大陆的股市走向一样，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农场“革委筹”竟然获悉了暴狱线索！
贡嘛嘎农场“革委筹”获悉暴狱线索的渠道，来自于八中队副中队长、农场文艺小分队负责干部丰韵。
丰韵能够做到女犯中队的副中队长，工作上自有一套能力。这个青年女干部性格内向，遇事不喜张扬。前面说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丰韵的老八路父亲就自杀了，因此，她知道这次革命来者不善，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她更加沉默寡言了。那个“革委筹”主任陈邦坚正是铆准了这一点，才指名要丰韵担任文艺小分队主管干部的。
可是，陈邦坚忽视了一点：再怎么说，丰韵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称职的劳改干部，当她发现陈邦坚出现异常情况时，她最终是有摒弃“自我保护”想法而顾全大局作出果断选择的。陈邦坚和暴狱团伙骨干分子、女犯人高增霞的通奸，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可能还瞒得住丰韵的眼睛，次数多了，丰韵自然刮到了一点风声。
事关农场“新生权力机构”主要负责人的品行、名誉，按照当时通行的说法，也就是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所以丰韵在最初刮到一点风声时，并未张扬，她甚至还不敢相信此事是真实的。在这之前，丰韵并不认识陈邦坚，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农场的中队分布和女犯中队的工作性质决定男女干部之间的接触是很少的，陈邦坚当时又是一个小队长，属于默默无闻的角色，因此，她对其品行、思想等都不了解。直到陈邦坚到八中队“蹲点”后，丰韵才跟陈邦坚有所接触，凭着已婚女性的那份感觉，她觉得对方在男女方面的思想意识可能有问题。但是，再有问题，也不能把脑筋动到女犯人头上去。这种行为，一旦查实，就不是普通的男女问题、腐化行为，而是违法犯罪的大事。所以，以丰韵最初获悉陈邦坚、高增霞通奸风声时的想法，认为此言有可能是捕风捉影，甚至是有人为了败坏陈邦坚的名誉而故意制造的谣言也说不定。因此，丰韵没有特别把这当做一回事，她只是决定悄悄留心观察，看陈邦坚和高增霞的一次次接触是否有这种可能。
接下来的观察令丰韵疑窦渐重，因为她发现每次陈邦坚和高增霞的接触都可以方便地进行那种行为。到了树德峰越狱的次日，丰韵终于决定进行一次“实质性”的试探。陈邦坚每次到九中队文艺小分队的驻地来“检查工作”时，总要给丰韵安排一件难以脱身的事，然后把高增霞招往女犯的临时监房，关上门“密谈”个把小时。丰韵估计两人的丑事就在这时候发生的，但是她不清楚到底是在哪一张床上进行的。那天，她知道陈邦坚又要来九中队，料想又要与高增霞进行“密谈”了，于是便先把高增霞和另外两个女犯打发走，然后在她们的两张床和自己的那张床上留下了难以察觉的记号。
一会儿，陈邦坚过来了，果然先交给丰韵一件事，要求迅速完成。然后，他就把高增霞带往女犯的临时监房。陈邦坚对丰韵进行的是“调虎离山”之计，要她带一个女犯去炊场向一名会得理发的犯人学习几个理发发型，以便演节目时使用。丰韵返回时，陈邦坚已经跟高增霞“密谈”完毕，正在看犯人排演节目。丰韵二话不说，立即去了临时监房，一检查，发现自己的那张床已经动过了，床单是重新整理过的。
这样，丰韵终于确认陈邦坚和高增霞果然有那码事。
接下来，丰韵就开始考虑怎样处理此事。陈邦坚是新权贵，凭她一个副中队长是动不了的，得另外考虑对策。丰韵左思右想一筹莫展，最好决定去找八中队中队长陈翔洁讨教讨教。
其时，陈翔洁的中队长职位和九中队中队长黄耀煜一样，已经是有职无权了。这是因为她是洪敬平的老婆，以前是紧跟房炳章的；另外，陈邦坚在八中队“蹲点”时发现了一颗“苗子”，准备把那个来队不久的小队长提拔起来。但是，由于“革委筹”内部意见不统一，所以陈翔洁还没有靠边，只是指挥棒已经不灵了。只有丰韵对她还是那么信任，这次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她，并且听取她的意见。
陈翔洁听说陈邦坚的事情后，大吃一惊。当时，无论是她，还是丰韵，都还没有知晓这起通奸事件后面还隐藏着更加使她们震惊的特大案件。但光眼前这起通奸事件已经够陈翔洁目瞪口呆了，两人商议下来，一致认为以一个共产党员和劳改干部的良心出发，完全应当向上级反映这一情况，要求严厉惩治劳改干部中的败类分子陈邦坚。
但是，中国民间自古就有话，日：“捉贼见赃，捉奸捉双。”要向上级汇报，就得明确抓住陈邦坚奸情的证据。丰韵考虑到这一点，就向陈翔洁提出：“你看如何拿住陈邦坚的证据？”
陈翔洁说：“那对男女中，一个是新生权力机构的一把手，我们两个虽然是女犯中队名义上的正副中队长，但是现在已经名存实亡了，估计我不久后连‘名存’都成问题了，所以是无法也不适宜拿住陈邦坚的证据的。但是，另一个却是犯人，我们再不济，也是政府队长，我们是代表政府在管教她们，所以有权对她们在改造中的一举一动进衍调查与监视。因此，我们可以将高增霞作为突破口，对她进行突审。我想，凭她是一个犯人，就无法抵赖这件事。”
丰韵点头：“对，我们突审高增霞！”
陈翔洁略一沉思：“这是与陈邦坚结仇的事，我们没有必要两个人一起上阵，还是先由我上比较妥当，你留一手，说不定以后还好用一用的。”
丰韵的犟劲上来了，咬咬牙道：“我怕他什么？没关系，我们俩一起出面吧。”
“不，丰韵你不知道，如果证据确凿，凭这件事扳倒陈邦坚固然不成问题，但是，他那个造反组织的其他人还在位置上，他们肯定为此要对我们施行报复的，所以，还是谨慎为好，让我一个人上。”
丰韵不得不承认陈翔洁的考虑是准确的，于是就点了头。两人又策划了对付高增霞的一些细节，准备立刻实施。
要对付高增霞，首先要把她关禁闭，关押以后立刻进行讯问，不问别的，就问奸情，只要掌握讯问力度和技巧，高增霞就不得不承认。当天，丰韵就把她所收集的一些关于高增霞和陈邦坚奸情的材料拿给了陈翔洁。同时，乘陈邦坚离开八中队去场部参加会议的机会，通知高增霞立刻返回八中队去取“罪犯半年度评审表”，以便参加半年度评审。
高增霞接到通知后，不知是计，立刻随丰韵返回八中队。到了八中队后，丰韵和平时一样，把她带入大门后就扔下她不管了。根据原先的计划，是由陈翔洁出面找高增霞谈话，对她未按照规定每周交一份“思想汇报”之事进行严厉批评，严厉得她难以接受，照她最近因傍上了陈邦坚的那份优越心理，她将会对此进行顶嘴甚至反抗，这样，就以“对抗管教”的名义把她关禁闭，然后进行另一内容的讯问。但是，这个计划还未开始实施时，高增霞自己出了一桩违反监规的事情。
高增霞平时在中队与其他女犯的关系一向搞得很紧张，中队里其他犯人都看不起她，现在见她平步升天，当上了农场文艺小分队队长，不但省力，而且伙食也好，因此对她又羡慕又嫉妒，有几个尖嘴利牙的犯人见了她便刮三刮四地说上几句。这次，高增霞刚踏人中队院子，迎面碰两个同犯，其中一个天津人是有名的“卫嘴子”，一看见高增霞就尖着嗓子嚷开了：
“哎，咱们的大演员回来了？怎么，小分队的日子过得好啊，你越养越胖啦！就是一张脸怎么还是揩不清爽？大演员要注意形象哩！”
高增霞的脸蛋白皙，美中不足的就是有几点雀斑，这是她最烦恼的。平时别人正好说起她还常疑是指桑骂槐，现在这“卫嘴子”竟然公然挖苦上来了，她岂能容忍？于是当场吵起来，几番唇刀舌枪较量后，高增霞自恃有陈邦坚做后台，毫无顾忌地动起手来。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两人顿时揪作一团，大打出手。
陈翔洁闻报，寻思这真是“瞌睡遇上了枕头”，省得另外找碴子，当即指派两名小队长去把两个犯人揪下，分别关进了禁闭室。
陈翔洁搞得很策略，自己出面提审的同时，还叫上一个小队长陪审，也好有个证据。
高增霞对于陈翔洁的出现满不在乎，她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后，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没有错，是“卫嘴子”侵犯了她，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反击。
陈翔洁微笑道：“高增霞，你的改造表现果真那么好？”
“当然！陈中队长，你若是不信，就去问陈邦坚主任好了，最近他到小分队来得比较多，对我这个负责的是了解的。”高增霞适时抬出了后台，暗示对方可以放过她了。
哪知陈翔洁根率不买账，寻思你自己提到陈邦坚，那再好不过了，正好转换话题：“你说到了陈邦坚主任，我正好要问你呢……”
这句话被外面的一个声音打断了：“什么事啊，提到我头上来了？”陈邦坚人随声入，出现在三人面前。
陈翔洁暗吃一惊，寻思这家伙不是去场部开会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原来，陈邦坚确实去了场部，但是，高增霞一被陈翔洁关了禁闭，他所要提拔的那个小队长就立刻往场部打电话向陈邦坚报告了此事。陈邦坚得知陈翔洁关了高增霞，因为心中有鬼，寻思定是来者不善，于是马上叫人开了小吉普车把他火速送回八中队。
当下，高增霞见到陈邦坚，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爹，又是哭又是嚎，把事情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陈邦坚当场就表态：“这件事，责任不在高增霞，要把那个犯人好好教训一顿！”说着，也不征求陈翔洁的意见，就让高增霞离开了禁闭室。
陈翔洁出师不利，吃了个败仗，悻悻回到中队部，坐下来刚喝了一杯水，就接到管教科的通知，说从今天起文艺小分队单独成立一个单位，高增霞和另外两个在文艺小分队的女犯的人账即刻划过去，今后与八中队没有关系了。
陈翔洁心里一凉，寻思这是打草惊蛇了，今后八中队就没法抓高增霞的这件事了。还没定下神时，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场部政治处打来的，通知她调动工作，调往场部医院去当管教员，要她准备一下，办理移交后就去医院报到。
接连两个电话，前后不到二十分钟。陈翔洁料想这是陈邦坚在从中捣鬼，表面上没什么异样，心里却似打翻一盆糨糊，又糊又乱，一时难以理清思路。
当天晚上，陈翔洁留在八中队没有回去。丰韵找了个借口，于深夜赶到八中队，与陈翔洁密议此事。其时，陈翔洁已经理清了思路，说出了她的主意：“这件事陈邦坚可能已经有所察觉，再想从高增霞头上开刀不可行了，我们只有另外设法了，我想，是否由你出面去向许明汇报此事？”
“向许明汇报此事？”丰韵一时没有思想准备，怔怔地问道。
许明是贡嘛嘎农场另一个实力仅次于陈邦坚的“捍卫毛译东思想战斗队”的造反组织“红色造反战斗纵队”的第一把手。此人原是四中队指导员，转业军人出身。他的造反很有“意义”，可以说完全是为了对付陈邦坚。前面说过，陈邦坚原是四中队的小队长，因为初来农场时想去八中队工作而遭到过房炳章的批评，后来被分派至四中队。这种角色自然是思想工作的重点对象，中队分管抓思想工作的许明就三天两头找陈邦坚谈话，弄得他感到日子很难过。后来陈邦坚造反拉了队伍，对准农场领导猛烈开火。许明一看势头不对，寻思轰过场部领导后，下一个目标肯定轮到中队级的干部了，而第一个肯定是他这个专门盯住陈邦坚的指导员。为了逃脱被动，许明灵机一动，自己也出面拉一支队伍。他打的旗号很有特色，专门招收那些从部队转业到农场的干部，一下子倒也招了百把人，成为贡嘛嘎农场造反组织中的第二实力派。
许明的这步棋子走得非常之好，使真想下一步对付他的陈邦坚对他是“刺猬吃瓜——无从下口”，不久搞“革命大联合”，只得和许明握手言和。成立“革委筹”时，许明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副主任。
许明和陈邦坚虽然同为农场新生权力机构的头头，但是许明从来不把陈邦坚当做领导看待。在他的心目中，陈邦坚永远是一个混不出世的小队长，并且是一个品行和思想意识都很有问题的小队长，如果不加强思想改造，就要被形势所淘汰。陈邦坚也知道许明对他的看法，因此，两人的关系属于“面和心不和”，都在动着伺机搞掉对方的脑筋。
陈翔洁此刻的主意就打在这上面：许明一旦得知陈邦坚有此现行劣迹，定然会接手把取证工作做下去，然后毫不留情地把陈邦坚打倒。当下，陈翔洁见丰韵似有不解，便把情况作了一番分析，说得丰韵连连点头。
陈翔洁说：“我不是害怕而才把你推出去的，这是因为出于一举成功的考虑。你也知道，洪敬平是管教科长，是被打倒的对象，我作为他的妻子，肯定早已是陈邦坚、许明等人密切注意和提防的对象。许明的性格我知道，是个小心谨慎、思维精密的人，如果由我出面说这件事，也许他会以为我是在挑拨他和陈邦坚的关系，心中有了提防，反而不去处置这事，甚至还有可能去对陈邦坚说……”
丰韵打断道：“陈姐，你别说了，我完全理解！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去办，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尽管现在已经停止了组织生活，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一个合格的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决不退缩！”
这是两人共事三年以来，丰韵第一次称呼对方为“姐”。陈翔洁从这声特殊的称呼中掂出了丰韵感情砝码的分量，用力握住了对方的手，继而把她紧紧抱住：“丰妹，这事就靠你了！”
次日上午，丰韵即以“看病”为名，前往场部找了许明。
许明是一个五短身材、肤色黝黑的汉子，国字脸盘上有着一职机灵的眼睛，看起人来闪着奇怪的光彩，当初陈邦坚落难时曾被这双眼睛看得食不知味夜不能眠。现在，这双眼睛望着丰韵，片刻后许明问道：
“小丰，你还是第一次到我这里来吧？有什么事要我办的？”
“文化大革命”前，许明是三中队指导员，丰韵是八中队副中队长，两人经常在场部召集的中队级干部会议上碰面，所以还是很熟悉的。
丰韵看看办公室里间的门，眼光里透着犹豫。许明马上会意，打开了里间的门：“这是我的卧室，里面没有人。”
丰韵走到门口看了看，里边就一床一桌一椅，收拾得很洁净。军人出身的许明，是很讲究内务卫生的，他当三中队指导员时，农场每次举行卫生评比活动，都是三中队夺得那面流动红旗的。
丰韵这才放心地坐下，小心翼翼地说：“许主任……”
许明笑着打断道：“小丰，咱们是熟人了，你还是叫我老许吧，像以前一样。”
“我有一桩事情，不知该不该说？”
“是关于哪一方面的？”
“关于陈邦坚的。”
许明的脸色顿时严肃起来，压低了声音道：“陈邦坚？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丰韵身材窈窕，容貌俊俏，是贡嘛嘎农场女干部中的“一枝花”。当初成立犯人文艺小分队陈邦坚点名让她负责时，干部中就有人私下嘀咕，怀疑陈邦坚在动丰韵的脑筋。这话当然也传到许明的耳朵里了，因此现在有此一问。
丰韵摇头：“不是。我要说的比这还要严重！”
