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刚好十八岁生日

终于中学毕业，到了分配工作的时候了。由于家姐就职于上海共交公司，我是属于“有工无农”的档次，按当时的情况自己的唯一出路便是到农村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
   上个世纪一九七五年清明节的凌晨，细雨朦朦，阴风惨惨，我和很多本校的应届毕业生一起被装进由上海吴淞码头开往崇明南门港客船,来到了崇明岛的跃进农场,开始了自己磨炼,跌打的生涯。
   由于我所在的连队位于孤岛的西北角，那里看不见到日出，却见霞落，翻过杂草丛生的大堤，一眼就可以望见浊浪滚滚的长江。而江的北面，正是那我曾经和祖母一起生活过的古城老镇。于是，尽管广阔天地的艰苦锻炼折磨得我疲敝不堪，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劳役之后，我总是拖着沉重的双脚，在夕阳无力的残辉伴随下，一个人独自盘桓在长江的堤岸上，江风迎面吹来，眼眺北往的帆船点点，忧郁的心胸有所开朗，疲乏也会随之缓缓消失。
   我们生产连队的连长王阿虎是部队转业干部，他长得身高马大，一脸络腮胡子，粗狂中带有倔强，以现在的说法是脑子里少根筋的人，此人虽有高亢的革命万丈豪情，却缺乏丰实的务农经验。
   记得在农忙季节的“双抢”（抢收，抢种）期间，每天早上四点一到我和大伙就被王阿虎凶神恶煞般的赶出寝室，到大田里拔秧、插秧、割稻和脱粒，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而且连续几天都如此这样，正可谓：从鸡还没叫干到鬼去睡觉。
   我们这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所谓“知识分子”（其实中学里不是学工学农就是野营拉练或者写大批判文章）自然经受不起，往往回到寝室时尽管脚上还沾着泥巴或者牛屎，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往稻草铺成的床上一躺就东倒西歪的呼呼睡着了。
   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王阿虎还是横竖不满意。他看在眼里，忧在心里：“为使红旗飘万代，重在磨练下一代。”
   于是在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指导下，我们连队一会儿要狠抓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一会儿又要横扫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三天展开一个“学大寨”的运动，五天掀起一个“批林批孔”的高潮。搅得我们刚踏上社会的青年不但体力上累，精神上更累，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菜色，每个人的胃里都在泛苦水。
   那个一心想踩着我们肩膀向上爬的对豫剧情有独钟的河南籍的民兵排副指导员韩歪嘴更替王阿虎献出一个锦囊妙计，每天凌晨三点半大公鸡都还没有醒的时候，就把连队里的扩音喇叭打开，移植成河南豫剧的革命样板戏便会在农场的田野上空肆无忌惮的狂喊乱吼：李玉和高亢的“雄心壮志冲云天”、杨子荣激昂的“管叫山河换新装”和江水英豪迈的“九龙江上摆战场”等等等等强硬把我们从酣睡中拉醒。
   大家困的要命，生不如死，但是每个人都又敢怒不敢言，生怕莫名其妙被押送到场部，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牛棚”里来一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就在这时，和我一起来这个连队的同校女青年顾丽华，本来就象林黛玉似的弱不经风，而且又患有患严重的心脏病，由于实在熬不过如此这般的生活折磨，在“双抢”的农忙季节到来之际，留下“农场与其说是锻炼人的地方，倒不如说是葬送青春的坟墓……”的遗言，投江自尽了。
   王阿虎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是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绝不能存有一丝一毫的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情味。对顾丽华的死，他非但没有一点点悲哀和怜悯，而且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上报场部，说这是孔老二的好逸恶劳的腐朽思想在我们连队的具体反映，顾丽华是以自己实际行动来对抗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方针，她的死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比鸿毛还轻。
    在他的旨意下，连队的广播整日整夜不停播送由韩歪嘴朗读的王阿虎的批判顾丽华的讲话录音，高音喇叭声响四方，震聋欲耳，搞的我们每个人都提心吊胆，风声鹤戾。
    顾丽华火化的当天晚上，王阿虎又在大队食堂里召开了全连职工的大会，说是要继续肃清顾丽华的余毒。
    虽然大家人都到齐了，食堂的窗前、地上站满和坐满了人，却没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愿意说话。
    整个会场只听见王阿虎一人操着嘶哑的喉咙大喊大叫，声嘶力竭，慷慨激昂。还时不时的还挥动着红宝书，带领大家狂呼口号。
    突然间王阿虎疾步走下讲台跑到了自己跟前，用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使劲拍着我的肩膀，说是平时我和顾丽华走的较近，重的农活总是我抢着为顾丽华干，我的衣裤又总是顾丽华帮我浆洗，肯定知道顾丽华腐朽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侉声侉气指定要我上台发言，揭发批判顾丽华。
    我先是有些慌乱，有些吃惊，面色紧张的不知如何是好。三五分钟之后，我才慢慢的缓过神来 ，情绪一点一点的镇静下来。
    这时我想到了祖母小屋里的观音菩萨；想到了祖母手中的佛珠；“人都死了，还要受这样的糟蹋，真是要天打五雷轰的呀！”我小声的嘀咕着，在众目睽睽我毅然决然地摇了摇头。
   王阿虎恼羞成怒，脸色涨的就象猪肝似的，通红通红。说我不自量力地公然跳出来要为顾丽华明冤叫屈，真是鸡蛋碰石头。
    还没有等王阿虎下令，韩歪嘴和另外两个五大三粗的民兵把我押上主席台进行现场示众，韩歪嘴还时不时地把我的头狠狠地往下按，几乎要碰到了地面。
     斗争结束后，韩歪嘴们又把我五花大绑，由王阿虎亲自开手扶拖拉机押送到场部的“思想改造”学习班的“牛棚”，说是要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让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我至今还深深记得当时的情景，天是那么的黑，也是那么的冷，被单独关在空荡荡“牛棚”里的自己这时才禁不住地放声哭了起来，愈痛哭愈悲伤，愈悲伤愈痛哭，因为那天，我刚好十八岁生日啊。……