许明的脸沉了下来：“还要严重？我明白了，是和女犯人搞上了？”
“是的。”
许明往桌上拍了一掌：“呸！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回事，小丰你详细说一说。”
丰韵便把她听说了小分队犯入中对陈邦坚的流言后，怎样由不信到怀疑，最后又进行试探得到证实的过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许明对陈邦坚始终是抱着看不起、时时想将其拉下马并且掀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态度，现在听说此事，脸上浮起一团笑意：“好得很，他想利用造反搞这一套，我就要他好看！”
许明沉思片刻，又说：“这件事，我管定了。小丰，你看我们怎样做比较稳当？”
丰韵说：“捉奸捉双，最好是把两人凑在一起时一举拿下，使陈邦坚根本没抵赖的机会。”
许明点头：“正合我意！这样，我们安排一个机会，让他们两个凑在一起，然后我亲自带人过来捉奸。捉住以后，犯人关禁闭，交给你处理——是你在管的嘛；陈邦坚嘛，我带走，先把他隔离审查，交代清楚后再由‘革委筹’集体讨论如何处置，反正他今生今世再也甭想折腾了，弄得不好，吃官司也不是没有可能。”
丰韵说：“要安排这种机会是很容易的，今天就行。我只要给他打个电话，请他过来审查新节目，他就马上到九中队来了。他每次到九中队后，总是先把我支开，然后把那个女犯人叫到屋里去，关起了门‘谈话’。”
许明拍板：“事不宜迟，那就安排在今天。你说几时？”
“晚上吧，晚上一般犯人都收风了，干部也下班了，只留值班的，都要去小分队盯着，他会感到那是最安全的时候，肯定会干那丑事的。”
“那就这样，下午我去炊场。傍晚等他过来后你打个电话给我，我马上赶来。从炊场到九中队骑自行车需要多长时间？”
“快的话，不过七八分钟。”
“行！”许明稍停又补充了一句，“我到九中队后，也许那小子还没找女犯呢，我先不进去，就在警卫室待着，你等他带女犯进了屋子，关上门了，马上往警卫室打电话。咱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好的。”
丰韵返回九中队后，召集文艺小分队的犯人开了个短会，说按照上级的布置，今天晚上有领导要来审查新节目，要求大家立刻着手排练。那些犯人演员哪知其中底细，只道真是那码事，都起劲地忙碌开了。高增霞出了被陈翔洁拿下之事后，陈邦坚可能受了惊吓，再也没来找过她，这使她心里有点惴惴不安，这不只是她处于“虎狼之年”的性需要，更重要的是她作为暴狱团伙的第一情报员，失去了情报来源。因此，高增霞很希望陈邦坚仍来找她。会议一结束，她就悄悄向丰韵打听：
“丰中，今天晚上陈主任来不来？”
丰韵说：“那肯定要来的，我们小分队是他亲自抓的嘛。”
高增霞得意地笑了笑，走开去了。丰韵于是给陈邦坚打电话，说今晚要排演新节目，为保证不误汇演时间，少走弯路，想请他过来先看一看，有什么不行的马上提出来，好及时修改。
陈邦坚因为有了陈翔洁拿高增霞之事，已经引起了警惕，一反常态，反复打听请哪些人来审查。丰韵说：“我们是排练，又不是彩排，请其他人来干什么？就请你一个嘛！”
“好吧，我过来。几点钟？”
“准备在犯人收风后，7点半开始吧，你看呢？”
“好，我吃过晚饭就过来。”
丰韵于是立即通知许明，那边自是早做准备，张网捕鱼。
当晚6时3刻，陈邦坚就赶到了九中队。丰韵因为他在电话中透露出的那种戒备心理，一直担心是否会变卦，直到看见他出现后，一颗心才彻底放了下来，马上往炊场打电话通知许明。
许明接到电话，当即和另外两个都是“红纵”的干部骑着自行车飞快地赶到了九中队，一头扎进警卫室，和值班警卫聊天。
丰韵打过电话后，向陈邦坚汇报了最近准备的一些新节目的内容。陈邦坚一颗心早已挂在高增霞身上，草草听完后，说：“去活动室看看。”
于是，一切就和以往一模一样了：陈邦坚去活动室后，随便跟近前的几个犯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招过高增霞，问最近文艺小分队的情况怎么样。高增霞装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要求个别向领导汇报，于是陈邦坚就把她带往临时监房了。
这一切，自然都落在丰韵的眼睛里，她当即往警卫室打了电话。
那边，许明三人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接到电话，许明一跃而起：“走！”
许明三人轻悄悄地走进九中队院子，丰韵已经等着了。许明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高粱酒，拧开塞子，喝了几口，又往身上洒了一些，手一伸，从丰韵手里接过钥匙，迈步朝临时监房走去。此举是出于万一陈邦坚未跟高增霞行事，可以以“醉酒”进行搪塞。
许明走到门口，侧耳谛听，屋里寂静一片。他把钥匙悄无声息地插入锁眼，轻轻一拧，原先并没有指望可以打开，里面肯定是扣上了保险的，不曾料想到这一拧竟把锁芯拧开了。原来白天丰韵已经悄悄叫一个犯人把保险拆掉了。许明大喜，推门而进，高嗓大调道：
“小陈呢？小陈在不在？”
一边说，一边早巳进了屋里。屋里，陈邦坚和高增霞正脱得一丝不挂地在丰韵的床上行苟且之事。听见声音，陈邦坚料想不妙，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许明一声咳嗽，另外两个干部和丰韵一齐走了进来。
许明大声喝道：“陈邦坚，你这是干什么？”
陈邦坚一边穿衣服，一边哭丧着脸道：“老许，我犯错误了！我犯错误了！”
许明冷冷一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高增霞纵然老于世故，也被眼前的突然变故惊呆了，愣了一愣，也顾不上还赤身露体着，双手捂着脸低声哭泣起来。丰韵厉声道：“穿上衣服，跟我走！”
这时，陈邦坚已经穿上了衣服，许明叫那两个干部揪住他往外走了。
根据预定的方案，许明三人把陈邦坚带走了。许明事先已经对此进行了准备，考虑到陈邦坚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头头，又是农场“革委筹”一把手，生怕他那支队伍为其翻案闹事，已经亲自起草了大字报底稿和大幅标语的文字，陈邦坚一拿下，他当即打电话通知“红纵”，让迅速眷抄大字报，刷出大幅标语，并且连夜将这一丑闻在农场广播台向全场进行广播。至于陈邦坚，则送至“牛棚”，专门为他腾出了一排草房，派专人看守，让他交代问题。
陈邦坚的失风看起来是他的一个灾难，其实反而给他留了一条性命，因为从后来胡业勋落网后的交代内容来看，暴狱团伙已经决定在开始行动时首先把陈邦坚除掉，以表示暴狱行动的决心。而陈邦坚失风进“牛棚”后，在暴狱分子眼里已经成了一块废料，所以再也没有想到过他，因此算是留了一条性命。后来，陈邦坚被军管组宣布逮捕，判了5年徒刑，押解山西服刑。命运之神可能对他非常厌恶，在他的刑期还有12天时，突然在劳动中出了工伤，被一块从山上倏然滚下的巨石砸死，死时29岁。
却说暴狱团伙骨干分子高增霞，被丰韵从床上拿下后，经许明代表“革委筹”同意，立刻押往八中队，指定由丰韵和另一位女干部负责讯问。陈翔洁当时已经去医院报到了，没有参与此案的讯问审理。话说回来，即使当时她还留在八中队，恐怕也难以参与此案的审理，因为她的丈夫洪敬平当时被认为是“畏罪潜逃”，“革委筹”成员中正有人动议要“追捕”他。
对高增霞的讯问，在事后一小时就进行了。这个上海滩白相女人出身的犯人，此时已经从最初的惊恐中恢复过来了，并且迅速调整情绪，审时度势，编造了一套口供。她的交代很简单，九供不离一词，反复说她与陈邦坚发生肉体关系，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以陈邦坚显赫的身份，还不是他要怎样就怎样。
当时，丰韵等人根本不知道高增霞奸情一事后面竟然另有文章，对她的交代虽然有点怀疑，觉得好像过于简单，但想想大体上是差不多了，就把高增霞关进了八中队女犯专用的禁闭室，先写出书面交代。
不难想象，这件事在贡嘛嘎农场无疑是一桩特大新闻，而对于暴狱团伙的震动简直不亚于一次强烈地震。九中队事务犯胡业勋作为暴狱团伙的主犯，在出事当时就想召集骨干分子商议对策，无奈郝根相、李鑫等人不是文艺小分队成员，当时都已经收风进了监房。胡业勋正考虑如何说动值班干部把他们开出来时，上面一道命令下来：所有犯人立刻统统收风。这一家伙把胡业勋吓得不轻，寻思难道高增霞这个女人那么不经“练历”，一关禁闭就把暴狱阴谋和盘托出了。胡业勋在极度不安中度过了一个夜晚，次日早晨见还是像以往那样开风，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天，胡业勋自己以及通过王皮儿向郝根相、李鑫等一些骨干分子传话：高增霞的出事与暴狱行动没有关系，一切还是照预定的方案办，等侯通知发动。到了下午，丰韵来到九中队，宣布文艺小分队继续排练节目，准备在全场汇演时献上一台好戏。胡业勋于是更加心定了，寻思没有事情，弄得好高增霞作兴就要放出来了也说不定，因为她肯定一口咬定自己是遭受陈邦坚胁迫的，还是一个受害者哩。
但是，胡业勋这回是聪明过头了，他绝对没有想到暴狱阴谋由于高增霞的出事而竟然出现了一个裂口！
这个裂口，并不是高增霞自己交代或者无意间透露的。但跟高增霞在暴狱阴谋方面所做的“工作”有关。高增霞由于和陈邦坚的关系，成为暴狱团伙中的一名重要分子，深受胡业勋的器重。这种器重使她的骨头有点轻了。本来，胡业勋对于发展暴狱分子具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规定，每个被定为发展对象的犯人都必须经过胡业勋本人的考察，认为合适的才可以开始做“工作”。而胡业勋对于高增霞的分工内容中，由于她的身份分量之重，并未安排发展成员的任务。哪知高增霞受了胡业勋的器重，又被陈邦坚看做“天仙”，自我感觉突然变得非常之好，认为自已的水平很高，于是就自说自话地也想发展对象了。
被高增霞看中作为发展对象考虑的那个犯人，也是文艺小分队成员，名叫于彩萍。这个女犯人那年28岁，河南郑州人氏，少年时唱过豫剧，长相俏丽，只是没有高增霞那样妖娆。于彩萍20岁那年，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革命干部，是北京的一个副处长，年龄要比她大21岁。于彩萍对这门婚事倒很满意，因为她当时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已经被人民政府镇压，她本人工作也没有，难以自食其力，等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结婚次年，于彩萍生了一个儿子，丈夫又给她找了一份在机关大院看门的工作，每月可以拿到四十来元钱，她已经感到非常满足了。
哪知好景不长，到了1962年，公安机关在侦查一桩反革命案件中发现于彩萍那个当时已经提升为正处长的丈夫当年在上海干地下工作时曾经被捕叛变，对三名地下党员的被捕牺牲负有直接责任。于是，于彩萍的丈夫就被捕了，随即被判处15年徒刑。丈夫出事后，于彩萍很快就失去了工作，并且被扫地出门，把她打发到京郊农村去落户。于彩萍感到自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还落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坑坑，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巨大的落差，为此就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产生了仇恨，于是写了一些反动标语，三天两日溜进首都张贴，一度使北京市公安局感到非常头痛，由于外国也有报道，所以到后来在公安部也给挂上了号。当然，天网恢恢，于彩萍的作案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她很快就被捕了。
在审理于彩萍案件时，执法部门认为她出身反动家庭，父亲被镇压，丈夫又是叛徒，本人犯下了严重罪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罪不可恕，就判了死刑。可是，于彩萍命大，后来在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该案时，不知出于那一方面的考虑，又网开一面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于彩萍死里逃生，对人民政府生出了一份感激之情，在之后的服刑改造中，一直表现得还可以，虽然没有受到过什么表彰，但也未给政府队长添过什么麻烦。这样到了贡嘛嘎农场犯人文艺小分队成立，她因为唱过豫剧，就被看中调了过去。
于彩萍和高增霞同为女犯，一直在八中队服刑，两人平时关系还不错，一次高增霞生病卧床，就是于彩萍照料她的。为此，高增霞对于彩萍印象甚好。高增霞成为暴狱团伙成员后，深信胡业勋所鼓吹的那一套，认为乘着搞“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暴狱行动定能成功，逃往国外后，一班人可以享福了。因此她感到这种“好事”应当把于彩萍也捎上，就动起了发展于彩萍的脑筋。
要说高增霞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那也未见得，她在考虑发展于彩萍时，可算是动足了脑筋，对于彩萍的家庭出身、家庭成员以及与共产党的仇恨、本人的案由都一一反复虑及，想来想去觉得是块好料，于是就在她出事的前一天和于彩萍进行了一次谈话，半明半暗地透露了暴狱计划，问她是否愿意参加。于彩萍是做过公安部挂过号的大案子的角色，头脑也不简单，当时未曾一口答应，只说这么大的事情，容她好好想想再作答复。
于彩萍还没想定时，高增霞出事了。她这一惊非同小可，寻思高增霞哪里经得起审讯，肯定要供出暴狱之事的，寻思与其到那时把自己牵进去，倒不如现在争取主动，向政府队长坦白交代为妥。于是，于彩萍悄悄找了丰韵，交代了高增霞所说的暴狱之事。
丰韵闻报，惊出一头冷汗，寻思此事真的非同小可，凭她的能力已经没法处置了。但她总算还沉得住气，并未乱了章法，先关照于彩萍还是按照平时的样子做该做的事，不要露出破绽。然后马上去八中队，从那边往许明那里打电话汇报了此事。
许明的震惊程度竟然超过了丰韵，他最初的反应竟是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有这样的事？那个于彩萍会不会瞎说一气？”
丰韵回答得倒是十分肯定：“不可能！她没有必要瞎说，那样对她没有好处。”
许明沉思片刻后说：“你现在在哪里？八中队？好，不要离开，我马上赶过来！”
许明于是乘坐小吉普急如星火地赶到了八中队。丰韵已经等得心如火灼，一见面就问：“老许，你说此事怎么办？”
许明路上已经想好措施了：“这样吧，我们一面审讯高增霞，一面去九中队抄监。”
“抄监？”
“对！文艺小分队就在九中队，估计要想暴狱的犯人也在九中队，否则，以高增霞那样一个女犯人的能量，借给她一个水缸做胆子也未必敢动这种脑筋。犯人要想做这种事情，肯定物质方面有所准备的，因此我们来一个突然袭击，估计是有收获的，抄到了证据，不怕高增霞和其他家伙不认账！”
丰韵知道自己不过是小八蜡子一个，没有资格跟许明讨论如此严重的问题，只有服从的份，再说她想想觉得对方说的不无道理，于是点头：“我干什么？请你分派。”、
“你还是提审高增霞，我去九中队组织抄监。”‘
于是，兵分两路，丰韵仍和那个女干部一起提审高增霞，许明则急赴九中队去抄监了。
许明是个具有一定经验的劳改干部，不管事先还是事后，用审视的眼光看他所作的决定都应当说是较为得当的，问题是实施得如何。
先说丰韵审讯高增霞。那高增霞昨晚被拿下后，已经顶过了一轮审讯，见政府队长对她投有如何逼迫，便寻思此事仅就奸情而已，暴狱阴谋并非败露，心就定了下来。按照她的估计，就奸情一事，她连个处分都挨不上。不料，今天上午刚想按照昨晚丰韵命令的想写交代材料时，突然又来提审了。
这回一上来高增霞就觉得不对劲，一向脸露笑容的丰韵极其难得地板起了脸，而且眉宇间还透出了几分紧张；看另一个小队长，那更是秋风黑脸，手里捏着的钢笔都在微微颤抖。高增霞马上想到“东窗事发”四个字，头脑里做好了对抗讯问的准备。这个女犯人在这方面的思路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她知道自己犯有命案，暴狱阴谋如果从她口中泄露，丈夫就会认为是她出卖了他，从而把命案一事彻底兜出来，临末死路一条。倒不如硬撑死顶不交代，反而还有一条生路。因此，她面对着丰韵两人的严厉讯问，回以一个个“我不知道”。
丰韵事先已经估计到这一点了，就抛出了于彩萍的材料，原想借此使高增霞受到惊吓，为了争取从宽处理而交代出来。哪知这样一来反倒给高增霞吃了定心丸，她从中知晓线索来源原来是于彩萍那条渠道，认为两个人的事情反正是说不清的，只要抵赖到底，就没有证据。而于彩萍跟她是“单线联系”，牵涉不着别人，这事就只好不了了之。
这样，不难想象，丰韵两人对高增霞的审讯并未取得突破。
再说许明去九中队组织抄监，他带着两个助手，一进去就直奔中队部。当时，原先的正中队长黄耀煜因为近乎于靠边，心里想想气愤不过，本就有的肝病复发，索性请了长病假回北京老家去养病了，中队由副中队长薛苏主政。许明和薛苏不是一个派的，但并未发生过矛盾，当下便把情况说了一下，把薛苏惊得脸色倏变，好一阵恢复不过来。
许明说：“现在决定立即对九中队进行抄监！”
薛苏回过神来，连连点头：“对对！我这就作安排。”
薛苏当即把九中队在监区的干部全部集中起来，也不说发生了什么事，光宣布了抄监决定，然后说：“两个人一组，分头对各监房进行搜查，注意：一是必须搜得特别仔细，所有违禁品一律没收，并且当场做好记录，在哪个监房的哪个铺位搜出来的，放在什么位置，都要一一记下来；二是坚决不能让犯人动手协助搜查，每个人都得自己亲自动手；三是一旦搜得违禁品——哪怕是意想不到的违禁品，也不要大惊小怪。”他说完后看看许明，“请老许同志作补充指示。”
许明的“补充指示”只有一条：“抄监时，把所有的犯人全都赶离监区，不留一个，包括事务犯！”
这指示其实是对薛苏下达的，他马上听出来了，点头道：“明白！这就执行。”
于是，事务犯胡业勋和监区劳役犯王皮儿以及在监房里泡病号的几个犯人全都给赶了出去。抄监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十来名干部一个个爬上趴下，折腾出一身大汗，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搜查出一些违禁品，但内中并没有任何可以被认为跟暴狱行动搭得上边的物品，至于许明原先想象中的匕首、土制手枪（九中队是机修中队，犯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制造这些武器），则更是不用说了。
许明站在监区当院，疑惑不解地眨巴着眼睛，自言自语道：“难道情报有误……”
还没说完，薛苏在办公室门口叫他快去接电话。许明进去一听，原来是农场办公室主任打来的急电，告知说北京派来的军管人员已经到农场了，请他赶快返回场部，有紧急事情需要立刻商议。
许明于是决定马上返回场部。临走前，他叮嘱薛苏必须提高警惕，万万不可大意，今天晚上要早些收风；另外，要注意保持电话线路的畅通，以便随时联系。
薛苏边听边点头，然后送走了许明三人。
许明绝对没有想到，他所组织的这次抄监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起到了“打草惊蛇”的作用——
胡业勋是个绝顶聪明的角色，自从高增霞失风被关后，他就做好了暴狱阴谋随时暴露的准备，为此，他呼风唤雨，悄然命令所有骨干分子加快做好准备，并把所有准备用于暴狱行动的武器、器具统统转移到车间，也不放在车间里，而是藏于早已挖好的洞穴中。今天，他见许明三人驾车而来，气势汹汹直奔中队部，料想多半是与暴狱有关的，寻思十有八九是高增霞交代出来的，心中不禁大为惊恐。
果然，片刻中队部就发了命令，让所有犯人全部离开监区。这个通知倒是让胡业勋执行的，薛苏还特地叫胡业勋多注意其他犯人，有什么异样的情况马上向他报告。这倒使胡业勋有了重新考虑的余地，寻思倘若是高增霞出卖了他，那么许明到九中队来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关他胡业勋，现在却没有关，这说明人民政府还没有掌握他是暴狱团伙首犯的情报。这样一想，胡业勋心定下来，便待在监区外面，静观事态发展。
抄监以失利结束后，胡业勋经过反复考虑，意识到此举虽然不一定是高增霞所为，但必有来头，许明作为第二把手，绝不会心血来潮而赤膊上阵，开着汽车过来抄监的。抄监虽然没获得什么，不过接下去肯定还有行动。接下去的行动不管是什么，都是对他们绝对不利的。这样，看来只有赶快发动行动了。
胡业勋于是下达了密令：今夜行动！
今夜行动？
今夜行动！！
第十一章
这天中午时分，公安部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派赴贡嘛嘎农场的军管组代表两人已经抵达农场。
贡嘛嘎农场所在地位于青海、新疆、西藏三省、自治区交界处，由于更动省界的原因，其地域位置建国后曾三度变化，起初为青海境内，后来归新疆，不久又回归青海。中央军委批准该农场军管后，按说应该从青海驻军抽调军代表去执行军管任务，但是，北京方面考虑到贡嘛嘎农场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和紧迫性，觉得从青海调人过去反而太远，所以还是决定从新疆调人过去。
1967年6月3日，即贡嘛嘎农场逃犯树德峰和管教科长洪敬平先后进京上访后的第四天，驻扎于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师接到中央军委电令：迅速组建一支由一名正团职干部、一名正营职干部为正副职领导的12人军事管制小组，即赴贡嘛嘎农场执行军事管制任务。电令要求这支军管小组务必在五天之内赶赴贡嘛嘎农场，具体任务将由公安部与之通气后磋商而定。
部队方面接到中央军委的电令后，考虑到贡嘛嘎的形势，一面着手抽调军管组成员，一面先期指派正营职干部史俊德（任军管组副组长）、连指导员包正荣（任军管组党支部副书记）先期前往贡嘛嘎农场打前站，做军管的准备工作。史俊德、包正荣接受任务后，搭乘兵站的汽车于这天中午抵达贡嘛嘎农场。
公安部发给贡嘛嘎农场关于实行军事管制的通知，是在两位军代表抵达前半小时才送达农场办公室的。办公室主任刚刚看过公安部通知，还没有来得及向“革委筹”汇报时，史俊德、包正荣就赶到了。于是，办公室主任立即往九中队打电话，向许明汇报了这一消息。
许明接到电话，当即驱车返回场部。许明和两位军代表见面后，一起去食堂吃了午饭。然后，许明便以贡嘛嘎农场“革委筹”负责人的名义召集“革委筹”全体成员开会，由史俊德宣布军管决定及军管组正式进驻农场，实行军事管制。接着，由“革委筹”成员向军代表汇报农场的各类情况。
这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汇报进行到一半时，有电话打进会议室要许明直接接听。这时，许明在发言，正谈到他如何捉拿败类分子陈邦坚，谈得很起劲，不耐烦中断，就说一会儿再接。但对方语气非常急迫，一定要许明马上接听。许明问了一句：“是谁打来的电话？”
那个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她说是八中队的……”
许明跳似的一跃而起：“哦，哦，我知道了，我去接！”
许明料想必是丰韵打来的电话，估计十有八九已经攻下高增霞那座顽固堡垒了。
许明的料想是准确的，这时丰韵确实已经在对高增霞的讯问中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对于高增霞的讯问，令丰韵和另一位小队长头痛至极，因为她九供不离一词，对于于彩萍所揭发的暴狱内容矢口否认，只承认她在陈邦坚的逼迫之下，不得已间与之发生了肉体关系。丰韵两人要跟她谈暴狱阴谋之事，她却见缝插针说她和陈邦坚的事。她是在这方面屡经历练之人，又是上海滩的白相女人，可能还有着一份要跟丰韵两人过不去的想法，谈起这种丑事来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弄得那个年方二十一，连朋友也还没谈过的小队长面红耳赤，连已经结婚数年了的丰韵也听不进去。
这样较量了一会儿，丰韵寻思再持续下去似乎没有便宜占，于是就结束了审讯。
丰韵两人回到办公室，想着刚才那一幕，气愤之际心有不甘，寻思这样一个女犯人都拿不下来，那岂不太窝囊了？于是商议对策，说了一会儿，丰韵想想还是去找找于彩萍看，说不定能从她那里获取灵感。
于彩萍揭发高增霞后，被丰韵安排在事务室，由三个改造表现一向不错的女犯，加上那个令全中队犯人都头痛不已的老太婆事务犯一起寸步不离地看守着，其形式等同于当时社会上一些单位很流行的“隔离审查”。丰韵两人去了事务室，把事务犯等四个女犯全都赶了出去。于彩萍一看丰韵两人皆脸挂阴云，只道要宣布什么不利于她的重大决定，又惊又怕，紧张得脸都变了色，一双眼睛闪着惊恐之光，牢牢地盯着两人。
丰韵叫她坐下，然后说：“你揭发的有关高增霞的事情，我们认为很重要。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需要你再谈一谈有关高增霞的事情，要求谈得越详细越好。”
于彩萍听说是这样一件事，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于是她就谈起来，根据丰韵的要求，着重在高增霞在文艺小分队和九中队跟其他犯人的接触上。丰韵两人边听边记录，由于这不是情节性的叙述，所以这种记录是提纲式的，有时又像随手划拉的草图。
这样谈了大约两个小时，于彩萍再也谈不出什么新的内容了，于是结束了谈话。丰韵两人返回办公室，把记录拿出来重新看了一遍，马上整理出了一份高增霞所个别接触过的犯人的名单，并且在名单上标出于彩萍所记得的接触次数，结果发现有两个男犯人跟高增霞接触最多：一个是九中队事务犯胡业勋，一个是单曾一。
丰韵知道单曾一是高增霞的丈夫，成立小分队前还曾经闹过自杀，后来破例安排了狱中夫妻相会。记忆中陈邦坚就是在那时知道高增霞这个人的，后来就成立了文艺小分队并且任命高增霞当了小分队队长。作为夫妻，又是在同一个中队，接触接触还算说得过去，但高增霞与胡业勋的频频接触就有点令人费解了。而且据于彩萍回忆，两人的接触多半是在丰韵和另一个九中队派来监督文艺小分队的干部暂时离开或者被其他犯人有事缠住时进行的。胡业勋虽是事务犯，但其“职能”跟文艺小分队却没有关系，用不着如此频繁的联系；另外，胡业勋虽也算是小分队成员，但他不过是写本子的角色，一共才执笔写过两个短节目，在这方面似乎缺乏如此频繁沟通的理由，况且是背着干部和其他犯人的单独沟通（尽管是在其他犯人的视野间，但别入无法听清两人在谈些什么）。
想到这里，丰韵心里一动，用钢笔在胡业勋和单曾一的名字之间划了一条线，打了一个大大的“？”号。
丰韵稍一沉思，随即往九中队拨打了一个电话，找了那个和她一起负责文艺小分队的干部，不问其他，单问胡业勋跟单曾一的关系如何。
对方回答：“胡业勋和单曾一以往关系一般，在组建小分队前后开始显得热络起来了。”
“明白了，谢谢。”
丰韵的明白其实是在打电话之前就已经有了，现在不过是得到了证实。她从高增霞、胡业勋、单曾一三人的关系之间猜测出一个环节：三人的反常式接触是由“暴狱”阴谋所串联起来的，由此判断出一点，即胡业勋极有可能是暴狱团伙的主犯！
丰韵头脑中产生了一个设想：利用于彩萍关于高增霞与胡业勋、单曾一的接触情况的揭发材料，去蒙高增霞，使她交代出暴狱阴谋来。
丰韵没有当过预审员或者刑警，在劳改单位也未涉及过“狱内侦查”，她这个想法纯属瞎打瞎撞，带着碰运气的意思。她也不考虑万一高增霞还是拒绝交代，反倒使其知道这是一种不成功的审讯手法，以后就很难取得突破了。
下午4点，丰韵两人再次去了禁闭室。高增霞对于丰韵的再次出现感到意外，望着丰韵那张布满信心的脸，她竟情不自禁脱口而出：“丰中你又来了？！”
丰韵要跟高增霞打心理战，故意显得甚为轻松：“本来想不来的，可是因为想挽救你一下，所以还是决定来了。”
“挽救我？”高增霞瞪大了眼睛。
“是啊。”丰韵微叹了一口气，“唉，高增霞，你凭良心说一句，我丰队长对待你怎么样？”
高增霞转动着眼珠子，边想边说：“丰中你待我是不错的，无论是在小分队还是以前在中队时……”接着就说了一些例子，有的丰韵还记得，更多的却已经记不得了，因为她生性慈善，又很注意执行政策，只要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总是给犯人提供一些方便。一年中光是她自己掏钱给生病的犯人购买食品的数字就在30元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她全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高增霞经常真病假病轮流生，肯定是受过丰韵的关怀的。
丰韵待高增霞说完，又叹了一口气：“看来，你还是良心未泯啊！”
高增霞有些吃不准，又有些惊慌，不知道丰韵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吞吞吐吐地问道：“这……这怎么说？”
“跟你说吧，刚才得到消息，有两个跟你关系密切的人已经被关进禁闭室了，农场‘革委筹’直接下命令，让管教科组成一个专案组立刻严审！”
高增霞闻声一凛：“是吗？！……那是谁？”
“是谁你还不清楚吗？”
高增霞不吭声，眼睛里露出一丝疑光，还没扫及到丰韵脸上时，丰韵已经开腔了：“这两个人，都是九中队的，一个是事务犯胡业勋，一个是单曾一。”
“啊！！”
“你感到意外，还有些震惊？这是正常的。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没有交代什么问题，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却暴露了？还有，他们接受讯问时，肯定要交代问题，其内容无疑会涉及到一些人，其中包括你高增霞。是不是？”
没有干过预审员或者刑警，也没有学过心理学的丰韵，竟然凭此制服了顽固透顶的高增霞。据高增霞后来所写的亲笔供词中说到，她原来是准备顽抗到底的，但给丰韵这么一说，产生了两个想法：一是她以前制造的命案仅丈夫单曾一人知晓，在这之前她与丈夫的最后一次接触时，她曾提醒过丈夫不可泄漏此事，丈夫向她拍胸保证过的（后来暴狱分子归案后，单曾一出于对高增霞供出他的憎恨心情和为了争取得到宽大处理，检举了妻子的杀人罪行），她深信丈夫会守口如瓶的。这样，她就不必担心此事会泄漏。二是她在暴狱阴谋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不能算小，但估计还不至于会被判处死刑。既然这样，与其被动地等待着人家供出她，她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争取主动先供出人家呢？先供出同伙是立功表现，她还有希望获得从宽处理呢！
这样想着，高增霞就决定交代了。她的交代内容其实并不怎么多，因为她所知道的暴狱阴谋非常有限，仅仅是丈夫单曾一向她说到过的准备组织暴狱行动，以及以后胡业勋一次次指示她如何从陈邦坚那里探听情况；她所知道的暴狱分子也仅这两人。
但是，这对于丰韵两人来说，已经是非常重大的突破了。丰韵未及进一步讯问高增霞，当即向许明打电话汇报此事。
许明接到丰韵的报告后，一分钟也段有迟缓，立即向正在开会的两位军代表作了汇报，同时也是对在场的“革委筹”全体成员的情况通报。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对于会议的震动，不亚于一次7级地震。会场里顿时议论纷纷，个别人紧张得脸色也变了。
军代表史俊德倒并未特别紧张，但他对于处理这种事情没有经验，便问许明应当如何处置。许明马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把管教科副科长傅林叫来，一起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事。”
傅林接到电话，迅速赶到会场，一听情况通报，惊得脸色倏变，因为这是管教部门责任，而自洪敬平被打倒后，管教线是他主政，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难脱干系。史俊德没有理解他的这种心绪，和他握过手后，说：“傅科长，我们一起研究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参加会议的一共有17人，众人讨论时，产生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鉴于不知晓暴狱团伙到底有多少人，分布于哪几个单位，为防他们在发觉阴谋业已败露之后狗急跳墙，应当连夜对九中队以及那一片的几个中队（除八中队）进行犯人大调动，打乱原先的编制，使暴狱团伙的组织结构受到影响，从而首先确保安全，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审查，清理暴狱分子。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上述处理方案容易造成混乱，反倒有可能导致暴狱分子乘机作乱，使我们猝不及防。因此，宜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即先将目前已经掌握的暴狱分子胡业勋、单曾一即予关押，连夜突审，取得口供后再将暴狱团伙其他成员一一拿下。这样，暴狱阴谋粉碎了，也没有打草惊蛇、狗急跳墙之虞。
这两种意见听上去似乎都有一定道理，持意见者自己更是觉得理由十足。这样，势必形成了争论。最初因为有军代表在场，争论显得比较温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都失去了耐心，于是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已经接近失去理智的争吵了。
正争论间，又爆出了一个意外：洪敬平返回农场了。
洪敬平在贡嘛嘎农场神秘失踪后，农场派出所正进行调查，想弄清他的行踪去向。现在他突然出现，还没踏进农场干部家属大院的大门，已经被人拦下了，随即就被“请”进了派出所。派出所留置了洪敬平，但他毕竟不是刑事犯罪分子，所以想想可能不妥，于是就给许明打电话报告此事。许明知道农场已经军管，现在凡事都得小心在意，不要给军代表留下不好的印象，于是接到电话后便向史俊德报告了。
这时，在场成员中有几个听说此事后都说派出所措施得力，应当把洪敬平关押起来，要好好查一查他这些天在干些什么。
军代表史俊德和包正荣耳语了几句，然后说：“许明同志，洪敬平同志是管教科长吧？那最好了，我们赶快把他请来，一起参加会议。”
此语一出，全场皆惊。其实，史俊德对于洪敬平的事心里基本上是有一个底的，公安部已经将洪敬平赴京上访的情况电告军方，作为军管组处理贡嘛嘎农场时的一个参考；当然，公安部的电文中没有提到对洪敬平的处理意见，不过称他是“同志”，这可以看做是表态，因为公安部应当知道洪敬平是如何到北京去的。因此，史俊德便认为洪敬平不应当被打倒，而应该在这种紧急关头站出来参加工作。
许明以为自己先前没有说清洪敬平其人的性质，于是就补充了一句：“洪敬平是有问题的人，他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结论还没有下。”
包正荣说：“洪敬平同志这些天的行踪去向，我们是清楚的。他的问题性质，也有待于我们在慎重调查之后再下结论。现在，还是把他请过来一起讨论工作。”
军代表一锤定音，洪敬平立刻被请到了会场。
洪敬平已经知道贡嘛嘎农场军管之事，进门就和两位军代表握手，看得许明等一班人目瞪口呆。随后，史俊德把情况介绍了一番，征求洪敬平对处置眼前事件的意见。
洪敬平早在返回农场的路上就已经在考虑对付暴狱分子的各种方案措施了，当下便胸有成竹道：“我的意见如下——立刻出动人马，把九中队包围起来，所有犯人一律收风，囚于各自的监房内，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实行戒严纪律，凡是有敢以身试法，图谋不轨的，按照戒严纪律当场严惩。与此同时，将该中队的全部干部无条件暂时调离，集中到场部，在指定的场所集中，暂时不许可自由行动……”
洪敬平说到这里时，在场的“革委筹”成员中的一部分人窃窃私语，想是对此说法大有异议，但他不动声色，继续说下去：“第二，在实行第一措施的情况下，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立即指派富有预审经验的干部对涉嫌本案的犯人单独提审，取得突破后，发现一个暴狱分子就抓一个。在抓了几个时，从各个监房有选择地抽出一些犯人，由干部对其举行学习班，让他们有问题的交代问题，没有问题的揭发举报。这两步走下来估计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大半。剩下的问题之解决，就不算一桩犯难事了。”
洪敬平的意见得到了史俊德的赞同，他马上点头拍板：“好！就这样做。”
洪敬平又说：“应当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作为处置暴狱事件的最高权力机构。”
军代表也点了头，并且当场点了指挥部组成成员的名，许明是其中一个，指定他担任总指挥史俊德的副手，还有一个副手则是洪敬平，弄得在场的几个造反派“革委筹”成员又是一个激灵。
指挥部当即开始运转。9时半许，许明往九中队拨打电话，想了解一下该中队有多少人在中队，多少人在场部家属院内的家中，但是，电话未能拨通。
再拨，还是没通！
许明不禁警惕起来，正要向史俊德报告时，外面传来了一阵异样的喧哗声——暴狱分子已经冲到场部来了！
啊？！！
胡业勋自许明组织的抄监结束后，审时度势，当即做出了“今夜暴狱”的决定，并且立刻发出了指令。
鉴于形势紧张他已经来不及完全按照原方案实施暴狱行动了，只好临时对暴狱方案作了修改：原定的其他中队参加暴狱的犯人只好放弃了，仅就九中队已经联络的37名犯人参加；暴狱行动就从九中队开始，先在中队内部下手，然后去武警那里抢夺枪支弹药；得手后，向场部进发，切断场部通往外界的所有通讯，抢夺财物和汽车，然后驾车脱逃。
这天是星期六，干部按例提早下班，在车间干活的犯人也提前收工。30多名暴狱分子按照胡业勋的指令，在收工返回监区时，把预先准备好的密藏于车间里的匕首、铁棍、土制毒气弹、燃烧瓶等用于暴狱犯罪的凶器悄然带进监区。当时，全国大多数劳改队尤其是劳改农场的管理水平处于低级阶段，没有一套严格的安全防范制度，除了节日前夕外，犯人进出监区通常是不抄身的；再说这天是星期六，干部急着回家去，也没人特别留意犯人的动静，这样，暴狱分子终于把凶器一件不漏地带进了监区。
在这之前，胡业勋已经亲自前往距九中队监区大约一公里的武警哨所去走了一趟，以送修复了的两只凳子为名跟那里的炊事员兼管后勤的武警中的败类分子朱宝根取得了联系，通报了情况，约定在下午5时许往九中队打电话，要求派犯人去修理鼓风机，同时把这一情况告知武警班长。
当时，驻贡嘛嗄农场的武警共有两个中队，对外称为“大队”，其实算不上一个完整大队的编制，其大队部驻扎于农场一中队所在地一个名叫达磨井的地方。由于各单位分散，因此其布防是按照各中队的位置而设置的，犯人人数多的中队或者地势险要些的，多安排些人，反之，就少安排一些。九中队属于犯人人数倒数第二的单位，因此仅安排了一个班的武警，设立了一个哨所。胡业勋和暴狱团伙另外两名主犯郝根相、李鑫所制订的暴狱方案中，计划把这一个班的武警解决掉，夺取其枪支弹药，用于进攻场部。
九中队监区院子大门口还有警卫室，和分布于监区四周的四个武警哨位有直线电话连接，暴狱方案中计划先不惊动，待控制九中队内部和解决武警哨所后再将四个武警哨位一起解决。
暴狱行动于当天下午5点左右拉开帷幕，这天轮到值班的干部是副中队长薛苏，他绝对没有料想到这天会得发生几小时后惊动中南海的暴狱案件，这时正在中队部一边喝酒一边听音乐。他忽然觉得今天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却又说不出究竟是什么不对头。他站起来，走到窗口前往外看了看，监区院子里空荡荡的，寂静无声。这才醒悟：原来是太安静了。
薛苏感到奇怪，寻思还没到收风时间，院子里怎么已经这样安静了呢？这是反常现象，但又反常得使人没有一种危险感，因为犯人待在监房里，纵然再凶，也不过是笼中之虎。如果情况反过来，犯人全部待在院子里，那就反常得令人生畏了。不过，这毕竟是薛苏从事劳改工作多年来第一次碰到的情况，他还是决定要过问一下。
这个反常现象其实是事务犯胡业勋一手策划和实施的，他考虑到暴狱行动实施得越早越好，晚了就有可能受到阻碍，因为高增霞已经关起来了，她“一不留神”把暴狱阴谋泄漏出来的话，他们这伙人的灭顶之灾就到来了。确切一点说，暴狱时机从他们把一应凶器悄悄带进监区开始就已经成熟了，只是因为虑及干部太多可能把握不了局势，所以才一直等到干部全部下班。但是，干部离开了，那些不参加暴狱的犯人却是离开不了的，这部分犯人有大约九十来名，与暴狱分子的人数对比是3比1，尽管他们不可能全部以武力阻止暴狱行动，但是只要有一部分闹起来，其后果也是非常危险的——那就势必惊动武警哨位和监区警卫，只要一个电话打出去，他们的戏就没法唱下去了。
因此，胡业勋一定要把那部分不是暴狱团伙成员的犯人搞定。如何搞定法？说难也不难：假传圣旨，提前收风。
胡业勋知道薛苏有个习惯，每次轮到值班必定要喝上二两，喝完酒后才收风，收完风后填一张“人账单”，着事务犯或者王皮儿送往监区警卫室就算完事了。全中队犯人也都知道薛中队长的脾气，处理问题时的政策界限掌握得不像其他队长那样细，弄得不好赏个把耳光弄一脚“外国火腿”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凡是轮到他值班人家都很识相，再调皮的犯人也忍着。胡业勋因此而产生了提前收风的念头，寻思反正薛苏不会知道的。
开过晚饭后，胡业勋便叫王皮儿逐个监房通知：今天薛中队长值班，接到管教科通知，让提前收风，人账暂时不点，但是一律不准出门，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安静，否则惹恼了薛中吃不了自己兜着走。这样，众人就都乖乖地待在监房里不出门了。胡业勋手里拿了个木板夹，一个一个监房查看，凡是没有暴狱分子的监房，干脆就把门闩推上了，使里面的人无法打开。
却说薛苏感到情况反常，正欲出门查看时，胡业勋叩响了办公室门：“报告！”
“进来。”
胡业勋进门，像平时那样一脸恭敬地站着，正要开口，薛苏先发话了：“今天怎么回事，犯人都进监房了？”
胡业勋回答：“报告薛中，是我叫他们进监房的。”
薛苏到这当儿还没意识到危险已经逼到近前了，问道：“为什么？”
“因为今天有点事情，我正要向您报告呢。”胡业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看上去沉甸甸的纸包包，拿到薛苏跟前，“薛中，您看这……”话音未落，一把将纸包包拍开，闪电似的朝薛苏脸上扬去，只见一团黄尘腾起，后者满脸已经蒙上了一层黄沙，连眼睛、嘴巴都无法张开！
胡业勋扔出纸包包后，一秒钟也没有停留，随即便飞快地扑上去，以胳膊夹住了薛苏的脖颈。几乎是同时，不知几时已经溜进门的郝根相、李鑫两人犹如恶狼似的扑上来，一个抱住了薛苏正在乱踢的双腿，一个挥拳冲薛苏头上猛击，只两拳就把后者击昏了。三人随即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把薛苏勒死了，然后剥下了他的外套。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三人大惊，六道惊骇的目光在电话机和两个同伙的脸上不住地打转。稍停，还是当过“国军”营长的郝根相胆大，伸手抓起耳机，粗着嗓门道：“喂！哪里？”
电话是二中队一个干部打来的，要找九中队的一位小队长，郝根相松了一口气，答称已经下班了，随即挂断了电话。胡业勋接着扯断了电话线。
胡业勋一挥手：“发信号，按原计划执行！”
所谓“原计划”，就是“兵”分两路，一路负责处置监房内的其他非暴狱分子犯人，另一路则去解决武警哨所。这里分别进行叙述——
监房内一路暴狱分子有三十来人，四个一组分别去各个监房，宣布发动暴狱，问是否有愿意一起参加的，有的就站出来，其余的则当场用撕开的被单作为绳子一一捆绑起来，缚于床脚上，嘴里塞以棉花。这中间，有暴狱分子与哪个犯人有私怨的，则自然要乘机动手动脚，有的出手甚重，事后发现被殴骨折的也有。
一共有14名犯人愿意参加暴狱行动，使胡业勋等人喜出望外。那些拒绝参加暴狱行动的犯人，在事后处置暴狱事件时，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减刑，作为对他们以实际行动表示认罪服法的奖励。
另一路大约六七人，都是胡业勋从是从曓狱分子中精选出来的历史反革命犯、国民党反动军官、特务之类。只有一人属于例外，那就是武警败类朱宝根的叔叔朱松川，因为他跟朱宝根的关系，所以必须要他亲自出马。这些家伙以那个“国军”独立营长郝根相为首。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学过武术，又会打枪，枪法也还不错。他们出去时略略费了些周折，因为为防止惊动四个角上岗亭中的武警哨兵和监区门口警卫室的那个值班警卫，只能悄悄撬开当初周宗平逃跑时的那条通道上的障碍物亦即监房厕所屋顶上的瓦片和因为周宗平逃跑而提醒劳改队增加了的铁栅栏，然后一个个爬出去。由于那里和武警岗亭是死角，因此未被哨兵发现。
一行歹徒逃出去后，行至距武警哨所不远处，为首的郝根相脱下了身上的写有“囚”字的衣服，露出穿在里面的从被杀害的薛苏身上剥下的军便服（不是警服，“文化大革命”时的劳改干部不发警服），叫朱松川和另一个姓苏的犯人和他一起过去。让其余犯人潜伏于附近等候信号，准备接应。苏犯38岁，曾在国民党保密局举办的特务训练班中获得过擒拿格斗比赛亚军，据说曾有过徒手格击五条大汉获胜的记录。
这个哨所是一个独立于原野间的带有院落、围墙的四合院，说是“哨所”，其实是一个班的武警的住所，不过院子里有进行训练用的一些器具。长期以来的惯例，哨所门口也不设岗哨，大门白天通常是敞开着的。郝根相一行过去时，那个作为内应的朱宝根已经站在门口迎接了。
朱宝根见他的叔叔被郝根相押带着过来，料想九中队监房那边的事情办得很顺利，遂故意提高了嗓门道：“黄队长，来啦，正等着你呢！”
郝根相笑道：“你们电话打得晚了，今天是星期六，干部下班得早，我们薛中叫我留一留，我只好遵命带犯人过来了。”
朱宝根把三人领进了院子，指指伙房，三人会意，走了进去。一进门，朱宝根压低了嗓子问道：“那边解决了？”
“解决了。一切按照预定计划执行！”郝根相的口气似乎又回到了担任国军独立营营长的年代。
“明白。”
“这里怎么样？”
“你们待在这里假装修理鼓风机，我这就给他们开饭。吃饭时他们从来不把枪带进饭堂的，你们就去拿枪，枪一到手，那还不是裤裆里抓鸟——稳拿！”
“这边一共有几个？”
“应当是八个，一个请假去大队部了，他老婆来探亲了，今晚不回了；再去掉我，还有六个。”
“算他命大！”胡业勋恶狠狠地道，又问，“家伙有几枝？”
“一共是12枝，1枝冲锋枪，11枝步枪，现在有4枝在岗位上。”
“弹药？”
“大约一共有一百来发子弹。”
郝根相咂咂嘴：“少了些，不过也可以凑合凑合了。”
说话间，武警班长出现在门口：“朱贵根，准备开饭吧，晚上还要学习呢。哎——”他看见了郝根相和那两个犯人，“他们……”
“哦，这是九中队的黄队长，带这两个犯人来给我们修理鼓风机的。”
班长连忙冲郝根相敬礼：“您好！黄队长。”
武警在劳改队执行任务，按规定是不能进入劳改队的，只是负责外围的警戒，因此这个班长根本不认识什么“黄队长”，但他相信自己部下的话，结果就栽了个大跟斗，差点把性命都送掉了。
郝根相当过军队里的营长，那份感觉还在，面对着一个小班长自是应付自如，点头道：“你好！贵姓？”
“免贵姓何。”
“哦，何班长……你们这台鼓风机老掉牙了，已经修过几次了，几时可以换一台了。”
“是的，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嗬嗬，黄队长，给您们添麻烦了。”
“嘿，客气了，小事一桩。”
班长自是要邀请“黄队长”一起去吃晚饭，郝根相推说已经吃过了，谢绝了。于是，班长就让朱宝根把晚饭开了，他又说了两句客气话，走了。
这个班长事后受到了严厉审查，因为怀疑他是有意把枪提供给暴狱犯的，最后查清确实与他无关，也被开除军籍，遣返回乡。据他在接受审查时说，他就是着了这个“黄队长”的道儿，寻思有干部在，那两个犯人不敢动什么脑筋的，所以没有下令把枪支带进饭堂。
却说郝根相等人候得六名武警进了饭堂，马上悄悄离开伙房，从后面绕到卧室，轻而易举就把枪支弹药一并拿到手。郝根相随即让朱宝根把一条白毛巾拴在竹竿上，高高举起，来回晃动了数次。不一会儿，潜伏在不远处的那几个犯人就悄然溜了过来，爬墙而入。
几个暴狱犯集中于伙房，郝根相把枪支发给他们，自己留了一枝冲锋枪，下令道：“第一，给老子把那六个全部打发掉；第二，不能响枪，就用刺刀挑……”眼睛一转，瞥见朱宝根嚅动着嘴唇似有话讲，便问道，“你有何高见？”
朱宝根吞吞吐吐道：“这个……我事先跟我四叔讲过的，不能开杀戒……这个，你们说话要算数。”当初朱松川对这个堂侄策反时，朱宝根确实提出过不能杀人，朱松川是同意的，胡业勋也点了头的。
郝根相从胡业勋那里得到的指令是“相机行事”，他见朱宝根这副样子，寻思一会儿还要靠他诱骗岗亭上的武警哨兵下来，少不了这人，于是就点头：“那也好，统统上绑，封口。若是有人反抗得厉害，也可以开杀戒！”
一行七人随即持枪在手，蹑足悄行，潜至饭堂门口，发一声喊，旋风似的冲卷进去。里面那六位正在吃饭，哪里料到有此倏变，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早已被那些受过特别训练而且有过真刀真枪实验的暴狱犯分别扑倒在地，其中三人当场受击昏迷。
跟在后面的朱宝根递过早已准备好的绳索，由暴狱犯把六个战友一一绑起来。这时，班长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对着朱宝根破口大骂，被一个暴狱犯一刺刀划破了嘴皮，顿时鲜血淋漓。
暴狱犯把六名武警扎成一个个端阳粽，又用铁丝把他们互相连在一起，口中塞进毛巾，然后扯断了电话线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这六名武警，就这样被捆绑了整整一夜，一直到次日上午才获得解救。
后来，胡业勋落网后在农场派出所拘留室“总结”经验时，曾经对自己的一个“失误”感到懊悔：他竟然没有考虑到要把武警的服装剥下来，选择几个暴狱分子穿上了冒充武警先混进农场场部，破坏电台，为暴狱分子的安全撤退赢得时间。
郝根相一行“解决”武警哨所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对付四个武警岗哨和大门警卫。事先，胡业勋已经对此作了安排：应当先解决警卫，因为警卫室有和场部直通的电话，而武警岗亭的电话仅仅只能跟武警哨所和警卫室通话，即使解决不了也不怕他们报信。
“解决”警卫的任务，由朱宝根去完成，因为他此刻的名义还是武警，而且由于经常有修理方面的事情求助九中队，进进出出已经和警卫室的每个警卫都认识了。但是，朱宝根再三说他不敢杀人，这使郝根相感到失望，迫不得已间，只好改动了计划，由他“押”着一个犯人去对付警卫。
当下，朱宝根押带着一名暴狱分子前往九中队大门口，行至警卫室前驻步，朝值班警卫打招呼：“小秦！”
小秦早已看见朱宝根两人走过来了”，心里有点疑惑：怎么武警押着个犯人过来了？他把窗子打开了一条半尺宽的缝，探头问道：“怎么回事？”
“这个犯人是给我们修理鼓风机的，是小吴队长带的，现在小吴被我们班长留住喝酒了，班长说让我先把犯人送回来。”
小秦皱皱眉头：“这个小吴，怎么可以这样搞呢？”他接班时，九中队的干部已经下班了，因此他不知道小吴其实根本没那码事。现在怎么办？看来只有把犯人放进来了，总不见得让人家武警再把犯人押回去，天都黑了，路上跑了怎么办？
于是，小秦便去开装在大门上的那扇小铁门。那个暴狱分子先进了门，朱宝根赶紧跟小秦说话，以分散其注意力。暴狱分子是个受过特别训练的特务，当下悄悄拔出匕首，冷不防冲小秦当胸就是一刀，刚抽出匕首，又往腰部扎了一刀。小秦倒在血泊中，连叫都没叫得出来就断了气。
接下来对付四名武警岗哨也是朱宝根的事，他背了一枝枪，晃晃荡荡地来到1号岗亭下面，仰脸招呼岗哨：“老弟，下来，换岗了。”
哨兵感到奇怪：“今天怎么你来接班了？”
“今天哨所会餐，班长叫我来替你站一会儿，你赶快去吃了再过来。”
这种事情，以前也曾有过，只不过不是朱宝根去替岗的，但因为有了先例，哨兵感到也说得过去，便掉以轻心地着了道儿。他用钥匙打开了岗亭门，顺着梯子走下来，把钥匙交给朱宝根，就背着枪离开了。刚刚走出十来步，到得墙角那里，就被埋伏在那里的三名暴狱分子一拥而出，乱刀捅死了。
其余三名岗哨，也是着了相同的道儿而被害的。
罪大恶极的朱宝根后来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执行前他竟然还大呼“冤枉”，问其冤在何处，他说自己没有杀人。
至此，胡业勋所指挥的暴狱行动已经扫清了第一步障碍。在胡业勋的指挥下，50余名暴狱分子集队前往场部。他们原准备步行前往的，但是，刚上公路，就看到驶来了两辆带拖斗的拖拉机，那是邻县农机站的运输工具，刚送完货物准备连夜返回。这会儿碰上了暴狱分子，也算是倒了血霉，两名司机当即被杀害，胡业勋一声令下，暴狱分子上了拖斗，挤成一团，由两个会开车的家伙驾驶着，直奔场部！
第十二章
暴狱分子冲到贡嘛嘎农场场部时，先要经过距场部大约400米的农场派出所。这是胡业勋等人预先准备对付的第一个单位，于是一声令下，暴狱分子多人当即一拥而入。这时已是晚上，派出所只有一个民警在值班，另外还有两个“房炳章专案组”的成员，三人闲着没事正凑在一起打牌。忽然听得外面声音不对，哪里会料想到是这种百年不遇的暴狱行动，只道是几家干部家属发生了民事纠纷，是来派出所求取仲裁的，这种事情以前经常碰到，已经见怪不怪了。
那个值班的民警站起来，说：“你们坐一坐，我去看看，三言两语把他们打发掉就是了。”
话音刚落，派出所的大门被“嘭”的一脚踢开了，一群持枪歹徒蜂拥而入。这个民警一下子惊呆了，还没回过神来，一把刺刀已经伸到面前！他倒也是个不怕死的，面对着这么些手持武器的疯狂的家伙，二话不说，迎面冲上去，一把拨开枪口、刺刀，奋勇夺枪。此举令歹徒大为吃惊，立刻围殴，他们生怕惊动声呐研究所，不敢开枪。民警挨了数不清的拳脚，又吃了两刀，方才倒地。后来，他被抢救过来了，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歹徒随即冲进里间，那里坐着的两个专案组成员，一个是农场中学的红卫兵头头，一个是农场政治处科员。那个红卫兵头头听见外面声音不对，寻思必是出了大事，当即爬窗而出，急奔场部报信。另一位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暴狱分子已经冲进来了，被刺刀捅死。
接着，歹徒分成两股，一股向场部进发，一股则留在派出所翻劫钱财、武器。后一股家伙由于时间仓促，虽然找到了保险箱，但都未能撬开，无法获取里面的两支手枪和一些钱。他们随即又打开了看守室的门，把里面关押着的三人拉了出来。这三人中：一个是途经贡嘛嘎农场进行盗窃作案的流窜犯，被抓后疑是逃犯，正进行审查；一个是农场中学的教师，涉嫌奸污女学生而被拘留；另一个就是农场政委兼场长房炳章。
暴狱分子问清那个流窜犯的案由后，连说是“自己人”，让跟他们一起行动。那家伙获得解脱，对暴狱分子感激涕零，诺诺连声。不过，其实他不想趟这股浑水，所以一转眼就不见影子了。但他还是未能逃脱，次日就落网了。
暴狱分子弄清农场中学的那位教师的情况后，因为他是干部编制，所以没有说“自己人”，对如何处置他发生了分歧，有说放了他，有主张绑起来的，正争论时，有人认出了房炳章。于是马上扔下教师围住了房炳章，有个红了眼睛的歹徒二话不说挺起刺刀对准房炳章当胸就是一下，被另一个犯人急扯胳膊欲阻止，刺刀垂了下来，刺进了房炳章的大腿，顿时血流如注。
接着，其他犯人纷纷动手殴打。那个出手阻止刺杀房炳章的犯人叫道：“别动手！别动手！”
这个犯人马上被其他犯人围住了，质问是什么意思。事后查明，这个犯人名叫张金宝，河南郑州人，反动军官，1958年被判处20年徒刑。张金宝平时改造表现属于一般，因为性格暴躁与不少犯人关系搞得不大和睦。胡业勋策划暴狱时，把他列为首批发展对象，因为他的案由属于“一路人”，另外，他会少林武术，又是军人出身，与日本兵、共产党军队都打过仗，是一个用得着的“人才”。他和郝根相因同为反动军官，平时接触较多，便由郝根相去做发展工作，结果一说就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张金宝在这当儿却挺身阻止杀害房炳章。他面对着其他犯人的质问，只说了一句话：“房场长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推开了那个用刺刀刺伤房炳章的犯人。众犯都知晓张金宝的厉害，见他神情凶恶，再说也没有人下过命令一定要杀死房炳章，于是就算了。但这时房炳章已经被打昏了。暴狱分子遂扔下房炳章，把那个教师用绳子绑住后，扬长而去。
张金宝在几小时后的平暴行动中被击毙了。后来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时，专案人员问过房炳章张金宝所说的“救命恩人”一节，房炳章说他不认识这个犯人。专案人员又翻查了房炳章以前所有批示过的文件，调查了九中队所有的干部和犯人，也未发现张金宝和房炳章有过任何关系。这样，张金宝挺身保护房炳章之举就成为一个一直没有得到解答的谜。
关于暴狱犯挺身保护干部和家属的事例，后面还将谈到。
这时，由胡业勋指挥的大部分暴狱犯已经冲到了场部。在这之前几分钟，从派出所里逃出来的那个红卫兵已经奔进会议室，报告了暴狱消息。场部会议室里顿时像煮开了一锅粥，众人七嘴八舌嚷嚷着，但说了些什么谁也听不清。
混乱中，军代表史俊德问洪敬平：“洪科长，你看怎么办？”
洪敬平说：“赶快撤往医院！快！”说着，他指了指管教科副科长傅林，“小傅，你跟我去一趟管教科！”话音未落，他已经急急冲了出去。
傅林没有一丝迟疑，紧接着也如离弦之箭似的跟着射了出去。
这时，外面响起了枪声。
史俊德拔出手枪，下令道：“立刻撤往医院！”
洪敬平、傅林两人奔到会议室后面的那排房子——管教科所在地，洪敬平一脚踢开管教科长办公室门，头也不回道：“傅林，打开保险箱！”
直到这时，傅林才明白洪敬平要他一起来管教科的意图：保险箱里有3枝手枪和大约五十来发子弹，这绝对不能落到暴狱分子手里！
傅林打开保险箱，拿出了手枪和子弹。洪敬平二话不说，取过一枝，插上弹夹，推弹上膛，一挥：“走！我们也去医院！”
洪敬平之所以提出要撤往医院，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医院是整个场部惟一的一幢楼房，在不明暴狱分子情况的前提下，应当考虑到坚守待援，楼房易于坚守；二是考虑到暴狱分子肯定会切断电话线，以断绝农场和外界、和驻场武警大队部的联系，而医院大楼里有农场的一台专门用于应急时对外联络的电台，占住了医院也就是占有了电台，可以向外发报求援。
史俊德一行人撤到医院后，洪敬平和傅林也赶到了。这时，许明接连从医院的几部电话机往外拨打电话都未打通，情知暴狱分子已经把电话线割断了。军代表便问大家怎么办。洪敬平三言两语向不明农场情况的两位军代表谈了自己“坚守待援”的想法，获得了军代表的首肯。许明等“革委筹”的几个头头也认为甚为妥帖。
史俊德下令：“许明同志立即向北京发报，报告情况！其余人动手构置障碍物，准备坚守待援！”
农场的电台房设在医院三楼。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劳改农场所设置的电台的用途：当时劳改农场的选址一般都很偏僻，与外界的联系很是不便，而且往往很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同时也出于对当时服刑犯人中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务犯占有一定比例可能会发生暴狱事件的考虑，为了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处置，故都设置了电台。
各农场的电台与所在省的公安厅（当时劳改队属于公安部门管辖）的电台沟通联络，而像贡嘛嘎农场这种直接归公安部管辖的劳改队，则就直接与北京联系了。电台虽有专门的报务员，但是由于这种电台平时不使用，只是每个月沟通一两次，通常认为报务员的设置属于浪费，一些单位就自作主张安排报务员另外做一份工作，比如电话总机房、办公室文秘等等。贡嘛嘎农场也是这样，报务员兼任着后勤处科员，负责保管和发放办公用品。这样，这个报务员就不可能昼夜守在电台旁边。
许明是中队干部出身，造反后到场部工作时间很短，根本不清楚电台情况，也从未来过电台房。此刻，他奔到三楼电台房门口时，才发现铁将军把门。于是返身下楼去向医院的值班医生闻报务员去向，得知真情后，禁不住大叫：“这咋办？！”
军代表闻报，也是一愣，他绝对没有想到地方上竟然这样对待电台房这块中枢之地的。现在怎么办？没有钥匙倒是可以把门砸开的，但是没有报务员怎能发报？这不是靠“砸”能够解决得了的。
许明说：“要么赶快去把报务员叫来？”
“对！快去叫！”
可是，这时暴狱分子已经冲到了医院门诊大楼的门口，向被桌椅挡住了的门前扔了一个燃烧瓶，并且以四杆枪支封锁了四个墙角，里面的人已经无法冲出去了，更不用想冲出去后再带着报务员返回。（其实当时家属院也已经遭到了暴狱分子的冲击，报务员被困在家中。）
许明急得眼睛喷火，从傅林那里取过那枝多余的手枪，要往外冲，去把报务员接过来，被众人死活拉住了不让。正吵嚷间，洪敬平从门口过来了，问发生了什么事，得知情况后说：
“去把电台房的门砸开！”
许明瞪着他：“砸开了谁发电报？”
“我。”
“你？你会发电报？”
“对．我会。”
这时，有人突然想起洪敬平曾经当过志愿军侦察排长，一说，许明喜出望外道：“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快！快去！”
电台房的门被砸开了，洪敬平进去一看，问题又冒出来了：电台的所有关于对外联络的几个部门电台的波长、呼号以及明码本、密码本都没有！原来，报务员因为一个月才接触电台一两次，生怕把这些基本资料生疏了，应急使用时产生问题，就把所有资料都带到后勤处她的办公室去了，以便平时没事时翻出来看看。
这时，从家属大院那里传来一阵阵枪声，每一下都一直响到在场每个人的心头，有两个女护士可能惦念着家中的孩子，急得哭泣起来，被许明喝住，让她们“快滚开”。许明还把希望寄托在洪敬平身上，对他的称呼也在不知不觉中转换了：
“洪科长，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洪敬平沉着脸，缓缓摇头。
众人正绝望时，军代表包荣正来了，问电报发了没有。他听说面临的困难后，转了转眼珠子，竟然冒出了一个主意：“我有办法解决——我知道我们部队战备电台的波长和呼号，往那里发报，再请那里转发北京不就得了。”
这个完全出乎意外的主意令人拍案叫绝，于是立刻实施。洪敬平已经十几年没摸过电台了，幸亏他记性好，打开机器略略试了试就恢复了以前那种在朝鲜战场时的感觉，试着把刻度拨到军代表所提供的波长，又叫了叫呼号，竟然通了！于是便用邮电通用明码把面临的紧急情况拍发了出去。
洪敬平终于松了一口气，摘下耳机时已经是满头大汗。这时，他突然发现不知几时电台的指示灯已经熄灭了——电台出毛病了！
“糟糕！”洪敬平叫了起来，目光随即在围着他的几个人的脸上扫视，“你们谁看见这指示灯是几时熄掉的？”
众人一个个迟迟疑疑地摇头，确实，在这当儿，都是外行，谁也不可能盯着指示灯的。洪敬平沮丧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拍发出去了没有？我再试一次。”
可是，再试的结果电台完全没有反应了。这给众人留下了一个非常悬念，一个个只觉得心头悬吊了一个沉重的铅砣。
许明说：“也许电台自个儿会恢复正常的，那就留一个人在这里守着吧。”
军代表说：“洪科长你留在这里。”
洪敬平摇摇头：“不，还是留其他人吧，这里就看着电台指示灯，如果亮了再叫我也不迟。我还是去对付那帮亡命之徒吧，我是侦察兵出身，别说手里有枪，就是空着手，一个收拾他两三个也不成问题。”
于是，就决定留一个护士在电台房，一旦指示灯亮了，就赶紧去叫洪敬平。
其实，洪敬平等人的担心是多余的，电台是在洪敬平把电报拍完以后才发生故障的。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师的军用电台已经收到了这份电报，因为是明码，报务员也不用翻译，立刻送往司令部值班室。这天是师参谋长担任总值班主任，一看电报，当即命令即刻拍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值班处。
这样，在贡嘛嘎农场医院那里决定留下一个护士守着电台指望它起死回生时，这份电报已经被发往总参作战部了。
总参作战部值班处收到这份不寻常的电报后，经火速请示领导，得到指示立刻送往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徐向前处。这个决定的产生，可能是因为那位领导认为此事是地方上的事情，与“三支两军”有关，而“三支两军”是属于“文化大革命”那个板块的。
徐向前元帅当时刚从“二月逆流”的阴影中得到初步解脱，这天晚上刚开完一个会议，又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留下，正商谈有关事宜。忽见会议室门口有个穿军官制服的把头一探，老帅便问道：
“什么事？”
那个军官便立正，敬过礼后报告了情况。
徐向前还没说话，一旁的周恩来已经伸手了：“电报呢？拿来我看！”
那个军官去人民大会堂时，估计到那边多半会立刻商议处理此事，因此已经带上了军用地图、放大镜。周恩来在看电报时，地图已经铺开了，放大镜放在地图上。周恩来看完电报，第一句话是：“给公安部谢部长打电话，请他即刻赶到这里来！”
在等候谢富治的当儿，周恩来、徐向前看了军用地图，查清了贡嘛嘎农场的位置，又交谈了几句。一会儿，谢富治匆匆赶到了，他不知道周恩来为何夜晚急如星火地把他召到人民大会堂来，一看电报，倒抽了一口冷气：“唔——有这样的事？”
周恩来开口了：“这事必须立刻处置，你们看如何处置为妥？”
谢富治说：“贡嘛嘎农场已经军管了。”说着朝徐向前看看，意思是这事该由军方去解决。
周恩来说：“现在情况紧急，也顾不上公安还是部队处置的事了，哪方能迅速处置此事就由哪方解决，先把暴狱分子镇压下去再说！”
徐向前把手一招，一直站在门口的那个军官立刻进来，站在几位首长面前听候指示。徐向前问道：“贡嘛嘎农场附近有我们的哪个部队驻扎着？”．
“报告首长，那里没有部队驻扎。距该农场最近的是陆军第×××师，也就是派军管组的那个部队，和贡嘛嘎农场的最近距离是540公里。”
徐向前皱皱眉头：“远了一点。”拿起放大镜往地图上看了看，“中间还隔着山，汽车速度赶不及。”
谢富治也看了看地图，开腔道：“贡嘛嘎农场离县城不到200公里，是否派那里的公安和武警全部出动去救援？”
周恩来马上摇头：“不行！观在还不清楚暴狱分子一共有多少人，掌握了多少武器，如果他们的力量较强，势头很旺，在农场场部一旦得手后，很有可能就会去县城洗劫。县城的公安民警和武警，不能全部出动去救援，最多只能去三分之一人马。”
徐向前说：“对！”
谢富治说：“那我立刻落实。”他走了出去，接连打了两个电话，一是落实周恩来的指示，刚放下送话器又想起让公安部值班室在落实指示时加一句：要武警总部试着与贡嘛嘎农场的驻场武警联系，于是又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没有起到作用，因为农场电话总机的线路及机房早就给暴狱分子破坏掉了。
这时，军委方面又传来消息：陆军第×××师再次发来电报，报告他们对贡嘛嘎农场暴狱事件的应急处置措施。处置措施有二：一是师司令部通过电台与已经出发的派往农场的军管组其余10人联系上了，他们在离农场230公里处宿营过夜，现接受命令立刻驱车赶住农场；二是两周前该师应一支地质勘察队之要求，派了一个武装班保护勘察队，经电台联系，勘察队目前的位置就在距农场大约60公里处，现已命令该武装班及勘察队持有枪支的队员共约18人驱车驰援。
周恩来闻报，松了一口气，抬手在地图上划了一个圈：“这两支力量有20多人，再加上县城出动的不少于40人，估计可以救援了。”
“还得让×××师派一个排赶去，因为还有追捕逃犯的行动。”徐向前说。
“对，立即布置！”
回过头来再说贡嘛嘎农场那边：暴狱分子冲砸贡嘛嘎农场派出所后，胡业勋指挥将人马分为两路．一路洗劫家属院，一路冲砸、洗劫场部办公室和医院。后一路人数较少，一共二十来人，但是却有7枝枪。持枪暴狱分子受到了史俊德所指挥的那些干部的抵抗，知道对方有手枪，遂不敢硬冲，而是把医院的进出通道全部封住，等待其余暴狱分子洗劫场部后过来合为一股再强行突破。
另外一些暴狱分子，则冲往家属院。农场家属院只有一个大门，但里面却另有两道院墙和大门，将家属院分成三个院子。暴狱分子还未冲到那里时，那个从派出所逃出来的红卫兵向场部报过信后，又急急奔回家，一进大院便一路高叫：“犯人暴动了！”他的只有两三分钟提前的报信，在第二、第三进院子里起到了很好的预警作用，那些干部和家属立即行动，关紧门窗，寻找可以作为武器的家伙。
第一进院子的人们由于只听见那个红卫兵急奔而过时的呼叫，显得模糊不清，他们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时，暴狱分子已经冲进来了。为首的是王皮儿，这小子手里拿着一把从武警的步枪上卸下的刺刀，一路喊“杀”，进大门后闯进了右侧第一家，身后跟着另外两个犯人。
这是一中队指导员黄河清的家，黄指导员这天晚上轮到值班，家里就妻子和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女主人是农场中学的校工，这时正患病在家。王皮儿三人破门而入，把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王皮儿还嫌威风不够，把刺刀在那男孩的脸前挥舞着：“TMD！你们也知道害怕？快把钱交出来！”
女主人推开一个犯人，上前把孩子抱在怀里。
王皮儿大恼，一刀刺去，扎在女主人胳膊上，渗出的鲜血染红了衣服。女主人没有叫喊，可能出于保护孩子的考虑，也没有反抗，只是冷冷地望着王皮儿。王皮儿还要动手时，另一个犯人开口了：“要狠就对她丈夫狠去，她又不是当管教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还是抓紧时间搜钱吧。”
王皮儿这才住手。三个人翻检了一阵，仅搜得38元钱、12斤粮票和一些布票。王皮儿大失所望，嘀咕道：“当指导员的才这么些钱！”
与此同时，另有一些暴狱分子也正在第一进院落肆虐。短短七八分钟内，已经有两名干部、三名家属被刺伤，其中一人后来不治而亡。也有歹徒面对着女主人，生了罪恶念头，动手动脚，甚至企图强奸的，遭到了受害人的反抗，受害人与歹徒扭成一团作生死搏斗。
两名暴狱分子闯进了一户干部家。这是八中队一位小队长的新居，她和丈夫结婚后搬人还不到半年。其丈夫原是七中队干部，后来造反当上了陈邦坚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头头，进入了农场“革委筹”的班子，此时已随许明等人撒往农场医院。这位小队长性格刚烈，听见外面声音不对，已经抄起了一把切菜刀。这时，门被踢开了，暴狱分子一跃而进，她举刀便砍，被对方闪过。正待再砍时，被后面那个家伙一拳把刀打落，随即便扭住后，扯下一根绳子绑了起来。
两人搜劫得少量的钱和粮票，又抓了男主人的两件毛衣。正待离开时，其中一个家伙看着女主人产生了邪恶念头，遂二话不说，扑过去便动手扯下衣服。另一个犯人站在一边冷眼旁观，不吭一声。待到前者扑到受害人身上时，他突然拔出腰间的匕首，一刀扎进了同伙的后背！
这个犯人随即替女主人把绑绳割断，把她从地下扶起来：“你去里间藏起来，不必害怕，我替你守着门。”
女主人惊魂未定，呆呆地站在了那里，一动也不动。那个犯人已经转身出门，真的就站在门口，一次次地以“这家已经搜过了，没什么钱财”的虚言阻止企图再次闯入的同伙。
后来，当平暴人员赶来时，这个犯人是第一个举手投降的。在不久后审理案件时，根据那位女干部的证言，他获得了从宽处理。专案人员查明，这个犯人原非胡业勋所发展的分子，后来在胡业勋等人进行“临阵动员”时，他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假装同意参与暴狱行动。在整个暴狱行动中，他没有干过一件坏事。
不久，这个犯人当上了九中队的事务犯。
冲进家属院的另一部分暴狱分子，见第二进院落的大门关着，就动手乱砸，并往里面扔燃烧瓶。第二、第三进院子的干部中，一部分是转业军人，他们以前都打过仗，知晓情况后，马上有人站出来担任现场指挥，让把两个院子里所有的猎枪集中起来，一共有6枝，遂分为两拨，一拨把守后院墙，一拨把守前面。
这时，暴狱分子已经用第一进院子里堆放着准备修房子用的木头在撞砸大门。三个持枪的干部二话不说，悄无声息地爬到墙前，三枝猎枪伸出去同时开火，一下子击伤多名暴狱分子，迫使他们不得不后退。
胡业勋见状大怒，下令几个拿枪的暴狱分子冲锋。但是，由于大门还未被撞开，加上又不清楚院内火力虚实，那几个家伙始终不敢爬上墙头。胡业勋只得叫人站得远远地往墙内扔几个燃烧瓶、毒气瓶。双方僵持在那里。
另一路暴狱分子在医院那边也未得手，许明、洪敬平那边在他们未曾冲到医院时，已经在门诊大楼的大门口用铁木桌椅设置了一道障碍物。暴狱分子最初想把障碍物移走，但是，由于那些铁木桌椅是K字型结构，乱扔之下互相都钩连在一起了，无法扯开，于是就有人扔了燃烧瓶。燃烧瓶的火焰点燃了桌椅，反而给他们制造了更大的障碍。现场指挥的郝根相一看这样子不行，遂又命令用灭火器把火扑灭，然后找来绳索扯住了桌椅，多人一起用力，硬是扯开了一个缺口。
暴狱分子并不知道贡嘛嘎农场已经军管，也不清楚守在医院里的干部竟然有手枪，扯开缺口后便想“长驱直入”，不意刚刚冲进缺口，里面便开枪了，一名暴狱分子头部中弹，当场毙命。
其余暴狱分子吓得再也不敢往里冲，还是郝根相领头，用冲锋枪朝洪敬平、傅林等人藏身的楼梯拐角处点击，把对方逼住，然后闪进了底楼。
楼上，有两名干部中弹受伤，当即由值班医生救治，未曾丧生，但其中一人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后来无法参加工作，不得不提前退休了。洪敬平见自己这边的火力及不上对方，知道硬拼无益，便悄然布置：暴狱分子子弹肯定有限，决不会盲目开枪，赶快切断电源，迅速设置第二道障碍。
电源切断后，引起了暴狱分子心理上的恐惧，他们在黑暗中互相窃窃私语。洪敬平一面叫人准备设障的桌椅等物，一边叫人请来两个嗓音清亮的女护士，轮流向楼下喊话，声明农场已经军管，军代表已经抵达，暴狱消息已经通过电台通知军队方面，平暴部队马上就要抵达，希望暴狱分子放下武器，就地投降。
洪敬平的安排大受史俊德的赞扬，他随即让包荣正也向楼下喊话，代表承担军管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师向暴狱分子提出警告，并规劝他们就地投降。
郝根相在楼下骂骂咧咧道：“TMD，又到淮海战役那阵了，乱叫嚷什么，有本事下楼来较量！”
事后知道，喊话对瓦解暴狱分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大约8名暴狱分子听到喊话后，悄悄逃离了现场，其中有一个异想天开地竟然想走回九中队继续服刑。
不过郝根相和一些死硬分子倒并没有受到这番喊话的影响，他们集中一起，经过一番紧急密议，认为既然楼内不敢往外冲，那么多半是火力不及他们（开火以来他们也就只听见手枪声音），喊话中所说的“军管”和“援兵”多半也是有可能的，因此，现在得“速战速决”，决不能在这里跟对方泡下去，否则形势将突然来一个改变的。
于是，郝根相便把那几个有枪的家伙集中起来，进行了一番“战地动员”，说明了形势，临末道：“我们必须在半小时内拿下医院。这里有保险箱，里面肯定有钱，另外还有珍贵药品，也值钱；最主要的，我们是要制造政治影响，而农场‘革委筹’的头头都在上面，杀掉几个就有影响了，我们逃往国外了脸面上也有光彩了；并且，我们还可以拿下几个头头，作为人质，用于阻挡可能出现的追兵。因此，这是一件一举数得之事，我们一定要做的！”
马上有人响应：“对，要做，这就做吧！”
郝根相让人找来一架长梯子，架上了二楼的窗台，准备爬窗进入二楼。这一点，楼上早巳估计到了，并且已经有了防范措施。许明和洪敬平商量后，利用人多的优势，每间屋子派了一两个护士看守着，发现窗口那里有动静，立刻向他们报告。马上就有几个从干部和医院员工中抽出来的身强力壮的汉子过来，手持临时赶制出来的顶端绑有铁丝叉叉的长竹竿，把刚架上来的梯子用力推开。
暴狱分子在底下见状，徒然忿忿却无可奈何。打枪肯定是没有用的，因为楼上的人处于死角位置；最初他们还试着扔了个燃烧瓶，但楼上有的是灭火器，马上扑灭了，接连调换了几个地方都是如此，郝根相只好考虑另觅他方。
这时，楼上一个医生受暴狱分子扔燃烧瓶的启发，提出建议：“他们搞这玩意儿，我们也能搞哇！我们有的是酒精。”
这个建议得到众人的赞许，于是立刻实施。当一个个用酒精和棉花、纱布制造的燃烧瓶从窗口居高临下扔下去时，暴狱分子大大吃惊，他们没有几个灭火器，再说也不是到这里来学做消防队的，不得不离窗口远一些。
这时，胡业勋匆匆赶来了，一看情势，把郝根相拉到旁边，商议下一步如何走。郝根相数了数冲锋枪子弹，瓮声瓮气道：“咱还有19发子弹，给自己留一颗，其余的要一枪一个，战斗到底！我不信他们有多少子弹。”
胡业勋转了转眼珠子：“这样吧，我去家属大院那里抓几个女人、小孩过来，让他们给你们当盾牌。”
“好，就这样。二十分钟内拿下大楼！”
可是，当胡业勋返回家属院时，情况有些不妙了：第三进院子里的一户干部家属（这个干部出差在外）找出了一枝双筒猎枪和仅有的8发子弹。这种猎枪比先前打伤暴狱分子的霰弹土枪威力大得多，并且又由一个参加过辽沈战役的干部掌握着，他开了三枪，打中两个目标，都是一枪毙命。暴狱分子见状，无不战战兢兢，一部分人萌生了退意。
胡业勋一看，知道再从这里抓了人去进攻医院的方案已经难以实施了，便决定放弃医院，集中力量拿下家属院，然后撤退。
胡业勋派人急往医院向郝根相下达撤退的命令。郝根相已经红了眼，铁了心，但他非常信任胡业勋，还是服从了。这家伙毕竟是当过国民党军队独立营长的，不但懂得如何进攻，也知道应当如何撤退。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就下达了命令：没有枪支的人先走，有枪的留两个在医院门口，严防对方看见他们撤退而来一个反击。郝根相自己因为拿着杀伤力较大的冲锋枪，就成为两个留下者之一。
这时，离暴狱分子抵达场部开始肆虐已有两个多小时。按照胡业勋的估计，他们再待一个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进攻医院的那拨暴狱分子往家属院赶去的时候，一个班的武警就像从天而降的神兵那样突然出现在眼前！
这些武警是驻守在距场部6公里的三中队哨所的。他们是怎么赶来的呢？原来这是房炳章报的信。
房炳章在农场派出所被暴狱分子打伤腿又被殴致昏后，好一阵才悠悠苏醒。最初几分钟内，他只觉得头脑一片迷糊，就像在睡梦中一样，根本不清楚自己置身何处，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片刻，他动了动腿，感到钻心般地疼痛。这疼痛使他恢复了记忆。几乎是同时，从场部方向传来了枪声，他大吃一惊：农场一共只有管教科的3枝手枪，（他不知道农场已经军管，打前站的两个军代表也有枪；也没想到家属院中还有几枝猎枪还可以抵挡一阵。）这如何对付暴狱分子？得赶快想办法！
房炳章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暴狱分子只有这么些人，看来只是一个中队出了问题，那就是九中队。他们有枪，那肯定是从驻队武警那里得到的，这说明九中队的武警已经遭了毒手。
但是，其他中队的武警肯定没有遭受袭击。现在，只有立刻去向距场部最近的三中队武警哨所告急求援！
房炳章艰难地站了起来，先包扎了伤口，一看电话机已经砸坏，知道只好步行过去了。他找了根木棍，撑着慢慢地往外走。
这6公里路，路况倒是可以的，是一条能够通行汽车的机耕路，可是对于房炳章来说，有两个障碍，一是漆黑一片，二是腿受了伤。这段路以前他也步行过，记得只要花个把小时就行了，可是这次差不多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当他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勉强支撑着抵达三中队大门口时，已经是浑身泥浆，气喘吁吁了。
三中队大门紧闭着，警卫室里亮着灯，却没动静。房炳章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撑着窗台，往里一看，那火气就不打一处来：那个值班警卫竟然裹着大衣躺在屋角的椅子上睡觉！
“文化大革命”前，房炳章主持贡嘛嘎农场工作时，对警卫制度有一整套规定，他还多次召集警卫大队干部开会，告诫他们：犯人脱逃就是由于警卫的疏忽而造成的，脱逃一个犯人，将给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谁不想做好工作可以提出来，我们请他离开贡嘛嘎农场，另谋高就。当时，房炳章经常深夜查岗，起初还查到过一两个打瞌睡的，后来就没有了，有整整一年时间全场没有脱逃过一个犯人。可是，现在一搞“文化大革命”，竟然有人公然躺下睡觉了！
房炳章二话不说，抬手举棍对准窗玻璃就是一下！玻璃破碎的声音在静夜中显得刺耳骇人，把那主儿惊得从椅子上跌了下来。他定定神，爬起来一看，房炳章满脸铁青地站在窗外，一双喷火的眼睛正冷冷地盯着自己。最初一瞬间，对方还没从睡梦返回到现实中来，认出是房炳章后，忘记这已经是“死老虎”了，惊得脸色倏变，稍定，意识到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才恢复了神气：
“你干什么？”
房炳章没答理他，大手一伸，已经从玻璃窟窿里把武警哨所的直通电话机的送话器抓在手里。
那个警卫（还是一个小队长）见状一愣，随即扑过来：
“你干什么？这是武警哨所的直通电话，你……”
这时，电话已经自动接通了，房炳章对着送话器说：“我是农场场长房炳章，现在在三中队警卫室，请你们带班的马上过来一趟——发生了犯人暴狱事件！”
小队长一听，过来要抢话筒：“你疯啦？这里不是好好的吗？”
房炳章又是一棍砸碎了另一块玻璃，“听着，是场部出事了！场部！！”
说着搁下了话筒。
那个小队长这才注意到房炳章身上的泥迹，神色紧张地问：“场部真的出事啦？”
房炳章已经力不从心了，声音低了八度：“你倒一杯水给我喝。”
对方马上开了门，把房炳章扶进去，刚倒了一杯开水，门外一阵脚步声，两个武警赶来了。三中队是个大中队，因此哨所驻有20名武警，负责的是一位副排长，现在就是他带着班长跑步而来了。
房炳章把情况对他们简单说了说，然后下命令似的挥手道：“你们这里留下8个人，其余带足弹药火急驰援场部，按照战时纪律行事，如有暴狱犯人顽抗的，一律镇压！”
对方不知道房炳章已经被打倒了呢，还是受危情感染，对着房炳章一个立正：“是！”
“这里，从现在起也进入非常状态，命令留下的战士提高警惕，严防犯人乘机闹事！”
“是！”
“执行吧。”
两人奔离后，房炳章总算吁了一口气：“去了一个班，可以维持一下了。唔，忘了一件事，还要通过这里的哨所向武警大队部联系。”他又抓起了直通电话，没忘了对警卫关照一句，“你去通知值班干部，即时进入非常状态！”
当这位小队长通知值班干部后返回时，房炳章已经和武警哨所通完电话昏迷过去了，手里还捏着送话器。
一个班的武警赶到场部后，形势随即起了变化。训练有素的战士拦住了原先袭击医院现在正往家属院去的那部分暴狱分子，双方各自占据有利地形展开了对射。武警这边先声夺人，一上来就撩倒了一个持枪的暴狱分子，把另外几个没有枪支的家伙吓得拔腿就逃。
就在这时，一辆军用卡车倏然而至——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和地质队员共20多人的增援队伍赶来了。汽车停在医院前的空场上，这时，那边就还剩下郝根相一个人在“断后”了，他正和已经发现暴狱分子撤退而追出来的洪敬平等几个拿手枪的干部对峙着。听见汽车引擎声响，情知不妙，转身一看，只见从车上跳下一个个持枪的战士来。他惊恐之下，正待举枪射击，从医院方向飞来一发子弹，击中他的左肩膀。
郝根相浑身一颤，定定神，看见正成散兵队形朝自己逼近的对手，摇了摇头，突然举枪，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勾动了扳机！
至此，医院之围已经彻底解脱。史俊德、洪敬平等从医院出来，和地质队会合，这才知道三个多小时前所拍发的那份电报是成功的。
史俊德和许明、洪敬平等商议后，下达了命令：留下有枪的傅林等两人和医院方面一起清理医院内外，主要是抓捕可能躲藏起来的暴狱分子。其余人都去家属院参加救援战斗。
这时，先前那一个班的武警已经把暴狱分子逼进了家属院的第一进院子。那些暴狱分子占据了几户家庭，其中有一户的男女主人和孩子未能逃离，已被扣做人质。
医院这边一批力量过去后，先把现场围住。洪敬平一了解情况，提出一个方案：先不忙行动，把广播喇叭架起来，对暴狱分子展开政治攻势。
广播喇叭在十分钟内就架起来了，在医院已经进行过的喊话又开始了。
广播开通没多久，驻场武警大队大队部接到三中队哨所打过去的直线电话后，全体出动，和驻守一中队的武警哨所抽出的10名武警共32人乘坐拖拉机赶抵场部。家属院第二、第三进院落的那几个持猎枪的干部也出来了，几枝霰弹枪在广播声中不时对准那几户被占据的没有人质的屋子轰击，把屋门和窗户打出一个个洞眼。屋里的暴狱分子有枪，但是子弹已经所剩无几，所以只偶尔往他们选中的目标打一枪，那时必定会遭受一阵枪弹。
军代表史俊德走到武警大队长（是驻场两个武警中队的最高长官，职务是副大队长）面前，问道：“你们有手榴弹吗？”
对方还没答话时，一旁的地质队长抢先开口了：“我们那个班的战士带着呢。”
“那就好了，我来喊上几句……”史俊德快步走到设在大门口的临时广播台那里，拿起话筒，“被包围在屋里的罪犯们听着：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师派驻贡嘛嘎农场的军管组负责人，现在，驻场武警大队、农场干部武装力量、我军管人员以及另外两支力量已经把你们团团包围了，其力量超出你们十几倍、二十几倍！其装备更是你们历不能相比的！希望你们认清态势，选择就地投降之路。我们的政策你们最明白了，只要投降，只要不是暴狱主犯，我们会考虑给予从宽处理的。给你们三分钟时间，如果过了三分钟你们还执迷不悟，拒绝投降，那我们先把靠里侧的被占据的第一户解决了——只要往屋里扔上两颗手榴弹，你们就完蛋了！为了警告和提醒你们，我们可以先试一试。”
一声令下，一名解放军战士把一颗手榴弹准确地扔到了那户房屋的门前，随着一声巨响，原先虽然被枪弹打得破碎但还算是关着的屋门不见了，连门框也塌掉了大半，在那里摇来晃去，似乎在向人们表示它已经“力不从心”，马上就要掉下来了。
爆炸声刚停，屋里就传出了惊魂未定的叫声：“别扔了，我们投降！投降！”
“把枪扔出来！”
两枝步枪扔了出来，跟着是三个暴狱分子双手高举过头，弯腰佝背地走了出来。他们马上被绑了起来。
接着，旁边两户屋里的七名暴狱分子也选择了投降。
现在，只剩下掌握着三名人质的那户暴狱分子没解决。那里，是中统特务犯李鑫和另外两个犯人，这三人都是最先参加暴狱团伙的死硬分子，掌握着两枝步枪和每人一把匕首。三人原是在和第二、第三进院落对峙的，也是组织一次次进攻的骨干分子，后来发现风声不对，逃窜已经来不及了，遂连窜三户人家，最后选定干部老马家作为临时占据点。
老马是老八路出身，曾在名声很响的回民支队待过，后来转业到公安战线，不久又到劳改队，来贡嘛嘎农场时，是副场长、党委委员。“文化大革命”前夕，老马因喝酒过量摔了一跤，导致中风，虽然经过抢救没丢性命，但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加上严重的类风温性关节炎，从此只能卧床度日。老马的爱人是个没有文化的乡村妇女，跟着丈夫到农场后，在场部食堂当炊事员，两人有一个12岁的男孩。
暴狱发生后，老马的妻子、儿子还有机会逃离第一进院子，一部分人家就是及时逃入第二、第三进院子才幸免于难的。但是，母子俩考虑到老马，作出了“要死死在一起”的抉择，一家三口始终待在一起。暴狱分子已经四度光顾这户家庭，把稍稍值钱的东西都洗劫一空，气得动弹不得并且丧失部分语音功能的老马差点再次中风。
最后一次，是李鑫领着两个暴狱分子进来的，他在九中队服刑，机修中队的犯人由于活动范围大，接触的人多，是见到过这位马副场长的，他当下一阵狂喜：“好！到了这家，我们有活路了！”
两个同伴不明此意，急问何故。李鑫得意洋洋道：“有副场长这块盾牌在，我们还怕他们来抓？把他们一家三口扣做人质不就得了，然后跟人民政府谈判！”
三个家伙当下便把母子两人捆绑起来，老马虽然不能动弹，但总归还放心不下，也用绳子绑在床上。
外面手榴弹爆响导致其他几个暴狱分子投降后，广播开始对李鑫三人进行政治攻势。李鑫在屋里坐着，“嘿嘿”冷笑，待广播暂停时对一个同伙说：“你叫他们给老子搞个半导体话筒来，老子要跟他们谈判，有个话筒可以省力点。”
那个暴狱分子扯开嗓门一叫，外面几位负责人议了几句，决定满足这一要求。
半导体话筒在当时的中国还算是新科技产品，整个贡嘛嘎农场就只有一个，原先在管教科放着，后来陈邦坚组建造反队时，从管教科抢了过去，现在派人重新去拿了过来。为防止挨暴狱分子黑枪，话筒是拴在长竹竿上，然后从旁边屋子的窗口中伸出去，横传过去的。
李鑫拿到话筒后，阴阳怪气地叫道：“人民政府听着，你们可能以为我们此刻很害怕？错了！害怕的是你们，你们肯定要担心这屋里的三个人会不会被我们杀害。我可以告诉你们，眼下他们都还活着，老头子躺在床上，老婆子跟小孩子亲亲热热地凑在一起，我们没有动他们一根毫毛。我们为什么不动他们？这倒不是我们心好或者也讲什么人道主义，而是出于对我们三人自身安全的考虑。为了我们的安全和脱险，我们已经把他们作为人质扣下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如果达不到，那就只好叫这三口子陪着我们去阴曹地府了。”
暴狱分子把老马一家扣做人质已是明摆着的事了，但没有想到的是李鑫的说话显得那样镇定自若，声音清晰得如同在十八年前他的中统办公室里，这是一种暗示，也是一个信号：对方已经铁了心，真的要破釜沉舟上一上了。临时指挥部深感这个问题难度很大，商议了几句，决定先弄清楚对方有什么条件。
通过广播一问，对方提出的条件是：第一，提供一辆加满汽油的汽车，另外还要装上100公升汽油；第二，提供冲锋枪、自动步枪各3枝，子弹600发，手榴弹一箱；第三，提供人民币10000元、粮票500公斤；第四，提供新衣服、跑鞋各一套；第五，他们驾车离开时，所有武装人员都必须退离现场2公里之外，在他们离开后也不准跟踪，他们将把人质一名带走，在两小时的车距范围内释放。
指挥部众人闻之无不震怒，史俊德拍案道：“嚣张！”
可是，此刻老马三口在他们手里，只好看着他们嚣张。管教科长洪敬平最先冷静下来，说：“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不要表现出愤怒，要跟他们谈，希望就在谈判之中，尽管不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谈判把主动权拿过来。”
“对！”
正议论间，有干部过来报告：被捕犯人中有一个叫王皮儿的．愿意跟李鑫去谈一谈，他有把握说动对方放下武器。
王皮儿就是扔了手榴弹后最先投降的那几个家伙中的一个。投降的暴狱分子都被捆绑后，临时关押在家属院大门口的警卫室里，一个个灰头土脸地蹲在墙边，大气不敢喘，小气不敢哼。不过耳朵没堵着，还能听见从院子里传来的喇叭声音，王皮儿寻思自己此番罪孽不小，恐怕难保小命了，便动起了立功的脑筋，但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检举揭发的，于是就决定去说服李鑫投降。照他的想法，他是胡业勋、李鑫、郝根相三人最早发展的暴狱团伙成员，之后他也参加或者知晓几乎全部机密，与李鑫的关系应该说是生死同命，非常之铁的。现在去说服李鑫，估计有一半以上把握，退一步说，即使李鑫不肯投降，对他也没有坏处，不可能伤害了他，大不了恼火了撩个把耳光。这样想着，王皮儿就向看守他们的干部提出要求去说服李鑫三人。
指挥部于是把王皮儿召来，史俊德亲自跟他对话：“你和李鑫是什么关系？”
“报告军代表，我跟他的关系等同于结拜弟兄的关系。”
“这是指几时？外面还是里面？”
“报告军代表，是最近的事，不瞒您说，我是最早知道他们计划的人。当然，当时我没有向政府报告那是我的错误，现在我要将功折罪，所以要去说服他投降。”
“你有把握吗？”
“报告军代表，我估计有一半稍上的把握。”
如果王皮儿拍胸保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那史俊德是不相信的，但现在听他说只有一半把握，寻思这倒是实话了。史俊德和几个指挥部成员交换了意见，认为王皮儿此举一般说来不会有欺诈之想，因为他已经投降了，再上李鑫贼船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就同意让他去做说客，不过，在他去之前，要让他看一看这边的力量。
这时，武警大队部同时下令从各中队哨所抽调出来增援的武警大约50人也已陆续抵达场部，我方的全部武装力量已经超过100人。干部带王皮儿转了转，让他看了人员和武器，看得王皮儿只觉得头皮发麻，后悔应该早些投降，好说服其他不是死硬分子的同伙尽快投降，也好算立了一功，好歹可以保住一条小命。
许明在喇叭中通知三名暴狱分子将由王皮儿进去跟他们谈判后，李鑫马上说：“好啊，叫他进来吧，我们可以谈一谈的。”
松了绑的王皮儿搓着被绑得有点发麻的手腕，一边叫着“大哥”一边往那屋子走去。当他走到门口时，停了下来，问道：“大哥，我要进来了，可以吗？”
“可以呀，你走进来，然后把门关上。”
“是。”
门闩已经拉开了，王皮儿轻轻把门一推，门就开了。但只开了一条缝，从里面伸出一枝黑洞洞的枪管，犹如死神的眼睛那样冷酷地盯着王皮儿！
王皮儿倏地一惊：“大哥，是我呀，我是空手来的，不信，我……”他拍着手掌，但只拍得一下，里面就勾动了扳机，王皮儿的脑袋上挨了一枪，成了一个血葫芦，当即倒地身亡。
此举完全出乎众人意外，一时间，全场寂静一片。稍停，李鑫的沙嗓子打破了这种令人心颠的寂静：“外面的人看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决心！我知道共产党的法律，杀死王皮儿这样的犯人也得判处死刑，我就先给自己判一回！现在，只有一条路等老子三个走了，你们给不给？不给，这里六位就一起上西天！”
外面又陷入了那种令心心颤而难挨的寂静，没有人敢贸然接口，因为即将说出的话语拴着老马一家子的性命。
“听着，老子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从现在开始，给你们三分钟时……”声音戛然而止，就像说话的人被一双强有力的手扼住了脖颈一般。
这个变故给人制造了一个悬念，外面的人不约而同地以为屋里发生了内讧，另外两个犯人把李鑫给突然制服了。史俊德等人正互相交换询问的目光时，屋里又传出李鑫的声音，不过明显变轻了：“TMD，什么破喇叭！”——原来喇叭出了毛病，他还不知道，还是在轻声说着，旁边犯人发现后说了他才知晓，于是高嗓大调骂了起来。
接着，另一个犯人叫道：“给老子再送一个喇叭来。”
“对不起，喇叭没有了，全农场就这样一个。”
“TMD！没有喇叭怎么谈判？给你们三分钟时间，先送喇叭进来，或者派人进来谈！”
事实上已成为贡嘛嘎农场目前总负责人的史俊德一听这话，头一下子大了：TMD！派人进去谈，不就是多增加一个人质吗？他们刚刚就在眼皮底下杀了一个人，现在派人进去，还会有什么样的好结果？
史俊德还没往下想时，洪敬平站到了他的面前：“我去。”
“你去？”不单是史俊德，许明等人的眼光都一下子集中在洪敬平的脸上。
洪敬平的声音还是那么沉若：“对，我去。我进去相机而行，解决了他们。”
“不行，他们有三个人，而且都是亡命之徒！”
“哼，他们敢亡命，我也敢亡命！我为党的事业、为我所追求的理想而亡命，有什么不敢的？况且，我还有我的套套，不一定亡命哩！”
“你打算怎样？”
洪敬平把史俊德扯到一边，说了几旬悄悄话。史俊德脸上犹是一片疑云：“行吗？”
“我是侦察兵出身，我们侦察兵的思维就是建立在冒险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出其不意才能获胜。”
“那……”史俊德紧握着洪敬平的手，他们的相识相交非常短暂，短暂得只能以小时来计算。但是，相识后的每一分钟，都是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一分钟。如果说史俊德是代表着组织，那就是组织上对一个党员、一个干部的信任。然而纵然如此，史俊德此刻也难以下决心把战友推向暴狱分子的枪口上去，他实在不忍心说出“可以”两个字。
还是洪敬平自己说了：“那就这样定了。时间不多，里面随时会发生变化，我还要去准备一下。请你安排向他们喊话，说我们马上派人进去跟他们谈判。”
史俊德点了点头，朝几米外的许明吩咐道：“安排人喊话，马上派全权代表进去谈判。”他犹自紧握着洪敬平的手，嚅动着嘴唇，欲语又止，迟迟不忍开口。
洪敬平说：“军代表有什么话还要关照我的？”
史俊德下了决心，另一手按在洪敬平的肩膀上：“老洪，你此去也许……你有什么话要对组织上说的？”
洪敬平沉思片刻，缓缓开口：“军代表，我说出的话语可能不大中听，也不大合时宜，但是，这是我的肺腑乏言——农场已经军管了，今后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军管组，在审查和处理干部的问题上，我要为已经被打倒的老场长房炳章同志说一句公道话：他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也不是走资派，他是一个好同志，一个好领导，他的工作中有错误、有失误，但不能凭此而否定他的功勋和成绩。”
史俊德严肃地点头：“我记下了，我会向军管组长反映这一情况，并且尽我的所有努力秉公处置这个问题。总之，不管怎么样，我会尽力保护他的。”
洪敬平拱拱手：“如此，就拜托了！另外，我还要为我的妻子陈翔洁同志说几句话，她原是八中队中队长，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可是，由于受我的牵连，最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一语提醒了史俊德：陈翔洁已经调到医院，今晚她正好轮到值班，先前在抵御暴狱分子时是表现得最为出色的一位女同志。史俊德看在眼里，问过许明，已经知道她是洪敬平的妻子。现在这个也许是生死离别的当儿，应该让这对夫妻说上几句话。于是，他打断洪敬平道：“陈翔洁同志的事我已经有所耳闻，现在马上请她过来，你们说几句话吧。”
陈翔洁就在家属大院大门外，正和几个医生、护士在给受伤的暴狱分子做临时治疗。她根本没想到丈夫要去“虎穴”和暴狱分子谈判，一下子愣住了，张了张嘴刚想问什么，就被丈夫那两道坚毅的眼光止住了。
洪敬平握住了妻子的手：“时间不多，你记下两件事就行了：一是多关心房炳章政委；二是多关心泥泥。”
泥泥是这对夫妻惟一的儿子，才7岁，生下后就送到陈翔洁老家去交给姥姥带了。多年来，洪敬平总觉得欠着儿子什么，老是想以后好好弥补，但是，现在也许要成为永远的遗憾了。所以，只好托给妻子了。
陈翔洁眼睛一眨，两串泪水滚落了下来：“敬平……”
这时，院子里传来暴狱分子的叫声：“怎么？害怕了是不是？不敢进来了？TMD！共产党也是怕死的胆小鬼？”
洪敬平像是触了电似的浑身一抖，目露凶光，咬牙道：“通知他们，这就进去！共产党人不怕死！！”
洪敬平走拢一步，深情地望着妻子，突然，他张开双臂，用力抱住了陈翔洁，众目睽睽之下吻了一下她的脸：“记住，我永远爱你！”
陈翔洁以更大的声音说：“我等着你胜利返回！”
在场众人目睹这感人的一幕，无不热泪盈眶。许多人（包括那些打倒他的造反派）都围上来，争着要跟他握手。洪敬平没有伸手，只是拱手四向：“同志们，我去了！”
几分钟后，洪敬平出现在家属院里，他已经变了副模样：衣衫破烂，头发蓬散，腰间拴着一根草绳，左小臂一直到整个手掌都用脏兮兮的绷带裹着，右手拄着一枝拐杖，一瘸一瘸地缓缓而行。
这时，为了洪敬平的行动，所有犯人都已经被迅速带离现场，免得他们出声误了洪敬平的大事，也误了他的性命。全场一片寂静，静得甚至可以听得清人们的呼吸声，所有的目光就像聚光灯那样集中在他的身上。
洪敬平来到李鑫三人占据的屋子门前，驻步，咳嗽一声，以拐杖轻叩屋门：“李鑫，我来了。”
门开了，也是一条缝，伸出来两枝枪管，冷冷地对准洪敬平的胸膛。
洪敬平神情泰然，也用冷冷的目光注视着枪口，注视着两个歹徒的脸。
对峙片刻后，屋里传出李鑫的声音：“放他进来。”
洪敬平走进屋子，门马上关上了。现在，他和同志们完全隔离了，也和妻子隔离了。这种隔离，也许是短暂的，也许是永久的。
现场没有断电，但是，暴狱分子占据的屋里因为生怕外面打“黑枪”，所以熄了灯。洪敬平初入黑暗，眼睛很不习惯，正眨动着想尽快适应时，听见李鑫开腔了：“这不是管教科洪科长吗？”
“正是本人，不过现在已经被打倒、罢官了。你们可以叫我老洪。”
李鑫的声音透着明显的失望：“TMD，还说是全权代表见，原来是一个走资派！想想也是，如果像对付王皮儿那样一枪打发了，他们也不可惜。”他站在三米开外，手里的枪对着洪敬平，“背过身去，靠墙站好！”
洪敬平依言照办。
“上去一个人，搜搜他带了武器没有？老洪，你先自己说带了没有。说老实话，我们也讲政策呀。”
“你说我带了没有？”
另一个犯人毫不客气地动手便搜，搜得还很仔细，腰间摸过摸肩膀，肩膀摸过摸腋下，连裆下、膝盖也没漏掉。
搜查过以后，洪敬平转过身子。
李鑫喝道：“谁叫你转过身子的？”
洪敬平笑道：“我是谈判代表，咱们是平等的，不但转过身子，还得坐下谈才是哩。”
李鑫没坚持要洪敬平保持原状。他招呼一个同伙：“还是盯着门外，别让他们乘机溜过来。”
这时，洪敬平已经在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把拐杖撑在面前。
李鑫望着他：“你这手脚是怎么回事？”
“还有怎么回事的？挨的打嘛！脚伤了筋，这胳膊嘛，给烫了一长条水泡，发炎了。”
“老洪，你看，你是共产党员，可是共产党没给你好果子吃呀！嗯……”他突然发现洪敬平胳膊上的绷带似乎有点蹊跷，站起来，“你这胳膊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看看——”
洪敬平笑容不褪，把胳膊缓缓伸过去：“你看吧——”几乎是同时，枪声响了，李鑫扔下枪，双手捂住胸口，一双眼睛露出惊异、痛苦、愤怒、绝望相交织的目光，嚅动着嘴唇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得出来，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下，双脚抽搐了几下，便不动了。
原来，洪敬平考虑到暴狱分子肯定要搜身，就把一枝上了膛的手枪用绷带绑在掌心，食指干脆固定在扳机上。这个“伤口”果然蒙蔽了对方，使他出其不意一枪就解决了李鑫。
几乎是同时，另一个原本站在里外房间之间腰门口的暴狱分子端枪便冲洪敬平勾火。洪敬平已经一矮身子蹲了下来，子弹从他头顶寸许处掠过，他撩手还了一枪，打在对方腹部，顿时倒地。
洪敬平在开枪的同时，伸出左腿使了招“扫堂腿”，把把门的那个暴狱分子绊了一跤，那枝枪也摔脱了手。但对方也是受过专门格斗训练的，还没爬起来就已经开始反击了，伸脚一勾，把洪敬平勾倒在地，随即扑过来，压在他身上，伸手抓住扎绷带的左手，企图夺枪。洪敬平被那个身高架大的家伙压在下面，奋力反击。但他的左手扎着绸带，捏着一把手枪，使不上力，如果打下去，多半要处下风。这时，门被踢开了，几名武警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按住暴狱分子，把他提了起来，只眨眼工夫就制服了。
洪敬平站起来，先疾步入内去看老马一家，一面给三口松绑，一面连声慰问：“您三位受惊了，受苦了！”
暴狱行动终于被正义的力量粉碎了。指挥部一清点暴狱分子，查遍了被捕的和伤亡的，就是没发现胡业勋。原来这家伙在第一批武警赶抵时，知道大势已去，已经独自逃走了。指挥部当即组织人员分头追捕，队伍刚派出去，就传来消息说胡业勋已经被抓获了......
原来，胡业勋逃窜途中，正好与驱车往贡嘛嘎农场急赶的军管组一行十人劈面相遇，结果当即拿下。当时，军管组还不知道他是暴狱团伙主犯，只以为是一般的成员，但还是拿下捎回了。
贡嘛嘎农场当天便进入了全面军管。军管组成立了以史俊德为组长、洪敬平为副组长的专案组，陈翔洁、丰韵均为成员。经过半个多月日以继夜的工作，终于查明了暴狱团伙的全部情况，清理出了已经参加该团伙但未来得及参与暴狱行动的那部分成员。
在平暴战斗中，共有16名暴狱分子当场被打死或者自杀，另有2名受伤不治而亡。
两个月后，贡嘛嘎农场召开了宣判大会，对犯人暴狱案进行了公开审判。面对国民党欲孽为首的一批亡命之徒，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无所畏惧，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成了牢固的长城，维护了正义，战胜了邪恶。原农场“革委筹”负责人陈邦坚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老场长房炳章官复原职，洪敬平升任农场副场长。
胡业勋、高增霞、宋迪江、单曾一等18名暴狱分子被判处死刑或者死缓，其余参与暴狱的罪犯分别被加处7年至无期徒刑。
大漠暴狱，胜利扑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